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恢复高考时是否真有调用《毛选》五卷用纸？（纪念77、78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之7）

Original 刘海峰科举学与考试研究 2023-12-16

恢复高考时是否真有调用《毛选》五卷用纸？

（纪念77、78级大学生毕业40周年之7）

刘海峰

编者按：1977年恢复高考时因为纸张紧张而调用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纸张，是一个流传甚广却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说法，但近年来仍有不少人不明就里重复这一传说。今天本号特推出刘海峰教授在《现代大学教育》2007年第6期发表的这篇论文，并辅以照片证明，希望能够终结这一不准确的传说。

200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全国报刊和网络几乎都陷入一场“集体性怀旧”，30年前的许多故事又被人们广为传颂。确实，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是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新起点。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既要回顾许多高考改变命运的个体经历，更要注重恢复高考历史的全景复原。本文仅对有关1977年恢复高考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即所谓“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纸张印制高考试卷”说法的真实性作一考证和辨析，以使历史回归本真面貌。

一、说法的流传和演变

历史事实与历史传说、后来的文字叙述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完全符合的情况。有时在历史事件发生后不久，传说和文字记载便远离了历史客观事实，需要还原历史真相。关于1977年恢复高考时“调用印刷《毛选》五卷纸张印制高考试卷”说法，就是一个大家熟知，却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典型事例。

此说最初出现时间，目前我还无法确考。但至少在十几年前，这一说法已开始流行。1996年出版的《中国新三级学人》一书，便有以下文字：“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这一年冬季和1978年夏季报考大学的人数，竟达空前绝后的1160万！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居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洛阳纸贵！为了解决77级的考卷用纸，中共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1]此书在恢复高考20周年的1997年广为发行，并被摘录到一些报章上，加大了这一说法的流传广度。

2000年，《北京青年报》的一则报道也说：“570万的考生却没有那么多的纸印考卷。当时教育部领导找到新闻出版署，请他们调拨一部分印刷报纸的纸张。但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后经中央决定，允许动用印刷《毛选》五卷的纸张印刷高考试卷。”[2]

又如，2005年出版的《大学圆梦：我们的1977，1978》一书说：“最终参加这届高考的考生，据统计一共有570多万，这就给国家出了一个大难题：由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如何解决如许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3]

到了2007年初以后，随着恢复高考30年的纪念热潮不断升温，这一说法的影响面也日益扩大。以下略举数例。

《潇湘晨报》2007年4月6日出版的《恢复高考30年》特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用《紧急调用印〈毛选〉纸张赶印高考试卷》。

有的学者说：“从1966年到1977年，十余年间‘积压’了大量的中学生，所以考生人数高达1000多万！而‘文革’对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国家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共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想见，此项决定是如何之不易。”[4]

2007年7月出版的《高考年轮》一书，对这一“决策”的意义又有进一步的诠释：“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历史由此出现了极富喜剧色彩的一幕。斗争哲学不再吃香了，代之而起的是建立在知识尊严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和自由。”[5]

还有许多网络文章高度评价“动用《毛选》五卷的纸印考卷”这一“举动”，如说：“暂停印行《毛选》第五卷，让出印刷厂来印刷高等教材——在那‘两个凡是’的年代，这是何等的魄力。”“1977年12月，……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冬季百万人大赶考壮观。由于时间仓促，据说印高考试卷的纸张都是小平同志特批先调用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专用纸。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贯爱民，在九泉之下想必也不会反对暂缓印他的选集而先让千万学子受益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没有必要更多列举。

总之，“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是一个流传极广的说法，它表明最高决策者曾高度重视高考，连印制《毛泽东选集》都可以为高考让步。这一说法具有传奇性，增添了恢复高考故事的动人色彩。可惜的是，此说与其他一些史实相冲突，存在着难以解释的矛盾，特别是后来许多人对此“决策”的诠释更与当时的历史实际不符。

二、高考不可能搁置印制《毛选》计划

作为1977年考上厦门大学历史系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对邓小平恢复高考的英明决断仍心存感激，原来我对“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的说法也没有任何疑问。但为应约撰写恢复高考的研究论文，2007年4月，我到图书馆查阅1977年的有关报纸，发现“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是一个不准确、而且被过度诠释的说法。

我的根据是，在1977年10月份公布恢复高考之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全部印制完毕。因此，“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特别是担搁印制《毛选》计划，就成为一个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从196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到1977年出版，该书的编辑、出版贯穿了整个“文革”10年时间。原拟选编范围为1949—1962年间的毛泽东著作，后来几经反复与周折，延宕到了1977年3月才最后定稿。这个版本共32万5千字，收集了毛泽东1949年9月到1957年的著作70篇，选编文章时限比起初的计划缩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前有1977年3月1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的《出版说明》。4月，开始正式向全国发行。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

《福建日报》1977年9月10日第2版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前夕，1977年9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亿册印制任务胜利完成”的消息，说从4月15日以后，“截至八月底，全国已经印制普及本、平装本、精装本共二亿册，繁体字竖排本、大字线装本也将在国庆节前后出版。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少数民族文版，印制了盲文版，外文已经翻译出版发行了日文、英文版，法、俄、西班牙文版将陆续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从发稿之日起，到全部完成印制任务止，只用了短短五个多月时间，出版速度之快，印制数量之大，发行范围之广，在我国出版发行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6]这一消息随后在全国媒体上发表。在此前后，全国还“掀起了学习《毛选》五卷的高潮”。

也就是说，实际上，在1977年9月份之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全部印制完毕，而且是“胜利完成”两亿册的印制任务，所以12月份高考举行的时候，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担搁《毛选》的印制任务。在1977年“两个凡是”还大行其道、个人崇拜仍然盛行的时候，高考还没有重要到能够担搁《毛选》印制任务的程度。

如果去查阅一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通常只能找到1977年的版本，基本上看不到1977年以后的版本。该书收录有批《武训传》、批胡风、反右运动的一些文章，后来不仅没有再版，1982年以后还停止发行。目前所能见到的都是人民出版1977年版，但当年多数还由各省市出版社印刷，如北京人民出版社、天津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河北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河南出版社、安徽出版社、江苏出版社、湖北出版社、福建出版社、广东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贵州出版社、宁夏出版社、新疆出版社等版本。各省出版社印制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定价都是0.78元。

不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1977年10月21日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前已印制完毕，而且在1977年还出版了许多学习、宣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附属读物。这些读物在一些大一点的图书馆还可以找到许多，如中国青年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等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体会》，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山东大学、石油学院等单位编印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词语解释》，厦门大学政治处宣传科编印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参考资料》两集，还有许多单位编印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专题语录、主题索引、参考材料、学习参考材料、学习辅导材料、学习提要、名词词语简释、名词成语浅释、成语典故选释，等等，名目繁多，有些书仅有一字之差。这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衍生出版物数量达200余种以上，绝大部分都印刷于1977年8月以前，明白地显示出当时还处在“文革”刚结束的时代，政治挂帅的余风还很盛行，同时也证明1977年12月举行的高考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搁置印制《毛选》第五卷的计划。

所有这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附属读物的出版时间都在1977年8月之前。

三、尊重事实还原历史

我们从与高考直接相关的记录，也可以证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高考之前已印出来了。1977年6月29日在太原召开的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教育部副部长李琦讲话开头就说到“当前，全国形势令人振奋。……全国各族人民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来又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7月3日的座谈会简报也说“几天来，代表们认真学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8月4日《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中，也提到“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7]四川省1977年的作文试题是写《一个青年矿工的变化》一文的读后感，该文中便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后，吴秋生手捧宝书学不够”等文字。可见，就用1977年高考本身的文献，也可以证明决无可能搁置印制《毛选》第五卷的计划来印制高考试卷。

不过，应该指出,“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这一说法也非完全空穴来风。邓小平在1977年8月8日的《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关于恢复高考的“八八讲话”中，曾提到“现在纸张很紧张，而浪费纸张的现象又很严重，有些不必印的东西印得过多，该印的东西却不给印。合理安排很重要。”[8]他说的虽然是指要少发文件、保证学术刊物印刷用纸，但也反映出当时纸张紧缺的情况。

问题的关键在于，“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这一说法省略了“剩余”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字。因为起初预计耽搁11年后，1977年高考报考者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9]这相对于“文革”前高考报考人数每年最多达30余万人来说，2000万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正是基于对考生人数将异常庞大的估计，1977年10月发布恢复高考的时候，有个别省曾打电话到教育部，问能否动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剩余的纸张来印制高考试卷。当时教育部经过请示，同意可以用印《毛选》五卷剩余的纸张。但一些省市进行过地市初选，以及许多人准备不足或自认为无望考上放弃报名，或选择报考中专，11月各省高考报名之后，真正要参考高考的考生是570万，这虽然也是个庞大的数字，但比起原先估计的2000万，已经大为减少。因此是否有哪个省后来真正动用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剩余的纸张来印制高考试卷，仍是一个有待证实的问题。

考察“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可以看出，1977年10月是曾有个别省份提出过考虑动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剩余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并得到允许，但实际上可能都没有动用过。而后来人们在回顾恢复高考的历史时，最初叙述者或者是忘记了这些纸张实际上是完成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后剩余的纸张，或者后来复述者不知道1977年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时间，而接下来的叙说又不断地加以衍生，变成“搁置印制《毛选》第五卷的计划”，并赋予其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于是，一人传虚，百人传实，这一说法变成大家在谈论恢复高考时津津乐道的一个生动细节。当传到千百万人都坚信不疑时，多年来就是没有人去核实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其实，只要随便翻阅一下1977年4月到9月间的报纸，便很容易看出这一传说的问题所在。如果再查找一下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及大量的相关辅导材料，就知道印制高考试卷根本不可能耽搁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本文作此小的考证,是为了尊重事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避免继续以讹传讹。如此一来，虽然恢复高考决策过程的重要性和传奇色彩似乎有所减低，但却符合历史事实。同时，通过考察“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制高考试卷”这一说法的流传演变，也让我们知晓一个道理：即使是离我们不远的当代历史，即使大多数过来人都还健在，也存在着历史叙说与客观事实不符的情形。它提醒我们，看待历史上的文字记载，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一定要多加鉴别和考证，如此，才能写出符合历史真实的信史。

参考文献：

[1] 钟岩：《中国新三级学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0页。

[2] 林靖：《招生处长讲述1977年的高考故事》，《北京青年报》2000年12月30日。

[3] 《大学圆梦：我们的1977，1978》，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前言第6页。

[4]雷颐：《恢复高考三十周年记》，光明网2007年2月14日。[5]马国川、赵学勤：《高考年轮：恢复高考三十年民间观察》，新华出版社，2007年，8页。

[6]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亿册印制任务胜利完成》，《福建日报》1977年9月10日2版。

[7]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7、10、18页。

[8]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58页。

[9] 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50、52页。

（刊于《现代大学教育》2007年6期，17-20页。原题为《关于恢复高考的一则考证》，本文略有修订。）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