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5日晚7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为庆祝成立五十周年而举办的“翻译史讲座”第四讲在腾讯会议开讲。第四讲的主题为“亚洲翻译史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台湾日治时期的法院与警察通译为例”，由辅仁大学学术特聘教授、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国际翻译学院教授杨承淑教授主讲，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教授主持。讲座吸引了海内外数百位听众参加，既有翻译史、思想史领域的专家，也有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现将此次讲座内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杨承淑教授
一、亚洲的译者与译史研究
讲座开始，杨教授首先提及1998年与孔慧怡合编的《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一书，孔慧怡在书中提及当代翻译学的发展有两个明显趋势，一是学科的专业性和实用性增强，一是广义的理论研究开始受到重视。而翻译学在亚洲的发展一直受西方规范牵引，对本土研究缺乏鼓励作用。杨教授认为，此次讲座內容与二十余年前的这些想法遥相呼应，便以此为引子开始讲座。讲座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一、亚洲学者的译者与译史研究成果及其学术实践；二、对于台湾日治时期通译的探索；三、环绕日治法院与警察通译的问题；四、从“以人系事，以事系人”切入翻译史研究；五、研究发现和我思我见；六、问答和探究。第一部分在其论文《亚洲的译者与译史研究：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已有阐述，这里只做简要介绍。杨教授认为，致力于亚洲译者与译史研究成果的学者已有丰富成果。日本学界的译者与译史研究领域，主要有立教大学跨文化沟通研究所武田珂代子教授，以及采取文化社会学角度及口述历史研究方法的鸟饲玖美子教授。在中国大陆首开先声的是2014年退休（2020年离世）的前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翻学院谢天振教授。而香港学界的译史研究，以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王宏志教授的投入最受瞩目。在新加坡方面，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关诗珮教授，近年亦有可观的成果。至于台湾的译者研究，过往在研究材料来源与译者事迹等因素影响下，研究范畴较集中于日治时期，且以单篇论文为主。近期颇具研究特色的学者有“中研院”台史所许雪姬教授、淡江大学日文系副教授冨田哲、台北市立大学英语教学系副教授陈宏淑、政治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蓝适齐、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赖慈芸等人。
△孔慧怡、杨承淑合编：《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
二、对于台湾日治时期通译的探索
杨教授表明，她刚开始进行台湾日治时期通译研究时，受许雪姬《日治時期台湾的通译》这篇长文影响，早早定好研究蓝图，年代定在1895-1945之间，研究题目包括译者的文化位置、译者的知识生产路径、译者的群体特质、译者与赞助人的关系等。对于台籍译者研究主要围绕林献堂的秘书通译群体（讲座第四部分对此有更多展开），日藉译者研究主要围绕法院通译与警察通译，所研究的译者包括小野西洲、片冈岩、东方孝义、森丑之助等。在日治的脉络下，台湾人和日本人究竟靠什么进行沟通？日本人带了将近200个日藉译者，但这些译者只会北京官话，无人能说台语或闽南语，因此他们只能以汉文书写（即“笔谈”）来沟通，有时则需要台籍译者充当“复通译”。以担任法院复通译的赵钟麒为例，他以听台语书写成汉文，日本通译再以日文说出，汉文因而成为法院的正式文书语言。法院的刊物《语苑》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也是语文和权力架构出的舞台。贯通台籍译者与日藉译者的关键词则有汉文、惯习、俚谚、民俗、汉诗、辞典等。三、环绕日治法院与警察通译的问题
研究日治时期的法院通译，最主要的材料是现存的《语苑》（1909年-1941年），刊行约400期，全盛期发行近4000册，是全台警察通译的应考双语教材。《语苑》编委是掌握稿件实质内容的资深通译，从编委名单可以看许多端倪，如台籍译者比例的变化——1909年左右37个编委有10个台籍译者，1925年左右，47人中15人为台籍译者。早期《语苑》的赞助员都是个人身份（如法院院长、检察官、律师），从编委、赞助员名单变化中看出1925年起警方势力的扩张。由于1921年以来台湾的民族运动兴起，常有台湾人在公共场合用台语进行演讲，鼓吹民主运动，因而1923年起台语特科设立，初期的特科生培训1-2年。但特科生后来有半数从警察单位转入法院做通译，其实待遇与职位并没有变化，可能因为警察单位指派的任务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因此宁愿以法院通译为其终生职业。另外，在法院通译中仅能有一位高等官通译，但全是《语苑》的主编（川合真永、泽谷仙太郎、中间小二郎、水谷利章、神吉信次郎、小野西洲共六位。），他们升任高等官与担任主编几乎同时。可见，译者身份的形成途径、养成方法、角色功能、群体属性及其影响作用，与《语苑》有密切联系。警察通译的选拔来自于通译考试，本研究将现在可见的6000笔中的1000笔考题，根据考科别、类属、日期、主题、范围、题型和结构制成语料库。而通译教材《虎之卷》则是小野西洲从《台日大辞典》与《日台大辞典》中抽出词语所编，现存4064句，从中可以看出当权者对台湾民众话语关注的主题内容，亦可以分析其话语采集与编辑者的集体属性。
四、从“以人系事”切入
杨教授以小野西洲与林献堂为例，介绍“以人系事”的研究方法。小野西洲（1884-1965）初到台湾的知识生产是汉诗文，与传统诗社发表不同，小野西洲是通过报纸披露诗文的，一生共有104篇汉文译作，402篇汉文创作。他也投入了语文培训，负责编写教材以及考题，从1924年到1940年，大概有500篇相关书写。至于刊物编辑，小野西洲主编《语苑》七年，《语苑》改名《警察语学讲习资料》后又担任主编三年。此外，还有三十年时间都在《昭和新报》、《台湾时报》等报刊做日文及汉文编辑。小野西洲因《语苑》而当上高等官，但他是六位高等官中阶级最高的一位。1935-40年，他有四本日台双语书籍，从中也能看出他作为官方喉舌的角色身分。杨教授接着围绕林献堂展开“以人系事”的爬梳。林献堂（1881-1956）出身雾峰望族，1895年林家曾往泉州避难，1897年为经营产业留居台湾。虽身处日治时期的台湾，但林献堂并没有学习日文，从1906年到他过世，五十年间一直聘用秘书通译，大概共有十位。林氏最后一位通译林瑞池接受许雪姬教授访问时说，林献堂能说也能听日文，但当说话内容复杂时难免较为吃力，故一定会用通译。在这些通译的协助下，林献堂发起了很多社会活动，如1914年成立同化会，1921年发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后在台北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1923年起台湾文化协会以《台湾民报》作为宣传工具，由林献堂担任社长。1907年林献堂与梁启超在日本会面时，梁启超鼓励林献堂行事低调，以不刺激日本人的方法为台湾人做事。据林瑞池统计，林献堂一生中资助了3000位年青人去外国留学。林献堂还在1930年推出了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在1931年日本殖民政府大举镇压台湾的政治社会团体时，“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是唯一还能正常运作的团体。除了政治活动，林献堂还参与了很多文化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如成立台中中学，鼓励蔡培火学习教育等。他在1927年设立了大东信托（后改名华南银行），1908年起担任彰化银行董事(1947-1952年任董事长)。纵观林献堂一生事迹，无论是结社、办报、办学、办银行，都以公共圈(public sphere)的形式，让台湾人得以发声。
△林献堂（1881-1956）
五、从“以事系人”切入
杨教授接着以旧惯调查与通译制度为例，介绍“以事系人”的研究方法。旧惯调查全名“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1901成立，1919年裁撤。因为旧惯调查经费充足，可以雇佣大量通译，他们搜集了众多文化、风俗、民情方面的材料，编写了大量研究成果，如片岡岩（1876-1930）编《台湾风俗志》（1921年）。《台湾风俗志》是前无古人的资料集，多达1184页，共12辑；其中第1到第5辑、以及第12辑都是讲台湾的现实社会，第6-11辑有649页，主要讲台湾人的集体经验和潜在意识，其中包括俚语、谚语、传说、故事、迷信、宗教等内容。另一位通译东方孝义（1889-1957）在从事警察工作和生活中用心学习台语，主要投入编订《台日新辞书》（1931年）与《新订日台大辞典》（1938年），是辞典修订团队中的重要一员。东方孝义在1942年又编写了《台湾习俗》，这部书的篇幅不及《台湾风俗志》，不过尽管当时正逢战争，纸张紧缺，这本书仍然得以出版。东方孝义与片冈岩不同之处是，东方孝义关注的是活生生的人，还会从个人视角出发写评语，加入了文学、戏剧、娱乐等单元。片冈岩一直担任法院通译，而东方孝义则大部分时间投入培训警察通译或辞典编纂，只在短时间做过法院通译，1919-41年长时间担任《语苑》编委。
△片岡岩（1876-1930）
另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通译制度，该制度从189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45年。本研究取材包括通译考试、台湾文官普通试验土语问题答解法（片冈岩，1916年），警察语学试验问题及解答集（东方孝义、鹫巢敦哉，1935年）、《语苑》及《警察语学讲习资料》、《虎之卷》等。警方并不期待通译可以沟通，更多的是要求日常治理，到了战争时期则是思想控制。从这些事件中，译者的属性特质可说呼之欲出。六、研究发现和我思我见
杨教授最后总结道，台籍译者隐身于《日台大辞典》与《台日大辞典》，充当辞典的注编者。至于林献堂的秘书通译群体，秘书和通译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时的工作，他们受到林献堂栽培，后期则都投入了其他事业。日治初期，汉诗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汉文是沟通的桥梁，如旧惯调查、法院通译、报纸、《语苑》都少不了汉文。当时的舆论也有指责通译在翻译中动手脚，并指责他们为“必要之恶”。然而日藉译者受到政策与制度驱动，在台湾成就了自我和开展了文化传承。而法院通译与警察通译则通过语文为阶梯，达到语言创造、观念传播与介入操纵的角色功能。
参考资料
孔慧怡、杨承淑编：《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许雪姬：《日治时期台湾的“通译”》，《辅仁历史学报》第18期（2006年12月），页1-44。
杨承淑教授的相关研究
期刊论文：
《亚洲的译者与译史研究：理论与实践》，《长江学术》2021年第1期，页97-105。
《译者与他者：以佐藤春夫的台闽纪行为例》，《东亚观念史集刊》第8期（2015年6月），页175-209。
《译者的解读与重构：以小野西洲对谢雪渔的“内地游记”读后文为例》，《亚太跨学科翻译研究》第3辑（2016年12月），页1-36。
《译者与赞助人：从日治时期警察通译试题中的对话见端倪》，《翻译学研究集刊》第17辑（2014年6月），页261-281。
《从〈台湾语虎之卷〉看教材中的话语与权力》，《或问》第37卷（2020年6月），页95-104。
文集论文：
《台湾日治时期的译者群像》，载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201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178-216。
《译者与赞助人：以林献堂为中心的译者群体》，载《译者养成面面观》（台北：语言训练测验中心，2013年），页41-83。
《译者的视角与传播：片冈岩与东方孝义的台湾民俗著述》，载王宏志主编：《走向翻译的历史：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105-156。
《译者的角色与知识生产：以台湾日治时期法院通译小野西洲为例》，载赖慈芸主编：《台湾翻译史:殖民、国族与认同》（台北：联经出版社，2019年），页85-140。
《台湾日治时期法院通译的群体位置：以〈语苑〉为范畴》，载胡庚申主编：《翻译与跨文化交流：互动与共生》（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年），页55-77。
《〈语苑〉里的译者角色——跨界于警察与法院的译者》，载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201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188-215。
《日治时期的法院高等官通译：译者身份的形成及其群体角色》，载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整理组编：《第八届台湾总督府档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15年），页69-90。
《小野西洲的汉诗文媒体披露与日台艺文圈形成》，载王宏志主编：《翻译史研究（2017）》（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页218-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