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国 甘巧婷 蔡晶晶 | 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溯源、实践议题与本土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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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李德国,甘巧婷,蔡晶晶.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溯源、实践议题与本土展望[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1,22(02):36-45.
摘要：随着行为经济学在公共政策、公共管理领域的广泛运用，构建一门行为公共管理学学科的声音日渐强烈。行为公共管理学不能泛化为公共管理的心理途径，它在假设、理论、方法和准则有着独特的科学属性，主要是使用与理性假设不同的心理假设去开展研究，去解释和预测真实世界中的行为，并尝试提供新的政策方案。欧美的经验表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实践转化具有独特的历史资源和文化支撑，是对传统家长主义的现代化改造。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认知结构和日常生活，构成了异常丰富的本土资源，为建立本土化的行为公共管理学提供了有利条件。要基于科学化与本土化的双重建构，发展中国场景下的行为公共管理学，为开创“中国之治”提供新的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行为公共管理学；理论溯源；实践议题；本土展望
作者：
李德国 男(1982-)厦门大学公共管理系副系主任(主持工作) 副教授、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公共服务质量研究中心副主任
甘巧婷 女(1997-)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蔡晶晶 女(1981-)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公共管理学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之后，“身份危机”“学科范式”“学科边界”的争论硝烟仍未散尽，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的“攻势”已然展开。行为经济学家已经在世界范围掀起了一场声势相当浩大的公共政策“行为透视”(behavioural insights)运动。对此，公共管理学者已经发出呼吁：推动公共管理与心理学之间的直接对话，构建一个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次级学科领域。
关于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界定，有学者认为：“行为公共管理学是公共管理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采用科学方法对公共管理现象与心理过程的共有部分进行研究”。笔者认为，这种界定是一种外延式的思路，难以反映行为公共管理学的作为一种新“科学范式”的内在实质。实际上，与其说行为公共管理学是政治学与心理学之间对话——政治心理学或者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继续，不如说它是行为经济学的公共管理版本。它不是旧瓶装新酒，而是尝试以一个全新的心理微观基础假设来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
正因如此，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就尤其值得注意。毕竟，西方脉络中的行为公共管理学，或隐或现地建立以新教为基础的心理文化假设之上。但是，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是以儒家文化为基地的，近代以来独特的历史遭遇、政治历程和社会变迁，赋予了我们一种相对不同的心理底层构建。传统的地位伦理、人情与面子、亲亲原则等心理文化，构成了富裕的本土资源，可以为行为公共管理学的中国化提供与西方所不同的底层支撑。
综上，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第一，行为公共管理学从何而来？它的理论根基是什么？第二，行为公共管理学从理论通往实践的转化逻辑是什么？第三，行为公共管理学在我国的实践是否有相应的本土资源支撑？我国学者应该如何开展本土化研究，达到“本土性契合”的状态或境界？
二
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理论溯源
行为经济学、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先后兴起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它实际上是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人性问题——的继续。正如休谟所说的，任何科学都离不开人性，作为研究结合在社会里并相互依存的人类的政治学、经济学与心理学，更是与人性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在横亘千年的西方政治学研究历程中，“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就从人性的角度探讨国家的起源和目的，探索如何构建政治与人性之间的桥梁。17世纪以后西方启蒙思想家对人性的讨论，既为人类摆脱对上帝的依赖提供了科学基础，又为世俗社会树立了一套全新的思想规范。休谟肯定了人类“为私”一面的客观存在，他的学生亚当·斯密更是将这种“为私”心态视为社会进步的动力，促成了至今盛行的资本主义价值观。
20世纪初，英国政治学者沃拉斯提出要重新检查政治中的冲动和本能，提出要按照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来研究政治。在他看来，过去时代的思想家，从柏拉图、边沁到密尔，都对人性有独到的看法，并把那些看法作为思考政治的基础，而现代政治学已经将人性简化、默认为功利主义，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体制而非人本身上，是时候反思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了。
20世纪30年代，曾被誉为“20世纪社会科学最具创见的六位学者之一”的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开创了政治心理学。他在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得意门生——芮克(Theodor Reik)的帮助下，撰写了《精神病理学与政治》(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开创性地把临床心理学的一系列概念应用于政治人物的分析，开启了政治学的人格研究时期。此后，在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凯伊(Valdimer Orlando Key Jr.)、普利齐特(C.Herman Pritchett)、伊斯顿(David Easton)等政治学家的推动下，政治学领域的“行为革命”发轫并流行开来，并在20世纪70年代达至登峰造极之境。但是，物极必反，行为主义政治学过度追求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价值中立”亦导致其在20世纪70年代快速衰落。
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领域开始孕育了一场“认知革命”，给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创造了新的研究路径。1956年前后是“认知革命”的关键时间节点，其间涌现了多篇认知心理学的扛鼎之作，包括：米勒(George Armitage Miller)在其“神奇的数字7：加2或减2”一文中指出了人类信息加工能力的局限；布鲁纳(Jerome S.Bruner)等人提出了人类思维的策略性和目的驱动性特征；西蒙等人把大脑视为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提出了“有限理性”和“满意行为”理论。在其后的60多年间，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不断致力于开拓“有限理性”的图谱，分析人类行为的系统性偏差。
如果说“行为革命”是从心理学视角去关注人性、态度和价值观，那么“认知革命”就是从一个更加高级的心理过程，如大脑信息的搜寻、储存和获取机制，以及感知、意象、记忆、推理、语言等信息加工过程，去分析这些机制或过程到底会在日常决策乃至政治经济生活中生成何种表征或行为。相对来说，前者将人类的行为视为是静态、可观察和可衡量的，是特定环境的“镜像”，后者却认为行为是动态、具象和可激活的，是大脑、身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
认知科学家发现，人类信息加工的方式具有两个典型的特征——“朴素科学家”和“认知吝啬鬼”。所谓的“朴素科学家”，对应的是归因理论，是指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通常并不重视基础信息或统计概率，而是以一种相对粗心的方式进行归因，利用捷径或启发式(heuristic)手段去进行推理和决策。所谓的“认知吝啬鬼”，对应的是图式(schema)理论，是指我们并非致力于寻求原因和结果，而是用储存在记忆中的一般概念、规则、经验和刻板印象，去“类比”地处理每一种新信息，从而起到节约认知的效果。
从这两个典型特征出发，认知科学家通过科学实验的方式验证了大量与理性人假设相违背的人类判断与决策“捷思”(heuristic)。这其中，最有标志性的进展就是1979年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在其前景理论提出的参照点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和敏感性递减(diminishing sensitivity)。在此后三十年里，认知科学家识别了大量不同情境中的捷思、图式及其所可能导致的偏误(bias)，如图1所示。
图1 认知偏误的成因与类型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行为经济学使用了与传统理性假设所不同的微观假设——有限理性、有限注意力和有限执行力——来开展研究，去解释和预测真实世界中的行为，并尝试提供新的政策方案。受行为经济学的影响，政治心理学的学者也逐渐使用所谓的H&B(Heuristic and Bias)途径，分析政治过程中的认知偏差因素及其所导致的次优决策现象。例如，美国学者拉乌(Richard R.Lau)等指出，选民常常用某种“节约认知”的捷思，如党派、意识形态、民调结果甚至外貌等方面的不完整信息或偏见，来参与到选举过程。认知路径——强调人的认知结构塑造决策和行为的视角——亦逐渐成为政治心理学中最有影响的路径之一。
可以看出，政治心理学中认知途径的研究进路，与行为经济学的进路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行为公共管理学应该从这一发展路径来加以界定，其本质都是尝试对人类的信息加工与决策方式进行不同维度和领域的探究，而不能简单理解为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继续，或者是“公共管理心理学”，正如行为经济学也不应该等同于“经济心理学”一样。我们认为，行为公共管理学有别于行为经济学和政治心理学的地方是，它不着重解释“是什么”，而是致力于“应如何”，即从“捷思”和“偏误”出发，探讨改善个体或集体福利的机制设计。实际上，有关“捷思”和“偏误”的概念网络更多是一种描述性理论，并没有提供预见性或政策干预方面的知识。行为公共管理学关心的是，“捷思”和“偏误”是在什么情境中做出的，能否对之具象化、精准化和显著化。如果上述思路可行，那就意味着通过对人类决策的情境进行微调或重新架构，我们就可以引导或改变人类的行为。
我们认为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出现，意味着公共管理学，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对人性问题探讨的继续和深入。早在70多年前，达尔不无深刻地指出公共管理学的人性假设危机，“公共行政学中许多假定的规律以及建立一个公共行政科学的诉求都是从一个目前极少站得住脚的人性假设中推导出来的”。行为公共管理学正在尝试构建一个独立的人性假设立场，将人视为一个复杂的“心理人”，不再被动去接收关于“人性本质”的结论，而是开始将自身视为一个有着独特关切和价值判断的领域，构建属于自身的微观基础。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基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模型成为西方社会制度结构和政策体系中根深蒂固的微观基础，把行动者都视为自私自利的群体并以一种可以预测的方式对刺激和约束作出回应，这正是发达国家众多改革策略遭遇困境的原因。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同于“理性人”的人性本质假设出发，在公共管理领域使用新的解释框架或者政策工具，这正是其“科学革命”的内核，也是其近年来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实践界青睐的根本原因。
三
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实践议题
近年来，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以及世界银行、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欧盟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掀起了一股新的浪潮，纷纷成立专门的行为科学研究小组参与决策，其发展势头已经超越了鼎盛时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这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邀请法学家、行为科学家桑斯坦(Cass Sunstain)担任白宫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Information of Regulatory Affairs，OIRA)主任，并协助在白宫成立社会与行为科学小组(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SBST)。英国时任首相卡梅隆(David Cameron)则邀请行为科学家塞勒(Richard Thaler)在内阁成立行为洞察小组(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BIT)。此后，行为科学与公共政策的结合在全球范围被广泛推动，在金融、健康、消费者保护、税务、能源等领域粉墨登场(参见表1)。
表1 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实践转化
资料来源：整理自AFIF Z，ISLAN W W，CALVO-GONZALEZ O，et al.Behavioral science around the world：profiles of 10 countries [R/OL].Washington，D.C.：World Bank Group，(2019-12-30)[2020-03-16].http：//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710771543609067500/pdf/132610-REVISED-00-COUNTRY-PROFILES-dig.pdf.
尽管公共管理部门使用基于行为科学的政策工具仍然有限，但是各国实践的不断深入，这些政策工具日益标准化，可推广性程度亦不断提升。尤其是，行为科学正与未来的政府创新技术，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虚拟学习，结合得日益紧密。在过去的10年里，世界上有数个智慧城市开始使用物联网、大数据、算法来“助推”民众，以达到节约水电能源、健康生活、使用公共交通以及更加积极地参与地方事务的目的。例如，在波士顿，关于驾驶行为的实时电子反馈增加了道路安全；在埃因霍温，灯光感应器的使用成功地减少了夜间犯罪和骚乱。我们相信，行为公共管理学目前仍然处于初始的发展阶段，但其未来前景不可小觑。
行为公共管理学实践转化的内在逻辑是：正是由于“捷思”等各种认知缺陷、理性缺陷的存在，人们并不是总能够实现自身的最好利益。这就需要政府施以援手——如设置默认选项、简化信息、提供决策冷静期、施加原罪税(sin tax)、提供社会激励等方式——来改善帮助个体的福利。
我们可以认为，行为公共管理学的转化逻辑是一种家长主义(paternalism)或经过改造的新家长主义(new paternalism)。正如桑斯坦等所提出“助推”架构那样，给家长主义施加工具性的限定，即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个体的自主性和选择自由，仅在符合个人目的基础上施加非物质性、非强制性的干预，使之按照预期的方向前进。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家长主义色彩，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苍白无力——尽管从密尔提出所谓的“无伤害原则”开始，家长主义理论曾经备受攻击。在欧洲的中世纪，封建制度之下领主(lord)、骑士(knights)、男爵(barons)、佃农(villeins)之间的复杂关系就可以用家长主义来描绘。英国都铎时期的治安法官(Justices of the Peace)制度更是显露了家长主义的风格：他们可以逮捕犯人，管制物价，监督粮食生产，甚至干预私人生活——如每天喝酒的数量，所穿的衣服等等，但又必须征收捐助，救济穷人，安抚流民。19世纪中后期流行的费边主义尽管没有直接打着家长主义的旗号，但其所包含的社会福利思想，无疑具有浓厚的家长主义色彩。费边主义主张政府提供更广范围的社会服务，推行更加积极的社会救助，普遍实施“国家最低生活标准”，这些思想构建了国家的“道德基础”，亦为日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普遍性的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思想土壤。
20世纪中期以后，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所提出的“有益物品”(merit goods)思想，也在某种形式上延续了家长主义的争论。在马斯格雷夫看来，由于消费者本身的无知或短视，会导致一部分对社会整体有益的物品往往处于“低度消费”(underconsumed)的状态，这就需要比个人或家庭拥有更多信息的政府制定直接干预个人偏好的政策，如发放食品券、实施强制性义务教育、提供住房补贴，来促使“信息不足”(uninformed)的个体增加对此类物品的消费。可见，“有益物品”概念是在家长主义设定的情景框架之下使用的——尽管马斯格雷夫以及后续的经济学家并不情愿使用家长主义的术语来介入讨论。
综上所述，行为公共管理的新家长主义逻辑，意味着当代公共政策正在国家干预与个人自主之间谋求一种新的平衡，以更加积极管控的方式介入到个体的生活、消费与环境行为中来，如抽烟、喝酒、养老等。政府并非谋求回到一种“保姆国家”形态，而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即不可避免但可以接受的个人自主权损失——来促进更大的社会福利。
四
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展望
在勾勒了欧美发达国家行为公共管理实践的家长主义线索之后，一个自然产生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拥有可供使用的本土资源。实际上，相较于西方国家民众对于家长主义的本能警惕与提防，我国一直是“一个家族结构式的国家”(马克斯·韦伯语)，民众秉承“身家国天下”的观念，社会的主要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正如梁漱溟先生指出的，“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在某种意义上，发端于家庭的伦理关系，构建了社会运行的法则和政治合法的基础。如《大学》所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与西方的领主、治安法官所扮演的角色相近，但名誉、地位和作用更上一层楼的，就是士绅。士绅在中国履行了许多重要的社会职责，具有“中国式家长”的文化象征。费正清对士绅的作用曾进行过详细的阐述：
“他们为诸如运河、堤堰、水坝、道路、桥梁、渡船之类的灌溉和交通设施进行筹款和主持修建。他们支持儒家的机构和伦理，创办和维持学校、圣祠和当地孔庙……在承平时期，他们给公众生活定下调子。在动乱时期，他们组织并统率民兵的防守力量。”。
不仅士绅，中国古代的地方政府也同样是“中国式家长”。例如，“清代州县政府将一切有关公众福祉之事——福利、风俗、道德、教育、农业等——都视为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在这些被中国人视为官府‘管理’范围的事情中，有许多在别的社会被视为民间社会的事”。而州县官，就是“一人政府”，对辖界的一切事情负有责任，“是法官、税官和一般行政官”。实际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既对庶民施加经济剥削和社会控制，也要求自身问民间疾苦，对子民负责，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等不能自存者进行优抚、赈恤乃至收养。可以说，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认知结构和日常生活，构成了异常丰富的本土资源，为建立本土化的行为公共管理学提供了有利条件。
首先，从文化传统上，儒家文明与“两希”文明(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一样，在远古时期就对人性问题有特别的关注。正如荀子所说的，“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但是，与“两希”文明及其随后的西方文明把人视为带有原罪的“人性恶”观念——由此孕育了“政府是必要的恶”的政治不信任传统——不同，儒家先贤大多认为“人性本善”，主张仁政建立在仁心的基础之上，也由此孕育了崇尚贤能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下，民众对执政者、决策者拥有更高的信任度，相信他们能够真正为社会、为民众办事。这也为实施建立在“集体理性”“仁心仁政”基础上的干预建立了正当性和信任条件。
其次，从认知结构上，中国古代哲学遗产极为丰富，蕴含着大量关于“有限理性”的心理学思想。行为公共管理学建立在对人类信息加工过程中的“有限理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而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儒家)恰恰把情感视为人之存在的基本性问题。有如管子所说的，心的形体本来是按照自身规律充盈、发生和成就，之所以有时不完美，是因为它由喜、怒、哀、乐、贪欲等情欲造成的(“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忧乐喜怒欲利”)。梁漱溟更是直接判定“西洋人是用理智的，中国人是用直觉的——情感的”。实际上，中国古代的许多认知思想，如敝帚自珍、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见寝石以为伏虎也，见植林以为后人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叶公好龙、东施效颦等成语或典故，与当代行为科学所谓的禀赋效应、投射效应、错觉效应、反向效应、认同效应高度对应，值得深入挖掘其现代意义。
第三，从日常生活上，中国人与环境的互动方式是“社会取向”的，这为我们实施行为干预提供了有利条件。所谓的“社会取向”，“是指一种行为倾向，这种倾向使人易于表现出顺从他人的行为、不得罪人的行为、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为，以及忧虑别人意见的行为”。具体表现为，中国人具有极强的家族主义荣誉感与责任感，强调关系互惠性，重视名誉并关注社会规范。当代行为科学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使用，就非常强调对关系性、互惠性和社会性规范的使用。例如，美国的OPWER公司利用家庭能耗数据分析平台，在给用户发送的能源账单中提供与相近区域内最节能的前20%的用户耗能数据比较信息，从而给用户提供节电动机。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特质，无疑是开展行为干预的有利条件。
上述有利条件，为我们构建本土化的行为公共管理学提供了可行性基础。同时，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新形势、新情况与新问题，也迫切需要从“行为”层面来加以解决。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政策与人性之间的匹配性迫切需要提高。公共政策既需要更好地洞察人性，适应人性之有限理性的特点，对政策对象的主动配合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我国出台了大量惠农支农政策，但不少农民限于自身的知识结构，对“政策话语”的消化理解明显不足。又如，当前各地正在推行的垃圾分类政策，就需要居民积极参与、主动配合。另一方面，社会转型过程中自我约束问题愈发严重。随着我国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新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层出不穷，盲目追星、过度消费、不健康饮食、暴躁路怒等非理性行为亦日渐增多。成年人群中多种慢性病相关生活方式均健康的比例极低，仅有0.7%。这些问题原本属于政府“不干预”的个体生活范畴，但随着问题的严重性程度不断提升，日渐需要政府以更加有力但又不过度影响个人自主权的方式来介入。
总之，由于行为公共管理需要深入到国家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遗传体系以及民众的思想、观念、动机、情绪和行为中，这就迫切需要从本土化层面来加以构建，针对本地的实际现象来调整和创新，避免盲目套用或接受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工具。为了推动中国场景下行为公共管理学由虚到实、由浅到深不断提升，本文提出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本土性契合问题。所谓的本土性契合，具体指“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与契合”。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重构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梯度上升：
第一，准确理解行为公共管理的科学内涵，对之进行体系化、结构化加工，形成“外衍性行为公共管理学”。行为公共管理建立在人类认知局限性的基础上，欧美知识体系中的“heuristic”，部分或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具有普适性，但需要放在历史文化体系中去批判性地审视，将之转化为本土化的认知概念。中国社会特有的心理与行为现象，如面子、人情、孝道、关系、缘分，只有使用基于本土知识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采取纵贯的历史分析立场，才能领会到其中的细微奥妙之处。我们建议要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和哲学脉络，尽量准确地描述、分析、理解和预测中国人特有的心理和行为，构建本土性的“捷思”认识体系。
第二，分析西方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框架，开展实践转化试验，形成“反应性行为公共管理学”。从本土性的“捷思”认识体系出发，我们要积极开发适合中国场景的政策工具，为决策者提供易于理解、选择和实施的体系性框架和指南。例如，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政简易从”，既蕴含着丰富的行为科学思想，又体现了中国“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治国便民之传统，值得我们进一步开发更加具体的政策工具。要鼓励有关决策部门联合高校、智库等专业研究机构，在“放管服”、扶贫扶智、信贷消费、垃圾分类、拆迁安置、创新创业等热点政策领域开展项目化实验和效果评估活动。
第三，基于现实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推动当地研究者以本土化的研究活动与方式来探讨当地的公共决策场景，形成“本态性行为公共管理学”。这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当地研究者要逐渐摆脱西方的现成概念、理论和方法，“努力发掘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伟大文化遗产，如全局观(系统思维和普遍联系)、变化观和对经典文本的诠释等传统”，探索源于本土情境和地方文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成为全球行为公共管理学体系中的重要知识生产者；二是要逐渐将研究的场域从微观决策转移至公共决策，形成与行为经济学“分庭抗礼”的场面。行为经济学的重心是微观主体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公共管理学要将这种探索向宏观决策领域延伸，在复杂的政治博弈过程中勾勒政府行为的轨迹，探索宏观决策的“非理性”过程及其潜在影响。
此外，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党和国家出台了多项重大政策，留下了丰富、独一无二的改革资源，为我们搭建本土化的行为公共管理学大厦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领导中国人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使得党和政府的权威得到加强、形象得到改善、公信力得到提升”。2018年度“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达到84%，领先美国51个百分点，继续蝉联全球第一。桑斯坦的研究也指出，中国民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对默认规则(default rules)等助推机制具有“压倒性支持”态度的群体。可以说，行为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五
一个基本结论：科学化与本土化的结合
70年前，达尔在其《公共行政科学：三个问题》中不无深刻地指出，公共行政学科主要受到价值、个人个性和社会框架这三个基本问题的干扰。70年来，我们在公共行政的规范价值研究和比较研究上已经有所斩获，而所谓的“第二问题”——人性问题上的研究仍然处于艰难起步的阶段。公共管理学在追求科学化的进程中，已经或多或少简化甚至抛弃了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或许是时候回归人性了。正如休谟所说，“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兴许，不再以僵化的、永恒的、绝对的研究假设为前提的行为公共管理学，将有助于公共管理学在人性问题上走得更加深远，在当代知识生产的体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正是因为行为公共管理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基础上，它在中国情景下的发展需要科学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我们不排斥吸收利用西方行为经济学所建构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尤其是现代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人类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缺陷进行深入挖掘，奠定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科学基础；另一方面，我们要尽量减少对西方现成概念、理论和方法的依赖，将中国人的本性思想、文化、价值观和信仰作为一个底层的架构去开展问题界定、概念分析、方法设计、结果解释和理论创造，形成适合我国本土情境的行为公共管理学。简言之，我们既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理论的模板，也不能简单延续历史文化的母版，而是要把科学理论与本土资源有效结合起来。
管子云：“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强调治理社会(“治世”)、治理人心(“治心”)和治理自然(“治天”)的统一，“治天”的关键在于 “治心”“治世”，其中，“治世”又可以转化为 “治心”，由“治心”可以达到对自然、社会的治理。我们认为，建立在科学化和本土化基础上的行为公共管理学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根据国民的心理活动规律，开展不同形式的行为干预，在个体层面打牢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若相关研究之涓涓细流汇聚，逐日壮大，我国现实诸多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问题，如消费者保护、精准扶贫、住房、健康管理、共享单车、环境治理、食品安全、简政放权、养老计划等，定会获得新的理论解释和政策创新途径。
注释：略
参考文献：略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公共服务质量的‘助推机制’研究：理论、实验与应用”(716032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社会规范与行为视角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理论、实验与应用”(71774136)和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研究”(FJ2018JDZ039)的阶段性成果。
往期链接：
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责任编辑：方卿
排版：李烨红
审核：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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