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5日晚7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为庆祝成立五十周年而举办的“翻译史讲座”第七讲在腾讯会议开讲。第七讲的主题为“验名证身：近代医学知识翻译的路径与方法 ——以《格氏解剖学》翻译为例”，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主讲，并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教授主持。讲座吸引了海内外数百位听众参加，既有翻译史、思想史领域的专家，也有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现将此次讲座内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该文章尚未正式发表，请勿征引。
△高晞教授
一、引言
讲座开始，高晞教授表明这次讲座主要是从翻译的角度来思考近代西方医学知识传入中国的问题，讨论翻译的路径和方法。高教授首先介绍了“验名证身”这个题目的用意。“验名证身”一词来自于中国古代的法医学，指犯人押赴刑场之前需要验明正身，是把问题要说清楚，对身体进行核实的过程。之所以借用这个词，是因为它与讲座有两个关联：一是在西方的解剖学知识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时人借鉴了很多中国医学、尤其是法医学的概念；二是讲座涉及一些考证与探索的小故事。
高教授接着结合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简要介绍了中医体系的外来知识。近代以前的中医体系中的外来知识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在大众普遍印象中，中国医学始终是和《黄帝内经》、阴阳五行或者《伤寒杂病论》等传统的医学知识体系融合在一起，似乎自从《黄帝内经》出版以来，中国的医学体系就没有变化。这很可能是一个误解。现有学者研究（如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已经指出，中国传统的医学知识体系当中，身体的知识、疾病的知识、药物学的知识甚至医学理论中都有外来知识。譬如集中国药物学大成的《本草纲目》也有接近10%的药物以及治疗方式是外来的。陈明《敦煌的医疗与社会》一书也介绍了汉译佛经也介绍了大量的专门的医学知识，譬如敦煌出土的《张仲景五藏论》中涉及的”四大五荫，假合成身”，即所谓的四大即印度佛教医学构成人体的四种基本元素，地、火、风、水。这些普遍认为是中医传统的知识，其实都是来自于印度的医学。
而近代以来，从晚明时期的耶稣会进入中国，一般研究者都知道《泰西人身说概》与《人身图说》这两部医学译著。不过，现有研究表明，在清中期以前，这两本书对中国医学界的影响微乎其微。而真正对中国医学界有影响的是另两本书，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的《主制群征》与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的《性学觕述》。高教授补充道，早期研究者认为这些著作把西方的神经学理论和生理学理论介绍给中国，而较晚近的研究则认为这两本书是神学著作。高教授认为，从中世纪晚期一直到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的自然哲学和博物学当中关于身体的知识始终与宗教结合在一起，两者并不分离，大多数的解剖学研究和身体知识研究是跟自然神学相结合。因此高教授认为这既不是单纯的医学知识，也不是完全的神学知识，因为对于当时的西方学者而言，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研究身体来证明上帝的造人之完美。现有研究表明，方以智（1611-1671）的《物理小识》、王宏翰（1648-1700）的《医学原始》、陈云龙（1652-1732）的《格致镜原》都从《主制群征》和《性学觕述》借鉴了医学知识。朝鲜学者李瀷（1682-1763）也认为西方医学知识比中国的更为详尽。
△艾儒略《性学觕述》书影
那如何来评论这样一些知识体系？研究近代以来西方医学知识的传入的时候，无法回避其神学的理论体系与知识框架。要到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医学知识体系当中，自然神学中关于“灵魂”的研究中的一条路演化发展形成了心理学和现代精神病学。至少在《主制群征》和《性学觕述》传入中国的时期，身体相关的术语依旧是是与神学息息相关的。王宏翰《医学原始》一书中，不仅把引用了许多西方的医学知识，甚至也引入了神学知识。不过，尽管王宏翰在理论体系上是接受了西方知识，但是在实际应用（治疗术）当中，又完全回到了中国传统的医学体系当中。高教授小结道，其一，在中国传统医学当中，一直有外来的知识体系的存在，这是不能忽略的；其二，身体术语的中西文对译发生在 19 世纪以前，这里的“西文”指拉丁文，这是中文与拉丁文之间的对话。
二、医学知识翻译的路径
接下来，高晞教授介绍了医学知识翻译的路径，主要有宗教传播、知识互动、教育传承、贸易交流市场需求这四种。无论是早期所看到的佛教的经典传播，还是到晚明清初自然神学和博物学的耶稣会士传播中，医学知识传播都是和宗教传播有关。而晚明清初开始，知识互动逐渐兴起。翻译往往是双向、而非单向的，西方医学知识传入的过程，也是在在中国寻找对应点、演化为本土知识的过程。西方传教士来华之后，首先是将中国的医学体系翻译成英文，如裨治文（E. C. Bridgman，1801-1861）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一书非常仔细地运用三种语言，一是汉文的文字，一是英文，一是广东的口语读音，来介绍中国医学体系。而且书中还有注释对这样一些术语进行解释，包括这些术语的来源。这其实为之后西方医学体系翻译成中文奠定了基础。不过，研究者不能忽视的是，西方学者在翻译中国医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对这个文本的选择和资料的选择其实为后来对中国医学的重新认识制定了框架，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局限性。就比如说“十大医家”之说，这个概念在传统中国医学当中从来不存在，其实是从西方的知识体系去说明什么是“医家”，什么是值得介绍的“医家”。
△裨治文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高老师特别指出“骨节脏腑”是她现在所看到最早的关于 anatomy 的翻译，这样的术语应该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过去学界认为是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开始了医学术语的翻译，但其实早在合信之前，裨治文书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关于身体的术语。比如用“脉经”指“动脉”，用“经络”、“经脉”、“络脉”指“血管”，同时他因为不确定而打上了问号。这就是知识互动的开始。此外，贸易交流市场也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晚清以后，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到印度东印度公司跟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商人会参考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的分类体系，对药物重新进行药名认定。学者研究发现，最早的药物学的术语完全是从市场上来，而不是从专家学者来。另一方面，流行读物未必是经典读物，有市场炒作的成分，而市场的需求也会带动知识传播与大众教育。比如罗存德的《英华行箧便览》，就是给商人和旅行家来中国的时候放在口袋里的导游指南。在这个指南可以看到大量的医学术语。
△罗存德《英华行箧便览》书影
除了这些非医学专业人士对中国医学的考察以外，第一个对中国医学开始进行研究、把它翻译成英文的就是伦敦的传教士。1840年开始《中国叢报》（Chinese Repository）已经开始介绍中国的关于解剖学的知识。比如谈到脾、肝、肾、胃这，称之为脾系、肝系、肾系、胃系，它并没有称之为器官，而是称之为系统，可见作者对中西方医学体系对应的努力。由此可见，西方医学翻译成中文以前，其实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术语和知识体系的储备。之后合信《全体新论》和《医学英华字释》两本书非常著名，相关研究也很丰富。高教授特别指出，合信用“全体”一词翻译anatomy，从1850年开始“全体”这一术语开始使用。高教授补充道，哪怕在19世纪中期，神学和身体知识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隔断。比如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格物探原》这本自然神学著作之中，仍然有相当将近有 1/ 3 的内容讨论人的身体。高教授表明，自己刚进入医学史领域时，第一次看到在神学书涉及大量的身体知识时非常震惊，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关注这个问题。
三、验名：《全体阐微》的真正译者
高教授首先介绍《全体阐微》一书翻译的背景，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知识传播与翻译已经逐渐成熟。1877年第一届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成立益智书会，决定编译出版教科书。1878年列出来第一批需要翻译的书目。益智书会委托中文优异、美国公理会医学传教士、福州保福山圣教医院的创始人柯为樑（柯为良，Dauphin William Osgood, 1845-1880）来翻译《解剖学》，柯为樑也不负所托，精心选择了一本单一的著作，以《格氏解剖学》为底本，在1881年出版了《全体阐微》。这也意味着从益智书会开始，中国的医学知识的翻译开始进入到专业的这样一个领域。
△《格氏解剖学》第八版书影
柯为良选用的译本是英国解剖学家格雷（Henry Gray, 1827-1861）的《格氏解剖学》，那么，在西方的学术界的地位究竟如何呢？1926年普利策奖得奖小说Arrowsmith中写道，如果想做一个医学生的话，必须要读三本书，一本书是圣经，还有一本书是莎士比亚，另一本是《格氏解剖学》，这就可以看出19世纪到20世纪中，《格氏解剖学》在西方医学界的地位。从1858-2008年，《格氏解剖学》出版了41版，这在医学界是一个奇迹，几乎没有一本教科书会有如此辉煌的成果。如果去美国医学院的图书馆，书架上有一整排的《格氏解剖学》作为解剖学教辅书，因为书太厚了，作为教科已不适用，所以英文世界出版了多种专为医学生改编的《格氏解剖学》简本或读本。2008年，《格氏解剖学》出版150周年，Ruth Richardson的The Making of Mr.Gray’s Anatomy和Bill Hayes的The Anatomist: a True story of Gray's Anatomy两本书揭示了《格氏解剖学》的惊人秘密。《格氏解剖学》是由文字作者格雷和绘画者卡特(H.V. Carter)共同完成的，但是在第一版的封面上，H. V. Carter名字略小于Henry Grey，而在《格氏解剖学》第30版的封面上，已经看不到Carter的名字。Ruth Richardson的研究发现，《格氏解剖学》是格雷与出版商的商业炒作，因为在19世纪50年代，伦敦解剖学兴起，有大量外科学生需要学习解剖学，但原有的解剖学的书已经不能使用。格雷想要编写的这部教科书是包括解剖学与解剖外科学应用内容，获得得出版商和市场的青睐，Ruth Richardson发现《格氏解剖学》第一版的小样稿上面， Henry Grey的名字与H. V. Carter是一样大小的，但是正式出版时，Henry Grey把Carter的名字改小了，甚至在书名上直接改成了Grey’s Anatomy，《格氏解剖学》在流传过程中就慢慢把Carter的名字抹去了。然而，《格氏解剖学》之所以能流传不衰，书中精致的人体图像有关，那时显微镜已在医学中应用，但格雷不会用显微镜，Carter是通过显微镜观察绘制出人体图谱，《格氏解剖学》每三年会修改一次，主要是在内容方面，而卡特绘制的700余幅画像一直保留着，直到21世纪之后才所改动。2008年Ruth Richardson研究出来之后，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发文说明，《格氏解剖学》是两个作者，不是一个作者。高教授解释道，之所以讲这样一个故事，是希望以此说明“验名”的重要，而《格氏解剖学》在中国的翻译过程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益智书会本是委托柯为樑翻译《格氏解剖学》，委托德贞翻译的是《生理学》，但后来德贞也翻译了《解剖学》，译名为《全体通考》。在19世纪80年代，德贞的译本是全译本，由同文馆出版聚珍版，文字图版非常精美；而柯为樑的《全体阐微》是节译本，印刷质量远不如《全本通考》。虽然柯为樑的译本不如《全体通考》精致全面准确，但它的对象读者是教会医院和医学校的医学，而且价格比《全体通考》便宜许多。但它仍然译出《格氏解剖学》核心术语与结构，并以中国医学书写的格式，将每一篇内容都标“论”命名，如“心论”、“脉管论”等。柯为樑还编了一个解剖学的名词术语表，益智书会就要求国内其他解剖学著作必须按照这一词汇表进行翻译。柯为樑译本的贡献有三。首先他确定了解剖学的术语表，这一术语表与合信的术语表是完全不一样。相对于合信以句子翻译单词的冗长繁琐，柯为樑确定的术语单词或双词译法十分精简。其次他创作了许多新名词，譬如cell一词在合信术语表中没有，柯为樑译作“生珠”。因此，它成为了博医会和益智书会的规定术语表。
△《全体阐微》与《格氏解剖学》不同之处
《全体阐微》与《格氏解剖学》也有一些不同。譬如《全体阐微》讲到人体的头盖骨的时候，选用的配图是《格氏解剖学》中没有的，且是一幅艺术作品，至今尚未有研究解释这幅图柯为樑为何选择这幅配图。另外，《全体阐微》关于骨节的介绍也有错误，且不完整。最后，书中仍然有许多以身体说明上帝造人完美的表述，如“稽究人身诸骨，则知上帝创造之功大哉”等。1880年在译完《全体阐微》的第二天，柯为樑中暑去世，但当时他也写好了中文序言。1881年，益智书会第一批6本教科书付梓，《全体阐微》添列其中，后续出版事宜由他的继任者，美国公理会医学传教士惠亨通（Henry Thomas Whitney，1849-1924）负责，惠亨通和福州另一位传教士夏查理（C. Hartwell）为此写了英文序。在益智书会的目录中，该书最初标记为“Anatomy”，但柯为樑去世后，该书的名称就写成了Osgood’s Anatomy，俨然是与英国出版社以Gray’s Anatomy命名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左：柯为樑所作中文序 右：惠亨通和夏查理所作英文序
《全体阐微》出版后，取代了另一本在中国乃至亚洲影响极大的《全体新论》，成为教会学校的规定教科书和解剖学考试规定课目。无论是李鸿章的北洋医学堂，还是嘉约翰的博济医学堂，都是用《全体阐微》作为考试科目，使得《全体阐微》成为19世纪下半叶发行量最大、再版最多的解剖学教科书之一。“全体阐微”一词甚至成为解剖学的代名词。当时曾有位冒牌的西医生在中文广告中自称自己是“全体阐微说兼外科教习博士”即表明掌握了解剖学和外科知识。1913 年-1934年《申报》各种药房广告上还会见到一位自称是“全体阐微兼外科学教习博士显利便宁”的人物。1887 年，惠亨通致信益智书会表示《全体阐微》已告售罄，所以他打算要更新解剖词汇表，申请重印，益智书会同意订购300份新的词汇表。1888年，益智书会收到了惠亨通提交的新版《全体阐微》，委员会成员只注意到有些图谱被改成彩色版，并没有留意到其内容的变更。事实上，惠亨通从结构到术语作了大量的调整。首先惠亨通把英文书名改成了Gray’s Anatomy，这时候柯为樑的名字就缩小，惠亨通的名字放得很大。其次，惠亨通作了结构性更改，不仅从六卷改为三卷，也修改了章节标题，去除各节之“论”，细化分节，归纳分类，让层次更明晰。惠亨通还修改了术语，增添了“阐微名目”和“体用名目”。
△左：惠亨通第二版 右：柯为樑第一版
对照可以发现，右图柯为樑第一版每一节都以“XX论”命名，其实这是中医书写的传统，但左图惠亨通第二版就只保留“经络论”，把其他的“论”都去掉，不仅使得结构清晰，也是革新了书写的范式。
又譬如术语的革新。左图柯为樑第一版以“甜肉”命名胰腺，还是沿用了合信创制的术语，右上角惠亨通第二版改为“甜核”，这一术语也沿用了很长时间。1889 年第二版美华书馆出版，福州圣教医院出版。1896年，师图尔表扬惠亨通所修订的《全体阐微》，他添加胚胎学部分，更新了解剖学知识，并认为合信的《全体新论》和德贞的《全体通考》的知识体系都已经过时。但在博医会出版委员的报告中始终称之为Osgood’s Anatomy，甚至在博医会发布的第二版英文广告中，也抹去了Whitney（惠亨通）的名字，以至于后来的教会医院的英文报告都称《全体阐微》为Osgood’s Gray’s Anatomy.就目前资料分析，当年在社会流通最广的恰恰是惠亨通修编的1889年第二版的《全体阐微》，华人读者通常不识英文序言，辨别不出谁是真正的作者。况且当时在市场上流通许多盗版书，这类重印的书就直接略去了英文序。直到今天，无论是在各大图书馆的目录中，还是学者研究中，《全体阐微》的作者只是柯为樑，另一位作者惠亨通在中文版中是不存在的。况且惠亨通在自己的报告中亦将第二版《全体阐微》称为Osgood’s Gray’s Anatomy.结合前面Ruth Richardson讲的故事，为什么类似的故事会在中国发生？因为柯为樑在去世前一天完成《全体阐微》的翻译，在当时已经被塑造为英雄形象。另一方面还有出版商的要求。《全体阐微》当时影响力非常大，若改为惠亨通的名字，则普通大众很难联系到他与《全体阐微》的关系。四、证身：《体学新编》与解剖学术语创制
惠亨通同意《全体阐微》不以他的名义出版，但他希望他重新编制的词汇表以自己的名义出版。到1890 年左右，惠亨通的术语已经成为益智书会与博医会通用的解剖学术语。高教授分析道，惠亨通不可能愿意生活在柯为樑的阴影当中，他希望走出另一条路。他的尝试就是创制新的解剖学术语，参考资料主要有卫三畏的《汉英韵府》、《康熙字典》、翟理斯的《华英字典》1897 年惠亨通的时代到来，他当选博医会会长，这个时候他就大力推动医学解剖学术语的创制。在惠亨通创制解剖学术语的过程中，他不想走合信那样从中国传统的医学术语当中寻找的老路，他就走了一条运用偏僻字甚至自己造字的这条新路。医学传教士认为日本的术语非常好，在这个时期已经知道日本人使用“动脉”、“静脉”、“细胞”等术语。但惠亨通没有采用这些术语，而是自己造字。
△惠亨通自造新字
1902 年惠亨通向益智书会提出自己接替柯为樑新修订《全体阐微》，同年益智书会报告惠亨通翻译的Gray’s Anatomy 限将出版，1903年《教务杂志》刊登新书推荐，惠亨通所译之《新版格氏解剖学》，作者翻译了全书，包括新增的组织学内容，希望尽可能反映最新的医学发展成果，还“新增将近100幅木刻”，该书采用新的解剖学术语，共计三卷本。第一卷先印发。惠亨通取名为《体学新编》，以此表明了自己走出柯为樑阴影的决心。高教授补充道，她几乎跑遍全世界的图书馆都没有找到《体学新编》，只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一部1913年版二卷的残本，台湾原总督医院图书馆收藏有一套完整的1913版。有一天她尝试想查一下复旦大学古籍部的收藏，结果在哪里不仅找到了《体学新编》，而且找到1904年的初编和1913年的再版，目前看来，复旦大学馆藏1903年版可能是世界孤本（补注，讲座结束后，浙江师大学的崔军锋老师告知，广东省图书馆收藏有 1913年的再版《体学新编》）。
△惠亨通《体学新编》
惠亨通在《体学新编》的《弁言》中强调自己的术语“浅显而易明”，还专门交代了自己修改的部分。然而，惠亨通使用了过多生僻字，并自创不少连中国人都不认识的新造字，只会让学生一头雾水，这完全是一个失败的创新。高教授小结了anatomy的不同翻译。麦都思在其英汉（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1847-1848）和汉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l-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32）中的不同表述。最早裨治文翻译成“骨节脏腑”，麦都思译为“剖尸之法”、“外科破肢之法”。之后合信译作“全体”，柯为樑译作“全体阐微”。惠亨通的《省身初学》、《省身浅说》用“省身”来翻译anatomy，《体学新编》又用了“体学”一词。到1904 年，狄考文出版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科技英汉词汇》）一书，其解剖学术语都用了惠亨通的术语。此外，即便当时日本已经出现“神经”一词，狄考文的《科技英汉词汇》依旧采用了惠亨通翻译的“系”一词。
△狄考文 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五、医学名词的统一：《格氏系统解剖学》的影响
高教授接着讲道，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医学术语达到统一，在解剖术语中基本使用惠亨通的词汇表，但效果并不理想。同时，中国的医学翻译空间也发生了转移。其一，博医会的翻译社从上海转到了济南。济南的齐鲁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相当特殊的，齐鲁大学医科全部是以中文教学。不主张用英文，教师积极翻译西医教材，后期还编了一本中文医学杂志《齐鲁医刊》，博医会的翻译中心最后就转移到了齐鲁大学。其二，翻译人群由医院工作的传教士转向学校的医学学生，参与翻译的除了齐鲁大学医科学生，还有北洋学堂的学生、协和医学堂的学生。随后留日学生、新型知识分子也参与进来，就促进了学术空间的拓展。值得留意的是，在讨论中国统一解剖学术语同时，我们必须关注解剖学科史发展的情况，从全球的视角考察发生在中国的变化，当时西语世界也在进行医学术语统一问题探讨， 1887年在德国莱比锡开始现代解剖学术语的修订工作，并于1894年在英国继续进行。1895年4月19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九届解剖学协会大会上一致通过了拉丁文版的《巴塞尔》（Nomina Anatomica）。另外，还有一角度，就是来看日本的渗透与影响，从一开始，医学传教士和传教士就关注日本学者所译的术语，他们始终在作比较，犹豫是否要采纳或借鉴日译汉字，但基本否定，但是日本人的关键性译字，传教士们早就注意到了，比如“动脉”和“静脉”的译法。至20世纪初，以丁福保为首的德日系强势渗透，丁福保批评《全体阐微》、《全体通考》、《体学新编》三书不能和日本译词相比。1927年，科学名词审查会编订的《医学名词汇编》出版，从此最终版上可以见到拉丁文名、英文名、德文通用名、日译名、参考名，可以看到当时译名的多样性，最后有一个决定名。在这样的前提下，济南齐鲁大学的学生开始重新翻译Gray’s Anatomy，他们直接取名为《格氏系统解剖学》，而不再使用中国人习惯的意译法。高教授介绍道，1922年出版一部只印了100本的《格雷氏解剖学》，即《格氏系统解剖学》的第一卷，1923年全部译书出版时，就更为《格氏系统解剖学》，在该书中依然可以看到术语的过渡形态，处在惠亨通名主见和现代术语之间，比如“脑经统论”一词已经不再用惠亨通的译词了。
△1922年《格雷氏解剖学》
《格氏解剖学》的影响不只是在解剖学方面，甚至影响了中医市场。1936 年，中医界为了适应中国医学教育形势的骤变，创办中医学校，并按西医的模式制定教学大纲，当你们能想象，当时中医界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就是要求中医学校在教《内经》《难经》时，采用用博医会会翻译的《格氏系统解剖学》中的术语，以此为标准来学灵枢素问脉经。高教授感慨道，很难想象这样的峰回路转：最早的传教士在翻译西方知识的时候，是从《灵枢》、《素问》中去寻找身体知识的术语；而在一百年之后，中国的医生又从《格氏解剖学》当中去寻找术语，去重新解释，去运用到中医的解剖学之中，包括医学理论知识当中。正如《格氏解剖学》在西方医学界不断，创造了医学教育史的奇迹，在中国亦有同样的效应，它也是翻译出版再版的一部解剖学教科书，从以下三张表格可以看出，《格氏解剖学》在中国不断再版，也在军队中广泛流传，甚至今天也在不断再版，这都可以看出该书对中国的巨大影响。
△《格雷氏解剖学》
△《格氏解剖学》在军队中广泛使用
△《格氏解剖学》至今仍是经典教材
六、医学知识翻译的方法
高教授最后以医学知识翻译的方法作总结。从晚明一直到民国初年（1932年）的翻译过程中，其实经历了发现传统、发明传统到摆脱传统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现传统”就是从《黄帝内经》、《康熙字典》，包括合信的《全体新论》都是借用中国的术语，包括《四书》、《五经》的术语和思想。第二阶段“发明传统”，惠亨通一再而三地想要创制新词，但某种意义上它其实是一个失败的创新。到1932 年《格氏系统解剖学》出版的时候，即第三个阶段，就已经摆脱传统了。中国现在要对外发布中医的医学名词翻译，这也是译词统一的过程。借用章太炎《论统一中西病名》一文中的说法，名称统一需要“中西良工，比校核实”，即需要有医学专家、中文专家、西文专家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专业的学术术语的翻译。
陈万成，罗婉薇：《汤若望的〈主制群征〉与翻译》，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1期，页97-105。
高晞：《“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例》，载《历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页80-104。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陈明：《敦煌的医疗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科学名词审查会编订：《医学名词汇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