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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戏看北京 | 项筱刚:站在“剧”的肩膀上——观音乐剧《觉醒年代》有感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文化报》,作者项筱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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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大戏看北京”展演季于2022年11月5日正式拉开帷幕。展演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集中展示40余部、200多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北京评协组织开展“大戏看北京”展演季观摩活动,邀请评论家观摩剧目并撰写评论文章,发挥协会组织优势,为“大戏看北京”注入评论力量。
“北京文艺评论”特开设“大戏看北京”评论专栏,陆续发布不同领域评论家观看演出后的评论文章。专栏评论的第十一篇,选取的是项筱刚的《站在“剧”的肩膀上——观音乐剧<觉醒年代>有感》。


站在“剧”的肩膀上——观音乐剧《觉醒年代》有感


项筱刚



音乐剧《觉醒年代》


近日,笔者在北京世纪剧院一睹音乐剧《觉醒年代》的风采。或许是因为同名电视剧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使得笔者对《觉醒年代》的这部舞台剧版充满了期待。


“歌词”与“二度创作”

无论是歌剧还是音乐剧,当剧中人抒情时,自然需要咏叹调,当剧中人叙事时,无疑离不开宣叙调,这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音乐剧《觉醒年代》也不例外。

音乐剧《觉醒年代》剧照

很显然,音乐剧《觉醒年代》的两位词作者王怡娃、孙浩程,为全剧逐步迈向高潮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推波助澜作用。虽然该剧的诸歌词既有时代语言,又有口语化特征,但“一音多字”与“跑动型”的“词曲结合”,不论是对于演员的字正腔圆还是观众对提词器的依赖,都提出了难度不小的挑战。这在该剧诸角色的叙事——宣叙调中表现尤甚。令人欣慰的是,演员们以整齐划一的面貌,成功地完成了这个挑战,令笔者对该表演团队赞赏有加。

音乐剧《觉醒年代》的两位曲作者是陈琪丰、魏虎虎,为全剧创作出合适的旋律。值得一提的是,音乐剧《觉醒年代》中两位女角高君曼、赵纫兰的唱段,无论是一度创作——旋律还是二度创作——歌唱,都非常出彩。其中,以高君曼一角的创作、表演尤为突出。饰高君曼的演员之表演,堪称全剧的一大亮点。无论是演员的基本功展示,还是对声音的控制,也无论是音色之漂亮,还是对剧中人的沉浸式诠释,都有压倒两位男主角的“抢戏”之嫌。当然,此种“抢戏”是笔者求之不得的。换句话说,此种“抢戏”恰恰是现在的舞台表演较为缺乏的。真诚地希望此种“抢戏”的演员越来越多。

笔者注意到扮演辜鸿铭、吴炳湘的是同一位演员,两个角色虽戏不多,但同样较出彩。首先是一度创作者赋予了该角色亦庄亦谐的戏份,其次是该二度创作者——演员帕赛,对角色的拿捏、演绎较适度。一句话,这位青年演员应该有着一个无量的前途。此外,“打更人”这个角色显然是编导希望借助其对全剧起到一个穿针引线、无缝衔接的作用,然,窃以为,如果没有“打更人”这个角色,该剧既能瘦身,又能更加凝练,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通唱式”与“简约”

音乐剧《觉醒年代》节目单上标明:全剧采用了“通唱式(Sung-through)”的表达方式(就像“全唱型”歌剧一样)。此举意在传达出一度创作者“用音乐本身来说话”的美好愿望,说明至少在创作理念上,一度创作者对音乐还是比较重视的。然,也许恰恰是因为太重视了,全剧的音乐(含无歌唱部分)贯穿始终,呈奔流不息状,让人似有不易寻觅“句读”的感觉。其实,当演员在进行“话剧念白”时,音乐作短暂的休止亦未尝不可,或许还会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就像国画一样,留白是很重要的,如果画面都画满了,没有留白,那么国画的意境之美、想象空间又在哪里呢?另外,全剧音乐的编曲有过于追求“简约”的倾向,几乎从头至尾都是钢琴在独奏(个别地方加入了少许的弦乐),虽然包括笔者在内的人们从来不否认“简约”也是一种美


“音乐”与“剧”

毋庸置疑,将43集的电视剧改编、浓缩为一部同名音乐剧,是一件何其艰难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细节无法回避。将如此风云变幻的历史瞬间,寄希望通过两个半小时时长的音乐剧来讲清楚,对编剧、导演从创作伊始便提出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就此而言,笔者必须向音乐剧《觉醒年代》的编剧王怡娃、程乐儿、李文贤和导演高瑞嘉致敬。

就剧本来看,全剧似有着“前松后紧”的节奏。如剧情在开篇之时讲述陈独秀、李大钊在日本与其他中国留学生论辩中国未来出路的部分,就略显过于详细。如能将该部分蜻蜓点水地一笔带过,或直接从陈独秀在上海创刊《新青年》开启,好像也不是不可以。这样“日本论辩”的时间就可以节省下来,也就不会使下半场诸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之势,令人目不暇接。相应地,诸剧中人的歌唱也就有着同样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之势,最终使得下半场的部分角色的人物性格、音乐性格无法充分展开,难以做到个性鲜明而令人记忆深刻。

音乐剧《觉醒年代》剧照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音乐剧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剧”上,“音乐”不过是音乐剧的呈现手段、表述方式而已。换言之,只有剧本先立起来,音乐剧的音乐才能站在“剧”的肩膀之上而唱起来。或许是因为同名电视剧的剧本先入为主的原因,该音乐剧的剧本对电视剧底本难以彻底割舍,故音乐剧的出场亮相“角色”太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从而为该音乐剧作曲家创作的“留白”不够充分,令作曲家不易抓住全剧的精髓。笔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部音乐剧或歌剧要想站得高、唱得响、立得住、传得远,最好要有旋律片段能够令观众在散场后走出剧场之时便能随口哼唱出,最好要有一两个选段能够脱离该剧的母体并被之后的演员作为“独立作品”在音乐会舞台上演唱——虽然这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儿。

毫无疑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自诞生之日便站在了一个令人仰视的制高点——熔思想性、学术性、可看性于一炉,这就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巨人的肩膀。有了如是坚强的肩膀,还有什么可以阻止后来者一路高歌呢?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与《中国文化报》合办的“新时代北京艺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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