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海峰（1959-），男，福建泉州人，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史、科举学与高考研究；

苑津山（1999-），男，辽宁沈阳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史与考试研究。

摘要：回顾120年来我国教育方针从“德智体”到“德智体美劳”的演变历程，探析各“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可为当前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提供参考。高校考试招生对高校和高中有强大的影响力，更影响着学生的发展。在当前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应根据“高考指挥棒”理论，依照“五育”的时代新内涵，构建关注学生德智体美劳发展的高考体系、“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高考招录评价体系，以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关键词：高考；高考指挥棒；德智体美劳；学生素质；全面发展

我国现代意义上各“育”的论述起始于清末民初。新中国成立后，各“育”的内涵不断变化，有学者对新中国成立后各“育”的发展进行了综述。^［1］回顾120年来教育方针（宗旨）从“德智体”到“德智体美劳”的演变历程，探析各“育”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可为当前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提供参考。本节将使用大量第一手中外文资料，挖掘以往不为人知的史实，重点聚焦尚待开垦的各“育”在清末民初提出之际的时人看法与时代含义，以此补全百余年来中国各“育”的发展脉络，以便全面深入地理解“德智体美劳”五育的历史底蕴与时代内涵。

1.“德智体”与“体德智”的顺序

中国古代虽没有“德育、智育、体育”此类近现代词汇的表述，但却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也就是德行礼仪、乐舞素养、骑射技能、书法和算术知识的教育内容。“六艺”的全面培养支撑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延续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在民族自信心大大下降、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推崇国外思想成为当时国人被动或主动的选择，对西方各类制度和知识的介绍出现了不少。在教育层面，丁韪良等一批西方传教士和严复等一批留学人士对西方的译介，使得中国人在清末逐渐了解各种西学，也开始了解西方关于教育目标的表述。西方最早直接论述类似近代“德育、智育、体育”思想的著作为洛克的《教育漫话》，该书体现了洛克关于孩童培养的三大目标，在英文原著中分别为“Sound Body”、“Virtue and Worth”、“Learning”^［2］，即健康、道德、知识技能的教育，按“体德智”排序。斯宾塞在《教育论》一书中则调整了各“育”的顺序，英文原著中以“Intellectual Education”、“Moral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3］为章目名称，按“智德体”排序。

120年前，清政府首次提出“德智体”的相关表述。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从官方层面第一次明确了“德、知、体”，其中的“全学纲领”第二节的表述是：“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知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4］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在“学务纲要”第一条“全国学堂总要”中，将中国各学堂应重德育扩展为一段话，包括“端正趋向，……晓以尊亲之义，纳于规矩之中，……上知爱国，下足立身”等，然后说“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中外固无二理”。^［5］1902年的壬寅学制文件谈及“德育、知育、体育”是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而1904年的癸卯学制文件则将关于“德育、知育、体育”的论述放在《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之首，而且将原来的“知育”改为后来通用的“智育”。

不过，很少人注意到，当时“德智体”的表述顺序并未定型，清末民初还有不少人用“体德智”的表述顺序。比如，1902年9月举行的浙江乡试第二场第一道策问题为：“西国学术，导源希腊，其流派若何？学校兴废若何？教育名家孰为最著？宗旨孰优？方今博采良法，厘定学制，试陈劝学之策。”^［6］该科第一名刘焜的对策提及斯巴达教育包括“体育、智育、德育，……其宗旨尚武”。^［7］从当时浙江乡试闱墨来看，同场不少答卷都与刘焜类似，可知当时许多举子都了解雅典与斯巴达的教育，西方的“体德智”教育宗旨在浙江士人中已有相当大的影响。从清末学部以及民国初年范源濂提倡尚武教育的言论中，也可见当时体育的重要性。

1912年，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个方面的教育，后由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审查通过。这虽然也是一种“五育”，但与现今的“德智体美劳”五育内容多有不同，且时人认为这一方针有些理想化。而后，民间学者和教育家对教育方针进行了大量探讨，主流声音是回归晚清政府提出的“德智体”三育。但由于民国初期所提的各“育”中，体育最缺乏最急需，因而针对时局需要，有时“德智体”被表述为“体德智”。比如，晏阳初的启蒙老师、民国革命领袖余日章言：“体德智教育均宜并重。”^［8］因社会动荡，在民初十余年中，官方层面一直没有关于教育方针的新提法，直至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举行时仍未解决这一问题，“中华民国成立十七年了，虽然也曾定过教育宗旨，但是很空洞，很容易发生歧义”^［9］。在这次会议的最后，国民政府委员陈家鼐作了官方发言：“是以国势愈衰，久遗东方病夫之耻辱。推厥由来，胥缘教育之不普及，而尤以体德智三者乏并重之精神。”^［10］也表述为“体德智”。

由上观之，当时的教育宗旨符合当时的国情，排序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应该说明的是，“体德智”的提法只是一时占优，1931年国民政府提出“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对于“三育”则再次回归1902-1904年壬寅癸卯学制提出的“德智体”的表述顺序，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也以此为序。可以说，20世纪总体上是主张以“德智体”三育为序的教育宗旨，但各“育”自清末民初之际被提出后，或多或少有着与当今不同的内涵，需进一步展开讨论。

2.“德智体美劳”五育的提出溯源与原初含义

其一，德育。中国古代无论官学还是私学，抑或家庭教育，都以培养有道德的人为教育的首要目标。至近代，有关德育的表述被提出，张之洞将德育内容阐述为：“教德育，先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孝父母，尊君上，更须公德联四方。”^［11］这一论述对“私德”论述得很具体，但对“更须的公德”并未展开。而后梁启超对“公德”作了具体论述，其《新民说》尤重“新道德”，所谓新道德，即公德，以“群”为特点，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强调的私德为“旧道德”。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认为，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只因时代所需，更应注重原先较受轻视的公德。^［12］民国时期，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相继传入，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专列一章“Theories of Morals”（德育理论）^［13］，在《道德教育原理》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要在社会活动中接受道德教育”^［14］的观点，对当时中国人之于德育的探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人继承并宣传杜威的思想，认为除了德育内容应革新外，在德育方法上也应脱离消极灌输，而要在生活中进行德育。德育的新教育理念兴极一时，但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胡汉民在全国教育会议之际批判其为“专事向外国搬来以行之中国者，但搬来时坏多而好少，……到现在已经到了无可拘束之时，只能以放任主义，亦可谓方便主义，听学生以自由”^［15］。因此，在后续的道德教育中，总体上是将中国传统的德育理念与杜威的道德教育理论加以折中。

其二，智育。古有“大志非才不就，大学非才不成”的提法，而“才需学也，学需静也，非学无以广才”。^［16］也就是说，才智需要通过学习、教育得来。近代以来，西方对于智育的论述逐渐传入国内。严复认为：“以中国前此智育之事，未得其方。……救此弊，必假物理科学，……教授之法又当讲求……与实物径按，而自用其明，不得徒资耳食，因人学语。”^［17］当时国人希望智育应有两个面向：一是在内容上，加大近代科学的比重，“格物穷理”，推究精微的化学、力学、动植物学以及名、数诸学；二是在方法上，以“实物”直接教学，减少“教师口中说、学生耳朵听”的方法。1904年张之洞对于智育也作了论述：“教智育，开愚氓，普通知识破天荒。物理透，技艺长，方知谋生并保邦。”^［18］这一时期的智育重在学习广博之知识，增精深之技艺。总体而言，近代以来智育的内涵变化不大，包含教授知识和技能两个方面。

其三，体育。自古以来，“体”较之“德”与“智”，具有另一种面向。宋代以降，教育和科举基本上是重文轻武，士子“只读经书不习武事”成为普遍风气。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在“立学宗旨”中提出“尚武”宗旨，即为当时动荡社会之需，传统观念开始改变。清末民初，“病夫”一词沉重地扣在中国人的头上，其主要指身体素质不强，因而积极推动体育、增强学生体质成为时代声音。中华“精武派”创始人陈公哲认为：“窃体德智三者并重要。惟体质能强，则德量始闳，而智慧始广，是体育更较德智为重。”^［19］至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时，国民政府通过了包括《请全国一致提倡体育案》、《励行体育案》在内的7项立案。^［20］可以看出，体育在我国提出时是以增强体质为核心，在列强环伺的压迫下，尚武、提倡体育成为激励民族自强的精神力量。

其四，美育。中国古代形成了以礼乐教化为核心、以琴棋书画为培养方式的美育体系。孔子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强调美育对人成长的作用。古希腊先贤也极度追求“美”，平庸（apeirokalia）一词就是形容缺乏对美好事物的经历。^［21］清末，王国维一再提倡美育，然而应和者寡。民初，蔡元培提出重视美育，对美育作了完整表述：“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22］他还规划了美育在教科书中的占比，具体为：“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23］其中美育的占比很高，可知被极为看重。此后美育真正走进国人的视野。1918年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京美术学校正式成立，其后，武昌、杭州等地相继成立美专、艺专，但因时局动荡，“事功”的迫切需要和时人的文化心理导致民国中后期不再强调美育，美专、艺专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

其五，劳动教育。古代教育的最初内容主要是传授后代渔猎、农耕劳作的知识和技能，其后发展出了教授手工业等。近代以来对我国劳动教育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马克思，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劳动，不必一年，几个星期就要灭亡，这是每个小孩子都懂得的。”^［24］其核心观点是“教劳结合”，马克思提出这一观点的目的在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消灭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的旧的分工，以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25］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内有识之士广泛传播马克思的教育理念，但当时主要是使学生有一技之长，同时教育成人劳动者。这一时期的共产党人因受苏联的影响，注重教育与生产的关系。比如，由共产党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强调教育与生产相结合，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抗大学子既学习，又修窑洞、编草鞋、开荒生产，自行解决了穿衣、吃饭与校舍问题，践行了劳动教育的理念。

3.“德智体美劳”五育完整提法的发展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26］一直到20世纪末都贯彻这一教育方针，直至1999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27］。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又提出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特别突出了劳动教育的地位和作用。2021年修订的《教育法》也将“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修改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也肯定了党百年来在劳动教育方面作出的贡献。^［28］在“德智体美劳”五育的关系层面，《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要更加注重全面发展，促进德智体美劳有机融合。总之，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没有“最”全面，只有“更”全面。从“德智体”到“德智体美劳”，反映了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教育实践逐步深入的过程。

从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关于“德智体美劳”的表述来看，它在性质上对各“育”的内涵有了新的、更全面的阐释。一是德育方面，对德育的表述为“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品德教育、奋斗精神教育”；二是智育方面，提出“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要求新时代青年既有扎实的知识，又有广博的见识；三是体育方面，提出要“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并出台各项举措保障学生锻炼的时间；四是美育方面，提出“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要“坚持以美育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五是劳动教育方面，提出要“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养成劳动习惯，学会劳动、学会勤俭”。^［29］各“育”的具体内涵得以明确，为当前教育工作，特别是为高考如何按照“选育一体”^［30］的理念更好地贯彻“德智体美劳”五育方针，起到了纲领性的作用。

高校考试招生对高校和高中有强大的影响力，更影响着学生的发展。系统解析“高考指挥棒”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其作用机理。梳理科举以来的考试指挥棒影响学生素质的变化，可以鉴古知今。

古往今来，科举、高考这类选拔性考试都承载着分配重要资源和机会的任务，并引导学子求学、应考等个体发展，也指引着学子围绕考试所进行的学习和备考活动。选拔性考试考察什么知识、能力和素质，学子往往就学习和发展哪些知识、能力和素质。当前的高考较之科举考试，已经不再有人事考试（公务员考试）的职能，而是具有国家教育考试性质。但当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限、“上好大学则有好工作”的思维定式在人们的头脑中普遍存在时，“名校”便不单指名校的教育，更代表了背后的“优岗”。由此，高考便具有了决定学生未来前途的选拔功能，其影响深远，高中生、中学、高校等与此相关联者无不视之为关涉其发展的利害之门，无不受此指挥采取一系列行动。

1.“高考指挥棒”理论的系统论述

一张薄薄的高考试卷指挥着千所高校的选择、万所高中的教育、千万考生的学习与发展，这种现象即体现出“高考指挥棒”的功能。当前关于“高考指挥棒”的研究，多聚焦于效用与影响层面，少有从整体上对“高考指挥棒”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分析并揭示“高考指挥棒”对学生等客体发展的影响机制，可以深化当前对于高校考试招生引导学生全面发展问题的研究。

在一定意义上，高考有如一场音乐会。如图1所示，此音乐会是由参与这场音乐会的乐团（考生、高中和高校），在指挥棒（①“高考指挥棒”）的运转调动下完成的。就指挥棒的机制来说，指挥棒本身除象征着指挥力外，无实质内容，也无法影响乐团（考生等），需要经由具体的作用中介，即指挥内容、指挥形式、指挥程序（②考试内容、考试形式、招录政策）等，遵循特定的运转规律（③考试规律价值等）来完成指挥任务，如乐团的演奏强度、节奏、各声部进入时间等（④考生素质发展、高中教学节奏、高校招录选拔的任务）。最后，还应对指挥棒产生的效应特点、运转影响（⑤和⑥）进行认识，以此构建关于“高考指挥棒”理论的系统论述。

（1）“高考指挥棒”的内涵发展。

以往认为，“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对象是指一切与高考有关的教育教学活动^［31］，这主要是依据世纪之交时的教育样态——中学层面素质教育接棒应试教育的改革，而着重探讨“高考指挥棒”对中学教育教学的影响。随着新高考的实施，高校层面制定了选拔不同选考科目的考生、设置多个专业平行志愿等举措，使得“高考指挥棒”指挥高校如何选择考生的教育活动凸显出来，高校不再像以往“照单接收”。近年来，除了中学和高校，国家和社会大众更加关注学生发展的问题，这就赋予“高考指挥棒”新的内涵，即如何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由此，“高考指挥棒”直接关涉的学生、高中、高校（“一生两校”）作为受影响的客体得以完整浮现。其中，“高考指挥棒”如何影响学生发展，是首要问题。

（2）“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中介。

“高考指挥棒”影响“一生两校”的行动选择，必然要经由作用中介来实现，作用中介即为通过哪些考试内容、方式、程序等来影响客体的发展。“高考”走向“新高考”，其核心议题除了原有的考试层面的“考什么”和“怎么考”之外，更强调了考试结果如何呈现、以何种比例挂钩升学，即招录层面的成绩“怎么用”的问题。新高考的“等级赋分”、“专业平行志愿”、“以高考为主的多元评价”等举措都是在探讨高考成绩在招录中“怎么用”的问题。各类举措都希冀打破原有的“唯分数论”、“分定一切”的固有格局，扭正到以坚持高考测验为主，同时兼顾全面发展和个人兴趣的轨道上来。其中，“考什么”、“怎么考”、“怎么用”三大方面中的“什么”和“怎么”就是“高考指挥棒”之于客体的作用中介，“高考指挥棒”借其实现对学生和学校的指挥。

“考什么”中的“什么”包括考试内容（案例、素材）选择、考试科目设置等。考试科目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只是科目选择性的差异，稳定后数量增减变化不大，新高考之下常称为选考科目内容。而考试内容则迭有翻新，处在动态变化之中。

“怎么考”中的“怎么”包括考试题型结构及难度设计、考试次数及流程安排等。我国引入标准化考试后，通过双向细目表的绘制以及科学的评价与测量手段，试题题型及难度趋于稳定可控。新高考推行之后，伴随个别省份提出“外语一年两考”、“高考与学考”相结合，出现了考试流程的重大变化，影响了高中教学和考生复习时间的安排。

“怎么用”中的“怎么”包括考试结果呈现、考试志愿填报及调配、招录比例、录取中的考试成绩的比重。此类作用中介主要是考试的招录政策，新高考的多种举措中占比最大的就是招录政策，其改变对高中教学的影响较小，而对高校“如何选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更事关考生未来的选择。

（3）“高考指挥棒”的运转遵循。

“高考指挥棒”的“持棒人”是政府，虽然用来调控指挥的作用中介众多，但若使其高效运转，实现促使“一生两校”良性发展的功能任务，就要遵循国情下的特定规律及特定价值立场。一方面，就其遵循规律而言，“高考指挥棒”的指挥运转，不能脱离我国的基本国情，不能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教育的规律、人发展的规律和考试的基本规律，否则，“高考指挥棒”就会失灵。例如对于考试的基本规律，当前高考的考试形式是“笔试”，具体来说是常模参照（选拔性）考试与标准参照（水平性）考试分科并行、主客观性试题相结合的标准化、封闭式纸笔测试。从中国考试史来看，对选拔性考试如何考得合理的变革很多，但最终都以笔试为要，自是其局限性使然，也是其优越性使然。另一方面，就其遵循的价值立场而言，包括维护教育公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等。我国若照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扩大招录中综合素质的应用，就可能因文化传统和人情、社会诚信体制及社会风气的影响，给权力、金钱、关系、造假以介入空间，破坏考试的公平性，结果可能导致学生脱实务虚，造就空架子的“简历精英”，使“高考指挥棒”的运转失灵。

（4）“高考指挥棒”的功能任务。

对于考试内容、招录政策等如何改革的问题，究其本源，是由国家提出的人才培养与选拔目标确定的。“高考指挥棒”通过什么来指挥、如何指挥，本质上源于其承担的功能任务。“高考指挥棒”的功能任务主要是针对“一生两校”，围绕“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引导教学”的要求促进三者的发展。

其一，促进学生发展。“高考指挥棒”可“以考促学”，借助考试科目内容等作用中介，使得学生努力向学，掌握各种文化知识、能力，涵育核心价值观，铸就顽强拼搏、持之以恒、坚忍不拔的精神，实现全面发展。其二，对接高校选拔。“高考指挥棒”可“以考助选”，借助招录政策等作用中介，指挥高校如何招、如何录，继而为高校选拔到优秀且适切的学生。其三，指导高中教学。“高考指挥棒”可“以考指教”，向高中阶段教育传递什么是最重要的教学目标、课程、内容等，借助考试次数与考试安排等作用中介，指挥高中调整各年段教学规划，使学业任务合理分布在高中各年段。

（5）“高考指挥棒”的效应特点。

在厘清“高考指挥棒”的内涵发展、作用中介、遵循的特定规律和价值、所要完成的功能任务后，还应对其在实际层面产生的效应特点进行分析。如果没有产生任何效应，就没有研究“高考指挥棒”的必要，而恰恰因为“高考指挥棒”产生的效应广泛且显著，有强大的效力，才使其成为一系列改革首先聚焦的对象。“高考指挥棒”的效应具有广泛性、显著性、强制性和变化性特点。^［32］说其广泛，是因受到“高考指挥棒”影响的客体数量庞大，千所高校、万所高中、千万考生都受到“高考指挥棒”的指挥；说其显著，是因受其影响，考生依考而学，高中据考而教，高校凭考而选；说其强制，是因“高考指挥棒”运转遵循规律和价值立场，合理地改变考试内容或考试科目等中介，作用于客体时，有不以单一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强制力；说其变化，是因“高考指挥棒”会依据实际情况，不断变化作用于客体的中介，实现促进学生发展、指导高中教学、对接高校选拔的功能任务。

（6）对“高考指挥棒”的理性认识。

其一，“高考指挥棒”在实际应用中容易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受其作用的客体以高考中的“考什么、怎么考、怎么用”来“照单行动”：学生“照单发展”、高中“照单教学”，导致“应试教育”；高校“照单接收”，招生办变成“接生办”。其二，应用“高考指挥棒”，易导致相关考核过度强调目标化的外显可测行为，缺乏对学生长久而全面发展的关注，一旦高校录取与“综合素质评价”硬挂钩，难免出现学生刻意追求平时表现的现象。^［33］其三，“高考指挥棒”不是永远单向度的对“一生两校”的指挥。21世纪以来，就发生过“新课改”先行，进而推动素质教育课程改革，促使高考进行相应改革的反拨现象。其四，“高考指挥棒”将一直存续下去。历史经验表明，在中国的国情下，试图取消“高考指挥棒”的改革，可能会导致权、钱等介入招生录取中。只有不断调整，推动“高考指挥棒”合理运转，才能落实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的教育方针。

2.考试指挥棒与学生素质变化的历史考察

“高考指挥棒”是70年前建立高考制度后才出现的，而考试指挥棒却由来已久。为了更好地推动当前的高考改革，对当前高考如何引导学生素质全面发展进行历史观照，需要借鉴历史经验，梳理科举时代、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考试指挥棒是如何影响学生素质变迁的。

（1）科举指挥棒与考生素质的历史探究。

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有许多关于科举影响或引导举子学习，进而影响考生素质甚至整个社会文风的论述。其中较著名的如苏轼关于科场文体影响广泛的论断：“夫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工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34］在苏轼看来，科举考试录取标准已经成为指挥棒，所录取的文章成为所有举子效法的对象，淘汰的文章作法被大家引以为戒。当科举以诗赋为考试内容的时候，所有人都钻研诗赋，以策论古文为考试内容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人去钻研诗赋了。其原因在于“利之所在，人无不化”，也就是说，考试内容和文体标准会导致所有人跟着变化。宋代古文运动的成功，便与欧阳修等人主持科举考试时倡导的文风不无关系。

科举时代，一旦中举及第，寒门翻身，便尽享荣华的利好。功名利禄所在，举子趋之若鹜。应试举子受科举指挥棒的影响，为科举“竞奔”。唐代重进士科，因为以文取士，极大地营造了尚学、尚文的社会风气，因此有“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35］，“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36］的情况。“唐以诗赋取士，故唐代文学，以诗赋见称；宋以策论取士，故宋代文学，以散文见长。中国论理之文，当以宋代为最佳。如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以及三苏、二程等人之作，皆称精密，立言有本，发论有据。”^［37］明清两代考试内容极重经义，考试形式主要为八股文体。八股文是一种标准的古代考试文体，虽然有助于客观公平地评判试卷，测量考生的水平和智力，但没有实际使用价值，举子长年累月将心思和精力过多用于钻研八股文，造成大量士人才思的浪费。因八股取士，考生被时人指“流为文弱”^［38］。清末虽曾尝试引入算学等科目^［39］，但仍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士子素质结构严重失衡的现象，士子一心举业，中国近现代化进程止步不前^［40］。

总之，一方面，科举指挥棒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士子为学、社会尚学的风气，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优秀人才，使中国以“最强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千余年。从隋唐到明清的1300年间，总体而言，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者文化素质较高，且更加重视名节、清正廉洁、具有更好的政治素质。^［41］由此观之，对于千百年来科举指挥棒产生的积极影响不能忽视。另一方面，科举指挥棒往往成为皇帝加持权力的“权杖棒”，尤其是明清两代强调八股取士，虽然有其合理成分，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因而八股文体在1901年先于科举制被废止。1905年停废科举之后，科举指挥棒退出历史舞台，但其中的一些机理、思想与文化等却被近现代以来的高考、公务员考试等各类考试所继承。^［42］因此，科举学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性，科举学会议至今已举办整整20届^［43］，每届都有论文探讨科举考试的现代影响。

（2）民国单独招考与学生素质的关系。

民国时期，社会多数时候处于动乱之中，虽然1938-1940年间曾实行过国立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后来还出现过一些高校联合招考，但总体而言还是实行高校单独招考。高校单独招生考试覆盖范围有限，影响波及的程度不高，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考试指挥棒。当时东北、西北、西南等地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甚少，众多高校各有各的考试科目、各有各的招录方式，且交通不发达，出现了越是大城市投考机会越多的现象^［44］，学生受到的地域偏向和歧视相当严重。国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并驾齐驱，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大学学生水平很高，有的大学学生跟不上教学要求。为此，许多大学都设置预科，民国政府颁布的《大学令》，也规定预科毕业后才可正式进入大学本科。^［45］从招录角度反观学生素质不难发现，有些私立大学在招录学生时往往因经费紧张而降低门槛，出现以“生源即财源”的逻辑滥招学生的现象，因而各类大学的学生素质差别很大。此外，民国中期还实施推荐保送上大学的举措，但因时人对其乱象进行了尖锐的抨击^［46］，实施不久就收紧了政策，至民国后期，高校自主权也因种种乱象被逐渐收回。总之，在民国时期的单独招考体制下，学生素质差异巨大，两极分化严重，多数时候没有统一的“考试指挥棒”发挥以考促学的作用。

（3）高考制度建立后“高考指挥棒”与学生素质的关联。

1952年高考制度创立，至今正好70年。高考建制后的一段时间内坚持“政治挂帅”，以政治常识、国文、外史地、数理化和达尔文主义基础等科目，选拔在“政治、文化、健康”方面见长的考生。但在“高考指挥棒”下，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许多学生一心修习文化课，相对忽视其他，如不知工农商，不懂生产、不辨五谷、不识商品，只忙考试，不重健康、不去劳动、不触实际。毛泽东就此种现象多次作出批示。如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看到学生学习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现象后指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建议砍掉三分之一的学习内容。这就是关于应对学生健康素质下降的“七三指示”。

1977年恢复高考不久，1979年就出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被时论指出师生用“大突击”准备高考，“不利于学生和教师的健康”。^［47］为此，当时的招录政策进行了调整，体现出注重身体素质的导向，即体检不合格者限制参加考试，希望能使学生注重身体锻炼。此外，高中为追求升学率，普遍设立重点班，“抓了一点，丢了一片”。无独有偶，类似大陆高考的台湾地区大学联考，也导致学生素质不如人意现象的出现。2000年,时任台湾师范大学校长简茂发认为，受选拔性考试的影响，学生文化素质发展结构不合理，“严重忽略了对学生推理思考和过程技能的考虑”，道德素质发展不健康，“存有敌意猜忌、怀疑，彼此疏远，不能相互尊重与合作”。^［48］

为克服“高考指挥棒”的消极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以期引导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例如，1990年建立了高中会考制度，即现在的学业水平考试，目的在于纠正和防止高中片面追求升学率以及“文不学理、理不学文”的做法，有效落实高中课程计划，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但结果是多数高中和学生应对高考、应付会考，导致会考制度无疾而终。又如，为引导学生素质真正得到全面发展，曾调整考试科目，试图以“9科大综合”的高考科目调动学生全科学习，但考生负担和压力被推向极致，高中教学出现混乱，又不得不改为在语数外三门课程之外择其中三科的文理分科“小综合”模式。

21世纪以来，“高考指挥棒”主要通过调整考试内容、科目等发挥作用，以引导学生素质发展。然而，除辅以深化标准化考试、强调题型的灵活多变外，这些聚焦考试科目内容增减的改革作用于学生及高中后，最后往往变成对知识熟练程度和技巧的考查，依然没能有效解决促进学生“德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问题。想要招收智商高、努力程度高、能力高、文化素养高的学生，实际上只能招收熟练度高、技巧高的学生，未能实现改革的初衷。

3.新高考背景下“高考指挥棒”对学生素质的影响

以科目改革为核心的高考综合改革俗称“新高考”，自2014年开始，国家对“考什么”、“怎么考”和“怎么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改革。依据“高考指挥棒”理论，上述三大方面的变动，使得学生素质也随之出现变化。

其一，“考什么”的变化对学生素质的影响。为打破固有的文理分科模式，新高考实行选考科目，首批试点的上海推出“6选3”，浙江推出“7选3”。但在实践层面，这一举措一度导致“弃考物理，扎堆生物”现象的出现。许多考生趋易避难，放弃物理，使得学生在“智育”方面的素养出现结构性失衡，部分学生进入大学理工科后跟不上教学进度。于是，“新高考”第三批8个试点省市全部选择了“3+1+2”的科目组合，以保证学生的物理和历史素养，这被有的论者称为“第三批新高考试点改革的最大贡献”。^［49］而先期的改革试点省市虽决定保持原有选考措施不变，但也制定了一系列“保底”措施，以保障一定数量的考生选考物理。其二，“怎么考”的变化对学生素质的影响。如“高考选考+学考”和浙江等省“外语一年两考”的新模式，虽对学生素质没有直接的影响，但通过考试次数影响高中教学安排，间接影响了学生素质发展。高中教学变得更加紧凑，“老师和学生在高一开始就开足马力”，“各种社团活动大大减少”^［50］，学生负担明显增加，学习之外有助于其他素质发展的活动被压缩。之后，“外语一年两考”的举措放缓，考试形式等设置体现出稳定性的趋势。^［51］其三，“怎么用”的变化对学生素质的影响。对于高考成绩怎么用的问题，除等级赋分、专业平行志愿外，对学生行为有较大影响的，是高考成绩在招录中占多少比例的改革。

浙江已施行了多年“三位一体”的招生模式，新高考提出了类似的“两依据一参考”。一方面，从浙江来看，确实选拔了一些综合素质较高的考生，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唯分数”；另一方面，当综合素质的评价与高校录取硬挂钩时，就可能出现异化，部分学生的素质呈现“虚假化”、“表现化”的样态。宋代苏轼极力主张考试取士而反对德行取士的原因就在于：“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52］且综合素质的“展现”本身就受家庭的极大影响，一些城市学生面试时泰然自若、侃侃而谈，就与其“见过世面”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53］，而农村学生较能吃苦耐劳等素质在面试环节又很难考察或体现出来。因此，综合素质评价如何开展才能真正做到不损害教育公平、选拔出综合素质真正高的学生，值得认真思考。

在当前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下，根据“高考指挥棒”理论，依照“德智体美劳”五育的时代新内涵，需要探索构建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高考体系、“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高考招录评价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要探讨如何发挥“高考指挥棒”的正向功能，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考“考什么”、“怎么考”及“怎么用”三方面的改革建议，有效破除“唯智育分数”，实现从“选分”到“选人”，进而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任务。

1.探索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考体系

高考体系围绕“考什么”和“怎么考”展开。一方面，就“考什么”而言，当前提出的“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属于理想目标，不能直接测试，需要通过变革考试内容、考试科目等载体来实现。具体来说，是将这一宏观目标分解在各个科目之中，再细化落实到命制试题上。然而，当前的各个科目呈现“各自独行”的局面，各科目对总目标是只“分解”而不“融合”，目标间的关联不够，没有形成体系。为此，应进一步加强科目间的联系，形成目标关系清晰、层次分明并能共同支撑总目标的高考分层命题体系。另一方面，在“怎么考”的问题上，除外语专业招生有口试以外，现有高考的形式都是笔试，考试题型较为固定，且试题按知识点顺序出题，即按教材的章节顺序前后排列，某个试题考哪个知识点，通过前后分析即可一目了然。因此，存在一些考生依据命题的“规律”、选项设置的“规律”，以技巧押题和答题的现象，这就使得一些试题的效度降低，影响对学生各方面素质的考核。为此，应进一步“解套”固定的考试形式。要想实现全面的评价，就必然要求考试题型的多元丰富，就要不断创新题型，并采取有机融合的方式，注重试题的灵活多变，从能力立意上考查学生的素质，破除学生以往视高考为“技巧测试”的路径依赖。总体来看，围绕学生各“育”的发展，试题的内容和形式等应在其能达到的限度内，对标各“育”的时代内涵，进行相应的改变，构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命题选择与设计。

其一，当前的智育考查以总分为录取依据，有效引导了学生智育各方面素养的齐头并进，考生也会重点弥补在“薄弱学科”上的不足，有助于规避偏科等智育发展的结构性失衡。但如前所述，不同时代各“育”有着不同内涵，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后对智育的提法为“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为此，通过试题考查学生“广博的见识”，引导学生不局限于“读圣贤书”，而更注重“闻窗外事”，是未来考试命题设计上应重点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在政治科目上，此理念已有较好的应用，选考政治的学生会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国家大事，了解时政和社会脉动。总体而言，高考对于智育的引导做得较为完善。

其二，在考试引导学生德育发展方面，当前的高考较以往已有较大的改观，不仅考道德知识，还注重在考试内容上营造特定情境。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落实德育应在“品德、爱国、理想信念和奋斗精神”层面下功夫。后两者主要是在高考备考过程中间接培养学生的信念与奋斗精神。而对于爱国，当前的考试突出了国家新近的大发明、大科技，或以古代先贤早于西方提出的何类算法、公式为背景进行命题，取得了一定成效。就品德来说，无论是单纯的知识考查，抑或置于情境中考查，主要考的都是认知，兼以道德情感。就道德行为来讲，目前受制于笔试，无法对其进行测量，但道德行为需置于特定环境中，过于追求测量行为反而可能导致刻意表现或弄虚作假的现象。道德品质要以培养和引导为主。不同国家对人的品德要求不尽相同，中国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要，考试命题也应贯彻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三，就体育而言，高考命题可以增加体现运动健儿风采以及全民健身的内容，以此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在实践层面，国家向来强调要“增强人民体质”，而体质靠笔试的形式无法增强和测试。在高考的压力下，学生为能有持续的精神与精力，自发地进行体育锻炼，这主要是高校考试招生对学生体育素质的间接引导。在直接引导方面，目前主要有艺术和体育类的单招考试、普通类的中学体育加试和“强基计划”等体育考试。当前中考普遍推行体育测试，多数地区中考的体育分值逐步提高，也有呼声要求高考纳入体育测试。从以往体育测试的实际情况来看，体育科目若纳入选拔性考试，承担达标性考试的功能较为合理，目的是避免“体育测试”转变为“体育应试”，同时受制于体育运动的行为本身，分分计较也难以保证公平。因此，高校考试招生若吸纳“体育测试”，就应以达标性考试的样态稳健进入，即达到一定基本标准，就给予满分。这是通过“怎么考”引导学生体质发展的有效举措。

其四，就美育而言，依据美育的时代内涵，当前的高考内容和形式可以实现“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目标。在知识点的考查上，通过对称图形、地理环境、生态系统、生物圈等题目引导并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比如，学生可用所学，观察江河湖海、林草沙丘等地理面貌，养成发现美的意识。此外，在试题内容上，语文学科可以在古诗词鉴赏、散文赏析等方面体现；在试题形式上，由原来的直接默写改为情境默写，以进一步引导学生以情境联想诗句。通过以考促学，使学生在面对美景美物时能用美的内容和形式来表达情感，如在欣赏美景时能够“登高以诗叹”、“郊游以赋记”。从发现美、懂得美到能够运用所学来表达美，是高考考查内容的发展方向。

其五，就劳动教育而言，“考什么”可以引导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通过命题使得学生“尊重劳动及劳动成果，认识劳动最光荣”。但在实践层面，实际劳动如何，需要在考核上进一步创新。否则，希冀往高中课程中添加任何非高考的相关内容，都将收效甚微。为此，可以考虑参考体育测试的做法，在学业水平测试中增设“劳动技能达标性测试”，进行结果性评价。学生从多项可测量的劳动如绣织、缝纫、烹饪、修理、养殖、陶艺、篆刻等活动中择其一二，达到一定条件，即可达标，作为“两依据一参考”中的学业水平测试依据内容之一。这些实实在在的劳动技能的掌握，不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劳动素养以及珍惜劳动成果的意识，更可以使学生有一技之长，在未来的生活中受益终身。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大力提倡劳动教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发动学生做日常家务。当前劳动教育的内涵更多的指向实实在在的劳动，拥有一定的劳动技能。如果关于劳动教育的考核能在实践层面做到客观公正，对那些能劳动、会劳动的广大考生来说，将是发挥自身相对优势的一个机会。

当前综合素质评价最缺乏的是对“劳动教育”的关注，亟须解决让学生进行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能劳动、会劳动的问题。劳动技能测试是否在普通本科高校招生考试中试行，还需要认真研究，比较合适的兼容方式是在高职高专的招生中实行。在高职院校分类考试中，本身就是要提倡多样化的入学方式，进一步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制度，其中职业技能考试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50%。^［54］如果有意识地加大职业技能中的劳动技能因素，采用实践和动手操作的考核方式，则比普通高校招考参考劳动技能评价更具有可行性。

西方重视劳动教育的典型是美国的深泉学院。作为举办了105年、以文科为主的社区学院，深泉学院每年仅录取13名学生，在校生一直仅为26人左右。在这所精英荟萃的二年制学院，学生彻底半工半读，是“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典型。过去我们提倡的“培养劳动观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怕脏、不怕累”等，在这所学院中都有充分的体现。^［55］学习和日常生活都以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生需要参加喂马、修栅栏、做饭、洗碗等劳动。招生时也要求申请该校的考生到实地体验和劳动几天，作为考核。^［56］当然，现在中国的学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到从前过度强调劳动教育的老路上去，但是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习惯，在招生考试中引导学生增强尊重劳动、珍惜劳动果实的意识，则很有必要。

总体而言，就高校考试招生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言，目前对学生智育引导得较为充分，对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的引导还需认真研议探索，其中体育、劳动教育最需要身体力行、实际参与，也是较难通过笔试内容改革来促进的方面。高考招录体系实现对学生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的引导，应区别对待，具体制定不同的实施策略。

2.探索构建“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招录评价体系

对于新高考改革，关注度最高的是高考成绩“怎么用”的问题，即分数如何呈现或如何赋分、占比多少的问题。以总分决定录取的模式没有充分反映学生的认知结构和能力结构，不利于展现学生各方面的潜质。为此，可以考虑进一步增强高考成绩单的信息量，建构分数背后体现的各项能力结构的分项数据报告。前些年云南、海南两省曾试行过的“云海工程”，即改革传统的高考分数报告办法，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发展性、个性化的高考成绩综合评价体系的尝试，值得进一步试点探索。这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价值巨大的高考成绩数据，而且对“一生两校”都有益处。对于学生，其可以知晓在素质与能力上获得了怎样的发展，能够对未来的专业选择与人生规划有更加清晰的判断；对于高中，则可为其教育教学提供反馈和诊断；对于高校，可提升学生与专业的适配度，有助于选拔适切人才。

对高考成绩在高校录取中占比的问题，主要是考虑到单一的考试体系承载的考核范围有限，且长期以来，高考分数事实上是我国高校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据或唯一依据，导致“智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所有层级教育的全部。因此，要真正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贯彻高校招生注重“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基本原则，就必须有效改革招录体系。尤其是探讨如何将“德体美劳”四方面素质纳入考试招生评价体系，引领高校考试招生改革新方向。

关于将“德体美劳”纳入高校招生评价，目前集中在综合素质评价上，以便实现“多元录取”。从首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上海、浙江来看，两地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均面临着投入成本巨大与使用范围有限的矛盾、综合素质评价划分等第的科学性与公平性矛盾、不同高中的认可度与支持度矛盾、城乡之间公平性矛盾。为此，应清楚地认识到，与智育不同，“德体美劳”相对不容易客观量化和比较，纳入高校招生综合评价应有一定的限度。特别是依据中国国情，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以SAT或ACT成绩兼具高中平时成绩、实践、才艺表现和推荐信等材料选拔学生。如果照搬，很容易就从“应试”变为“应清单”，不仅会加重学生和家长的负担，更会使权力与金钱进入，因为选拔“材料多、素质好”的背后易沦为选拔家庭优越的学生。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高校招生录取模式改革既要逐步采用综合评价以实现对全面素质考核的兼容，又要兼顾社会现实条件，采取渐进的办法逐步探索推进。

在实践层面，关键是探讨如何落实学生“德体美劳”评价指标。当前的高考综合改革以“两依据一参考”为举措，从新引入的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来看，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二者都为考试，指标有趋同性。尤其是选定纳入高考总分计算的选考科目，一旦作为选考科目，其性质实际上已经发生变化，即不再是目标参照的“水平考试”，而是分分计较、常模参照的选拔性考试，选考科目名义上是“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质上就变为选拔性的高考科目。

对于当前的综合素质评价，有三大问题需要考虑：其一，综合素质评价的考核内容与形式问题。具体内容和形式如何，会直接指挥影响学生的行动选择。如何体现对“德体美劳”内涵的新提法，选择什么样的考核内容和形式，单独或共同的指标如何支撑各“育”，是摆在综合素质评价面前的重要问题。其二，综合素质评价的应用问题。若是将综合评价与高校录取硬挂钩，需考虑采取何种比例体现价值选择、体现各“育”；若是软挂钩，需考虑怎么才能发挥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使其实际作用得到体现。其三，综合素质评价的实施遵循。综合素质评价不局限于笔试成绩，想要解决笔试不能考核的内容，就要注重实际行动，而考核实际行动会受到公平性与操作性两方面的制约。就公平性而言，综合素质评价存在于高校考试招生的体系范围之内，更在教育的范畴之内，无论从宏观的教育以推进公平为先，还是高考体系内的以保证考试公平为首，都要求综合素质评价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推进相关改革。就操作性而言，综合素质评价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面临操作性与技术性的难题，如不同高中的评判标准与支持力度不尽相同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综合素质评价的劣势，也是纸笔测验的优势。如何使智育以外各“育”的考核具有可操作是最有挑战性，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解决的难题。

总之，高校考试招生如何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应以国情为考虑背景、以公平等价值考量为立场、以考试规律为遵循、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指向进行改革。应发挥高考的诸多面向，在最大程度上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客观上，也要为高考不能承受之重“减负”。高考并不像“百宝箱”那样可以满足社会的一切期望，无论考试内容形式、招录政策如何变革，总会有应当顾及而难以顾及的一面；综合素质评价也不像“大箩筐”那样可以装进学生的一切素质，必须考虑公平性与操作性等问题，也总会有应当顾及但不能顾及的一面。教育的问题中又有很多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还关涉社会竞争、资源分配、劳动人事制度等诸多问题，作为依存于社会大框架之下的“高考指挥棒”，其作用必然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把一切学生未习得的知识能力等各方面素养、一切中学教育的不能为与失范、一切大学教育的问题都归于高考问题，希冀通过高校考试招生改革来解决。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积极研究和推进高校招生考试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改革；另一方面，又要认识到这种改革的效果有一定限度，改革还应遵循先试点后推行的稳健方针，在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确实可行后，才能逐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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