日本刀和刀术对中國的影响

带着汉刀的始型经日本人加以改造的日本刀传回中国后，对中国刀的发展和应用起了一定的影响。

明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说，元明两代，最常用的刀只有四种，其中第四种“日长刀，如日本之倭刀，甚利于步战，古所未备”,说明在元朝时，中国工匠己吸取日本刀的特长，制出了长5尺、柄长1尺5寸，共重2斤8两(见《武备志》)的长刀，将之运用于步战。它兼有刀枪之特点，因刀柄较长，单手握柄，可廷长攻击距离，以长制短；双手握柄，则可增强砍劈等技法的威力。可攻可守，灵活锐利，在战斗中能发挥巨大作用。故成为当时最常用的刀器之一。

至中国明代，即日本的室町、江户时代，由于日本国内阶级斗争的剧烈，武士勢力崛起，日本剑道发展甚快。日本武士根据日本刀刀身修长、刃薄如纸、锐利无比，挥动起来十分称手，着力击刺可穿坚断韧，有利于格杀技术的发挥的特点，创造出一套变换极其迅速灵活的步法，把湍疾剽悍的大劈大杀同轻进巧退结合起来，使技术与兵器相得益彰。与唐宋以后的中国一般刀法相比较，日本剑道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故此，引起了明朝将领和武术家们的特别注意。

安徽休宁人程宗猷(号冲斗)说，日本刀器“锻炼精坚，制度轻利，靶鞘等物各各如法，非他方之刀可并，且善磨整，光耀夺目，令人寒心”;其用法，“以双手用刀也”,“左右跳跃，奇诈诡秘，人莫能测，故长技每每常败于刀”(《耕余剩技·单刀法选》)。

戚继光说：“倭善跃，一逆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身多两断”(《纪效新书》)。

何良臣说：“日本刀不过三两下，往往人不能御，则用刀之巧可知矣”(《阵纪》)。

在这种形势下，民间武术家和军队将领都纷纷学习“倭国刀法”(即日本剑道)。

对于日本刀法的学习，当时有两种态度。一是完全照搬倭刀术。如程宗猷听说浙江绍兴的刘云峰刀法的日本正传，是日本“双手刀法”的重要传人，就特意请教于他，“颇尽壶奥”,为使双手刀法便于记忆和流传，并“依势取像，撰其名，法其势”,写成《单刀法选》一谱，内容包括单刀势说、单刀势图二十二勢、总叙单刀一路、续刀势图十二势等。他在谱中说：“今以倭刀为式，刀长三尺八寸，靶一尺二寸，则长有五尺”。又说：“器名单刀，以双手握一刀也，其技擅自倭奴”。此外，连拔刀、鞘刀等细节也都效法“倭式”。

程宗猷对日本刀法虽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其刀谱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而且尽管是照本宣科，其实际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天启二年(1622),程宗猷应天津巡抚李辟的征召，率子弟家族八十余人从戎，以三十四势双手刀法、枪法等，日夜训练津兵，殊见成效。参加平定倭寇战斗中，累立战功。

明末清初，江苏太仓的吴殳按《单刀法选》练习双手刀法，并作了一番研究后，著成《单刀图说》一谱，总结了双手刀“十八势”,在实战中，虽遇“大棒铁鞭，长斧木镗”,只要精熟此十八势，乃可必胜”。

与程宗猷不同的另一种态度是，採合中日两国的刀法为一体，力求高出倭刀术。戚继光的《辛酉刀法》就是这样的例子。

“辛酉”是嘉靖四十年(1561)。这年四、五月间，正是倭寇大举进攻浙江的时候。戚继光在浙江沿海打倭寇的“辛酉阵上”作战时，获得了“日本古刀谱”一书，其中有一段日本刀的“习法”,他“得其习法，又从而演之”(《武备志》),乃著成《辛酉刀法》一谱。

载于《武备志》的《辛酉刀法》分两部分：前面是用日本文字写成的《隐流之目录》及其习法六势，后面是戚继光的演练法，共十五势。其十五势演练法既不同于刀谱前部分的日本刀习法，也不同于程宗猷的双手刀法；而是改双手握刀为一手握刀，一手辅助用力，并加入了中国传统刀法的内容，整套动作很有特色。

戚继光把这种刀法运用于戚家军的日常训练中，如假设敌人为兵，“倭刀二人一排，舞路既多，疾速为上等”或者“以木刀对砍，举落疾速，不使人乘隙得犯为等”(《练兵实纪》);如假设敌人为骑兵，持刀者“以原习倭刀进法”下砍马腿，上砍马头。

经过这种刀法训练的戚家军将士，战斗力大大提高，曾给倭寇以有力打击，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一举扫除了浙江等沿海的倭寇。隆庆六年(1567),戚继光奉命北上镇守蓟州，抗击鞑靼进犯时，仍然是运用这种刀法对付鞑靼骑兵。当鞑靼大批骑兵冲来，戚家军将士先用刀劈砍马腿，马腿被砍，人仰马翻，戚家军将士即趁势削砍贼首。这样就把鞑靼兵打得大败，大显了辛酉刀法的神威。戚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鞑靼兵不敢再犯。

由上可知，中日两国在长期的交往中，曾在刀器及刀法方面，相互借鉴，彼此促进，从而促进了各自刀器和刀法的发展。（文：莫朝迈）

日本刀的来源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