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的出现、进展与前瞻——刘海峰教授访谈录

刘海峰 韦骅峰

（本文刊登于《中外论坛》2021年第二期。限于篇幅原因，对参考文献有所删减。

引用格式：刘海峰、韦骅峰. “科举学”的出现、进展与前瞻——刘海峰教授访谈录［J］. 中外论坛，2021（2）：177-211.）

一、个人学术自述

韦骅峰：首先，想请刘老师简单介绍一下您个人的求学经历。

刘海峰：我是在福建省龙岩县（后改为龙岩市新罗区）生长的，1976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1977年考上厦门大学历史系，1982年初继续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跟随全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韩国磐先生读硕士，研究隋唐五代史。1984年毕业后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1986年初又跟随韩国磐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12月获得历史学博士，在中国，这算是比较早获得博士学位的。1993年留英半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作高级访问学者；2000年还访日半年，在日本创价大学教育学部作访问教授。两次出国访学主要是做研究，不过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也有点求学的性质，所以尽管我1992年已经晋升为教授，但1993年去英国还是属于国家公派留学生的身份。

韦骅峰：您最早是从何时开始接触科举研究的？

刘海峰：这个问题最早要追溯到我早年学习研究的隋唐五代史。在硕士期间，我并没有明确的研究兴趣，当时规定我们的研究方向是社会经济史，经济史主要涉及土地、赋税、财政等一些“物”的方面，包含一些与数据相关的内容。虽然当时也做了不少这方面的研究，但我总觉得这不是我的研究兴趣所在。因为酷爱文学，高考的时候，我第一志愿报的是中文系。文学是人学，是涉及人的，而经济史主要是涉及物。当然经济史和人也有关系，不过主要是研究一些客观存在的东西。我喜欢跟人相关的研究，所以我的硕士论文选的是唐代官员俸料钱研究，因为它既和人有关，又属于社会经济史的一个部分。

虽然硕士论文不涉及科举，但我在硕士期间，已经写了一些关于科举的小论文。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身、言、书、判——唐代铨选文官标准述评》，发表于1984年第8期的《文史知识》。官员的铨选会涉及科举，因此我最早接触科举应该是在1983年的时候，1984年发表了这篇论文。《文史知识》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刊物，作为硕士生，有关科举的论文当年能在《文史知识》上发表，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真正开始研究科举是1984年硕士毕业到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工作以后。我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编纂《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并跟随潘懋元先生上课。1986年春，潘先生给硕士生开设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专题”课程，每位学生需要选择一个专题进行汇报。我作为他的助教，也选一个专题，就是关于科举考试制度的专题，所以当时我就已经开始做科举方面的研究了。

我开始比较系统的科举研究，是在1986年初再次考到历厦门大学历史系读在职博士生，跟随韩国磐先生研究继续研究隋唐五代史之后。当我要在职报考攻读博士时，还遇到了一些阻力，因为工作单位不太想让我继续读博士，说我有硕士学位，已经是研究所中学历最高的了。潘先生当时担任高教所的所长，他跟韩国磐先生是长汀时期厦门大学的同学。后来高教所对我报考博士生限定了一个条件，即如果我选择教育史的题目做博士论文，就让我去报考博士生，如果不是教育史的选题，就不同意报考。其实我开始并不想研究教育史，因为我的硕士论文研究唐代俸料钱，如果我博士论文就在此基础上扩展一点，研究唐代俸禄就能驾轻就熟，比较容易完成学位论文。

因为限定我博士期间要研究教育史，所以我博士一入学就确定了以《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这个题目是我自己选的，韩国磐先生也同意，给我宽松的选择。唐代的教育与选举制度，其中选举包括铨选和科举，铨选包括文官考试，身言书判就是相关的标准。我的博士论文实际上是以科举为主的，虽然也涉及教育、铨选，但科举是其中的核心。1988年底答辩毕业，受到论文评审专家四川大学缪钺先生和南开大学杨志玖先生，以及答辩委员会委员的高度肯定。1991年，我的博士论文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列入首批“大陆博士学位论文丛刊”出版。该书从唐代整个教育、选举制度的系统论述入手，从宏观上进行综合研究；然后分别对三个制度选取几个专题进行微观剖析，并着力探讨三个制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学校教育与科举取士、科举出身与铨选入仕的关系；进而对贯穿于唐代教育、科举和铨选中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展开较为专门的讨论，总结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的利弊与经验教训。20世纪90年代初出书很难，拙著出版后也受到好评，并于1994年12月获全国第一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优秀奖。

韦骅峰：为什么您后来会投入精力集中于“科举学”研究，是基于何种学术考虑？

刘海峰：虽然是历史学出身，但我后来都在教育学界行走，所在的学科是教育学，具体是高等教育学和教育史两个二级学科，研究领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范围很广，要想超越前人，有所突破和创新，还是必须进行专题研究。部分是因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先导，部分是因为自己的持久兴趣，最终我的主攻方向归结到科举史研究。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事物能够将一千多年间的所有读书人联系起来，或者说有什么事物能够将分散的、独立的各朝政治家、学者贯穿起来，在成千上万的官员、文人中找到他们生活中的共同经历呢？只有科举。唐宋以后，科举制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科举考试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因此很值得加以研究。从1986年初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以后，就开始比较集中研究科举。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发现科举研究很有挑战性，不仅内容博大精深，而且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偏见需要拨乱反正。

深入成就深度，一旦深入其中，就会有所收获。科举研究有许多待开垦的处女地，有非常宽广的拓展空间，在其中深入挖掘，定会有所成就。而且，科举学是一门能够产生大学问家的学问。由于问题重要，以往有许多大学问家涉足科举研究，而科举研究也产生了许多大学问家。后来我曾应约编过一本《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其中收有许多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史研究大家，以及著名的汉学家发表的科举研究论文。在学术研究中，有的专题只能研究一阵子，有的专题却可以研究一辈子。系统地研究科举之后，我深知科举学是一座学术富矿，是一辈子都研究不完的专题。因为一个人即使每天都阅读，一辈子也无法穷尽科举文献，更不要说加以深入研究了。研究科举也会有所收获，甚至是大的收获，例如，我自己的《科举学导论》《中国科举文化》两部著作，便分别获得了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应该说是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

二、“科举学”的提出

韦骅峰：众所周知，“科举学”作为一个专门学术领域的出现，与您的倡议、提出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当初您为何会提出“科举学”的概念？

刘海峰：科举研究自古就有，在科举出现不久以后，在唐代就有人开始研究科举，就有人去整理科举相关的文献了。比如唐中后期就有人整理唐代一、二百年的登科录，这实际上就是研究性质的。因而我说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古代就有科举研究，近代也有科举研究，科举研究一直都有，但是把它作为一门专学，确实是我提出来的。

“科举学”这个概念是我在1992年正式发表出来的，首先是1992年12月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在桂林举办的第四届全国教育考试科研讨论会上，考试中心第一任主任杨学为研究员安排我作题为《“科举学”刍议》的大会论文报告，他对我这篇论文非常欣赏和支持，所以虽然我当时年纪还不大，却特地安排我到全国很多前辈考试权威专家的会议上做大会报告。同时，1992年第4期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也发表了该篇论文。不过酝酿要提出“科举学”，其实要早很多年，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了。倒推回去，大概是1988年左右，即我博士毕业、已经比较集中地研究了科举几年了以后，当时我就觉得科举实在太值得研究了，因为研究内容非常广博，却又非常专门，所以它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专学，类似于文选学、甲骨学和红学一类的专门学问。刚开始这只是一个初步设想，还没有系统梳理、形成论文。后来经过慢慢积累，1991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动笔写作，到1992年写作完成。

那篇论文在1992年底正式发表，当时我就知道科举学提出来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将来一定会成为一门非常重要的专学。虽然当时还没什么人意识到科举学的重要性，但是我自己预见到它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所以我深知要将“科举学”提出来、发表出来，这样大家才会开始注意到科举研究的重要性。如果万一没有提出来，那还是蛮可惜的。独立学者沈登苗对科举学很感兴趣，大概在8、9年前，有一次我在浙江大学开会，他专门从慈溪来杭州，和我探讨科举学问题，其中就提到我为什么会研究科举学，如果没提出科举学是不是很可惜？因为90年代初以前的一段时间，民航飞机经常出一些问题，还有不少劫机事件发生。1992年12月我参加全国教育考试科研研讨会，我们会议报到的前一天就有一架客机在桂林坠毁。如果早一天来，可能就有会议代表在那架飞机上。所以我回答沈登苗说：1992年之前我就想过，万一哪一天我还没正式将“科举学”发表出来，我就坐飞机走了，那就太可惜了，因此一定要把“科举学”提出来。所幸后来“科举学”的论文顺利地发表。但是我自己想过，如果自己不提出，也可能过很多年都没人有这个想法。但因为科举研究十分重要，且成果日益丰硕，实际上“科举学”的提出，有客观存在的需要，也可能迟早会有其他人提出。

当时我提出科举学，主要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科举学具有重要性。科举在科举时代非常重要。以中央一级的考试为例，清代状元、榜眼、探花在发榜之后，可以沿午门、天安门等中门，从紫禁城中走出来，排场很大，这是只有皇帝在登基和大婚才可以走的。除此之外，就是状元、榜眼、探花在发榜之后可以走，其他任何官员，即便是宰相也是不能走，由此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国家的制度设计中，把科举看到多么崇高和重要的程度。与此类似的还有乡试。每到举办乡试的时候，可以说头尾半个多月时间，整个地方政务因为举办乡试而停滞。以清代为例，地方巡抚要当监临管理乡试考务，在贡院里面主持各方面的考试管理事务，还有众多省内官员要做同考官、提调、监考、考务管理等工作，另外其他府州县的官员会被抽调去做同考官或相关考试管理工作。可以说全省的主要官员都被关在贡院里面半个多月，甚至更长时间，因此整个省的其他行政事务在乡试期间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从这一点，从全国一级和省级一级的官员参与乡试的考试管理的情况来看，你就可以想象科举在传统社会有多么重要性。

第二，科举学具有专门性。科举是一种很特别的、竞争性的、选拔性的考试。科举的影响面很广，但科举学具有专门性，就是指研究内容非常专门，是要直接与科举相关的研究才属于科举学的范畴。如何界定什么是科举学的论文呢？我认为要直接与考试相关，或者题目中出现科举术语的才是。如若只是内容部分涉及科举的就可以算的话，那这样的论文实在太多了。因为很多传统文化的领域都会涉及科举，十万进士多少也都是著名人物，科举术语也成千上万，只是研究某一个进士或者状元人物的论文太多。因此我们选编科举学论文目录，要求论文主要科举，或者论文题目中出现科举术语才收入。

第三，科举学具有广博性。科举学既很专门，但是同时又很广博。很多传统文化领域中的学问虽然专门，但研究的领域比较窄。像甲骨学或者文选学，它们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学问，但是研究领域比较专门，没有那么广博。《红楼梦》学也很精深，但是它毕竟就是一本书，再从版本学等各种各样的角度去研究，它的内容也还是有限的，所以就形成一个“拥挤的红学世界”：很多人在研究，但是研究范围就这么一点，资料就这么多，这就变得很拥挤。但是科举学十分广博，因为从隋唐到明清，科举的影响基本上真的是无远弗届，所以这种既专门又广博的专门学问是很少的。

第四，跟其他传统学问相比，科举学还有一个现实性。20世纪传统文化领域的三门显学，甲骨学、敦煌学、红学和现实社会的关联没那么紧密。当然你要说红学对现在文学作品的欣赏还是有意义的，但是严格意义上看还是学术性的意义，跟现实关系不是那么密切。而和科举学和现实关系非常密切，无论是高考、公务员考试还是其他的司法考试，它们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科举。今天是2020年高考第一天，有1000多万考生去参加，每年高考都会吸引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与过去科举受到朝野高度关注一样。

所以我觉得科举确实很值得研究，它可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专门学问。当时我在《“科举学”刍议》一文中提出了以上四个方面的性质，之后还持续发表科举学论文，进一步阐发了成立这一专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韦骅峰：您提出“科举学”之后，在学界也曾经引起过一些议论，那么，后来学界又为何接受了“科举学”作为一门专学？

刘海峰：在我还没提出科举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一旦提出肯定会遇到不同看法。“科举学”这个想法在懂行的人看来会觉得有道理，但是不了解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印象中，科举还是一个腐朽落后的黑暗制度，怎么研究科举还可以成为一门专学？

其实中国人太好称“学”，当然这也和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有关。中国古人说的“学”，不是现代严格意义的学科，或者西方那种学问，实际上只是一种研究。所以古代各种各样的学很多，比如科举制度诞生以后，就出现了属于科举学范畴之内的“策学”“选学”。北宋开始就出现了“科举学”的词语，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学”，例如关学、闽学、浙学，数量非常很多。研究朱熹就有朱子学，研究苏东坡就有苏学。这些都是古代人说的，不是现代人说的。现代人也把这个称“学”的传统一直延续，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有太多各种各样的“学”，似乎对每个名人的研究都可以称之为一个“学”，每个地方都有各自地方的“学”。这样也太多了，有点“学”字满天飞的样子。

所以我知道，如果提出“科举学”，也会有人怀疑是不是在乱贴“学”标签，或者认为科举是坏东西，研究科举怎么可以称“学”，肯定会有一些议论。这是由于科举在很多人心中就是一个负面的印象，在长久以来被妖魔化以后，科举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经是一个非常坏的东西。把研究科举称为“学”，有的人就会觉得难以接受，或者不可思议。

其次，我知道这种议论源于对科举的误解。只要是懂行的人、有所了解的话，是会明白提出“科举学”是有充足理由的。在我提出建立“科举学”后不久，1993年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研究，主要研究科举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当时杨学为主任在主编一套分断代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编这套文献的各个断代的负责人集中在一起讨论，我没能去参加。听说当时在会上就有人提到我提出了“科举学”，参会的一些学者认为有道理，因为他们是研究这个方面的专家，对科举研究的重要性比较了解。

此外，有不少学者对“科举学”的看法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开始有疑问、观望，到觉得有点道理，再到最后完全接纳、赞成。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世愉先生，他在给我的《科举学导论》所写的书评中就提到，刚开始听说我提出“科举学”，他持的是一种观望的态度，虽然研究清代科举很多，但他也还是不确定科举能不能称为“科举学”。但是在看到《科举学导论》这本书以后，他说已经是举双手赞成，完全认可了“科举学”。

后来，我研究科举的论文一篇篇发表，还有我指导的很多博士生当时都各写了一篇有关科举学的论文发表。尤其是2005年我的《科举学导论》出版以后，随着学者们对这些成果的阅读和了解，科举学也逐步被认可、被接纳，甚至是被其他学者主动宣传。当然即使是现在，肯定还有一些人不大认可的，我也可以想见。但是不要紧，只要科举学有内在的必要和外在的推动，它必然会成为一门影响广泛的、重要的专学。

刘海峰：在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三门显学中，敦煌学、甲骨学只有百余年的历史，红学则有两三百年的历史。相比之下，“科举学”古老得多，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古代或科举时代的“科举学”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备考科举的学问，既“科举之学”，二是研究科举的学问。古代科举研究起始于唐代，缘于为解决当时现实的科举改革问题而作，或为整理科举历史以为考生提供参考借鉴，发展到清代，科举学著作逐渐繁多，为现代科举学的兴起提供了历史基础。

自从科举制度诞生不久，就开始有人对科举制度和历史进行梳理。从唐代便开始出现的关于进士等科举名录的汇辑、剪裁与整理，成为科举时代科举学的一个重要形式。现存最早对科举进行研究的典籍是唐代杜佑的《通典》，该书卷13至卷18《选举典》，集中了历代选举的重要史料，其中对隋唐两代的科举与铨选制度考述详细，对唐代科举制度考述尤详。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科举的专书为五代时王定保的《唐摭言》。宋明时期也有不少科举研究著作。清代是古代科举学最为繁盛的时代，清代科举学包括整理前朝科举历史、研究元代以前的科举制度、研究和记录本朝科举制度等三个方面。于此不再详谈。

民国时期为科举学的传承时期，在废科举后将传统的科举研究传承下来，同时开始以西方传入的现代方法和观点进行科举研究，是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过渡的一个重要转型期。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科举研究陷入低谷，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科举研究才逐渐兴起。不过，在提出“科举学”之前，各个学科、各个断代的科举研究虽然都是研究同一对象的不同侧面，但都是各自为战的，没有统合。而“科举学”提出以后，强调要做统合的工作，促进交流和合作。

“科举学”有非常古老的过去，但现代“科举学”的历史却相当短暂。“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说其古老，是因为 “科举学” 或“科举之学”的用法出现很早，科举时代有千百万读书人曾热衷备考科举的学问，且自从科举制产生一段时间以后便有人开始进行科举制度及科举史研究，其研究历史长达千余年；说其年轻，是指以往并未有意识地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研究，至20世纪90年代提出将“科举学”作为一门专学、或者说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研究之后，才更注意以整体的观点，以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新的高度对科举进行科学的研究，赋予了“科举学”一词以新的内涵和新的意义。科举学力图将古、今、中、外，文、史、政、教等各方面的科举研究熔于一冶，是一门融会古今、贯通中外的学问。全面深入研究科举需要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各国各地学者的交流与会聚，必定会促进科举学开拓新的深度与高度。

韦骅峰：“科举学”与其他文史等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学不大相同，那么，在您看来，“科举学”有什么特点？

刘海峰：科举学属于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专学，但是与其他类似专学相比，又有鲜明的特点。具体来说，我觉得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科举学是一门饶有兴趣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性和趣味性。参加科考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事件，中举及第是人生中的转折点，落第而归也是一生中痛苦而深刻的记忆，往往具有戏剧性效果。围绕着科场这一中心，一千多年间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古代读书人的喜乐哀怒在金榜题名或名落孙山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科举时代的正史、类书、文集、笔记等对科举制度和科考活动都有大量翔实的记载，诗歌、小说、戏剧等都有许多描写科举的内容，还有众多与科举相关的典故和传奇及民间故事。不像有的学问较为枯燥乏味，科举学研究的问题是与士人的命运重大相关的事情，很多具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因而研究起来趣味横生，引人入胜。

科举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科举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十分专门独特，但研究空间却非常广阔，它是与中国一千多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有地区有关的一门学问。它内容广博、资料宏富、成果丰硕，几乎可以说是广大无边、深不可测，对研究者而言具有很强的挑战性，越研究越引人入胜和知不足。在我看来，科举学所蕴涵的一切，只能用“高深渊博”来形容。科举学是一门大学问。相对一些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科举学是小学科、大学问。所谓大，是指科举本身影响重大，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和历史进程影响至深且钜。兹事体大，若又能做到体大思精，自然能诞生大著作。科举学的大，又指规模宏大。时间上下千余年，空间纵横数万里。科举学的大，还有一层含义，便是指科举学是集古、今、中、外、文、史、政、教科举研究之大成，即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土之积累以成高峰。将各国各学科的科举研究整合到一块，自然会形成宏大的规模，形成集群效应。

科举学是一门雅俗共赏的学问。在中国传统学术领域的各种专学中，有的属于阳春白雪，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相当专门，非一般学子所能涉足；有的属于雅俗共赏，但因自身范围有限，很难有大的发展空间。而科举学在这两方面可以说是兼而有之。例如，人们在各地方志都可以找到当地有关进士、举人的记录，几乎每一本族谱都少不了具有科名的祖先，地方戏剧中多有“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才子佳人套路，许多乡村都有关于考举人、考秀才的民间故事在流传。所以说，科举学既是一门专精的学问，又是一门广阔而通俗的学问，与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关系。大体而言，现代科举学可分为史学派和史话派。史学派是研究性的，其中又可分为考据派和义理派，考据派着重进行制度的考订和史实的钩沉，义理派则结合社会和文化进行理论分析。史话派主要进行科举知识的普及工作，或曰“科普”。因此，科举学是一门与普通人都可能相关的专门学问，而非那种躲在象牙塔中自成一统高深莫测的纯学术研究。

此外，科举学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学问、科举学是一座少有的“学术富矿”，而且具有国际性和现实性，这些特点我在前后相关问题的回答中都有涉及，于此不拟展开谈了。

韦骅峰：关于“科举学”的属性到底是专学还是学科，学界发表了不少论文加以讨论，您认为这些讨论对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专学有什么意义？

刘海峰：随着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科举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话语，科举学研究者的自主意识日见明朗，“科举学”中“学”究竟代表着“学科”还是“专学”的内涵，成为科举学研究者关心的一个热点问题。

对于科举学的性质，目前学术界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观点认为科举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刚提出科举学的时候，参考红学、敦煌学、甲骨学等其他传统文化领域中的学问的提法，我也常将科举学称之为学科。田建荣《科举学：理论、体系与方法》主张：“科举学是一门研究科举发展历史，进而揭示考试发展规律的学科。也就是说，‘科举学’不仅是而且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主张科举学是一门学科最完整的观点是李均和冯用军。李均认为，科举学与一般专学相比不仅具有更明显的学科特点，而且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性、更大的研究空间、更丰富的资源、更具持续发展的活力，“无论从科举学的演进历程和发展需要来看，还是从科举学本身的特点来看，21世纪的科举学都应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冯用军不仅出版了《多学科视角的科举学研究——大规模考试的视角》一书，而且发表了一系列科举学论文，包括《科举学作为一门学科——兼论新科举学的判别标准、逻辑架构与发展前景》，提出“新科举学已处于学科制度化的进程之中”；还有《科举学学科文化的形成与科举学学科建设研究》等十余篇论文，都是主张科举学可以成为一门学科。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科举学虽然名为“学”，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一种专门学问或专门学科或专门研究领域，简称“专学”。我后来的论著多数便将科举学称之为专学。覃红霞在《走向开放的科举学研究——兼论科举学学科与专学之争》一文中认为：国外除了传统保留下来的古老学科以外，新兴的研究大都承认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不追求学科中心研究范式，更不要求它必须发展成一门学科。“科举学是一门专学而非学科。学科与专学或研究领域之间的差异，只代表知识发展中的不同方向，并没有研究层次上的高低之别。作为专学的科举学必须摆脱狭隘的学科研究范式，向各个学科开放，确立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将各类研究统合到一个新的研究体系中，使科举学出现突破和飞跃。”在《科举学研究：在学科与专学之间》一文中，覃红霞又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事实上，科举学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演进发展的的历程以及社会对科举学的需求、科举学研究与社会职业的对应等关系决定了科举学是一门专学。”

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学者为主，发表了多篇论文专门讨论科举学的性质，我在《科举学导论》第一章中有所介绍。辨证地说，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可以说科举学又是一门交叉学科、一门发展中的学科，或者说是一个成长中的新兴学科。其实，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中国人比西方更常使用“学”的概念，包括学科的概念。西方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在中文里头就变成了学科。不过，中国语言文字中“学科”的概念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许多人习惯称之为“学科”的研究对象往往并非严格意义的学科。严格说来，科举学只是一门专学或学问，但就广义的“学科”而言，为了便于表达和叙述，科举学有时也可以称为学科。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有许多专学，以往也偶有人探讨这些专学的性质，比如敦煌学是否可以称为一门学科等，但都不如科举学的讨论得深入。关于科举学的性质辨析，对科举学属于专学还是学科的异同与分野之探讨，较具理论深度，不仅对科举学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对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中的学问如红学、敦煌学、甲骨学等学问的性质也具有普遍的意义。

三、近三十年来科举学的进展

韦骅峰：近三十年来“科举学”研究蓬勃发展，您能否谈谈这些年来“科举学”的学术进展。

刘海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发展迅速，科举学也开始从出现、发展到繁荣，经历一个蓬勃发展的过程。我曾在2000年发表过一篇《科举学的世纪回顾》，指出20世纪科举研究中出现了一系列百家争鸣的代表人物、代表著作。“科举学”的研究问题包括争论问题很多，大至科举制的千秋功罪，小至某一著名历史人物的登科年份都有不少争鸣商榷，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和公案主要有科举起源之争、科举革废的影响、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八股文的评价问题、科举制的功过得失五个方面。

近三十年来科举学研究的进展也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越往后研究越深入，产生的成果越多，基本上是一个逐渐增多和加速的趋势。例如，我在选编《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的时候，就觉得选择论文要尽可能考虑时间上的均衡，但即使这样，在发表年代方面，主要是由于20世纪发表的科举研究论文不均衡所决定，90年代发表的高水平论文特别多，因此入选也较多。新世纪以后，出版的科举学论著更多，尤其是2005年科举制百年祭之后，中国大陆的科举学论著大为增加。2009年以后，《科举学论丛》每年都会刊发上一年度科举学论著目录，便于大家及时掌握科举研究动态。这一目录的论文部分，通常分为科举学总论、科举概论、断代科举、科举教育、科举文学、科举社会、科举文化、科场法规、科举地理、科举文献、科举人物等11个方面。从《科举学论丛》刊发的各年科举学论著目录来看，近年来，仅中文出版的科举学著作每年大概总有五六十部，发表的论文有五六百篇，应该说是相当多的。关于科举学具体各个方面的进展，我就不再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如果去翻阅一下每一年的科举学论著目录，就会发现确实是琳琅满目，日渐繁盛。

韦骅峰：“科举制与科举学系列学术研讨会”邀请许多不同学科、不同界别的人参与，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您是如何策划与推动这个系列研讨会的？科举学研讨会这些的交流，会给“科举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刘海峰：2005年9月，在厦门大学大学召开了“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研讨会每年一届，由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考试管理机构、科举博物馆等主办，已成为多学科学者互相切磋、交流科举研究成果的平台，是一个影响颇大的系列学术研讨会。

由于我与科举研究具有特别的缘分，也关注到1994年在韩国科举废止一百周年的时候举行再现科举的仪式作为纪念，所以很早就想在中国科举制废止一百周年的时候，在2005年主办一次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左右我在厦大开的信箱号码是1905；1998年我第一次注册使用手机时，尾号也是1905，此号码至今未变。在《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我就发表了《八股文百年祭》，2003年发表《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次乡试》，2004年发表《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三篇论文都是分别不同科举专题的百年纪念，可以说都是为科举制百年祭作铺垫。

经过长时间精心的筹备，2005年9月2日，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参加的海内外学者有150人，境外包括美国、日本、韩国、越南、俄罗斯、台湾地区的学者20余人，仅美国就来了艾尔曼、贾志扬、李弘祺、罗文、柯任达等5位教授，国内研究科举的主要学者也基本上到齐。会议开了两天半时间，到闭幕式的时候，代表都还济济一堂，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后来2006年10月，在上海嘉定博物馆召开“科举文化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李世愉先生提议，何不将2005年的会议认定为首届科举制与科举学研讨会，本次为第二届，将来接下去就形成系列研讨会。我们都觉得这个主意很有道理，于是次年在黑龙江大学举办第三届，之后便一届届主办下去，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科举学系列学术研讨会。每届会议开完后，都有许多报刊作报导和综述，特别是早先主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史研究动态》、后来同时在福建省教育考试院与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教育与考试》、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主办的《科举学论丛》上连续刊载会议综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外，已经出版过11本研讨会论文集。

这个系列研讨会的持续举办，得到众多单位和学者的支持。由于从第一届开始，科举学研讨会就不收会务费，后来形成了传统，所有办会经费都由主办方负责，每届主办经费通常都要10-20万元之间，因此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主办。早先有的年份遇到一时没有合适单位主办的情况，或者原来答应主办的单位因故又无法主办了，这时最后通常都是由我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临时商请单位主办。例如，2012年6月，因为原来其他专家联系的主办单位出现变故，无法按约定主办第九届科举学研讨会，于是我就与云南教育考试院院长、昆明学院朱华山联系，请他们来负责主办。他是我的老朋友，很爽快的答应来接棒，于是2012年12月，以云南招生考试院为第一主办单位，在昆明顺利举办了第九届科举学研讨会。由于我也研究高考，是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与许多省市的考试院领导熟悉，所以需要的时候可以请他们来主办。2008年，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由乔丽娟院长主持在天津市教育考试院召开，最初并非我，而是北京的历史学界同仁跟天津教育考试院提出此动议。但是此事提上该院议事日程之后，天津市教育考试院的相关负责人就跟我联系，说要以我的名义提出商请，他们才好有更充分的理由在院务会上正式讨论通过。时隔10年，这个系列研讨会又回到天津举办，第16届主办方是天津外国语大学和天津市教育考试研究所，实际上主要是天津市教育考试院原副院长、我的老朋友岳伟研究员在推动的。从第九届以后，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参与了多数科举学研讨会的联合主办或承办，承担会议的学术筹备工作。现在情况已所不同，每年总有不止一家单位争着要主办科举学研讨会，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甚至提出能否每年都由他们主办，说经费不是问题，但是考虑到固定在一个地方开会，部分学者参会的兴趣会下降，所以还是更换不同的单位主办。

科举学系列研讨会汇通不同学科、不同断代、不同界别的同道一起切磋琢磨，研讨科举，而且提倡研究科举要学贯古今，汇通中外，让科举学走向综合化，提升科举学的研究水平。以往的科举研究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各学科的科举研究者都是没有往来的。即使是同一学科，不同断代的研究者也很少往来。日本学界也类似，比如研究宋代科举的学者，与研究明代科举的学者，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交集，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学术圈子。日本福冈教育大学鹤成久章教授就跟我说过，他研究明代科举，但是与住在同城市的历史学界也研究明代科举的学者，就从来没有交往过。鹤成久章教授2005年9月来厦门大学出席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就第一次与研究宋代科举的早稻田大学近藤一成教授相识交流。科举学研讨会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以往研究相同和相关科举专题、使用共同的专业术语，但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学者得以认识和交流，共同促进科举研究的深入和提高，还是很有意义的。

韦骅峰：在您的大力推动下，“科举制与科举学系列学术研讨会”曾数次在境外举办，并有不少境外学者参加。请问您如何看待科举学的国际化？

刘海峰：首届科举制与科举学系列学术研讨会吸引了美国、日本、韩国、越南、俄罗斯、巴西等国的学者参加，对国际科举研究和学术交流起到促进作用。尤其是2009年第五届在日本札幌由北海道大学主办、2011年第七届由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2019年第十八届在美国由旧金山大学主办，进一步扩大了影响。一个中国大陆学者发起组织的系列学术研讨会，外国和台湾地区的大学愿意接续主办，这很少见。

之所以会有外国的大学愿意来主办类似于年会的科举学研讨会，主要是因为科举学具有重要性，又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它不仅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影响过东亚和西方一些国家。古代东亚世界还有日本实行过近两百年的科举制，并有韩国、越南两个相对独立的科举考试系统在长期运行，形成了一个东亚科举文化圈。科举是整个东亚地区许多国家文化史的关键词。另外，科举制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影响，19世纪以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进而对世界各国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科举学的国际化主要还是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性所决定的。

第五届科举学会议之所以会在日本举办，是我主动放弃一个邀请礼遇推动的结果。2006年12月中旬，我和湖南大学的邓洪波教授应三浦秀一教授邀请，到日本东北大学参加其主办的“应用科举史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并应佐藤鍊太郎先生的邀请，到北海道大学作题为《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的专题演讲，受到两位先生及其助手的热情接待。在札幌临别前夕的晚餐上，两位先生说起他们主持的科举研究课题都将于2009年结题，并打算邀请我们再度来日本参加结题会议。我当时建议，若我们自己负责国际旅费，把经费用来多邀请几个中国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将结题会开成一次国际性科举学术研讨会，岂不更好？两位先生商议后同意了我的提议，于是就有了2009年8月在札幌召开的“第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来果真按我说的，由我自己负责国际旅费去出席会议。要将科举学做大做强，扩大科举学的影响，我想有时还真的需要舍弃小我顾大我。

除了科举学系列研讨会以外，国际上还有一些不属于科举学研讨会系列的科举研究专题研讨会召开。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是2012年11月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校区举办的“科举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许多国家的25位教授与会，除了探讨以八股文为主的科举文学以外，还专门讨论“从跨学科的角度重新看科举文学”和“科举文学史应该怎样写”等更为核心和宏观的问题。大部分学者用英语讨论八股文等问题，让我这个并不大通八股文的“科举研究专业户”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即使是中国人，要真正读懂八股文很不容易，而有些外国学者却真正读得懂八股文。

据说美国最懂八股文的学者是艾尔曼先生，他的《明清科举文化史》在英语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他没有参加那次科举文学国际研讨会，不过他邀请我在出席那次研讨会之前到他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去访问并作报告。之前艾尔曼先生就跟我说过，只要我再次到美国东部地区开会或访问，就提前告诉他，他希望邀请我去作一次科举学的专题演讲。因此我在2012年11月去波士顿开会之前，就应邀顺道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在东亚系作了题为《科举学的由来与走向》的报告。出席听讲的人有午餐供应，大概是艾尔曼先生出的经费，我还看到他亲自整理好摆放在休息室的餐食供听讲者取用，包括打开盛放炒饭的大餐盘上的保鲜膜。至今回想起这个细节，我还记忆犹新，相当感动。在中国或者东亚其他国家的大学，这种开会前的招待事务，一般都是由助理或学生张罗，哪里需要教授亲力亲为？而艾尔曼先生是国际著名的大牌教授，却自己动手具体安排午餐招待那些出席报告会的学生，这也许是欧美大学与东亚大学习惯不同，但让我觉得他对邀请我去作报告是非常用心准备的。对通晓八股文的艾尔曼先生我是相当敬佩，可能美国还有其他汉学界的学者读得懂八股文，但是母语为表音文字的西方学者，要读懂真是难能可贵。

2019年除了在旧金山大学举办的第十八届科举学研讨会以外，还有两场科举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场是2019年8月14-15日, 在河内隆重举行的由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主办、越南社科院历史研究院、汉喃研究院和哈佛燕京学社协办的“1075-1919年越南儒学科举百年回顾”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世界上科举制度的终结地，越南在科举制废止一百周年的时候举办这一学术盛会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纪念意义。来自美国、日本、中国、越南的62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57篇，广泛探究越南和东亚儒学科举考试及其文化遗产。

另一场是2019年11月5日，由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孔子学院牵头，嘉定博物馆（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英国文化协会等共同主办，在南安普顿大学召开的“考试之旅：本地和全球叙事”学术研讨会，吸引了中国、英国、荷兰、墨西哥、波兰、泰国、沙特阿拉伯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参加。会议的主要议题为：中国科举考试：发源地和其全球化，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对现代考试制度的影响，考试与教育的关系等。其他还有一些与科举学相关的国际性研讨会，就不一一列举。从这些科举研究国际性的研讨会便可以看出，科举学是一门逐渐国际化的专学。

韦骅峰：近三十年来科举学研究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国际上蔚然兴起，您能否介绍一下国际上的科举学研究？有哪些代表性的学者，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学术动向？

刘海峰：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文献、研究队伍具有国际性，加上科举影响广泛，所以科举学才会在国际上蔚然兴起。科举学的研究范畴不局限于中国，研究学者也不局限于中国。海外学者历来十分重视科举研究，并且研究成果颇丰。

日本史学界对科举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并且十分注重制度考证和史料工夫。早期国外的科举研究以日本学者为多，鈴木虎雄、东川徳治、加藤繁、胜又宪治、竹田龙儿、荒木敏一等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过科举研究论文。宫崎市定1946年就在东京秋出版社出版《科举》一书，这是日本第一本科举学专著。代表性的著作还有日本宫崎市定《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一书（中央公论社1963年），以及荒木敏一所著厚实的《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京都大学东洋史学会1969年）。中岛敏编《宋史选举志译注》一、二、三册由东洋文库分别于1991、1995、2000年出版。近年来，日本科举学的代表作有近藤一成《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的形成》（汲古书院2008年），三浦秀一《科举与性理学——明代思想史新探》（研文出版2016年）等，都很有深度和分量。

相对科举研究资料而言，韩国的科举研究比中国开展得更充分、更细致。韩国学者十分注重科举研究，1970年宋俊浩便在国会图书馆出版了专著《李朝生员进士试研究》，1976年李成茂在韩国日报社出版《韩国的科举制度》一书。1981年由一潮阁出版了《科举——历史学大会主题讨论》、许兴植《高丽科举制度史研究》二书。金龙勋《朝鲜朝译科试卷研究》于1990年在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出版。1994年李成茂将其1976年面世的《韩国的科举制度》一书出了改正增补本，该书系统地研究了高丽及朝鲜时代科举制的各个方面，最后还概括了韩国科举制的特性。1996年出版的曹左镐的遗著《韩国科举制度史研究》也是一本全面研究韩国科举的著作。李成茂1997年在民音社出版的《韩国科举制度史》，可以说是韩国科举研究的集大成者。李元宰《朝鮮前期科舉制度与教育文化硏究》（延世大学校1996年）、崔珍玉《朝鲜时代生员进士研究》（集文堂1998年）、金昌铉《朝鲜初期文科及第者研究》（一潮阁1999年）、申千湜《朝鲜前期教育改革与科举运营》（景仁文化社1999年）、车美姬《朝鲜时代文科制度研究》（国学资料院1999年）、李南姬《朝鲜后期杂科中人研究》（1999年）、裴淑姬《宋代科举制度与官僚社会》（三知院2001年）、金敬容《科举制度与韩国近代教育的再认识》（2003年），后来还有许多科举研究专著，无法一一列举，但已可以看出韩国的科举研究成果相当丰厚。

越南的科举学继韩国、中国的科举研究热之后，也逐渐走向兴盛。1999年越南汉喃研究院出版《越南登科录版本研究》，对进士登科录的版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二是《我国的武举和武进士》，2003年在河内的世界出版社出版，专门研究武举制度，应该说已是相当的专门。越南也属古代儒家文化圈中的国家，是中国文化在域外影响最深远的国家之一。阮世龙1995年在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越南儒学――教育与考试》一书，也与中国同类书籍一样，从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两方面介述了越南儒学的发展。2002年，越南文出版社出版的阮氏真琼《越南科举与乡试》，专门研究越南科举的乡试问题；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陈洪德《越南各朝状元、榜眼、探花》（2002年）、文庙国子监文化科学活动中心出版了《越南文庙国子监及其升龙历朝进士八十二题名碑记》。这里只是略举几本著作，还有许多科举研究论著不再详述。

美国从费正清开始的每一代著名汉学家都在科举研究方面留下痕迹，早年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关于社会流动》（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傅吾康1960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李弘祺在香港中文大学和纽约的St. Martinas一起出版的《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贾志扬(Chaffee)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宋代学子的艰难门槛：科举的社会历史》都是科举研究的代表作。艾尔曼2000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明清科举文化史》一书，是新世纪美国科举学的标志性著作，尤其是书后所列“公元1148-1904年间1042种原始科举资料目录”、“650-1905年间科举考试内容演变表”、“地志之外原始科举资料的主要种类”等几个附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Iona D. Man-Cheong 2004年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761年榜：18世纪中国的科举、国家与士绅》一书，对清乾隆二十六年榜进士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专题探讨。魏希德（Hilde De Weerdt）《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2007年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该书着重研究科举规范在南宋的变迁，运用文化场域的理论，探讨朝廷、教师、考生、书商等群体之间围绕着科举话语权展开的竞争。2007年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还出版了一本Eugene Y. Park的《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朝鲜后期武举考试》的著作。2013年，艾尔曼又出版了一本《中华帝国晚期的科举考试和任人唯贤》，对科举制与贤能治国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

以上只是大略介述，无法全面列举。与亚洲学者相比，欧美学者研究科举所依托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上都有其特点和异趣，特别注重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科举研究。韩国学者已对韩国科举史进行了许多量化研究，尤其是榜目的量化研究，值得借鉴。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文献、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具有国际性，决定了科举学会成为一门“学贯中西”的学问。关于科举的多种西方文字的记载和韩国、越南历史上的科举文献，还有待深入发掘。

韦骅峰：据我所知，您目前还担任了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名誉馆长，可否请您谈谈对科举博物馆和科举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看法。

刘海峰：这个问题应该说由我来回答还是比较适合的，因为一般教育学界的学者很少会出任博物馆的名誉馆长，大多是文博、历史、考古等专业的学者担任。我是因为研究科举学才会有这样的机会，而这两家博物馆在科举类的博物馆里面影响也特别大，都获得过中国博物馆“十大精品展”的荣誉，这在全国众多博物馆中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一事例说明，科举题材作为博物馆的展陈内容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是一般老百姓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题材。无论是知识水平较高的专家学者，还是一般的普罗大众，参观过科举展都会获得一些知识和感受。所以我觉得科举类的博物馆是蛮好的，特别南京的中国科举博物馆，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而且品位相当高，精品文物也很多，影响力很大。

现在全国有10来家科举类博物馆，包括状元文化、进士博物馆等等。谈到对科举类博物馆和科举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看法，我觉得从全国来讲，还是有一定发展前景的。科举制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发明，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传统考试制度。科举制及其衍生的科举文化不仅是中国的重大的文化遗产，而且是世界的文化遗产。中国的科举文化遗存符合世界文化遗产认定标准中“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这一项，应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且2016年2月在江南贡院所在地，南京秦淮区也曾经筹划开过一次把科举建筑作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筹备会，我也参加了。还不过后来蛮可惜的，因为江南贡院明远楼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有具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才能牵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明远楼其实是江南贡院中最重要的文物，虽然江南贡院在民国时期有很多人进行保护，但到文革后硕果仅存一座明远楼。当然江南贡院还有一些明清碑刻、飞虹桥之类的文物，然而最主要的文物还是明远楼，江南贡院明远楼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科举文化的有形象征。

因为科举是一个无形的制度，而这些科举建筑则是无形制度中的有形体现。作为贡院里面核心建筑，明远楼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江南贡院明远楼是明代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它的主体、梁柱都是明代留下来的。不过在2013年把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改为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过程中，有关方面对明远楼进行了修缮。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明远楼没有修旧如旧，而是把有些部分进行了伤筋动骨的修缮。不仅墙体外面涂白了，里面的楼梯也变了，雕梁画栋重新画上去，感觉是新造的建筑，破坏了原来厚重古朴的古代建筑风貌。由于这样的修缮，现在听说江南贡院明远楼不能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

与此类似的还有甘肃贡院的至公堂，这个你也去过。2009年9月，我第一次去看，当时实在是感触非常深，甘肃贡院至公堂建筑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下来，包括后面的衡鉴堂，虽然有破损，但非常有古味。因为兰州地处西北，天气非常干燥、很少雨水，所以甘肃贡院至公堂虽然经历了100多年的风吹日晒，可是它外在的木质结构仍然呈现深咖啡色或者是灰色的样子，给人一种历史感，是真正的古代贡院建筑。特别是左宗棠题写的“至公堂”匾额，还有两侧竖挂的木质对联，一个是左宗棠写的对联，另一个是谭钟麟写的对联。我两次去看，都久久不愿离去，感慨中国竟然还有这么保存完整的至公堂和贡院对联匾额。以前清代最多的时候有17座贡院，流传到现在的，即使是江南贡院明远楼、广东贡院明远楼、云南贡院的至公堂都根本没有任何匾额。而甘肃贡院致公堂的匾额就是清代流传下来的，是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陕甘分闱成功后，建立独立的甘肃贡院并监临光绪元年（1875）第一次甘肃乡试时所题的匾额和对联，还有后来光绪十一年（1885）年陕甘总督谭钟麟监临甘肃乡试后题写的对联，看上去古朴厚重，非常美。

我第二次去看甘肃贡院至公堂是2009年6月，因为兰州大学邀请我去参加兰州大学百年校庆，专门请我去做学术报告。我当时报告的题目就是“甘肃贡院与百年兰大”。会后厦大教育研究院毕业、在兰大教育学院任教的博士车如山、李雄鹰又陪我去看至公堂，兰大校领导也安排了至公堂所在的管理单位医学院的专人陪我去考察至公堂，因此我可以进入至公堂建筑，并搬来楼梯上到阁楼上的天花板里面去考察。打着手电光亮，看到天花板上面的横梁原木都十分巨大，所积的灰尘多的有一寸厚，都是百余年积累下来的历史见证，真的有一种考古的感觉。虽然到处都是灰尘，但是我却非常兴奋，仿佛回到科举时代，触摸了科举的历史。

部分是受到我提出的一定要保护甘肃贡院至公堂的建议，后来主管部门决定修缮保护至公堂，国家和省里拨了相当多经费，具体修缮时我不了解。但是在2019年5月，我们去西北民族大学出席第十七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后，安排代表去参观现已成为甘肃科举博物馆的甘肃贡院至公堂，才发现这次贡院的修缮又不是修旧如旧，在维修中又破坏了非常珍贵的文物，把整个至公堂的地基整个抬高了一米多，位置还挪动了一点，里面也没有了天花板，面目全非，仅在横梁上保留了光绪元年题字的一根横梁，其他看不到一点点古朴的风貌。至公堂外部全部是重新油漆、描金，完全像一个新的假古董，感觉十分痛心。这就好比一个很珍贵的古董，现在把它的包浆全部弄掉磨掉；或者像一幅清代的名画，因为感觉表面陈旧了，就把它重新上色。这么做完全是保护性破坏，实在太可惜。

全国最重要乡试科举建筑仅存江南贡院明远楼、甘肃贡院至公堂、广东贡院明远楼、云南贡院至公堂四座，其中两座就是这样被活生生地破坏了。我曾参观过日本京都和奈良的一些寺庙，那些木质建筑的巨大柱子虽然发黑，但能够让人感受到上千年古老的历史。而我们一些古代建筑的修缮没能做到修旧如旧，真是令人极其痛惜。因为说起科举文化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就顺便多讲了一下科举文物破坏和保护的问题。所幸现在召开了三次科举类博物馆联盟会议，准备争取报批中国博物馆学会科举类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将来江南贡院碑刻还是可能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还是可能争取将科举建筑或科举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

韦骅峰：据悉，在江西吉水将建成规模宏大的“中国进士文化园”，包括其中的中国进士博物馆。作为该项目的内容设计者，您认为该项目与南京、上海的科举博物馆有何不同之处？

刘海峰：江西吉安市的吉水县要建一个进士文化园，其中包含一个中国进士博物馆。在经过比较和反复之后，他们找到我来做博物馆的内容设计。三年来我投入不少精力忙这件事，工作内容以进士博物馆为主，当然也涉及了整个进士文化园的项目，并且也派了多位弟子参与这个项目，包括你也去了两次，在那边住了很长时间。

这个博物馆与上海和南京的科举博物馆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首先，最主要的是它的主题侧重点不同。虽然它也属于科举类博物馆，但是其他博物馆主要是以科举为名的，有的博物馆是状元相关的，而这是中国第一个以进士为主题的博物馆，而且规模也相当大，吉水县也投入很大的财力、人力、物力来建设这个进士博物馆。经过不懈努力，现在是快要建成了。进士文化园里面还包含了状元阁、状元门、藏书楼、文庙、进士群像、状元牌坊、贡院号舍、武举试场等建筑，主要元素都是科举和进士方面的。因为吉水历史上出过五、六个状元，如果从吉安府来讲大概出过十七个状元，所以那边文风向来很盛，宋代还出了著名进士欧阳修。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状元，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人物，那应该是文天祥，文天祥也是吉安人。文天祥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状元之一，甚至没有之一，因为他的爱国情怀、他的气节都深深感动了后人。主要是在宋代和明代，整个吉安府出了很多进士、状元，因此吉水县有深厚的科举文化底蕴，吉水有这么一个基础，所以它建这样一个博物馆是其来有自、实至名归的。另外它不只是一个博物馆，整个园区都是以进士作为主题的，所以跟其他两个科举博物馆还是有明显的不同。

其次，如何看待全国多地出现的将科举文化作为景区旅游和当地文化宣传重点的现象？我觉得这也是必然的。因为科举在隋唐到明清的1300年间，和中国大部分人物、大部分著作和大部分地区密切相关。除了青藏高原以外，以前全国各个府州县都有出过进士，或者至少出过举人。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南方很多地方，历史上的名人基本上都是科举人物，很多都是进士。所以要纪念先贤、发掘历史，科举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元素。当我们改变了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科举的僵化套路以后，就会发现这些科举人物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与1300年间政治、教育、文学、社会和历史发展进程的都有密切关系。此外，科举时代还有很多与应举相关的故事和很有趣的传说，和当地的旅游结合起来，更容易被宣传和受到重视。因此我觉得现在不少地方宣传进士和历史上的状元是不足为奇的。

韦骅峰：请允许我问一个相对私人的问题：2019年9月，您受聘到浙江大学担任文科资深教授，请问您为何会从厦门大学到浙江大学来任职？新成立的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将如何推动科举学研究？

刘海峰：我于1977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1978年3月初开始在厦门大学读本科，其后考上硕士生，毕业后在厦门大学高教所、教育研究院任教，并长期担任所长、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院长，到2018年6月卸任，担任主要负责人22年。至2019年9月，前后已在厦大学习、工作、生活了40余年。由于我是历史学出身，虽然也研究高考改革，但研究的根基还是教育史，重点是科举学，而该机构是以高等教育研究见长，高等教育学是国家重点学科，科举学或教育史并不是主流。而且厦门大学自20年前评选确定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以后，再也没有评选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教育史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急需引进中年学科带头人，并且非常有诚意聘请我去担任文科资深教授。另外，我跟浙江和浙大有相当的缘分，因为我祖母就是浙江舟山群岛上的沈家门人，我父亲就出生在那里，因此虽然我的祖籍是福建，但是有四分之一的浙江血统。1985年我就曾到沈家门去寻根过，前几年还去那里看望过我的伯母和堂兄妹。

早期我与老杭州大学教育系的前辈陈学恂先生、王承绪先生都有很好的交往，2003年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还聘我担任兼职教授，我与浙大的四任院长关系都好，而且杭州又是中国科举史上产生进士最多的城市，浙江大学的科举研究底蕴深厚。考虑到在厦大已经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且单位的学术生态不如以前，自己一辈子都在一个大学工作也比较单一，“人挪活、树挪死”，因此还是决定到浙大去担任文科资深教授。然而厦大的校长、书记非常诚恳的执意挽留，很难放行，正好2019年9月我年满60周岁，于是办理退休手续后，再到浙大去全职聘任。只是我也没有完全离开厦大，因为退休后的人事关系等还在厦大，还有在学博士生10多位，并继续担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

浙大的学校和院系领导非常欢迎我加盟，并确实按文科资深教授等同于院士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加以礼遇。浙大的学术环境很好，工作一年后，近距离感受不同的校风和院风，以及不同的大学文化，对了解中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颇有意义。浙大是C9大学，目前在多数指标和排行榜上位居全国第三，自己感觉“在比厦大地位更高的大学中具有比在厦大更高的地位”。浙大还迅速批准成立我组建的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科举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科举学”命名的专门学术机构。该中心依托浙大教育学院教育史学科，以及浙江大学历史学方面深厚的研究底蕴，主要开展科举学与高考改革研究。中心统合浙江大学原有的科举学与考试研究力量，现有包括龚延明、何忠礼、祖慧、李木洲等专任教师多人，并吸收招生考试管理部门的领导专家加盟，团结全国同行学者。中心将接续组织推动每年一届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持续与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联合主办学术集刊《科举学论丛》（半年刊）。我们将争取产生一些标志性成果，将浙江大学的科举学与考试研究领域建设成为全国领先，成为科举学研究的重镇和高考改革决策咨询基地。

四、科举学的前瞻与现实关怀

韦骅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科举文献无疑是“科举学”研究的基础，请问目前科举文献的存世与出版情况如何？

刘海峰：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文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关于科举的专门文献，如登科记、题名录、登科录、同年齿录、同年小录、科第录、科齿录、科名录、闱墨、朱卷、科举试卷等科举文献，也可称之为核心科举文献，此外还包括专门的八股文、试帖诗选本，以及科举时代专门记载或研究科举的著作。广义的科举文献，在上述狭义科举文献之外，还包括专门记载科举的历史档案，散见于各种书籍中的科举试题和试卷，各种文集、地方志、类书中专门记载科举的部分，以及笔记、小说、戏曲等所有各类文献中关于科举的直接记载，也就是非独立存在的关于科举的文献。我们现在说的科举文献一般指狭义的科举文献。科举文献具有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自成体系、命运多舛的特点。

科举废后相当长的时间，多数科举文献基本上被视为文字垃圾而被抛弃，相对曾经存世的数量，现在保存下来的科举文献比例却不是很大。尽管如此，因为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科举文献是中国各类出版物中印刷量最大的文献，所以仍然有大量的科举文献存世。科举已经废止100多年，百年之后无废纸，转换了观念和视角，往往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在民族文化自觉、为科举制平反的时代潮流中，科举研究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曾经被弃如敝履的科举文献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其命运也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废为宝的转换。在这个大背景下，大量科举文献得以出版。

较早认识科举文献的价值并集中出版的是台湾地区的出版社。1969年学生书局便出版了《明代登科录汇编》66种，1992年成文出版社出版了《清代朱卷集成》420册，为研究中国文史的学者带来很大的便利。2003年12月，我在《台大历史学报》第32辑发表《科举文献与“科举学”》一文中指出：《明代登科录汇编》的出版实为嘉惠学林之举，很有必要像全面重印地方志那样，将现存千余种科举录系统重印出来，以利学术研究。所幸后来大陆的相关机构和出版社也认识到科举文献的价值，并不再保守，将密藏的科举录等公开出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于2010年由宁波出版社完整出版影印线装本，共有进士登科录68册，会试录62册，乡试录297册，武举录32册，共计460册。2016年又出铅印精装本。2010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了《中国科举录汇编》16册，汇编了元明清52种科举录影印出版；又有《中国科举题名录续编》18册60种，一同出版的还有《中国古代闱墨卷汇编》16册。

2006年，文清阁编、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历代科举文献集成》10册，收录了历代科举文献共30种。学苑出版社2006年影印出版了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100册。该套资料汇编从清代刊印的朱卷中摘录清代科举人物家族背景的资料汇编而成，是一部收录清代科举人物及其家族主要人员传记资料（即“三代履历”）的大型工具书。2009年，陈文新教授主持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出版，这套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大型科举文献丛刊第一辑共17种、22册，约2700万字。

此外，2011年广陵书社出版了以《中国历代选举典》为名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选举典。2014年，兰台出版社出版了《明清科考墨卷集》。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编《法兰西汉学研究所藏清代殿试卷》，收入清代自顺治朝起至光绪朝止的殿试卷33通，其中包括状元试卷3通、榜眼试卷1通、探花试卷6通。2018年鹭江出版社出版了方宝川辑《海外珍藏清代科举殿试卷汇存》366份，均为流散到海外的清代科举殿试卷，从顺治到光绪年间，涵盖15省及清八旗考生殿试卷。近年来科举文献出版更加繁荣，如2019年就出版了4套科举文献，一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陈维昭编《稀见明清科举文献十五种》，二是南京出版社在新出的《金陵全书》乙编中收录了《明代南京科举录》10册，三是学苑出版社出版了李德龙、董玥主编《未刊清代硃卷集成》90册，四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贾江溶编《贾江溶藏稀见清代科举史料汇编》 20册。这些都是精装书，多数还是大部头的科举文献。

还有一些经过整理的科举资料出版。早期在民国时期就出版有章中如编《清代考试制度资料》，后来台湾出版有杨家骆主编《中国选举史料》。杨学为在1992年主编出版《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的情况下，还再主编一套近一千万字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于200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6年九州出版社出版了王鸿鹏编《台湾科举史料汇编》，2017年凤凰出版社出版了诸葛忆兵编《宋代科举资料长编》，2019年中国致公出版社出版了洪钧编《历代状元文章汇编》，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刘明坤编《明清云南科举文献编年》。还有一些新出科举文献，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从以上所述，已可见科举文献出版数量之多。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科举文献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专学得以逐步成为显学。

韦骅峰：虽然身处教育学界，但您对于科举文学也颇有研究，您认为从文学角度研究科举和从科举学角度研究文学有什么不同？

刘海峰：1977年我报考大学的时候首选的是中文学科，当时知识青年普遍患有爱好文学的“年龄病”，跟现在的学子群趋热门的财经类专业很不一样。虽然后来我读的是历史学系，但对文学依然很爱好。现在翻看当时的阅读摘抄笔记，阅读量实在很大，而且大一的时候多数是阅读过去看不到的世界文学名著，仅1978年3-7月，也是就是上大学后的第一学期，就借阅了《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堂吉诃德》《罗密欧与朱丽叶》《热爱生命》《西厢记》等文学作品，以及《托尔斯泰》《莫扎特传》《贝多芬》《卢梭》《罗曼罗兰传》《杰克伦敦传》等人物传记共55种。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对科举文学也比较兴趣的原因。

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科举学与文学两者关联互动，一方面可以由科举学进入文学，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文学进入科举学。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重评科举制度之后，可以用新的眼光来审视科举文学，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文学视野，重写中国古代文学史，并开拓出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

由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新科举观带来视角的变化，带来新气象、产生新成果，而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科举学研究需要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古典文学界是科举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是仅次于史学界的主要研究力量。

韦骅峰：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领域、各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到科举学研究的队伍中，并带来各自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多学科视角的科举学研究趋势？

刘海峰：科举学是一门学科汇聚、互通与共生的学问。许多学者从各个断代、各个学科研究科举，就像从不同的侧面观察或雕琢科举，而用科举学来审视科举，就有如重构一尊立体的雕塑，自然可以看到许多新的东西。与一般科举研究论著有所不同，科举学不仅将科举当作一个专题来研究，而且将其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力图做些整合与贯通的工作。科举学跨越学科的畛域，融通不同的学群，使原先互不往来的学者声气相通，守望相助，减少重复，提高各自的学术水平，最终促使科举学成为传统文化领域中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

多学科、跨区域、国际化是21世纪科举学发展的趋势。科举是一个整体，本来没有那么多界域和屏障，现代人为地将其拆解开来是为了研究的专门与方便；同时，这种“拆解”也可能造成理解中的隔膜与偏差。科举学的提出，便是寻求跨学科的沟通，对科举进行的是立体的、交叉的、全方位的研究，为突破学科畛域寻找出路。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处于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交叉地带，因此需要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在研究科举学的成果和学者中，历史学、文学、教育学是最多的三个方面军，或曰三大主流学科。在一定意义上，历史学、教育学、文学的科举学研究，相当于科举学的考据、义理、词章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每门学科的论著自身都应讲求考据、义理、词章。但在科举学这三大支柱学科中，还是各有侧重，或者说是各有特色。历史学界的学者比较注重科举制度的考证，弄清基本的史实；教育学的学者比较注重研究科举考试的发展规律，并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文学界的学者比较注重研究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科举文学或科举文体等。当然，不同学界的研究也互有交叉。多学科视角的科举研究，可以出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

韦骅峰：您认为“科举学”研究当下还存在哪些问题，应从哪些方面努力去化解这些问题？

刘海峰：首先，我觉得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来讲，现在科举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没有公开的学术刊物，也就是没有科举学的期刊。当然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学术集刊《科举学论丛》，由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以及后来加上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继而由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每年出版2~3辑，至今已出版32辑，成为不同学科的学者展示科举研究成果、交流研究信息的重要阵地。从2007年办到现在，应该说也是难能可贵，总体上办的还算不错。但它毕竟是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不是期刊。现在中国学界的生态是这样的，只要没有进入CSSC的刊物，就很难得到好的稿件。所以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下，没有一家核心刊物，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其次，科举研究学术组织问题。科举学有一个好处，就是多学科的汇聚，不同学科、不同界别的人都可以在一起来研讨，切磋交流。不过这也存在一个问题，它不像有的专学，比如历史学会下设唐史学会、宋史学会、明史学会等，文学界的唐代文学、宋代文学等各有学会，相同断代的学者研究问题非常集中，而且这些传统学问的学会的组织构架也比较严密，已经形成较为联系紧密的组织。科举学的研究学会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我们的好处是多学科的汇聚，但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松散的，组织构架和人员管理不太紧密。它是比较多元、比较复杂，但相对来讲也就不够严密。此外，还涉及到人员参与协会活动的积极性。其他有的学会，理事等主要成员不到就会影响议事进程，因此就会很积极地参加。科举学的协会比较自由，有不少人很积极，但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强的制约，影响有的成员参与的积极性。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为科举制平反。因为社会上很多人受过去中学教材的影响，现在对科举的看法还停留在清末时期。当时人们为了废除科举而把科举说得一无是处，以偏概全、对科举大加批判。这种延续下来的负面印象也不利于科举的发展。

这几个方面我觉得都还存在问题，那要怎么化解呢？第一，要继续为科举制平反，为科举制正名。第二，努力把《科举学论丛》办好。当然要办成C刊是没那么简单的，非常不容易。还有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主办的《科举文化》，目前还是内刊，现在想进一步提升期刊层次，把它做好。我觉得去好好努力，也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总之就是把现有的科举学期刊办好。第三，要增强科举学系列研讨会的吸引力，把科举学的系列研讨会继续做大做强。第四，进一步发挥中华炎黄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的作用。2010年，在当时二级学会还很难获得批准的时候，主要是张希清、李世愉、毛佩琦三位先生通过各种努力，2009年6月，在炎黄文化研究会下获得批准成立了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并于2010年3月在杭州召开的第六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召开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会员大会。现在应该考虑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个学术组织的作用，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学术活动。

韦骅峰：“科举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专学，可否请您给我们展望一下“科举学”的未来愿景？

刘海峰：科举入仕，是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就像当代知识分子多数参加过高考一样，科举时代读书人从未应举的只是极少数。没有哪一种制度像科举制那样长久深刻地影响过当时的世道、人心和风俗。由于科举历史悠久、涉及面宽、影响重大，且留下了大量的资料，因此科举学是一门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前景广阔的专学，研究空间要超过其他大多数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专学。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学可以说好似一个莫测高深的无底洞。自从1992年正式提出科举学概念以来，“科举学”研究不断发展壮大。科举学值得深入研究的专题非常多，而且许多还处于待开垦的状态，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科举研究已有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影响、资料的宏富程度相比还是很不相称。在涉及中国人文历史的学问中，很少有像科举这样地位重要、文献众多、价值甚高却尚未被充分研究的部分。例如，仅从著名历史人物的科举生涯的角度去考察，就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篇论文，而已发表的这种个案研究论文为数还不多。就同年进士的关系作政治学研究，目前仅对北宋太平兴国三年榜、嘉祐二年榜、清代乾隆二十六年榜进士作过专门的研究，除此以外，对中国历史上725次进士科榜多数未曾作过同年关系的研究。

过去对科举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很多问题尚未充分研究，或者存在明显的误区等待纠正和澄清。科举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进行多学科的、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比较的科举研究，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和创意。随着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尤其是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等东亚四国学者科举研究交流增加，充分使用以往较少注意的他国科举文献，将会进一步提升科举研究水平的提高。总之，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学将日渐成为一门21世纪的显学。

韦骅峰：最后，我想联系一下现实，请您谈谈科举与现在各类考试（或者高考）之间的联系。我们知道，科举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考试仍然在延续。那么，您认为“科举学”研究对于当下的中国，仍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刘海峰：科举学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学问。尽管科举是“古董”和“文物”，然而考试却是活生生的存在。科举是历史上存在的考试制度，科举学是历史色彩极浓的一门专学，但它又不单单研究静止不动的科举历史，而且还关注动态发展的考试现实。科举是一种离我们既远又近的传统考试制度，它已走入历史，属于已经过去的时代，在当今中国已不可能再度恢复；但它又有抹之不去的历史记忆时常被唤醒，还有大量的历史遗迹和踪影可以追寻，甚至还以不同的形态在现实社会重新复活。由于科举的核心和实质是考试，且科举本身具有教育考试性质，加上清末主要是为了兴学堂而废科举，因而历来都有许多人从教育的角度来研究科举，而且教育学界的科举研究往往会联系现实考试改革进行展开论述。科举是古代文官考试，政治学界或行政学界的科举研究侧重总结科举制的利弊教训，为当今人事选拔制度创新提供历史借鉴。现今批判高考或应试教育弊端的人往往不约而同甚至不由自主地会将其与科举作类比，而要对此做辨析，自然而然必须研究科举。

构建“科举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科举研究更好地服务考试改革，探寻考试发展规律，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借鉴。科举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考试发展规律的认识，正确引导人们按照考试规律办考试，使我们能自觉遵守规律进行考试改革。这有两方面的意义，从积极方面来说是可以借鉴历史经验进行考试改革，从消极方面来说，起码也可以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犯错误。因为科举时代很多问题，无论是经验也好，教训也好，和现在大规模选拔性考试都有共同之处或者是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与甲骨学、敦煌学、红学等一般传统学术领域的专学最大不同点在于，一般专学的研究对象多是静止的，而科举学的研究对象——历史上的考试制度则是动态发展的，高考、公务员考试等“现代科举”作为科举的替身还在演变发展，科举时代形成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对现实生活还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科举学的现实性要明显强于大多数专学，是一门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学问。

（作者简介：刘海峰，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韦骅峰，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博士生。）

附录

1． 刘海峰教授简历

刘海峰，1959年9月出生于福建龙岩，祖籍福建惠安（现泉州泉港区）。1977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1988年在职获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任教。现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担任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名誉馆长、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名誉馆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科举学与高考改革，是科举学的首创者和高考改革稳健派代表性学者。已出版著作36部，其中个人著作有《科举学导论》《中国科举文化》、The Examination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等14部，第一著者或主编出版《中国科举史》等著作21部。获部省级一等奖11次、二等奖6次，其中包括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3次、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1次、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次。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0余篇。

2．“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历年举办时间、地点、承办单位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