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三季度，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国内多重困难挑战，我国进出口总值30.8万亿元，同比微降0.2%，展现出较强韧性。

重点城市的表现参差不齐，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24座万亿城市，只有广州、深圳等7城进出口总额实现正增长，其余17城均陷负增长，西安、郑州等中西部城市更是集体降速。

万亿俱乐部的外贸格局，也迎来新一轮大洗牌。与今年上半年相比，深圳反超北京，宁波力压东莞，无锡领先佛山，合肥连超南通、福州和武汉。攻守之间，尽显区域经济风云变幻。

广深领衔7城跑赢全国

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年前三季度万亿俱乐部整体外贸成绩单。

从总额来看，上海以3.17万亿的成绩独占鳌头，深圳、北京同处2万亿档位，苏州位居1万亿档位。这4座城市的进出口总额占到全国的1/3，是中国外贸的头部力量。宁波、东莞、广州、青岛、天津位居全国前十阵营，也是主力选手。

从排位来看，万亿俱乐部外贸格局出现不小变动。与今年上半年相比，深圳反超北京，重回全国第二宝座；宁波力压东莞，全年有望晋级前五；无锡超过佛山，扭转了持续半年的落后态势；合肥连超南通、福州、武汉三座城市。

从增速来看，万亿俱乐部中仅有广州、深圳、青岛、杭州、济南、上海、北京等7座城市跑赢全国（-0.2%），并实现正增长，其余17座城市均跑输大盘。西安同比下降19.9%，在万亿城市中遗憾垫底。

值得注意的是，万亿城市增速分化明显，西安、郑州、长沙等中西部城市集体降速，东部沿海城市参差不齐，广州、深圳、青岛等城市表现优异，东莞、苏州仍未走出失速阴影。

东部沿海强市两极分化

万亿俱乐部中增速表现最好的，是东部沿海的三组城市——珠三角的广州和深圳，长三角的杭州和上海，以及山东的青岛和济南。

广州与深圳的增长动力，来源于回暖的出口。今年前三季度，广州、深圳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8.5%、17.7%，因此在进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外贸总额依然实现了7%以上的高增长。

仔细梳理数据可以发现，电动载人汽车产品出口大增，是拉动广深外贸的最大功臣。受益于广汽埃安、小鹏汽车等新能源车企销量大涨，前三季度广州电动载人汽车出口总额同比大增404.2%。坐拥比亚迪的深圳，1-8月电动载人汽车出口总额增速更是高达611.8%。

上海外贸增速亮眼，“新三样”出口同样是功不可没。作为新能源汽车第一城，上海前三季度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91.8%、66.0%、21.7%，有力拉动外贸增长。

青岛进出口总额同比大增7.3%，在万亿城市中与深圳并列，格外引人瞩目。而且，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3.7%、2.5%，表现都很优异。

今年我国原油进口持续增长，青岛作为油品综合吞吐量排名第一的沿海港口，着实吃到了这波复苏红利。前三季度，青岛原油、成品油等大宗商品进口分别增长10.3%、116.4%，成绩十分亮眼。出口方面，青岛先进制造业动能强劲，汽车、船舶、锂电池、集成电路出口分别增长83.4%、46.8%、40.9倍、194.1%。

进出口齐发力，青岛在去年反超天津晋级全国第九后，今年继续扩大优势，成为十强阵营中的一匹黑马。

当然，沿海城市也并非全都表现优异，传统外贸强市苏州、东莞就仍未走出失速阴影。今年前三季度，东莞、苏州进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2.8%、-9.7%，在十强阵营中遗憾垫底。

东莞和苏州都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城市，外贸依存度超过100%，居全国前列。它们的资金、设备、技术、订单均高度依赖外资，出口产品以手机等机电产品为主，加工贸易占比较高。近年全球经济下行、需求萎缩、产业外迁等冲击接踵而至，东莞、苏州自然首当其冲。

以东莞为例，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2.8%，其中占比近半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大降18.5%，受挫严重。按贸易方式来看，占比近1/3的加工贸易下降19.1%，影响甚大。对东莞、苏州而言，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创新驱动转型，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仍是重中之重。

中西部万亿军团齐齐降速

与两极分化的东部沿海不同，中西部万亿城市的外贸正在集体降速。

今年前三季度，西安、郑州、长沙、重庆、成都进出口总额均下降了10%以上，武汉、合肥相对较好，但也呈负增长态势。其背后，是全球需求萎缩、产业外迁、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比如，富士康等电子加工企业外迁，以及消费电子行业整体需求疲软，对郑州影响甚大。2022年，郑州手机产量1.54亿台，较巅峰时期的2.95亿台几乎腰斩。今年上半年，河南全省手机产量仅有0.65亿台，继续下滑。而郑州近8成出口总额由富士康贡献，其产量下滑对全市外贸的影响不言而喻。

比如，美国芯片法案出台，限制了西安集成电路进出口。集成电路是陕西外贸主力，进出口总额占到全省的1/3以上，大部分来自三星西安工厂。而今年前三季度，陕西集成电路出口、进口总额同比分别下降24.7%、18.3%。

再比如，俄乌冲突等外部因素对中西部城市的外贸也有较大影响。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中欧班列承担着亚欧大陆桥的角色，但受俄乌冲突及欧洲经济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总体需求是下滑的。而沿海城市可以借助海上丝绸之路辐射东南亚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相对优势更加明显。

而且，中西部城市的民营经济普遍不如沿海地区发达，外贸主体的敏感性和灵活度相对较差。比如，在全国率先开展政府+企业出海“抢单”的是宁波、杭州、苏州等沿海城市，内陆城市行动普遍较晚。

归根结底，中西部城市需要加速外贸结构转型升级，同时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增强自身外贸韧性。新环境有新需求，是新挑战，也是新机遇。

参考资料：

[1] 海关总署、各地海关

[2] 加工贸易，路在何方？中国经济周刊

[3] 东莞“失速”背后.中国新闻周刊

[4] 外向的苏州，转身“向内”？每日经济新闻

[5] 中国外贸40城：宁波力压东莞，杭州反超成渝，“浙江军团”有多强？城市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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