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泉置作为汉代丝绸之路上级别最高的驿站（类似的机构在694汉里[约合289千米]的酒泉郡有11个），主要负责官员、使者的迎来送往与政令、邮书的传递。悬泉置汉简是悬泉置日常运作而形成的档案文书得以保留下来的部分，对汉代邮驿制度、丝绸之路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职是之故，即使非常简陋，悬泉置遗址在2014年还是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一个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有关悬泉置汉简与中西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的研究中，有一条简特别值得关注，即简Ⅵ91DXF13C②:30，俗称“浮屠简”。具体简文作：

少酒薄乐   弟子谭堂再拜

   会月十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

              图1  简Ⅵ91DXF13C②:30  

这是一条松木简（图1），简右下角残缺，长度完整，长24.8、宽1.6、厚0.4厘米。全简24个字，前11字居中大书，后13字小而偏左。

此简最早由张德芳在2008年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上发表，到2009年收入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第185—194页。有本简的图版与释文，文章的释文将“十三日”误作“廿三日”，因“‘七门西入’，文意不尽完整，不便强解”，在文末注文中补添“‘西入’可能为‘户人’”。又将本简的功用视作“一封僧徒之间的来往信件，或者是一件佛弟子要求拜见长老的名刺”。

此文之后，赵宠亮在《“悬泉浮屠简”辨正》结合其他学者文章的释文，对简文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解释，释文同前，整体将本简作为请柬对待。

此后又有几位学者关注本简，对其中涉及的个别问题进行了解读。由于每个人的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其中就涉及到本文要重点介绍的本简出土地点、简牍时间与使用等等问题。

一、“小浮屠里简”的出土地点

简牍的出土地点，与使用者的关系比较密切，出土地点不同意味着它们的简牍文书在分类与功能上存在一定差异。这就是西北地区的汉简有边塞屯戍文书与邮驿系统文书之分的原因。一个遗址之中，简牍的功能与用途也是不同的。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就悬泉置汉简而言，从大的讲都是邮驿档案，为什么又要划分不同的区域呢？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地域，其功能是有差异的。如“Ⅱ”“Ⅲ”的划分，而我们所要检讨的属于“Ⅵ”。既有地点的差异，也有功能的不同。“Ⅲ”是一个比较孤立的地点，位于坞院南墙的外侧，简牍时间以王莽简为主；“Ⅵ”位于北坞墙内侧，以大型传舍为主，时间主要是东汉。本简的编号是Ⅵ91DXF13C②:30，按照悬泉置汉简的编号规则，“Ⅵ”是分区号，91是发掘年度，DX是敦煌悬泉置的汉语拼音首位字母，F13是房址编号，而F13C是指房址13之内的厕所。后面的“②:30”是出土层位与记录简牍的流水号。

关于本简的介绍，张德芳作：

  浮屠简出自悬泉置坞院内靠北墙的一间小房子里，发掘时编号F13。这间房子是坞院北面一排房子的其中一间。

姚崇新文许是点校不精，作：

其中在编号F14的房址内出土了一枚写有“浮屠”字样的木简，编号Ⅵ91DXF13C②：30。

两种关于出土地点的记述都是不准确的，后者可能是出版点校原因不论。前者所谓“浮屠简出自悬泉置坞院内靠北墙的一间小房子里，发掘时编号F13”，首先是没有考虑F13之后面“C”。“F13C”具体是指悬泉置遗址F13房址内部的厕所。

既然是F13C，显然与F13不是一个遗迹单元。两个遗迹单元的出土物有可能有联系，也有可能没有关系。既然是两个遗迹单位，就不能将F13出土的简牍与F13C的简牍混在一起考虑。

此外，还有F13房子大小的记述，F13不是“一间小房子”，而是一个带有套间规格比较高的传舍用房。即F13所在的套房不是供一般人住宿的。而F13C只是一个大房间内部配备的厕所而已。

                 图2悬泉置遗址F13及其周边

根据悬泉置遗址的平面图（图2），我们可以看到F13、F14，还有F14右侧一个更大的没有编号的房间，它们三个是一组。按照发掘者的说法，悬泉置北坞墙内侧是三组房屋，F13保存最完整，其西面的一组房屋F11被洪水冲毁，只能看到坞墙外侧的小围栏；东侧的一组（F28+F16等）虽没有F13完整，但其厕所形状大体仍可以看到。三组房屋的厕所粪槽皆通往坞墙外面，使得坞墙北侧均有一个小围栏（如图3）。

              图3  悬泉置遗址F13与F13C实景

在F13房间，厕所脚踏的木框在房屋北端，房子中间西侧还有一堵短墙将木框所在部分与前部隔离开来。隔墙外侧墙角处还有一个水缸，发掘时未见缸的底部。初步判断是存放洗手水的部位（没有缸底，是不是放置厕筹的位置，也值得考虑）。由之构成的厕所布局显得相当整洁、完善。

从此组房屋的布局与厕所的结构来看，应该是类似“上传”或“第一传”的高等级房间。F13只是这组房间中内部配套的一个厕所，F13C只是一个厕坑而已。与F13C中的简牍一并出土的厕筹，除了类似废弃简牍之外，还有制作相当规整、上面缠有白色丝绵的木棍，作为特制的厕筹，绝非常人所能使用，更能凸显住在这组房间里面客人的身份与地位。

二、“小浮屠里简”的年代问题

“小浮屠里简”的年代问题，目前说法比较多，不甚统一。张德芳根据该简笔迹、伴出汉简的年代（51-108）以及史籍所载西域的情况，认为其上限不会早于明帝，“时间当在东汉明帝（58）以后的半个世纪之内。中间经历了明、章、和三代”。赵宠亮将此简定为东汉中期似应较妥。葛承雍“令人惊喜的是，悬泉汉简发现东汉初年的‘浮屠简’……不仅印证了早期佛教传入的迹象，而且反映公元1世纪西汉末年很可能就有僧侣进入到敦煌民间。”

“小浮屠里简”自身没有确切的时间纪年，若要将本简确定在某一时间确非易事。不过根据目前的一些线索，还是可以进行大致推测，类似东汉初年的说法，无疑是最不可靠的。

简牍自身已经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年代标志，即本简的“七”字对其自身年代已有了初步展现。西北汉简“七”字的写法比较独特，普通西汉的“七”字横长竖短“”，王莽简作“桼”形，东汉建武二十年之后，“七”字下部才出现明显的弯曲“”。本简的“七”字写法作“”明显是东汉简，至于是东汉的具体某年仍存疑惑。

利用与本简伴出的纪年简来判断年代的方法，虽可行，但仍存在一定出入。这大概就是早年界定在半个世纪之内的说法产生的原因。

本简的出土单位是F13C， F13C自身又分为三层，本简出土在②层。按照考古学层位学的方法，F13C①要晚于F13C②，而F13C③要早于F13C②。

F13C①共出土简牍37枚，其中纪年简有4枚：

91DXF13C①:1永平十一年（68年）

91DXF13C①:3建武廿七年（51年）     

91DXF13C①:4永元十三年（101年）

91DXF13C①:5永平十五年（72年）

F13C②共出土简牍52枚，其中纪年简有7枚：

91DXF13C②:1元兴元年（105年）    

91DXF13C②:7永元十四年（102年）   

91DXF13C②:10永初元年（107年）   

91DXF13C②:13A永平十五年（72年）           

91DXF13C②:21建初元年（76年）

91DXF13C②:28B永平七年（64年）

91DXF13C②:29永平十一年（68年）

F13C③共出土简牍14枚，其中明确纪年简缺，唯见具有明显王莽简特征者简2枚，它们的时间在F13C中最早。分别是：

91DXF13C③:7左部前曲騎士敦德新定里孫永     

91DXF13C③:8亖年十月          

“敦德”“亖”是“王莽简”的标志。

按照地层学，F13C③与F13C②的关系是成立，即F13C③早于F13C②。但我们还要考虑别的因素。如这里是一个厕所，与普通的地层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而F13出土的其它简因为没有具体的出土地点，是不是有可能与F13C②或F13C①有关系，不好确定。暂不考虑。

简牍的废弃与再使用（厕筹可归为再利用）与简牍文书本身是存在一定时间差的。我们看到的简多数都是文书传递记录，有一个存档备案的过程，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它们存档到废弃的时间，但可以确定不可能是用完就废弃的。这是简牍文书的存档与废弃的时间问题。

针对我们要研究的“小浮屠里简”，就不存在存档管理的程序，其使用到废弃的时间可能就比较短。没有保存时间的需要，与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废弃的档案文书，能在一起出土，最大可能性是时间应该以晚者为准。按照早晚的关系，“小浮屠里简”能与永初纪年公元107年简杂出，其年代定为东汉中后期更为合理。

三、“小浮屠里简”的定性与思考

给每一条汉简文字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也就是定性，并不容易。早年的“一封僧徒之间的来往信件，或者是一件佛弟子要求拜见长老的名刺”确实不妥，“名刺”本身有格式要求。“类似现在音乐会的‘邀请函’”也不是十分恰当，这个判断是被“薄乐”误导所致，且音乐会重在听与欣赏，没有显示出“酒”来。严格来说是“东汉谭堂邀请函”。谭堂以谦虚的身份——“弟子”、谦虚的口气“少酒薄乐”要求某人赴宴，左下的小字是聚会的时间与地点。“十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类似现在“周六，某社区的二号楼三单元六楼左手”。作为最早的邀请函，其在文书格式、文献资料方面已经是比较重要的发现了，而其中的“小浮屠里”这一里名在汉简里的出现尤显得重要。它是对社会生活中佛教因素与影响的直接体现。也正是因为它在佛教传播方面的重要性，早年俗称其为“浮屠简”。本文只是感觉称“小浮屠里简”更贴切，“小浮屠里”的命名是本简的精华所在。

此简公之于众后，研究者无不关注其与佛教东传的关系。已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类似悬泉置遗址申遗文本中的文字，将此简的“小浮屠里”作为敦煌的一个里名对待。

申遗文本是这样记述的：

称某某居住在敦煌某乡“小浮屠里”，证实佛教的传播是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而敦煌在东汉初年乡里中已有佛塔的建筑。这几乎与东汉明帝在洛阳迎取佛经、始建白马寺的年代相同。

赵宠亮作：

该简所反映的信息，应当是佛教在敦煌当地已经有所发展的事实。

姚崇新有关本简的重要性有两点，其中：

进一步充实了陆道说的证据。诚如文献所言，敦煌“地接西域”，处丝绸之路要冲，因而是佛教等外来宗教自西域传入内地的必经之地。那么在此地发现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关于佛教在中国境内传播的出土文献证据，其对陆道说的意义不言而喻。

葛承雍作：

令人惊喜的是，悬泉汉简发现东汉初年的‘浮屠简’……不仅印证了早期佛教传入的迹象，而且反映公元1世纪西汉末年很可能就有僧侣进入到敦煌民间。

纵观已有研究，目力所及多将本简与悬泉置遗址附近的敦煌联系起来，认为“小浮屠里”是敦煌的里名。但笔者在这几年行走悬泉置的过程中，也听到过这样的议论：这条简可能是从洛阳带到悬泉置的，大家关注的里名可能是洛阳的里名。有鉴于此，现将一点思考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前面我们重点探讨了“小浮屠里简”出土的地点与场所的功能，它不是普通的小房间，而是高等级的传舍内部配置的厕所，不是普通人员可以进出或使用的。即使用本简的人身份可能比较特殊，不是敦煌当地的人，那么东西就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带到悬泉置的。如此一来，不同的使用地点，其所揭示的社会背景信息就会产生差异。

若此说法可以成立，倒与东汉明帝在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相当。伴随着佛教信仰的数十年传播，以此佛寺为中心，在其周围形成一个以佛塔命名的里名是有很大可能的。在都城的附近，谭堂作为“邀请函”的发出者，更有能力操办一个具有乐舞场景的宴会。

因为有关佛教在中原的传播状况，笔者不甚明了，不敢枉加述说。在此仅将有关“小浮屠里”位置的观点，做一转述，以待君子教焉！

以上是多年来对“小浮屠里简”的一点点思考，有一些并不是个人的思考所得。仁人君子的思考，对于“小浮屠里简”的研究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基于本简的出土位置与使用功能，将“小浮屠里”作为敦煌的里名颇感简单化了点，如果作为“邀请函”的使用者由别的地方随身携带至悬泉置而废弃又是一说。

本文原载《华学》第十三辑（2023），今据作者原稿排版，引用请据正式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