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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毅 | 河畔之思——《匏有苦叶》随想

RUC古典学 2023-09-13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山花杂志社 Author 张毅

本文原载《山花》2020年第4期,感谢《山花》杂志社和张毅老师授权“RUC古典学”公号网络推送。




张 毅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有瀰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
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
     ——《匏有苦叶》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叶》是“变风”中我最爱读的几首之一,是名作,《左传》《论语》里都有引用,现代人选古诗也常选,尽管也不大清楚讲什么。诗的意思可能很深,但也许是我把它理解得意思深了,本身有没有,它的本意如何,我不敢肯定。但是,看自古以来的人对它的解释,又好像本来就该是深的。是不是清浅些的解释更好呢?怕也未必吧。

字面本来并不难懂,俗语村言翻译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


     葫芦的叶苦,渡口的水深;深就合衣涉过,浅就拎衣蹚过。
     渡口水满,野鸡“咬咬”叫唤;水满没不过车厢底,“咬咬”是唤公野鸡。
     大雁叫得雝雝,早晨旭日方升;后生要娶媳妇,趁着河面结冰。
     船夫反复相招,人家过河俺留;人家过河俺留,俺要等俺朋友。





初读此诗,我大约十二三岁年纪,因为它没有“国风”惯有的重章叠句,意象更稠密,韵律也更跳荡,所以喜欢背诵它。好比喜欢一首歌的调子,就随时哼唱,也不在乎它是什么词。

等到年纪稍长,定睛一瞧,才瞧出它的可乐之处:四章诗,一章一个意思。我常调侃它像侯宝林先生的作品:“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

不过它归根结底是吸引人的,恰以它的闪烁迷离、不知所云。《毛诗序》说它是“刺卫宣公”,王先谦说它是“贤者不遇时而作”,朱熹说是“刺淫乱之诗”,方玉润说这是一篇“座右铭”。大体上,近人普遍嫌古人脑洞太大,求之过深。闻一多说“这是订婚女子等待丈夫回来结婚的诗”,高亨说“这首诗写一个男子去看望已经订婚的女友”,而且指出这男子是“出赘妻家”的。两先生讲得确凿,主要都是据“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这章得出。可是,既是如此具体而又正当的一件事情,为什么短短一首诗里又是游泳、又是蹚河、又是乘车、又是坐船、又是野鸡、又是大雁、又是秋天、又是冬天、又是早晨、又是士、又是妻、又是俺、又是船夫、又是别人、又是朋友……这一门心思巴望见着男友或女友的人,此刻未免有点过于六神无主了。所以,两先生的说法,马持盈不敢信,我也不敢信。不过,马老先生“咏河边之生活情调”(也就是“写景诗”)的说法,我认为多半也是万般无奈的结论:近人爱情诗、婚姻诗之说既不可信,而古人的讽刺诗、座右铭一类说法又已为近人所打倒。

如果非要信一种的话,我倒觉得讽刺诗一说近是。而且,这诗八成是讽世诗,是政治讽刺,才会如此闪烁其词。有些实在说不出口的话,实在要说,就只好说得人不易明白。可是,它又有非常实在、具体的内容,才让人情不自禁去琢磨,正像有些绘画,越是不易懂,越是引人去不断凝视。像《匏有苦叶》这样,东一句、西一句,总像话里有话,话外也有话,我从小到大忘不了它,或许也是有原因的吧。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毛诗序》说:“《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从《左传》看,卫宣公也确是少有的淫乱之人:先娶他的庶母,立为夫人,是为夷姜;又强占准儿媳妇,立为夫人,是为宣姜,此举导致了夷姜的自杀。后来,宣公又听信宣姜之言,暗杀了夷姜生的儿子,让宣姜的小儿子作太子(他和宣姜的大儿子也和前太子一齐被害了)。当其时,卫国的丑事接二连三,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终于引起朝臣不满,在宣公死后发动政变,另外扶植国君,使宣姜母子流亡国外达数年之久。桃色事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酵,终于演为政治灾难。


《玉梅吟》,杨淑涛绘


史事确凿无疑,但要说这首多少有点前言不搭后语的诗就是刺卫宣公的,不但近代人不服,连朱熹也不服。《诗集传》只说“此刺淫乱之诗”,可见并不反对毛序对诗义的体会,只是反对附会史事。近人仍是不以为然,将一个“刺”字也去了,讲它是“女求男之作”(陈子展),可见对此诗咏的是男女之事也还是承认的,但否认它是该“刺”的“淫乱”事件。同一首诗,毛序说它咏的是历史事件,且寓有讥刺;朱传否定其历史成分,仅承认其对现象的讥刺;近人又去其讥刺,仅承认其对现象的陈述,或更进而认为其现象十分正常乃至美好。这种古今解读的演变方式,在国风中不少见,令人觉得古今《诗经》学的许多变化,不过是生活信念变化的投影。也许,正是因着这种变化,一开头的“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才在《毛传》看是兴,在《朱传》看是比,今人则只当它是白描写实的赋了。

“葫芦藤上长着苦叶,渡口有很深的水”,《毛传》说:“兴也。”看这话深有寄托。寄托的东西多,诗的兴会也就深。在毛公眼里,大概这整首诗都是用兴写成的。

葫芦有两种,甘的叫瓠,苦的叫匏。瓠可以吃,匏不可以吃。《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就是八月摘甘瓠吃。孔子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就是说苦匏没有食用价值,只能吊在那里晾干,孔子不肯以此自居。匏不能吃,叶子也是苦的,也不能作家什,是“没有用”的象征物,惠子拿它来骂庄子。但是,古人拿葫芦晒干了之后做“腰舟”,挂在腰上过河,它是济渡的工具,这差不多是唯一的用途,算是“废物利用”吧。


《秋实》,王宝钦

甘瓠八月就熟了,可以摘吃。苦葫芦要等叶子干枯,表皮变硬,才可以摘,差不多要到农历九、十月了。因此,郑玄从常识推断:“瓠叶苦而渡处深,谓八月之时。”可见,他也承认这话是写实的,所以,才能从其中推断出具体时间——葫芦将熟未熟,中国北方的河流正处汛期,渡口水正深。但是,“瓠叶苦”与“渡处深”一经并列,便不仅是写实了,令人联想到过河这桩事。自古及今都看出这诗跟男女婚姻有关,但若细数字数,大部分篇幅其实在讲“过河”。一对男女要成为夫妇,其间是有一条鸿沟的,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家庭、社会的原因,如何渡过这条鸿沟,是男女关心的问题,是人生的大事,是他们希望达成的心愿。《周易》六十四卦,唯独“既济”六爻皆当位,“济者,济渡之名;既者,皆尽之称。万事皆济,故以既济为名”(孔颖达)。“过河”便象征了一切争端的解决、险境的逃脱、目标的达成、紧张的消除,功德圆满,事事如意。其它六十三卦,若以既济为标准看,或差一爻两爻,或差三爻四爻,或者差得更多,总不能六爻俱当位,正如人生在世的不能事事妥帖,进学、求职、创业、成婚,需要计较成败的地方正多;而决定每事成败的,又往往不止一端。“匏有苦叶,济有深涉”,若是水正浅,没葫芦也可以蹚过;若有干葫芦,就算水深些,也可以游过。可世上偏有这么不凑巧的事,时机既不好,工具也不全,所谓阴差阳错,困住多少能人?耽误了古往今来多少好事?

可见,诗的开头虽是白描,却并非随意泛设,所写之景,是过不得河的光景。“深则厉,浅则揭”正是由这光景兴发的感想,乃是教人过河的总则:水深的话,合衣游过去(反正衣服也要湿的);水浅的话,拎起衣摆蹚过去(可以避免弄湿衣服)。这不是顺接前句“渡口水深”说的,而是变成了水深、水浅两种情形,因此,它绝不是写实,正如“船到桥头自然直”不是写景,而是讲道理,是生活经验的分享。

到了世界上,总得问深浅的,完全不问,就是不知深浅。孔子去卫国,本来是期望有所作为才去的,去了之后才发现卫国的情形很复杂,虽然国力有,很富裕,但是国内发生的父子争位这类事情,伦理上属于两难,孔子插手好还是不插手好,还是说就此放弃离开比较好,当时有点进退维谷,只好关起门来跟门人一起演奏音乐。“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一个背草筐的人,似是道家人物,是个有修养、有人生态度、对社会看得比较透彻的人。他听到这音乐,刚开始的反应是:“有心哉,击磬乎!”这个人心里有事啊!这算是个知音,能听出演奏者有涵养,而又有心事。但是,再仔细听,就比较不满意了:“鄙哉!硁硁乎!”不好,敲得哐哐的,用劲太猛,说明这人心里有所执着,可能目标太明确,或者目的性太强,或者性子太拗。然后,就说了“深则厉,浅则揭”——到世上来,要看环境,不要根据自己的主观意见来,而是根据环境,深有深的过法,浅有浅的过法,如果卫国好你就待,不好就走人,要灵活一点,怎么会把自己逼到这个角落里来呢?说完就走了。门人报告给孔子,孔子说:“果哉!末之难矣。”孔子并不反对这句话,但是,他说这人的态度“好坚决啊”,人是有主观的呀,完全去掉主观感情,事情确实简单多了,有人理解我、欢迎我,我就做,对我不欢迎,而且这么一团乱的,那我就不做。但是,我恰恰是同情这个一团乱的国家、一团乱的世界,不能做,心里又同情它想要做,所以才望洋兴叹。孔子一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上天降下来一个轭,给他戴在身上,让他即便知道“深则厉,浅则揭”,也依然会同情。从实际行动看,孔子后来确实离开了。看来,孔子与荷蒉隐者,并非见地不同,而是情怀各异。但是,也可见“深则厉,浅则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难度。

要过河,“厉”也容易,“揭”也容易,要紧的是判断深浅。要判断深浅,打比方容易,困难的是,落实到具体的婚姻上、做事上,究竟深浅的标准何在?毛、郑认为是“礼”,关键要判断一个行为合礼或违礼的程度。《毛传》:“遭时制宜,如遇水深则厉,浅则揭矣”,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有什么样的应对。“男女之际,安可以无礼义?将无以自济也。”男女婚姻,怎么可以不依据礼义呢?不依礼义就没办法把自己渡过去。《郑笺》:“既以深浅记时,因以水深浅,喻男女之才性,贤与不肖,及长幼也”,男女间有各种各样的对应,门第、长幼、身份、相貌、才华、人品……都有一个匹配问题,总可能有适合、不适合的方面,完全契合不大可能,但又怎么能为了结成婚,就对这些条件全不顾及呢?卫宣公和他两位夫人身份不能匹配,拿礼稍一衡量,本来是一目了然的。


《毛诗》,清仿宋相台岳氏本


毛公用“礼义”解释“深浅”,郑氏更具体化为男女双方的各种条件,二说实不相悖。所谓“礼”,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通行的做事程序,反映公序良俗,代表大众对是非美丑的共识,比如择偶标准,比如结婚程序。说起要守礼、不能违礼,一般想到的可能是礼的制约作用,觉得有了礼之后干什么都格外不方便。其实未必如此。即在今日,有了红白喜事,无礼可依才真会手足无措。人生大事当前,有种种不同的情况,有人是鳏寡孤独,有人是老女不嫁,有人是再嫁续娶,有人是玉女吉士正当其时,不一样的情况有不一样的标准、不一样的程序,来帮他们结成婚姻。又如婚礼中有各种宾客,长辈、平辈、晚辈、邻里,有的人来了,有的人没来,但是送礼了,都要一一怎样对待?比如婚事碰上别人家的丧事,怎么办?准备结婚,碰上经济紧张备不齐彩礼、办不起酒席,怎么办?这些都很复杂。有了礼就有了应对的依据。如果无礼可依,完全粗暴应对,难免落得尴尬难堪。礼是世世代代解决各种疑难案例的经验总结,从而为后人准备了诸种情况下的预案,“遭时制宜”正是它的特点。原来,尽管世事纷繁,差池万端,却也并非稍有一个条件欠缺就都渡不过去的,凡是尚能变通的事情,礼会帮忙更体面地成全;同时,凡是过于荒唐悖理的事情,从礼上也就找不到变通的余地,礼也就杜绝了它,使人不至于进一步犯错。表面看,礼常妨碍人成其美事,其实,也可能恰是在帮他规避潜在的风险。这是礼的可贵之处。如果一切依当时的礼俗而行,卫宣公与他两任夫人的婚姻是绝难成就的,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惨剧了。

毛、郑句句不离“礼”,欧阳修是反对的,他看这二位老先生多少有点迂腐可笑:“烝父妾,夺子妇,岂有婚姻之礼?安问男女贤愚、长幼相当与否?”和庶母、儿媳妇结婚,难道还能有礼可依?既然都乱伦了,还看什么才性、长幼是否般配?这里面或许有他的误解。春秋时的礼教远不似宋代严厉,贵族妇女丧夫或离婚后再嫁本是很普遍的,夷姜于已故的卫庄公,应该是地位较低的妾室,丧夫之时年纪既轻,又无子息可以依靠,考虑再嫁、渴望获得新的婚姻,在当时至少是默许的;而其时娶庶母或婶、嫂的“烝报婚”,作为一种古老婚俗,在列国中也尚有遗存(尽管由于引起继承的混乱而越来越遭到抨击),它的含义还不是后世理解的纯粹由于个人淫欲导致的伤风败俗行为。因此,宣公和夷姜的婚姻,的确有择偶不当的问题,本来他们各自择偶的余地都很大,而烝父妾在当时虽非厉禁,却渐已视为陋俗,非要以此为依据结为夫妇,差不多是诸种选择中最坏的一种。二人的结合尚在公子晋(即宣公)发迹以前,等到他由于偶然的运气成了一国之君,这桩婚姻的破口便马上被放大了:夫人过去的身份引人指摘,夫人背后又无强国为援,所生世子也地位可危,而随着夷姜渐渐老去,卫宣公还在盛年,结合他后来表现出的性情,则不必宣姜出现,婚姻的破裂也几乎是必然之事。又由于其后果的持续发酵最终引发了政治灾难,从后发视角观察,这桩婚姻就更显得丑陋而可怖了。毛、郑的解说,可以说是经过了对那一整段历史的揣摩和消化,因此,多少暗含了一点对当事人处境和渴望的理解。他们试图纠正当事人的错误行为,指出一条有可能改善其命运的道路,更以此令这首诗的后代读者受到教诲,因此,他们口中的“礼”,并不是道德教条,而更多是实践指南。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毛、郑的字里行间,我们尚可看到活生生的、犯了错误的人,而到了欧阳修的笔下,却几乎简化为对“乱伦”行为抽象的道德谴责了。


有瀰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


毛公说:“公与夫人,并为淫乱。”郑玄特地指出这“夫人”是指宣公先娶的庶母夷姜,因为,后娶的宣姜是宣公强占的,且不说她后来的堕落变坏,至少在他们的婚姻上,宣姜是被动的受害者,而夷姜却有着庶母的名分,若没有她的主动配合,宣公是很难娶到她的。

若没有第二章、第三章,首章便只是讲涉水,第二章才真正点出了雌雄相配的问题。“有瀰济盈,有鷕雉鸣”:渡口的水瀰瀰地充满了,野鸡在鷕鷕地叫。《毛传》:“瀰,深水貌。盈,满也。深水人之所难也”,这是人人看了都畏惧的条件,现在是“济盈”,不仅是“济有深涉”,是水满了。郑笺:“有瀰济盈,谓过于厉,喻犯礼深也”。已经比“厉”更深了,蹚也蹚不过去,游也游不过去,对礼法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强要渡河,便有“过涉灭顶”之灾。但是,身在其中的人,居然没有觉察,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不知不觉产生感情了呀。当我们突然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不可挽回地相爱了。”一个庶母,一个儿子,两人之间的爱恋是没法自然而然产生的,须是先忽略了身份的差异,而这,只能是因为愿望太强烈,以致降低了对于环境、礼法、现实困难的敏感。



“鷕,雌雉声也。卫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辞,不顾礼义之难,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毛传》以训诂为主,对诗意殊少发挥,因而,他一发挥就要当心,他可能真是读出东西来了他讲:夷姜有不对的地方,“有淫泆之志”,她内心深处的打算不对,所以,向外面发出了一些信号——“授人以色,假人以辞”,“授”是交给,“假”是借给,主动诱惑别人,通过神色、语言抛出诱饵,向人展示了缝隙。这太有可能了,她本人都未必清楚知道。主观意向太强烈了,会流露为言行,一个人遇到的人和事,很大程度是自己内心感召的结果。

主观意向太强烈,也令她“不顾礼义之难”,因为,她已经不辨深浅了。“济盈不濡轨”讲的是当事人的主观感受:渡口的水虽满,却没有沾湿车轨。“由辀以上为轨”(毛传),辀是车辕,一头连着车轭,一头连着车轴,车轴上安放着车厢。古代的车在行进时,车轴是不转的,直接承托着车厢,“由辀以上为轨”即指辀与车轴衔接部位以上,也就是半个车轮高的地方,叫“轨”。(“轨”的解释经过了漫长的争论和考索,这里且略去不提。)古代车往往水陆两用,可以乘车过河,前提是水不能深于半个车轮,超过了就没过车轨、灌进车厢了。河流渡口通常是河道较窄、水流较缓之处,一般是水深之处,那么,“济盈”了,能不濡轨吗?按常理,这是很难的。但是,人想要过去的愿望太强烈,主观的干扰影响了人的判断,会认为济盈不会濡轨,于是,不知不觉之间违背了公认的规范和常识。“渡深水者必濡其轨,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礼而不自知。”(郑笺)一般情况下,人是知道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的,但是,到了太想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难免一叶障目,在那个情况下真的会考虑:“这样也可以吧?”“也许别人也是这样的吧?”“渡口虽深,也许不会沾湿车轨吧?”人在那个时刻,对这些都不太敏感了。

唯其不知深浅,才会做出离谱的事情:“雉鸣求其牡”。《毛传》说这是“违礼义不由其道,犹雉鸣而求其牡矣。飞曰雌雄,走曰牝牡”。后代经学家讲,“雌雄”二字都带隹字旁,表示鸟类的雌雄;“牝牡”都带牛字旁,表示兽类的雌雄,所以,毛公的意思是说“以禽求兽非其类也”,也即是说雌雉只宜求雄,它却求牡,也太不正经了。字面虽解释得通,但涉想过于奇特,就算毛公有这个意思,也很难让人相信古代诗人创作此句本就是这个意思。再说,“雌雄”“牝牡”又是可以通用的,《尚书》上明有“牝鸡无晨”的话。我一度猜想,古人较于今人,对自然远为稔熟,雉鸡求偶在古代或本应是田间地头都能得见的景象。也许,根据他们的经验见闻,雌雉主动求偶极其少见,然则,“雉鸣求其牡”大概类似今语“公鸡下蛋”之类,是罕见、反常之事。而随着对自然的开发深入,人造环境渐渐挤占了山林原隰,飞禽走兽逃得愈来愈远,以及后儒又渐渐脱离了“古之学者耕且养”的生活方式,成为了“职业读书人”,对雉鸡的习性便不再有那么亲切的经验了。然而,经师们仍晓得这句诗的本意是讥刺反常,故从文字的“雌雄”“牝牡”生发开去,来足成这层“反常”的意思。巧在夷姜之于宣公,不仅是以雌求雄,而且,是以母求子,这就使“以禽求兽”之说更显得巧妙。只是,巧妙可喜的推理常常未必正确,让人觉得可惜。若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诗句的本意与后儒的解说原来相去不远,都是形容反常之事,仅有程度深浅之别,则“雉鸣求其牡”与前句“济盈不濡轨”一样,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前句是认知的严重偏差,后句则是行为的严重失常。我后来查过一些资料,偶尔也问过猎人和在山林中生活过的人,据他们讲,野生的雄雉有自己的领地,所以,到了繁殖季节,通常是且鸣且舞,一方面吸引异性来观看择偶,一方面也使同性来展开竞赛,这是通常的情况,这时,雌雉常是应和雄雉而鸣叫,而不是主动召唤异性。但是,也不排除交配季节末期,一块领地上几只雌雉都已产卵,忙于孵化,这时如果还有未交配的雌雉鸣叫,雄雉便会飞奔过去寻找,所以,就有了猎人通过模仿雌雉的叫声来诱捕雄雉的事。可见,“以禽求兽”是绝不存在,“以雌求雄”却只是相对少见,因此,在这句话的理解上,以上猜想也只能是猜想,不能算定论。


《春秋经传集解》,宋嘉定年间刊本


《左传》里有几个写得有声有色的女人,但夷姜不在其列:“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夷姜缢。”干干巴巴,仅保存了最基本的事实,人物形象模糊得很。读到《匏有苦叶》的毛传、郑笺时,我才第一次仿佛感触到了夷姜感情、欲望的呼吸。庶母与儿子,其间的鸿沟不可谓不深,他们是怎么跨过去的?怎么会一无顾虑?这两人是古人说的“禽兽之行”,曾经给我感觉仿佛是另外一个物种,无法设想,他们这样做时在想什么。毛公、郑氏却把这次乱伦展开成了一幕戏剧,而且,是主观视角的戏剧:不经意间抛出的诱饵,被误判为浅水的深深的渡口,有违常理而不自知的行动,使这个女人走向了毁灭的命运。过河应该“深则厉,浅则揭”,谁个不晓得?可是,还是会有人犯规,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之所以犯规,其实是因为误判,误把深当成了浅。之所以误判,是因为主观意愿太强烈,愿景单一而绚烂,使一个正常人不再知道深浅——归根结底,是内心深处“志”的偏差。那隐秘的、变化多端的“淫泆之志”,也许当事人一生都未曾觉察,可是,平日的一言一行、人生的每一个渡口,又都在它的支配之下。

不得不承认,不论是将“有鷕雉鸣”说成辞色引诱,还是将“雉鸣求其牡”解作“以禽求兽”,毛、郑以及后儒的解释看起来真的很难逃脱穿凿的嫌疑。不过,我在读书时,会有个别时刻,因为产生了某些直指自身生命的联想,便久久沉浸在激动和满足当中,在这种时候,是不会在乎为我带来这种联想的著作论证的逻辑、引用的对错、解说的圆融与否等等问题的。


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


第三章场景一转,又是另一番景象。早晨太阳出来了,大雁那种非常和谐的叫声,有点沙哑。毛传:“纳采用雁。旭,日始出,谓大昕之时。”昕就是天亮的时候。郑笺:“雁者,随阳而处,似妇人从夫,故昏礼用焉。”大雁是候鸟,随着太阳直射点移动,古人说它是随阳之鸟,用来比附当时妇女在夫妇关系中的一般位置和应有作风。古代婚姻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纳采是男家上门提亲,男女婚姻的第一步,要用到雁,要送活的大雁当礼物(但活大雁实际上没有那么易得,所以,实践中常用家鹅代替)。“自纳采至请期用昕,亲迎用昏”(郑玄),亲迎是我们今天说的“婚礼”,其实是狭义的婚礼,是古代婚礼的最后一步,正式把媳妇接过门,在黄昏举行;但前五步都是一早进行,“旭日始旦”的时候。


《双侣》,董玉新

“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和首章“匏有苦叶,济有深涉”类似,既是铺写,又有兴寄,首章兴在过河,此章兴在结婚。不同在于:“匏有苦叶”是工具不足,“济有深涉”是时机不对;而“雝雝鸣雁”是工具有了,“旭日始旦”是时间恰好。再看下去:“士如归妻”,男子要娶媳妇。“士”是对男子的称呼,但可偏指未婚男子,与偏指未婚女子的“女”恰成一对,“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女承筐,无实;士刳羊,无血”是其例。原来,时间是对的时间,手段是对的手段,人也是对的人——一个尚未婚配的适龄后生。从前的困难一扫而空,七颗龙珠集齐了,“未济”要成“既济”了。其实还没呢:告诉你“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嘛。

“深则厉,浅则揭”是过河的经验;“士如归妻,迨冰未泮”是娶妻的经验。说不定两句都是当时的谚语,早于《匏有苦叶》这首诗本身,也未可知。毛传:“迨,及也。泮,散也。”“迨”“泮”二字都挺有意思。“及”有互相对立的二义:趁着(如“及时”“及早”)和等到(如“及期而往”“及瓜而代”)。“迨”也是如此,“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是趁着,“迨及”是等到。一个往前赶,一个往后拖,看起来意思对立,其实也许是相通,说的无非是对特定时机的依赖:时机来了必须赶紧,时机未到只好等着。从句法上看,此“迨冰未泮”正如《鸱枭》的“迨天之未阴雨”,解作“趁着”为宜。

毛传言“泮,散也”。要娶媳妇,趁河冰未解,看来这是要从冰面上过去迎亲。深冬时分,从冰上过河可以取直线距离,不必特意绕路去渡口,实在是个捷径。不过,一定要注意,时间的限制非常严格,不能心存侥幸。如是在辽东地区,一般立春过后就不能在冰上行车了,虽然看起来冰面还完好,但冰的内部结构已经改变,开始从内里解体,有些地方变得非常脆,很危险,所以,往往在春节期间家家团聚欢庆的时候,传出某人某人车偾于河的噩耗。同时也可见,“冰泮”不一定是指肉眼可见的冰面开裂,而有可能是一个特定的节令,从那时开始,进入一个大地回暖、河冰泮散的阶段,古人对此应该也有他们的经验。从诗的上句“士如归妻”看,这句是劝人趁“冰未泮”的时候去迎亲,就是行古六礼中的亲迎之礼;但郑玄沿着毛公提到的纳采,又结合他自己丰富的礼学知识,将此句定为亲迎之前的请期(商定迎亲的日期)。有理无理,这里可略去不论,总之,这句是讲婚姻中某一个关键步骤要趁着冰未泮时将它实现。又,“泮”本通“判”,从中间一分两半的意思,故自古“冰泮”通常被理解为冰面坼裂解冻,但是,也有将两半之义引申出相反的意思来,将“冰泮”解作“泮合”的,即水面冻结合拢。这争论其实涉及古代婚俗的实际情况,到底是几月到几月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又是几月到几月可以亲迎?古时的风俗,如果能搞清楚当然好,会对诗境的体会有帮助。不过,倘如实在搞不清楚,或一时没法下结论,那也不妨就疏放一些,只要知道这句诗是鼓励那男青年当机立断过河结亲,也就够了。不论“冰泮”是冻结也好,还是解冻也罢,也不论“归妻”指亲迎也好,请期也罢,总之,很多事情若要做成,往往有一个宝贵的“窗口期”,过了这个时段,也不一定绝然做不成了,但做成的难度和成本要成倍加增。

如果一定要说这首诗就是为刺宣公和夷姜而作的,则第一章还隐约有劝人识趣知止的意味,第二章讽喻的意思更加显然,可是,到这第三章却是一派光明和谐的气象,态度转变明显,语气里甚至带了些鼓励乃至催促,所以,近人才不肯信毛、郑乃至朱熹的解释。这倒让我想起春秋时对这首诗的另一次引用,其时,是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比孔子出生尚早十来年。

秦晋两国是宿敌,斗了近百年。斗到白热化的时候,晋国以霸主身份召集各国一起攻秦,齐、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大大小小的诸侯都派兵了。开始还算顺利,等打到秦国境内,泾水岸边,秦人渡水而去,联军便逡巡不进了。诸侯远离本土出兵,本是碍着霸主的面子,此时便生出狐疑,互相观望。这于晋人是个艰难时刻,若有一路人马掉头而去,其他诸侯军也可能就此解散,霸主的脸面难保,在秦国面前的气势也低落了,甚至霸主地位也可能大大动摇。晋人就派贤人叔向去观察各军,探听他们的动向。

叔向到了鲁军大营,见了主将叔孙穆子。穆子说,我刚好在看书,刚好看到《匏有苦叶》。叔向一听就放心了。回到晋营,吩咐准备船只,说鲁国人要带头过河了。在叔向看来,穆子态度是很明确的,“深则厉,浅则揭”嘛。在《国语》里,叔向还有几句解释,他说匏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大用,但是,它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帮人过河,好比鲁国虽然小,实力也不强,但是,这个节骨眼儿上它会起关键作用。这时候,大家都在观望,一个出来带头,其他人就会从众。有人先撤走,其他人也走,不然都不敢,怕得罪晋国人;反过来,有人先过河,大家也都会抢着过河。这是榜样的力量。


《国语》,明万历四十七年乌程闵氏朱墨兰三色套印本


可见,“深则厉,浅则揭”这句话原是可以两面听的,一面是不要固执,不要勉强,要看深浅、顾深浅;翻过来看,“深则厉”,是过去,“浅则揭”,还是过去,是不论深浅,逢山开路,遇水叠桥,见招拆招,也要过去,这也说得通。这虽是古人赋诗断章,取其所需,但也可见这话的字面本不死板,有灵活理解的可能。换句话说,果真志在必济,不顾深浅乃至不知深浅怎么可以?也只有知道深浅、考虑深浅的人,最能应对无方,最有可能达成济的目的。此两义原是一义,既不能不知深浅,也不要随便放弃,究竟是劝阻还是鼓励,全看听的人是谁。因此,《匏有苦叶》第一章,其实是抱着中立的态度,“匏有苦叶,济有深涉”不过是说要过河困难大而问题多;“深则厉,浅则揭”,不过是说对不同的困难、问题宜区别应对。而毛传、郑笺强调“礼”对婚姻的重要,也是看到它“遭时制宜”的特性,能够“各顺其人之宜,为之求妃耦”(郑玄),并不是一味劝人退缩,不要过河了。

春秋中期以后的鲁国,国力弱小,又受齐国压制,处境不算宽松。善事大国,以抗强邻,是其基本外交方针。遥想两千五百年前的泾水边,夜幕掩盖了诸侯大军连绵的营帐,夜色中,晋国使节匆匆来访,叔孙穆子对此大概早有准备。作为专命而行的一军统帅,此时此刻,晋人的困难和需求、鲁国的处境和实力、列国军队的心理、战争发展的态势、鲁国人在其中应扮演的角色……在他的心中都像有一本账,深浅轻重,透彻见底。他判断,对弱小的鲁国来说,眼下是一个以较低成本为霸主效劳、巩固双方友好关系的机会,因此,不可不当机立断。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


诗到最后一章,换人了,也不是士,也不是妻,也不是雉鸣,也不是雁鸣,也不是葫芦,也不是车,河上驶来一条船。我们这才想起,过河还可以用船呢!之前为过河想了种种办法,蹚过、游过,踩着冰过,乘着车过,这时忽然有了专用媒介,有了专人来帮忙,来推动一下——遇见贵人了。“招招舟子”,“招招,号召之貌”(毛传),“来吧来吧”,“上船了、上船了”,热情招呼。“舟子,舟人,主济渡者”(毛传),他是两岸之间的中介,郑玄说好比媒人组织集体相亲了(“舟人之子,号召当渡者,犹媒人之会男女无夫家者,使之为妃匹”)。以前没渡过去的人,又有了一次机会,谁不愿意呢?

然而,“人涉卬否”,“人皆从之而渡,我独否”(郑笺),别人都去登船渡水了,可是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呢?为什么不珍惜机会?难道不会焦虑吗,尤其是看到大家纷纷向那正在飞逝的机遇伸出手去,还在犹豫什么呢?

这章纯是白描过河的场面,却由于前两章的铺垫,自然让人想到成婚,两个主题自然叠合在一起,让人觉得说A的同时也就是在说B。可是,若说过河等一等没关系,则婚姻大事,照理说不能一直等的,尤其古人又特别注重男女及时婚配,上章不是还说趁着冰未泮抓紧成婚吗?此时,对这滞留岸边不肯过河的人,却好像丝毫没有责备,与上章的态度又反转了:等一等吧,等一等也没关系。问题是:等什么?等到何时?等渡口水落?等河面冻结?等葫芦晒干?等的人自己清不清楚在等什么?如果不清楚,那真的只是在犹豫中拖延,亦不足贵。


《匏有苦叶》,沐斋


“人涉卬否,卬须我友”,“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独待之而不涉”(郑笺),原来,并没什么好犹豫的,是在等朋友一同渡河。“涉大川”本是一件险事,既然,都在过河,便注定了总归要和某些人同舟共济,那么,同心同德之人还是值得等的。郑玄说这比喻的是一个淡定的姑娘:“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适,贞女不行,非得礼义,昏姻不成”,则又将等候朋友之意转进一层,成了等候“礼义”上的完满。原来,判断水深水浅的标准,也同时是选择行动时机的标准。

这首诗一开始就讲过河,左一句右一句,东一句西一句,思路若断若续,场景不停切换,讲了好多种情形、好多种方法,水深、水浅、水满、水结冰,用车、用船、用脚、用葫芦,眼花缭乱。里面的形象如果打乱重组,大概可以基本囊括当时所有的过河手段和过河结果,可见,作者涉水的经验十分丰富,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一开始就提纲挈领给出涉水的总则:“深则厉,浅则揭。”不过,饶是如此经验丰富,诗到最后一章,却并没过得河去。诗中那个人后来过去了没有呢?没有人知道。将过未过,悬而未决。这个悬而未决来得意味深长,好像反映了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的状态。本来嘛,《周易》六十四卦,也只有一卦是既济,而既济后头却又是未济。

然而,一般人恰恰是很难承受悬而未决的,总好像眼前的问题便是此生最大的问题。庶母与儿子的鸿沟当前,夷姜也许以为这便是她人生的终极障碍了。及至如愿以偿做了国君夫人,她的儿子也成了太子,大概也曾深自庆幸,以为后半生可以幸福安稳。岂料,敢娶庶母的那个人,也一样敢强占儿媳妇,敢杀亲儿子。却原来,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便须了,“既济”不过是“未济”的开始,旧问题的解决,不过是换个方式提问。等一切尘埃落定,回头再看,“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的奋不顾身强行求济,实不如“人涉卬否,卬须我友”之悬而未决远甚。

公元前637年冬天,在风陵古渡口,一支船队浩浩荡荡准备由西向东渡过黄河,进入晋国境内。这是护送晋公子重耳回国的队伍,水手和兵士多是秦人。重耳流亡了十九年,艰难困苦,备尝之矣,漫长艰苦的流亡为他培养了一批最忠诚、干练的部下,重耳自己也长成了稳健的政治家。如今,他的宿敌晋惠公也死掉了,西邻秦国又放弃了惠公的继承人,转而支持重耳——万事俱备,一水之隔的晋国,仿佛已经遥遥在望。将要登船之际,狐偃却忽然奉上一块玉璧,请求辞行:“多年跟随您,所犯的过失,臣自己都记得不少,何况还有您记得而臣不记得的。现在,您已经胜利在望,请放臣一条生路,就此别过。”重耳吓得不轻,赶紧赌咒发誓:“我过河之后,如果敢不与舅父您同心同德,有河神看着呢!”接过玉璧,投之于河,作为献给河神的信物。对狐偃的行为,后世颇多不解,有人批评他携功要君,着实是忠臣的耻辱;也有人鉴于后来文种、韩信等鸟尽弓藏的教训,同情狐偃,认为此举实出于不得已。不过,如果看看后来发生的事情,狐偃此举也可以作别种解释。据《左传》,重耳一过黄河,没遇到什么激烈抵抗,就轻而易举登上了君位。但是,事关生死的考验也接踵而来:晋惠公的旧部并没有肃清(也不可能全部肃清),吕甥、郤芮担心清算,策划阴谋,企图置重耳于死地;寺人披、竖头须等纷纷求见,曾经有仇怨、有嫌隙的人都急需来自重耳的明确、彻底的谅解,一念之差他们也会转化为敌人;流亡时期的忠臣魏犨、颠颉嫌封赏太少,不再听从号令,军纪遭到破坏;多年追随、生死与共的诸臣开始攀比、争功,介子推愤而归隐……原来,舍舟登岸之时,便是“既济”转化成“未济”之时,而狐偃看似突兀的辞行,也许是为这个转折时刻委婉敲响的警钟。既然,后面的路还长得很,何须匆忙登舟,何妨再耽搁一刻,以确保同舟之人的同心同德?


《晋文公复国图》(局部),(宋)李唐绘


毛公、郑玄说《匏有苦叶》是刺卫宣公和夷姜的,那他们听得懂吗?我猜想,几乎一定听不懂。当他们一心要截流而过的时候,看到济盈都认为不会濡轨,还哪里听得进这恍惚离合的一番话?要说是“刺”,哪有“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鹑之奔奔》)“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来得痛快淋漓?因此,近人往往不信它是刺诗。不过,若按《诗大序》的讲法,“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则所谓“国风”,本是一个社会上下层沟通的手段,上层用它来感化下层,下层用它向上层提意见。则“刺上”正如“化下”,是一种柔性、弹性的手段,“化下”使下层不知不觉追随,可减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刺上”使上层不知不觉改变,可避免“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则其特色必然是“主文而谲谏”。所谓“主文而谲谏”,便是以美丽的文辞为包装,提出灵活微妙的劝谏,使人既听出弦外有音,又捉不住确实的把柄,这样,才能使言之者不致获罪,而闻之者却被美丽的文辞迷惑,放松内心强固的自我保卫,心弦给一阵不知哪里来的“风”轻轻一拨弄,弹出一声与平时不一样的异响。

《毛诗》次《匏有苦叶》于卫宣公时,次《鹑之奔奔》于卫惠公时,次《相鼠》于卫文公时,前后跨度有八十多年,历五任国君(宣公、惠公、懿公、戴公、文公)。在此期间,卫国的国势每况愈下,直至亡国,又迎来戴公、文公的复国。此后,在文公的治理下,出现了复兴的势头。不过,刺诗的风格却是日益直白、严厉了,不见有向“主文而谲谏”回归的迹象。想是当时世道混乱,人心浇漓,谲谏不入,遂激愤而为骂詈。可是,既已扬声痛骂,双方的对立便也可想而知,又焉能指望挨骂的人听得进去?下一步多半只能是拒谏弥谤,防民之口,使矛盾更加激化。再回头看宣公时代的《匏有苦叶》,或许是刚入春秋,去古未远的缘故,讽刺之中犹得风人深致。


作者简介



张毅,辽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教师,复旦大学博士。主要作品:《左传故事》《〈史记·伯夷列传〉讲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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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舒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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