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搜狐城市「城见」，见证城势生长。

以城市为单位的“地方赛马”是推动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维度。而每一轮竞争中，总有一些城市脱颖而出，它们或暂领风骚，或不断进化。

当身后的追赶者试图循迹叩开成功之门，并找到一种规律性的经济解释时，却常常被宏大叙事的浮云遮住望眼。

为探究城市发展细节，破解隐秘的成功密码，搜狐城市推出深度访谈栏目「城见」，尝试以城市发展推动者、见证者、亲历者的视角，为您讲述时代大势下，不一样的城市生长故事。

本文是「城见」第一期，正文共9681个字，预计阅读需要25分钟。

40余年的发展当中，“深圳成功学”逐渐成为显学被越来越多的城市研究。在深圳众多的标签中，市场经济的标杆和民营经济发达的城市icon无疑是其最大的特征。

在呼唤市场活力回归和民营经济再次被拔高的当下，探究深圳经验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搜狐城市「城见」邀请深圳发展的亲历者和推动者唐杰进行深度访谈，尝试探究深圳民营经济和科创发展的更多细节和不同侧面。

唐杰的经历可以称得上丰富，1971年到1979年，他在天津市冶金建设公司当了9年工人，之后进入南开大学学习，研究经济学近16年，从学生一路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室主任。

唐杰于1995年来到深圳工作，就职于广东省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3年多后的1998年，他进入深圳市政府工作，先后担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党组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并于2009年3月成为深圳市副市长，2015年离任。

在任内，唐杰分管市发改委、市政府办公厅、市监察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保障局、市国资委等。在唐杰离任副市长时，南方日报给他的评价是“做事严谨细致，待人温和，是一位非常实干的领导”。

由于他在任内一些会议的发言不会拘泥于演讲稿，被称为“讲话不念通稿的学者型官员。

唐杰近照 图/本人提供

从副市长任上退休后，唐杰转身学术，先后担任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临时党委书记、教授，港中大（深圳）理事、教授，致力于对深圳的研究以及深圳高等教育的推进。

90年代中期进入深圳的唐杰，完整经历了深圳“模仿创新”阶段及之后的变革时代。去职副市长8年，唐杰对深圳的发展史仍然如数家珍。但当搜狐城市问及其在当中的贡献时，唐杰却表现得极为谦逊。

“个人是很渺小的，再突出也还是渺小，完全不需要有（突出）个人贡献的想法，我们不过是过客。实事求是的好。”

在访谈过程中，唐杰始终强调“市场主体的公平性”，即无论国企民企，市场地位一律平等。这是深圳早期改革的阶段性目标，也是后来深圳民营经济发达、市场保持活力的基础。

相较于目前对于民营经济重要性的单一强调，唐杰更倾向于谈论更加“基础”的问题，即“什么是市场经济体系”。

唐杰表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体系已成为上下的共识，但更应广为人知的是，既然是“体系”，就要有主体，有足够多的市场主体，是构成“体系”的基本条件。

而“市场”，就意味着公平，合约执行、法律适用一视同仁，不分国企民企。

“只要你定义是个市场经济，市场主体不分所有者，市场主体的公平性是与所有制无关的。假如说有关，它就不是市场，我觉得这是个很基础的问题。”

这是深圳实践的经验总结，看起来并不新奇和“劲爆”，但为了真正实现它，深圳几经起落。

市场主体登场

“深圳改革是没办法的办法，它起初没有国有经济，只能做‘三来一补’，只能是外商投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它具有高度外向型特征，就要走向市场。后来的民营经济就是在基础上起来的，这是基础事实”。

1985年，广东深圳，外来打工妹的宿舍 图/朱宪民

唐杰表示，正因为深圳起家的“三无”——无产业、无技术、无人才，才使得吸引外资与发展民营经济成为可能，甚至首选。

当我们梳理深圳的发展史后不难发现，深圳民营经济从诞生到担纲还要经过很多年的发育，而在深圳民营企业真正成长壮大之前，特区最初建设的主力，是国企。

1979年，国企招商蛇口独资开发了蛇口工业区 图/全景财经

深圳的国企伴随着特区的成立诞生和发展，并成为80年代深圳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主体。我们熟知的当年“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是由国企主导。而与此同时，深圳的国资国企改革也在同步进行。

至于当今深圳经济的主角——民营高科技企业，人们一般将它大爆发的起点定在1987年。当年2月份，被称为“18号文”的《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发布，该通知明确允许科技人员创办民营科技企业。

深圳市政府关于华为公司成立的批复 图源网络

几个月后的9月15日，华为在深圳市龙岗区创立。在后来的采访中，任正非表示，“深圳1987年‘18号文件’明晰了民营企业产权。没有这个文件，我们不会创建华为”。

但唐杰认为，“18号文”是重要，但它只是“开窗口”。真正把民营经济界定清楚的是2003年深圳发布的《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其在首条规定：

民营经济是利用国内民间资本兴办的个体、私营、股份合作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产权清晰、风险自担、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机制灵活、市场适应性和生命力较强等特点，与国有、集体、外资经济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资、国企、民营企业在深圳发展初期一一登场，数量迅速增长。

1979年深圳企业数量仅501家，到2015年达113万家，今年3月份，企业249.37万户，全部商事主体突破400万户，达到400.51万户。

市场主体足够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体系”有了基础，接下来就是“市场”的建设了。

深圳国企的“紧箍咒”

今年5月中旬到6月初，深圳闹出了一波“不大不小”的舆论风波。

“深圳城中村统租，租客被迫搬家”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发酵。白芒村因“统租改造”成为关注焦点。该项目操盘手安居微棠的背后，是深圳国资委下属的深圳人才安居集团。

白芒村宣传统租的标语 图/南方都市报

事情一出，除了对于租户租金上涨的担忧外，“深圳国资的触角是否伸得太长”也成为公众讨论焦点。6月初，该项目暂缓推进，风波也渐渐散去。

唐杰向我们介绍，该项目起初的想法是安居集团想把人才保障房推进到下沉市场，试图盈利的一种尝试，而且并不像网传的“所有城中村都会被统租”，但结果却遭到全社会一片指责。

唐杰认为，这表明对于市场的重视已经成为深圳上下的一种共识。

“在这个共识下，当深圳市政府推出一些在其它地方想当然政府来做的事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大家都会觉得这样做是有问题的。”

深圳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是深圳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根据深圳国资委网站介绍，其为“深圳保障性住房专营机构，是保障人才安居乐业的平台”。符合唐杰所说深圳国资定位：公益性，基础性，先导性。

而从前文所述占据市场主导到“退居”到专注“三性”，深圳国资的定位是在是实践中不断变化，且不断法定化的过程。

但在很多地方的实践中，国企和国有资本仍然比较强势，且在市场主体中处于特殊地位。对于这些样的现象，唐杰的解释为，地方国企的强势和特殊性，首先来自于它的责任。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现实原因，在很多地方，地方国企承担了更多本地融资、产业发展和维护稳定的责任，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这种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

唐杰称，每到大调整或经济下行期，国企往往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就业责任，通常表现为“不准裁员”。这样的情况下，本身的经营压力加上人力成本的持续支出，势必导致研发等其它方面投入的削减，这显然不利于企业的转型升级。

深圳也没能例外，唐杰向我们举了莱英达的例子。

1984年由深圳市轻工业局转变而来的莱英达集团，曾是一家以电子通讯和饮水产业为主，集房地产开发、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大型集团，是国家重点扶持的512家企业中的首批30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广东省重点扶持的82家，深圳市重点扶持的6家超百亿企业和优化资本结构试点企业之一。

1998年时，莱英达集团下属企业达到192家，总资产80亿元，净资产31亿元，正式职工5056人。

2000年左右，莱英达陷入经营危机，后沦落至破产重组。据唐杰介绍，其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社会包袱越来越重，养社会包袱。承担社会包袱就要减少研发，慢慢市场竞争力就没有了”。

另外，唐杰向我们透露，在更加广为人知的深圳早期“腾笼换鸟”过程中，深圳部分国有企业也被要求承担减缓失业压力的责任，暂缓裁员。

大量国企出现的通病也在深圳国资、国企出现过，深圳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国资和国企的传统相对不强，加上有数量足够多、类型足够多的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有更多选择。

唐杰表示，在其它一些地方，由于市场主体少，市场机制很难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会自然转向更多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

“市场经济越不好，就越要发挥政府作用。越是这样一个悖论下，政府的手就更加直接。因为他抓不到其它的主体，越这样的话，它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恶性循环下，少数有特殊地位的市场主体可以得到政府的各种行政性支持，既然你得到政府行政性支持，你就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就业、社会保障他就要背上，这样负担越重，离市场化越远。”

社保体系为企业减负

早期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深圳的国企处理好与民营经济的关系，在市场中找到定位也是如此。

前文提到，在特区建立初期，深圳的国资和国企发挥了主导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企的通病，如效率低下、动力缺失、活力不足等问题也出现在深圳国企身上。这种情况下，改革成为自然而然的选项，具体来说，就是国有经济体制机制的转换。

当谈及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国企“去特殊化”的实践时，唐杰引用了《深圳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大体系》。

唐杰表示：

“国有经济体制的转换就在于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经济主体，这是深圳经验当中的最基本的东西。央企、地方国有企业，它首先是个市场经济主体，它不是行政单位。如果它是市场经济主体，那么他和非国有的市场经济主体在市场上的地位是平等的”。

在以上体系中，唐杰特别强调了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重大意义。

宝安分局社会保险宣传车进厂宣传 图源网

“假如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那国有企业还需要承担过重的社会保障就业功能吗？”

依唐杰的观点，国有企业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它承担的责任。按照这个逻辑，假如完整的社保体系建立了，国企就不必承担过重的社会责任，那他的特殊性就会降低甚至消失，进而有成为和民企同等的市场主体的可能。

据唐杰讲述，深圳在一开始建立市场体系的时候，在全国最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90年代，为了提高参保率，减轻企业负担，深圳市政府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思路，即企业和职工可以按照规定的半数缴纳保险金。

唐杰还向我们透露，90年代深圳的主要领导中，很多都有东北的工作经历，“所以他们对这些东西特别敏感”。言下之意，早期深圳市的一些领导极力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和他们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当年东北员工福利“企业全包”的恶果不无关系。

公开资料显示，深圳前市长厉有为（1992-1995在职）、前市长李子彬（1995-2000在职）去深圳前分别曾在一汽和锦西化工厂任相关职务。

1989年，深圳成为全国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历时３年的调研和测算、论证，1992年深圳在全国推行首个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办法，深圳市社会保险综合改革正式推行。

截至今年4月，深圳三大险种（含养老、失业、工伤保险）总参保人次达3935.66万人次。每类保险参保人数均超1200万人。

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若干机制的建立逐步让市场走向公平，但是如何将这些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确立下来呢？深圳的选择是法治化。

法治化

“我们现在再回头看的时候，可以看到深圳当年对民营经济的定位、定性和在市场体系中作用的认识是清晰、明确的，但最重要的是把实践证明正确的东西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在被问及深圳有哪些经验可以供其他城市对标学习时，唐杰表示，深圳的经验表明市场主体地位平等，这样的平等性是要由法律来确认的，而法律不是一个文件、一个法律，是一个法律体系、是一个法律包。在这样基础上，它才能构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的公平。

唐杰将法治化称为深圳改革中最重要的部分。

特区成立之初，全国人大批复广东省人大可以为深圳经济特区制定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当时的授权在中国立法史上首开中央授权地方立法的先例。

1989年4月，七届人大二次会议表决授权深圳市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和规章的议案的决定时，一部分代表投反对票。图/新华社

1990年，深圳人大成立，1992年7月1日，深圳被全国人大授予特区立法权。而深圳立法的首次尝试便是从规范市场主体开始。

1993年4月，深圳市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这两个公司条例是我国第一批公司法，成为深圳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开路先锋。

在此之后，深圳立法“开先河”成为常态。

唐杰向我们列举了深圳保证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的立法过程、覆盖市场活动全过程的法治体系、规范公平竞争的法律建设等。

除此之外，深圳立法还对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进行规定，并将深圳国资在实践中从主导到退出包括高科技在内的竞争性领域，调整到公益性、基础性、先导性的实践也进行了法定化。

1992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授权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规 图/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

总结深圳的实践可以看到，相较于一些地方热衷于发布“红头文件”治理城市，“立法”和法治化成为深圳的惯例。这和深圳主动推动有关，也和外部环境有关。开放初期，外资并不相信“红头文件”，这就倒逼深圳加快立法。

据唐杰介绍，前文提到的2003年深圳发布的《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产权，就和中国加入WTO有很大关系。

截至2020年8月，深圳共通过法规及有关法规问题的决定483项，其中制定法规235项，超过三分之一法规是在国家和地方立法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开全国先河、填补国家立法空白。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深圳国有和民营企业地位的公平性、定位的兼容性得到较为有效的保障。唐杰称，在这样的机制下，国企民企形成良好互动，不分资产属性的企业进行合作和竞争。

“所有企业都参与，变成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机制，深圳才能够做大。这个机制下深圳才能走向创新”。

科创接力跑

上述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深圳创新爆发和领先的前提，但并不意味着创新之路会一帆风顺。事实上，深圳经历的起伏比人们一般印象的要更加“惊险”。

90年代之后，深圳遭遇的第一波冲击是在1995年前后。表现在GDP增速上，1994年到1996年，增速“三连跳”，从百分之30+降至20+再降至10%+。其背后，是帮助深圳获得“第一桶金”的外资（台资港资为主）的集体外迁。

1995年，深圳全年新签外资合同2223项，同比下降31.7%，合同利用外资金额29.9亿美元，同比下降40%。

深圳怎么办？唐杰从主政者视角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持续奋进的故事。

1995年4月，《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颁布，确定了高新技术方面的重点产业、25种重点产品、70个重点项目。倡导“三个一”原则：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新技木产业是深圳经济第一增长点，一把手亲自抓。

实现上述目标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资助企业建立研发机构，而且是一视同仁地资助。

唐杰表示，当时只要企业办研发机构，符合条件就可以向政府要钱，不分国企民企。到第二年，还可以来要钱，但是政府会考察你研究机构里是否有研发人员。这个时候，吸收了大量外来高校毕业生移民的民营企业就有优势了。

第三年，标准升级，除了研发机构和研发人员，政府还会考察有什么研发项目和成果，这个时候，企业又要去和高校建立联系，找到高校导师能够做转化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深圳也练就了自己的“独家本领”：技术识别。

唐杰表示，中兴和华为都通过这一计划拿过政府的资助，华为和大量高校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五年左右，深圳就和大约500多家企业研究所和130所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关系。

唐杰称，这种稳定的关系，就是深圳的技术来源。

1998年底，深圳就实现了后来流传甚广的“4个90%”：全市共有521家研究开发机构，其中有477家建在企业，占92%；全市科研人员90%集中在企业；全市的科研经费90%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

2000年左右，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146亿元增加到820亿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重由18.4%提是高到近50%。华为、中兴、科兴、腾讯、迈瑞、比亚迪等崛起。

2000年，比亚迪建立了自己的首个工业园 图/比亚迪官网

这时候，人们开始畅想深圳是否能成为“中国的硅谷”。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深圳市政府开始重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2000年8月，深圳大学城创建。

另外，这一阶段深圳还建立了风险投资体系、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营造让人们乐意留下来创业的城市环境等。

2000年9月15日，时任副市长庄心一（左三）访问韩国科技上市公司，左四为时任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唐杰 受访者供图

2003年，深圳市人大正式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创业投资条例》。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地方政府制定的引导创业投资产业发展的地方立法。

唐杰称，深圳的风险投资立法从1998年就开始着手出台，历经5年才正式立法完成，之后经多次修订，不断完善。

之后，等到许勤（2010年06月～2017年03月任深圳市长）任内，深圳“就有钱了”，就从建大学城到办好大学了。

据唐杰介绍，当时的深圳开始进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学及重点学科建设。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国家基因库，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哈工大深圳校区和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提升，中科院先进院相继建立。

唐杰称，在这些重点学科之下，深圳完成了创新体系的建设。

“现在讲RIS，即区域创新体系。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大学和产业界的合作，企业和企业的合作，然后连接起重大创新的链条。在许勤时代，这些东西连起来了，包括超算、存储、安全、射频、基因、细胞、新材料、节能，这跟深圳的现在‘20+8’产业集群是一样的。”

2012年～2018年，深圳科技主管部门设立“八大专项35个计划”。6年花了328.5亿，支持科技计划项目18万余个。

深圳的创新升级过程漫长，但是有效，一届一届政府接力完成，现在看起来似乎很热血，但其实，我们扒开时间的缝隙细看，这一过程中，深圳承受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压力。

惊涛骇浪的调整

深圳不长的历史当中，有一则故事一直被人称道。

于幼军(右)与呙中校(中)见面 图/南方都市报

2003年1月19日，时任深圳市市长的于幼军接见了一位证券研究员呙中校，后者的一篇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文章多以批评为主。

该著名网文的开头直指企业外迁：

不久前传出消息，在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两大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拟把总部迁往上海！在中国四大通讯设备商“巨大中华”（巨龙、大唐、中兴、华为）之中，中兴和华为在这个称呼中虽然靠后，但这两大企业的实力却居于前列。

是的，新世纪开始，深圳的企业又外迁了。更准确地说，深圳企业外迁的现象从未停止，不过2000年～2003年的那一波规模很大、持续时间很长、影响很深远。2002年甚至传言华为和中兴的总部要搬离深圳去上海，而后深圳官方和华为、中兴高层均回应称“不会迁都”。

不过后来，华为的很大一部分业务的确离开了深圳。至于华为到底有没有逃离深圳，我们容后再议。

和这些明星企业搬离只是传闻不同的是，大量的深圳企业外迁已是事实。由于人力、土地等成本的快速上升，深圳的一般制造业开始大批量外迁——而这几乎是所有发展中的经济体都会经历的阶段。

关于广东省产业升级有个词非常有名，叫“腾笼换鸟”。在广东省层面，这个词是省委前书记汪洋在2008年5月29日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文件形式正式提出。

据唐杰描述，“腾笼换鸟”最早出现是在2006年左右的宝安，也就是后来深圳“腾笼换鸟”的主战场。比这个词出现更早的是大量企业事实性地搬离，而深圳的计划不是极力留住大部分企业，而是加速这一过程，同时引进更高端的产业。

唐杰称，2006年宝安进行了一轮“小腾笼”，大概走了几百家企业。2011年开始，又开始了一轮持续5年的“腾笼换鸟”，大概8000家企业离开宝安，而整个深圳大概腾挪了2万家企业。

但当时的舆论并不站在深圳政府这边，甚至至今批评之声仍然不断。质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本来企业就在离开，为什么还要赶人”，第二就是“产业空心化”。

不过除了舆论的压力，深圳面临的现实问题更加严重。

由于产业属性和早期组织形式的粗放，当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低端制造业已经不适应市场的需求，另外其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日益严重，同时挤占了大量产业用地。

唐杰向我们透露，未“腾笼换鸟”前，宝安成了压力很大的地方，“污水横流、低端产业遍地、社会治安很差”。

2006年，宝安有个传言，“如果你出了区政府，走600米不被抢，那你就中了彩（很幸运）了”。因为大量企业倒闭，员工失业，导致社会治安变差。后来这个传言的主角，变成了龙华。

老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但如果行动就会出现新的问题。

当我们问及当年深圳“腾笼换鸟”最难的部分是什么时，唐杰说，一个是就业，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旧产业腾出去了，没人愿意来，那不就真的衰退了吗！”

唐杰称，当时有几年深圳的劳动纠纷占到了广东省的一半以上，有员工不愿随工厂搬迁，甚至以跳楼相威胁。

关于“腾笼”能否换来“金凤凰”的问题，唐杰表示，当时深圳市政府笃定，“做得越坚决，别人来得越快”。

2012年，时任市长许勤说，“目标不变、力度不减、步伐不停”。而2011-2012年深圳正值新一轮的企业搬迁潮。2012年一季度，深圳经济增速一度跌至5.8％。2012年，深圳的二产增速为7.7%，史上首次跌至个位数。

但是2012年四季度，深圳的整体经济增速就站上10%，全年和次年增速均超10%，二产回升。深圳“守得云开见月明”。

唐杰将这一过程称为“惊涛骇浪的调整”。

唐杰表示，十年后，当初“腾笼换鸟”的主战场宝安已经是深圳最大的高端制造聚集区，整体实力全国区县排名第二，仅次于其当年追赶的对象南山。

“你现在到湾区之光摩天轮坐着，就在宝安中心区和南山交界的地方，你几乎无法分辨宝安和南山。”

唐杰如是说。

湾区之光摩天轮俯瞰 图/视觉中国

对于制造业搬迁后深圳“产业空心化”的质疑，唐杰对此的评价为：

“很多人只说一点不计其余，最后就变成他自己不知道他说啥”。

“空心化”传言

2002年之后，关于华为搬离深圳的传闻，每隔几年都会重新流传。但是2018年，华为2700人从深圳搬至东莞松山湖上班，人员涉及研发等部门。

不少人惊呼，传言成真，“华为跑了”。

唐杰向我们讲述，他曾问华为某轮值董事长：华为不是说永远不离开深圳吗？你们怎么去松山湖了呢？该轮制董事长的回答是，到松山湖就离开深圳了吗？

松山湖华为欧洲小镇 图/视觉中国

唐杰称，企业对于城市的理解不是严格根据行政边界，更多是经济联系。深圳、东莞一体化，东莞属于大深圳地区。

“什么叫空心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个问题。如果说制造业一定要在深圳，不在深圳就空心，那意味着制造业是在一个空间上是要均衡分布的。”

唐杰驳斥了目前大众对于深圳空心化的认知。

“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福田的平安大厦就不应该建，就应该修个汽车厂。产业它是在一定的区域内按一定的地理空间来配置，而不是按照行政区域来配置。什么是真正的空心化？产业和深圳无关了，它就空心化了，制造无关了，就空心化了。”

唐杰向我们举了大疆的例子。

大疆公司产业组织分布 受访者供图

“假如不在珠海、佛山、东莞、惠州制造的话，深圳能够给大疆公司提供这么多的制造空间吗？总部、研发和生产不会在同一个地点的，它有一个有效的地理半径，大疆的半径是60公里。站在全省角度看，这叫均衡布局。”

唐杰向我们展示了一张大疆的产业链示意图。大疆在香港孵化，创业在深圳，总部在南山的西丽，制造在周边：珠海大疆、佛山大疆，东莞大疆，惠州大疆等。

“深圳现在的情况是，更多的创新集中在深圳，总部在深圳，制造的环节在周边。‘空心化’的传闻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如唐杰所说，如今很多的高科技制造业企业均采取了“总部在深圳，制造在周边”的策略，包括明星企业比亚迪、OPPO和vivo，任正非也曾表示：华为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

如前述所，这是经济发展、成本上升导致的必然结果。深圳幸而升级成了创新驱动，而更多未升级成功的地方，则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尾声

在访谈接近尾声时，唐杰说：

“回顾过去，深圳办对了吗？我觉得整体而言办得挺对的。它的产业不是不断在升级吗？有人说它的经济增速下滑，你要知道，当深圳的人均GDP是全国的两倍半的时候，它的人均GDP增长率还和全国一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结构调整是好的。

有一句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后面其实越难。

都说深圳成本高，那是因为收入水平提高，成本才提高了。现在深圳人均GDP才接近3万美元，我们要追上旧金山到10万美元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腾笼换鸟’不就是永远的事儿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永远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