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近藤一成  刘海峰

近藤一成，1946年生于日本横滨，1969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院，1980年起历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2017年3月退休。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曾任日本历史学协会委员长、中国社会文化学会会长等职务。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宋代史、中国文化史。主要著作包括：《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的研究》（汲古书院，2009）、《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主编，中华书局，2010）、《中国传统社会的视角》（合著，国学书院，2015）。代表性论文包括：《宋代永嘉学派大德寺传入的五百阿罗汉图及铭文与南宋明州士人社会》《中国宋代科举社会与解读——以南宋吉州为中心》等。

刘海峰，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文科资深教授。

      刘海峰：您在日本的中国学术界有很高的学术声誉，您为什么会走上研究中国史的道路？后来为什么比较多的关注宋代科举研究？

      近藤一成：我于1965年进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专业是东洋史。这一时期的文学院，学生需要根据自身专业参加入学考试，因此在高中阶段我就必须决定自己在大学想学什么专业。第二年，即1966年，大学就改革了入学制度，因此我就成为最后一届按专业参加入学考试的学生。我高中就读于耶稣会天主教创办的学校，我的老师不少是来自欧美的传教士。当我告诉他们想学习西方哲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即便是研究西方思想也无法超越西方学者。我亦这样认为，故而选择了东洋史，选择了最为深刻地影响日本历史的中国史为研究对象。

      研究生阶段，在秦汉史研究这一领域，我得到了栗原朋信教授的指导，栗原教授的研究以对文献史料展开绵密细致的批判见长；在内陆亚洲史学这一领域，我则得到松田久男教授的指导，松田教授以宏大的想象力为我勾勒出一个亚洲史。不过，我自己选择的则是宋代史。之所以如此，首先，我极具兴趣的两位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和朱熹（1130—1200）几乎在同一年代出现在西方和东方，二者皆是古代思想集大成者，均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我就想了解诞生了朱子学的宋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其次，自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出现了激烈的（严重）分歧，即以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京都学派推崇“宋代近世说”，以东京史学研究会为中心的史研派推崇“宋代中世说”，社会经济史研究成为了这一时期学界的主流。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加倾向于“宋代近世说”，加之朱熹本人亦是科举登第的文臣官僚。因此，我想了解科举制度对于宋代君主专制发挥出了什么样的作用。

      刘海峰：宋代大部分著名人物都是进士，您认为宋朝科举、学校制度与文人官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近藤一成：宋代近世说，不言而喻，是指中国历史自唐朝到宋朝期间出现了重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化（唐宋改革），它代表近代早期（early-modern），即“近世”的开始。针对京都学派学者提出的这一“近世说”，“史研派”也承认这一时期存在变革，但却将之理解为中国“中世”的开始，故两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争。这场关于时代划分的争议没有定论，而是随着一国发展史观的衰退，到20世纪80年代最终被搁置起来。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宋朝确立的社会基本框架延续到之后的元朝、清朝等北方民族统治的王朝，一直到近代。这里所说的基本框架，根据京都学派的观点，是指皇帝作为拥有最终决策权的唯一存在（专制）的君主专制官僚支配体制（出自佐伯富）。站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立场而言，事实上的统治由官僚（士大夫）执行，官僚统治的合法性在于他们是皇帝的代理人，而皇帝因其德行获得了上天授权，即为“天子”，他们是上天的代理人。换言之，尽管在被统治者的眼中，官僚是代理人的代理人，但是他们的地位乃是由承蒙天命的天子所赋予的。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庶民将这些“牧民官”看作是皇帝的代理人。也就是说，官僚不是如今把持价值中立的行政人员或专家，而是作为全人格的存在而被世人仰视。但是，人格的优势未必总是可以保证一个人的行政能力。为了在利害得失的错综复杂的现实之中维持统治，必须确保不断吸纳适应时代环境需要的人才。因此，源于唐宋时代的科举尽管只是为了选拔官员，但是随着唐宋改革的不断深入，贵族世家和武人统治被逐渐废止，科举制度的内容在这之后就逐渐发生变化，成为了最重要的官僚选拔制度。

      宋朝是一个向文治政治发生巨大转向的时代，尽管就数量而言，恩荫出身者而非科举官僚占据了大多数，但是依旧以科举及第者为主体，进士出身则是占据了主流。究其根源，即在于进士科最难，准备时间最长，经文与诗赋的这一科目的考试主要考察考生是否具有全人格的素养，更被认为是最为符合选拔官僚的目的。不过，承前所述，拥有教养的人不一定就是优秀的管理者，而这一时期的人们认为书面考试可以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优秀的品格。因此，自北宋开始，尤其是宋仁宗以后，针对如何培养适合做官僚的人（养士＝学校），如何通过公平公正的考试选拔人才（取士＝科举），以及最后如何将两者统一起来，就进行了不少的讨论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通过这样的方式选拔出来的官僚，则被认为是文化人之中的第一等。也就是说，真正的政治世界是一个通过学校和科举选拔出来的文人官僚与天子一道共同治理国家的世界。这样一来，文人官僚就成为理想的存在。至少在宋代，不少士大夫官僚被描述为世人憧憬的形象。

      一般来说，一个制度在确立的时期最能发挥出作为制度本身的原有功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陷入僵化。科举制度也丝毫不例外。北宋时期形成了近代科举制度的框架，是最为有效地发挥出科举制度的功能的时代。文人和士大夫就被认为是这样的理想的具象化体现。

      刘海峰：2009年您在汲古书院出版的《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研究》我曾买来拜读，深感颇有价值。您认为科举社会有什么特征？为什么从宋代开始中国可以称之为“科举社会”？

      近藤一成：“科举社会”一词，何忠礼教授、黄宽重教授、梁庚尧教授的研究之中也曾使用，并非是一个特殊用语。在他们各自的研究中，也并没有赋予这一词语以固定的定义。我对之也只是把握了大致内涵，以下我将引用拙著中部分内容进行阐释。“本书从士——庶这一贯穿中国历史的支配与被支配阶级的观念入手，考察唐代至五代、宋初这一时期出现了巨大变化的中国社会，重点关注‘科举’——它是理解延续至20世纪初辛亥革命的传统王朝近一千年的体制再生产的构造”的关键。

      “唐代之前，士——庶固化倾向严重，随着科举的产生，阶层辨别的基准实质上产生了某种流动性。士——庶（农工商）的区别不再是固定的身份制度，而是采取了一种职能性的形式，即认定科举考试合格、参加考试或者具备考试能力等、与科举相关的人方才属于‘士人’的阶层，于是产生了大量的处在士大夫与庶民之间的‘士人’这一中间阶层。根据《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偏激表述，具有读写能力、是否真正理解暂且不论，只要可以阅读古典，能撰写类似诗之类的文章的人就被认定为‘士人’。如此一来，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唯一办法，就是科举合格。为了科举合格，经济社会就必须保持稳定。两个相互逆反的条件并存，直接引导着一个社会地位急剧地上升或者下降的激烈竞争的社会的出现。天子＝皇帝位居权力的顶层，一君万民体制下的万民则构成了士农工商阶层。中国社会阶层内部频繁地流动交替，象征着体制改革的力量在现有社会内部的阶层流动之中被不断加以消解，反而造就了近世中国王朝维持了一个安定的局面。科举制度超越了自唐宋至清朝的王朝更迭，发挥着传统社会体制再生产的功能。这样的将科举制度植入传统社会体制再生产机制之中的社会，我称之为科举社会。”（拙著 绪论）

      之所以产生“科举社会”这一想法，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日本在12、13世纪左右进入了武士时代，最终建立起了幕藩体制。武士阶层作为统治者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中期，尽管内容上出现了一些变化。与之相对，中国历史更早地进入到武人统治的藩镇政权，却在宋朝成功地转型为了文治政治，并将王朝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尽管内容上有所不同。对这一点我抱有浓厚的兴趣。换言之，日本固化在幕藩体制内部而积蓄起来的矛盾在明治维新期间得以爆发出来，带来了整个日本体制的崩溃。中国则是经历了灭满兴汉·复兴“中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统治。两者的区别应该说也关联到了中国与日本的近代乃至现代的存在方式。概言之，我想探究的一点，是同为“士农工商”，中国的“士”是士大夫，日本的“士”则是武士，隐藏在这一阶层背后的均分继承与嫡长子继承，究竟在两国的历史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刘海峰：大著《宋代中国科举社会的研究》与多数日本学者的通常习惯一样，是论文的结集，不过王瑞来教授在评价大著时指出，您在编成此书时并不是像通常的论文集那样简单按发表时序编排，而是花费心思，进行了精致的逻辑重构。您是如何考虑编排，让读者感觉大著像一本颇有逻辑的专著的？

      近藤一成：我在研究之初没有考虑过这一构想。拙著的各篇论文前后关联，大部分独成体系，第三部分各六章，共十八章，包括绪论与终论共二十篇。第三部分最后两章分为上、下两部分，绪论与结论原是一篇论文。我只是自迄今为止既已发表的论文之中挑选了21篇，并按其领域进行了重新排列。这样的安排应该有彼此呼应的意图，也有着自身的学术背景的影响，不过在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提到学术影响，一个是研究生时期师从的栗原、松田两位教授的学术风格的影响。栗原教授从事秦汉史研究，主张文献实证主义，特别是依据非常详细的文献记载去探明宏大的历史事实。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献中出现的秦汉印文研究》（收录于《秦汉史研究》）一文，栗原教授以汉代印绶为切入点，首次揭示了按等级划分的官位距离皇帝的空间距离，对于内臣、外臣、外客臣、朝贡国、邻国在德、礼、法诸方面设置的对应的等级划分。不仅如此，栗原教授还假设了汉朝确立的包括朝臣内部到邻国首领、自同心圆内部向外延展的国际秩序，以此为基础而确立的国际关系。这一研究由西嶋定生教授发展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体制论，成为东亚论的重要学说。第二位教授，就是研究内陆亚洲史的松田教授。基于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松田教授勾勒出了独特的亚洲史，将欧亚大陆东部三分之二的地区自北方划分为三大气候区，即亚湿润、干旱和湿润地带，以此为基础并依据各地生态形态与文化圈的差异，最终确立了亚洲史由六个区域构成。不仅如此，松田教授认为东亚的“农耕社会”，是亚洲西北部的干旱地带犹如楔子一般插入到亚洲的湿润地带而形成的。被秦岭-淮河一线划分为两大区域，或可再细分为黄河、长江、珠江流域。松田教授的这一分析延伸到了欧洲及至世界的历史研究，其结论是通过各个风土地带而得以区分开来的地域间交流构成了世界的历史。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松田本人提到“气候”一词难以翻译成外语，但是其通过出色的插图展示了亚洲历史的结构图，极为清晰、极具说服力（《亚洲的历史：自东西方交涉的角度来看早期世界形象》，《松田寿男著作集》5）。或许可以说，两位教授秉持的历史研究的两种方法，即坚持历史的细节研究、针对整体框架的分析研究，对我的论著之中的第一部分国家体系、第二部分区域体系、第三部分个人体系的架构产生了影响。

      在此还需补充一点，就是来自同辈的研究宋代史的欧美历史学家的影响。在我攻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部分与我同龄的欧美研究者无法留学中国，故而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在日本度过了博士阶段。他们掌握了日本的文献实证主义的方法和理论，回国之后将自己的成果写到了博士论文之中，并撰写成书而不断地出版。不过，依照日本的惯例，青年学者需要在学术期刊上一篇篇地发表符合自我选题方向的论文，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充分积累之后，才可以将其汇编成书，进而申请博士学位。依照二战前的日本旧体制，授予博士学位被视为研究的终点。到了战后，日本改为了西方学制，博士学位不再是终点，而是作为青年学者科研起步的资格。尽管这样，我所在的这一时期的文科研究领域依旧沿用旧制。如今的日本历史学研究领域亦开始将取得博士学位视为科研人员的出发点，但是在当时，青年学者鲜有出版著作书籍。与之相反，来自欧美的留学生几乎不发表单篇论文，而是一下子就以一部著作的形式予以出版，由此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按照著作的体例，首先在博士论文之中确立一个宏大课题，将需要研究的各个具体课题作为各章各节，最终较好地归纳出整体和局部，并将之呈现出来。

      就我而言，第三部分由18章构成，这18章是为了整体性地研究“宋代科举社会”这一大课题而下设的单独题目，其研究过程不同于欧美，即不是首先确立整体框架，而是按照日本的研究方法，首先逐篇发表，最后提出总结。不过我在一开始就希望对中国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一点与欧美同龄研究者是一致的。

      刘海峰：相比之前的唐代和后来的明清时期，宋代科举录取的进士人数特别多，您为什么认为“科举是产生落第者的制度”？

      近藤一成：宋代科举官员几乎都是殿试合格者、进士出身，这一点与明清时代乡试、省试阶段就可以任职完全不同。解试合格而省试不合格者，需要自解试重新开始。这一点也不同于后世。科举的考试环境因时因地而大为不同，所以无法计算出宋代的最终合格率。但是在竞争激烈的南方城市，例如常州，北宋最后一次科举考试，2282人参加了解试，虽然殿试是在北宋灭亡的非常时期举行的，但是据史料记载，最终12人通过考试，合格率为0.5%。福州是全国中举人数最多的城市，南宋时期2万多人参加了考试，中举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65人，占0.3%。由此可见，大多数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失败了，而科举考试的通过者反倒成为了例外。参加科举考试的大部分人作为考生，可以说是将自己的人生都奉献给了科举。因此，如果要将科举变成维持政府向心力的关键的话，那么政府就需要对这一批人采取一些措施，毕竟他们关乎社会统治体系是否安定的问题。宋朝自然不会袖手旁观，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例如针对屡次不合格的省试者按其不合格次数和年龄给予豁免乡试的特权，还专门设立了“特奏名”的考试，通过考试合格者将授予低级官员的头衔，但是没有实权，这一点与正规的进士不同。

      但是，这样的专门考试并没有影响到多少人，依照制度没无法解决这一类的问题，大部分考生皆无法抵达终点，不过最终他们还是与自己失败的考试生涯达成了某种和解。在我的专著第一部分“国制篇”第一章至第四章，就追溯了北宋科举制度的改革。具体而言，研究了宋代最早的学校制度、作为宋仁宗时期“庆历之治”一部分的科举学校改革、神宗熙宁和元丰年间的学校改革，以及徽宗统治时期的科举学校改革。在这期间，贯穿整个改革的一贯主题，就是养士（学校）与取士（科举考试）关系的紧密化和一体化。宋朝学校起源于唐朝的国子监制度，主要招收一般官员和高级官员的子弟，但是随着太祖、太宗统治时期向文治政治的转变，重点转移到了从普通民众之中挑选学生。因此，太学得以向普通民众开放，而不是只向高级官僚的子弟开放，实际上是继承了唐朝的四门学。不仅如此，唐朝的学校进士与乡贡进士的区别在于考试是在太学进行还是在本地区参加乡试。为了参加太学举办的考试而进入太学学习的学生对于授课完全不感兴趣，教育成为一具空壳。据说，唯一的一次将教育和科举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是庆历后的皇祐年间，胡瑗作为国子监讲书在太学进行授课这一时期。但这也主要是胡瑗的个性使然，而并没有作为一个制度将之固定下来。如何又迅速又切实地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学生们的唯一目标。世人争相进京赶考，涌向被认为有利于考试的太学，作弊猖獗，不正之风流行，科举制度在运营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且一直长期存在。

      经过接近百年的尝试，徽宗时期宰相蔡京强行推动了养士和取士的一体化。蔡京青年时代就从事制定学制的工作，尤其在各州县学校政策的制定之中发挥出了核心作用。就任宰相之后，蔡京发挥既有的经验，将宋神宗时期的太学三舍法推广到了全国，实行“天下三学三舍法”，即自县学到州学，自州学到辟雍、再自升入太学，通过毕业考试获得官位。州学导入了三舍法，辟雍则是自太学外舍独立出来。蔡京试图实现王安石的构想，即废除科举，以学校入仕。这一时期虽然存在着跳级制度的捷径，但是出仕时间长于科举，大家依旧对于合格门槛高的科举趋之若鹜，学校则不受欢迎。就这样，最初只举行一次的科举制度在申请人数减少的情况下得以继续推行。对此，蔡京试图进一步发挥出“天下三舍法”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做法，即为包括本地学生在内的学生提供优免权。于是，学生人数急剧增加。据推测，在大约十年内，全国范围内的学生人数包括地方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达到20万人，到北宋末年则达到30万人。但是，这一制度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不利影响。首先，财政上无法支持下去。其次，地方权贵为了获得优免权而不折手段地进行恶性竞争，将自己的子弟送入学校，一部分学习能力低下者也混入其中。例如地处福建建州山区盆地的浦城县一时之间学生人数多达1000人，导致了役法的崩溃和政治的混乱。就这样，在蔡京第三次担任宰相的第二年，“天下三舍法”被突然废止。

      虽然蔡京将“养士”和“取士”一体化的科举学校政策作为一项过渡性的改革告一段落，科举得以全面复活，但是这一政策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北宋末年出现的大量的州、县学生的地位被南宋士人阶层所继承下来。虽然役法规定的优免权被废除，但是学生享有的刑法特权被南宋士人继承下来。如犯有杖刑以下的轻罪，则不由法律而是由学校校规进行处罚。这也就意味着国家承认士人地位高于普通人。换言之，“科举是产生落第者的制度”，其结果就是产生了落第者救助制度。作为终极的救助措施，这一制度让科举与特权获取关联在一起。这也就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在平民和武士中间出现了一个“士人阶层”。明清科举考试的参加资格仅限于生员，在形式上也是基于“养士”和“取士”的一体化，学校的空洞化与宋代并无二致。

      刘海峰：苏东坡是一个与科举关系十分密切的文化巨人，您曾对苏东坡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从苏东坡的个案，是否可以看出科举人物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关联？

      近藤一成：本书的第三部分个人篇之中，文人官僚苏东坡占据的篇幅可谓最多。之所以对苏轼产生兴趣，是因为我认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大概就是文人士大夫苏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会被苏轼所吸引，就此或许可以找到线索，来回答我自身关于“中国是什么”的问题。苏东坡在日本的人气也是极高。1534年，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五山僧人（京都五山的学僧）完成了苏东坡诗歌的注释，汇集在《四河入海》这部著作之中。不过，本书并不打算谈论诗人苏轼，而是想考察作为进士出身的科举官僚苏轼。

      在近世这一时期，“文人”一词的内涵在日本和中国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在日本，“文人”一词有一个鲜明的形象，即生活在文学和爱好的世界中，远离政治和权力的自由人。与此相反，中国的“文人”一词，正如“文学士大夫”一词所体现的，官僚政治家是一个必须条件。既然是中举之人，必须要兼备古典文学素养，且对文学艺术具有相当深的造诣，还能熟练掌握这样的技艺。不可否认，拥有这样的素养与技能的人实则不多。近世以后则是越来越少，政治和文学艺术也被逐渐剥离开来。但是，北宋是一个“文学士大夫”的宝库，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列举几个人名，其代表人物就是苏轼。作为一名官僚政治家，苏轼曾被发配到海南岛，自海南岛获赦之后前往常州，还未到达目的地就突然病逝。他的一生就是新旧两党之争的写照。虽然他自身在政治上不如弟弟苏辙，但是苏轼科举及第之后还是被接纳到政治精英之中，而周边的人却并没有放过他。作为旧法党之一，他被奉为蜀党的领袖，得到宣仁太后的信赖，官至朝廷。但是，由此也被王安石和新法党成员看做是最麻烦的危险分子，遭至弹劾和流放。苏轼在政府中心与左迁路上来回折腾，尽管经历了无数磨难，但是苏轼却从未忘记幽默。苏轼将所见所闻都变成诗歌，达到了“行云流水”之境界，得到人们的喜爱。在他死后不久，诞生了其与友人雅集的传说（见《西园雅集》）。苏轼在书法、诗歌、绘画等方面造诣高深，尤其是书法和绘画，更是被后世士大夫反复临摹。士大夫形象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放大和确立下来，其留下的墨宝亦在后世大量的题跋之中可见一斑。如果说士大夫文化是构成传统社会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的话，那么一提到它就不得不提起苏轼。

      刘海峰：您曾领衔组织过一个项目，专门研究明州（庆元府）地域的科举与士人社会。您认为南宋地域社会的科举与儒学有什么关系？

      近藤一成：自宋代以来，作为浙东学派的发源地，明州（庆元府、宁波）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宁波不仅是中国通往东亚海域的出口地，还是通往日本和朝鲜的唯一的被授权的港口。在2005年至2010年举行大型联合研究项目“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开创跨学科研究”（代表人物：小岛毅）的分科会上，本人组织了“从中国科举制度看宁波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的讨论（通称“科举班”），围绕明州与科举的基本状况进行了研讨。

      宋、元、明的士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分为多个阶段来进行研究。北宋：“近世”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士人社会的形成；南宋：科举制度的稳固与士人社会的成熟；元代：科举制度不存在或没有实质存在以及士人社会的回应；明朝：科举制度的改变、复活与士人社会的完成、鼎盛。传统意义上的士人，是指参加科举考试、志在参加考试以及拥有考试能力的人。在此基础上，本课题加入了中举者以及乡居、甚至寄居的官人，这些士人伴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而构筑起了区域社会，称为“士人社会”。如果我们考察宋代明州中举者的人数变化，就会发现北宋进士中举人数是个位数，到了南宋中期的某些年份则超过10人，到了南宋后半期宋理宗的执政时期，两次甚至达到了45人。这样的到了南宋后半期才达到鼎盛的一种模式也体现在台州和温州两地，这与在南宋前半期走向鼎盛、而后逐渐衰退的常州、湖州形成了鲜明对比。自长江下游的江苏，再到两浙、福建，南宋时期东南部各州进士数量变化呈现为逐渐增加、逐渐减少和不确定型。它们分别反映了区域性的士人社会的形成过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两种类型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浙西太湖一带，也就是新开发地区与发达地区，这样的差异也反映出士人应对科举的态度的差异。黄宽重等学者已经详细阐明南宋明州名望家族的起家过程，探究了他们的经济基础、教育学术发展、婚姻关系以及社会文化活动，在此基础上可以展望北宋至南宋末期明州士人社会的形成与确立。我们关于北宋仁宗时期“庆历五先生”等明州先贤的想象主要是通过清代初期的著作而获得的，这一批著作记载了由南宋后半期庆元士人社会自己编织的家族起源的故事。本研究的课题就是探明明州士人社会的自我认识、即“记忆与记录以及传播”问题。针对“庆历五先生”的形象，我们厘清了其形成过程，即北宋末年“庆历五先生”说出现→南宋继承，宋末元初，王庆麟将“庆历五先生”说规范化→元代中期，袁桷的《延祐四明志》再次规范化→通过清朝初期《宋元学案》，“庆历五先生”说得以传播。我调查的最终目标是历时性地考察宋、元、明的宁波士人社会。现阶段（研究结束时）认为，通过明代中期丰坊的历史定位研究，可以更清晰地回答这一问题。丰坊（1492—1563）的先祖丰稷（1033—1107）受教于“庆历五先生”楼郁（？—1078），高中进士，历任高官，之后宁波丰氏一族进士辈出，最后一位进士就是丰坊。丰坊熟谙经书，知识广博，超乎绝大多数人，但是他却将之用来制作大量的、假借丰稷等祖先之名的假佛经，其性格狂怪，最后惨死苏州。即便是这样，丰坊作为书法家的声名却得以远播。丰坊这一代丢失的万卷楼藏书，据说一部分收藏在天一阁，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就记述了从丰稷到丰坊一族十五代人的家谱。但是，经过细致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家谱并不是一条直线地贯穿下来的。如果没有丰庆自江西九江回到鄞县来恢复丰氏传统，则不会有之后丰坊的继承。“记忆与记录的传播”正是因为有了丰庆的存在而得以再生、得以实现。

      日本临济宗妙智院住持策彦周良曾作为大内义隆派遣的勘合贸易船副使旅居宁波。当时，他从日本带来了与江心承通合作的作品《城西联句》，希望能得到明朝著名文人的序跋。听说丰坊名气极大，便通过曾经交往过的丰坊弟子柯雨窗，经其介绍而获得了序文。——现在被定为日本的重要文化遗产。——当策彦周良作为正使再度到明朝的时候，就访问了丰坊的家，并获赠一册以其字号而命名的《谦斋记》。策彦周良将中国文人文化的精髓带到了日本，这一精髓就是宋代以来宁波士人社会的“传统”产物。

      “科举班”的成员，除了我本人外，还包括研究元代的森田宪司、樱井智美，研究明代的鹤成久明。研究金代的饭山知保、研究宋元时期的党宝海，则是本研究的协助者，我们共同完成了这一报告。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宋元时期，若是援引G.W.Skinner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Macro Region-Sub Region）的地域分类概念，那么包括了明州、台州和温州在内的浙东沿海地区就是一个以士人社会为基础的“次区域”（Sub Region）。换言之，以“科举社会”为基准的中国地域社会的阶层结构成为一个问题。

      自宋朝开始，日本通过明州（庆元府、宁波）接受中国文化。可以说，正是通过浙东文化这一过滤器，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开始得以形成。这一影响绝不可小觑。这项联合研究重申了这一事实。

      刘海峰：日本的宋史研究者特别重视史料整理工作，您曾参与东洋文库的宋史研究会，从事《宋史选举志译注》工作，对整理宋代科举史料有什么体会？

      近藤一成：我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的时候加入了由东洋文库中嶋敏教授主持的“宋史选举志译注研究会”。中岛教授乃是日本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先驱——加藤繁教授的高足，也是由加藤教授开创的中国正史《食货志》译注工作的成员之一。“选举志研究会”自1962年开始，我加入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全卷书的第一遍阅读，正在进行第二遍阅读，同时为索引收集词汇。这项工作结束后，接下来就按项目指派译注员，全体成员讨论各个译员的报告，进入译注环节则是在1983年。自1991年译注的第一卷出版，到2000年第三卷也就是最后一卷得以出版，大约耗费了40年时间。自我参与课题到最终完成也经历了30年时光。我负责第二卷的学校考试和第三卷“补荫”的一部分。翻译则是按照日本传统的训读方式，同一记事需对照其他编纂史料和文献记载进行注释，由于阅读难度极大，且可能出现多样化的解释，故而这项工作非常困难。《宋史》在《正史》中完成度低，因而评价不高，但是相反，作为历史文献，其优点就在于没有经过编纂者大量修改。不过，元朝编撰者所利用的文献史料之中，编撰过的史料较多，且因为省略方式有时无法理解文本含义，或者解释不清。举一个具体例证，《宋史》就宋神宗时期的“三舍法”考试和最终出仕记载最为详细，即便是这样，对于整个制度的来龙去脉还是不甚清楚。《宋史》的记载不仅关涉到科举考试，还保存了不少在其他地方见不到的记事，尤其是南宋后半期以后的一些文章乃是《宋史》独有的记载，因而成为宋代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

      研究工作为我理解与把握宋代历史文献提供了良好的训练，我可以借此学习宋代科举制度。但是另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实际运作和科举在宋代的历史地位，则对我而言成为一个问题。

      日本的研究会大多是学者们聚集在一起阅读和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某一个历史文献。这一形式似乎引起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的关注，我就经常被问及会议的形式。据我所知，1984年开始，台湾的王德毅教授、黄宽重教授、梁庚尧教授开展了“宋代史料研读会”，就是一个模仿日本的最初尝试。当下新冠病毒流行，我们开始了线上会议。这一点反倒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将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这一研究会的可能性还会继续扩大。

      近藤一成：参加2005年厦门大学举办的国际会议，首先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与会者的报告极为丰富，不仅拥有狭义的“科举”报告，还包括了现代高考制度、文化问题的研究。除了历史学之外，还涉及到教育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如果参照会议主持人刘海峰教授的《科举学导论》来看这场会议，倒不如说这样的一种多领域、跨学科的结构实则是理所当然之事。如今，将不同领域的人文学者聚集一堂举行学术学会也不是什么稀罕的现象，但是在2005年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一次开创性的尝试。针对“您对如何进一步开展科举研究有何高见？”这一问题，我可以讲述的实在不多。如果非要言说的话，那么可以说东亚的国家或者地区是否“引进”了科举制，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近世社会发展存在着什么样的不同，以及科举制度如何影响到了各个地区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一点依旧是我倍感兴趣的课题之所在，我也将继续研究下去。

（王净华 吴光辉 译）

（原刊《科举学论丛》2021年第1辑，中西书局，2021年9月，92-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