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威廉 | 追寻中国革命的历史源头兼及晚清帝制的解体

20世纪初中国史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是试图从清帝国的遗迹中形成民族国家。“国家”在此并非指一个地方，而是刻意创造的，宣称对特定领土具有最终控制权的“组织”，而“民族”是指因不同的环境而有不同定义的“一群人”。民族的成员可能被认定为有同样“种族”或基因库、共同语言、共同特定领土或共同历史的人。也许对成为民族状态最为包容广泛的定义，是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之主观观点：由其成员彼此磋商而同意，并且绝大部分为其邻居们接受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当主权政治组织被嫁接到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上，“民族国家”于焉诞生。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中的成员，把个人对于民族群体的忠诚，放在对于自己、家庭、地方、阶级或其他任何可能成为这种竞逐忠诚的实体之上时，民族主义就此产生，许多晚清属民越来越受到这种力量影响。

值得记住的是，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的兴起甚至在西方也不是非常久远。自觉的国家概念可能首次成形于17世纪实行国家建构的君主们，如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霍亨索伦（Hohenzollerns）王朝、法国波旁（Bourbons）王朝，以及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等，这些国之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使其积极地努力建立由政府官员担负的行政运作、官僚化的军事，以及在其领土内的中央集权财政管控。而群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只比法国大革命早一点儿开始，直到1848年的欧洲革命才较广泛地扎根，待19—20世纪之交才达到全面发展。因此，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为成为民族国家而全力狂热地投入，实未落后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太远。

这些年的民族主义并非明确无疑地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虽然19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如19世纪10年代希腊的独立运动，以及1848年匈牙利和其他地方的起事确属自由民主的范畴，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激进民族主义者，和19世纪80—90年代无疑是俾斯麦式扩张主义的时代，民族主义已被利用来为极为狭隘的中央集权服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大幅提高了这种反民主的、高压的、军国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解读。当民族主义者的呼吁真正在世纪之交前后扎根于清帝国时，某些例子听起来非常民主化，但他们已在其中保留了反自由主义的种子（例如，在章炳麟和刘师培的“国粹”用语中），1911年后这将显示在优生学式的“种族净化”以及领袖们接连的独裁野心中，包括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全都是优秀的“民族主义者”。

关于晚清中国民族主义兴起最后要注意的，是来自所谓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此种评论认为，正是因为最终证明在西欧产生的民族国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政治组织，因此没有理由将其视为历史的必然终点，甚至在西方也是如此。此外，更没有任何理由把民族国家加诸欧洲独特历史经验之外的人身上，或以他们就此方式组织但相对未能成功来评断。有其他可能取代清帝国的政治形态（例如太平天国）。但在20世纪初中国的特定政治精英，如同其他非西方地区一样，认为自己非常有远见地认知到，需要以欧洲式的民族国家重建其社会，此使命并非巧合地赋予其本身，而这个历史的偶然性就成为驱动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部分成因。

后殖民的批评对我而言貌似合理且引人入胜，但必须记得晚清的中国精英们没有这样奢侈的后见之明。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为了能在与邻国的战争中存活，把他们的政体重建成强大的西式民族国家，确为当务之急。

朝廷为中心的改革

1900年末，已经占据中国的皇位超过250年的清朝已明显处于瓦解的边缘。这情形让人想起1860年，因西方野蛮人占领了神圣的京师，让朝廷逃命流亡。但在1900年时，事情甚至比之前更糟：满人祖先的故乡，也是1860年朝廷避难之所，这时被日本和俄国人占领，而朝廷被迫逃到中国西北的西安。幸好，南方的都城南京并没有如1860年一般，被国内的叛乱政府占领。此时叛乱者（拳民）成功地被朝廷拉拢。但该动乱已经被外国侵略者敉平，而清朝竟被强迫交出更为重要的领土（租界）给外国人，以使这些野蛮人不再继续前进。结果情况可说比以往还糟。中央财政破产了，且由于输掉一连串的战争，大部分可预期的未来收入都抵押给了外国。而国内的颠覆性运动爆发的频率逐渐增加。当时这些都还能相对轻松地镇压，但他们也警觉到这些运动的威胁不仅针对在位的王朝，也包括历时2000年之久的帝制。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就像1860年时那样，1900年的清朝不仅设法存活，而且展现出新的爆发力，恢复相对强而有力的中央领导和有能力的行政部门。朝廷称之为“新政”，在英文最常称作late Qing reform（晚清改革）。满人领导皇族接管了许多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以自强之名在各省推动的计划，但远远超越自强运动未触及基本社会、政治和观念结构的特性。即使新政在风格和步调上比1898年流产的百日维新更冷静清醒，但也更为深远且重大。

慈禧在1901年1月于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及发布变法上谕，用以宣示朝廷明察重大改变之需求，并承诺领导推行。变法上谕部分陈述如下：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即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岂尽雍正、乾隆之旧……

……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

……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浑融中外之迹……总之，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朕与皇太后久蓄于中，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

“言路”开放至前所未有的程度，邀请所有的清朝人民提出对改革的意见。成立了督办政务处，有系统性地处理并执行批准的建议。之后，直到1908年慈禧去世之前，有一系列的诏令要求政府和社会各个层面进行改变。

此过程于中途受到日本在1904—1905年的战争中惊人地击败俄国之刺激而加速。双方几乎在清朝的领土上作战，明治日本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列强之一，这为清廷开启了新的希望，认为只要能让内部团结就能恢复国力。在美国冒险作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寓言中呈现西方这新一波“黄祸”想法，此叙述写于1907年，但设定了一个70年后想象的未来：

1904年发生日俄战争，这时代的历史学家勇敢地记录到，该事件标志着日本进入了国际礼仪中。而这真正标志的是中国的觉醒……

中国迅速而令人注目的崛起，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其最好的劳动力质量。中国人是勤劳的良好典范。他们一直是如此。从纯粹的工作能力来看，全世界没有工人能比得上他们。工作对他们来说像是用鼻子呼吸。对他们来说，工作像是对其他民族来说到远方流浪、作战和精神冒险那样。对他们来说，获得辛苦工作的机会体现出自由。耕地和永无限制的劳动是他们所有的生活要求及其力量所在。而中国的觉醒给了其众多人民不只是自由，而且是无限制地获得劳动的机会，也获得了最高级之科学机械劳动力的权利。

返老还童的中国！这只是中国繁荣兴起的一步。

在伦敦的想象中，要对抗主宰世界、如此“觉醒”且势不可当的中国，只能通过美国领导的细菌战行动，用种族屠杀的方式来消灭所有中国人。

新政最终并未让中国统治世界，也未解决其多重的问题。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加剧了社会紧张和政治上的不满。但改革的意图无疑是真实的，其影响很确实，其长期意义相当重大。这些改革代表了百余年来相对于国家掌控下之社会、经济规模的政府萎缩过程——也许（其中有一些振荡）从帝国史中期即可观察到——出现了一个令人如此意外、突然之扭转，以及决定性地转向逐渐建立一个更具进取性、更强大的现代国家，这个过程将持续发展，至少到20世纪后半的毛泽东时代。

新政的首要目标是提升行政效率，并更明确地定义个别职位的义务和责任。几个闲职即被废除，当时几个省的巡抚（包括四川巡抚）与总督之间因权责重叠而被认为是多余的。在中央行政体系之中，地位崇高的六部逐渐由内阁部门取代，类似于日本和其他代议政府之做法。户部由“度支部”取代，总理衙门由更正式的“外务部”接替，而刑部转变成“法部”，并建立“大理院”作为新司法系统的基石，该司法系统独立于原本全权的行政部门之外。其他新设立的部门包括“商部”（对于2000年来表面上认为私有商业不值得有组织的政治支持和规范的帝国体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学部”、“巡警部”（后来改名为民政部），以及设立“邮传部”来由中央控管正在进行中而未协调的铁路建设进程。

更为深远的影响，是倡议改变清朝的基本结构，使其能培养公民与大众参与政治，无可否认地，这是一个由君主主导，为了其本身及国家利益而推动的广泛计划。1907年设置了“宪政编查馆”，并邀请长期力倡宪政体制的梁启超自流亡的日本回来担任顾问。1905年和 1906年先后派遣高层代表去日本、美国、欧洲各国，学习其政治制度。代议议会的设立，也初步在地方、省级和中央层级订下了日程表。

为培植工业化和商业发展，刚成立的商部寻求在各省及重要商业城市建立并整合商会。部分这些组织在世纪之交时就在地方上自主地运作，但1904年的章程则是正式认可并试图标准化和规范商会组织。典型的清朝模式，是拉拢已存在且有效运作的社会机构，并推动其他地方进行模仿。到1909年时，整个帝国约有180个商会，将来自不同行业和家乡的地方商人与工业企业家集合在一起，旨在学习和促进地方经济活动。这些机构也受官方委托而成为介于地方行动者和政府间的沟通媒介。如同当时许多其他的革新，新的商会对于塑造“企业家”，这个国家所认可的新职业利益团体的过程是很重要的。

在军事上，新政展现出朝廷致力创建一支强大、中央化的现代军队，用以取代破败不堪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同时终于将太平天国时代地方军队的残存部分收归中央控制。为达此目的，清廷于1903年设立“练兵处”，由满人官员铁良和当时最有力的汉人实务官员袁世凯共同领导。作为李鸿章的门生，袁继承控制了李的大部分淮军，并在1901年李过世后，继任直隶总督。在该职位上，袁世凯着手进行许多教育、工业、公共安全的西化改革，并在短期内组成20世纪初中国最有效率且装备最好的“北洋军”。在其高阶军官中，出现了许多民国初期最重要的军阀。

在京师地区之外，练兵处设立了“督练公所”，用以督办新式军校的建立（常聘请日本的教习）以及地方层级、技术精密的“新军”。这些军队的官兵主要从各省挑出，官是来自新式军校的毕业生，而有很高比例的兵具备起码的读写能力。面对中国明显的国防需求，从军在受过教育的精英间获得一种新的声望，而新军人员的社会背景，也因此与西式新学堂中的平民学生相差不多。甚至，在这个具有防卫意识的时代，军队提供了新的晋升机会，并提供了一个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管道。就像企业家，近代军人变成一群新的职业精英。

新政中最为打破传统的部分是教育改革。1905年，正当日本令人大开眼界地打败帝俄之后，清廷突然废除了科举考试，这个已持续千年，获得官职和社会晋升的正统管道。朝廷下令在各地建立西式学堂取代其位置。1904年帝国中约有4000所这类学校，估计约 92000名学生，到5年后增加到52000所，约150万名学生。常常征用地方寺庙来容纳这数以千万计的新学校，以为当时精英表明打击“迷信”之目的。过去以儒家文明之名而的作战，现在则以西方、科学和保卫国家之名而起。

几乎在一夜之间，新式学堂学位取代了科举功名，成为获得政府公职和社会地位最基本的资格。许多传统士绅成员极力反对，而无助的古籍经典学者经过了毕生的努力学习，如今却因事业前途突然从身边被夺走而变得无所适从，成为改革派和大众小说中的定型角色。然而，出奇的是许多传统精英家庭很快地适应这重大变革，甚至在大刀阔斧废除科举制度之前，就已经采取预防措施，把至少一个有出息的儿子送到西式学堂。这个阶层的男人们使自己成为西式学堂的教习，或进入其他新的、有前途的事业。据此适应方式，原本是科举制度下的“士绅”努力在制度废除时存续了至少一至二个世代。

新军、学堂、警察、铁路、扩编的行政人员、工业和通信之发展，以及其他新政改革的花费非常大。清政府在1900年前后的岁入，包括已经被用于庚子赔款的帝国海关，只占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比例。相较而言，2008年的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1%，而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加起来则超过30%。清朝预期要从哪里找到支持其颇具抱负之新事业的资源呢？最明显的来源是向外国政府和银行借贷。结果，在为了偿付赔款和支付如工资等日常行政花费的大批借款之外，新政又增加新的沉重负担，让政府更加深陷债务问题之中。

但第二个资金的来源使政府展开财政重组。有一个长期的趋势，至少从19世纪中叶的叛乱开始，各省在财政上独立于中央，商品通行税和其他扩大的商业税一般由地方政府直接确定金额并征收，很少回报而更少交回中央。庚子赔款改变了这种情况，而就此种意义来看，表面上是好事。突然承担了这么大的债务，中央政府别无选择地要求各省为还债做出“贡献”。例如，湖北省为了庚子赔款即每年拨出120万两。

振作的中央政府持续并扩张始于庚子赔款的重整过程。对各省制定一系列新的年缴税收规定，并把许多获利的自强运动工业、矿业、航线收归国有，又在1909年对于各省实行“财政实况”加强审计制度，并在1911年将历经三年研究的最终报告上呈给皇帝。其结果使整个帝国财政的资源重新分配，且突然反转了长期的地方化趋势。正如政治权威被突然地再集中于中央政府之手，中央也重新恢复财产资源的独占。这对于国家建构来说是最为基本的。

最后，财政改革的重担经由增税的形式加诸地方人民身上。在清朝的最后10年，各层级政府的收入可能加倍了，而其中大部分是在 1905年后的几年内增加的。中央政府本身或省和地方政府强制实行了多种新规定，用以确保财政收入能上交。在一些省份有高达20%的附加税收加到土地税上，新的城市不动产税也代表了可能的税收来源。业已存在的网络中，政府过去特许经纪商们每年支付少许的费用以获得执照，现在则被动员作为政府收税的代理人，直接对批发交易课税。一些消费品的零售也首次需要“特种销售税”（excise tax）。在城市中，商业行会的库房被没收以满足新式商会的花费，而在乡下，用于负担每年的节日和戏曲演出的寺庙捐献被没收并用于农村学校。最大的负担是铸币税形式的间接税，以低于其金属价值的面额来铸造新的铜币，以及发行无贵金属担保的纸币。货币的贬值让政府得利，但这代表大众因通货膨胀而增加了支出。

简而言之，清政府在资助新政的过程中，有些措施得罪了所有人，虽然大部分的负担无疑是加在贫民身上，但直接从中获益者是很少的。然而，如果一个人接受这样的逻辑：拥有一个强大、中央化而渗透力强的政府，对于20世纪的中国在面对多重威胁时是有用的；此问题之后就会变成：这些改革有多少是真正必要，而值得如此的花费？是否合理而有效率地推行这些改革？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反映了个别观察者的理性立场。

对于1911年革命的西方观点

西方，尤其美国的历史学家对于1911年中国共和革命的观点，是响应主导大半20世纪中国政治的政党所提出的两种主流论述。中国国民党的正统解释曾经是最重要的，而且至今仍构成西方大众了解该事件的核心。其论述强调这次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当然包括对抗西方，但更重要的是反抗外族的侵占王朝。此论述强调革命的领导特质：密谋的、开明的、进化的、具革命自觉的协调者，其政治联盟则被视为国民党的前身。最重要的是，强调孙中山像乔治·华盛顿一样是“国父”，也是国民党之父。

该故事继续说到，中国因为受满人钳制近300年而愤怒。孙中山是位有远见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早认识满人的暴政。因此，他在20世纪初领导了一连串英雄式的起义，并在1911年终于整合出有效的联盟，成功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孙制定了“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可能刻意援引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之精神。在他成功之后，宽厚有礼地退出，并把政府交到其他人手上，这些人却背叛了革命。孙因而回到政治舞台，发起运动推翻那些恶棍，并将国家导回正轨，而此任务终于由其合法继承人蒋介石完成了。在认同其理念的翻译者帮助下，这个动人的故事被用来吸引美国人中的爱国主义者，且的确成功了。

相反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叙述中，1911年的事件从未如其在国民党所扮演之角色般被赋予创建神话的地位。数十年间，1911年的革命被轻描淡写，而不如1949年真正的共产革命具有意义。在后毛泽东时代却对其产生浓厚兴趣，包括国际会议和西方研究翻译等陆续出现全新的研究，其中中国共产党试图把1911年革命纳入自己的革命历史中。基本上，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采取经济决定论的方法，虽强调这次革命之阶级特色，但其中也有为数不少优秀的论著。1911年的“资产阶级民主”起义，类似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由“民族资产阶级”所发动的，反对作为西方代理人的“买办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上，此革命是进步的，但并未汇聚农民和无产阶级大众，因此也未反映其权益。因此更进一步的任务就落在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革命上。虽然其叙述中非常去个人化，还是为孙中山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称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先驱。

这两种叙述的问题都在于有些“孙中山中心”。革命爆发之际，孙其实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在革命过程中众多运作的复杂力量，若不比孙的个人贡献更大，至少也同等重要。西方早期的革命研究把孙稳固地放在中心，第二波研究则稍微改变关注的对象，去认识他的亲近伙伴黄兴和宋教仁的贡献。之后开始研究在革命行动中，与孙本身明显较无联结的群体，例如学生和知识分子。约在同时，那些并非公开革命派，甚至反对革命的个人和力量对于革命的贡献也被认可了。最后，也许最具意义地，出现了特定地区革命社会史的个案研究。

在研究圈扩大的过程中，西方史学界的观点比其研究初始更接近中国共产党的论述。即便如此，这说明他们也开始了解到，革命在各地方并非一致，在社会基础上并非全然的“资产阶级”，而且常常并非完全是“进步的”。现在西方史学所重视的，是特定个人和地方利害关系的相互作用，将如何影响革命事件的发展。

学生

正如19世纪末，一些中国积极分子在20世纪初扮演了改革者的角色，而有些人则是众所周知的革命者。革命者的人数很少，其共和运动在发展至高峰之后便走向衰落。其有相当程度是受到日本的影响，日本是中国最具威胁性的外敌，但也是其最重要的模范。为了直接回应日本在中国境内的胜利，清朝爆发了两次狂热的改革浪潮。

培养中国年轻的激进分子成为许多日本活动家个人喜爱的计划，这些人自觉为明治维新时代“志士”的继承者，在中国的商业、政治和革命等领域中，开创出“支那浪人”（しなろうにん）的生活。激发冒险者热情的是“泛亚洲主义”之新意识形态，呼吁所有黄种人联合起来对抗白种人。记者和教育家内藤湖南（1866—1944），在京都帝大设立有关东亚史的整体性课程，他强调日本文化是源自中国文化之主张，而现在正是充满活力的子女对年迈双亲伸出援手的时刻。出自此种共同传统的认知与共同的经济利益，1898年在东京成立了“东亚同文会”。结合学会、企业游说团体和情资机构之功能，在中国各地建立书店，并且很像西方传教士一样向成员宣传信念。在相当程度上，日本政府本身也有泛亚洲主义的心态，为康有为、梁启超等清朝激进改革分子，及诸如唐才常和孙中山革命人士提供政治庇护。

然而，最具意义的，是在清朝最后10年间赴日中国留学生的日益增加。1895年之后中国开始慎重看待学生赴海外一事，而在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及中国废除科举后，人数大幅增加。一些人到欧洲，一些人到美国，但大部分是到日本，其原因包括费用支出、距离以及语言相近。不仅构成当时世界史上最大的海外留学生运动，也产生了大部分中华民国时期第一代领导人才。到外国留学的人绝大多数是男性，但也有少数女性。男女学生的人数从19世纪90年代晚期的十几人，成长至20世纪初期的数百人，1905年时更超过8000人。这些留着辫子、在离家之前涉世未深的年轻中国人，受自以为现代化的日本大众嘲笑后，很快地转向中国民族主义。作家鲁迅在其短篇小说集《呐喊》的《自序》中，讲述1905年在日本当年轻医学生时的经验，当时被迫看一部影片，内容是中国的“间谍”被日军砍头，而当地中国群众围观这一盛举。这对鲁迅而言是改变一生的经历。

这些日本留学生的快速政治化，又受流亡政治人物的演说、日文报刊和侨社出版的中文报刊，以及日本翻译的西方社会政治思想著作催化。这些译著留给了20世纪中国新的政治词汇：将不熟悉的西方概念翻译成日文，将传统汉字重新组合并赋予新意，创造出新的名词，再将其导入中文的言谈语句之中。包括具备有效动员力的概念如“民族”“民权”“民主主义”“宪政”“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有特别是“革命”。

学生们也组织起来。就像帝国中的科举考生或旅居海外的商人，以同乡为基础来组织团体。有些出版自己的报刊，如《浙江潮》，或如杨毓麟激进的小册子《新湖南》，用以推动新式的、激烈的地方性爱国主义。他们也组织革命小组。对此有所知悉的清廷，利用密探渗透这些组织，并要求日本引渡这些麻烦制造者回国受审。明治政府方面，则是带着其自身的泛亚洲主义情绪，暂时倾向于温和地忽视激进的中国学生，正如其对待各种信念的清朝政治流亡者一样。

对清朝当局来说，当这些激进的学生回国，并且与数量更多的西式学堂和军校毕业生相互影响时，麻烦才真正开始。一整代人的激进化，可看作是新政改革未能预料到的后果（唯此结果也进一步证明这些改革的真实性）。回国的学生流连于租界如上海或汉口一带，在这些地方持续以激进的民族主义方式，吸收西方的影响。从事相当多浪漫理想主义以及年轻人“宣泄”的活动。其中一位典型人物，就是具有个人魅力的年轻人秋瑾（1875—1907），她沉浸在《水浒传》这种传统的尚武小说之中，并想象自己是一个英雄侠客。她喜爱身着西式男装或中国古代著名女性教派领袖的服装照相。她也组织一支学生军，特别注重制服的设计。

这一代许多人受到日本人在健身、竞技运动和武术领域上的热衷的吸引，而这些活动至今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年轻的中国学生吸收了日本年轻武士无私地为祖国牺牲奉献的“志士”理想，刻意追求殉道并在“敢死”队里歃血为盟。一个并不罕见之引人注目的举动就是自杀，如年轻的湖南宣传小册子作者陈天华（1875—1905），在某些程度上为了抗议日本取缔中国学生运动，于1905年投东京湾自尽。同年，25岁的冯夏威（1880—1905）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前的阶梯上服毒自杀，以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另一个做法是受无政府主义者启发的暗杀行动，如广东的归国留学生汪精卫（1883—1944）在1909年试图刺杀摄政王。

一些学生和秘密会社联合来领导地方起事，其中最著名的发生在湖南和江西之间萍、浏、醴的边境地区高地。这里是谭嗣同和唐才常（唐曾于1900年开创自立军与秘密会社的联手之先河）的家乡，1906年一群归国的湖南学生在地方矿工中发动了革命式罢工，最后以血腥的失败收场。精英学生动员秘密会社和矿工等低下阶层一类的情况让清廷无比恐惧，并促使其在国内外加倍努力地镇压激进学生运动。

日益尖锐的反满文词，燃起了年轻革命分子的激情。在清朝入关征服时的“暴行”和鸦片战争中满人“卖国”的历史记忆中，加上种族团结是建构国家前提的新理念。即将英勇就义的陈天华，在1903年《警世钟》这本煽动性文宣中，呼应着三年前义和团民族主义的用语，其写道：“杀呀！杀呀！杀呀！……‘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

一个更理智但仍具破坏性的反满主义类型，是由出身扬州的刘师培（1884—1919）发展出来的。刘的祖父在1862年曾国藩监印王夫之作品首度再刊之际，担任曾的幕僚，而刘师培则以较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战争的理论，来自我解读王夫之思想。像其他来自长江下游、湖南、广东的爱国青年一样，刘体认王夫之中心思想，提到在北方蛮族数度侵略后，正统汉族及其文化业已南迁。作为称职的传统经学家，刘师培重读《春秋》以解读其中暗藏的“攘夷”秘密，这也与年轻武士们在明治维新时期用来团结的口号相呼应。借用德语“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概念，并通过明治日本的概念“国粹”（国粹），刘和他的同伴、国学家和种族主义者章炳麟提出了类似的汉人“国粹”，认为它好几个世纪以来在满人统治下被蓄意地压制了。刘于1903年19岁时，在上海成立了《国粹学报》，并出版了一系列书籍，旨在复刻包括散文、诗、绘画、书法等被隐没的抄本，其中展现了真正汉人的“国魂”，并激励反满民族抗争中的人们。

也许在这些年中，激进学生出版最重要的一本宣传册，是1903年出版的《革命军》。此宣传册由刚从日本回来、出身四川、当时年仅18岁的邹容（1885—1907）所作。邹这篇著作深受社会达文主义的种族思想所影响：“地球之有黄白二种，乃天予之以聪明才武，两不相下之本质，使之发扬蹈厉，交战于天演界中……即为终古物竞进化之大舞台。夫人之爱其种也，其内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从此脉络推论，邹容建构一个亚洲种族的科学分类系统，并总结：“汉族者，东洋史上最有特色之人种，即吾同胞是也。”这让他抨击“通古斯族”即满人的统治：“呜呼！我汉种是岂飞扬祖国之汉种？……是岂为伟大国民之汉种。呜呼！汉种！汉种虽众，适足为他种人之奴隶……汉种汉种，不过为满洲人恭顺忠义之臣民。”

呼应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话，邹容主张中国人是没有历史的民族：“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邹将此加入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并援引儒家思想逻辑，而发现当前处境令人羞愧、甚为忤逆：“前之为大金、大元、大辽、大清朝之顺民既去矣，今之为大英、大法、大俄、大美国之顺民者又来。此无他，不明于同种异种之观念，而男盗女娼，羞祖辱宗之事，亦何不可为！”邹容大胆的历史修正主义姿态，平定太平天国的英雄变成“走狗”，亦即民族的叛徒：

曾国藩也，左宗棠也，李鸿章也，此大清朝皇帝所溢为文正、文襄、文忠者也……夫曾、左、李三人者……自谓为读书有得，比肩贤哲之人也。而犹忍心害理，屠戮同胞，为满洲人忠顺之奴隶也如是……为封妻荫子，屠戮同胞以请满洲人再主中国也，吾百解而不能为之恕。

尽管他有种族中心主义，邹容也展现了明显的世界大同主义。如同中国人一样，印度人和越南人已成为外国列强的奴隶。不过，外国也有鼓舞人心的革命模式：

与贵族重大之权利，害人民营业之生活……此英国议院所以不服查理王而倡革命之原因也。滥用名器……而又赋敛无度，此法国志士仁人……而出于革命之原因也。重征茶课，横加印税，不待立法院之承允，而驻兵民间，此美人所以抗论于英人之前。遂以亚美利加之义旗，飘扬于般岌刺山，而大倡革命至成独立之原因也。

邹容对于革命后新政体的观点，是基于“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和天赋人权理论，这些对于数年前的清朝人民来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1901年首次出现中文翻译；而邹容出版他小册子的同年，刘师培也出版其研究，在中国经典中有系统地找寻本土社会契约论的线索。）邹容写道：“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入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然政府之中，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继放行，举一国人民，悉措诸专制政体之下，则人民起而颠覆之，更立新政，以求遂其保全权利之心，岂非人民至大之权利，且为人民自重之义务哉？……其以此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邹容总结道：“其以此革命为日日不可缺之饮食。”遂以诛皇帝、诛戮满洲人及所有“涉尔主权之外来恶魔”。在这尽情杀戮中，“尔国历史之污点可洗。”

到1907年末，由浪漫学生领导的革命阶段多已燃烧殆尽。在经过一段时间屈就这些有志青年的荒唐行为后，清朝当局进行镇压，并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结果，秋瑾被逮捕处决。邹容在23岁死于狱中。陈天华则在两年前自我了结生命。刘师培则公开改变心意，认为要保留汉人的“国粹”，最好的一条路是保留而非摧毁清帝国。学生运动达到唤起清朝一般大众意识的任务，并且相当程度地把共和革命的观念放到台面上，但未能实现革命。到了革命成功之时，将是由其他人领导的。

职业革命家

孙中山于1866年出生于香山，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邻近英属香港的一个县。虽然与政治对手、早8年出生于附近佛山镇的康有为算是同乡，但孙与康实属不同类型的人。康受过完备的古籍经典教育并取得进士功名，孙则未有科考功名并属于社会较边缘的人。孙在童年时曾造访香港，13岁时被送往夏威夷和哥哥一起住，就读基督教会学校。他读写英语比中国古文更为流利，就读于香港西医书院并成为西式的专业人士。他在日本还有一个家，在那里学会流利的日语，将其别名“中山”日语化为日本姓“中山”（なかやま），并毫不掩饰地留起整齐干净、明治风格的八字胡。同时，孙中山比康有为更加自觉地认同自己是南方人，强调自己与南方反满主义，包括太平天国和地下兄弟组织三合会的关系。

关于孙在共和革命运动中的个人贡献已有许多讨论，其追随者们不切实际地予以夸大，而贬低他的人则直接忽视。持平的评价可能会认同孙的一些个人优点，包括常获得证实的外貌和魅力、他作为公众演说家的技巧（在当时较为新式的政治技巧），以及能引人注目的天分。例如在1896年，孙为了革命活动在伦敦募款，被清朝的领事馆拘留。他设法将被拘禁一事转达给英国的医生朋友，终而获释。孙独特的反应就是很快地以英文出版了一部关于其冒险的自我推销报道《伦敦蒙难记》。

作为革命组织者，孙的优势包括其毅力、在海外华人中的知名度（在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向丹佛侨社募款），以及他在外国政府和精英之中所博取的认可和尊敬；此外，较不显著的是其与国内秘密会社如三合会的关系。不利条件则包括他在国内进步精英中的地位较低（此点阻碍孙屡次欲与同乡梁启超联手合作之努力），以及时常对革命计划抱持太浪漫天真的想法。他最适合作为宣传者，和其他革命分子间的中介者，以及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象征。

然而，无争议的是孙中山在1894年建立第一个投入反清革命的组织“兴中会”。很自然地，成立的地点是在远离中国本土的夏威夷。一年后孙在香港创立了第二个分会。起初该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广东人，其中多是移民，且很高比例是基督徒。在签订《马关条约》的骚动中，孙和支持者抓住这个机会，筹划第一次起义，计划于1895年中在广州城发动革命，但在开始前即被清当局发现，计划最终胎死腹中。孙逃往日本，在横滨成立了另一个兴中会的分会，之后又在河内成立一个；自此之后，他很少踏上中国的土地，直到革命真正成功。1900年华北在义和团混乱的笼罩下，孙在广州近郊的惠州发动了第二次起义，但这次亦遭帝国军队轻易粉碎。其他不切实际的革命计划陆续进行，包括1907年在广西、越南的边界。这时，孙在本身具有革命抱负的年轻一代中，似乎已成为笑柄。

孙有很多竞争者。有各种以省为基础的革命组织，尤其在学生和新军中。此外，在募款方面，他必须和名义上并非革命的组织来竞争，尤其与“保皇会”，这个由流亡的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亦即1899年成立的组织。受软禁的光绪皇帝，象征着对君主立宪的寄望，仍激励着许多国内外的改革派精英，因此康有为能轻易地提出理据来说明，需要有公众持续的关注来确保朝中保守势力无法轻易废掉光绪皇帝。20世纪初如夏威夷或旧金山等海外华人侨社，不难看见当康有为的团体代表在一街角发表募款演说时，孙中山的支持者就在相隔一街区的地方宣传以寻求支持的情形。孙曾试图让两个阵营联合，但未能成功。

孙最终与学生的联合，使其革命视野焕发生机。湖南的学生激进分子开始考虑一个新层次的组织，与湖北、广东、浙江、四川和其他省份同质倾向的学生联合起来。1903年“湖南华兴会”于长沙成立，有别于具有类似名称的孙中山组织，在黄兴的领导之下有计划地与他省的学生团体建立关系。1905年于东京，通过日本的泛亚洲主义支持者中介，以及受到日俄战争进一步的激励，黄兴的团体和其他团体的代表与孙中山会面，共组了至此包容范围最广、最具意义并以孙为首的反清阵线“同盟会”。之后的几年，该伞形组织在传播中国共和革命的信仰上，居于显著的领导地位。但几乎从一开始，对于领导地位的竞争、对于革命策略（起义的时间和地点）的争论，及争辩是否适合持续发展与日本人和认同其理念的其他外国人之关系等内部不和即破坏此联合组织。到了1908年，一般认为同盟会已有数千名成员，但实际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那么，孙中山在1911年革命中真正扮演的角色为何？同盟会在革命爆发前几年就已瓦解了。在策划1911年4月广州最后一次仓促起义之后，孙逃到美国以争取更多海外华人的资助。他仍在国内最西化的族群中有些影响力，只是所剩无几。同年10月武昌革命开始时，孙和亲近同伴都不是筹划者，甚至未被提前告知。他们只在某种程度上投入了其后各地响应的起义。然而，孙和他的伙伴，其中最积极的是湖南人黄兴，常被人找来或自己前来收拾残局并在事后提供建议和策略。

直到革命大致属“既成事实”，许多人追认孙中山，且几乎只有他一人具有长期革命系谱上的正统性，以及相对完整的革命愿景，特别是他在外国人中有足够的声望，来阻止清政权垮台之际外国势力的伺机侵略。事后来看，他似乎是偶像般的革命领袖。

改革派精英

激进学生和职业革命家都在创造有利于共和革命的环境气氛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在1908年之后，这两个群体的光芒褪去，不再是革命的直接推手。关键的角色落到一群人身上，他们从未公开为革命家，但实际上可能是所有人中最具革命性的：改革派精英。几乎均由男性组成、出身城市的居民，和乡间的农村组织体制之间的关系很薄弱。就此而论，他们看起来像是马克思主义模式中的“资产阶级”，但如果要用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严格定义（在一个工业生产体制中的资本家），此类人虽未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缺席，但在数量上显得微不足道，以致无法在政治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把这个范畴扩大成更一般性的“城市改革派精英”，我们便能集中注意这个藏身在1911年事件背后，并主要从中获益的群体。

这个扩大的范畴将包括许多不同但又互相重叠的类型。第一类是传统的大商人，批发商以及经纪商，其中有部分但并非全部投入生产经营，且包括专注于国内商业（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国外贸易（买办资产阶级）的人。从19世纪后期越来越常见的一个相关的类型是混种的绅商。这些人以从事商业为生，有官位者通常是通过捐赀获得，无官位者至少也具体展现熟悉的儒家士人生活风格。绅商在晚清的出现，是几个社会趋势所造成的。其中之一是越来越多拥有功名的士人参与商业活动，此举原为清朝法律条文所禁止，用以区别士人和商人，但在太平天国以及其后的重建时期反而被官员积极鼓励，他们热切希望刺激帝国的商业经济，同时想把经济的控制交给可能较为正直的儒家士绅。士绅经营者隶属于此类型，尤其在重建的年代与商人合作办理地方慈善、水源管理和其他领域，在此过程中，他们本身涉入商业活动的程度越来越深。

在19世纪晚期，传统上两种不同的角色逐渐融合成绅商（也可说是成为近代企业家）的过程，因新政的关键措施而加速：废除科举制度（士绅独有的正式标记），以及地方和省的商会之建立，使非士绅的商人在政策制定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声机会。

构成新城市改革派精英的第三类族群，来自传统士人阶级。大约在1895年之后，有功名的士绅大致分成两种群体：一是持续强调古籍经典教育和长久以来士绅角色在社会的重要性，另一种（有时称作“新式士绅”）接纳更具世界观的教育和社会工作。后者，包括有科举功名的新式学堂教师、银行家、工矿业和运输工程的投资者，从事法律、医学和新闻领域的白领阶层专业人士，以及中国的新知识分子。这些人成为新政时期“地方议事会”和“省咨议局”代表的核心。

这些商人、绅商以及新式士绅们结合成为一种兼具进步思维和商业导向的阶级，越来越无法忍受旧政府制度对于他们活动的诸多限制。在20世纪的前10年，这些改革派精英决然地转向民族主义，这是受到地位崇高的口岸报纸《申报》以及一些新式报刊的影响，例如1904年创办，持续推广“地方自治”的《东方杂志》，还有同年创办，作为梁启超和其他进步分子喉舌的《时报》等。在1905年，为了抗议美国排华移民政策，一场广泛抵制美国货的运动中结合了许多要素，包括：对外民族尊严之维护、新式政治出版物之策划、商战的概念，和试图为国内制造业争取优势的民族主义企业家之鼓动。在此过程中，抵制运动有助于发展出演讲、公开造势聚会、职业和自发性团体的参与等一套动员群众的技巧，并在之后的几年转而运用于其他目的之上。

清末10年在用语上明显的转变，是从“救国”免于瓜分或灭种这样的防御性目标，转向更积极地宣示“主权”，这个崭新、热门的主权概念成为军事民族主义行动的团结号召。而什么样的权利是利害攸关的呢？最能直接看见的是领土的权利，这个时代兴起了迫切的“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t）督促着取回失土，该主题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之重要基础，而至今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中、欲使台湾回归祖国的运动中看见。

在西Z，长期以来寻求在此扩张据点并强化控制的英国，于1904年占领了拉萨。与此同时，DLLM谋划在其个人权力统御之下，能让西Z获得更多的自治，然而俄国入侵西Z之谣言也在中国报纸上流传开来。受到改革派的鼓动，清朝官员在1908年后积极地面对这些威胁，便派出数批远征军，尽可能努力把这片神圣的清朝领土，从间接委托当地领袖统治，转为正规的省县行政。1910年2月12日，在清朝官员的内部争论中，一支装备步枪的新军，在蒙古旗人联豫的率领下攻占拉萨，解散了西Z政府，DLLM被迫流亡印度。

然而，比领土权利更紧迫的，是经济权利的主张，这表现在要收回给予外国人开矿和运输发展，尤其铁路的权利。中央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学到的教训之一，就是需要涵盖区域更广、能用于军事和商业运输的铁路网。1898年清朝仓促与数间外国公司签订商业或铁路建设协议，其中从北京到汉口的重要铁路干线由法国和比利时公司于 1903年完工。该线从汉口往南延伸到广州的路段，则交由一间美国公司建造，但遭遇地方精英的联合反对，尤其在湖南。各种湖南的投资团体主张由他们自己建造铁路，1905年，这些地方人士在动员一场重要、和平的抗议运动后，成功迫使湖广总督张之洞与美国签约方磋商出一个解决方案，将建造权转给他们。由于内部纠纷以及资金问题，迫使该路线延宕至清朝灭亡后才得以完工。

收回路权运动在浙江和四川引起更多争议。1898年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承造连接上海、杭州及宁波之铁路的权利，但7年之后，两家由士绅领导的地方公司游说地方官员终止与英国的协议，并将建造的权利交给他们。不过当1907年外务部为此与英国签订了借贷合约时，上海和浙江的士绅、商人、学生便受到政治报纸刺激而集结抗议。此抗议组织迅速地出现了许多地方分会。后续由这两家中国公司自行接手，于1909年完成了这条铁路，有效地平息这场在江南的争论。

然而，在四川的例子中，满人总督锡良在1904年设立自有的、半官方的川汉铁路公司，以建设成都附近的铁路，当时能获得的私人投资很少，锡良因而向地方百姓征收财产附加税。面临以士绅为首的抗议，锡良在1907年将此公司改为全面私有化。然而，由于川汉铁路公司蔓生的腐败和缺乏成效，邮传部在1911年春天，将所有四川铁路的经营国有化。在此后数月间，“四川保路同志会”动员大量该省士人、学生、新军士兵、地方团练、工人及哥老会成员等各路人马，投入抗议运动，并迅速转趋激烈。许多县份的政府税务机关和警察局受到攻击。秋初更在成都造成许多抗议者伤亡，整个四川有如濒临反王朝叛乱之势。这些省份的收回路权运动，表面旨在排除外国的势力，却在大多数的例子中转而反对清政府，地方人民策划新式的政治动员，来展现对政府保障民众权益之能力已失去信心。

改革派精英开始超越民族主义，支持宪政主义的概念和代议政治。清朝立宪之概念在1898年的改革时就已提出，其被理解为一个明订限制政府行动范围的正式声明。日本在此又提供了模范。明治宪法在1889年制定，仅5年后证明日本有能力在国际战争中羞辱清帝国，这个事实似乎说明此必然之关系：受宪法保障规范的人民会更投入国家的命运之中，因此相当容易依国家情势所需而被动员。在20世纪初，宪政主义成为城市改革派精英具影响力的意识形态，而 1905年之后，立宪团体在帝国各省迅速成立，游说清廷及时颁布宪法。 1908年朝廷宣布预备立宪，并设定1917年实行立宪，但立宪派人士力劝加快立宪的速度。立宪运动之基调是自由而温和的，其主要领导人梁启超坚持主张，当前中国最迫切的需要是一部赋权的宪法，而非革命。此时其目标原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但在革命成功后，则顺应时势改变、转为支持宪政民主。

作为新政的一部分，清廷承诺在各级政府设立自治代表议会，这是以认为能培养忠于皇室的现代公民为前提。然而，在设立之后，这些议会很快地成为改革派精英及其宪政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声管道。县、镇、市层级的地方议会自1908年开始成立。次年选出了省咨议局并召开会议，1910年由各省咨议局选出“资政院”代表。根据朝廷日程，要到1917年颁布宪法时，国会才会成为常设的机构，但作为临时国会的资政院已成立，并于1910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不意外的，此机构中主要的影响是来自梁启超。

关键而具代表性的团体显然是省咨议局。使之诞生的1909年选举是中国帝制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虽然有严格的教育和财产要求，将选民（全为男性）限制在少于帝国人口的0.5%，估计有200万清朝人民前去投票并初尝从未想象过的政治参与。省咨议局的组成在意料之中。全国的咨议局中也许有90%的成员是士绅，也就是从废除不久的科举制度取得正式功名的人。在全国21个省咨议局中，有14个是由有进士功名的人所领导，而另外有6个则由举人主持。但这并不必然代表咨议局具有保守的性质，因为大部分的士绅成员，包括那些进士们，都属于改革派新式士绅阵营。

在活动范围和行事风格上，晚清的咨议局有效地将一个行政改革计划转变为政治运动。这些咨议局成员们与中央任命的外来官员，为主导该省之政策而相互竞争。他们接管了“收回利权运动”，以对抗反对外国人和新的清朝部门。且积极地向朝廷施压，以求提早实行立宪，召开常设的国会，并且立即设立一个“责任内阁”，此指一个内阁形式的政府，其官员行使真正的政治决策权力，且是由国会而非由皇帝选出。

晚清省咨议局在20世纪中国政治的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却复杂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相当程度地增强地方分权主义的趋势，其始于19世纪50—60年代的叛乱，至20世纪10年代晚期到20年代军阀政府的地方自治达到高峰。另一方面，他们至少部分代表了该省内的大众利益，故亦是一个地方层级的中国民粹民族主义发展的舞台。换言之，其表现也许可称之为“省的民族主义”。通过这些机构，这些精英真正第一次成为自觉的、团结一致的力量。省咨议局及其各式更名后的机构，在1911年世代更迭中保留下来，且持续数十年作为中华民国时期最有潜力的政治机构之一。

对于清政府而言，更大的危机是当这些已被民族主义精神激起的改革派精英，接受反帝制革命是可取之举，或至少接受革命为势所必然。如此转变对很多人来说仅是两天的时间，即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在14日当天，年仅37岁的光绪皇帝驾崩，而翌日慈禧太后接着过世，享年73岁。谋杀疑云随即甚嚣尘上并延续至今。光绪之死使得最温和的改革派，即康有为的保皇会失去了个人忠诚的焦点，对许多人而言，其对王朝的忠诚随着光绪的死而结束。光绪虽然缺乏个人特质，但曾作为在国内和移居海外各地华人的中国象征：皇帝驾崩促使群众追悼，并于世界各地唐人街设祭坛。然历经三个月的病痛而亡的慈禧太后，却未获得同等的悼念，但也宣告一位实际掌权并稳定清帝国政局近半世纪的人物从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在政治上远不及她精明的摄政大臣，以辅佐当时才三岁的新帝宣统，爱新觉罗·溥仪。

这些稍有能力而防卫性强的清朝皇亲贵族之行动，显示了两种基本趋势的加速，亦是新政时期整体的特色。就像设计来彰显中央政府对省和地方之权的改革，同样也将权力集中于满人官员而非汉人之手，破坏了从康熙时代就主导着政府均衡的“双头政治”原则，并将权力集中在皇室而非出身较差的满洲人。这种掌权的举动让人十分厌恶，且助长已点燃的反满主义和汉族民族主义之情绪，此两者很快地越过了社会阶级而进入汉族士人精英中。也许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改革派长期要求之“责任内阁”的任命。在1911年4月16日宣布的一份13名内阁成员名单，其中包括4位汉族官员、1位蒙古族以及8位满洲皇族。

这个侮辱又加上对于朝廷拖延颁布宪法的不满，以及在1911年召开临时国会时，发现仅授予国会咨询之职却无立法权。或许更重要的是，在各省绅商团体耗费大量经济和政治资本才取回的铁路权后，摄政政府却在1911年春天宣布朝廷计划将铁路国有化。群众暴动在四川爆发，但精英对国有化的抵制运动则遍布全国。改革派精英与皇帝反目成仇，成为革命的导火线。

帝国的终结

一场革命需要三个条件：意识形态、组织及机会。在清帝国所剩无几的日子里，绝对有意识形态，但薄弱且大多不甚明确。代议政府的远见由一些激进知识分子表述，而较不明确的共和主义则由孙中山的追随者推动。远比这些意识形态更为普遍的，却是负面的反满主义。其并非没有组织，却是过于分散在职业人士、学生和新军士兵的小组织；同盟会提供之较广泛的基层组织实际上失去了效能。但就第三个条件而言，机会无疑是存在的。1911年中的中国提供了绝佳的“革命时机”。一个类似1789年法国革命前夕之“大恐慌”笼罩社会的翻版，突然、普遍而焦虑地认知到大清王朝天命已尽。

几个因素造成了这个恐慌。一是严重的财政危机。负责三年“省财政实况”的审计官吏在1911年报告其所见，显然几乎所有的省份均面临庞大且长期的财政亏空。除此之外，帝国的第一份年度预算显示中央也无力偿还巨债。这并非新问题，但承认并普遍察觉此状况还是头一遭。这些资金将要从那里来？二是自然灾害，连年洪水和歉收导致1910年和1911年严重的粮食短缺，清政府却未有反应。三是小型地方暴力事件的剧增：人民抗税抗捐（如山东莱阳县的事件，知县被抗议群众所杀）；粮食暴动（包括1910年在长沙的重大事件，迫使湖南巡抚逃离并终遭免职）；保路运动（尤以1911年夏、秋季的成都地区）。这些事件几乎没有直接与任何公开的革命运动串联，且目标较为局限而迫切，但整体显示出清朝已无能力统治这个帝国。

当真正的革命终于发生时，却几近平淡。讽刺的是，革命主力均是新政改革所创的机构：新军、商会、咨议局。1911年10月10日，一支驻扎在湖北省城武昌的新军单位爆发兵变。湖北新军是这些省级军队中教育程度最好且数量最多的，参与的特别单位中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军事工程师，且很多人属于地方革命组织。当一支一支被派去镇压的部队转向投靠起义者阵营时，叛乱迅速扩大。清朝官员逃离了该城。

几天之内武昌和汉口（与武昌隔长江相对的重要河港）的商会宣布支持革命并捐出资金。同时，他们动员其私人民兵成立“保安社”，支持政治革命为既成事实，而不威胁到自身财产和企业利益。到10月11日下午，湖北咨议局宣布该省自清帝国中独立，成立临时军政府，以黎元洪为都督（湖北新军协统，根据大多数记录，黎因为遭持枪胁迫才加入革命），此革命目的在建立汉民族国家——中华民国。而忠于朝廷的北洋军在11月发动反击，夺回大部分的汉口，但这是清朝苟延残喘的组织性反抗行动，却终无力回天。

革命从武昌蔓延至其他省份几乎完全是城市现象。同月间，长沙、西安和太原等省城宣布支持革命；杭州、福州、广州和成都在11月加入；南昌随后在12月2日。南方和西北绝大多数省份，革命则以新成立的咨议局宣布独立的形式发生。许多清朝官员，尤其任职府、县级的汉人官吏，直接投奔革命阵营。如上海的沿海城市，群众反应明显冷淡，因为已习惯十几年来未受限制的小报上对于帝国政府的冷嘲热讽。

虽然大多数的汉人很少遭受杀戮，却有许多刻意针对旗人，以及因语言、服装、族群标记而被认定为旗人的种族屠杀暴力。在一些驻防城市，此种暴力是受满人地区之积极忠诚的抵抗所激起，不过有些地方则是无端受扰。最严重的例子是在西安，根据地方上一位英国观察者所述，在10月底大约整个驻防区人口的一半，至少1万名旗人男、女及小孩被杀。镇江、福州及其他地方则发生较小规模屠杀。相对于传统民族主义史学，对于这些“民族仇恨”的宣传者而言，满洲人几乎未因同化而消失。

实际上，权力和控制的转移在各省、各地方之间有不小的差异，各自特定的利益决定结果。在省的层级上，坚定的革命派、新军领导人以及省咨议会（民间改革派精英的宣传工具）之间出现了一些权力斗争，后两者通常以“保安”的目的结合，亦即，防止社会革命并保护正在发展的事业。他们在这方面普遍获得成功，工业、矿业、运输、教育和其他基础建设的发展并未因为革命而暂停。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也很少成为侵扰的目标，或因政府的改变而受到很大的影响。

获得最广泛认同的革命组织者孙中山，此时仍在进行北美的行程，但蛰伏在同盟会中的同志试图将此革命据为己有，将民族凝聚力加诸革命之上，并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其中最著名者就是黄兴，当时他流亡到香港，曾事前被告知湖北新军的起义计划并劝阻他们。然而黄在10月28日回到武昌，为草创初期的政府提供指导。袁世凯作为帝国资深的改革派官僚以及最强大的北洋军之领导，当时因政治算计而暂时从官位上“引退”，11月受邀介入协调清帝和平退位。12月，各独立省份的代表在南京开会，组织临时政府，并授予孙中山（他在圣诞节时回到中国）临时大总统的头衔。公历1912年1月1日被定为新的中华民国之开国纪念日。同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正式退位之时，不只是大清王朝，历时2000年之久的帝国也于此告终。

结语

对多数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大清之结束也许在短时间内对其生活的改变不大。一位经历过革命的上海工厂女工日后回忆，对她而言，事实上改变的只有货币单位：在革命过后，以银本位国币的元角分计价，而非清代铜钱的文，只是其薪资的购买力并未受影响。然而对其他人，特别是男性精英，这是一件具有深远且令人不安的文化事件。一位感时的学者以自杀作为忠于旧朝、实行不可为之理想的行动。直到20世纪20年代，新国家各地仍有一小群人拒绝剪掉辫子改为现代发型，原因包含对清代的尊敬，及对曾经自傲地留着辫子之父祖辈的孝心。更广泛地说，清朝的结束对男子气概带来一种危机感，展现在对像女性缠足这种逸乐、病态欲望而如今政治不正确的旧文化遗存的矫揉造作的怀旧情怀。

大清帝国在性质上与之前各代相继的汉人或异族王朝有所不同。作为标准的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形态之多民族普世帝国，其在扩展“中国”的地理范围，将如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种新形态、超越性的政治体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渐渐地，中国士人开始接受此重新定义的中国，并认同其为自己的祖国。不过，当一种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在19世纪晚期浮现台面，主张民族国家应该建基于单一民族或种族的祖国之上，似乎便暗示了初生的中华民国是汉族独有的领域。

然而，对诸多已接受清朝属民认同的非汉民族，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一些蒙古人几乎马上宣布自己不愿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早在1913年，东北就出现建立满洲民族之主权国家的努力，而此后各种“满洲国”相继宣布成立，直到包括那个在1932年建立作为日本附庸国，并由帝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领导之规模庞大但失败的想象共同体。

帝制中国的结束还带来一个微妙且极具意义的进一步改变。皇帝作为天子，作为整个帝国时空下政治与社会行动普遍承认的合法中心，在此已被去除。为了取代皇帝所彰显的意志，更可被操纵、被争取的“人民”利益现在受到召唤。对此问题之焦虑，加上个人的野心，无疑地驱使一些中国人支持那些不时出现、欲恢复帝制的尝试，几次打断了民国初期的共和政体。如何将政治活动稳定化且正当化，在尚待建构的新秩序中一直是挥之不去的烦恼。

若把清朝视为近代早期以陆地为基础之欧亚帝国的典型范例，我们可以说其在1911年的最终灭亡正是时候。罗曼诺夫帝国在几年后的1917年瓦解，奥斯曼帝国在1922年正式结束前的10多年间便已先行解体。在20世纪科技转型的世界，这些以近代早期模式建立的政治组织，在遭遇其他挫败之际，似乎都蒙受了严重的“规模不经济”（diseconomy of scale）。

然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帝制中国长期朝代兴衰循环的脉络来看清帝国，这种循环中政治分裂的时期通常处于两个兴起的“帝国”之间（如汉唐之间的南北朝与唐宋之间的五代），那么也许1911年就不如其看起来的那么像是时代的里程碑。至少与其后的数十年相比，1911年的混乱与暴力并不那么严重，而且也未有具备实际效力的中央政治体立刻起来控制大局。因此，清代“循环”也许要到1927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1937年的日本占领或甚至1949年的共产党解放才真正地结束。

清帝国长久的政治特征之一，是拥有较其社会与经济规模来得小的正式国家机器。在这种省钱政府的制度底下，许多表面上似乎属于政府部门的工作转包给了当地精英（绅衿、村庄领袖、地方武力领导与商业上的牙人）或团体（宗族、村庄、行会）。雍正在位的18世纪20年代晚期与30年代初期，代表一种重新提高政府人员密度，且将政策执行“重新政府化”的努力，但是这个方向在其继任者治下再度被逆转，或者至少被忽视。这样规模小但有效率的统治也许事实上较稳固的行事方针，只要清代能维持普世帝国的形象与状况，且相对较小的外来威胁。但是，当清帝国在19世纪中叶变得仅是国际间全面性掠夺战争的抵抗者之一，为了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之下借政治以求生存，一个更大、更强、介入更深的国家机器似乎就成为必要。

1898年流产的戊戌变法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初次尝试，而20世纪最初十年的新政改革代表真正的开始。从那时开始到至少20世纪 50年代的“大跃进”时期（或许一直到后毛泽东时期对大政府的反省为止），中国更野心勃勃地实验大政府，根本上扭转了最早从13世纪的南宋以来所进行之国家限缩。若将这些尝试视为20世纪上半叶延续数十年的国家建构计划，辛亥革命与其后的中国政治重建，事实上是很有次序地立基于新政时期建立的现代国家，而延续其发展。

另一个审视清帝国晚期成就的相关方向是“公”这个观念的运用。此观念逐渐与清代及民国的论述相联结，作为“官”与“私”的中间点。如果不是更早一点儿，至少在19世纪中叶，以公众利益为名而开办且赋予正当性的各种事务，如慈善事业、防卫、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似乎突然大步扩张。其改变的动力来自非官方的精英，刚开始在地方阶层，接着在日渐扩大之地理范围下通力合作。这个过程也许可以视为国家扩张的伪装形式，其以远远超越积弱帝国的能力，响应社会与经济上前所未有的管理需求。而同样的，辛亥革命并未更改变化的轨迹。尽管中央政府机关持续崩解，地方层级的国家扩张，如代议制政治机构的发展，与各领域公共参与的管理机构，在民国初期仍进展迅速。由此观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被视为此日益成功的尝试。即中央政府对这些实质上之国家扩张重申其正式的控制。这种趋势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超越（且大致上无视）1911年的分界。

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这段时间，一个名为“大清帝国”的重要政治实体在欧亚大陆据有一块广大且持续扩张的空间。这个帝国不是西方人之前以为的那个对外界不关心的、与世隔绝的“天朝”（Celestial Empire）。相反地，其历史在诸多不同方面与全球历史进程紧密交织，对此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并且，和我们所知者存在更大差距的是，这个帝国与之前各王朝、之后出现在这块领土上的诸多国家，有着性质上的差异。然而，清帝国的历史为我们现在认为的“中国”政体与社会设定了基本条件，其影响范围既深远且全面。

本文节选自《最后的中华帝国》，欲求更多内容请购买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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