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划分仪节是解读《仪礼》的重要方法，武威汉简《仪礼》中遍布各类符号530个，其中大部分符号的作用是划分《仪礼》仪节。汉简《服传》甲本、乙本各类符号位置几乎完全一致，说明汉简符号承载的《仪礼》分节体系是西汉《仪礼》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为通行。而汉简通行分节号亦见于东汉熹平石经《仪礼》残石，进一步证明分节是两汉通行的《仪礼》读法。汉简分节与贾公彦、朱熹等后世学者多有共识，但其精细程度远超后人，且较后人更重视等级、礼成、正变等核心礼学要素，反映出西汉经师对《仪礼》用功之深、琢磨之细，从此亦可窥见汉儒重视章句的学风、独特的礼学理念及一时《仪礼》学之盛。当然，汉简分节粗疏之处亦多，其体系性、准确性仍有不及后世经解之处。
关键词：武威汉简；《仪礼》；汉代经学；符号；仪节；等级
刊于《文史哲》2023年第6期
武威汉简《仪礼》是现存最早的《仪礼》文本，备受关注，陈梦家、王关仕、沈文倬等学者以文字校释为基础，讨论了《仪礼》今古文、文本流传、经典化、学术史等重要问题[1]，取得了很多突破，但这些讨论大体局限于文献层面，基本不涉及经典解读。我们目前对汉代《仪礼》学的系统性认识只能上溯至东汉末郑玄《仪礼注》，至于武威汉简所处的西汉时期人们如何理解《仪礼》经文，今人只能从《通典》等史料中辗转探求，其详则不可知。
然而，武威汉简《仪礼》中遍布的分节符号却可为我们提供直通西汉《仪礼》学的阶梯。《仪礼》共有十七篇，除《丧服》篇是记载服丧制度的专篇外，其余十六篇详细记载了“士冠礼”以下十四种周代礼仪的礼仪程序。而《仪礼》记载的这些大型礼仪程序都是由若干个小的礼仪环节有序排纂而成，具有极强的程序性。这些小的礼仪环节，就是仪节，是大型礼仪程序的基本组成单位，典礼蕴含的圣人之意正是通过仪节的有序进行体现的。对《仪礼》进行分节，表面上看是文本层次的划分，其实质则是对典礼的分析、整合，直接关乎经义，是一种独特的解经方式。清儒陈澧总结《仪礼》读法时云“一曰分节，二曰绘图，三曰释例[2]”，将划分仪节视作解析《仪礼》的第一步，可见《仪礼》分节之重要。《仪礼》古本只分十七篇，十七篇中并无固定分节，因此历代经学家的分节多有不同，其中往往体现着学者对经义的不同认识。
武威汉简《仪礼》中的分节符号当然也暗含了当时学者对《仪礼》经文的理解，通过细读汉简分节，我们能够体会到汉儒以章句治经的学风、独特的礼学理念及西汉《仪礼》学之繁盛。可惜前人对这些符号不够重视，未能深入发掘其经学价值。本文对简本《仪礼》所含符号进行穷尽式研究，全面钩索符号背后潜藏的经说，并与后世经说进行系统比较，力图从共时、历时两个层面揭示武威汉简《仪礼》的经学价值。
鉴于简本《仪礼》符号种类繁多、功能各异、众说纷纭，在阐发简本《仪礼》符号的经学价值之前，必须先对简本《仪礼》符号本身进行系统梳理。
田河 ：《武威汉简集释》 ，甘肃文化出版社 ， 2020年。
一、简本《仪礼》的分节符号及其性质
（一）简本《仪礼》符号的种类、数量及其功能
陈梦家、王关仕、程鹏万等学者对简本《仪礼》符号的种类、功能已有讨论[3]，建树颇多。其中陈梦家首次梳理了简本《仪礼》的符号系统，王关仕则敏锐地认识到汉简符号的主要功能是划分《仪礼》仪节。但前人所论亦不无偏颇，如陈梦家将武威汉简《仪礼》符号分为十一种，其中的大圆点、中圆点、小点实际上都是实心圈号“●”，只是书手所画大小不同，并不是三种符号；王关仕对汉简仪节划分符号的讨论则止步于个别条目的辨析，未能全面分析。总之，简本《仪礼》符号的基本情况尚待系统梳理。
据田河《武威汉简集释》释文及彩色图版，简本《仪礼》符号共有530个，包括“●”“○”“■”“▲”“”“（）”“、”“〓”八种形态。若就功能、作用而论，这些符号可分七种：用于简省文字的重文符号、用于提示篇目起始的篇目符号、用于提示篇目字数统计的字数统计符号、用于划分《丧服》篇各级文本层次的《丧服》文本划分符号、用于划分《仪礼》仪节的分节符号、主要用于补充划分仪节的钩识号及可能用于删除文字的括号，其中《丧服》文本划分符号还可以按照划分层级的差异再分为分章符号、经记间符号、经传间符号、经传内部符号、记文间符号五小类。为便于总览简本各类功能符号所涉及的形态、各篇分布数量，兹列功能符号统计表于下。其中“符号形态”一栏若同时有多个符号出现，则表明此种功能符号对应多种符号形态，符号排列以出现频率高低为序。
表1：武威汉简《仪礼》功能符号分布统计表
通过上表可知以“●”号为主的仪节划分符号遍布简本《仪礼》除《丧服》篇外诸篇，共有281个，占全部简本《仪礼》符号半数以上，是简本中最常见的符号类型。分节符号的具体施加方式是在两个仪节之间加“●”，如《特牲》第3、4、5、6简中各有一个“●”，恰好将《特牲馈食礼》“筮日”“筮尸”“宿尸”“宿宾”“视濯视牲”这五个前期筹备仪节准确地区隔开来。除分节符号外，重文符号是抄写的技术性简省，篇目符号、字数统计符号、《丧服》文本划分符号属于对《仪礼》固有文本层次的提示，括号、钩识号则是读者后加，基本不涉及对《仪礼》经文的理解。而仪节划分符号是施加者根据其对《仪礼》本经的理解，将诸篇大典礼划分成若干小礼节。这一符号的施加是主观的，体现了施加者对《仪礼》的理解，能够反映其礼学水平，是经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二）简本《仪礼》仪节划分符号的性质
简本《仪礼》仪节划分符号具有很高的经学价值，但在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先明确简本仪节划分符号的代表性问题，即这些分节符号是个别抄写者或个别经师的偶然行为，还是某一时期内《仪礼》学者普遍采用的。
简本《仪礼》的抄写时间，学界主要有西汉成帝说与新莽时期说两种[6]，尚无定论。其实成帝之时距新莽时期不过三四十年，两派观点的时间跨度并不算大。目前学界基本达成共识的是丙本在三本中抄写年代最早，而甲本、乙本则是略晚于丙本的同时期抄本，丙本渊源可追溯至西汉早期，甲、乙本可追溯至西汉中期。也就是说，武威汉简《仪礼》代表的《仪礼》文本面貌基本属于西汉中后期。又考虑到武威汉简《仪礼》大部分篇目含有通篇字数统计，这说明简本《仪礼》追求文本的稳定性，带有定本性质，因此我们可以认定简本《仪礼》是西汉中后期具有代表性的通行《仪礼》文本之一。
那么简本《仪礼》的符号是否与汉简本身一样渊源有自、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西汉中后期《仪礼》文本的共性呢？答案是肯定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先要明确三个小问题：
1.简本《仪礼》大部分符号的作用是划分仪节，这一工作要求施加符号者对《仪礼》较为熟练，有较高的礼学水平，因此简本《仪礼》符号当源自某位经师，并非抄手可为。且简本《仪礼》除了括号和“”号外，包括仪节划分符号在内的绝大多数符号都占一字或半字位，这说明这些符号在抄写之初就已存在，是简本《仪礼》固有的组成部分，不可能是抄成之后所加。
2.甲、乙本《服传》不仅在文字上高度相似，其内含各类符号的位置亦高度一致，根据笔者统计，甲本《服传》符号共35个，乙本《服传》符号共36个，二本中位置完全相同的符号有33个，另有“绳屡者”“疎衰常”“资者䌌也”“小功布衰常”4句前符号二本中恰有一本残缺，不知同异，只有“为夫之君”之上的符号乙本有而甲本无。也就是说，甲本、乙本《服传》中绝大多数符号在正文中的位置是完全相同的。而简本《服传》中大量存在的经传间符号、经文内部圈号、传文内部圈号的施加并不系统，带有较大随意性。甲、乙本《服传》符号的高度相似只能说明简本《仪礼》中包括仪节划分符号在内的大部分符号在传抄中较为稳定，是简本《仪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3.陈梦家发现“熹平石经《仪礼》的《乡饮酒篇》（《汉石经集存》第四二〇号）在‘拜送降宾介奠于其所’和‘如宾服以拜辱’之下都有圆点章号，表示此两句为两章的末句”[7]，经笔者比对，这两句下的●恰好分别是“二人举觯”与“徹俎”仪节以及“拜礼”与“息司正”仪节的分节点，贾公彦、朱熹等历代主流《仪礼》分节都在此分节，此是仪节划分符号无疑。除陈先生发现的两处外，《集存》第四〇四号著录《士虞礼》残石记文“告事毕宾出”“圭为而哀荐之飨”下各有一个●（见图1），恰好是“无尸不饯之法”“卒哭祭告祔之辞与飨辞”“祔祭之礼”三个连续记文仪节的分节点，属记文仪节划分符号。笔者又检社科院考古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发现其中著录的一块《既夕礼》残石中亦有圈号，位于记文“则不馈于下室”下，恰好位于记文仪节“下室之馈”与“筮宅卜日”之间[8]，属于记文仪节划分符号。这些残存的仪节划分符号以及熹平石经其他经书残石中广泛存在的“●”号，说明东汉熹平石经《仪礼》应当是系统划分仪节的《仪礼》石本。此外，熹平石经《仪礼》残石中有《乡饮酒》篇题篇次“乡饮酒第十”，而简本《仪礼》诸篇第1、2简简背亦多写有相似的篇题篇次，陈梦家据此指出“熹平石经的这种体例，当仿自简本”[9]。武威汉简是出自边远地区的西汉抄本，熹平石经则是矗立于东汉都城的官方经书定本，二者在地域、性质上有较大差异。作为官方定本的熹平石经一定会选择渊源有自的汉代通行本作为底本，方可达到正定文字之效。而熹平石经《仪礼》篇题篇次形式、仪节划分符号与西汉末边陲抄本高度相似、关系紧密，則证明武威汉简《仪礼》源出西汉通行本，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
图1 《集存》404号残石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可以对简本《仪礼》符号及汉代《仪礼》仪节划分得出初步认识：武威汉简《仪礼》中的仪节划分符号由西汉经师施加，并随着《仪礼》文本的传抄而稳定传承，不随意变动。简本《仪礼》虽是西汉边远地区的抄本，但其篇题篇次形式、仪节划分符号与东汉官方定本熹平石经一致，证明简本《仪礼》源出一个被后世认可的西汉通行本。因此简本《仪礼》仪节划分符号组成的分节体系、暗含的《仪礼》经说、折射的礼学理念在西汉当有一定代表性。而武威汉简与熹平石经分节的共性，则说明在文本中以“●”号划分仪节是两汉时通行的《仪礼》研读法。
二、简本《仪礼》仪节划分符号的经学内涵
武威汉简《仪礼》残存仪节划分符号281个（后加的钩识号不计），暗含了对《仪礼》经文的理解，是我们研究西汉《仪礼》学乃至整个汉代经学的宝贵材料。经笔者考察，汉简之后可考的对《仪礼》进行全面分节的经解共有唐贾公彦《仪礼疏》、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清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清胡培翚《仪礼正义》等17家[10]，为更好地解析简本《仪礼》的仪节划分符号，也为彻底打通古今《仪礼》分节的历史，笔者将简本《仪礼》281个仪节划分符号逐一与17部后世经解相应的仪节划分进行对比，得出了一些经学、经学史上的新认识，兹择要分论于下。
（一）从汉至清《仪礼》分节共识颇多，是古人研治《仪礼》的通行方法
将武威汉简《仪礼》仪节划分与后世众多《仪礼》经解进行全面比较，可知汉简仪节划分与后世多有相同之处，如汉简《特牲》第42简“利洗散”前加“●”，将“旅酬”“佐食献尸”两个仪节区隔开来，贾公彦《仪礼疏》、朱熹《通解》以下17家后世经解皆在此处分节；又如汉简《少牢》第6简“既宿尸”“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庙门外”两句经文前所加“●”，将“筮尸宿尸宿诸官”“为期”“视杀视濯”三个少牢馈食礼筹备阶段的仪节区隔开来，除明人郝敬《仪礼节解》此处分节略有差异外，贾公彦、朱熹以下16家分节皆与汉简同。再如汉简《燕礼》第32简“射人自作（阼）阶下请立司正”前“●”，将“乐宾笙间合”“立司正命安宾”两个仪节划分开，贾公彦、朱熹以下17家分节皆同。诸如此类汉简仪节划分与后世17家全同或与大多数同者，共有116处，占简本《仪礼》全部仪节划分符号（281个）四成以上[11]。贾公彦、朱熹、张尔岐等唐以来学者当然没有见过武威汉简，不可能参考其仪节划分，他们与简本《仪礼》大量共同的仪节划分体现了汉代至清代学者对《仪礼》经文本义的理解多有共识。
此外，对《仪礼》进行通篇仪节划分的不只是本文业已论及的武威汉简、熹平石经以及17家后世经说。据笔者考察，现存《仪礼》刻本中明正德陈凤梧刻经注本、明嘉靖陈凤梧刻注疏本、明嘉靖汪文盛刻注疏本、明嘉靖闻人诠刻注疏本、明嘉靖李元阳刻注疏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注疏本、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注疏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注疏本、清同治崇文书局刻经注本、清光绪桂垣书局刻经注本亦以圈号的形式对《仪礼》仪节进行全面划分[12]，清道光稽古楼刻经注本则以文字标注的方式划分全经仪节[13]。仪节划分遍布《仪礼》从汉至清各种版本、经说，可见仪节划分是古人研治《仪礼》的通行方法。两千年来古今学者共用同一种解经方法且所分仪节共识颇多，体现了中国古代经学家在思维方式上的共性，反映出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独具的稳定性。
（二）武威汉简《仪礼》的仪节划分比后世经解更为精细，可见西汉经师重视章句之风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仪礼》分节也是如此。虽然在特定仪节中不一定划分的越细越好，但就整部《仪礼》仪节划分而论，无疑是细密者更佳。对《仪礼》分节越细密，往往意味着分节水平越高。以唐以来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仪礼》分节为例，唐贾公彦《仪礼疏》将《仪礼》分为332个仪节，宋朱熹《通解》分为413节，元敖继公《集说》分为480节，明郝敬《节解》分为383节，清初张尔岐《句读》分为522节，清中期胡培翚《正义》分为542节。这些经解所分仪节数量多寡大体与其分节水平高低相符，而由唐至清仪节数量的波动上升亦与《仪礼》学兴衰大势相符。
然而武威汉简《仪礼》的仪节划分情况却打破了我们对《仪礼》仪节划分总体越来越精细的固有认识。现存武威汉简《仪礼》之《士相见之礼》《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六篇中共有281个标准的仪节划分符号（“”号不计），意味着简本《仪礼》在这六篇中至少划分了282个仪节。而唐以来分节最精细的胡培翚《仪礼正义》，将《仪礼》全经共分542个仪节。若按比例推算，简本《仪礼》全经分节数量当多于《仪礼正义》。需要注意的是，现存武威汉简六篇中《燕礼》通篇残缺严重，《特牲》缺第11—24简，其余四篇亦多有局部残损，可以肯定的是简本《仪礼》六篇原有的分节符号远不止281个。如此一来，我们更可以确定汉简甲本全套《仪礼》仪节划分数量远多于后世分节最为细密的《仪礼正义》。
在具体仪节的划分中，我们更能直观感受到汉简分节之细密，兹略举数例：1.《特牲馈食礼》经文“厥明夕，陈鼎于门外”至“告事毕，宾出，主人拜送”述说在举行典礼前一日进行的一系列筹备工作。本文所考贾公彦以下17家分节中15家将本段笼统分为一个仪节，并冠以“视濯视牲”“视濯视牲告期”等节名[14]。姜兆锡则在本段内部“请期”前切分，将本段分为“视濯具及牲鼎”“请期”两个仪节。吴廷华不仅在“请期”前切分，还在“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门东”前切分，将姜兆锡“视濯具及牲鼎”节对应的经文细分为“陈设”“省具”两节。简本《特牲》本段不仅在“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门东”（第7简）、“请期”（第9简）前均有分节符号“●”，在“（设）洗于作（阼）阶东南”前又有“●”（第7简），是将吴廷华“陈设”节对应的经文细分为“门外陈设”“门内陈设”两个仪节。简本《仪礼》本段共分4个仪节，较清人吴廷华3节、姜兆锡2节及大部分后世经解笼统分为1节更为精细。
2.《大射仪》经文“乃席工于西阶上”至“大师及少师、上工皆东坫之东南，西面北上坐”记述大射礼举行前的“作乐娱宾”环节，本文所考贾公彦以下17家分节中16家将本段笼统分为一节，并冠以“乐宾”“工歌下管”等节名[15]，唯有姜兆锡分为“乐宾升歌曁献工”“乐宾下管”两节。简本《泰射》则在本段经文“主人洗爵升，实爵献工”（第36简）、“大（师）、上工皆降”（第37简）前各加分节符号“●”，将本段经文细分为堂上歌《鹿鸣》三终、主人献工、堂下管《新宫》三终三个仪节，细密程度远胜后人。
3.《大射仪》经文“司宫尊侯于服不之东北”至“服不复负侯而俟”记述大射礼第二番射末尾“献获者”环节，本文所考贾公彦以下17家分节中贾公彦、朱熹、敖继公、张尔岐、江永、姜兆锡、王文清、王士让、盛世佐、《钦定仪礼义疏》、吴廷华、胡培翚将本段分为一节，杨复、郝敬、蔡德晋、秦蕙田将本段与下“献释获者”仪节合为一节，唯姚际恒将本段细分为“设尊献获者之属”“献服不及隶仆人巾车获者”两节。简本《泰射》则在本段“设洗于尊西北”（第84简）、“司马正洗散”（第85简）、“宰夫有司荐”（第85简）、“司马（师）受虚爵”（第86简）前分别加“●”，将本段细分为设尊、设洗篚、献服不酒、献服不食、献隶仆人等人五个仪节，完全符合经义，细密程度远超后人。
简本《仪礼》分节细密、远超后人的例子比比皆是，兹制表总列于下[16]。
表2：简本《仪礼》仪节划分细密程度超越后世经解统计表
武威汉简《仪礼》分节不仅细，而且精，如《大射仪》“司射适次，释弓，说决、拾，去扑，袭，反位”句，贾公彦、朱熹、郝敬、姚际恒、江永、姜兆锡、蔡德晋、王士让、吴廷华未分节，杨复、敖继公、张尔岐、王文清、《钦定仪礼义疏》、盛世佐、秦蕙田、胡培翚则在此句前分节。此句前经文为“三耦及诸公、卿、大夫、众射者……皆授有司弓矢，袭，反位。卿、大夫升就席”，意为参与射箭的人都将自己的弓矢交还有司，穿上左臂外衣袖，回到原位，无论是否参与射箭的卿、大夫均升堂返回原位。而“司射适次”句意为司射去次中放下自己主持射礼所需的各类物件，穿上左臂外衣袖，回到原位。“司射适次”句与前面几句共同说明了参与大射礼的主要人员都交回或放回行射礼所用各类器物，“袭，反位”，回到原位，准备开始大射礼最后的旅酬环节。至于“司射适次”句下面的经文，则是司马正、司射命令相关人员把行礼的箭靶等各类器物撤下。简言之，“司射适次”句及上面几句经文说明射礼完成人员归位，而“司射适次”句之下的几句经文则说明人员归位之后撤去射礼相关器物。杨复、敖继公、张尔岐、胡培翚等在“司射适次”句前分节，误将该句归入撤出器物的仪节。武威汉简《仪礼》则在“司射适次”句之下加“●”分节（《泰射》第99简），将该句正确归入上文，可见汉简分节者对经文理解之精准。
总体而论，武威汉简《仪礼》仪节划分比我们目前可知所有后世分节更为细密，且在《仪礼》经文理解上多有胜于后人之处，这说明划分简本《仪礼》仪节的经师读《仪礼》极为细致、对《仪礼》极为熟悉。西汉盛行章句之学，重视经文的深度阐发。对专记礼仪程序的《仪礼》来说，准确把握《仪礼》仪节无疑是《仪礼》章句的前提与基础。从汉简细密的分节中，我们可以想见汉儒重视章句、“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经学风尚[17]。
《士冠礼》“戒宾”节首句经文前圈号有无对比
图源自杜以恒：《历代〈仪礼〉刊本经文圈号考》，《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六辑上。
（三）武威汉简《仪礼》仪节划分比后世经解更重视等级、正变、礼成等礼学要素
纵观整个汉简《仪礼》分节与后世之同异，可以发现汉简往往对一些包含重要礼学元素的经文单独划分仪节，这无疑反映了分节者的礼学理念。从仪节划分来看，汉简最为重视的礼学要素是等级、礼成、正变。
1.重视等级
礼的核心功能是“别异”，即根据等级尊卑约束人们的行为，使所有社会成员各安其位。等级性是《仪礼》乃至整个礼学体系的核心要素。简本《仪礼》分节对等级非常重视，经常将不同等级行礼的差别以分节的方式突显出来，具体又可分区别尊卑身份、突显尊者指令、区别尊卑器物三类。
①区别尊卑身份，即直接区分描述不同等级、不同身份行礼者礼节的经文。如《士相见礼》“下大夫相见”句与“上大夫相见”句记述大夫相见之礼，本文所考历代17家分节中除贾公彦此处未分节外，其余16家分节均将此两句视作一个仪节，命名为“大夫相见”。简本《仪礼》则在“上大夫相见”前加分节符号“●”（第8简），将上大夫、下大夫相见之礼各分一个仪节。又如《士相见礼》：“始见于君，执挚，至下，容弥蹙。庶人见于君，不为容，进退走。”本文所考历代17家分节中除贾公彦此处未分节外，其余16家分节均将此句归入“大夫士庶人见于君”节，不再细分。简本《仪礼》则在“庶人见于君”前加分节符号“●”（第9简），将臣与民见君之礼加以区隔。又如《大射仪》“司射命设丰”至“乃彻丰与觯”，本文所考历代17家分节均分为“饮不胜者”一节[18]，汉简则在此段内部施加6个“●”，细分为7个仪节，其中两个“●”加在“若宾、诸公、卿、大夫不胜”（第82简）、“若饮公”（第83简）之前，意在突显若身份尊贵之人输掉比赛被罚酒，则要适度降低惩罚力度。再如《大射仪》“诸公卿升就席”前后本文所考历代分节皆无仪节划分，简本《泰射》则在本句前后分别加“●”（第93简），突显了地位尊贵的公、卿升堂就坐之仪。
②突显尊者指令，即注重将典礼中请示尊者的环节突显出来。如《大射仪》“小臣自阼阶下请媵爵者”至“媵爵者皆退反位”为“二人媵觯”环节，本文所考历代分节均分作一节，简本《泰射》则在本段中“小臣请致者”前加“●”分节（第24简），将小臣请示公如何致爵的环节区隔出来，而本段首句前汉简本来就有“●”，如此一来汉简此段两节皆以小臣请示公起首（“请媵爵者”“请致者”），可见汉简对请公命之重视。又如《大射仪》“公坐取大夫所媵觯”至“奠于篚，复位”为“公为宾举旅”环节，历代分节均不细分，简本《泰射》则在本段“宾告于摈者，请旅诸臣”前加“●”（第27简），突显了宾委托摈者请公下令开始旅酬的环节。
③区别尊卑器物，即对描述不同等级行礼者所用礼器的经文按等级加以细分。简本《仪礼》分节区别尊卑器物较为明显的是对特牲、少牢馈食礼中不同等级身份之人所用俎的区分，如简本《特牲》记文“尸柤（俎，下同）”“祝柤”“作（阼）柤”“佐食柤”前均加“●”（均在第51、52两简中），简本《有司》经文“或（侑）柤”“主妇柤”前均加“●”（第12、13简）。此外，汉简还注意区分不同身份人所用鼎之鼎实，如简本《少牢》“羹郑（定），雍人陈鼎”“司士升豕右辨（胖）”“雍人论（伦）肤九”“司士有（又）升鱼、腊”“司宫尊两庑（甒）于房户之间”五句前均有“●”（第8—11简），将记载羊鼎、豕鼎、肤鼎、鱼鼎腊鼎鼎实的经文区隔开来。对于描述这些俎、鼎实的经文，汉简之后历代分节大多不再细分。
总之，汉简《仪礼》仪节划分处处体现着远超后人的等级关注，这或是西汉时《仪礼》学兴盛并广泛介入政治的学术反映。
2.重视礼成
礼成即某个仪节完成，往往有特定经文与之对应。唐以来诸家分节对于这些标志着仪节完成的经文不够重视，通常将这些经文置于仪节之末，不再单独区分。简本《仪礼》则很注意突显礼成，如《特牲》经文“尸休（谡），祝前，主人降”前简本有分节符号“●”（第42简），突显了献尸礼成，尸、主人降堂的仪节；《特牲》经文“宾出，主人送于门外”句前简本有分节符号“●”（第46简），突显了特牲馈食礼全部礼节完毕、主宾离开的仪节；《泰射》经文“摈者升卿，卿皆升就席”“卒，摈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前简本均有分节符号“●”（第31、35简），分别突显了主人献卿、献大夫礼成，相关人员升堂就位的仪节。
3.重视正变
《仪礼》礼典的标准程序是正礼，因应某种特殊情况作出的调整则是变礼，二者一主一辅，不可或缺。汉简之后诸家分节面对体量较小的仪节，往往不区分正变，笼统将正礼、变礼归为一节，而汉简则较为注重正变之别，如简本《燕礼》《泰射》共有的“若有诸公，则先卿献之”句前均有分节符号“●”（《燕礼》第24简、《泰射》第31简）[19]，将《燕礼》《大射仪》中主人献卿正礼与主人献孤变礼区分开来。
单纯从分节的角度来看，以上所举诸例未必完全妥当，如简本《泰射》第93简在“诸公卿升就席”句前后均加“●”，是以六字为一个仪节，略显细碎，实不必分。然而无论这些分节是否可取，其传达出的重等级、重礼成、重正变的礼学倾向是非常明显的，这对我们了解西汉《仪礼》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武威汉简《仪礼》仪节划分粗疏漏略处亦不在少
上文论证了汉简《仪礼》分节在精细程度、关注核心礼学要素等层面多有远超后世分节之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简本《仪礼》分节质量超越后人。简本《仪礼》仪节划分也有很多不容回避的疏漏，具体体现在局部分节细碎、局部分节粗疏、错误理解经文三个方面。
1.局部分节细碎。简本《仪礼》分节的最大特点是极其细密，但《仪礼》分节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方便学者研读。若单个仪节所含经文过少，则会显得细碎，反而不利于理解经义。如简本《泰射》第54简“……●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梧（括）●司马（师）坐乘之，卒●……”，这两句经文属于大射礼第一番射末“取矢”仪节，分别述说小臣、司马师在这一仪节中的具体动作，历代诸家分节对于这两句经文都不再细分，汉简将这两句经文分别列为一节，反而令人困惑，失之细碎。类似分节过于细碎之处简本《仪礼》至少有39处[20]。西汉经学家夏侯胜曾批评其侄夏侯建热衷章句的做法，说他是“章句小儒，破碎大道”[21]。由汉简分节之细碎观之，夏侯建所为当是西汉一时学风的反映。
2.局部分节粗疏
简本《仪礼》总体分节精细，但也并不是毫无死角，在较大范围内的局部分节中亦可见分节粗疏之例。如保存较为完好的简本《有司》第21简至35简，这15支简涵盖“主人受尸酢”“主妇献尸”“主妇献侑”“主妇致爵于主人”四个分量较重的仪节，后世分节在这一范围分节数量均不低于四个，然而简本竟无一个分节符号；又如《特牲馈食礼》“长兄弟洗觚为加爵”“众宾长为加爵”二句分别记述长兄弟、众宾长加爵，后世绝大多数分节都将这两句各立一节，简本《特牲》则笼统分为一节。类似简本分节比后世分节粗疏之例尚多，此不尽举。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局部分节粗疏并不一定说明简本《仪礼》分节者对《仪礼》的理解有误。从上文分析来看，简本《仪礼》分节多有细密精到之处，可见简本分节者礼学水平较高。这样一位分节者不至于分辨不出《有司》中的主要仪节，其局部分节粗疏可能有特殊原因（比如《有司》的仪节多有与《特牲馈食礼》重复之处）。
3.错误理解经文
比分节细碎、分节粗疏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简本《仪礼》分节有时反映出分节者对《仪礼》经文有误解之处。上文梳理前人成果时曾提及王关仕《〈仪礼〉汉简本考证》有专论汉简分节疏失的“句读之异属”“句读之误断”[22]，举出12处汉简分节的错误，十分精到。此外，笔者还发现了若干汉简分节之误，如《特牲馈食礼》旅酬环节经文“宾坐取觯……长兄弟拜受觯，宾北面答拜……众宾长自左受旅……受旅者拜受，长兄弟北面答拜……皆如初仪”，此段经文讲述旅酬开始时主人将觯传给长兄弟、长兄弟再传给众宾长的礼节，汉简之后诸家均不分节，汉简则在“长兄弟北面合（答）拜”前加分节符号“●”（第39简）。此段经文共涉及两次觯的传递，每次传递的礼节大体相同，即传递时接受者一拜，传递者回以一拜。汉简于宾传长兄弟觯时不在传递者回拜处（即“宾北面答拜”）分节，却在长兄弟传众宾长时在传递者回拜处分节，自相矛盾。且从经义而论，长兄弟答拜是对众宾长拜受的直接响应，二者不可分割。汉简此处分节不合经义且自相抵牾，当是误解经文。
又如《少牢馈食礼》经文“少牢馈食之礼。日用丁、己”至“又筮日如初”是少牢馈食礼第一个仪节“筮日”，汉简之后诸家均不在此段内部分节，汉简则在本段“乃官戒”前加“●”分节（第3简）。此处相应上下文是“吉，则史韇筮，史兼执筮与卦以告于主人：‘占曰从。’乃官戒，宗人命涤，宰命为酒，乃退。乃官戒，宗人命涤，宰命为酒，乃退。”大意是筮日结果出来后，如果结果是吉祥的，史就把结果告诉主人，并告诉诸官，诸官则开始为即将到来的祭礼下达筹备命令。此段经文行为主体都是史，是连贯的仪节，不可切分。且《特牲馈食礼》首个仪节也是筮日，但汉简《特牲》筮日仪节内部却没有再加细分。此是汉简分节有违经义且自相矛盾的又一例。
从这些粗疏漏略来看，汉简《仪礼》分节并非尽善，其仪节划分的体系性、准确性仍与朱熹、敖继公、张尔岐、胡培翚等后世杰出经解有差距。
沈文倬 ：《宗周礼乐文明考论》 ，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三、结语
武威汉简《仪礼》抄写于西汉末期或新莽时期，抄写工整，篇末多有经文字数统计，带有定本性质，是西汉中后期通行的《仪礼》文本之一，也是现存最早的《仪礼》文本。简本《仪礼》向来以其文献价值闻名于世，但其符号中潜藏的经学价值却未得到充分发掘。
简本《仪礼》遍布各类符号530个，其中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是281个仪节划分符号，其形态多为实心圆圈“●”。而《仪礼》分节要求施加符号者对《仪礼》较为精熟，并非抄手可为，且简本《仪礼》除了少数后加符号外，包括分节符号在内的绝大多数原有符号都占一字或半字位，这说明这些符号在抄写之初就已存在，是简本《仪礼》固有的组成部分，不可能是抄成之后所加。甲、乙本共有的《服传》篇符号的位置几乎全同，则说明简本《仪礼》原有占字位的符号是当时《仪礼》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因传抄而改易，具有相对稳定性。此外，东汉后期立于太学的熹平石经《仪礼》亦有分节符号，其形态与用法与简本《仪礼》如出一辙，这进一步说明武威汉简《仪礼》及其仪节划分体系在两汉时期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性。
简本《仪礼》仪节划分直接与经义相关，透过简本分节符号，我们可以窥见西汉经师对《仪礼》的具体理解。将唐贾公彦《仪礼疏》、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等17部具有代表性的《仪礼》经解与简本《仪礼》进行比较，可知简本《仪礼》281个分节点中，有116个与后人全同或与大部分后人同。这反映出划分仪节是古代通行的《仪礼》读法，且各时期经学家对《仪礼》的具体理解颇多共识，显示了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特有的稳定性。
除了116个有共识的分节点外，其余165个有差异的分节点绝大多数是汉简分节比后世细密造成的，可见简本《仪礼》分节精细程度远远超越后人。而简本《仪礼》分节中有不少分节能够折射出汉简分节者对《仪礼》的精到理解，并反映出汉简分节者比后人更加重视等级、礼成、正变等核心礼学要素。这些现象无疑反映出西汉经师读《仪礼》用功之深、琢磨之细，令人直观地感受到汉儒重视章句的学风、独特的礼学理念及一时《仪礼》学之盛。当然，简本《仪礼》分节也并非尽善，其仪节划分存在局部分节细碎、局部分节粗疏、误解经文等问题。就总体而论，其仪节划分的体系性、准确性仍与朱熹、敖继公、张尔岐、胡培翚等后世杰出经解有差距。
需要指出的是，东汉末郑玄撰作《仪礼注》时所用的《仪礼》文本极有可能是两汉时期通行的、以圈号划分仪节的《仪礼》文本，但就唐石经《仪礼》、黄丕烈影刻宋严州本《仪礼》而论，郑玄注本似乎并未延续这一经学传统。郑玄放弃当时通行的《仪礼》分节传统或许是克服章句解经繁琐之弊的需要，这又是一个有价值的学术论题。总之，简本《仪礼》符号及其经学价值尚有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
[附记]本文撰写时承蒙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师、李成晴老师、丰子翔兄、王翊兄、山东师范大学郭超颖老师、南京师范大学井超老师审正，修改时又蒙编辑部编审老师大力指导帮助，特此致谢。
（感谢杜以恒先生授权发布！原文载于《文史哲》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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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王关仕：《〈仪礼〉汉简本考证》，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沈文倬：《〈礼〉汉简异文释》，《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4-434页；沈文倬：《汉简〈服传〉考》，《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0-193页；沈文倬：《汉简〈士相见礼〉今古文杂错并用说》，《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6-129页；田河：《武威汉简集释》，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0年。
[2] 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八《仪礼》，《续修四库全书》第116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2页。
[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第39-40页；王关仕：《〈仪礼〉汉简本考证》，第150-151页；程鹏万：《简牍帛书格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8-230页。
[4] 除《丧服》外简本诸篇中仅《特牲》有一处经记间圈号，未免另立大类之繁冗，姑附于此。
[5] 此处径将田河《集释》两处释作顿号的符号视为“ë”号。
[6] 西汉晚期说的代表学者是陈梦家、沈文倬，其主要依据是同时出土的日忌简有墓主人所书西汉成帝年号“河平”。新莽时期说始于陈邦怀，支持者较多，2018年陈松梅、张显成发表《武威汉简〈仪礼〉形成时代综论》一文仍主此说，其主要依据是简本特殊用字习惯与新莽时期文本相符、简本删改与“邦”相关内容，陈、张说见陈松梅、张显成：《武威汉简〈仪礼〉形成时代综论》，《简帛》第十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57-265，349-350页。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第39页。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88页。除此之外，《发掘报告》著录熹平石经《仪礼》残石中还有一处圈号，位于《乡饮酒礼·校记》处（见《发掘报告》297页），并非仪节划分符号。由于该圈号前后残留文字较少且无今本可以参照，因此其具体功用尚难得知。
[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第12页。
[10] 列入本文考察的汉简之后17家《仪礼》分节为：唐贾公彦《仪礼疏》、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杨复《仪礼图》、元敖继公《仪礼集说》、明郝敬《仪礼节解》、清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姚际恒《仪礼通论》、江永《礼书纲目》、姜兆锡《仪礼经传内编》、王文清《仪礼分节句读》、蔡德晋《礼经本义》、盛世佐《仪礼集编》、王士让《仪礼紃解》、《钦定仪礼义疏》、吴廷华《仪礼章句》、秦蕙田《五礼通考》、胡培翚《仪礼正义》。朱熹《通解》、胡培翚《正义》都存在弟子门人补作的篇目，为免繁冗，下文列举时不再细分。
[11] 116处分节点的分布情况是：《士相见之礼》7个：J6/J9N1/J9N3/J10/J13/J14/J15；《特牲》26个：J3/J4/J5/J6/J10N1/J25/J27N2/J27N3/J30/J31/J33/J35N1/J35N3/J35N4/J36/J37/J41/J42N1/J42N2/J42N4/J47N2/J49N1/J49N3/J50N3/J51N2/J51N3；《少牢》11个：J6N1/J6N2/J8N2/J12N2/J23/J30/J34/J37/J40/J41/J42N1；《有司》18个：J1/J5/J10/J20/J40/J42/J48/J50/J54/J58/J59/J60N1/J60N2/J60N3/J61/J64/J75N1/J76；《燕礼》17个：J5/J16/J19/J22/J24N2/J30N1/J30N2/J32/J34/J35/J37/J39/J41/J45/J48/J50/J50N1；《泰射》37个：J4/J9/J11N2/J11N3/J15/J19/J20/J22N2/J33N1/J33N2/J35N2/J38/J40/J44N3/J46N1/J52/J55/J61N1/J65N1/J75N1/J78N1/J84N1/J87/J93N3/J96N2/J97N2/J98N1/J100/J101/J102N1/J103/J105/J106/J108/J109N1/J109N2/J113N2。（“J”代表简数，“N”代表在一简中的先后次序，如“J6”代表第6简中唯一的圈号，“J9N3”代表第9简第3个圈号。下文描述汉简符号位置均用此法，不再一一说明。所列116个符号中，唯《特牲》第6简是虚心圈号“○”，其余皆是实心圈号“●”）
[12] 历代《仪礼》刊本中的仪节划分情况可参杜以恒：《历代〈仪礼〉刊本经文圈号考》，《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六辑上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23年，第43-63页。
[13] 可参杜以恒：《论清道光立本斋本、稽古楼本〈仪礼〉的独特价值》，《历史文献研究》第50辑，扬州：广陵书社，2023年，第172-186页。
[14] 贾公彦节名为“祭前一日之夕视濯与视牲”，朱熹节名为“陈鼎拜宾视牲告期”，杨复、张尔岐、胡培翚节名为“视濯视牲”，敖继公、蔡德晋、盛世佐、《钦定仪礼义疏》节名为“视濯视牲为期”，郝敬节名为“省视牲器”，王文清节名为“陈鼎视濯视牲告期”，江永节名为“视濯视牲告期”，王士让节名为“陈鼎拜宾视牲器告祭期”，秦蕙田节名为“陈鼎拜宾视濯视牲告期”。姚际恒此处分节缺失。
[15] 贾公彦节名为“作乐及献工”，朱熹、杨复、姚际恒、江永、王文清、王士让、吴廷华节名为“乐宾”，敖继公、蔡德晋、《钦定仪礼义疏》节名为“工歌下管”，郝敬节名为“三献毕乐作主人献公”，张尔岐、秦蕙田、胡培翚节名为“作乐娱宾射前燕礼备”，盛世佐节名为“乐”。
[16]表中分节符号除《少牢》J22是“■”外其余均为通行的“●”。
[17]《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0页。
[18] 个别分节节名略有差异，如贾公彦名曰“二番射讫行射爵”，郝敬名曰“正射饮不胜者”，姜兆锡、王文清名曰“再射饮不胜者”，吴廷华名曰“饮射爵”。
[19] 简本《燕礼》“若有”写作“如右”，“献”写作“就”。
[20] 《特牲》J34、J45、J50N1、J50N2、J50N4、J51N1，《少牢》J18N1，《燕礼》J43，《泰射》J6N1、J6N2、J6N3、J22N1、J34、J54N1、J54N2、J54N3、J56N1、J56N2、J56N3、J61N2、J62、J63N1、J63N2、J64、J65N2、J66N1、J66N2、J69、J70、J71N1、J71N2、J72N2、J74N1、J74N2、J75N2、J82N2、J102N2、J102N3、J103N1。
[21] 《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3159页。
[22] 王关仕：《〈仪礼〉汉简本考证》，第150-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