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访谈|王克非教授：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

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

胡显耀1 王克非2

1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摘要

摘要:本文是2021年早春对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的访谈录。笔者从学术思想、期刊主编和学术体悟三个方面与王教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王教授阐述了在翻译文化史、语料库研究和翻译学等领域的学术观点及其研究理念的缘起、发展和转变，分析了这些领域的发展脉络、关键概念和重要思想。作为《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主编，王教授回顾了35年来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总体趋势，展望了未来发展方向。此外，王教授还分享了自己青年时代在逆境中艰难自学的经历，并对年轻学者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关键词:王克非教授;学术思想;翻译文化史;语料库翻译学

王克非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名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多种重要项目的评宙专家。王克非教授曾30余次应邀赴压外、境外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和讲学，受聘为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英国兰卡斯特大学高级研究学者、我国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及大陆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学和翻译学。他还主持过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多个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主要著述有《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翻译文化史论》《双语对应语料库:研制与应用》(语料库翻译学探索》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00多篇。他曾两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两次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并指导英汉语对比研究、翻译研究等方面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40多名,先后获评北京市和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

胡显耀（以下简称 “胡”）王老师 ， 感谢您百忙中接受我的访谈。我想首先请您谈谈在翻译文化史、语料库、翻译学等领域的学术观点。其次，请您谈谈担任《外语教学与研究 》主编30多年的经历和对我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发展态势的评价和期待。第三 ，请您以个人的求学经历，谈谈您对 “ 自学 ” 和 “ 治学 ” 的体悟及对年轻一 代学者的期望 。 

王克非 （ 以下简称 “王”）：好 。

胡 ：您在几个领域都有开拓性的研究。翻译文化史是您首先深入研究的领域 ，您1996年出版的《中日近代对西方哲学政治思想的摄取 》和1997年的《翻译文化史论》，这两本书是国内该领域最早的著述 。您能谈谈这两本书的主要思想吗？什么是翻译文化史？

王 ：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但其缘起却是个偶然。它缘于许国璋先生。当时我报考许先生的博士生，而我之前没读过硕士。所以博士入学考试之后，需要提交一篇硕士论文，许先生写信告诉我:给你两个月的时间写一篇相当于硕士论文的论文，题目是“论严复的翻译”。他说这个题目很大可专写一点，比如《天演论》的翻译。然而，之前我既没在大学里待过，也没有任何人指导我写论文，一时不知从何下手。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必须完成任务，得到许先生的认可。

怎么研究呢?首先必须熟悉文献，即了解前人已经做了什么研究。其次，发现前人未曾注意或尚未解决的问题。于是，我边读书边思考，找切入点，发现严复和《天演论》翻译的研究主要有两个领域:一是史学界或思想界;二是外语界或翻译界。两个领域的研究各有特点，史学界关注这些思想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不太关注严复是怎么翻译的 有无错误，也就是把严复的译文当作原原本本西方的东西。外语界当时研究比较浅，很少关注文本对比，百分之八九十的文章都在谈“信、达、雅”。即使有一点文本比较，也只是拿《天演论》的第一段来说，舍此没有其他的。问题在于严复明知翻译要“信”于原文，而他的《天演论》的翻译却不忠实。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认为原因是上述两个领域的研究都没有深入到文本的对比，而做翻译研究最重要的是基于事实的分析，要看原文怎么说，译文怎么说。这是最基本的功夫。所以我觉得我要补上这个，要从头至尾做一个对比，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了切入点，我一边思考这些问题，一边看文献，同时细读严复的翻译。我也找来了1971年的全译本，再把赫胥黎(Huxley)的原文《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找来对照。这样，就发现严复的《天演论》翻译中主要采取了四种方法，即加、减、改、按。“加”即加译，指添加了原文中没有的东西。“减”即减译，就是删减了原文的内容，没有译出来。“改”就是对原文的一些说法加以改造、改变或是改换事例，比如将中国人不太熟悉的事情换成中国人熟悉的事。“按”是指增加了大量的按语或评论。严复的译著有的加按语，有的不加按语，从比例来看，其他译著都没有《天演论》中的按语多。至今也没有谁在译本中加的按语比严复多。这些按语不仅字数多，而且与译文相比所占的比例也极高。《天演论》共约五万六千字,其中按语约两万字，即超过三分之一是严复自己写的。这很有意思。我想看他加了什么，减了什么，改了什么，按语里说了什么。不过这个话题说来话长，就不具体讲了。简言之，这些按语汇集了多人的思想，不只是赫胥黎一人的思想。此种译法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我当时想研究的东西。由此，我提出了翻译史的研究要同思想史、文化史相结合的观点，即翻译文化史的观点。

这是我做翻译文化史研究的缘起。跟我的第一篇论文有关，跟我对翻译的认知有关。我指的“翻译文化史”与通常的翻译史不同。翻译史通常是描述史实，例如哪些人翻译了什么书?有些什么翻译事件?我讲的翻译文化史，是要给翻译的史实提供一个比较宏大的解释基础。换言之，翻译史是描述性的，而我希望做的翻译文化史是一种阐释性的研究。

从这个思路出发，我深入研究了严复如何以《天演论》译著引入进化论思想，并考察了日本学者加藤弘之(Hiroyuki Kato)如何把进化论引入日本，将二者进行比较。此外，还将严复以《群己权界论》「即英国思想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的翻译引入西方近代自由思想，与日本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Nakamura Masanao)以《自由之理》(《论自由》的日文译本)的翻译引入自由思想相比较。这就是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摄取》一书的主要内容。这本书与《翻译文化史论》是我早期研究的两个代表作。

胡: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您除了在翻译文化史研究上做了开创性工作之外,也是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头人。2000年，您开始主持建构了国内第一个大型英汉平行语料库，2010年，又主持了外语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建成一亿字词的中国英汉平行语料库，并做了历时复合的语料架构。这是和翻译文化史完全不同的领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从翻译文化史转向一个新的领域?

王:从1986年到2000年，我从事翻译文化史研究有十四五年了。1998年，我在日本做客座教授时还搜集了大量资料，也有一些新的研究计划。但1999年回国后不久我却转做语料库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原因是我回国后不久，教育部提出要建设一批国家级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后文简称“北外”)要申报，所以全力为北外去争取这个基地，这是一个起因;其次，我认为双语平行语料库是外语界天然的使命之一;此外，我们成立的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急需双语平行语料库这样一个基础性工程作为外语教育和研究的基础，而当时国内建成的语料库还很少,建设中国外语界第一个基础工程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三点是我转向研制大型英汉平行语料库的主要原因。

胡:您在语料库翻译学领域出版了很多代表性的著作，比如2004年出版的《双语对应语料库:研制与应用》、2012年的《语料库翻译学探索》和2020年的《中国英汉平行语料库研究》等。能否请您谈谈这三本书中您对于平行语料库研制理念的变化?

王:2004年的《双语对应语料库:研制与应用》是200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成果，那个项目就是“大型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创建及应用研究”。《语料库翻译学探索》是2012年出版的，为2005年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是在前面基地重大项目的基础上对翻译研究与教学平台建设的研究。2020年出版的《中国英汉平行语料库研究》则是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要说语料库研制和研究的理念上的变化。第一本书显然是“初涉”，即刚进语料库这个门。国际外语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建设。他们最早做的翻译和类比语料库，就是将翻译语料同原创语料进行比较的语料库,例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莫娜·贝克(Mona Baker)教授团队研制的“翻译英语语料库”(Translational English Corpus，简称TEC)。然而，翻译研究不进行翻译译文与原文的比较是不行的，因而我们决定进行自己的双语平行语料库研制及应用研究。

我从2002年开始大规模语料收集、校对、整理和加工工作。我对语料库的设计跟国际上有几点不同:第一，当时国际上双语平行语料库的规模普遍都很小，最大的也就是800万词左右，很少有超过1000万词的平行语料库，即使有也是没做多少加工的生语料库;第二，国际上翻译语料库的用途比较单一，比如“翻译英语语料库”就是单一的译文库，收入语料库的体裁有限，主要是小说机上杂志等。我们的语料库从一开始的架构就是大规模和综合性的，其特点:一是规模大，我们最初设计3000万词，在当时，这个规模是空前的，其工程量极大，当然也累得苦不堪言;二是综合各种门类，包括语言、翻译、教学、词典编纂等几方面研究的需求;三是全部进行了标注，标注方式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所以这个语料库的架构还是很有特色的。

2005年课题的语料库与2000年这个项目是一脉相承的，是在应用上的延续建设理念没有很大的变化。到了2010年，为了争取国家重大项目，我们当时设计的语料库容量达到一亿词，那时国内外没有同等规模的双语平行语料库。但光靠规模大还不够，还要靠设计和加工。这个项目的特点可以说是:一“大”;二“深”;三“新”。规模比第一个语料库的3000万词大了好几倍，所以是“大”。“深”是指在标注和加工上更加深入。前面那个语料库主要是靠北大计算语言学研究所的朋友们帮助做了专门的检索器，后来因为熊文新老师和刘鼎甲博士的加入，他们是专门做计算语言学的，所以这个语料库在标注加工方面比前面的做得更好。“新”是新在“复合”和“历时”这两大方面。复合指的什么?一是指英汉平行;二是指汉语原创文本和汉语翻译文本的类比，即同时具备平行和类比的特点。历时是为了考察语言发展变化，因此所有都标明时代，便于做分阶段的历史考察，包括将近代大规模翻译之前的晚清白话文也纳入与现代汉语的比较。

你可能看过英国著名语言学家杰弗里·利奇(Jeffrey Leech)参与编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当代英语语法的变化》(Changes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Grammar)。这本书就用不同时段的语料来比较不同时代的英语语法的变化。他们的研究用了四个语料库，两个英国英语语料库和两个美国英语语料库，语料来自两个时代: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另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间隔30年左右。他们使用的语料库是英语单语的，时间跨度也没有我们的长。另外，他们所用的库也不完全是自己建的，而是四个库组合而成的。但这个研究对我们是有启发的。这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作者通过四个历时语料库的对比，从八个方面考察了英语语法的一些发展变化。

总之，我所做的语料库翻译研究成果主要是这三本书和两个语料库。第一个语料库是早期的3000万字/词的英汉平行语料库;第二个语料库与第一个相比，规模更大，加工更深，在历时和复合两方面有了重要的创新和突破。

胡:我参与了您这两个语料库的部分工作，知道一方面语料库是重要的研究基础,另一方面拓荒的工作其实非常艰辛，这两个库的建成对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您能否谈谈目前国内语料库研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王:语料库建设确实是一项艰辛的拓荒工作，费人费时费力费钱。我做第一个语料库项目时，在收集语料、文本处理、做语料库篇头标注(header file)和平行语料对齐等工作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你的问题也是国内语料库研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两点:第一,语料库的规模还不够，代表性有限，我们还需要规模更大代表性更强的语料库;第二语料库的种类偏少，还有一些空白有待填补。种类偏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语种偏少，90%以上都是英语和汉语的，再就是日语和汉语的,其他语种很少。二是专门语料库或特殊语料库偏少。专门语料库指专业领域的语料库,如医学和经济学甚至地质、工程、电子等行业的语料库，这些语料库才能跟行业领域的自动翻译对接。现在比较多的是财经类和法律类的专门语料库，其他领域的就很少。特殊语料库是针对一些特别课题的语料库，比如胡开宝教授的“莎士比亚翻译语料库”刘泽权教授的“红楼梦中英平行语料库”等。其实在国际上上述两个问题也都存在，目前以英语为轴心语言的平行语料库数量很多，比如英法、英德、英意等，比汉外平行语料库做得好，但是在专门语料库和专题语料库方面,其他国家也跟我们一样存在空白。第三是以共时研究为主，历时研究不足。历时研究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把语料分成若干阶段来考察语言的变化。我们关注的语言变化跟单语研究不一样，历时复合语料库可以进行平行和类比两种分析，因而不仅可以考察语言变化的内在需求，还可以考察外在因素的影响，比如翻译造成的影响。在国际上，这种研究是不多的，基本上是以共时研究为主历时研究一般只观察单语的情况。第四是研究的问题集中于语言方面，包括翻译，但拓展不够，比如基于语料库做人文社科研究的很少。英国有这样的研究，我知道他们做这样的研究至少也有六七年了。记得2016年在英国时，就有一些学者当面跟我讨论基于语料库开展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

上面所说的几方面问题，同时也是今后开展研究的方向，即问题导向的课题。

胡:语料库翻译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与国际保持了同步，并且在英汉互译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您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之一请问您怎么看待语料库翻译学在整个翻译学中的地位?

王:从时间上讲，语料库翻译学这个研究领域的出现还不到30年。但就像语料库语言学出现后在语言学中异军突起一样，语料库翻译学也从翻译学中异军突起,是一个很重要的新兴研究分支，发展势头很好，特别是在最近20年里，相关研究占比越来越大。从国家社科和教育部这两个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来看，语料库跟翻译研究结合在翻译学中所占的比例在不断提高。最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课题采用语料库，我没有确切的数字，但印象中可能占10%~20%，比例很高。语料库翻译学最主要的特点是靠数据说话。一方面，过去谈问题总是主观去做评判,现在用语料库来做统计分析，有了客观的依据。另一方面，它可以解决一些过去翻译理论中没有关注的问题，比如翻译语言跟原创语言的比较研究。语料库的主要作用:一是数据收集;二是观察描写;三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解释。如果不做解释,只把现象和特征描述出来,这种研究是没有深度的。换言之，语料库分析出数据，这些数据说明什么问题是研究者必须回答的。语料库翻译学就是在描写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现，然后再对这些发现进行新的阐释，其吸引力也就在于此。至于下一步发展，我想，首先是与数字化接轨。换言之，语料数据要往更大规模发展。现在已经有人利用网络来建立语料库，这样语料库规模和使用者的数量都是很庞大的。其次，是与国际接轨。中国翻译学界进行语料库翻译研究，必须时刻盯着国际翻译学界，了解他们在做什么研究,看看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研究。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总是要跟在别人后面，我们也有他们没做的新拓展，例如我们刚才讲到的语言接触和汉英对比就走在国际译学前沿。但是在课题选择上，国际上的学者做得更细，这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如国际译学界研究双语翻译基本上不会拿英语跟汉语来比，而将英语跟其他语言对比，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做英语跟德语或其他语言之间的翻译研究，借鉴他们的思路和方法来做汉语跟其他语言之间的相关研究。这类借鉴是我们过去关注得比较多的一个方面，比如“simplification”(简化)和“explicitation”(显化)等。不过我们现在也开始注意一些细致的研究，比如说句子容量和句型变化，某些词汇的使用及文体特征等。总之这类课题还可以与国际上多一些交流。我觉得语料库翻译学还有很大的前景。

胡:翻译共性是语料库翻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1993年莫娜·贝克提出这个概念后，这可能是语料库翻译学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您刚才说语料库翻译学一方面要描写，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解释。那么，对翻译共性您有没有更深层次的解释?

王:翻译共性跟语料库翻译学几乎是共生的。语料库翻译学开展起来以后，翻译共性就是这个领域最关注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贝克和拉维奥萨(Laviosa)等人都在谈这个问题，我们在这方面也很快跟进。但后来西方学界又有了质疑，翻译共性真的存在吗?我觉得，人们对任何事物进行的探索都有两方面既探索共性，也探索个性。我们对事物的研究肯定不会只满足于知道，一定是要去解释。在某个语言对之间的翻译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就会思考:是不是别的语言对也会有类似问题?如果求证到某些或多数语言对之间都会发现同样的问题，就可以推测出它是一种翻译共性或普谝特征。我觉得这个探讨是很有意义的。

翻译本身就是一个追求共性和个性的最大公约数的过程。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它的哲学基础之一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沟通的基础就是你所想的跟我所想的可以互通，这就是共性。无论多少种语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特征，而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之一不也是寻找语言的共性吗?所以翻译学也会有对共性的追求，翻译标准就是一种共性，无论哪个国家的翻译家都接受“忠实”是一种翻译标准;翻译的语言跟母语原创语言之间有差异，这也是共性。语料库翻译学提出来的“简化”“显化”“规范化”等是一些新的尚待深人探讨的共性。

我们目前讲的共性基本上在语言形式的层面，很少涉及语义层面，我认为意义层面也是有共性的。例如，翻译中的显化不只是在语言表层，也会表现在语义的选择上。有些原作如果照着字面翻译，读者很可能不懂，因为(原作的)背景不一样为了让读者能懂，译者就必须做一些调整，这实际上就是在做意义的“显化”。但是莫娜·贝克等人却主张只研究语言形式的显化，而不管语义的显化。此外，她们还觉得语言的个性差异也不是显化研究对象。例如，汉语本身倾向于较少使用连接词，从汉语译人英语就非用连接词不可，她们觉得这是人为改变不了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不用去研究。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国内的学者挖掘得比她们要深。显化之外，应该还有相应的“隐化”的问题。因此，我觉得翻译共性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值得去做。

胡:语料库翻译学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您从1990年起担任《外语教学与研究》副主编，1999年起任主编，到现在已经30年了。我想问的是您对这30年来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发展有什么印象?对未来有什么期待?作为一名学术期刊的主编和作为一名学者有何差别?

王:从1986年参与编辑工作算起，我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工作35年了。回顾30多年前的情况，就期刊来讲，变化非常大。30年前，期刊不多，篇幅不大，经费不足，当时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这本期刊那时是季刊，每期80页，一年四本。也就是320页:现在是双月刊，每期160页一年六本共960页容量明显增加，经费也比过去多。但更重要的是学术水准。回看30年前，总的来说，当时的学术水准普遍不够高，论文也不够规范。现在这种状况已得到了改善。可以说，除理工科之外，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外语界率先做好学术规范，这是因为我们与国际接轨比较早。外语界注重学术规范大概是从《外语教学与研究》开始的，是由许国璋先生最早提出来的。这些规范后来也影响了其他学术期刊。我对媒体也谈过我做期刊编辑30多年来的一些认识。首先，我认为作为主编要坚持学术品位;第二，要严格执行编审制度;第三，要坚守学术规范。我觉得对一个学术期刊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三条，也是传承和坚持许国璋先生的学术精神。学者要有学者的事业心，刊物要有自己的责任感。刊物的责任感就是支持好的学术，捕捉潜在的学术动向，发现有活力的青年学者，鼓励有新意、有创见的研究。我们这些年来做了很多工作。

你刚才问学者和主编之间有什么差别，我觉得两者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两者都需要有一种学术情怀，有一种精神坚守。无论是做学者还是做主编，这是共通的，没有什么太大分别。当然，做学者是做自己的研究，而做编辑是给他人做嫁衣裳，是服务于学术的，这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差别。但是，从我开始管理这个刊物至今30年中，我就一直认为刊物要学术化编辑要学者化。学术刊物的编辑不做研究是做不好编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编辑和学者应该是一体的。作为一个编辑，我们要不断使自己保持学术的修炼和敏感。

你还提到这30年来我对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总体印象和期待。我觉得总的发展态势一直是非常好的，是向上的。这首先是源于我们眼睛向外，善于学习和吸收。学习和吸收是我们过去30年来做得比较多的，国际上有什么研究我们很快就把它学来了，把新的理论和方法介绍进来。但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外语学习者的路径。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文秋芳教授做的“产出导向法”王初明教授提出的“续论”等。当然，不只是外语教学，英汉对比研究、语言学研究，包括语用学、语义学、语料库翻译学、语料库语言学等，都有自己新的探索。我们的研究也开始与国际接轨。二三十年前国际期刊上很少见到中国学者的名字，我没有具体地统计，但现在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发表的成果比以前应该多了许多倍。

胡:我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就翻译学来讲，2000-2019年中国外语界学者在SSCI和A&HCI国际期上发表的论文总数占所统计的7399篇论文的7%，排在美(11%)、英(10%)、西班牙(8%)之后列第四位(胡显耀、李茂君2020:140)数量不少。

王:对，从数量上看，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所以我说外语学科的总体发展态势很好。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有更多中国的学者敢于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模式，走到国际前沿。这方面，我们一直比较弱。不管是翻译界、外语界还是汉语界，都没有多少自己提出的理论。我们是一个翻译大国，也是一个翻译研究的大国。我们做翻译研究的队伍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但遗憾的是这么多人做翻译研究，却没有一个翻译理论在国际上被人引用。所以我很期待年轻的学者们在思想、理论、观点和模式方面继续探索，结合中国的、汉语的实践，走上国际学术的前沿。

胡:很多身处逆境的青年学生和起步阶段的年轻学者对您的个人求学经历印象深刻并常常深受鼓舞，其中也包括我自己。您特别强调“自学”二字，能谈谈您对这两个字的理解吗?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自学，促使自己进人新的领域，探索新的学问?

王:关于自学，首先要看你是学什么，大多数文科是可以自学的，理科也有一些可以自学，比如数学，但化学、医学及大多数工科是没办法自学的，没有仪器和设备等条件无法自学。就专业来讲，外语并不太容易自学。要自学就要自己读书，但语言过不了关,阅读外文书有困难，就无法进行真正的自学。这和用母语学其他专业，比如经济学，是不同的。后者主要是知识性的学习，而外语专业除了知识和信息，更要经过语言技能的学习。

自学重在读书，贵在坚持，成在思索。读书乃自学之首。不读书就不成其为自学,因为没办法去听课才自学，对吧?现在的条件好一些，上网、参加在线会议、听讲座都比较容易，但是读书还是最重要的。持之以恒也非常重要，很多自学者虽然不至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是坚持三年、五年十年的不多。成在思索，是说自学能否有成果最终还是要看你是不是勤于思索，善于思索。

就我们这代人来讲 20世纪80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90年代似乎缺少了激情，而现在变得比较浮躁，很多人都在为名利奔波，缺乏真正的学习激情。20世纪80年代大家都在学习，整个社会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我那时一直坚持自学。为了追求知识我一直在坚持自学，其实就算不让我上大学，我也不会停下来。坚持学习是一方面,善于学习是另一方面，二者就像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或者换句话讲,自学是靠两件东西:一是“功夫死”，二是“心眼活”。一方面你要下死功夫,学外语你不下死功夫，该背诵的文章不背，该读的作品不读，那外语就成不了自己的语言。做研究也一样。功夫要做足，尽量把所有重要的书和资料都找来看。

要有一个搜寻了解的过程，闭门造车是不行的。但是光下死工夫也不成还得心眼儿活，要善于学习。善于学习实际上是读书跟思考的结合。这是我对自学的一些想法。记得有一年，我参加了某个大学的考试，当时的作文题很有意思，叫“A University Degree Doesn’t Mean the End of Learning”，就是说“大学学历不是学习的结束”。大学毕业只代表学业的一个阶段结束，但学习永远不会停止。从这个意义上讲,自学是终身的。

胡: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关于“治学”。请您谈一谈，您觉得当一个学者最重要的素质有哪些?您对年轻一代学者有什么样的期待?希望他们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学者?

王:我以前跟学生讲做好研究需要三点--“Passion”(激情)“Devotion”(投入)和“Vision”(视野)。我觉得“Passion”是第一位的，搞学术研究一定要有激情。为了一个问题，茶不思饭不想都很正常，对学术问题是非名利之想。功名利禄之下学术是做不好的，所以有激情或者有强烈的兴趣很重要。

第二“Devotion”,做研究要投入，时间、智慧和精力的投入。以前人们讲“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就是说做学问需要下功夫，把时间、精力和智力都投入进去，锲而不舍。靠小聪明成不了大学问。

第三“Vision”,视野或眼光，一是国际的视野，二是比较的视角。就是说，放眼国际的同时还要观照自己。国际视野扩大了，还要善于把外在的东西跟本国的或自己的研究结合起来。很早的时候，许国璋先生送我一句鲁迅说过的话:“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这句话我铭刻在心，国际的视野和比较的视角都包含其中。“首在审己”就是审视自己或者了解自己的文化、语言。“亦必知人”意思是“也必须要知道他人”，这里的“人”可以指别人，也可以指更广泛的外界、国际。上半句就是说光知道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学问是不够的，还要知道国际上在做什么。在二者基础上，你做的研究才比较周全，才能生出自觉，也就是有自己的研究和认识。比如我们做语料库研究一开始是打开国际视野，受到其研究的启发后，再开展自己的研究。我当时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双语平行语料库是非外语界莫属的，汉语界和国外都不如我们有优势。这就表明具备国际视野的必要性。如果你不看他人的研究，成天只关心自己国内的，就无法知道别人的研究进展。等你知道了，可能已经落于人后。所以要时刻关注国际上的研究，同时采取比较的视角。总之，我觉得这三点---激情投入和视野---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讲非常重要。

胡:不知不觉已经谈了三个小时。从您的研究谈到您的求学经历，从翻译文化史谈到语料库，从学术期刊谈到对青年学者的期望，从自学谈到治学。这是第一次和您如此透彻地谈论这些问题，我觉得受益良多。我想这篇文章的读者也许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吧!谢谢您。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英语研究》2022年第15辑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孙雨

本文审核：沈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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