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帛》 | 吴紀寧：秦縣尉與士吏關係新探
秦縣尉與士吏關係新探
吴紀寧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摘 要：秦縣廷中除了常見的處理政務的“令、丞、令史”組合之外，還存在“令、尉、士吏”的軍務組合。縣尉在廷中除了承擔軍務之外，還可以在縣丞出缺的情況下代行職責；士吏是廷内吏員，分擔了縣尉的部分職能，通過與縣尉共同治事的方式，作爲縣尉與縣廷之間的聯絡點，同時也對縣尉形成制約。
關鍵詞：秦 縣廷 縣尉 士吏
嚴耕望指出，漢代郡國的行政官署稱爲府，縣的行政官署稱爲廷，并依據《墨子·號令篇》有“諸城門若亭謹視往来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廷言”的記載，認爲縣行政官署稱之爲廷，戰國已是如此，不始於漢。然囿於資料的缺乏，嚴氏對秦代縣廷的架構并未深入辨析，其以“廷”指代整個縣的組織結構，并將之分爲綱紀、門下、列曹三大類，主體架構是西漢中期之後的規制。
仲山茂依據睡虎地秦簡的材料，率先揭示出秦縣的行政組織有“官”和“曹”的區分，“官”是縣的下屬機關，具有較强的獨立性，“曹”是縣廷的一部分，獨立性較弱。在仲山茂的基礎上，青木俊介依據里耶秦簡更進一步區分了廷和官，他認爲廷和官有制度和空間上的區分，廷是縣的决策機構，是位於官之上的機關。隨着對於新出簡牘研究的深入，仲山氏和青木氏的意見逐漸爲學界所接受。
而基於上述意見，學界對於“廷”的架構的研究，往往也表達爲“廷”（“曹”）和“官”的兩分，“曹”是“廷”的組成部分，負責處理文書往來，“官”是“廷”之下的實務機構，負責管理某一方面的具體事務。這一意見的代表如土口史記，他認爲“廷”指稱的是以縣令、丞、令史爲中心的縣行政中樞，令、丞是位於縣行政頂點的縣的長官、次官，令史是以令、丞直屬的縣廷爲職場的屬吏，主要職務爲監督司法實務及各“官”，其立場應概括爲令、丞的心腹。土口氏將縣廷的範圍概括爲下圖：
圖1 土口史記關於縣廷範圍的結構圖
按照這一種意見，“廷”與“官”之間，令、丞、令史之間的關係確實相對明了，但在這一框架下，廷被局限爲行政事務的决策機構，幾乎不涉及與軍事相關的職官。這導致了兩個結果，其一，與軍事相關的職官在這一架構中難以措置，同時，作爲三長吏之一的尉被排除在廷的架構討論之外；其二，對於“廷”内是否有其他職官，没有進行討論。
我們先説尉。誠然從里耶秦簡的政務文書來看，尉確實有獨立的官署，也很少與廷内事務產生交集，這或許就是學者不將之視爲廷内一員的原因。但作爲總攬一縣之政的决策中樞，“廷”不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行政中心，同樣也是軍事决策中樞，尉作爲三長吏之一，縣内軍事事務的負責人，廷内軍事事務顯然是無法繞過他的，而即使不看尉的軍事屬性，他也在廷内的事務中發揮着作用。在特定情況下，尉也會參與廷内政務。如里耶秦簡8-157：
卅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啓陵鄉夫敢言之：成里典、啓陵Ⅰ郵人缺。除士五成里匄、成，成爲典，匄爲郵人，謁令Ⅱ尉以從事。敢言之。Ⅲ8-157
正月戊寅朔丁酉，遷陵丞昌卻之：啓陵廿七户已有一典，今又除成爲典，何律令Ⅰ應？尉已除成、匄爲啓陵郵人，其以律令。/氣手。/正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Ⅱ正月丁酉旦食時，隷妾冉以來。/欣發。壬手。Ⅲ8-157背
鄒水傑、楊振紅等學者已據此指出，尉有置吏權，鄉要除吏，須請示縣，由尉負責除。這表明尉參與廷内事務是有法律依據的。
更爲關鍵的證據是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具律》簡102-103提到的：“縣道官守丞毋得斷獄及讞。相國、御史及二千石官所置守、假吏，若丞缺，令一尉爲守丞，皆得斷獄、讞獄，皆令監臨卑官，而勿令坐官。”這枚簡提到，縣丞缺位的時候，代理職位的守丞不得斷獄、讞獄，但如果是尉擔任守丞，就可以斷獄、讞獄，監臨稗官而“勿令坐官”。對於“勿令坐官”，彭浩解釋爲“無須值守”，朱紅林認爲“坐”意爲“連坐”，應當理解爲稗官有罪，不要使主官收到牽連。《二年律令》簡350同樣提到“坐官”，“吏坐官當論者，勿遝免、徙”，代入彭浩的説法，顯然無法讀通，而朱紅林的説法相對更順暢。從這枚簡來看，廷内的行政人員安排有一定的序列。令作爲一縣之長自不待言，丞是第二序列，負責日常行政，緊接着是尉，在丞出缺之後，可以代理丞的職務，處理廷内事務，但不需要承擔下屬犯錯時的連帶責任。顯然，尉是作爲廷内行政事務負責人的候補人員存在，在丞缺位的時候補位，不需要承擔連帶責任表明尉與廷内事務還是有一定的疏離，這與其作爲軍事主官，獨立衙署的地位相吻合。但無論如何，存在於這一序列之中，表明尉并未被排除出廷的决策機構之外。
同時，里耶秦簡中也存在一枚與尉治獄相關的記録：
丗年十一月庚申朔丙子，發弩守涓敢言之：廷下御史書曰縣Ⅰ□治獄及覆獄者，或一人獨訊囚，嗇夫長、丞、正、監非能與Ⅱ□□殹，不參不便。書到尉言。·今已到，敢言之。Ⅲ8-141+8-668
縣廷下發御史的公文到尉的官署，説縣廷治獄、覆獄有時是獨自一個人審問囚犯，嗇夫、丞、正、監没有參與，不便，要求上述人員必須參與。對於治獄、覆獄的人員，御史要求的是嗇夫、丞、正、監，本與尉無涉，但文書卻下發到尉，并要求其回復，説明廷内認爲這件事與尉也有關係，很有可能就是因爲《二年律令》中提到的尉爲守丞的制度。《二年律令》簡102-103，鄒水傑認爲它體現了以尉守丞的制度化，結合里耶秦簡的内容來看，或許這種制度化在秦代已經出現，或者是呈現出常態化。
尉作爲丞的候補人選可以得到確認，那麼作爲軍事主官的尉與廷之間的日常聯繫是如何建立的呢？
我們認爲，關鍵在於廷士吏身上。士吏在傳世文獻中數次出現，但長期未得到學界的重視，西北漢簡出土之後，王國維、勞榦、陳直等先生對其進行了深入研究，多有創見，但這一時期的士吏研究局限於軍隊，縣級機構中的士吏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則有賴於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里耶秦簡等簡牘的出土。
睡虎地秦簡中有三處提到縣級機構中的士吏，但并未明確指出士吏的具體性質。于豪亮對此展開研究，認爲秦代士吏的級別比僕射、屯長高，但比尉、候低。可以看出，于氏依舊認爲縣級機構中的士吏屬於軍事職官的範疇。
張家山漢簡出土後，其中有一枚簡明確提到了廷士吏：
諸欲告罪人，及有罪先自告而遠其縣廷者，皆得告所在鄉，鄉官謹聽，書其告，上縣道官。廷士吏亦得聽告。101
邢義田結合居延漢簡的材料指出，“廷士吏”指的是縣廷中的士吏。士吏既可以是文吏，也可以是武吏。邢義田明確指出了士吏位於廷中，同時强調士吏具有文吏屬性，這對於我們理解士吏頗有啟發。
水間大輔對秦及漢初的縣級機構中的士吏進行了系統研究，認爲士吏是一類總稱，具有以下幾個特征：1、在縣尉指揮之下；2、擁有自己的管轄區域；3、對盜賊的發生負責；4、在距離縣廷較遠的地方可以受理告訴、自首；5、爲國家從事征發徭役；6、至少包括校長。
對於水間氏的意見，我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首先，水間氏提出的士吏是總稱之説，里耶秦簡5-1有“獄佐辨、平、士吏賀具獄”的記載，士吏與獄佐相提并論，而獄佐是一個實在的官職，士吏是總稱的概率不大。
其次，水間氏認爲士吏在距離縣廷較遠的地方可以受理告訴、自首，這可能是出於誤讀。對《二年律令》101號簡的内容可以劃分爲兩個部分，“諸欲告罪人，及有罪先自告而遠其縣廷者，皆得告所在鄉”是一部分，説的是遠離縣廷的人想要上訴、自首，可以找所在鄉受理；“廷士吏亦得聽告”是一部分，指的是廷士吏也可以受理上訴、自首。“廷”已經標明了士吏的歸屬，并不是説士吏駐扎的機構比較偏遠。我們認爲士吏應當如邢義田所指出的是廷内人員，或者至少有一部分士吏的歸屬在廷内，所以才會標上“廷”的標識。
對於士吏的職能，水間氏認爲它是位於尉的指揮之下，從事捕盜、治獄、征發徭役等事務的職位。水間氏注意到了士吏與尉的關係，但他并未留意兩者之間是否有更深的聯繫。
沈剛也注意到了士吏和尉的關係，并進一步意識到兩者在諸多事務上幾乎是相互綁定的。他指出在簡牘律令中，“尉、尉史、士吏”與“令、丞、令史”是兩個幾近模塊化的組合，縣丞是輔佐縣令管理縣内民政和行政系統長官，尉負責一縣軍事，因而“尉、尉史、士吏”是縣之武職系統，士吏的武職性工作主要體現在軍務和處理刑獄上。
沈氏的意見很有啟發，但從沈氏所指出的兩個組合來看，這兩個組合的關係并不對等，尉史、令史是辦事人員，丞、尉是直接負責人，令是縣級機構最高領導。正常來説，文武兩套班子承擔責任的組合應當爲“令、丞、令史”和“令、尉、尉史”，如以下相關律文：
徭律曰：……發吏力足以均徭日，盡歲弗均，鄉嗇夫、吏及令史、尉史主者貲各二甲，左遷。令、尉、丞徭已盈員弗請而擅發者貲二甲，免。（嶽麓肆·255）
材官、趨發、發弩、善士敢有相債入舍錢酒肉及予者，捕者盡如此令，士吏坐之，如鄉嗇夫。貲丞、令、令史、尉、尉史各一甲。（嶽麓肆·381-382）
這兩組簡文均出自《嶽麓書院藏秦簡（肆）》，簡255是正常的行政人員和武職人員的配合，除去地方上的配合人員鄉嗇夫、吏，實際辦事人員爲令史、尉史，負責人爲令、丞、尉，可以拆解爲兩個組合“令、丞、令史”和“令、尉、尉史”。簡381-382，士吏作爲主要責任人，承擔了較重的責任，而令、丞、尉、令史、尉史承擔次責，次責依然是我們前面所指出的兩個組合。綜合來看，沈氏所指出的“尉、尉史、士吏”似當爲“令、尉、尉史、士吏”，其中縣令作爲縣的最高負責人，往往只承擔領導責任，不負直接責任，從而被我們忽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相較於“令、丞、令史”的行政組合，武職人員的組合多出了一個士吏，暗示士吏所起到的作用相對特殊。
除了沈氏所留意的“尉、尉史、士吏”，簡牘中還有“令、尉、士吏”的組合：
不當稟軍中而稟者，皆貲二甲，廢；非吏也，戍二歲；徒食、屯長、僕射弗告，貲戍一歲；令、尉、士吏弗得，貲一甲。（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11-12）
戍律曰：同居毋并行，縣嗇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貲二甲。（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39）
●禁軍以其寄盜縣官兵□與盜同灋。耐辠以下，其辠又遷之。徒食、屯長、僕射知弗告，城旦辠，貲戍四歲；遷辠，貲戍三歲。賈人買者，買二枚以上，遷，没入贓縣官。募軍齎之軍者，遷之。受寄者與同辠。車食、屯長、僕射弗告，貲戍二歲。令、尉、士吏、吏主者弗閱，閱弗……（嶽麓陸·001-004）
在上述例子中，我們留意到令、尉、士吏承擔的是同等責任，且都是領導責任。《秦律雜抄》11-12中稟食有具體的人員負責，令、尉、士吏承擔的是稟食出錯之後，没有及時抓獲責任人的領導責任，嶽麓秦簡中跟在士吏之後的是吏主者，更説明士吏不是直接的辦事人員。
我們可以大致勾勒出對士吏的一個初步印象，第一，士吏是廷中吏員，身份可能較高，大致與官嗇夫持平，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載：“縣、道司馬，候、廐有乘車者，秩各百六十石；毋乘車者，及倉、庫、少内、校長、髳長、發弩、衛將軍、衛尉士吏，都市亭厨有秩者及毋乘車之鄉部，秩各百廿石。”士吏的秩級與少内、倉、發弩等縣級機構的官嗇夫持平，爲百廿石，前引嶽麓肆簡381-382也説“士吏坐之，如鄉嗇夫”，可以斷定，士吏的地位大致等同於官嗇夫。
第二，士吏不是單純的尉下屬人員，從“令、尉、士吏”的組合來看，士吏不以尉的屬吏身份活動，他們之間的聯動不是“尉史—尉—令”這樣的單向聯動，而是它同時對令和尉負責。
那麼，在這個組合中，士吏起到的作用是什麼呢？嶽麓秦簡爲我們提供了一條綫索：
·尉卒律曰：縣尉治事，毋敢令史獨治，必尉及士吏與，身臨之，不從令者，貲一甲。（嶽麓肆·139）
尉卒律規定，縣尉處理政務，不可以讓尉史獨自處理，必須尉和士吏親自參與，不從令者，貲一甲。朱紅林認爲，嶽麓秦簡的記載表明，秦代地方政府機構似乎實行着一種三人以上的集體負責制。較爲明顯的是以縣令爲中心的縣令、縣丞和令史集體負責制，和以縣尉爲中心的縣尉、尉史和士吏集體負責制。正因爲如此，在追究連帶責任時，往往是“令、丞、令史”并稱，或者“尉、尉史、士吏”并稱。……令史、尉史都屬於秦代龐大的史官隊伍的一部分，對於以文書行政爲特點的秦帝國來説，史在基層行政機關的作用尤爲不可或缺。也正因爲如此，法律也對其活動多所限制，防止其舞文弄墨而濫用權力。嶽麓秦簡此處所記載縣尉機構限制尉史獨自治事，就是法律采取的措施之一。
朱紅林的意見與沈剛有相近之處，他認爲這枚簡意在强調不能讓史單獨治事，但此説未能解釋爲何要令士吏參與治事。我們認爲士吏參與治事，有幾方面的考慮：
一是建立尉和廷之間的聯繫。縣尉雖然在編制上屬於廷内决策人員，但他的官署相對獨立，里耶秦簡8-141+8-668提到“書到尉言”，可見尉的官署通常不與令在一處。士吏作爲廷中吏員，與尉一起共事，能建立起尉和廷之間的聯繫，了解尉的動向及其日常的軍務行政，及時向廷内匯報，有利於廷的軍事决策，同時也有利於及時把廷内的决策傳遞到尉。
二是分擔縣尉的事務。前引水間大輔的論述已經指出，士吏的職能有捕盜、征發徭役、治獄等。但在這之中還有輕重之分，征發徭役是配合令、丞的工作，并非縣尉、士吏可以獨立從事的事務；治獄的主要負責人是獄史，士吏只能聽取告訴，并無斷獄、讞獄的權力。斷獄、讞獄均不是士吏的主要職能，士吏最主要的職能是捕盜。嶽麓秦簡《爲吏治官及黔首》提到“士吏捕盜”，更説明此點。
廿六年二月癸丑朔丙子，唐亭假校長壯敢言之：唐亭Ⅰ旁有盜可卅人。壯卒少，不足以追。亭不可空。謁Ⅱ遣卒索。敢言之。/二月辛巳，遷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鄉主，以律Ⅲ9-1112令從事。尉下亭鄣，署士吏謹備。貳鄉上司馬丞。/亭手。即令Ⅰ走涂行。Ⅱ
二月辛巳，不更輿里戌以來。/丞半。壯手。Ⅲ9-1112背
9-1112是一起針對盜賊的事件處理，遷陵守丞將任務分派到尉，最終的應對舉措是“尉下亭鄣，署士吏謹備”，也即是説捕盜的主力是士吏。士吏幫尉分擔了捕盜的事務，尉得以更專心於軍務。
三也是對尉的限制。《管子·參患》説到：“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軍隊是國家的重要組成，是君主統治的重要基石。秦人威行六國，靠的就是甲於天下的雄兵，如何掌握這支軍隊，使其不脱離君主的意志，靠的不是選賢任能，而是制度性保障。士吏與尉共治，應該就是秦人防止軍隊淪爲私兵的一項制度。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秦縣廷内除了“令、丞、令史”的行政組合，還存在“令、尉、士吏”的軍務組合，士吏是廷内吏員，分擔了尉的部分職能，同時也負責協調尉與廷之間的工作。通過共同治事的方式，士吏對縣尉形成制約，可以時刻掌握尉的動向，以供廷内應對。這一組合是秦人創立的國家掌控軍隊的制度性保障，對於我們認識秦代縣級基層組織的運作有所幫助。
本文原載《簡帛》第24輯，引述請據原文。
編輯｜張志鵬
審核｜魯家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