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埃德·琼斯 | 古典学为什么重要

编者按：本文作者劳埃德·琼斯（Hugh Lloyd Jones，1922-2009）为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牛津大学钦定古希腊文学教授，代表性著作《宙斯的正义》（The Justice of Zeus, 1971）。本文摘译自劳埃德-琼斯为维拉莫维兹《古典学的历史》英译本所撰导言（Wilamowitz-Moellendorff,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trans by Alan Harri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中译本维拉莫维兹，《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译者为中国人民大学2021级古典学硕士研究生段奕如，标题由编者所加。在导言末尾，劳埃德·琼斯论述了古典学在现代遭遇的危机，以及古典学为何依旧重要。  

休·劳埃德·琼斯(Hugh Lloyd Jones)，1922-2009，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牛津大学钦定古希腊文学教授

德国是第一个开始争论古典学危机的国家；但现在这场争论已经蔓延到每一个西方国家。在美国，一些教授主张应当彻底废除博士学位；在他们当中，有些关注古典学的人认为，在古典学中技能（technique）往往被过分强调了，而作品欣赏（literary appreciation）遭到了忽视。即使在古典学保留了人文主义特征的英国，学者们有时也因过度关注文本和语言研究而受到批评。批评者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但他们应当记住，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人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学将会消亡；通过译本研究古典作品总是聊胜于无的，不过，它仅是对真实事物的可悲替代。此外，批评者应当认识到，不要将19世纪的德国语文学传统与18世纪豪斯曼（Housman）持守（keep alive）的排除其他一切的文本解释传统相混淆——至今仍然有极少数无畏的豪斯曼分子忠于这一传统。

这场危机的根本成因源于社会状况。西方世界急速朝向工业文明发展，这必然会影响整个教育模式，美国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私立学校面临的威胁，以及支持学校进行各类职业培训的压力意味着，在记忆力最好的年龄开始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在逐年减少；确实，所谓的教育专家的活动意味着，在这些年里，越来越少的人是在学习什么东西（anything）。在所有西方国家，这是古代研究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豪斯曼(A. E. Housman)，1859-1936，英国古典学家、诗人，曾编辑校订Juvenal、Lucan、Manilius等拉丁诗人的作品

这一普遍性问题必须同古典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般关系问题加以区分，尽管这两个问题在某些语境下是相通的。有一群左翼极端分子，他们相信所有19世纪之前的历史都与一个处理现代技术的时代“不相关”，并且他们拥有自己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及与之相伴的心理状态。受到良好教育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一些杰出的研究古代的学者，远不同意这种态度；他们赞成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即对古代世界的研究并不比其他历史研究的价值低，而且他们独特的研究方法已在多个案例中带来颇有价值的新研究路线。当然，西方世界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远不及俄国粗糙的马克思主义庸俗（philistine）；然而，即使在俄国，以及铁幕之后的其他国家，古代研究也呈现出温和复兴的迹象。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教义；人们可能会质疑，教义的信徒是否能够保持批判态度，这在过去似乎是保持独立而有生命力的（alive）学术所必需的。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基督教也是一种教义，且早期的基督教教父与古代研究建立了一种妥协（modus vivendi），这种妥协总体上持续了几个世纪。普法伊佛（Pfeiffer）从启蒙的、伊拉斯谟的天主教立场上写成的伟大历史，或许可以引为证据。维拉莫威茨会回答说，只有在天主教会放松对欧洲文化的控制之后，古典学才能够应用（apply）最严格的批判标准。他会提醒我们，自反宗教改革以来，尽管有伊拉斯谟和伟大的法国本笃会修士（French Benedictines），但是几乎没有著名的古典学者是罗马天主教徒。我认为，人们可以预见到马克思主义下的古典研究有一些前途；但如果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们很可能在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蓬勃发展，正如它们在威廉德国、甚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样，那可就太乐观了。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1466-1536，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神学家

乌沃·霍尔舍（Uvo Hölscher）在对这场危机最具洞察力的论述中指出，古代文学和哲学预设了人类人格（human personality）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受到了当今流行的生活态度的质疑。这种态度绝不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或弗洛伊德主义的必然结果，尽管这两种学说中的要素促成了此态度的形成；许多明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弗洛伊德主义者都厌恶这种态度。其中一个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卢梭的影响，它倾向于破坏人类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的信念；如果没有基督教的存在，这一切杂七杂八的观念（mish-mash）是不可能产生的，而它们最多算是基督教的原始残余的版本；尽管现在许多愚蠢、无知或浅薄的教士已普遍持这种观点，但任何一个理解自己宗教的基督徒都丝毫不会认同它。英奇教长（Dean Inge）曾称他们为“人民之王的宫廷牧师”（the court chaplains of King Demos）。它的流行，为人们认为古典研究很少比今天更有必要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之一。

William Ralph Inge（1860-1954），即Dean Inge。英国神学家、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圣保罗大教堂教长

无论时兴的潮流如何，古代文学艺术的丰碑在每一代人中，都对一些人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只要任何种类的历史研究继续推进，古典时代的世界历史、我们自己的直系祖先几乎不可能被完全忽视。学者们不可能放弃作为一个整体的古代世界研究的高贵观念。他们必须不断警惕枯燥无味的危险，这种枯燥既来自于对技能的过度关注，也来自于采纳了过于狭隘的历史观点。他们并不认为古典作品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模仿模式。的确，文艺复兴时期或歌德时代的古典学者也不能因此而受到正当的指责；模仿理想模式的想法，几乎不足以解释米开朗基罗或歌德与他们从中汲取灵感的古代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对古代文明的研究并没有给我们呈现可以复制的模式，而是提供了可能的信念和方法的运作模型，如果明智而不带感情地呈现这些模式，就可以把我们从那些只了解自己时代的人的狭隘主义中拯救出来。

无论社会和历史情境如何，古人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假定人的本性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的艺术和文学处理的是永恒的事物，而不是短暂的东西；这使得他们的文学、艺术和历史，极有可能在我们自己的实践中，同其他经验一起为我们提供有用的经验。这种经验的价值，超越了把我们与古代联系在一起的维系传统的任何价值，只要人们认为任何历史与文学研究是合理的，那么这种经验都必须被用来为古典研究的存续做辩护。

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