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保护人渣？

章莹颖案于2019年宣判，已经过去了四年，时间真的很快……每次看到罪犯庭审时说“章是他见过的最有反抗精神的女性”，我都不忍卒读。很难想象，这句话背后意味着当时怎样的残忍与折磨。

章莹颖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一名访问学者，北京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的硕士，于2017年6月9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被同校博士布伦特·克里斯滕森绑架、强奸、谋杀。

然而那个人渣、罪该万死的恶魔——克里斯滕森，现在仍然在某种程度上“逍遥法外”，因为他并没有被判死刑，而是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为什么？因为在最后面对死刑判决的艰难决定面前，陪审团12人中的2人觉得罪犯可能有精神病或者其他问题，不同意死刑。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涉及死刑的量刑判决必须由陪审团而不是法官做出，只有12个陪审员一致认定才可以对罪犯判处死刑。

在法官宣读陪审团裁定的时候，克里斯滕森露出诡异的微笑，看向自己的家人——他不仅毫无悔意，而且还因为“取胜”而自鸣得意。 

在此之前，这个混蛋不认罪也就罢了，还一直拒绝说出藏匿尸体的地点，给章的家人和所有关心案件的人都带来了长期的痛苦。直到宣判后，才模糊得知章的尸体可能已经被切碎后消失在垃圾场了。

他一直很擅长利用司法制度，来保护自己。

每次看到这个恶魔的照片，我都恨不得钻进照片亲自将他手刃，但我仍然觉得这个最终的判决必须被尊重。

为什么？因为在“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面前，我选择信奉程序正义。即必须尊重陪审团制度下做出的最终裁决，而不是因此就觉得陪审团制度很荒谬，或者在纵容犯罪。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陪审团制度：就是在民间随机选取的6到12个人，聚在法院商量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想要判定嫌疑人有罪，这6到12个人旁听庭审后要全部投赞成票才可以。

中国也曾翻拍关于这个制度的著名电影，中国版本名叫《十二公民》（中国没有实行陪审团制度，该电影是以虚拟法庭为题材）。

电影《十二公民》海报

在司法的历史中，“保护人渣”常常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

但保护人渣绝不代表司法的黑暗，它反而代表着司法的公正，即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又被称作“看得见的正义”，它强调司法的“过程”而不是“结果”的重要性。因为它注重司法过程的正义，在极偶尔的特殊情况下，就会出现无法让罪犯得到应有刑罚的结果。

《花花公子》的创始人弗兰特有这样一个故事：他创办的这份杂志是一份软色情杂志，然而1970年代的美国远比现在保守，这份杂志里的一些内容被认为可能有伤风化，所以他被起诉了许多次。

但是由于“软色情”始终难以被认定为真正的色情，而美国最高法院出于对言论自由的保护，也在尝试界定色情的边界，最终法律越来越倾向于弗兰特的杂志内容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所以，这个臭名昭著的家伙说出了一句著名的话，大概意思是：“法律如果能保护我这样的人渣，那就更能保护你们所有人。”

他的意思是，正是他的“边缘违法行为”倒逼立法者明确了法律的界限，才让言论自由的边界变得清晰，否则，当法律变得模糊，到处都是“口袋罪”，则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因此而丧失言论自由。 

如果当时的法律不分青红皂白打击了弗兰特这样的“人渣”，确实能让全社会出一口气，也能“彰显正义”，但全美国人以后都有可能随时随地因为不小心“涉黄”而被抓，法律就很容易变成美国政府控制其人民的工具。

著名的冤案聂树斌杀人案，就是一个执法者违反了程序正义，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典型。

1994年，石家庄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村民聂树斌被认定为“罪犯”，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整个过程看起来都是伸张正义、惩治杀人犯的案例，但后面的故事令人瞠目结舌，真相远非如此。

2005年，一个叫王书金的人被警方抓获后，主动供述自己才是“玉米地奸杀案”即聂树斌案的真凶。

直到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高院复查此案。

在阅读大量卷宗之后，该案代理律师之一李树亭表示，聂树斌案在法律程序上存在严重问题。

公安机关在没有掌握聂树斌任何犯罪事实或犯罪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是因为聂树斌骑了一辆蓝色山地车，就将其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并抓获。

从上图中聂树斌的再审判决书就能看出来，程序违规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聂树斌1995年被执行死刑时，尚且未满21周岁，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含冤被杀，翻案起因竟然是其他罪犯的主动供述。更何况，聂树斌案也并没有那么容易才沉冤昭雪——律师、媒体，以及聂树斌的家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完成了这个“壮举”，前后历时20多年。 

聂树斌成功改判后，他的母亲哭倒在坟前。

另外，聂树斌当时认罪到底有没有刑讯逼供的因素？

“申诉方发表意见时认为：消失的笔录可以想象当时或存在刑讯逼供，而且聂案中许多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取得，依法不具备法律效力。”（引自人民网）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严重而残忍的案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于是大家群情激愤，要求判这个人死刑。

大众有这样的情绪自然可以理解，但执法机关就一定要恪守“程序正义”，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最近我看小红书一位律师讲刑讯逼供的不良影响，下面的评论触目惊心，竟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刑讯逼供是“无奈”，因为犯罪分子一般都很“顽固”，不招认，那就得打。

我们的不少民众，对法律的理解还停留在这种“泄愤”的水准，令人哀叹。

试想一下如果他们渴望的这种刑讯逼供泛滥了，最有可能受伤害的人是谁？恰恰是他们自己。

在他们为程序不正义的执法拍手叫好时，那么这个不正义的程序，也有可能在某天落到他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头上。因为当法律的界限模糊，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不会掉进某个“口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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