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民间智库的活动与影响 ——以昭和研究会为核心的考察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摄于国内外压力，改变了直接吞并中国东北的构想，在中国东北扶植建立伪满洲国，通过这个傀儡政权实施日本的侵略计划，达到与“领有”同样的效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并未组织有效的抵抗，主要通过外交手段向日本施压，迫使其退出中国东北。1933年国联就《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表决，日本投了唯一的反对票，并宣布退出国联，公开与华盛顿体制告别。日本电台、报纸不断煽动国民的战争情绪，为侵华排外制造舆论，一时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战争狂热。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知识分子表现得比民众“冷静”，他们自发组织起民间智库性质的国策研究机构，分析日本面临的内外形势，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向政府提出对策建议。昭和研究会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民间智库组织。昭和研究会重视谋略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军部一意孤行会使国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昭和研究会派骨干成员到中国的华北、华东、东北等地进行实地调查，向日本政府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昭和研究会从协同主义角度，论证“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积极推进并实际参与近卫新体制运动，是强化日本法西斯体制的重要推手。

 昭和研究会作为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重要的民间智库，近年来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中国学者研究了昭和研究会成立的背景、协同主义内涵、组织运营、成员情况等，拓展了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但是，现有著述还缺乏从民间智库与政府决策关系角度进行考察，对昭和研究会对策、建议具体分析不够深入。日本学者关于昭和研究会的成果很多，系统阐述了昭和研究会成立背景、基本主张、近卫新体制关系等。但是，日本学者过多地强调昭和研究会与日本军部不同，对昭和研究会智力协助战争的本质分析不够，有为近卫内阁扩大战争推卸责任之嫌。本文从民间智库的角度，阐释昭和研究会成立的背景、宗旨、活动，揭示昭和研究会与日本政府决策的关联，指出昭和研究会智力协助战争的责任。

 昭和研究会成立于1933年12月，是日本知识分子自发组织的民间“国策”研究机构，以“近卫文麿的智囊”而广为知晓。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并扶植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对东北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国内，对于日本侵略并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主要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抗议，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以及国联方面。1933年2月，国联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草案）。草案认定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为非法，“满洲国”亦非合法政权，希望中日两国按照国际法解决争端。日本外务省称国联的“报告书歪曲事实，造成了东亚的不安定。敦促国联重新考虑”，威胁如果国联通过报告书，日本将退出国联。2月24日，国联特别会议表决《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日本驻国联首席代表松冈洋右发表演说，并代表日本投了唯一的反对票。随后，日本发表《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文及诏书》，称：“帝国政府认为已无与国联合作之必要，根据国联规约第一条第三款，宣告退出国际联盟。”。日本此举实际公开宣布，与欧美相“协调”的外交说再见。日本的报刊、广播等大众媒体，鼓吹退出国联扬了日本的国威，吹捧松冈洋右等在国联的表现，反复刊登赞颂松冈洋右的文章，“松冈洋右发表演说后，在满场紧张气氛中表现得十分淡定，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而是迈着稳健的脚步走上出口。长冈、佐藤两代表从座位上站起来，日本三名代表退出会场”，松冈洋右俨然成了“民族英雄”。当日本驻国联代表回到东京时，很多人到机场欢迎，战争狂潮席卷日本。

在日本各大媒体弥漫着排外狂热之时，日本知识分子表现的异常克制与淡定，他们并非反对日本向中国扩张，而是担忧政府、媒体的煽动可能导致局势失控，给日本带来危害。日本知识分子清楚，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方，短时间内实行了近代化，以“六法齐全”的文明国身份跻身于强国之列，成为亚洲唯一能够与西方列强比肩的国家。日本公开与华盛顿体系告别，表现与列强对抗的态势，是非常不明智的。知识分子认为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自己不应随波逐流，也不能袖手旁观，要以智慧和学识对国家负起责任，充当政府决策部门的智囊和助手。于是，一群“忧国忧民的青年、有识之士走到一起，决定成立专门国策研究机构，为国家的前途奉献智慧”。

 昭和研究会的前身是后藤隆之助成立的后藤事务所。后藤隆之助是近卫文麿第一高等学校的校友与好友，是近卫文麿政治上的支持者，坚信近卫文麿凭借其显赫的身世地位、丰富的政治阅历可以担当政治大任。后藤隆之助说：“近卫先生迟早要执掌政府权力。我们须从国内政治、对外政策等方面有所准备。”昭和研究会的直接目标就是协助近卫文麿当上首相，由近卫组织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改变军部控制政治的局面，实行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方针。

 昭和研究会的目标是：“广泛汇集社会各界的智慧与经验，综合各种力量，充分凝聚政界、军界、实业界、学术界以及媒体等方面的人才，集思广益，协助政府制定内外政策。”昭和研究会认为，应由有威望之人组阁，制衡军部、防止军人独裁，相信近卫文麿“能够担当时局大任。应尽早筹划，协助近卫在政策方针等方面做好准备工作”。1937年6月，近卫文麿如昭和研究会之愿，出任日本第34任首相，后又两次出任首相，成为战争期间日本最重要的政府首脑。第一届近卫内阁成立后，昭和研究会的成员纷纷进入政府中枢机构，他们不仅是政府的智囊，还有机会直接参与制定决策。据昭和研究会的酒井三郎回忆：“后藤隆之助进入贵族院议长官邸，这是近卫组阁的本部。后藤与前任内相河原稼吉担任近卫的组阁参谋，我负责官邸的电话联络工作。后藤作为新闻发言人，首次在报社记者前露面，向外界公布阁僚名单，昭和研究会由此名声远播。”

 昭和研究会成立时只有15名会员，皆属于社会精英，基本是近卫的至交好友。昭和研究会的土井章认为，“研究会汇集了‘贤达’之士”。昭和研究会虽然是民间机构，但是，成立伊始便得到了财界的大力支持，“昭和研究会是在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的帮助下成立的”。1935年昭和研究会发展到35人，会员分别担任常任委员和专任委员。昭和研究会还设立了教育、农村、政治、外交、经济、金融财政等专门委员会（小委员会），研究日本急需解决的农村、政治、外交、教育等问题。昭和研究会人数不多，会员多在数个专业委员会兼任委员。1935年日军向华北渗透，策动华北五省脱离国民政府实行所谓“自治”，中日两国矛盾进一步加深。为了应对新形势和变化，昭和研究会增设“中国问题委员会”，委员都是对中国政治、历史颇有研究的“中国通”。卢沟桥事变后，昭和研究会广泛吸纳官僚、新闻记者加入，人数达到300余人，其中不少执掌政府大权，例如，内务大臣马场锳一、农林大臣有马赖宁、拓务大臣大谷尊、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前外务大臣有田八郎、近卫内阁的书记长官风见章，以及近卫的私人顾问笠信太郎、尾崎秀实等。

 昭和研究会作为民间智库，成员全部为兼职，会议“基本都是在晚间召开，委员们在结束白天工作后匆匆赶来。他们吃着简单的便当，热心研讨国内外时局。尽管没有报酬，但是，大家态度非常认真，每次会议都开到很晚才结束。”昭和研究会定期汇总研讨的问题，写成专题研究报告，并根据报告的内容，决定公开还是保密。对需要保密的文件，昭和研究会直接“送达近卫公。会员还通过私人关系，将文件送给近卫公身边的工作人员，送到总理官邸等地方。”对于可以公开的文件，昭和研究会则装订成册在社会上散发，以“广造舆论，扩大影响”。除集体的研究报告外，昭和研究会成员还在《改造》《中央公论》《日本评论》等著名政论性杂志上发表见解，宣传其主张。

 昭和研究会成员并不多，政治立场各异，包含政治上左、中、右的各色人物。战争时期，日本左右派人物都对现实政治不满意，希望通过改革，刷新政治，增强国力，都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结，在政治上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既不满意军部的飞扬跋扈，也不愿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卢沟桥事变后，多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从极左变成极右。昭和研究会中有人接近社会主义，有人与纳粹思想相近。昭和研究会在协同主义之最大公约数下宣告成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既然逃脱不了必然的宿命，不如索性挺身而出，到社会上开展实际工作，为日本寻找出路” ，滑向极端民族主义，“柳田国男、尾崎秀实等有识之士，实际上也有协助战争的一面”，从而反映了战争时期日本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1937年7月7日，近卫文麿内阁成立仅一个多月，日军就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挑起事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正如《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所言，“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侵华政策相关。并且，这一事件很快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因此，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因为卢沟桥事变带有一定的突发特点，事变后日本政府紧急商讨形势与对策。7月8日昭和研究会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局势和解决对策。“支那（原文如此，下同）事变爆发，我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国难，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制定紧急对策、探讨根本方针。”昭和研究会的“中国通”们认为，“南京政府正在促进统一，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都在努力完成经济建设任务，他们会极力避免与日本尤其是与关东军发生冲突”，国民政府会极力不扩大事态。鉴于这种形势，昭和研究会建议政府要认识今日之中国已经与九一八事变时大不相同，日本必须认真处理事变，否则就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研究报告提出就地解决事变，避免事态扩大的建议。这充分体现了“昭和研究会是研究机构，却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所，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支那（原文如此）事变，进行必要的研究，形成政策建议。”昭和研究会把研究报告送给近卫。7月9日，近卫内阁确定不扩大战争的方针。尽管现存文献没有明确记载日本政府“不扩大”方针与昭和研究会建议有多大关联度，但是，至少表明昭和研究会与近卫政府的意见不谋而合。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于形势的判断不尽一致，出现了“扩大”与“不扩大”的争论，最终“扩大派”占据上风。7月11日，日本五相会议否定了“不扩大”方针，通过《出兵华北声明》,决意扩大战争。参谋本部作战科长武藤章认为，中国“是个不统一的、分裂的弱国，日本只要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它立刻就会屈服。要彻底征服支那”，主张向关内增兵，声称军车只要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投降。陆相杉山元和参谋总长闲院宫放言“只要在天津一击，事件一个月内就会结束”。希望一个月内解决事变，使中国屈服。

昭和研究会对军部的看法不以为然，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民族向心力已经大大提高，扩大战争将使日本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沼，酿成“从未有过的国难”。昭和研究会又完成了《北支事变对策（草案）》，建议日本政府承认蒋介石国民政府对长城以南的统治权，要求中国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在准备军事行动的同时，准备南京政府外交斡旋。日本不能派一般的使馆参事去谈，要立即组成以外务大臣为首的外交团去南京谈判，要求南京政府承认我方的要求”，尽量以外交手段解决事变。后藤隆之助直接向近卫文麿进言：“为迅速解决事变，内阁首脑应去南京与蒋介石谈判”，如此，万一谈判破裂，日本也可以向世界表明坚持和平之姿态，赢得外交上的主动。近卫文麿部分地采纳昭和研究会的建议，“准备让宫崎龙介作为使者前去谈判”。7月24日，宫崎龙介计划从神户乘船前往中国。宫崎龙介在神户登船时被宪兵逮捕，去中国谈判计划破产。7月底，日军接连占领北平、天津，随后发动太原会战、淞沪会战等战役，相继占领中国东南沿海重要城市。日本以为短时间内就可以征服中国，没有必要去与蒋介石国民政府谈判，与中国直接交涉之事不了了之。

 在日本不断扩大战争的形势下，昭和研究会建议不要主动向中国宣战，“如果发布宣战书，日本就率先破坏了不战条约而遭到国际社会的非难。日本没有必要受国际谴责”，应以事变来称呼已经实际发生的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向美、英等国家宣战，却一直没有向中国宣战。即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对日宣战，日本也没有向中国宣战，始终把对中国的战争限定在“事变”的程度上。应该说，日本不对中国宣战，有战略上的考虑，也有鄙视中国的成分。虽然现有资料没有记载日本政府不宣战决策与昭和研究会的关系，但是，昭和研究会在政府中的阁僚肯定参与了这一决策。

 1937年10月，后藤隆之助、酒井三郎等前往朝鲜，中国东北、内蒙古、华北、上海等地进行考察，他们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与国民政府要员会面，还到了战争第一线。通过实地考察，昭和研究会提出：“中国正在建设近代国家，日本只要不改变对中国的政策，战争就不可能结束。蒋介石即使撤退到云南、四川，也不会向日本低头。”淞沪战役激烈进行之时，昭和研究会向政府提出对南京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以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为主，迫使其签订和平协议，达到控制华北、华东的目的，避免长期战争的泥沼。

 1937年底，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昭和研究会对华态度趋于强硬，要求国民政府必须放弃一切抗日政策、放弃对东北的统治权、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等。1938年1月，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声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与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18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一项《补充声明》，强调：“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比否认这个政权更为强硬。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要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就可以达到目的。因为现在还没有达到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时，所以，这次日本开国际法上先例，否认国民政府并将它彻底抹掉。”

 昭和研究会虽然对华态度日趋强硬，但是，仍然认为要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谈判，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有些失望，以为可能由此断送与蒋介石国民政府外交谈判的机会，使“速战速决”的计划化为泡影。昭和研究会还想方设法地为近卫开脱责任，“近卫公一直竭尽全力不使事变扩大。日支事变（指卢沟桥事变，引者注）是军队搞的，政府虽持不扩大方针，但却无力约束军队行动”。他们向近卫提出早日结束战争的“良策”。“南京沦陷，国民政府的确受到极大打击，但是，国民政府恐怕会到内地继续抗战”，因为“蒋介石政权终究事实上是领导抗日民族战争的中央政权，他们会长期威胁新政权的发展，妨碍新支那之新秩序，因此，进攻汉口的战役最主要的是粉碎国共合作力量，占领汉口就是切断国共合作的统治区域，使国共两党分裂”，日本应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打击国民政府，具体来说，就是要破坏中国的法币，增加国民政府的军费压力。最根本的则是把握中国的民心，消除民族主义的影响。昭和研究会提出要重视政治宣传，让中国人意识到卢沟桥事变，“从半殖民地支那驱逐欧美帝国主义势力方面的进步意义，是东亚民族解放战争和民族自卫战争”，使中国停止抗日，与日本在东亚协同的基础上实行合作。“东亚协同体论是卢沟桥事变的产物，是看到事变所带来的悲惨而困难局势中产生出来的。”

 1938年5月卢沟桥事变发生近一年，昭和研究会的东亚政治研究会对卢沟桥事变以来的中日关系进行总结，形成《支那事变检讨》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前所未有的大课题，也是大难题，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低估了近代支那的民族力量，轻视支那民族主义运动下在物质、精神方面进行的近代国家建设与发展。”为了早日结束战争，维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须彻底摧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使国民政府成为地方性政府，失去在全中国的领导地位。昭和研究会看到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中国人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得到空前增强，提醒近卫政府不能轻视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作用。昭和研究会注意到国共两党虽然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中国各阶级、阶层政治诉求、经济利益的不同，国共两党“同床异梦”，统一战线不可避免将发生摩擦、矛盾，“从支那的社会结构来看，统一战线中有勉强的、不合理的成分，随时可能破裂”，日本要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矛盾，扩大“离心”力，通过“协同”“合作”等，把握中国的“民心”，使中国从抗日救亡转向对日“合作”。

 昭和研究会还向首相近卫文麿提出希望政府成立专门对华机构的建议，1938年10月，日本成立了“对支院”，专门负责制定对华政策。昭和研究会认为，“设立国民期待已久的中央对支机构并实际运营，可喜可贺，希望对支院今后发挥我国对支政策的一元化机构的作用，以实行统一调整政策。”昭和研究会向“对支院”提出具体建议：指导日本的民间组织，培养人才，吸纳民间人才到其中工作。12月，日本将“对支院”改称“兴亚院”，首相兼任“兴亚院”总裁，下设联络、兴亚、技术三个专门委员会，在北京、张家口、上海、厦门、青岛等地设立联络部或派出所，这说明日本的“协同”“合作”纯粹是自欺欺人。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用兵达到极限，中日战争进入持久相持阶段。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麿再次发表对华声明，提出：“帝国所期待者就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政策，变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与建设新秩序，我方也并不拒绝”，不再使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提法。11月30日，日本制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在互惠的前提下，在日、满、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三原则下，与中国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12月22日，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日满华三国应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共同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近卫文麿解释“东亚新秩序”，“不是要征服中国，而是与中国携手，促进中国的新生，共同分担建设‘新东亚’伟业，确立东亚新的和平体制，建设以道义为基础的东亚各国的自主联合。”近卫三原则下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表明，日本对华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对中国已经从注重军事进攻发展为加强“政治诱降”。

 昭和研究会非常“赞赏”“建设东亚新秩序”声明，认为这是他们对策建议被政府接受、采纳的重要标志，体现了研究会作为“智库”的价值。昭和研究会吹捧“建设东亚新秩序”，“感觉（近卫声明）让他们在迷雾中看到了一盏明灯”，声明能够消除中国对日本的“误解”，理解日本为东亚安定和解放的苦衷。1938年11月，昭和研究会将《现阶段支那事变帝国外交方策》的研究报告交给近卫文麿，提出“现阶段东亚新秩序建设中，帝国应该坚持一贯的日本主导地位，避免受到列强的掣肘”，就是说要保住日本既得利益，不让西方列强以任何名义威胁、干涉，“建设东亚新秩序”，让中国真正理解日本“帮助”中国的“真心”，改变抗日政策转而与日本携手合作，共同承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昭和研究会认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在东亚反抗西方列强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日本首先打出东亚新体制，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要冲破建立在殖民地统治基础上文明末路的具体方案。”如果中国人认识到“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唯一途径，自然会与日本携手合作，抛弃对日抗战政策，东亚和平指日可待。近卫文麿发表广播讲话，称日本“不是要征服中国，而是与中国携手，促进中国的新生，共同分担建设‘新东亚’宏业，在东亚确立新的和平体制，建设以道义为基础的东亚各国的自主联合。”

 重庆国民政府批判“建设东亚新秩序”首先是灭亡中国，没有改变日本侵略中国的本质，中国将继续抗战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昭和研究会针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政策，提出日本应加大对蒋介石政权的压力，全方位实施打击，迫使其就范，“封锁中国沿海，占领重要港口，向重要据点进攻。占领援蒋通道，向支援蒋介石的国家施加压力等等，这些都不是为了消灭支那，而是为了日本和支那的生存”，直至其彻底崩溃。昭和研究会比较清楚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要分化瓦解中国抗日阵营，必须策动更多亲日分子分化出来。昭和研究会认为汪精卫政权有利用价值，“建立亲日的新中央政权，必须认识到汪精卫的重要地位。建立新的中央政权，是帝国新秩序建设不可或缺的抉择。”昭和研究会的三木清到上海、南京等地，面见汪伪政权的头面人物，了解伪政权运行情况。三木清回国后，立即建议日本政府加强与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合作，与之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

 昭和研究会认为汪精卫选择与日本合作，而“以重庆为核心的国民仍然在各地顽强地抵抗日军，说明新秩序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还存在着矛盾”，须使重庆政府认识“东亚新秩序是东亚各国密切联系的纽带，且这个结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关系，是来自内部的最紧密的联系；东亚新秩序不是排他的，是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一环。”。重庆政府若有此觉悟，就会转变对日政策，由对日抗战转为“合作”，中日“和平”则有希望，“东亚新秩序”才有可能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与建设欧洲新秩序如车之两轮，东洋政治形势与欧美政局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日本应在世界政治发展中有准确的定位，并首先解决支那事变。”认为中日两个东亚大国如果能够相互理解与提携，在建设东亚新秩序和世界新秩序上发挥核心作用，就能达到东亚间的民族协同，建立日本领导的世界新秩序，摆脱西方列强对东亚的压迫，获得解放。

         随着战争不断扩大，日本国小、资源匮乏的弱点日益暴露。昭和研究会急日本政府之所急，提出“为完成我国的新使命，确立东亚永久和平的基础。目前最迫切的是观察国际政治、经济的动向，应对事变以来困难的国际关系。”中国华北地区资源丰富，“随着战局的发展及事变的长期化，日本物资不足状况日益凸显，要扩大生产力急需要发挥北支（原文如此）物资的作用”，要继续调查中国华北地区“状况，制定具有方案”，分阶段地推进经济协同，尤其是日本要与伪满洲国、华北、蒙疆地区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进而向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扩充。在经济协同方面，“日满支要实行计划统制经济，适应三国各自的发展阶段，在世界经济中构成单一的大地域经济。”中国的地域经济要适应领导中枢日本的国防需要，“支那资源开发要把日本放在优先地位，让经济集团的经济力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日本利益并不与支那民族资本发展相矛盾，反而会帮助支那的发展。”

         昭和研究会批判欧美在中国所谓经济开发就是掠夺中国资源，置中国于半殖民地的境地。日本则是为了帮助中国经济发展。中国需理解日本的苦心，呼应日本的经济开发政策，在资源、经济计划、经济建设等方面，考虑日本的需要。“以日本的国防要求为基础，以充实国防资源为目标”， 经济协同的范围首先“以日满为基础，加上北支组成为一个经济集团，北支以外地区从属于中国经济集团，其次包括部分亚洲大陆，一直到新喀里多尼亚，这个广义的南洋都包含在经济圈内，还要强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暹罗的关系，直到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大陆各国。”这是一个庞大而广阔的经济“开发”计划，直接目的就是解决日本资源不足的问题。近卫第三次担任首相期间，提出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政策，就有这个经济设想的影子。

 1939年1月，第一届近卫内阁总辞职，而日本接下来的几届内阁都很短命。在第一届近卫内阁解散后，昭和研究会期望近卫再度出山，为近卫重新执掌大权多方运作。近卫文麿辞去首相职务后，担任枢密院议长，还在平沼骐一郎内阁中担任大臣，一直没有停止政治活动。近卫文麿提出限制军部的权力，建立举国一致的新体制。近卫文麿认为，日本现在政党“以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为宗旨，与日本国体不相符合”。为此，他发起组织新体制准备委员会，后藤隆之助是新体制准备委员会的常任委员。1940年6月，日本社会大众党、政友会、民政党等解散，准备参加新体制运动。

  1940年7月，近卫文麿受命第二次组阁。昭和研究会建议近卫加强政府权力，整合国内政治力量，达到战争的最终目标。8月，日本制定《基本国策要纲》，将“建设东亚新秩序”发展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在亚太广大地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昭和研究会认为日本要完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除军事进攻、政治宣传外，还应完善国内体制。后藤隆之助提出日本应建立强有力政府，实行“一国一党”，统合国民组织和各种政治势力，建立举国一致的国防国家体制。近卫文麿重视昭和研究会的建议，积极准备实行新的政治体制。近卫文麿多次召见后藤隆之助等人，咨询建立新体制的各种政策。8月2日上午，近卫文麿召见昭和研究会的后藤隆之助，以及贵族出身的副岛道正伯等人，征询他们对各方面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加快迈向政治新体制。8月7日中午，后藤隆之助又到首相官邸，与近卫文麿共进午餐，并就重要问题进行交流。据后藤隆之助介绍，近卫文麿“对新体制和日本国体与宪法等重要问题，有深切的思考，现在其思想更加明确。我建议近卫首相，现在各方面都希望新体制运动尽快展开，不要拖延，尽快发起新体制运动”，紧锣密鼓地推进新体制运动。

 1940年10月12日，日本成立大政翼赞会，近卫文麿担任翼赞会总裁，新体制运动正式开始。近卫文麿阐述了大政翼赞会的目标：“大政翼赞会的宣言、纲领一言以蔽之，就是‘实践大政翼赞之道’。翼赞运动非部分团体参加的，而是全体国民的运动，国民要时刻怀着对上御一人（指天皇，引者注）的奉公赤诚，这就是实践大政翼赞臣民之道，也是本会成立的唯一宗旨”，以集中全体国民的力量，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努力。大政翼赞会建立了各级组织系统，在东京设立本部，各道府县、郡市、町村成立支部，准备翼赞选举，实行翼赞政治。然而，大政翼赞会没有如近卫文麿所设想成为强有力的政党，加之各政党已经解散，日本进入“无政党的混乱时期”。大政翼赞会始终不能抑制军部，沦为行政辅助机构。大政翼赞会一直到1945年6月日本战败前夕才解散。近卫文麿、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等各届首相，都担任过大政翼赞会总裁。

 1940年11月，昭和研究会宣布解散，倾力投入到大政翼赞的新体制运动中，成为新体制运动的推进者和实施者。昭和研究会发起者后藤隆之助担任翼赞会组织局局长，常任委员后藤文夫担任大政翼赞会中央协力会议长，后来又担任大政翼赞会副总裁。大政翼赞会对日本建立“一君万民”的法西斯体制起了重要作用。

 大政翼赞体制下，日本各种行业、社会团体都被纳入“大政翼赞之道”，成立很多“报国组织”，如：“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日本海运报国会”“大日本妇人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等，这些“报国会”作为大政翼赞会的外围组织，表示在政府领导下，完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使命。新体制运动中，所有日本人都被强制编入町内会、部落会、邻组等组织，经济生活、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等方面无不受到政府的控制，昭和研究会是日本实行“一国一党”的法西斯体制运动、举国战争动员的重要推手。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阶层，关心国家前途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方法维护本国利益，是在尊重他国主权、平等互利基础上得到利益，还是以侵略战争、屠杀掠夺攫取权益？昭和研究会清楚日本发动战争的动因与性质，与被迫卷入战争体制的民众不同，他们是主动而非盲目地参与战争体制，做政府的智囊，是助纣为虐的侵略帮凶。值得注意的是，昭和研究会中一些政治立场偏左或者中间的人，有意疏离曾经研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选择站在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上，其中一些人放弃曾经的信仰，发生政治上的“转向”，声称“国民政府只要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就可以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就可以全面调整世界以及位于东亚的日中两国关系”，企图胁迫中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为侵略战争洗白。昭和研究会的所作所为，不能排除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压力，而更重要的则是他们的自觉选择。这些知识分子把伸张“国权”置于“正义”“自由”之上，明知日本通过侵略战争得到的权益是非正义的，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人民生命的践踏，却要维护之，由此可以看出战争形势下，日本社会的复杂、政治生态的多面。因此，要弄清侵华战争持续14年之久的原因，就要对日本不同阶层的主张、活动、作用等做深入分析，昭和研究会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尽管日本现存的政府文件中，没有标注（也不可能标注）哪些具体政策是根据昭和研究会建议制定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昭和研究会定期给日本政府密送研究报告，从日本政府相关决策的主旨、内容、出台时间等信息中，找到昭和研究会在日本制定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发现其对策在目的、手段上与日本政府的共性。我们还可以从昭和研究会成员战后的回忆和著述中，寻觅出其“智力”支持战争的作用。可以说，昭和研究会“智力”协助侵华战争的作用，绝不亚于穷兵黩武的军阀，甚至更有过之。

责任编辑（汪谦干）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