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友枝 | 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罗友枝勿食我黍 2019-12-26

罗友枝（Evelyn Rawski，罗斯基），美国匹兹堡大学中国史日裔女教授，曾编辑过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精于明清史研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曾提到她对晚清中国大众识字率的研究。1993年，她当选美国亚洲学会副会长。

绪论

30年前，时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的何炳棣教授曾在他当年的主席致辞《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中总结了清史研究的状况。在此之后的30年间，由于受当代民族主义和民族研究等问题的直接影响，学者们对于清代统治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认识经过了几个重要的转变。在本文中，我将分析最近几年的清史研究著作，将当代的研究范式与何炳棣教授在致辞中提出的相比较，评价他们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影响。

虽然清代在行政中同时使用汉文和满文，但是许多学者忽视满文文献的重要性，指出他们仅仅是对汉文文献的复制。这个观点被白彬菊所反驳，她调查了军机处档案目录之后，得出“许多满文档案并没有被翻译成汉文，这些满文档案很多都是在清代中期甚至是后期制作的”。

对于满文档案的新研究解释了这些文献是清代中前期通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文献的流通常常避开汉族官吏。直至嘉庆年间（1786-1820），朝廷还要求八旗官员，驻防东北、西北地区的将军，以及受到满文上谕的满洲官员，在奏折中要使用满文。这些满文奏折，廷寄上谕，以及其他中央政府的满文档案，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他们的价值还没有被学者们充分发掘。

近来由于位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开放和出版了更多的满文档案，对于学术研究多有促进。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77年出版的康熙朝满文奏折极大地方便了学者利用该档案。尽管其他朝满文奏折尚未出版，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档案也已经与80年代向学者开放。清史研究的新进展也为学者们解读这些文献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世界各地满文资料目录索引也为学者们提供了各旗零散满文档案的信息。新出版的各类满文词典以及部分满文文献的翻译也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们的研究。

在最近十几年，学者们利用汉文清史文献也变得越来越方便。《大清会典》和各朝实录，以及作为各朝实录的补充资料的各朝起居注，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重新出版。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汉文奏折以及台北编辑的宫中档奏折为学者们研究清朝中央决策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窗口。宫廷造办处档案以及慈禧和光绪帝的医方档案也陆续被编辑出版。此外，八旗史料、清代笔记以及宫廷史资料的重印也为清史研究提供了诸多帮助。

一些机构也促进了满族研究的发展。在台湾，成立于1981年的台北满族协会将满族后裔召集在一起。在中国大陆，满族学研究会出版的双月刊《满族研究》。在日本，东洋文库的满族历史研修班编辑了一些重要的八旗史料，日本满洲史研究会也定期出版研究学报。在欧洲，一些期刊，尤其是《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和《中亚学刊》（Central Asiatic Journal），经常刊载有关满族文学、历史和社会相关的论文。美国学术界也有许多有关清史研究的刊物，如《晚期中华帝国》，最初就是作为清史研究会的学刊，以《清史问题》的刊名出版的。在中国大陆，有关清史的论文经常出现在《故宫博物院院刊》、《历史档案》和《紫禁城》等期刊中。紫禁城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和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大批清史书籍。

对清史的新解读建立在近二十年来大批的学术著作之上。新的学术研究让我们对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努尔哈赤（1559-1626）和皇太极（1592-1643）统一东北诸部及建立清朝政权的基础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对清入关前以及入关后的都城，如沈阳、北京和热河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这些政治中心如何融合而中原以及东北亚的政治因素。

清代诸帝以及多尔衮、慈禧太后、恭亲王等人传记的出版丰富了我们对这些清朝统治者的了解。对于清帝陵寝以及清朝宗室人口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清朝宗室的平均寿命以及生活水平的新信息。有关清宫后妃、皇子、侍卫和太监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清朝宫廷生活的认识。其他研究，如满族，蒙古王公后裔对老北京的回忆录，八旗家族在北京的分布，北京方言的满语化以及北京宫殿的名称，提醒我们清朝的非汉族特征。

除北京以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北三省、内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地的研究机构出版了许多清史研究论著。这些论著很多都是建立在汉文、藏文、蒙文、维吾尔文、满文史料的基础上，研究清朝中央政府与这些地区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清史的新视角和新解读，使我们比以往更了解清朝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民俗学家也发表了许多口述传说的研究，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满族文化以及其他通古斯和蒙古民族文化的了解。达斡尔族关于盛京的传说，以及锡伯族关于康熙帝伟大功绩的传说，印证了满族对于东北少数民族的深刻影响，关于满洲起源的各种口述神话现在仍在东北民间流传，它们可以与清代的官方神话相比较，而清代官方版满洲起源的神话已经成为满族民族认同的一部分。学者们对于出版于1778年的满文萨满法典《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以及其对于民间萨满仪式的影响的研究展示了清代政策对于东北萨满教实践的影响。

乾隆帝仿古行乐图

当代的请史学家无疑都赞同何炳棣教授关于“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这一观点。清帝国为现代中国疆域奠定了基础。有争议的问题不是清朝的成就是否伟大，而是何炳棣关于“清朝成功的关键在于满洲早期统治者系统的汉化”这一论点。新的学术研究认为，与何炳棣的论点恰恰相反，清帝国成功的关键在于清朝统治者能够利用他们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治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汉族聚居地区。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解读清史的一个基础。何炳棣的研究指出清代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他的这种曾经是学术共识的表达，正被当代的学术研究重新评价。当代学者争辩20世纪话语中“清”与“中国”两词的异文融合。清史研究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评价少数民族在构建“中国文化”过程中的作用？在下文中我将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隔离与不平等：征服精英

何炳棣的汉化理论与梅谷在20世纪40年代对清国家形成的研究基本相同。新的学术研究则采用满洲中心而非汉族中心视角来分析清入关前的政治构成：由国家扶持额满洲书面文字的创建，将统一的东北各部命名为满洲以及创建满洲起源神话。最近的研究显示，控制清朝政府者是由八旗贵族和宗室王公组成的征服精英，而非汉族士大夫，这些征服精英的地位高于汉族官僚。近年来对八旗驻防的研究也深化了我们对文官官僚机构之外的军事机构的了解。无论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抑或汉军八旗，皆为有特权的世袭精英，他们的头衔以及跻身仕途之门源自他们的祖先在满洲征服时期的功绩。在前朝掌握着宫廷行政权力的宦官，在有清一代被内务府的上三旗包衣所监视管理。清朝统治者利用征服精英来管理行政事务，在边疆地区的行政要职上多任命征服精英而非汉族官僚。

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掌握着决策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由八旗贵族和八旗官员组成。白彬菊在研究军机处起源时也指出，在顺治（1644-1661年在位）和康熙（1662-1722年在位）两朝，满族官员的数量要超过汉族官员。雍正帝（1723-1735年在位）创建了新的内廷机构——军机处，在其中任职的都是雍正帝的亲信。通过使用内廷机构来经营西北地区平准的军事行动，清朝皇帝削弱了外朝官僚机构对于皇权的制衡，将参与决策权限制在一小拨皇帝的亲信大臣之中。尽管外朝官僚机构最终能够侵蚀并削弱了内廷机构的权力，使得军机处逐渐制度化，但是官僚机构始终无法成功掌控军机处官员的任免权。乾隆帝多次任命与皇室有姻亲关系的八旗贵族供职军机处：在乾隆朝，军机处的满族官员的数量比汉族官员多出73% 。

在19世纪，征服精英继续活跃在清政府的最高机构之中。波拉切克在关于1835-1850年期间清朝中央决策过程的研究中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具有改良思想的满洲蒙古派系和以机会主义占上风的南方汉族官僚之间僵持不下的产物。这些汉族官僚将战争失利归咎于满族将领，并且希望动员群众抗击英军。尽管汉族官僚在这场争论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波拉切克指责他们的“阶级沙文主义”，并指出满洲蒙古派系的政策能够减少破坏性。

清代早期的统治者使用特殊渠道处理与蒙古贵族和西藏僧侣集团的关系。位于故宫西北角的清字馆，是最早负责处理藏传佛教事务的专门机构。藏传佛教也是清廷控制蒙古的重要手段之一。高级僧侣，如乾隆帝的精神导师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就曾代表清廷参与七世达嘛去世之后的转世灵童的选定，他还成功说服喀尔喀蒙古的精神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1756年小和卓叛乱时保持中立。

征服精英还主导清代在东北、蒙古、西南和西北等地区的行政事务。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地区的行政没有纳入到六部管辖之下的行省体系：新疆在1884年才建省，而东北三省奉天、吉林、黑龙江更晚，直至1907年才建省。蒙古、青海和西藏在有清一代未入省制。清代文献称这些新征服的边疆地区为“外”，以区别于原明朝的疆域的“内”。在长城以内的原明代疆域由以六部为代表的官僚机构管辖，而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则由理藩院和八旗贵族统辖。

当然，征服贵族也并非铁板一块。有很多研究都是关于清代早期满洲贵族内部派系斗争的，有的是涉及雍正帝即位之争的研究，也有很多关于八旗旗主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在其顶峰时期旗主能使皇帝屈从）的研究。在18、19世纪，宗室贵族成为清朝统治的支柱，他们或为侍卫，或为皇帝履行各种外交、军事和防卫职责。

多民族帝国的统治

以满洲为中心的史观对于我们重新评价清帝国极为重要。清帝国的疆域于1759年达到顶峰，经过长期的争夺战，清朝击败了噶尔丹和俄国，收复了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地区。清朝领土开拓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长城之外的政治因素，而非汉族士大夫所主导的政治领域。

新研究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满洲吸纳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战士组成军队的能力。满洲人仅仅是在清军入关后的征服明朝战争中的八旗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凭借着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军队，其中包括汉化了的满洲人、蒙古人和汉军，成功地击败明朝。我们或许可以将女真/满洲人这种建立同盟军的能力归结于其发源地——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地理条件。西接蒙古高原，北临针叶林地带，南靠肥沃的辽河平原，东北地区的这三种不同的生态系统使游牧民族、渔猎民族，以及定居的农耕民族有紧密的文化接触。至16世纪中叶，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大体上依据生态环境分成三个主要部落。在遥远的北方生活着以渔猎为生的野人女真；在与蒙古交接之地的嫩江、呼兰河流域生活着海西女真。但是，在努尔哈赤时期，用“汉化”来概括建州女真并不全面。虽然很多建州女真采用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但是他们也饲养牲畜，重视骑射，并且热爱打猎。

满蒙同盟对于满洲统一中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早期满蒙同盟采用联姻形式，清朝前期的皇帝同时拥有满洲和蒙古血统。在 1644年前的征服战争的关键时期，蒙古语和满语同为清的主要语言。努尔哈赤的几个儿子和侄子拥有蒙古名字或蒙古荣誉头衔。许多关于家畜、家畜饲养、骑具和农耕的满语词汇与蒙古语词汇相同的语源，显示出这一地区历史上满洲和蒙古的密切交流。满洲在组建八旗时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蒙古经验，在入关前的许多中原因素也其实是通过蒙古人传入满洲的。

以往中国学者关于满洲皇帝汉化的研究过于依赖官方的汉语文献。清朝统治者利用这些文献向汉人展示他们是儒家意义上的皇帝 ——他们向汉人学习，承认儒家经典为科举考试的基础，资助中国文学艺术，在诏书中体现儒家思想。满洲统治者还改革满洲婚俗和葬仪，由火葬改为土葬，以消除汉人之成见。孝道被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成为统治的先决条件。没有人否认满洲皇帝将他们自己描述成中国的统治者，但问题是这是不是满洲皇帝的全部形象？档案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满洲皇帝在他们帝国不同的属民之前，塑造了不同的统治者形象。

满洲统治者创造的（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同时源于汉语和非汉语文献。努尔哈赤的最早称号为昆都仑汗，在蒙古语中意为 “恭敬汗 ” 。如柯娇燕指出，这个汗号的潜在含义与中国皇帝的概念有明显的区别。自成吉思汗之后， “汗中之汗 ”或者 “大汗 ”一直是草原地区游牧民族有野心的领袖的终极政治目标。但是 “汗中之汗 ”并非中国皇帝。其权力来源于草原地区多次出现的松散的部落联盟和部落酋长们的默许。这个称号，以及它所暗示的政治条件，组成了努尔哈赤和后金统治的政治背景。有清一代，蒙古人称清朝皇帝为 “博克多汗 ” （ bogdo kaghan ）。

藏传佛教通过提供象征性语汇，进一步升华了满洲统治者对蒙古人和藏人所使用的非汉族统治者形象。在东汉灭亡（220 ）之后，转轮王或佛教概念上的王者，开始在中国出现。转轮王是世界的征服者，是普遍意义上的统治者。在14世纪，藏传佛教将灵魂世系转世这一概念融入，改变了转轮王的含义。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一种对儒家思想上的“正统世系（orthodox line of descent ）”概念的采纳，“正统世系 ”将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统治者的谱系连接到一起。在14世纪之后，佛教 “正统世系 ”以转轮王的转世为谱系，认为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是正统的统治者。

在1635年，皇太极宣布建立清朝的前一年，他奉迎玛哈噶拉佛——一尊七臂的佛教护法战佛，并宣称获得统治力量。后来的清朝统治者被描述成代表聪慧的文殊菩萨，其信仰以中国北方的五台山的寺庙为中心。现悬挂在布达拉宫的一幅在乾隆时期由清代宫廷制作的唐卡将乾隆帝描绘为文殊菩萨的形象。

在1644年之后，随着清帝国的发展，关于统治者的概念也随之改变。根据满语文献，柯娇燕论证 1 8世纪的清朝的普世性皇帝（ universal emperorship ）概念与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概念有很大的差异。虽然儒家思想认为其原则具有普世性，但清朝普世性统治的核心政策是建立在不同族群之人对清朝统治的服从基础之上，而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性可以保留。乾隆帝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洲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人和汉人之五族之统治者。尽管乾隆帝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汉化统治，但满、蒙、藏、维、汉这五个民族不同的民族文化得以保留。这五个民族的语言被清政府正式承认为清帝国的语言，乾隆帝组织翻译书籍、编写字典等文化工程来促进每种语言的使用和推广。作为联结这五个民族的关键性纽带，乾隆帝自己也学习了满语、汉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和藏语。

乾隆帝以及其他清朝统治者的政策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有深刻的影响。清廷扶持其支持者以及打击其对手的政策重塑了边疆地区社会的等级制度。清朝成功地削弱了这些地区自主的权力和特权的来源，从而使清廷成为一切世俗权威的来源。蒙古贵族使用清朝赋予的头衔，而且这些头衔的承袭需要经过清朝皇帝的批准。由于清政府的支持，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在西藏保持着统治地位，但是高级喇嘛转世灵童的选定需要获得清政府的批准。在穆斯林聚居的塔里木盆地，清廷实行的新规章制度侵蚀了当地源于定居下来的传统游牧世袭贵族（伯克）的特权，他们的世袭特权被剥夺并纳入地方政府，他们的权威也受到限制。被授予一定级别头衔的蒙古、穆斯林和西藏贵族需轮流觐见清朝皇帝，并且得到皇帝的赏赐以巩固他们的地位与权威。

清朝的官僚行政机构也改变了边疆地区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清朝皇帝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渔猎民族成员编入八旗，使他们组成东北地区抗击俄国的驻防军队。清政府将牧地分配给蒙古各个部落，将各部落组成旗、盟，并任命官员处理部落纠纷，这些政策深刻地改变了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在击败准噶尔之后，清政府建立了军府体制，将总部设立在乌鲁木齐。然后又迅速将生活在西北地区的东安穆斯林迁徙，利用他们对抗操突厥语系语言的穆民，并利用教派间的争斗以达到控制目的。

清朝的政策也深刻地改变了边疆地区的文化。在清代出现了用大量边疆少数民族语言写作的文学作品，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的识字率明显上升。地方精英的子弟在八旗学校接受多语教育。在东北地区生活的那些本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如达斡尔人，开始学习满文并使用满文字母记录自己民族的文学作品。在 1 7世纪被归类为“新满洲” ，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人在文化上“满洲化”。八旗学校教授蒙古人读写蒙古文。在清廷的赞助下，北京成为蒙文藏传佛教经典的重要印刷和出版中心。尽管满、蒙、藏、维吾尔、汉这五种官方语言的口语表达方式大相径庭，高度多元化，但在清廷大力资助下，出版了各种语言的辞典，促进了这五种语言在书写上的标准化，在清代，贸易的发展改变了许多边疆地区的经济状况。铁制工具的使用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农业发展；从清朝和俄国贸易中传入的来复枪最终代替了弓箭并削弱了狩猎民族共同的文化传统；清代宫廷对于貂皮和其他东北土特产的需求，使得当地的渔猎经济商品化。出于军需供给之考虑，清政府鼓励内地和新疆之间自由贸易的发展，鼓励汉族商人移民新疆，并为新疆在1884年建省提供支持。

非汉族的征服政体

以上所述对清代历史的重新认识是与近来关于早期政权的研究成果相一致的。拉铁摩尔关于游牧民族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的经典研究在 1989年被托马斯 ·巴菲尔德所挑战。巴菲尔德认为游牧民族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而是共生。中国和草原地区的分裂和统一的周期紧密联系，因为 “游牧民族的国家组织最终需要依靠一个稳定的中国来剥削 ” 。游牧民族获得中国的丝织品和其他产品的最有效率的方法是与中国的统治者结成同盟并通过条约来获得这些产品。在中国方面，中原王朝也认识到与游牧民族进行战争相比，给他们一定的经济补偿来换取其军事支持是更有效率（更便宜）的选择。这是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回鹘之所以对唐朝采取保护策略的原因。

巴菲尔德还指出中亚和东北亚的满洲所拥有的混合生态环境是起源于这里的征服王朝之所以有能力统治以定居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中国的重要因素。草原地区只能支持松散的部落联盟，当资源枯竭时联盟常常随之解体；而发源于满洲地区的政权往往更加成功，因为他们可以将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的因素相整合。

近来对于在 1 0世纪至 1 4世纪统治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征服王朝的研究，一方面肯定了巴菲尔德的部分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对其提出质疑。在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统治之下， “中式的官僚统治成为政治标准 … …被这些中国控制之外和位于中国传统疆域之外的政权所采纳和改进 ” 这些混合了多种因素的政体显示了其同时统治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新能力。但是，尽管契丹和女真确实是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王朝，但是党项和蒙古则发源于草原地区。

和清朝相似，在多个王朝共存的历史背景之下，辽、西夏、金、元的政治策略随着这些王朝与其他王朝的互动而发展。每个王朝的统治阶层都同时吸收了东亚和中亚的因素，从而整合成为一个多民族帝国，既包括游牧民族，也包括农耕民族。这些王朝都同时使用汉族官僚和非汉族官僚，用不同的行政方式管理不同的民族和地区。不同的法律也被应用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因此，契丹人在政府中使用突厥官职名称。金朝统治者采用十进制的猛安谋克制组织其属民，可能是受到辽代影响的结果；成吉思汗也采用类似的管理方式。普世性统治者的概念同时吸收了回鹘与汉族因素，在成吉思汗时期达到一个新高度。因此，几代蒙古人努力使自己适应建立帝国的政治要求，成吉思汗可以被看做这一过程的继承者。

尽管辽、西夏、金和元政权任用汉族官员，他们却都抵制汉化。所有四个政权都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是女真族在 12世纪创建女真大小字的基础。同时期创建的蒙古文字则借鉴回鹘文字，而回鹘文字本身借鉴了大量的粟特文字。与既非字母文字又非注音文字的契丹文字、女真文字和党项文字不同，早期的蒙古文字（和基于蒙文字母的满文）是字母文字。

这些征服王朝都追求双语或多语政治。即使在创建了女真文字之后，金也保留了契丹小字，直至 12世纪末，契丹文字还继续在金朝官僚机构中使用。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货币都使用双语铭文。这些朝代的统治者将佛教和儒家经典翻译成自己民族的语言。

清朝代表了这种东亚和中亚融合的最终阶段。在精心的设计之下，清朝在许多方面与 10至14世纪的征服王朝相似：努尔哈赤宣称他是金代女真统治者的后裔，他的继承者们在他们施行的政策中一直努力体现他们和金代的这种联系。和金相同，清朝最初也是在东北亚地区创设国家结构体系。清朝统治者进入明朝首都北京后，他们采用儒家礼仪，宣称自己为 “天子 ” ，定都于北京；但是他们同时又在热河建立行宫，作为 “夏都 ” ，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这里曾经是金代都城之一。满洲统治者遵循他们祖先的习俗，在冬都和夏都之间迁徙。他们在热河北部修建巨大的木兰围场，每年集结蒙古和其他内亚地区的盟友进行围猎。所以，虽然生活在北京，并被绚烂的中华文化所包围，但满洲统治者在1 8世纪仍然保留和发展着以国语和骑射为中心的满洲民族认同。

清朝也遵循辽、西夏和元已有的先例，采用藏传佛教作为其统治的象征性话语。清朝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融合了内亚地区和汉族地区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新的统治方式，我们将要论证的是，这种新的统治方式是清朝得以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清朝不但征服了从农耕区到游牧区的广大疆土，而且维持其稳定的帝国统治长达几个世纪。满洲人的成就直到今天仍体现在中国的版图上。如上所述，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是历史上内亚和东亚长期互动的产物。

结论

汉民族主义和 “国家民族主义（ state nationalism ) ” 的分离导致编写中国历史时出现一些问题。汉民族主义深刻影响了 2 0世纪中国的历史话语。。当代中国历史学家以 1 9 1 1年为界划分中国历史，虽然只是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历史才被描写成 “一个国家的连续叙事，包含着一个现代国家的疆土 ”。因为中国历史是一门由主流学者们掌握着的学科，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历史解读上的问题涵盖很长的时段 ——对占中国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的近一半的非汉族统治的时期的解读都可能受民族主义所产生的偏见的影响。

现代中国是不同族群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历史产物。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面积随着时间而有很大变化。通常被当作中国历史常态的统一时期往往仅是几个世纪的分裂时期演化而成的最终结果。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朝代，秦（前221-前206 ）仅仅控制了以后的朝代所征服的领土的一部分。只有使用超越汉族民族主义来定义国家才能使由非汉民族统治如蒙古和满洲征服的边疆地区具有合法性。

“汉化 ” ——该论断是说，进入汉族地区的所有非汉民族最终被汉文化所同化 ——是 20世纪汉族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历史的诠释。去除汉化理论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历史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我们需要重新评价许多统治过中国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在历史研究中 “去国家层面的叙事 ”要求学者们仔细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和地方文化，这一趋势已经在中国和海外出现。例如在何炳棣所指出的 “中国历史的摇篮 ”的中原地区之外，近来学者们发现了许多令人惊叹的高度发展的玉器文化。这些发现指出中华文明并非发源于单一地区，而是有多种起源。考古学家发现东北地区的文化遗址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原始文明有一定联系，这些文化遗址可能是商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女真和满洲的发源地东北地区有自己独特的新石器社会，以龙山文化为代表，这挑战了汉学研究中传统的中原边疆假设。这些新发现的文化遗址提出很多问题和挑战，亟待历史学家解决。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历史研究的发展将继续使我们重新认识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如何总结这个重要问题的答案呢？就疆域拓展来说，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朝代。它的成功源于其多民族的国家起源。作为一个非汉族王朝，清朝使用多种资源，采用其统治下的不同民族的多种意识形态和行政结构。这种策略是清帝国成功巩固其统治的关键。但是清的政策产生了其预想之外的结果。通过在教育上投入大量资源，将草原地区管理官僚化，并出版各种民族语言书籍，清朝统治者在事实上改变了其统治下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蒙古各部落之间的隔阂减小，清对格鲁派的支持使其能够战胜其他藏传佛教教派并统一西藏。清朝的安抚政策使得伊斯兰教改良主义运动能够深入各伊教派，激起使用突厥语系语言的穆斯林不同教派间的纷争。相对严酷的政策则使得伊斯兰教各个教派放弃纷争，团结起来以对抗外部压力。清的安抚政策促使诸多汉族商人渗透到边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又激起了原本对清朝政策心怀感激的少数民族的反对。清朝的政策所引发的社会变革为 20世纪早期边疆地区的民族运动铺好了道路。在这种意义上，清史也值得我们作更加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