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选马奇做导师

我于1984年进入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读博。按照惯例，系里为博士一年级的学生临时指定一位导师。在第二年，学生对系里的老师和研究兴趣有了一些了解后再自行双向选择导师。当时，第一年为我指定的导师是英格尔斯教授（AlexInkeles）。 英格尔斯教授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学者，他的著作《人大现代化》与“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曾经在1980年代风靡中国。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心理学，而我当时申请斯坦福社会学时填报的研究兴趣是社会心理学，所以这算是对口匹配。

还记得英格尔斯教授对我的多方关心帮助，询问我的起居生活，甚至房东的姓名；在我写的paper每一页上都涂满了修改、评论的红色笔迹（那时还没有电脑！）。他还在接待外来的学者时，几次邀我到他家一起吃晚饭。还记得一次是和大名鼎鼎的统计学家Leo Goodman和他的女友一起晚餐，当时Goodman正考虑从芝加哥大学转到斯坦福大学，未成；后来去了伯克利。Goodman的学术著作是我后来学习log-linear模型时才读到的。当时我傻乎乎地，连英语都说不利索，只是坐在旁边洗耳恭听，模糊记得他们似乎在谈论在二战时的经历。他们还不时地停下相互对话，和我说几句，免得冷落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是暖暖的。

还记得我为英格尔斯当TA时，在课堂考试前，他特意嘱咐我，把考卷发下、回答了学生询问后马上离开教室。他向我解释道，这是斯坦福大学的校规之一（即Honor Code）,老师充分相信学生，不监考；学生也要负起责任，不作弊，也不能允许其他学生作弊。若有违反则严肃处理。（多年后我在博士论文中特意研究了这一制度的产生和实践。）

不过，当年斯坦福社会学系和校园的组织社会学研究如日中天，几个学派的创始人—制度学派、群体生态学派、资源依赖学派、组织决策学派等—都在此校园，每位大家都带领一群学生从事热烈活跃的研究工作。我到了校园不久就被吸引进了这个领域，第一年后没有再选英格尔斯教授作为导师。

记得是第一年的冬季学期，我选修了马奇的“组织决策”这门课。马奇同时兼任商学院、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教授，这门课也同时出现在这些系科学院的课程表上，一个容纳百人以上的大梯形教室座无虚席，选课者范围广泛，从一年级大学生到博士后。课堂上马奇把讲课提纲逐页并排摊开在宽大的讲台上，开讲后便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在讲台左右来回踱步，只是偶尔在经过讲桌时瞥一眼讲稿。那时的马奇才五十几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充满智慧的光头剃的锃亮，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他自称是来自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农场男孩（a farm boyfrom Wisconsin），引起哄堂大笑。每节课上各种提问、讨论和笑声连连，但这不是廉价的entertainment，而是马奇智慧引起听课者脑洞大开的回响。每周五下午马奇办公室的饮酒聚会上，经常看到一些本科生的身影。在我读书上课的漫长年头里，如此奇妙的经历，绝无仅有。

就像马奇独有的才智一样，这门课极具特色。首先，课程成绩分为几个模块：课堂讨论、授课内容相关的若干短文（short essays），再加期末考试。更为有趣的是，学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这些不同模块的权重。例如，热衷参加课程讨论的学生可以选择最高权重的“课堂讨论”分数（0-50%）；不善言语的学生可以提高“short essay”的权重（0-50%），但好像期末考试的权重不能低于50%。后来我进入马奇世界后，对这一设计背后的理念有一个猜想，还向他求证过。马奇呵呵一笑，未置可否。

第二，为课程讨论或短文而设计的思考题（queries）别出心裁，令人思绪联翩，既与每节课的主题衔接，又取自于时事或日常生活中的组织现象，学生可以看到上课内容与身边各种组织现象的关联，尤其是认识这些现象的独特角度，令人脑洞大开。每堂课上把这些问题用彩色纸（！）打印分发，这种形式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第三，虽然这么多学生上课，马奇组织课堂讨论却毫无难处，讨论热烈而有井然有序，一堂课下来， 同学间议论起来都感到收获满满。既然课堂讨论是一项考核成绩，那么老师就要记住发言人的姓名。第一节课时，马奇便拿着一个相机（拍照后马上出像的那种），沿每排座位把学生一排一簇地照下。几次课下来，马奇可以叫出大多数发言学生的名字了。后来才发现他的办公室里贴满了这些照片，以助记忆。

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1928～2018）出生于1916年，1953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以后在卡耐基工艺学院任教。1964年担任加州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首任院长，1970年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同时也担任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教授，是名副其实的多领域大师。马奇被公认为是过去50年来，在组织决策研究领域最有贡献的学者之一，他在组织、决策和领导力等领域都颇有建树。

课程最后是课堂上的期末考试。那时没有电脑，学生都是手写在学校统一使用的蓝色本子上，加上时间压力，各种 字体潦草难辨，可想而知。虽然如此多学生，马奇却不要TA（他的其他大课也从不用TA）。后来问过他为什么如此，马奇的回答是，TA是老师与学生间的障碍，不使用TA教学效果更好。（我也曾经试验过一次，的确如此。）考试阅卷也是他一人完成，只是没有详细评语。考试答题改好后发还给学生时，附了一页打印的说明：这门课的最高成绩为60分。他写道，现实中的组织现象很是复杂，如果你能达到60分成绩，就已经很优秀了（“A”）。

顺便说一句，这门课的主要内容后来经一位研究生整理，出版了名为《决策是如何产生的》的著作（有中译本）。但这本书的文字与课堂讲授的风格相距太远，许多机智有趣的说法和故事都没有呈现，实在不足传递马奇风采之万一。后来我向马奇谈及此事时才知道他的想法，学术著作应该有其严肃性，这些有趣且极具启发意义的日常生活例子和评论只能割舍了。在我看来，这实在是读者的不幸。

这门课讲授的眼光独特，思路清奇，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困惑。作为有限理性的主要倡导者，马奇在课上强调“有限理性”在组织层次上的一系列行为意义：政治过程、注意力分配、组织学习的陷阱，包括正在兴起的行为心理学研究发现等等，特别是各种组织过程、政治过程对于理性决策的束缚和扭曲。依此来看，人们难以理性地把握认识社会规律，遑论高瞻远瞩地设计制度。马奇的课程，犹如他的学术研究那样，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人们的理性局限性和相应的行为表现，从这一思路来解释各种组织现象和人们的日常活动。

这门课对我的冲击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而且是观念上的。我在中国完成了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文革期间读高中，因无书可读无奈而捡起当时毛泽东推荐的马列六本书阅读，不料使得我对理论思辨有了兴趣，对马列思想、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很是熟悉接受。马克思理论受黑格尔哲学影响，强调历史规律性和阶段性，经过多年熏陶的我在那时也深以为然，有着历史规律论和人定胜天的信念，难以与马奇的世界兼容。在课堂上，我常常一边在听他的讲授，一边在心里和他辩论，竟然争辩了一个学期仍无法平息。为此，我通读了他这门课上列出的所有参考著作。课程结束后的一个偶然机会和他说起，马奇略显惊讶，这些参考书目是供学生今后有兴趣时扩展阅读的，并不期待学生在这门课上全部阅读。

在同一学期，我还在上社会学系的一门关于“理论构建”课程。无意间这门课程与马奇课程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紧张。前者强调理论构建的“科学过程”：前提假设、逻辑推理、实证意义，包括科学检验程序，等等，记得我们还要到学校的计算机主机终端去使用软件去做形式逻辑的习题。既然人们的理性有限，我们怎么会对这些人为设计的逻辑推理和验证程序抱有信心呢？

在随后的那个暑假，为了说服自己，读了许多书籍，从自然科学（物理、生物）到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那段时间第一次接触到不同学科有关有限理性的诸多讨论，写了几万字的读书笔记。其中的想法后来陆续反映在三篇中英文文章中（“理性的局限与进化认识论的启示”，“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于是，在我25岁那年，在思想上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脱胎换骨，有了属于自己的审视这个世界的视角。多年后我在马奇退休纪念会之际的一篇小文中写道：马奇把我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成有限理性的坚定信仰者。

经过这个思想转变后，我下定决心，找马奇做导师。找他谈前还有些忐忑不安。当时系里学生间流传的说法是，马奇太高智商了，一般学生跟不上。马奇自己做研究不需要RA，他一旦选择上你，就会给你RA资助，但不需要你做任何RA工作。所以通常不是学生选马奇，而是马奇选学生。当时我已经在为一位商学院助理教授做RA。但马奇世界的巨大魅力还是让我鼓起勇气，向马奇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二、马奇和他的学生们

找到马奇谈了我的想法后，他让我和他每周见面一次，聊聊天。于是，每周一次，海阔天空地谈论各种现象。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当时马奇聊的话题，正是后来他1991年发表的那篇“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文章的主题。我想，马奇是在与许多同事和学生的聊天中，逐渐理清、发展他的思路和想法的。

虽然师从马奇，但我还没有确定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还在考虑做中国题目。记得1987年回国探亲时还与北大的王汉生等朋友讨论在国内收集论文资料的事宜。记不清当时是否和马奇讨论过这个可能性。不过，以马奇的性情，他对学生自己的选题不会有什么干涉。

一段时间后，我确定了博士论文做斯坦福规章制度演变的研究工作。当时，社会学系另一学生MartinSchulz，一位来自德国的学生，正在和马奇讨论关于斯坦福大学规章制度演变的研究题目。还有一位商学院博士生在研究斯坦福大学的募捐工作。马奇和我们一起组成了一个以斯坦福大学为研究对象的讨论小组。于是，每周一次聚会，讨论各自的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也时常会和马奇一对一地讨论自己的研究进展。

Martin和我约定了我们的研究分工。因为Martin先我开始了这个项目的研究工作，由他先选研究题目。Martin选择研究斯坦福大学的行政规章制度，因为这些规则一直在各个行政办公室使用，资料已经装订成册，有了系统的整理和保存，易于转化为数据资料进行分析。我则决定研究斯坦福大学学术领域的规章制度，包括学科、教学、研究等领域的规章制度（academicrules）。按照马奇的主张，我们的研究目标是从量化角度对一个组织的规章制度演变历史进行系统完整的分析，从中找出组织制度演变的轨迹和特点。

Martin 有德意志人的高大体魄，性情开朗，一天到晚都情绪饱满，不像印象中德国人那种深沉内向状。Martin尤其喜欢野营活动。他说，如果几个星期不到野外宿营，就会浑身难受。他想象力丰富，统计技术很好，尤其擅长建模技术，与马奇的兴趣颇为吻合。毕业后在华盛顿大学商学院工作，继续进行组织规章制度的研究工作。我虽然喜欢量化分析，但有兴趣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更为深入地了解规章制度发生和演变的过程，而不只是从数据上发现patterns。因此我的博士论文中，在量化研究之外，还特意对学术领域中的几个重要规则的演变过程（如教授终身制、学生管理、教师处罚条例等）做了个案研究。另外，我对组织学中的制度主义（Stanfordversion）很有兴趣，颇受其影响，博士论文中将马奇的组织学习理论与新制度主义结合起来作为我的理论分析框架。

我在组成自己的论文委员会时，除了马奇，Joh Meyer外，本来还要找Dick Scott。与Dick交谈时，他说道，你的委员会里已经有马奇和John这些重量级学者了。你的论文要收集斯坦福资料，在论文委员会中找一个熟悉学校情况的教授，会对你更有帮助。他推荐了斯坦福大学副教务长Raymond Baccetti，他长期从事斯坦福大学管理工作，同时兼任教育学院教授。Dick的建议的确极有道理。这位副教务长除了对我了解斯坦福历史给予很多帮助外，他的职务还帮助我安排了许多与学校行政部门的访谈和资料收集。

于是，在随后的若干年里花费大量时间泡在学校档案馆和各类学术管理办公室，收集资料，通读该校百年以来教师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和历年来的学校印刷品，包括各种校报刊物，并对其相关的资料进行编码，以便统计分析。本文前照片中的那个楼口通往教师参议院的办公室，其中保存了教师会议百年（1891以来）以来的全部会议记录。在这个‘办公室里我花费了无数小时。同时还旁听教师参议会（学术规则的主要制定机构），与不同部门的行政官员访谈。博士论文的量化部分后来发表在AmericanJournal of Sociology上，而个案研究部分写了一个paper（“Therules of the game and the game of rules in organizations”) 在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上报告。可惜后来忙于其他项目，没有及时改写投稿发表。后来计算机几经更换，原来的稿子都找不到了。今天想来还有些遗憾，因为我觉得自己从个案中学到的东西大于我的量化研究那篇。

正如学生间流传的那样，跟马奇做学生，他提供RA资助，但从不让学生做RA工作，我们的唯一任务就是每周和他讨论一次自己的研究工作。后来马奇告诉我们，他曾经在一个美国教育研究会议上发言说道，他认为，在研究经费与研究人才之间，后者才是稀缺资源，应该是研究经费追逐研究人才，而不是相反。会后，一个与教育有关的基金会主持人找到他，说同意他的说法，并表示愿意为他提供资助。从此，马奇得到了该基金会的长期资助。马奇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理论性和思想性的，辅以计算机模拟，都是自己动手，不用RA帮助。所以，他就用这些研究经费资助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做自己的研究工作。

马奇是一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天才。这个评价没有一点夸张，是大家公认的。天才是无法学习或训练而来的。所以，他的学生并不总是很优秀的。准确地说，如果说马奇还有一些优秀学生，可以说也不是他训练而成的，而更多是因为耳濡目染、性情相投而成才的；而且不会是马奇类型的学者。这不是说他的学生不好，而是说马奇是天才，无人可以按此路径培育成才。

马奇并不脱离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主流，对社会现象和日常事务有着自己敏锐独到的见解，也熟谙统计原理（曾出版过统计教科书）。他的所有学生都做实证研究，他从来不鼓励学生从事天马行空的思辨工作。他不止一次地说道，想法是廉价的，而好的实证研究的资料难以寻觅，所以博士论文研究应该首先考虑资料的可行性，而研究生常常会本末倒置。

马奇对学生的指导，主要在他那独有的想象力和思路，常常给人以意料不到的启发。但多年来他没有实证研究的第一手经验，对学生的指导极少涉及到实证研究的具体细节。组织学一位大家GC和我谈起，他在读博时一开始选择马奇作为导师，但发现马奇对学生的指导不是在通常的实证层面上进行，而主要是思想和想象力上的交流。他意识到，如果这样下去他难以得到扎实的实证研究训练，于是转而从师于系里另一组织学派的导师，后来成为这一学派的重要领袖。

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如此。我在读博的前几年一直为商学院一位助理教授做RA，在从师马奇后仍然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这位助理教授的研究项目中，我经历了从阅读、复印报刊文章，对其中有关报道的相关内容进行编码，输入数据，整理成可供统计分析的形式，到统计分析，再到论文写作的各个环节。当我多年后自己收集资料进行实证研究时，这些RA经历让我获益匪浅。

我现在还给学生讲这个故事，想借此说明，有时RA工作简单枯燥，但可能是基本的研究技能训练。不亲身付出这个努力，就无从体验最为原始的搜寻和整理资料的过程，在学术发展的训练和知识结构中可能会缺少一个动力源。我对这位助理教授（现在另一大学做教授）给我的训练培养一直心存感激，尽管当时心中并不如此清楚。如果只是从师马奇，难以获得这些方面知识和经验。

回想起来，各位教授指导学生的风格差异极大，在大学这样一个宽松氛围中，并无定规。这一点与我熟悉的国内社会学系科的研究生培养很是相似。但有一点明显的不同之处。在美国社会学系科中对所有研究生在早期阶段都有系统的、统一的学科知识和技术训练。如此，即使他们随后跟随不同的导师，其研究取向和风格都是在整个学科社区的框架之中。与此相应的是，无论教授还是学生的研究成果，都要通过学术作品的审稿和发表的学术过程，得到学科社区的检验和承认。因为这个缘故，虽然社会学分支领域颇多，有碎片化倾向，但这些学术制度还大致维持了社会学学术社区的整合局面。

哦，扯远了……

马奇的眼光脱俗清新，但为人平和轻松，相处这么多年来，从未见他对他人包括学生有过严厉之容。记得有一次讨论小组中一位学生大概因为其他事情而情绪烦躁，突然不辞而别。马奇也只是轻轻地摇摇头来表达他的情绪，事后仍然相处如前。在学生面前，他从不议论其他学者教授的所作所为，偶尔提及一些具体的人与事，也是轻描淡言，幽默轻松，刻意避免褒贬色彩。

马奇和学生们间不是高高在上的导师，而是一位智者和忘年交朋友，可以讨论任何话题—学术、宗教信仰，婚姻、情感。学生结婚请他主婚，为此他还特意在网上订购了一个“牧师”资格证明。在美国，结婚证明可以在政府机构登记，也可以通过牧师主持公证来实行。“Someonefigured out how to make money by setting up a congregation，”多年后马奇如是说。

马奇和年轻学生聊天时时常出现的一个话题，是如何鼓励年轻人，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和他的学生们，多生孩子。他幽默地注意到，年轻人不缺乏能力，而是缺少信念，所以要经常给他们打气。熟悉马奇思想（competencevs. commitment) 的我们，都知道他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中（抑或是相反的路径方向？！）。每次在他家里开party，他的周围总是围着一大群女学生，欢笑声接连不断。系里一位女学生半开玩笑地对我说道，和马奇在这种场合聊天后，回家后荷尔蒙都高度激发了。

马奇和夫人Jayne都喜欢孩子。他们家最大的一个房间里布置的像是幼儿园的游乐场一般，色彩鲜艳，各种玩具散落各处，还有孩子的双层床，是孩子们最向往的去处。多年后他们搬进养老院时，斯坦福的一位单身教授购买了这栋房子。Jayne很不开心，说这么好的孩子玩耍场所，给了一个单身人居住多浪费。

马奇常常自豪地告诉大家，他现在有十几个孙子孙女。特别让他开心的是，他的儿子再婚时，对方带着原配的几个孩子进入这个大家庭；女儿是人类学家，在尼泊尔认领了两个孩子。马奇不无得意地说，不能说服自己的孩子多生多育，通过再婚和认领的方式引入子女，这个途径也不赖。

三、与马奇的交往

马奇脱俗超凡，他的许多行事做法都不同于学术界的常规惯例；大家都见怪不怪，知道这是马奇的世界（Marchian World）。

例如，每个星期五的下午，在他主持的SCANCOR研究中心（Scandinavian Center for Organization Research)的大厅里有饮酒聚会。每逢此时，同事、学生和访问学者，来来往往，络绎不绝。马奇备好葡萄酒和酒杯，和大家把杯相对，边喝边聊，叙旧情结新友，很是热闹，成为斯坦福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许多素不相识的来访学者也会慕名而来，借这个机会和马奇聊两句，或会会其他朋友。大厅里挤不开，人群就会外溢到旁边的办公室和小会议室。

朋友们也会带来各种葡萄酒助兴，只可惜那时我对葡萄酒一无所知，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对我来说像听天书一般，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一段研究葡萄酒市场声誉的经历，否则品酒知识一定会大涨。马奇曾经写道，我和朋友一起饮酒，诱惑他们分享他们的思想，从中学习得益。当然，人们在这些轻松愉快的交谈中从马奇那里得到了更多的收获。

有一次，我带了一瓶五粮液前来参加。那时的我不会饮酒，也不清楚葡萄酒和中国白酒间有多大区别，只是知道五粮液是中国的好酒，特意向马奇如此介绍。马奇马上打开酒瓶，与众人品尝。他小心地饮了一口，怔了一会儿，才说道：“Hmmm, it’sinteresting…”（这个英文表达如果意译一下，大意应该是，”妈耶，这是什么味道…”）

再例如，导师为学生写推荐信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美国学术界通常做法是，学生向推荐人提供相应材料后，推荐人写出推荐信后直接发给招人的学校系科，推荐信不会给学生阅读。

但马奇不同。他坐在电动打字机前，让你在旁边坐下，一边和你聊经历，学术情况，一边把这些情况写下来，就在你面前把推荐信写好。有些学生不太适应，认为如此压力太大。我也很不习惯，坐在一边很是窘迫。记得当时他写的一句话是：“He will develop into a significant sociologist.” 当时我的理想是成为社会学大家，还期待他写的份量更重些。后来到康奈尔工作后，参加系里的录取工作，看到了马奇为其他学生写的推荐信，才意识到他当时给了我颇高的评价。

参加工作三年后，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邀我去那里工作。我请马奇写推荐信。他写好后发给我一份，还特意说明，“你看了后可能会脸红的”。果然，与刚出校门的那封推荐信相比，这封信有了许多赞誉之词，读下来真的有点脸红。马奇之所以如此下笔，是因为在这几年里我在社会学最好的期刊上发表了若干文章。

顺便说一句，在美国大学中，教授给学生写推荐信，一般是尽力正能量，为（自己的或不是自己的）学生说好话。但是，有些教授在所有推荐信中都一视同仁，美言满满，于是有了相应的reputation，当招人的院系教授开会讨论时，大家就会discount这种推荐信。这样想来，这种风格的教授无意间对那些优秀学生不负责任。

再顺便说一句。推荐信一定要言之有物，具体实在，才有好的效果。如果只是空洞地说些好话，不论用的词多么大，都只能其相反的作用。因为读者可以看出推荐人对被推荐人并不了解。并不了解还写（被邀请写）推荐信，这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所以，有时学生找我写推荐信，如果我对这位学生没有足够的了解，知道自己写不出有力的推荐信，就会婉言谢绝。这样做不是对这位学生有不好的看法，也不是不愿意帮忙，而是知道如果我应承下来而写不出具体实在的内容，对TA有弊无利。即使对学生的印象颇好，但如果在学术上没有很多的了解，也难以提笔。

再再顺便说一句。这些年在跨学科领域中参加学术评审工作，读到不同学科（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写的推荐信和评审信，对这些学科的评审制度、标准和风格有所了解。其中，经济学家写的评审意见最为直接了当，用词明确，甚至残酷（“brutal”，这是大家通常的说法）。政治学学科次之，大概是这个学科现在最为接近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风格比较接近，批评意见多以比较平和的方式表达出来。

呵呵，又扯远了…

毕业时马奇找Martin和我商定，我们一起把我们两人的毕业论文合二为一，写一本关于组织规章制度的专著。Martin的论文研究斯坦福行政领域中的规章制度，我的论文研究其学术制度，正好覆盖了斯坦福大学整个规章制度全貌。规章制度是正式组织的核心，Cyert& March在他们1963年发表的那本经典之作中就已指出。我们的研究工作接续了这一主题。

因为写书的经历，我在毕业后的前三个暑假都回到斯坦福继续和马奇交往，所需费用仍然是马奇用他的研究经费负担的。做学生时只是在导师指导下做自己的研究，在合作的这段时间，办公室就在旁边，于是可以随时交流，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写作，也因此有了不同的感受和认识。

记得一次和马奇长谈后，他说道，今天涉及的内容很多，我晚上回家后在计算机前边写边整理这些想法。无意间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触动，因为我也注意到，自己在写作时会思绪大发，也有意识地通过写作来激发思想。还一直以为自己有点另类，不太正常。马奇居然也是如此习惯，我释然了。

我们在合作写书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种情况。我耗费气力，或阅读文献或苦思冥想写下的几页稿子，自以为有心得，交给马奇。等我下次看到他改写过的稿子时，会发现他经常把我写下的文字大段删掉，有时只留下一两句话。说实话，当时还是挺受打击的。好在这些阅读和想法还是有助于改进自己的知识结构。多年后我在和他人合作研究时，发现自己在修订别人的写作上也有类似的举动，思索一番才领悟到其中道理：任何文字，只有当你改写成自己的语言后，才觉得这是属于自己的作品，才愿意参与其中，不管是第一作者还是第N作者。

我注意到马奇的另外一些研究习惯。有时，我们讨论了一些组织现象并对其背后机制做了一些理论猜测。第二天，他会带来一些计算机模拟的结果让我们看。原来，他回家后把我们提出的想法加以模型化，然后通过计算机模拟来推测一下这些机制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当然，大多数时候，这些模拟结果被弃之不用。在写作中，他会把一些想法以提纲形式，按照呈现顺序勾勒出来，但无暇顾及具体内容，只是不时地在文中用“[more to come]”加以提示。这样的做法有利于思路流动，不至于因为关注细节而打断思路的流淌延伸。其实，每个学者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思考与写作方式，并没有一个适合所有人的模式。

读研后期，正逢马奇60岁生日party。此前不久，他办公室的计算机突然崩溃，丢掉了许多资料，令他懊丧。我特意跑到学校附近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一家中国商店，买了一把中国算盘送给他做生日礼物。我告诉他，还是中国的古老智慧比当代科技更为可靠，也算是和他幽默了一把。

合作写书项目完成后，我们不经常见面了。有时开会来到湾区，就会去看看马奇夫妇，记得在他家里吃到最为新鲜可口的色拉。在1990年代末，我正在法国巴黎郊区枫丹白露的欧洲工商学院访学，正巧马奇来到该院做讲座，我们有机会在校园再次相聚聊天。也就是在那次见面时，马奇告诉我，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多年前创办了一个热动力机械公司，位于佛罗里达州。因为他兄弟作为创始人即将退休，打算将公司上市，以便所有权易主。因为这个缘故，公司需要一些关于人力资本配置的咨询。马奇问我是否有兴趣我做这个咨询项目。如果我有兴趣，他就向公司提出建议（他是公司董事会成员）。我去前做准备工作，才知道这个公司颇有名气，是美国这个领域中第二大企业，而且管理极有特点，哈佛商学院曾经三次到此做案例研究，以供MBA教学使用。我到该公司期间，正碰上哈佛商学院学者在做第三次案例研究。就这样，我在这家公司几天，访谈了从一线工人到总经理等不同层次的群体，了解到关于人力资本和劳资关系的一系列现象和问题，也成为我以后教授组织社会学课程时经常引用的经历。

这个经历引起了我对组织中人事管理的兴趣，也因此读了一些相关文献。正巧，当时马奇和花旗银行总裁John Reed在筹备花旗银行行为科学研究中心。据说John Reed是一位很有学术情怀的管理者，和马奇的关系甚好。马奇说服他，把花旗银行向学者们开放，请他们进来做研究；不仅开放，而且提供相应的研究资助。花旗银行行为科学研究中心就是为此目的而设置的。我申请了一个项目，研究花旗银行在大中国区域（北京、上海、台北）分支机构中的人事管理问题。得到资助后，我在这些机构做了参与观察和采访，历时两个暑假，还到纽约总部和香港的亚太地区总部进行访谈。虽然这个研究经历没有带来重要的研究成果（只是和学生发了一个小paper），但对我认识跨国公司在不同文化下的运作和人事管理实践有了近距离观察和感受。这个契机也得益于马奇。

在马奇的学术生涯中，他的作品影响极大，偶尔也有批评指责。多年前，一篇基于后现代的文章对马奇、西蒙的经典之作《组织》进行了解构主义的批评。西蒙读后很是不满，邀马奇一起写文章反驳。马奇说服西蒙不要反批评。另有一次，斯坦福商学院的一位经济学家对马奇和另一位学者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批评。那位学者约马奇写文章反驳。马奇不同意，劝他放弃这个念头。但那位学者不能释怀，自己提笔写了反驳文章。马奇经常说的一个观点是，文章发表后就不是自己的了，应该任由别人评头品足。

后来我读到马奇的一篇文章，其中记述了诗人艾略特（T.S. Eliot）的一段故事。艾略特早期颇有名气一首诗是“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当诗人读到一位同仁对这首诗的评论时，他这样说道：“他试图发现这首诗的蕴意，无论我自以为这首诗的蕴意是什么，对此我都心怀感激。”马奇也向我讲起艾略特的这个故事，他也是以这种精神看待他人对自己作品的评判，欢迎他人为自己的文字增添了新的意义。

四、在斯坦福校园的重逢

我于2006年回到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任教，与马奇再次在同一校园相聚。这时的马奇已经退休多年。在随后的14个年头中，我每个学期至少去看马奇一次。斯坦福有三个学期，加上暑假，所以每年和马奇见面聊天4、5次以上。每次和他通过email预约，几乎总是当天就会得到他的答复，就像学生时代那样。那时，他和Jayne已经住进养老院，他邀我们全家到他的养老院的食堂一起进餐；我们也请马奇夫妇到家里吃饭坐坐。

回到校园那时，马奇在教育学院地下一层有一个简陋的办公室。地下一层装饰简陋，光线暗淡，不大的各个办公室依次排列，主要是供访问学者、研究生、博士后临时使用的。马奇告诉我，商学院也给了他一个办公室，但需要和别人共享，所以他选择了这里。这就是美国大学的制度，一旦教授退休，他就不再享受教授通常必备的办公条件，除非这个单位有空余的办公室。直到几年后，商学院搬进了新楼，有了宽敞的办公条件，给了马奇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他才离开这个办公室。

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几年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和一位长者交谈，才知道斯坦福组织学在1970年代以来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马奇。他于1970年来到校园，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把组织学领域的研究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学生参加。在这个阶段，组织社会学不同学派的领军人物如JohnMeyer，Michael Hannan才刚刚来到校园，还是默默无闻的助理教授。这些后起大家的研究工作在这个大环境下得以蓬勃发展。马奇曾无意间说起，有一次一个杂志约他写一个某个领域的述评工作。他把这个约请转让给了一位同事。这个同事写了述评文章后仍不过瘾，索性就这个题目出版了一本著作，当时颇有影响。这位长者还告诉我，他曾经收到诺奖评选委员会的邀请，为马奇学术成果写一个评估意见，以供评选委员会在下一步的评选中使用。据他所知，诺奖委员会的邀请在以后至少还发生过一次，不过是另一位学者得到评估邀请。

退休后的马奇仍然思绪敏捷，健步如前，谈锋不减当年。一周几次开车到学校会见来访者。他还在和人合作，撰写文章和书籍，其中的题材包括管理学科在美国学术界的发展历史和评价。刚退休那几年，商学院聘请他继续上课，他的“组织决策”，“领导力”的课程誉满校园，有极大吸引力。他同意了，但是坚持不要报酬。他很开心的告诉我，“我告诉我们院长，我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教书了—不是因为生存而是因为喜欢。”

以我的观察，马奇是一个两面性很强的人。一方面，他平易近人，谈吐挥洒；另一方面，他又是他是一个很private的人，从不gossip。表面上，他处世通达，甚至有些玩世不恭，但实际上做事来极为认真；他内心丰富，但不易流露情感，只有在他的诗里才能看到这一面。上了年纪，一般都容易忘事，但我和他十几年来的来往，从未发生过失约的事情—直到最后这一年。这并不是他脑筋好使，而是他会很聪明地管理自己。我注意到，每次见面和他约定什么事情，他都会马上拿出小本子，把事情记下来，或在电脑上的calendar上标识清楚。有时我在心里会告诉自己：马奇是一个充分认识到有限理性又把理性应用到极致的学者。

一件小事。我毕业后找到教职，马奇很是高兴，他和Jayne请我和我太太去一家中餐馆，Chef Chu,吃饭庆祝。他告诉我们，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中餐馆，在这家进餐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我们吃后感到饭菜太美国化了，不是真正的中餐佳肴。为了弘扬和正名中国食文化，我当即表示要请马奇夫妇吃一次真正的中餐，他们欣然接受。不久我们邀马奇夫妇来到我们以为最为正宗的中餐馆。叫了我们以为最有代表性的菜肴，包括一道清蒸鳕鱼。那时我们还不知道美国人饮食习惯是吃鱼排，没有培养起吃鱼吐刺的技术。只见两位老人迟疑畏惧，把鱼肉捣得细细碎碎地，才敢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放进嘴里，对其他几道菜似乎也并不欣赏。现在回想起来，才意识到多年形成的口味和习惯，力量强大，难以抗拒。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和马奇约好时间，到他的办公室里坐坐聊聊。对我来说，这并不单是在尽学生之责，也不仅是师生之谊，而且是一种与智者交流的享受。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办公室聊完天后，他说，雪光，你来扶我一把站起来。这是第一次他提出这样的请求。我心里一沉，连忙走过去扶他起来。马奇解释道，现在坐久后站立起来困难。他又说道，你能陪我走到电梯门口吗？马奇的办公室在三楼，电梯直达地下车库。我送到电梯口后，要陪他下去到车库，但他执意不肯，只好作罢。他告诉我，因为和我的约会，女儿一早开车送他来到办公室，现在自己开车回去。我说以后可以到他的住处来看望他，他不必特意到学校办公室来和我约会。

就这样，在一年年悄然流逝的时光中，我们见面的场地不断更换，从教育学院地下一层，到商学院三楼，再到养老院；从养老院门前活动大厅，到居住后院的会客厅，再到他和Jayne的私人房间；马奇从自己开车、独立行走，到拄拐慢步，再到轮椅车代步；马奇和我的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从师生到同事到亲情关系的演变。

五、亲情

自2014年秋季起，我仍然如前每隔一段时间去看望马奇，只是大多时间改在养老院见面了。从学校开车去养老院，大约二十多分钟的距离。这个养老院属于这类设施的高端产品，据说入院费在百万以上，每年还要交可观的费用。按照老人身体状况变化而分阶段调整。马奇夫妇刚入住时，身体很好，所以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公寓套间和一个小小的花圃。当他们的身体状况下降，就会住进后院的房屋，有点像宾馆套间版，有自己的房间和起居室，门外的走廊宽大，老人们可以聚会聊天，做游戏，还有护理人员不时照看，带领他们做健身活动。如果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则住进特护房间，有专门护理人员照顾。

起初马奇的精神很好，拄拐行走，并不困难。他带我在养老院里宽阔的花园廊道或室外空地上散步聊天；有时腿脚不便，他便开上小车，我在一边走着，且行且聊。记得最初来这里探望时，马奇告诉我，在这里养老的都是些教授、律师或公司高管，所以他们组成不同的兴趣小组，还有人定期做讲座报告。开始会面的大门旁的活动大厅里，看到一些白发苍苍但神采奕奕的老人，欢笑地在一起聚会聊天。

记得有一次到约定的活动大厅见到马奇，刚见面，他便要带我去见门口接待台的女孩子。他戏谑地对那女孩说，瞧，这次来看我的是一位男士。原来，马奇和接待员女孩子经常说笑打趣，那女孩子逗他说，来看你的怎么都是女孩子呀？所以马奇要特意带我给她看看。哈哈，还是以前熟悉的那位风情万种诙谐可爱的马奇。

马奇的身体情况时好时坏。有一段时间他的背部动手术，但不太成功，疼痛难忍。他知道我以前在农村做过针灸，向我咨询是否可以通过针灸来进行治疗。我告诉他，针灸或许可以暂时减缓痛苦，但是不能治愈他的伤病。他去了几次，没有明显效果作罢。

有一次去看他，他正遭受受背部伤痛煎熬，他开上小车和我在院子慢慢地边走边聊。临走时，他突然向我哀叹道，“雪光，我的脑子还好用，但我的身体给了我这么多的痛苦。”马奇是一个不愿流露情感的人，更不愿在别人面前暴露自己的疼痛。这样表达，可见他经历折磨极大。我一时语塞，竟然不知说什么才好。好在一段时间过后，他的背部伤痛过去了，以后似乎也没有复发过。只要身体稍有好转，那幽默机智的谈吐就会回到马奇的嘴边。

和马奇聊天的话题，从学术、时事到日常生活和诗歌。他告诉我，现在更多的时间用来写诗了，为写诗而耗费精力，既要有音乐感和节奏感，又要突破韵律的束缚。他说道，中学时开始写诗，还在诗刊上发表过一首诗。但随后很长时间里，只是偶尔为之。重新持续地写诗是他在UC Irvine做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期间。那时正逢1960年代学生运动时期，校园里各种学生活动和震荡此起彼伏，作为院长的他为此忙的焦头烂额。“那时我重新拾起写诗，用这个方式来保持神志清醒。”

在这些年的美国政治大动荡时事中，他回忆起，在年少时正逢美国民族国家建设时期，当时外国移民涌来，但有一个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量。家里长辈虽然英文不好，但要求他们的子女说英语，以便融入美国社会。当然，现在是全球化了，这也反映在他的大家庭里，成员来自不同的文化。大儿子一个人跑到成都，找到一个公寓住下，请人教四川话，每天买菜学做中餐，在网上写自己的旅行观感。人类学家的女儿在尼泊尔做田野，那里地震后她还在美国发起捐款，帮助当地重建家园…

想到老人长期困在养老院，每天吃同样的食堂饮食，有时去看他时会带一些小食品，给他换换口味。他还和以前一样，马上打开食品盒一起分享。有时会特意叫上妻子和女儿一起去看望，她们和马奇很熟悉，喜欢和这个睿智风趣的老人一起聊天。老人看到她们非常很开心，话题也更多了。当然，马奇也会一如既往地鼓励我女儿多生多育。他告诉我们，他经常和自己的孙女们开这个玩笑，以至她们一见到他，就会首先向他嚷道：“Grandpa，I am not pregnant!”

2018年初收到马奇女儿的信件，邀请我们全家参加3月24日为庆贺马奇夫妇90年生日和结婚70周年的party。这个消息令我们兴奋，在月份牌上做好标志，很是期待。不料在party前不久我父亲病重，赶回国看护，错过了这个机会，成为永久的遗憾。

记得去年老人去世前不久的一次见面。在马奇夫妇的起居室里，他仰坐在一张躺椅上，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那时马奇夫妇90岁生日与70年结婚纪念的party开过不久，我们聊起马奇青年时期的生活。他俏皮地告诉我，孙子孙女们经常问起（外）祖父母的恋爱经过，特别是他们什么时间第一次…。于是，他和Jayne商量后，决定写一个关于他们当年恋爱生活的回忆文字给孩子们留作纪念。他呵呵笑着说，我们告诉他们，当年我们也和你们年轻人一样，在很多场合都罗曼蒂克过，…

我们正在聊着，Jayne走了进来。这时的Jayne因患阿尔茨海默病，已经认不出我了。马奇提醒她后，她和我客气地打了一个招呼后，在马奇旁边并排的另一个躺椅上坐下。马奇侧过头来，拉着她的手说，我正在和雪光说起我们当年私奔结婚的故事。于是，他们俩开始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那时，Jayne在学校里很有人脉，周围有很多追求者，而马奇是一个内向害羞的男孩。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来自一个半开玩笑的安排，不料两人很是合得来，于是走在了一起。他们决定结婚那一年（好像是因为马奇应征入伍），马奇还不符合家乡威斯康辛州的法定结婚年龄。于是，他们悄悄从家里拿了身份证明，跑到相邻的密执安州登记结婚，从此开始了他们相伴70年的伉俪生活。

两位老人坐在躺椅上，手拉着手，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他们的青春时光，不时发出会意的笑声。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打在脸上，轻轻涂上一片温馨柔和的色彩，眼睛中一闪一闪的光亮，过去的时光在话语中一幕幕地显现又逝去…

六、马奇与中国组织研究

马奇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我是马奇的第一个中国学生，那时他对中国还没有太大兴趣。在我的印象中，马奇不是一个热衷旅行的人。特别是退休以后，很少听到他旅行参加学术活动的经历。他告诉我，出行不多的一个原因是Jayne不愿出远门，舍不得后院里亲手种植的花花草草。他说起，许多年前，他们全家曾经去挪威一年。起因是他的teenage女儿问他，大家都说你很有名，怎么没有人请你去访学呢？于是他们决定接受邀请，全家去挪威，休学术假一年。不料，那一年他们去的地方连日阴雨，云雾蔽日，不是一个很愉快的经历。从此，他们外出访学的机会更少了。

和马奇聊天时常出现的一个话题是中国组织管理研究。近一二十年来，马奇对这一领域多有关注。应该说，这是因为这一领域中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不断向马奇求教，逐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2010年，应MOR期刊主编徐淑英教授邀请，马奇写了“Parochialismin the Evolution of a Research Community: The Case of Organization Studies”一文。马奇一直批评美国组织与管理研究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希望看到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环境下组织管理研究的贡献，也因此对中国背景下组织研究的发展势头很是欣赏。后来，许多中国学者来到斯坦福校园，与马奇见面，讨论问题。马奇告诉我，还有学者打长途电话来讨论问题。刚到斯坦福的那几年，我也参加过马奇组织的以中国学者为主的小型讨论会活动。在这期间，马奇的若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与中文出版社、翻译者也有不少接触。

在这个阶段，马奇对中国哲学发生了很大兴趣，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阴阳概念。他直觉地感到，中国文化中的许多说法与他所倡导的模糊性（ambiguity）很有关联。他注意到，中国的汉字有多重意思，即汉字拼音的不同声调有着不同的字义，正是事物模糊性的突出特点。他办公室墙壁上挂着一幅汉字书法作品，是一个韩国学生写给他的。马奇不止一次地指着条幅上的汉字向我说起，某个字是什么意思，有几种意思。

马奇多次和我说起，也许他应该学习中文来更好地理解中文背后的文化观念。看着老人期待的目光，我不知如何作答。我想，学中文的初步阶段主要靠记忆汉字，这对于老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也一直没有鼓动他付诸实践。

马奇眼中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些特征影响甚至塑造了相应的组织制度，从这个角度可以解读我们看到各种组织现象。在顶层设计、理性决策呼声渐高的时代，马奇的思想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的思路和声音。马奇很想推动在这个方向的研究工作，他和中国学者的交流也多以此为主题。在2012年间，MOR尝试组织一期关于“中国组织中的决策与模糊性”的专题讨论（special issue），马奇也邀我参加该期的编辑工作，后来因为稿源不是很理想而作罢。

可惜的是，虽然马奇的观点和理论得到了许多共鸣，但理解和认同他的worldview的学者寥寥。这些学者并不是有意识地不认同、不接受马奇的worldview。比这个情形更为糟糕的是，许多学者根本没有在这个层次上思考问题、寻找自己的学术理念。人们更关心的是，从马奇那里找到一些新鲜的想法说法来填充思想贫瘠的学术论文。马奇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学者打电话和马奇讨论问题，硬要说服马奇同意他的一些说法与马奇思想是相同的。“我告诉他，你这是把你的话硬塞到我的嘴里，” 马奇很是无奈地摇着头说道。

我们聊天时经常谈及我正在从事的关于中国官僚体制的研究工作。2000年中期以来我主要是用中文写作。其实，刚开始几年写作时，我经常是中英文交替进行，同时会有中英文两个版本。但中文版会很快就发表了，但英文版还没有改写到自己满意的程度。一段时间后我就集中精力只写中文版了。每次和马奇聊天，只能简单地告诉他一下我的研究工作和一些想法发现。有一次他要读我的的研究工作。我只好把这几年间用田野材料边角料写就发表的几篇英文小文章发给他，他才发现我的研究风格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马奇一直用他特有的委婉方式劝我用英文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多次感叹道，“We should get you back to write in English.” 但我总是忙于新的研究和新的写作，对于已用中文写作过的文章就没有兴趣再改写成英文了，总想等有了空闲时间再做这件事，至今仍无进展。

有一次我告诉马奇，我做了一个学术讲座，题目是，“认识中国官僚体制的三个视角：韦伯、儒教与马奇”（”Chinese organizationsin three lenses: Weberian, Confucian, and Marchian”）。他很有兴趣，要我把文章发给他，可惜我虽然有一个提纲但没有写成英文文章，只好带着遗憾说，等我写出来一定发给他。谁知道我还未及动笔，马奇已经仙去…

七、不愿结束的结束……

当年在马奇的研究中心过道的一个记事板上，一张老照片不经意地歪扭着钉在上面，边角蜷缩，泛黄褪色。大家来回路过，也不曾注意，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这里留步，有人顺口问起，合影中的人物何许人也。马奇指着影中人像一一辨认：Herbert Simon, Michel Crozier，James D. Thompson, James March，…，都是我们在文献中耳熟能详的组织学大家，这是组织学主要学者在一次聚会时的合影。马奇感慨地说，这张照片随着时间正在褪色，给它恰如其分地带上了几分历史感。

如今，这些大家均已作古，但是他们的思想、学术理念和研究发现，已经成为人类知识的宝贵成分，为后来学者启迪学智，激发探索，这是多么有意义、多么精彩的一生！

在马奇去世前的最后一个生日—90岁生日—清晨，我给他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祝贺生日，一小时后收到了马奇的回复。我就用这个书信往来结束这个回忆系列。

From: xueguang zhou[mailto:xgzhou@stanford.edu] 
Sent: Monday, January 15, 2018 9:25 AM
To: James G March <march@stanford.edu>
Subject: Happy Birthday!!!

Dear Jim,

Happy Birthday!  I kn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arbage-can model, timing is everything. I usually get up early every morning and I was hoping to send you this greeting the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I am hoping that I am the first to say “happy birthday”to you!

It has been such an honor and life-time rewarding experience to be your student. I said this before but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again, you are not only my mentor for my academic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Learning from you has fundamentally changed my worldview and my intellectual agenda. Since taking your course o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ing” in my first year in graduate school at Stanford (in the spring quarter of 1984), I have never looked at the world in the same way, and my worldview established since then has not changed in significant ways for so many years.

Thank you so much, Jim, for all th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you have offered me! At your birthday, I think the recognition of having such a profound impact on your students, I being only one of many, is perhaps the best birthday gift to you!

With love,

Xueguang

马奇的回复：

Xueguang,

Thank you for your words.  I am sure you recognize how special you are to me, as a student, colleague, and friend.  I treasure our friendship and the chance to know your family.  I hope we will have numerous chances to talk in the coming year.

Best,

Jim

本文来源于周雪光教授的微博。

—End—

【点击图片 推荐阅读】

▼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