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 像

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9日—2月7日），湖南巡抚奉上谕命曾国藩“帮同办理该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这道上谕标志着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军旅生涯的开始，也标志着幕府制度发展的转折点。曾国藩创制的先用于剿灭太平军后又用于遏制西方侵略的方针措施的贯彻施行只有在非官方的、灵活的、用私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幕府制度下才是可行的。这些方针措施也改变了幕府制度本身的构成和规模。其基本标准一仍其旧，也就是说，它仍是由私人关系构成的，幕友具有专门知识，附属于地方官僚体制，但是它的职责范围扩大了。地方官吏卷入了由于西方入侵产生出的种种问题中，他们要和以往征收赋税一样，负责诸如与外国领事进行谈判、维持由数省组成的防务体系、或是经管轮船公司以争回中国经济利权等问题。为完成这些任务，他们需要越来越多的通晓西方政情和技术的专门人才——传统幕府中是没有这一类人才的——提供技术方面的建议。另外，前此幕府制度与官僚体制之间分明的界限也逐渐变得模糊了。通过由雍正帝畀以督抚、并未被其后任何皇帝取消的举荐特权，幕友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官僚体制圈内。由内忧外患造成的国家的需要，迫使中央政府放松对幕友升擢的限制，迫使中央政府依靠幕友们的西学知识，迫使中央政府认可由地方督抚主持的西式企业的创办。在共同的敌人面前，非官方的幕府制度和政府紧紧团结在了一起，官僚政治（the realm of amateurs in politics，政治上的非专业性王国——译者）开始带上一种专业化色彩。为了形成这一局势，被提拔为官的幕友的忠诚和利益加强了幕友和幕主之间的纽带，而不是斩断它。具有相似想法（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技术上的）的督抚的荐举，使得幕友爬上官僚体制的阶梯不再那么困难，使得幕友的建议更易贯彻施行。因此，许多原来当幕友而现在已做了官的人不仅继续在外交、商务和军事方面为前幕主出谋划策，而且仍旧对前幕主俯首听命。这些变化肇始于曾国藩，而又为其他人效仿、改进，以至到达这种程度，即在清代幕府制度存在的余年中幕主本人也成了幕府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太平军起义于1851年在广西爆发，清朝常备军八旗兵和绿营兵，马上就暴露出完全没有能力将其镇压下去。军队是它所产生的社会的反映，清朝军队亦不例外。努尔哈赤（1559—1626）以满洲原部落为基础，建立起八旗制度，其中各旗均由听他控制但又被迫分担一部分行政管理事务的世袭旗主个人指挥。他的第八子兼继承人皇太极（1592—1643），原为八旗旗主之一，通过取得对八旗中三个旗的控制和褫夺另外五旗旗主的权力的手段，开始了中央集权的过程，这一过程到顺治帝时完成，他在摄政王多尔衮（1612—1650）死后，将所有大权集于一身，委派自己的心腹亲信代替了那些世袭旗主。从此，八旗成了皇帝的私军。开始时基本上是松散的部落组织的八旗由于对中国的征服和统治这一迫切需要而成为中央集权的军事组织。

清朝军队的另一支——绿营，最初是由在征服中国期间效忠满人的汉人组成的，也成为正规驻防军，置于兵部控制之下。绿营的将领是职业军人，归兵部升擢调转，其在役兵丁注册登记，终身为兵，世代相袭。官兵之间没有任何个人联系或效忠关系，因为绿营是中央集权的军事组织，忠于的是中央政府，不是地方统帅或将领个人。

尽管清朝缔造了一支高度中央集权的军队，但是由于承平日久和满人作为征服者的特权地位，它却不能保持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作为武装力量的八旗兵进占北京后不久便开始腐败了，到1796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这支军队已经腐败至极，不堪一用。绿营兵的腐败虽然没有这么快，但是在白莲教起义（1796—1804）期间，它也暴露出了衰败的迹象，不得不依赖地方团练的奥援，鸦片战争则导致了绿营名誉彻底扫地。

中国人素性看重地方观念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就削弱了忠于中央政府的观念，而这对一个想维持战斗力的中央集权军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850年太平军起义爆发时，清军内官兵之间、此军将领与彼军将领之间没有丝毫的互助互救或相互合作意识。这支军队缺乏内聚意识，缺乏目的性，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统率军队的钦差大臣和战事所在地的广西巡抚彼此龃龉，给军队发布的命令互相冲突。不用说，清军与起义军一接仗便四散而逃。随着起义军的发展，朝廷方面唯一有用的武装力量是地方团练，这一点很快便明朗化了。团练是由地方人士发起和组成的，目的是抵抗起义军和土匪，保卫家园。正是这些武装团体很快成为清政府依靠的对象。

命曾国藩办理团练的谕令发布之时，太平军正在攻打湖南省城长沙，朝廷充分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意欲创办更多的团练支撑该省的防务。当时，曾国藩正在湖南湘乡老家丁母忧。起初，他不想承担组织团练之事，因为他觉得不宜墨绖从戎。然而，皇帝认为，出而纾国难就是最大的孝，为国家建功立业肯定能够告慰他母亲的在天之灵，以此反驳他的辩白。可是曾国藩仍旧踌躇不前，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努力可能会受到他不得不倚靠的当地官吏的冷遇。但他最终还是听从了朋友们主要是郭嵩焘的劝告，同意出山。1853年1月26日，曾国藩启程离家去与该省巡抚商议兴办团练事宜，郭嵩焘陪同前往，成了他的第一个幕友。

曾国藩已经看到团练剿匪卓有成效，也认识到了绿营兵净吃败仗的原因。他建议以江忠源和罗泽南的团练为核心，建立一支新军队，个人效忠应作为联结这支新军队的原则。他的目的在于创建这样一支军队，在这支军队中，“忠义之气”为第一要旨，“诸将一心，万众一气”。为此，他认为有必要让每个将领以个人名义招募自己的部队。

曾国藩的这支新军队被称为湘军，它以500人一营为基本单位。每一营分为四哨，辖于营官。营官之上设统领，统辖二至数十个营，这取决于他的能力。统领直接受制于大帅，即曾国藩。在这一制度下，曾国藩简选统领，统领简选营官，营官再去简选哨官，哨官才招募真正的“勇”。通过这种方式，将领与营兵互相熟识，他们来自同一地区，有互帮互助的感情和私人联系。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犹子弟之卫父兄”。用曾经时断时续地供职于曾国藩幕府的王闿运的话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率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

曾国藩对个人亲自招募一事坚定不移。他坚持，一旦某一统领因故改换，必须尽散其军，由新统领重新招募。他认为，为了保证“勇”听从新统领指挥作战，这是必需的。后来发生的几件事证明曾国藩是正确的。有几次，原统领调换后营勇没有遣散重募，结果，粗心大意的新统领丧了命，因为他的部队不为他作战，而是一见太平军便四散溃逃。

湘军内部官兵之间的这种个人效忠由于“勇”得到粮饷供应的方式而更为加强了。因为湘军不是国家经制军队，因而其粮饷不能通过官僚体制的常规渠道供应。起初他们被迫依赖地方士绅的捐献，朝廷也曾下令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协助曾国藩筹集饷银。后来，湘军离开湖南赴外省作战时，户部虽曾保证予以支持，但并未能履约。大部分粮饷要靠各将官自行解决，于是“就地筹饷”的办法普及开来。每一将官都将当地饷源视为己有。他们控制厘卡，征收鸦片生产税和运输税，并向地方劝捐。在最高层，1858年曾国藩征得户部同意，在湖口设立了粮台，负责收发粮饷；并得到允许，出卖从六品到九品荣誉官衔来赚取大量捐纳；1860年，又在江苏全境遍设厘卡。曾国藩的密友和坚决支持者、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建立湖北总粮台，将其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帮助曾国藩，该省全部赋税均由该粮台征收，所有支出也归其分配，中央任命的布政使被闲置一旁，对粮台的措置不能过问。尽管有上述种种措施，湘军还是常常由于缺粮短粮而陷于困境，这就限制了它的发展。然而，“勇”们十分清楚他们的长官为给他们筹集粮饷付出的努力，因此，他们忠于的不是国家，而是与其同甘苦共患难的各自的长官。

曾国藩私军的创立复活了幕府制度的军事性质。从这时起直到清末，这种私军一直是幕府制度的组成部分，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幕府成员的主要标准之一也便是其军事才能。

清代私军的兴起与元代以前私军形成的原因基本相同，即：中央政府或无力、或不愿意为适应新的形势而出钱出人，它也无力克服中国人向家庭和朋友而不是向中央政权寻求保护的需要。曾国藩虽已被畀以兴办团练抵抗太平军的任务，但并未被授予必要的工具。因此，为了执行皇帝的命令，他不得不依靠朋友。

曾国藩在1853年至1860年间的职位不明朗，殊不合于正规的地方等级制度，因此，他的幕府便不得不朝着清代前所未有的模式发展。1852年他离京出任江西主考官时，同时兼任着礼部左侍郎、署刑部左侍郎和署吏部左侍郎。[21]他的宦海生涯始于1838年中进士选翰林之时，从那时起，他在京中先后担任过多种职务，结交了众多的朋友，建起了一个关系网。然而，1852年在江西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而回籍丁忧后，他便成了“丁忧侍郎”，这样，他除了虚衔外，没有了权力和俸禄，也不再担当公事。尽管此后不久他便受命协助湖南巡抚兴办团练、搜查土匪，其职位仍未明确，因为他并未被授以地方官职，严格地说，他仍在丁忧之中，先为其母后为其父，共占了此后七年时间的三年半。1854年，他被任命署理湖北巡抚，但他以首要任务是率军剿匪、应全力以赴而为之为理由恳请皇帝收回成命。他的请求得到批准，但又被授予兵部右侍郎衔。从1853年到1860年的七年中，他一直挂着兵部右侍郎这个衔。他供职于地方，但官衔却是属于京官的。更为糟糕的是，这一时期曾国藩的五个关防中没有一个表明他有确定的权力，没有一个能使地方官吏敬重他的使命、服从他的指挥。1853年他的第一个关防文曰：“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以下关防依次为：“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1854），“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1855），“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1855）和“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关防”（1858）。由于职权不明确，地方官吏们公开蔑视他，正规军将领们抵制他的军队，协助筹集湘军粮饷的文官们也绝少给予他热心的支持。地方赋税收入全都要流经地方正规官员之手，曾国藩所能做的只是站在一旁乞讨。职权不清也使他不可能通过正规的政府渠道任用文职官吏来管理其军队从太平军手中收复的地区。

尽管挂“侍郎”衔使曾国藩在养兵方面遇到了不少麻烦，却也使他在与湖南士绅的关系方面得益良多。因为他当时丁忧，不是地方正规官员，因而湖南士绅将他视为自己人。曾国藩出身贫苦农家（原文如此——译者），但却已在北京享有一定声誉，证明他有超乎常人的智力和品质，而且他还年轻，有光明的前程。由于这些原因，曾国藩受到湖南士绅的欢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他依靠他们扩充军队，筹集粮饷，组织幕府。也正是由于朋友们的支持，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成功地消灭太平军所需要的权力。

1860年，通过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巡抚骆秉璋的努力及其京中朋友在皇帝面前的大事揄扬，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全权负责剿平太平军事宜，其中包括征集饷银的权力。在此之前，曾国藩曾不得不依靠他的幕友办事，现在他有了明确的、有权有势的职位，这和幕友们的聪明才智相结合，使曾国藩有可能成为19世纪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他还培育出一批人，这批人在他1872年逝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成为清王朝的主要依靠力量。

权力及其孪生物财富是支撑幕府制度的两大支柱，否则这个制度便不能生存。曾国藩即使在1860年以前权限不明，收入不固定的情况下还能维持并依靠其幕府，在这一点上他是超群绝伦的，他高尚的品质和他所从事的事业的性质使他在军旅生涯的前七年中有可能得到具有同样奉献精神的人们的支持，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曾国藩不是军人，也没有过任何军事方面的经历，然而他却着手创立了一支新式军队，而且这支军队最终还成了清朝的主要依靠力量并镇压了太平军。为达此目的，曾国藩信守儒家学说，即重要的因素是人，而不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政府制度。他置身于一群有能力的参谋人员中间，倾听他们的建议，力图发挥他们的潜在智慧以适应他的需要。尽管他主要依靠湖南人，特别是在军队中，但在有关军政、民政和征集粮饷诸方面，他广泛征求各有关人士的意见。1865年加入曾国藩幕府的薛福成留下了一份1853—1872年间曾国藩幕府最主要成员的名单，共84人，其中湖南19人，江苏16人，安徽14人，浙江11人，湖北、四川各6人，江西、广东各4人，贵州2人，汉军1人，另有一个籍贯不明。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不甚重要的幕友未被记载下来。

在聘请幕友时，曾国藩尽心竭力，到处搜求才智之士。

曾氏将才能之士分类开列，用写信、造访、训示等手段激励之。他复兴内政的秘方是广收、慎用、勤教、严绳。第一步是广泛接触，第二步是记下各人的优缺点及其才能类型——曾的判断是锐敏而实际的。尽管他认为一切才能归根结底均奠基于道德培育之上，他还是承认才具各有不同，需时时致力于发挥各人特殊潜能而善用之。

曾国藩幕府中的许多幕僚之得以入幕，或是基于私人友情，如郭嵩焘；或是曾国藩家庭成员，如他的兄弟国荃和国葆；另有一些人是朋友所荐或并入湘军的团练首领，如彭玉麟、唐训方和刘蓉；还有一些人则是奏调而来的在职官吏。曾国藩早在1854年就开始用奏调的方式罗致幕友，是年他奏调几名“候补”官吏入幕帮办军事。这一方式一直延续到1869年，是年，作为新任直隶总督，他开列了一个八人的名单将其奏调入幕，这八个人是道台钱鼎铭和钱鼐，知府李兴锐，知州游智开和赵烈文，知县方宗诚和金吴澜，员外郎陈兰彬。虽然按照惯例，幕友被任命为官后要离开幕府，但在某些情况下，当其某一重要幕友被吏部委任为某一官职时，曾国藩便奏请挽留，周开锡就是一例，1861年周氏被任为知州，但被曾国藩奏留在湖北。

左宗棠早期的经历是一个绝妙的例子，表明了时势是如何引导一个人加入曾国藩幕府的，表明了朋友在帮助一个人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是何等重要。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1832年中举人，但在会试（metropolitan examination）中名落孙山，1838年第三次落第后遂绝意此途。1837年在湖南醴陵设馆授徒时，与两江总督（辖江苏、江西和安徽）陶澍相识。陶澍1839年临死之前，延左宗棠作他儿子的老师，此子陶桄日后成了左宗棠的女婿。从1840年到1848年，左宗棠在湖南安化执教陶家。陶澍的一个女儿嫁于胡林翼，而左、胡同龄，相遇并相知。1852年，由胡林翼推荐，左宗棠被聘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全权负责军事事务。1853年张亮基迁转后，左宗棠休致返里。然而次年，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璋与曾国藩晤谈了一次，结果便是邀请左宗棠入幕作首席军事参谋。左宗棠在骆幕供职五年，但是由于他在幕府中位高权重，加之率直、自信，招致了同僚的嫉妒，1859年，他们以贪污腐败、桀骜不驯为罪名弹劾左宗棠。然而由于胡林翼为他辩护，弹劾未果。胡林翼从不错过任何一个荐举左宗棠的机会，经常想利用自己的影响使曾国藩给左宗棠一个征战沙场的职务，但是曾国藩对任用左宗棠一事并不热心。此二人个性相差如此悬殊，致使曾国藩断定他们两人会龃龉磨擦，因而拒绝邀请左宗棠入其幕府。最后，1860年，左宗棠决定再参加一次会试并已束行就道，胡林翼的一封信使他中止了行程。胡林翼告诉左宗棠，他已被邀入曾国藩幕府，应径赴安徽曾国藩大营。胡林翼的恳求、时势的艰难、对才干之士的需求终于克服了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偏见，在曾国藩的提携下，左宗棠开始迅速崛起、成就功名。

曾国藩幕友的才干都是上乘的，这反映了幕主的品性。曾国藩手下绝大多数军事将领在成为将领之前是书生，他们没有行伍习气，治军以“仁”以“礼”，视下级军官如兄弟。曾国藩本人就是一个死硬的儒学信徒，作风严谨，律人甚严，但却是用一种严父般的严。谈到部下，曾国藩曾说：“自问衰年气弱，但恐失之过宽，断无失之过严，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

募“勇”方面，曾国藩只用村夫，特别是山区农村的农民。每名被录取者都必须在村里登录在册，其家庭情况则记录在营。为了保证军营纪律，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吸食鸦片和赌博被严格禁止，污辱妇女被视为首恶。[37]曾国藩还强调有必要训练士兵正确使用武器，因为他认为绿营打败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绿营兵没有接受过适当的训练：

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未闻（我军，指绿营）有与之（指太平军）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而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钯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

1860年后，曾国藩得到了赫赫权位，但他不是用其服务于个人目的，不是用其削弱中央权力，而是一仍其旧，遵循支持帝国政府的政策。曾国藩真正支持的是儒家伦常，正因为清统治者是依靠儒家伦常进行统治的，故而得到了他的支持。太平天国不信孔孟而信奉被歪曲了的基督教，因此，对曾国藩而言，他们是可恨可咒的。与削弱中央政权相反，曾国藩致力于将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恢复到传统的理想的平衡状态，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朝廷与地方士绅之间的中介人，通过他，士绅得以使自己对儒家传统保护者的中央政府的支持产生效用；反之，还是通过他，中央政府使自己在地方上站稳脚跟。曾国藩并不是独自一人为维护儒家秩序而孤军奋战，他只是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中的佼佼者，他的军队和他的幕府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这些人认为，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以及后来抵抗西方人的政策是团结一致捍卫孔孟之道的最佳方式。

尽管曾国藩维护儒家秩序，支持现行制度，但他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充分认识到了官僚政治体制的庸劣无能。他常常告诫僚属们要在地方上、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筹划解决问题的方法。曾国藩甫任两江总督，便致函江西巡抚毓科云：“银饷应奏应题者，须倍加慎重，以少奏为是。或挈列敞敝先行寄稿函商定妥，再行拜发。”[41]又例如，有一次左宗棠想奏调驻江西蒋益澧军赴安徽以助曾国藩，曾国藩乃致书左宗棠，谓：

芗泉（蒋益澧）之能来与否，全视乎荫渠中丞（刘长佑）之坚留与否。阁下与荫渠为道义金石之交，如能屡函商定，然后以一片奏定，乃为妥善，否则谕旨俞允，而荫渠不许，仍属无益。去年奏调萧军，几成嫌隙，可为鉴也。

此信的结果是左宗棠听从了他的劝告，以密友的口吻函商刘长佑，蒋益澧及其军队得以被放行。此前，曾国藩曾通过官方渠道想迫使刘氏这样做，但没能成功。

上述事例表明，1860年后曾国藩的地位并不是高高在上，只是在同僚中位居首位而已。各将军督抚均视自己的军队为私人所有，满怀警惕地把着不放。就饷源而言，亦是如此。同治（1862—1875）初，曾国藩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为各自军队上疏争饷，以至长期交恶。朝廷对待这类事情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扮演和事佬的角色，而不是用它的权力发号施令去冒由于得罪一方而失去其支持的危险；另一方面，人们可以想见，朝廷担心地方权力的增长，为控制之约束之，它甚至有意制造地方之间的矛盾，作为其分而治之政策的一部分，考虑到地方官员各有权力、相嫉相妒及朝廷的态度，谕旨在解决矛盾方面几无作用，使轮子得以运转的真正动力是交谊。

除去使军事成为幕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外，还有一个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但实际上却只是复活了中国历史上早期情形的现象，即曾国藩实行养士之风。与本书第二章描述过的县级幕府和州级幕府相比，曾国藩的幕府更像汉代的幕府，幕中聚集着各种各样的饱学之士。一个幕府的趣味决定于幕主的品性，正如《中庸》所言：“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正是由于曾国藩儒学素养深厚、位高权重、笃学好士及其对自强之术的兴趣，吸引了同时代的杰出之士争趋入幕。1863年容闳曾会晤曾国藩，他是这样描述曾幕的：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百人左右。幕府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全国之人才精华，汇集于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

这种幕府并不是曾国藩的独创。清代前期，有权势的地方官员如毕沅（1729—1797）、朱筠（1729—1786）和阮元（1764—1849）均有好士之风，将各类人才罗致入幕；[51]但是曾国藩在1860年之后有这种品质、也有这种权势与影响将其幕府发展到一种真正独一无二的境地。在清王朝江河日下的时代，其他大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辈，亦以其幕府而闻名，但是他们的幕府不过是形式上稍有不同而已，却从未达到如此宏伟的高度。

曾幕所从事的活动范围宽广而且纷繁多样，既有功利性的，又有学术性的。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充斥着残忍与杀戮、自我牺牲和自我反省的时代，曾国藩的幕友们被要求竭尽全力而为之。由于“军书辐辏”，文案们昼夜忙碌不停，以保证军情急报的收发，因过劳而病亡者有之。赈济由战争、饥荒、瘟疫及洪涝引起的灾难，以及征收赋税、清除贪官污吏，这些都检验着幕友们的智谋。在奋力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的同时，曾国藩也关心着人们的思想，积极支持人们进行对孔孟之道至关重要的学术研究。他的幕友编辑了新版的经书和史书，由曾国藩自己印行。幕友们还与幕主一起举行非正式的消闲性文学聚会。负责军事的幕友不仅要训练士兵、带兵打仗，还要为军队筹集粮饷，为内河水师规划章程、招募水勇、建造战船，筹划后勤供应和武器装备，处理军事行动中那些难以数计的文件。尽管事务繁重，迫使某些幕友不得不再为自己聘幕友，但曾国藩仍一派儒雅气象，在幕中豢养食客，这些食客不被分派任何具体职责，并且来去自由。

曾国藩主要幕友的名单及其大致职掌如下：治政务者有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何璟、倪文蔚、方宗诚和萧世本；治文书者有许振祎、罗萱、程鸿诏、柯某、向师棣、孙衣言和黎庶昌；出谋划策者有郭嵩焘、左宗棠、陈士杰、李鸿章、李鸿裔、钱应溥和薛福成；治水师者有彭玉麟和杨载福；治陆军者有李元度、唐训方、刘蓉、吴坤修和黄润昌；治军饷者有李瀚章、甘晋、郭崑焘和李兴锐；而吴敏树、莫友之、陈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唐仁寿和刘毓崧均为文士游幕；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和容闳则竭力尽虑于自强事业。

1864年以前，镇压太平军一事占据了曾国藩绝大部分精力，但早在1862年他就开始将一部分时间用于如何加强国家力量以抵御西方入侵这一问题上。1862年6月3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幕友讲的下述言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曾国藩的计划是用西方的武器和科学技术来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为达此目的，他在幕府中罗致了这样一些中国人：他们受过西方数学、物理、地理和外交等方面的训练，能够建立并经营机器局、兵工厂和培训学校。他最主要的两项工程，一是1865年江南制造局的建立，二是中国教育使团（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指幼童留美一事——译者）的派遣。在促成这两者方面，容闳（Jung Hung，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Yung Wing）起了重要的作用。

容闳自幼在澳门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接受西方教育，1854年成为耶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同年返回中国，但是直到1863年他所受教育的价值才为中国当局承认，就在那一年，他应供职于曾幕的两个朋友张斯桂和李善兰的邀请向曾国藩献策，将西方机器介绍进中国，并受曾国藩委派赴美国为嗣后建立的江南制造局购买机器。为表彰他的贡献，清廷赏给他五品衔，不久，在1867年，又赏给他花翎并擢四品衔。容闳热中的计划之一是派遣中国幼童赴美国接受为期10年的技术教育，以之为向中国引进西方技术的手段。1870年，他的知己丁日昌将他作为幕友带到天津协助处理天津教案，在丁日昌的帮助下，他的计划呈交给曾国藩，曾国藩也一直在考虑这类问题。在李鸿章协助下，曾国藩将这一计划的细节加以完善。于1871年上奏朝廷。这个计划，即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得到朝廷的批准，1872年夏首批学生航海赴美。以自1869年起供职于曾幕的陈兰彬为监督，容闳副之。容闳是第一个被迫以幕友身份进入官场的“归国学生”，因为他所接受的外国教育没有为他准备科举考试所需要的知识。

荐举的特权是一种手段，利用它，像容闳这样的幕友就能够成为官员，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军期间及太平军被镇压以后，情形更是如此，因为当时中国的形势需要一种科举考试所不能提供的人才。曾国藩利用这一特权，使他的许多幕友得到了官职，而且，由于他个人对朝廷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德高望重，加之合格人才的匮乏（即使文职方面亦如此），因而，他的荐举通常都能得到批准。他荐举的许多人如彭玉麟、郭嵩焘和李鸿章，虽然均已获得科举功名，但是仍被选入幕府，这不只是服务于国家的切实途径，也是获得迅速提升的捷径。

曾国藩给清代中国留下了私军，也留下了一大批才干之士，其中许多是他培育过的读书人，他们在他辞世后继续支持着朝廷。1871年即曾国藩去世前一年，中国的10个总督（地方最高职）中，有三人出自他的幕府，他们是：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和湖广总督李瀚章，而曾国藩本人则为两江总督。另外，薛福成开列的曾幕的84名成员后来也都升官晋级，其中既有知府、知县、御史、六部的尚书侍郎、按察使、布政使及翰林、驻外公使等，也有巡抚、道台。

出身于曾国藩幕府者，最有权势、最广为西方人所知的恐怕要数李鸿章了。李鸿章在江南制造局的建立和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正是他继承并发展了曾国藩的“自强”政策。李鸿章还把曾国藩的军事原则移入他的淮军中，而淮军则成为联结19世纪私军和20世纪私军的主要纽带。曾、李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政府和社会中私人关系的典型例证，它也表明了晚清历史发展过程中幕府制度的作用。

本文编选自《朋友·客人·同事：晚清幕府制度研究》，欲求详细内容请购买原书，不过不好买了，可选另一本参考，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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