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1917年－2012年6月7日）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1934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师从蒋廷黻、刘崇铉、雷海宗、陈寅恪、冯友兰等著名教授，1938年毕业，旋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及教员。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1952年获该校博士学位。1963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1965年荣任该校历史学讲座教授。研究领域非常宽阔，从明清人口、经济、社会史开始，后来又研究中国文化的起源，近年来又涉猎到先秦的思想和制度历史。他被公认为用近代方法研究中国史的世界第一人。
罗友枝教授在其最近的主席致辞《再观清代》中，抨击了“汉化”的论点。这一论点最初是我在1967年一篇题为《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论文中提出的。罗教授曾坦白承认，她的这篇论文是建立在广泛搜集“最近的第二手资料”基础上的。其文主张“新的学术研究的一个显著成果，就是抛弃了汉化论和汉族中心论，而赞成这样一种帝国缔造的模式，它强调汉族帝国与内亚非汉民族之间文化联系的重要性”。这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罗教授错误地以为我1967年的那篇论文是亚洲研究学会的主席致辞，实际上，我直到1975-1976年才享此殊荣，而我那时的研究兴趣已离开了明清时期，向学会提交的主席致辞题为《中国文明：对其持久性根源的研究》。1967年的论文仅是我在亚洲研究学会上的小组发言，而非主席致辞。为了给读者提供对我的反驳进行判断的最起码的背景资料，我将简要列出我在论文中基于我早先研究和考察所提出的清代成就的五个卓越方面：1.1600-1800年，对于缔造中国漫长历史上最大的、巩固的、有效管辖的多民族帝国，清统治者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2.一个多世纪的和平、繁荣和一系列有利于贫民的财政改革，包括永久废除义务性劳役，宣告“两千年国家压迫”的结束，从而带来了帝国发展建设时期空前的人口增长。3.清廷实行了制度性的汉化政策，贯彻程朱理学，作为汉化政策的核心，这不仅有利于满族八旗部落政权向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演变，而且也赢得了儒家精英们的忠心支持，他们在1851-1864年14年间为镇压太平军进行殊死斗争，挽救了这个“外族”的朝廷。4.在清代，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日臻成熟，区域间的经济和社会一体化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5.在物质文化、艺术、印刷和图书文库方面，清代也从容不迫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之得以极大地丰富。即使是那些最基本的造成清代兴衰的因素也与前代有所不同。从内部来讲，未被预见的人口爆炸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原有的财政技术已无法解决。从外部来讲，中国正被西方国家卷入近代世界政治的大漩流中，此时西方文明已在许多方面可与之匹敌，在某些关键方面甚至超越中国。清朝本应更加辉煌，却由于这些前所未有的种种危机汇集在一起并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它的覆灭。尽管撰写这篇文章有一定的限制，我仍然决定从多角度进行全面的论述，并尽可能侧重于清朝和以前朝廷之间的比较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本文符合标题中的关键字眼“significance”，该词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定义为“有意义、重要性”。也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阐明我所运用的“在中国历史上”的含义。罗教授的《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基本上是篇关于单一主题的研究书目的调查报告，这与我宏观历史学的观点大相径庭。我本可以对此置若罔闻，但基于以下的原因，我不能不予以驳斥。一个复杂的宏观历史学观点应由一个取材相当的观点挑战，那么由单一主题研究书目的调查报告简化而成的评论相当吗？作为一篇研究书目概览，未能忠实地表达它所引用的作者较为中庸的观点，又能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如果再歪曲我的观点呢？罗教授称她所赞成的观点是与我对中国历史上清代的评价相反的。实际上，她仅考虑我五个基本观点的第三点，试图模糊它真实的意义，更糟的是，她竟无视我第一个基本观点就已清楚地承认：早期满族帝王们对缔造一个巩固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多民族”一词在30年前还没有被广泛使用，我的文章明白地指出，满族对创造一个包括满、汉、蒙古、藏及西南诸省土著民族的帝国所作的杰出贡献。欲统治中国，首先应具备统治中国芸芸众生的能力。中国人口在1650-1800年期间剧增，面对这一严峻挑战，满族之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就在于其运用了汉族传统的政策和制度。他们和非汉民族的联系，也许与唐朝以来汉族统治的传统观念有所不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统治政策的核心不是依据汉族的政治原则。最近关于清朝在内亚统治范围的研究，使我们对清朝在中国人口稠密地区和边远地区统治的认识得以补充。罗友枝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间构建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认为我们对满族统治的最新研究成果就表明我们以往所知的谬误，这是不合逻辑的。应明确的是，汉文明随着时代变迁而演化，一方面是内部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与那些汉化民族的接触扩充了汉文明的内涵。尽管汉民族的思想和行为中的某些因素源远流长，但随着文化自身的变化，汉文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征。我也必须指出，满族对于汉族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认同无需排斥对其他形式的认同。罗友枝设立这样一个二元选择是在歪曲许多学者的研究工作。罗友枝的立论就是在身为满人和成为汉人之间断取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对于满族统治中国大部地区的所作所为，罗友枝没能给以恰当的解释，就拒绝接受汉化的观点。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她认识下列现象的能力，为何满族能有效地应付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人口、最持续的政治传统和最悠久的文明？更根本的是，她拒绝汉化理论，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也使得给清在中国历史上定位十分之困难。汉化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持续的进程。不追溯早期中国的历史和史前史，我们将无法体会汉化的力量。在评价罗友枝致辞中的研究书目概览之前，我必须公正地说，它所罗列的一些清代宫廷档案和满文资料，对于中国史的初学者来说是有益的，这些资料在最近25年来已变得容易获得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军机处的档案，白彬菊利用它们，著书《君与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这是关于清代制度史研究的最佳成果。白彬菊在其早先的一篇文章中论及满文军机处档案的数量和“重要性”，我从其所列档案目录索引判断，它们虽然涉及广泛，但与汉文档案相比，其重要性也许就逊色得多。同样，罗友枝所举出的其他日渐增多的满文资料，也远不具备她所认为的性质和质量。1981年秋，傅礼初在哈佛组建了一个由七名学生组成的满语班，他的论断值得我们重视：尽管17-18世纪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满语书面材料，包括大量的翻译作品和一些纯文学作品，但奠定满文地位的努力还是以失败告终。满语继续在官方文书中运用直到20世纪，日渐格式化，毫无生命力，满语教育的应用十分有限。了解到罗友枝研究书目概览的有用之处后，我们必须言归正题：她将清廷的多民族定位追溯到征服王朝契丹辽（907-1125）。她概括如下：尽管辽、西夏、金和元政权任用汉族官员，他们却都抵制汉化。所有四个政权都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正如她文中的大部分，这段陈述同样含糊不清，托词规避。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它遵循这样的逻辑：（1）国际学术界研究共识是，所有这四个政权最终被极其高度地或非常程度地汉化了，罗友枝以为仅仅提及在政府中任命汉族官员，就是对此做出了足够的让步；（2）因而，不负责任地称他们“都拒绝汉化”，欲将人引入歧途，相信这种本族排外是成功的；（3）他们努力创造文字，取代简单刻画，就是其成功抵制汉化的“证据”。如果一篇学术论文有如此之多的相互矛盾的内容，它就只能变得模糊和令人费解，甚至是毫无意义。此外，罗友枝无视历史事实，这些新创立的文字遭到了本族的抵制，很快就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对汉文化和制度的吸收，最终逐渐被废弃不用了，相关的其他发展本族文化的努力也不了了之。女真文字未能创作出足够的女真文学作品，一位专家对其原因作了恰如其分的分析：对于女真民族文学书面形式发展的主要障碍正是女真的近邻汉文学。甚至在女真进入之前，发展成熟、规范、富有说服力的汉文学形式早已使渤海、契丹等迷恋。这些人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学形式，使用汉语来表现他们的情感和思想……在这方面，女真当然也不例外。到1150年汉文已在女真皇室和贵族各阶层广泛传播，而民族文字仅在老一辈和较低阶层的狭窄领域中使用。但就当女真文学在12世纪60年代濒于消亡时，金世宗（1161-1189在位）复兴女真文学，使之获得了新生。在此期间，结构和形式都较原始的自由体抒情作品开始发展。不过，即便如此倡导民族文学，也不可能根除已在女真贵族中深深扎根的汉文学。纯女真文学与汉文学并行的时期是短暂的，最终为其所淹没。为证明罗友枝基本观点的无效，无须广泛地引用大量的关于早期征服王朝的国际研究成果，仅仅检验一下罗友枝特有的研究书目概览式的陈述就够了，她说到：“以上所述对清代历史的重新认识是与近来关于早期征服政权的研究成果相一致的。”傅海博对中国的征服王朝研究很有造诣，让我们仔细思量他这番关于女真金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评价：在12、13世纪，没有统一的中国，但汉文明却无处不在，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传统主义有助于独立的北方认同感的产生。一旦女真放弃了征服南方的企图，一种维持现状的感觉在知识分子中滋生蔓延。令人奇怪的是，北方并没有出现向汉族南宋王朝的大规模投叛。金政权及其统治贵族似乎形成了他们自视为正统的强烈观念。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唐和北宋“真正”汉族传统的捍卫者。1206年后，一面是企图收复失地的南宋，一面是不可征服的蒙古人，金夹于其间，处于劣势，却延续存在。许多金的将士宁愿死也不投降，他们忠诚的背后是不断增强的正统意识，也许这就是金延续的部分原因。1203年，金政权确定自己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合法接替者，宣称今后“土”德的金朝将取代“火”德的宋朝。这在现代看来也许是毫无意义的想入非非，但对于中世纪的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意义重大：最迟在1203年，女真金认为他们已经完全成为汉人，并从宇宙观的最高层次上，合法地成为中国王朝更替中的一链。他们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有此成就。但也就是在这个世纪里，他们由一个部落社会发展而来，从许多方面都可以被认作汉人世界秩序中的一合法分子。现代史学家也不把金仅仅当作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野蛮人的插曲。毫无疑问，金人之所以能在蒙古人的强大攻击下，仍能保持汉人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其知识分子坚信他们代表着正统的汉族价值观。罗友枝的总结，并非“与近来关于早期征服政权的研究成果相一致”，傅海博就是最好的例证，罗友枝与其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事实上，所有早期异族征服政权普遍地为学术界所忽视。谢和耐所著《中国文明史》一书，是关于中国历史最全面的单卷本论著，广为西方世界所接受。他在该书中，以“汉化的王国”为章节标题，探讨辽、西夏和金。罗友枝未能提出自己过人的见解，就反驳国际学术界研究共识，已令人震惊。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甚至完全没能预见到，任何一个人只需做简单的研究论著索引检查，就能揭示她研究的虚假。大约在9000年前，原始的华夏民族出现在华北的黄土高原上。1000年后，在这里，沿着渭河南北的众多大小支流，新石器时代的仰韶人开始大量地出现。黄土多孔，渗透性好，土质均匀，富含矿物质，并能“自我肥沃”。因而仰韶人从一开始就尝试定居耕作，这与其他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从事砍伐、焚烧式的迁移农业，形成对比。从1949年以来发现的数以千计的仰韶文化遗址看，在整个新石器时代，至少可以截至下美索不达米亚灌溉农业开始时，仰韶定居点的稠密度可能远远高于所有其他地区。遗址显示，自仰韶时期起，早期华夏族对其周边民族的影响，已经是其数量和拓展的因素之一。典型的仰韶定居点包括：位于中央的大会议中心、居住区、陶窑以及整齐规划的墓地。生者与死者之间不断地进行“思想情感的交流”，从而产生了祖先崇拜，到公元前2000年已得到高度的发展。这又刺激相应公共机构的发展，最终导致在公元前1027年周灭商后不久，广泛的宗法父系亲族制度的确立。周的文学和青铜铭文揭示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周人非常关心能否获得生理和社会的永存不灭。他们信仰的核心的确就是十分复杂微妙的祖先崇拜。周文学还揭示了一个较难理解的现象：华夏族较早就有一种倾向，去将这种对“不灭”的关注从“自己”推及“异己”。夏朝在周前存在了1000年，其创立者禹搜寻诸多古老首领的后裔，其中有非华夏族的东夷，封他们为贵族，以延续他们的族系和祭奉祖先的仪式。这种气量指导远古华夏族处理他们内部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各种关系，至于其缘由，我们至多只能推测，因为考古发现对此无从证实。我猜想，黄土使大量的仰韶农人沿着众多溪流聚居在一起成为可能，他们已然凭着直觉和经验知道，唯一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暴力和流血的方法，是彼此尊重对方的领地（灵长类和大型食肉动物也是如此）和生存的权利。因此，一旦人们认识到和平共处的好处，从心理上，区分“我们”和“他们”的界限就不断地被缩小，这是有利于前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引导华夏族处理诸封建邦国之间及诸民族之间关系的准则，凝结成为独特的华夏族的民族观，如孔子言“兴灭国，继绝世”。尽管此箴言对于大国、强国不停地吞并小国、弱国，只能起缓和作用，但它的确有助于解释古代华夏族为什么、又是如何不断扩张领土的。孟子给出了很好的分析：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孟子·离娄下》）孟子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华夏族原本较小，任何附随其后的非华夏族部落或国家，只要接受了华夏族的生活方式，为其丰富多彩作出贡献，就被认作不断拓展的华夏世界的贤君。孟子所言表明，在周兴起前很久，华夏族界定成员的基本标准是是否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而非僵硬的种族或民族特征。具有预见性的是，在其后的数千年里，这种处理民族关系的文化定位根深蒂固，贯穿始终，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官方划定的56个民族的国家。从汉化的观点来看，中国漫长的帝国时代（前221-1911）可以在公元959-960年突厥语族统治的五代结束、宋代开始时分界。在此分水岭之前，多民族的汉唐帝国是汉族征服扩张的结果。公元960年之后，则是外族人成功地部分、甚至全部征服中国。虽然这些外族征服朝廷——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和满洲清——吸引了西方学习中国历史的学生的许多注意，但公元960年前的非汉族群体，也许对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统计数据能部分地说明这一点。匈奴人的强大草原帝国，在公元前200年左右，达到其势力的顶峰，号称有30万~40万的骑兵部队，还不包括乌桓的大量人口，他们被役使从事耕作和各种杂务（乌桓，东胡的一支，东胡字意为“东方的野蛮人”，属于原始蒙古语族）。这意味着匈奴的总人口在150万~200万之间。我们意识到，那时汉朝中国的人口还不及公元2年汉朝人口高峰时近6000万的三分之一，于是匈奴的人口数字就有了另一层含义。换而言之，匈奴和汉人的人口比例可能为1∶10。公元7世纪早期也有相似的情况：唐太宗统治时期（627-649）户籍人口不超过300万，突厥总人口则有200万；而突厥仅是唐代中国境内约20个非汉民族之一。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公元4世纪的情形，当然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一方面，民族之间连绵的战争摧毁了大片的农田，迫使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饥荒瘟疫频仍，造成汉族人口大量减少；另一方面，主要的非汉民族却拥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有10多万的汉化匈奴人被允许沿长城内外居住，他们最先起来反抗晋朝，并建立了地方政权。晋政权西从甘肃、青海，向南到四川、云南，生息着氐的农人和羌的牧民，他们都属于吐蕃族。最终统一华北的非汉民族鲜卑，是东胡的主要一支。公元91年，北匈奴西迁越过乌拉尔山后，鲜卑凭数量和军事上的实力合并了约50万或60万在草原上进退两难的匈奴人，同时也吸纳了大量的、原先为匈奴所控制的乌桓人，他们与鲜卑有亲缘关系。公元258年，鲜卑拓跋部开始强大，号称骑射20多万。公元308年，鲜卑总共拥有40多万的骑兵部队，意味着当时鲜卑总人口达200万。我认为，在公元4世纪，由于汉族人口的剧减和华北的民族大融合，华北非汉民族和汉族人口比例可能高达1∶5。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建立北魏，30年后一统中国北部，局面稳定。自公元4世纪初，晋政权内外的各种非汉民族已经脱离了部落生活，此时四处散开，与汉族杂居相处。北魏不断地将大约100万的汉族农民和手工业者迁移到其主要城镇区——山西的北部，与此同时，重新安置大批的鲜卑士兵从事定居农业。文化移人的力量迅速发展。鲜卑的部落军队被设置在北方的六个军事中心，时刻警惕着柔然游牧民族的劫掠。与社会底层文化移人的必要的渐进过程相反，非汉民族的贵族更易较早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金日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是匈奴单于（大可汗）的法定继承人，后被俘，他的政治和个人行为受儒家道德观的影响颇深，以至于世人赞誉他为有德行的典范；他的后人忠于汉朝，宁愿死，也不愿为篡位者王莽所用。自公元前1世纪起，非汉民族如匈奴、氐、羌，已被允许在中原继续他们的部落生活方式，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的大小首领都会汉语。令我惊奇的是，实际上，在公元4世纪初，主要非汉民族的首领不仅通晓汉文学和历史，而且视金日为楷模。势力之争导致了许多非汉民族地方政权的兴衰浮沉，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然而他们完全接受儒家的道德、准则，以及汉族的统治体系，作为唯一的正统政治，其显示的汉化程度远远高于通常我们对“野蛮人”情况的估计。尽管王朝的奠定者拓跋部不及鲜卑另外两支的汉化程度高，也依然遵循了那个时代的逻辑：将大部分的游牧经济转为汉族式的定居农耕经济，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占人口多数的汉族属民，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的统治制度和官僚体制。此外，文化和制度上的汉化，形成了共同的特征，用来融合多民族的属民。公元494年，孝文帝开始实行制度性的汉化政策，如从山西北部迁都农业区的中心城市——洛阳，禁止鲜卑语，将汉语作为通用语言，把鲜卑人的复姓改为汉族的单姓，抛弃鲜卑的服饰，改着汉装，全面采纳汉族的礼仪和法典。他还强令鲜卑贵族在新都城洛阳地区永久性定居，鼓励他们与汉族贵族通婚，从而成功地将两个民族的统治阶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都是为对南方汉族王朝进行军事征服而作的长远打算——这是获得全中国最高统治权合法地位的唯一途径。孝文帝未看到他最终目的的实现。相反，洛阳地区的全面汉化使得北魏的宫廷、贵族、官僚愈加奢华颓废。北方六镇的军队也随之懈怠腐化，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持续长达十年之久，导致北魏王朝于公元534年灭亡。中国北部分为东西两个政权，直到后者公元577年吞并前者。起初，东西两个政权都竭力拉拢分裂的北方卫戍军队。东部政权保持强烈的民族性，歧视占人口多数的汉族；而西部政权一方面迁就对鲜卑传统特色的民族情感，另一方面又有鲜卑、汉族休戚与共的见识。在下层，有财产的汉族农民也享有服兵役的“特权”，他们成为新组建的汉族军队府兵的主要力量，这样就扩大了军队的社会和民族基础。在上层，权力共享的政策以及鲜卑和汉族贵族之间的通婚，十分成功，以至于所谓的关陇（陕西-甘肃）集团最后重新统一全中国，建立了隋唐多民族帝国。李世民（597-649），就是从这个西北双民族集团中产生出的最卓越的政治和军事天才。他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却是其真正的创立者。虽然正统地讲，他是汉族人，但其祖母和母亲是鲜卑人，所以他有75%的鲜卑血统。正是这种多民族的文化背景，使其对颉利可汗统治下的突厥人——最强大的草原民族的秉性和风俗习惯有深刻的认识。从种种史料中可以确信早在公元617-618年，他就已经与突利可汗结拜为兄弟，突利是颉利的侄子和养子。我猜想他会说突厥语，因为在公元624年秋，颉利率军逼近长安都城，到达渭河北岸时，他毅然将军队留在后方，单骑到河南岸直面颉利，谴责其背弃先前的誓言。然后，他又派人提醒突利不要忘了兄弟之盟。这以及其后的许多言论都表明唐太宗十分独特，因为突厥人和诸多草原民族的确相信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在唐太宗灭东突厥后不久，公元630年，应被征服的突厥可汗、其他草原部落政权及少数民族首领的请求，他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帝王名号——“天可汗”，这是关于唐王朝多语言、多民族特征的最有力证明。另一事件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元647年初春，在盛大的筵宴娱乐之后，唐太宗应允了在座各部首领的恳请，开通北自回鹘、南到突厥的道路，命名为“参天可汗道”。从唐高宗（650-683年在位）和武后（684-704年在位）陵墓顶端，我们也能对多民族唐帝国的辉煌窥其一斑：半山腰处对称竖立着两列石像，分别代表从朝鲜、横跨欧亚草原、直到咸海东南部的托克哈剌绵延3000英里地域上的64个藩属国的首领或使节。在唐太宗死前13年，即公元636年，其陵墓的地面设计完成，从中我们能看出唐太宗与其多民族的藩属国和官员之间鲜见的彼此归属感：陵墓北面环卫着代表14个忠诚于他的突厥及其他民族藩属国的首领或使节的雕像；南面是一大的墓葬区，为一些皇室成员、有功勋的汉族和非汉族官员及将领的墓地。我们应深入研究“天可汗”制度的意义，以便得出正确的、历史的观点。罗友枝完全依据柯娇燕的观点，坚决认为“可汗们的可汗”源自成吉思汗，并非一个中国皇帝。如上所述，“可汗们的可汗”的原型应是唐太宗的“天可汗”。E.G.普利布兰克作出了很好的解释：“它植根于游牧社会，为他合法统治长城以外地区奠定了基础，不仅仅是汉族天子宇宙论的简单延伸。而且，它导致的必然结论就是野蛮人与汉族属民之间是平等的，这与汉族的传统观念是截然不同的。”不用说，唐太宗作为中国皇帝的合法性从未被质疑过，而后来的“可汗们的可汗”如忽必烈或乾隆帝，身为定居在中国的“外族人”，不得不制定各种政治、文化、思想意识方面的措施，来使他们在中国的统治合法化。另一方面，忽必烈和乾隆帝是由藏传佛教使其成为“神”的化身，而唐太宗的“天可汗”称号尽管不无宇宙论的意味，却是由世俗确立的。唐代共有来自98个姓氏的369位宰相，非汉民族占总人数的9%，占姓氏总数的17.4%，这是任何其他汉族王朝都无法比拟的。诸多草原民族，如突厥人、索格代亚纳人及其他中亚民族，契丹人、奚人、朝鲜人，晚唐时的沙陀突厥，始终控制着唐朝的多民族军队。其他有关唐以前包括唐代汉化的统计资料、历史事实诸多方面都能说明问题，甚或是不解自明的。语音词典《切韵》完成于公元6世纪末，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其作者陆法言出身于鲜卑贵族家庭。中国最卓越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705-762）的父亲是一位中亚商人，曾将幼年的李白带往碎叶。白居易（772-846）、元稹（779-831）和刘禹锡（772-842）三位晚唐著名诗人，也都不是汉族，分别有中亚、鲜卑和匈奴血统。隋代和唐初的建筑大师宇文恺是匈奴和鲜卑的混血儿。其同时代的建筑家何稠，曾受命进行长安城（隋时称大兴）的初期设计，他的祖父是来自中亚的索格代亚纳商人。著名书法家、风景画泼墨画法之父——米芾很可能也是索格代亚纳人的后裔。中国南方，在唐之前的数个世纪继续汉人的统治，也产生了一批杰出人物。现江西地区土著为出了陶潜（陶渊明）（365-427）而深感自豪，他是中国第一流的田园诗人。欧阳询（557-645）则是今湖南北部地区土著的骄傲，他是唐代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随着汉族移民的涌入，约有12种南方民族越来越退入长江内陆地区的山林之中；但还有相当数量的土著成为南方军队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因为那些只图谋利的汉族统治阶层纵欲颓废，根本无能率领军队。那些坚强果断的少数民族都督们，使初建的东晋王朝免于军事上的崩溃，其中就有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259-334）。在陈列重兵的北方边境地区，是另一种不同的文化移民。陈述唐代军队体系的发展变化，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只需指出一点就足够了：汉族农民军队（府兵）制度濒于瓦解，不可避免地被职业化的多民族雇佣军所取代。公元700年后不久，数省合并成一个大的军事区域，以便加强协作、提高效率。为了抑制新设立的军队都督们的势力，唐王朝认为那些非汉族的、处于下层社会的人没有政治野心，最终决定只由这些人出任都督。结果，安禄山，索格代亚纳人，擅长六种草原语言和方言，深得朝廷宠信，公元742年成为实力最强的一名北方节度使，控制着今河北和东北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虽然他发动的叛乱（755-762）以失败告终，但唐王朝未能恢复对东北各省的有效管辖，该地区仍掌握在“世袭的”军事首领手中，他们多为非汉民族。他们对安禄山及其后继者要比对晚唐王朝更有归属感，这也许能反映东北地区“野蛮化”的进展程度。东北地区的文学成就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声誉，那里的人们不顾这一民族发展趋势，他们看重的依然是优秀的军人所具备的健壮的体魄和个人的英勇。还有一类“野蛮化”，更恰当地可被称作“中亚化”或“西亚化”。公元600-900年，一直持续地传入中亚和西亚的音乐、舞蹈、魔术、杂技、马球，突厥和其他民族的服饰，种类繁多的异域食物如葡萄酒、精制砂糖和各种烙饼及糕点，游牧民族烹饪肉食的方法。初唐时人们学习突厥的语言和行为方式是种时尚。被唐太宗第一个确立有继承权却命运不济的皇子李承乾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在处理种族之间、民族之间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方面，唐太宗的言论最能体现初唐时汉族开放、博大的胸怀，他于公元635年接见聂斯脱利派教士阿罗本后，阐发了他对于宗教包括聂斯脱利派总的观点：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施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祆教和摩尼教传入的背景没有明确的记载，它们也同样受到了唐代中国的欢迎。一些学习中国史的学生认为所谓“汉化”的特征就是“汉族沙文主义”、傲慢自大、憎恶异族和外国。但的确可以这样说，唐代汉族所表现出的宽容和世界主义的精神，与之几乎是截然相反的。总而言之，无论从精神和哲学层面，还是从世俗角度来说，唐代的朝廷和社会大众看起来已经认识到强迫同化是徒劳无益的，明智的做法是采取“放任自由主义”，让所有的民族和宗教在同一个熔炉中扮演完各自的角色。“最后的”结果就可以被称为“汉化”。诸如匈奴、乌桓和鲜卑这些民族名称，后来从生物学和文化上都几乎不再提及，表明他们早已被“汉化”或是融入扩大了的汉族中。在宗教和哲学方面，相似的情况是佛教的例子。许理和（Eric Zureher）的论文《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和适应》对唐以前的佛教作了最恰当的表述。印度佛教经过数个世纪对汉族社会环境的适应，到唐代最终彻底地“汉化”了，一批佛教的典型“汉族”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尤其是禅宗，这时已发展成熟。在总结关于唐代的部分前，我想先研究一些有用的数据。从唐太宗公元617年继位到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其间138年的时段里，那些为唐朝军队俘获或自愿归属唐朝的如突厥、铁勒十九部、朝鲜、吐蕃、党项及中亚和西亚的诸多民族，定居于中国境内，总计至少达170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通过正常渠道、选择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以及公元8世纪末和公元9世纪时开始永久性定居中国的外国人。数以千计的回鹘人在唐朝军队中当雇佣兵，在助唐平定安禄山叛乱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商人和高利贷者。最后定居在长安和其他中国城市中的回鹘人的数量，无从估算。长安和扬州还有数千波斯人。晚唐时，广州居住着许多阿拉伯人。C. P. 菲茨杰拉德（C. P. Fitzgerald）因而总结说：“居住在这个港口的阿拉伯人和其他外国人很多。”阿布·宰德（Abu Zaid），阿拉伯旅行者，唐末曾在中国，他说，公元879年黄巢起义军如风暴般地占领了广州，除了当地人，还有不少外国人如阿拉伯人、犹太人、祆教徒和基督徒被害。唐代汉族人的生活、眼界和态度所具备的真正的大都会特征，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是罕见的，能与其相媲美的也许只有从哈德良（Hadrian，76-138）到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时期的罗马帝国。关于初唐处理民族间事务的基本原则，某些西方学者所持观点，比这部分列出的观点，较具批评性。H. J. 威切斯勒（H. J. Wechsler）认为，被多次引用的青海-柴达木突厥铭文“雄辩地叙述了被征服的突厥人所遭受的命运”：突厥贵族们的儿子变为汉族人的奴隶，他们无辜的女儿沦为农奴。贵族们抛弃他们的突厥头衔，接受中国的职封，归顺汉族皇帝，奉献他们的劳作和力量，长达五十年。他们为汉族皇帝东征西讨，从太阳升起的地方直到铁门，却将自己的帝国和机构交给了汉族皇帝。我看过六篇突厥铭刻的汉译文，但上面引述的这篇就能使我们得出真实的情况。我们意识到这篇铭文基本上反映了这个游牧民族的怀旧情结——漫漫的欧亚大草原、无边无际的蓝天和“自由自在”的生活，“奴隶”、“农奴”仅仅是暗喻的说法。铭文所言的“贵族们抛弃他们的突厥头衔”、“接受中国的职封”，却是实情，因为这些突厥贵族的确从“天可汗”那里得到了至少与以前相当的称号和丰厚的赏赐。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运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主要还由于颉利可汗的残暴专制，加之突厥在公元629-630年冬又遭遇到特别严重的暴风雪。仍应给唐太宗以公正的评价，他压倒保守观念，决定重新安置大约十万投降的突厥人，但不改变他们的部落生活方式，并任命一百多位突厥贵族为中级或更高级别的官员，有几位还受命为都督。公元630年，唐代朝廷内突厥武官的数目与同级汉族文官的数目大致相当。结果，不久就有近一万户突厥人开始居住在都城长安地区。公元630年春，颉利可汗作为战俘，被带到长安。皇帝在谴责完他的暴虐之后，不仅免其一死，而且命令太仆寺卿照顾好他的余生。突厥都督阿史那贺鲁策动大规模突厥人叛乱，公元658年被俘，主动请求在唐太宗的陵墓前处决，以赎忘恩负义之罪。唐高宗为之感动，恕其不死，后来还决定将其安葬在他原来的最高统治者颉利可汗墓旁。这些逸事还有许多，都足以证实初唐统治者对于外族臣民是公正的，非但没有歧视，而且是充满感情的。前已述及，从唐太宗陵墓的设计上，就能体会到他对外族臣民真挚的情感。概括地说，汉代开始允许人数众多的非汉民族沿帝国的北部和西北边界内外居住，这一政策使他们慢慢地习惯于汉族的定居农业生活。它还导致了令人惊异的高度“汉化”，至少表现在外族对汉族古典文学和历史的了解、对儒家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接受，以及外族贵族在公元4世纪时缓和对汉族文化上的冲击，当时汉族人口剧减，民族之间不断地大混合、大融合。公元4-6世纪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殊的篇章，各种民族融入中国北方的汉族中，其发展的程度也许是以后的中国历史都无法比拟的。公元8世纪早期，唐朝的鼎盛时期非汉民族的人口与整个汉族的人口比例，可能不如公元4世纪时高，但由于天可汗制度确保了欧亚草原上的和平、全国上下世界主义盛行，汉族和各民族、各宗教之间的文化交流得以加速发展。唐代的汉族人，没有重申汉族文化和政治传统的优越性是强迫外族同化的一种威力，而是饶有兴趣地关注着那些富有游戏精神的贵族和平民们采取草原民族的风俗习惯。安禄山叛乱后他们听任东北地区的“野蛮化”，张开双臂欢迎中亚和西亚音乐、舞蹈、食物、酒、游戏及古老的或新兴的宗教的传入。从唐代中国对待宗教的态度上，我们能很好地领会其开放博大的心胸，这是汉化固有力量实质上的原因。如果把中国视为处于汉文化和制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的势力范围，那么其领域将更为广大。自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到1279年忽必烈征服南宋，中国处于分裂状态长达五百余年。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的近一千年间，汉族显然在中国境内各民族间的政权之争中处于劣势：中国北部的征服王朝契丹辽（907-1125）、女真金（1115-1234），以及位于中国西北边疆的唐古特西夏政权（1038-1227），都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蒙古元（1206-1368）和满洲清（1644-1911），他们先后统治了整个中国。与唐及唐以前相比，公元960年以后，主要民族、有效的外族王朝和边疆政权的数目都已减少，其格局较为清晰简单，更容易被当代的学生掌握。但是，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数十年来的专门研究表明，上述王朝和边疆政权的出现，实际上是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诸多发展过程的结晶，包括各民族在其相应地域内相互之间的分裂、合并、重组及融合，这些民族都深深地植根于汉民族的历史之中。例如，契丹辽征服合并了奚、室韦，尤其是渤海人，他们曾在东北东南部建立了高度汉化的政权。西夏，为唐宋之疆域，主要包括甘肃、青海和陕西北部，是唐古特、汉、回鹘和吐蕃相互之间数百年同化的完美结果，它的统治者被赐予唐朝王姓“李”和宋朝王姓“赵”。至于契丹人本身，他们从公元4世纪起就开始卷入中华世界；他们在骚扰唐东北边疆的同时，又忠实地效力于唐朝的军队。事实上，契丹族将军李光弼正是以其在镇压安禄山叛乱中的卓越军功而获赐王姓的。显然，这些王朝没有一个是由“蛮族”建立的。公元960年后的阶段，整体上说来，可以看做外族军事的全盛时期，也可以视为人口数量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这一变化却是有利于汉人的。北宋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欧阳修的著作，曾是我儿时的必读材料，其中一篇中的一段叙述让我深思，使我更加意识到长期的国内和平和从北宋建立到欧阳修所处时期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之间的可能联系。这篇作品是《丰乐亭记》。《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的撰写者关于宋、辽、金人口问题的观点与我的几乎完全一致。事实上，关于经济和制度因素对于前工业社会人口持续增长的重要性，早就应该简要比较一下宋初和清初的情形。北宋统治下的和平时期（960-1125）较之清初的和平时期（1679-1796）几乎长50年。就在清初的这段时间里，中国人口增长了一倍多，有三亿人，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可以说，与在宋代相比，汉人在清初享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清初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贫民的财政改革，包括“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最近的观点似乎证实了我25年前得出的结论：北宋末年其人口已达到1亿。在蒙古大进攻之前，南宋和北方的女真金的总人口必定大大超过了1亿之数。有关蒙古对中国的征服战争及蒙古一个多世纪统治下持续低水平的户籍人口的诸因素，尽管未被全面地认识，但在最后的这个千年里，汉人在民族间的政权之争中的军事孱弱看来好像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人口优势的补偿，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公元960年后的阶段，有两个主要的新因素值得我们的注意。一、在唐代，吐蕃和位于今云南的南诏虽然也参与了民族间的政权之争，但直至13世纪50年代初，忽必烈武力征服了中国最西南的地区，他们才与中原成为一体。二、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他开始建立与藏传佛教的共生关系。忽必烈扮演了藏传佛教的赞助者和保护者的角色；作为回报，藏传佛教则给他统治广大的多民族帝国的合法性赋予新的内涵，即称其为文殊师利菩萨和寰宇之王。而且藏传佛教开始在西藏的长期稳定和统治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在蒙古人中传播。早期的满族统治者，无论是在1644年入主中原之前还是之后，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藏传佛教对于壮大实力和帮助统治广大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性。在我们审视公元960年后汉化的不同阶段的结果前，我必须提及汉人在宋代尤其是在南宋，其心理好像变得内向了。长期遭受契丹、唐古特及女真的军事威胁和凌辱，使得汉人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平民都变得越来越以汉族为中心，甚至有些仇外。初唐时那充满欲望和令人愉悦的世界主义一去不复返了。在研究公元960-1279年蒙古征服整个中国前这一阶段汉化的结果时，十分幸运的是，傅海博已对女真金作出了深刻的结论，我在前面已经有所引述。他的评论虽然是针对金的，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契丹辽和唐古特西夏。从他关于金的结论中我们了解到，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已灭亡的“异族”王朝的多民族知识分子的精英们，在最具掠夺性的征服王朝——蒙元的统治下，却是标准的具有汉族正统思想的人，庄严地赋予自己相应的道义。下面这个感人肺腑的例子最能说明女真精英们完全彻底地转变成为“汉人”：杰出的汉文学家元好问，有感于在蒙古铁蹄下的悲惨命运，决心记录他原已覆灭的王朝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他所著的《中州集》等作品是重新构建金后期历史的重要史料。元好问多产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使许许多多优秀的汉族和女真文人不被人们所忘却。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他本人就具有曾为“蛮族”的拓跋魏的皇室血统。有关女真平民汉化的资料很少，但仍有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一、1145年后，越来越多的女真军队（猛安谋克）开始在中国北方进行军事行动，从而不断地与汉人混居。二、自金朝兴，针对女真和汉族之间通婚的规定是模糊不清的。虽然金世宗以其本土化运动而著称，他还半心半意地试图将猛安谋克的官兵与汉族村民隔离开来，但并没有下令禁止女真与汉族通婚。正相反，1191年晚春，中书机构奏陈于朝廷：汉族纳赋的农民与女真军户彼此间有时并不友善，鼓励他们相互通婚将有益于国家的稳定。结果金章宗同意了这项提议，彻底摒除了对不同民族间通婚的忧虑。在金朝实际上很早就已存在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只不过不那么突出而已。三、即使面对蒙古人的优势兵力，女真军队依然誓不投降。女真人自然成为蒙古人的首批屠杀对象。蒙古人的残暴，使得女真军民采取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伪装成汉人，包括改换汉族姓氏和服饰。换句话说，到女真金完全陷落于蒙古时，“彻底”汉化就成为女真人得以幸存的必要手段。四、元朝广泛的民族社会等级体系，也许最能反映女真彻底或几乎彻底地汉化了。其中第三等级是“汉人”，包括原金朝统治下淮河以北的汉人，及在忽必烈征服南宋、契丹、女真、朝鲜和渤海数年前即已征服的四川和云南的居民。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成功地缔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由于其游牧和掠夺性的生活方式、萨满教的宗教信仰和相对原始的文化，蒙古人实际上乐于接受各种文化的输入。在某种意义上，元代中国的“世界主义”可以与唐代中国相媲美，除了一点，在元代，“世界主义”主要是单向流动，也就是说仅仅是接受和适应的导管。众所周知，在所有的征服贵族中，蒙古统治上层是最不易于受到汉族生活方式影响的，只不过在蒙古人征服中原时，面对被统治的是其人口百倍还多的汉人，就有必要采取汉人传统的帝王观念和官僚体制。幸运的是，陈垣（1880-1971）的经典之作为我们研究元代统治上层的汉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元西域人华化考》1935年出版，1966年出版英译本Western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TheirTransformation into Chinese。由于现存的元代著作种类较多，数量也不少，而且特别归功于陈垣少有的博学多识，我们已经有了关于13、14世纪132位西亚和中亚人的可靠资料，有些还十分生动和详细。这些人或者擅长文学和艺术，或者在对儒教、佛教和道教哲学或宗教及关于礼仪的各种古典著作的论说方面颇有贡献。这些伊斯兰教和景教教徒中有不少人放弃了他们原本的信仰而选择儒家的生活方式，包括遵守三年的丧服期。有时他们的女眷也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包括强剂量的程朱理学对妇女的训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随着元朝的灭亡，一些高度汉化的妇女们在战乱期间就遵从程朱理学的训示殉节了。根据元朝的规定，所有西亚和中亚人，也就是所有那些来自西域的非蒙古、汉、女真、契丹等的其他民族被归为色目人。至于陈垣研究的这132位色目人的族源，其中23位总的说来是西域人，8位被称作也里可温（厄克温，景教徒），但没有逐一说明。其余的，除了8位唐古特人、2位乃蛮人和2位阿拉伯人外，好像都是突厥人，其中至少68位是回回人。回回人在元代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公认的事实，他们在色目人中占有文化上的优势与这一点是一致的。一些色目人的精英们不久就对汉文化产生了由衷的崇拜之情，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更不用说还有许许多多从事各种生计的突厥及其他色目人，如士兵、商人、信差、文书、翻译、教师、低层官员、学者、工匠、僧侣和游历者，没有留下任何记载。镇江，位于南京以东75公里，其史志中有一份难得的户籍记录，说明了它在1330-1332年间的民族构成（见下表）。各种非汉移民（侨寓）占暂住人口的17.93%，这个比例当然不低。但当我们将其与镇江常住户的总数（100065）——这表明其总人口大约有50万——进行比较时，那么2411个非汉侨民，约仅占镇江总人口的0.5%，只是沧海一粟而已。虽然蒙古人和色目人在京城、省会和军镇卫所中占有相当比例，但在广大的农村腹地不可能见到许多的外族人。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汉人在数量上的压倒优势，是确保其长期地汉化外族的征服者、多民族的统治阶层和形形色色的平民大众的非常基本的生物因素。不过，蒙古学家司律思（HenrySerruys）提醒我们注意一点，外族特别是蒙古人中平民的汉化过程可能比我们通常设想的要慢得多。尽管元代也有例证，像蒙古人改用汉姓，以及众所周知的蒙古平民在国内外被贩卖做奴隶，但司律思所言蒙古人仅仅在明代才开始真正汉化当然是正确的。他说：“他们在数量上太少，不可能无限地抵制周围汉人的影响。”1391年民族间的婚姻法，或许有助于加速明代蒙古和色目人的汉化：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丈八十，男女入官为奴。（《明律集解附例》）理论上讲，通过法律强制外族和汉族间的通婚，这项法令应该会加速汉化的进程。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发现了规避这项法令的成功事例，并有外族人借改汉族姓氏来使族内通婚合法化的例子。我们还须提及某些明朝复仇主义的措施——仅保存在私人撰述和家谱中，例如禁止那些在蒙古征服时期背叛宋朝的外族后裔参加科举考试，但并未得到有效的实施。我们现在来探讨：清作为征服王朝，其成功是否归因于体系上的汉化政策；在评价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时，拒绝汉化观点的所谓新动向是否有理性的，是否正确的。这里，我再次把我30年前关于汉化的要点提出，大家可以对之进行严格的、学术上的验证。满族皇室、贵族和官员从体系上的汉化可以为以下事实所证明：从王朝建立之初就完全采用明代的政府体系，满族人稍稍有所革新，使之得以改进和更加合理；康熙帝及其后继者强烈地拥护宋代晚期理学中关于社会和政治诸关系的保守和消极的方面，使之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清帝前所未有地向孔子行礼（在北京行两跪三叩首礼，在孔子的诞生地曲阜行三跪九叩首礼）；主要以正统儒家思想为基础，规定并一直坚持对皇子们进行严格的中国史教育；利用儒家的正统思想作为正当理由，来废除满族本土的八旗制度中各阶层间的封建关系；在朝廷的赞助下，大规模地印刷和传播古代经典著作、程朱理学的作品、文学参考工具书和选集，终至汇编为《四库全书》；以及越来越痴迷于汉族的文学、书法、绘画和各种娱乐形式。像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那样的非凡统治者，都认识到保持某些满族的特性和习俗的重要性。不过汉文化的熔炉是如此的高效，以至于虽然萨满教似乎一直存在到清朝完结之时，但皇室所倡导的本土化到18世纪后半期，最终仅仅是皇子们和满族科考候选人的法定义务，他们必须要练习骑射，并学习满语。有确实的证据表明，至迟到19世纪初，即使对皇子们来说满语已经变成死语言了……事实上，满族汉化的程度相当之高，因此，我们所认为的正统儒家政权和社会，不仅以先前的汉族王朝为代表，还包括清王朝。当1851年太平军起义时，清朝面临严峻的考验。因为这个所谓的外族朝廷实际上比前代的汉族朝廷都更加信奉儒教，所以汉族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关键的社会阶层——文人学士和官员，都忠心耿耿地为他们的满族统治者而战。尽管我十分理性地相信，我30年前提出的这些清代汉化的观点，总的来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仍有必要对我当时必须简练的论文加以一些详细的说明。我必须详述的第一个要点是：自从王朝的创建者努尔哈赤（1559-1626）时期就有不成文的祖训，对皇子们来说刻苦学习汉文学和历史是十分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至少使他们充分地明了造成王朝兴衰的基本因素，我认为清朝在这方面是始终一贯的。不寻常的经历使得努尔哈赤年轻时就精通三种语言——满语、汉语和蒙古语，并能洞悉腐朽的明廷的弱点。（注：努尔哈赤还是少年时，就已经在明朝边境的互市上初次接触到了汉人和蒙古人。其外祖父是一位有势力的满族首领，经常骚扰明朝边境，努尔哈赤与他一起生活，后来为明将李成梁俘获。李成梁处死了努尔哈赤的外祖父，却几乎把努尔哈赤当作他的养子。于是在其后的三年里，努尔哈赤一直在李成梁左右，去了许多地方，并数次到过京城。努尔哈赤一定通晓汉语，因为他后来回忆说，他是从著名的汉文小说——《三国演义》和中国的“罗宾汉”系列——《水浒传》中学到基本的军事和政治策略的。而当时满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这些小说才被译成新创制的满文。）他和后继者皇太极都意识到保存满族特性是明智之举，但他们更加明白知识就是力量，并且拥有这种力量的关键就是汉语。满族文字的创立，与其说是满族本土化标志，不如说是一种获取新知识和通过翻译越来越多的汉文古典作品，历史、文学和科技著作以提高满族文化水平的手段。康熙帝是第一位沉浸于汉文古典和历史著作的满族皇帝，因而也是第一位对汉文化产生真正的倾慕之情的满族皇帝。他立下规矩，要求所有的皇子须在严格的监督下接受数年的汉语教育，这项规定一直被严格地遵守到王朝灭亡之时。据著名历史学家赵翼（1727-1814）回忆，他于1756年至1761年间任军机大臣时，被那熟悉的景象——天刚破晓，皇子们就在灯笼的照引下前往上书房上课——深深感动，这使他充满了无限的景仰之情，并说前代没有哪一个朝廷能比清廷为皇子提供的教育更好、更严格。赵翼还说道，年轻的皇子们一年之中几乎没有假期，没有多少普通人能像满族帝王那样为他们的孩子制订如此严格的教学时间表。那么，也就难怪清代统治者中出了不少颇有学识之士。雍正帝的书法和明晰的散文部分地呈现在其有名的、数量众多的朱批之中，博得了我的老师、这个世纪一流的汉学大师陈寅恪（1890-1969）的钦佩。乾隆帝作为一位多产诗人，一生中创作了42000余首汉文诗歌，也许堪称世界纪录了。康熙帝将儒家思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重要性不能被估计过高。虽然从西汉起儒家思想就愈来愈被奉若神明、受人尊崇，但其主旨总是坚持认为，活着的帝王不应像其臣民尊敬他一样尊敬儒教。康熙帝为了显示他对儒家思想的真挚崇拜之情和深深的感激之情，打破所有的历史先例，向孔子的牌位行叩头礼。如果这还不是“汉化”的最高程度在仪礼上的表现，那我就不知道究竟什么才算是。众所周知，宋代的《百家姓》中皇室赵姓排第一位。明代的《千家姓》中排第一位的是皇室朱姓，却不太为人所知。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康熙钦定百家姓》中儒家孔子的姓氏排在了第一位。关于使清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称得上是儒教朝廷的理论基础，雍正帝在1723年给出了最坦率、最权威的解释：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我请所有清史的学生，特别是罗友枝，逐一地反驳上述汉化历史上的事件和仪式，逐一地反驳清朝主要的缔造者在空前地提升儒家思想——汉化的精髓——合理化时的言行。必须再次强调指出的是，清廷全心全意地倡导并努力付诸全面实施的是儒家思想的其中一派——程朱理学。我在1968年的论文中涉及的一点，后来芮沃寿（Arthur F. Wright）非常好地做出了进一步阐述：理学不仅结合现实修订了儒家思想，而且添加了数个世纪前更宽容的、无定形的儒家思想所没有的强制性规定。正是理学，才坚决主张性别隔离和妇女的绝对附属地位。正是理学，才逐渐地将“忠”的定义从原来最终由臣民的良知决定的关系，改变成为对所有统治者——不论他有多么的愚蠢或无道——都无条件地绝对服从的强制义务。鉴于理学赋予君主统治所有个人及公共道德习俗和根除异端邪说的权威，它比旧的儒学更具极权主义的意图。怪不得后来的帝王从中找到合理根据，将原来与文人学士分享的权利越来越多地集于一身。康熙朝初期，政府开始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程朱正统政治和道德思想的通俗版本，无休无止地劝诫国民。孟森教授对清初的前明忠臣义士的生活和情感的认识可能是最深刻的。他认为，当康熙帝诏令地方政府荐举当地有名望的学士，参加1679年春为他们安排的特别廷试时，即使是最“坚定的”忠明之士的心也被软化了，因为他们很清楚，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中国的统治者能像这个皇帝那样信奉儒教。正是这种体系上的汉化政策，使满族统治者博得了其臣民的绝大多数——汉人——的衷心拥护，并进而引领全国进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繁荣和人口增长时期，终于为三代杰出的满族君主创建和巩固中国历史上承平最久的帝国提供了所有必要的基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意识到合并蒙古是入主中原的必要举措，于是在发动全面入关战争之前数年，就充分利用蒙古的内部纷争，确立了满族对蒙古的领主地位。早在1636年，清建立专门机构管理蒙古事务，1638年更名为理藩院。对蒙古的政策在17世纪30年代形成，持续贯穿于1644年以后的时间里，并得到补充发展，包括满族皇室与蒙古王公之间长期的联姻关系、定期授予蒙古各阶层统治阶级以贵族爵位、划分相互“隔离的”基本的行政单位——和硕（旗）由世袭的旗长管辖。历史悠久的蒙古部落领地，只保留名称，被清廷改设为盟，每三年会盟一次，但除了调节旗内的纠纷外几乎没有真正的权力。内蒙古所属有六盟，外蒙古所属有四盟。其他毗邻的战略要地都处于清廷更直接的管辖之下。从行政管理上来说，清对蒙古“分而治之”的政策是成功的。虽然东蒙古——内、外蒙古——被按计划纳入了满族的控制，但西蒙古，主要是蒙古和突厥的混血，通称厄鲁特（卡尔梅克），却对清廷构成了真正的威胁。17世纪后半期准噶尔是厄鲁特诸部中势力最强的一支。噶尔丹统治时期，准噶尔控制着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及青海和西藏。噶尔丹一方面靠俄国人提供的火器和铠甲，特别是依仗准噶尔人自己有能力大量制造性能先进的火炮；另一方面，则以藏传佛教黄教派的虔诚支持者的姿态，屡屡进犯内、外蒙古。于是，康熙帝亲自制定主要的战略对策，经过细致的后勤准备，发动了对西北的一系列远征，最终瓦解了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则于1697年毙命。实际上，早在1691年的战事中，在内蒙古东部的多伦诺尔，康熙帝接受了所有蒙古高层首领们的宣誓效忠，他不仅被尊为他们的领主，而且还被认为是他们的拯救者。这个仪式奠定了在清朝其后的岁月里满族统治者对蒙古人不可动摇的威望。然而，西藏不断发生阴谋事件，局面并不稳定。噶尔丹死后，其他的厄鲁特首领也依然野心勃勃。雍正帝和乾隆帝不得不继续派出远征部队，最终收服了西域和青海的广大地区。所有这些都是在18世纪末之前完成的。关于主要事件和在这个极其复杂的民族地区建立的多样化的行政管理制度，已有了研究成果。（注：傅礼初以中国和西方资料为基础作出的综合评述依然是最好的，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王锺翰文章《清代民族宗教政策》对清复杂的内亚政策和行政管理制度作了最简明扼要的分析。有关西藏的文献，数量巨大而争议颇多，但毕达克（Luciano Petech）著《西藏的贵族与政府》被公认是最有学识、最客观和最公正的。）而我这篇论文必须围绕评价非凡的清朝帝国构建对中国的整体影响。1800年之前清朝历史的焦点在内亚——它的征服、政治活动以及这个广阔的、多元文化的地区被统一的、不断汉化的中华帝国所并吞和消化的过程。1800年之后重点开始转向中国内地和沿海。19世纪清代内亚开始被置身于汉文化的影响下。俄国东进的扩张从中亚一直到了濒临太平洋的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中英之间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国内自1796年后兴起了一系列的动乱和起义，到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达到了高潮，这是到当时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内战争。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众所周知，无须再费笔墨。因此，显然清廷不仅需要汉族精英们的集体智慧和献身，还需要迅速恢复元气以及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其人口1800年达3亿，1850年达4.3亿——来挽救其命运。必须提及的是，即使在康熙对蒙古的多次远征时，就已有迹象表明八旗军队战斗力正在衰退，而汉族绿营兵的作用在增强。平准后不久，清廷即对准噶尔地区实施屯田政策，该地域有大片的适于耕作的土地。这有多种形式：回屯、兵屯、旗屯、犯屯，还有政府通过向每户提供4.5英亩（27亩）的土地从中国内地吸引来的汉族民户。截至1800年，据说仅乌鲁木齐周围地区汉族移民的数目就已比1775年入籍登记的72000人增加了数倍之多。在准噶尔原有的和新建的城镇周围，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城镇里，汉族和东干（甘肃和陕西的穆斯林）商人在地方和区域贸易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措施仍不足以保持这个民族和宗教信仰都异常复杂的辽阔地区的稳定和抵御俄国无所不在的威胁。正是在蒙古，满族的政策和满汉间的默契所得到的结果，超出了他们美好的愿望。先前已经指出，康熙帝及其后继者为内、外蒙古建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十分有效。但也正是清廷在蒙古推行藏传佛教黄教派的宗教政策持久地削弱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生畏的军事征服者的后裔们。傅礼初进一步阐述道：19世纪，这个王朝控制着蒙古，清政府不再惧怕他们。甚至蒙古的人口，也主要由于僧侣制度和梅毒而锐减……清在蒙古的利益日益变成了汉人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汉人的经济渗透是服务于朝廷的利益的，因为它将蒙古与帝国的其他地方紧密地联系起来。由于其后的经济连锁反应，蒙古受害更甚。蒙古贵族和喇嘛们负担沉重的债务，被迫非法地将大片的草场抵押给汉族商人。汉族商人则带来越来越多的汉族农民把草场变为更有生产力的农田。在与日俱增的财政负担和不断缩小的草场面积的双重压力下，蒙古平民脱离了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日渐贫困。尽管清代法令规定禁止在蒙古转让草场，但已处在下坡路的清廷只得承认既成事实——蒙古，特别是内蒙古，越来越“汉化”了。康熙帝唯一短视的政策表现在对他的发祥地满洲的问题上。1688年他决定隔离整个满洲，使之成为满族独有的保留地，尽管来自中国北方省区——山东、直隶（河北）和河南——的汉族移民，特别是在饥馑荒年，经常违反禁令，满洲的汉族移民总数至19世纪中期仍是十分有限的，满洲依然是一个势力真空地带。直到1860年，沙皇俄国强迫清廷割让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汉族移民满洲才成为国家急切关注的问题。所有禁止汉人迁徙满洲的法令被取消，之后于1907年，满洲被分设为三个省，此时满洲总人口约有1700万。其后汉族移民使满洲人口翻了一番，1930年日本入侵前一年，达3400万。在帝国主义列强全盛时期，对于晚清和早期的民国来说，保住满洲的唯一办法，就是我们所称的汉化最基本的方式，即用千百万的汉人充实该地区。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不仅全面揭示了八旗军事体制的废弛，也迫使清廷转而依靠汉族官员和士绅的集体才智和忠诚来挽救局面。恰恰是在这个危急关头，已经实施了两个多世纪汉化政策的清廷，收获了它最大的奖赏。为回应太平军平均主义的伪基督教信条——它从根本上推翻汉族传统的价值观，曾国藩（1811-1872），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清代思想家中的经世派，实际上代表整个汉族统治精英，于1852年郑重宣称，其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上与清王朝是一致的。结果证明，由曾国藩自1852年试组、训练并领导的湘军，是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唯一有力量的军事组织。湘军的主要力量存在于指挥官、军官和同乡士兵之间强固的私人纽带关系。受曾国藩部队功效的鼓舞，长江流域的其他省份也很快组办团练。团练完全由汉人统辖，并逐渐近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团练标志着主要军队体系的“汉化”过程的开始。虽然汉族政治家和将领们延续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仍面临一大堆的国内外问题。从我们的研究论题看来，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1862-1877年间的有国际牵涉的西北回民大起义。阿拉伯、波斯和其他中亚伊斯兰教精英们在蒙古人一个世纪的统治下，自发地接受了汉文化和价值体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代陕西、甘肃和新疆的穆斯林生活在教坊制度下，严格遵守他们的宗教戒律，并将自己与汉人隔离开来。而且，虽然苏非派神秘主义自从15世纪就已经零星地传入中国，但它开始对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产生巨大影响，仅仅是在清代中叶以后。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建立苏非教团的伊斯兰教教长们实际上变为地方或地区宗教世袭统治集团的创始者，享有对教义和行政管理事务几乎绝对的权威，拥有大量的地产，并收取“什一税”（未必就是十分之一）和虔诚信徒的各种形式的贡献。职位和特权由“神圣领袖”家族世袭。到18世纪后半期，中国人开始称这类家族为“门宦”，字面上的意思是“官宦家族”，实际含义是“伊斯兰教权贵家族”。（注：“门宦”这个专门词汇直到18世纪后半期才产生。第一次出现是在1897年春的清廷公文中。因而已被目前研究中国穆斯林的作者使用的“门宦”一词，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也许出于礼貌，西方研究中国穆斯林的作者避免提及“门宦”是反动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两个最著名的门宦都在甘肃和陕西交界处。其中较早的由马来迟（1681-1766）创建，较晚的由马明心创建。两位都在国外伊斯兰教中心——麦加和其他地方经过了多年的学习。前者在其势力顶峰时有20万名信徒。后者是原教旨主义者，亦有改良主义倾向，在1741年返回中国后不久就创建了“新”教派，宣扬更简单、更纯洁的礼拜仪式，包括批判那些世袭既得利益集团。1761年后，他的追随者开始迅速进入马来迟的势力范围。一系列的冲突最终导致了1781年的严重流血事件，清廷出动军队进行武装干涉，处死了马明心和其门徒中的主要闹事者。这次悲剧事件使马明心成为殉教圣徒，他死后的影响波及甚广，他的第五世孙是19世纪60年代陕西和甘肃回民大起义的轴心人物。汉族伊斯兰教社区间旷日持久的纷争和仇视、1762年后对伊斯兰教的歧视性法律、伊斯兰教固有的对异教徒的憎恶和被抑制的分裂主义的冲动、1862年太平军迅速插入陕西腹地，所有这些造成了陕西、甘肃和新疆回民大起义的爆发。解决西北特别是新疆——清帝国最脆弱、到目前为止也是最紧要的部分——危机的任务再一次地落到了汉族政治家、将领和士兵，尤其是左宗棠（1812-1885）及其湘军的肩上。陕西和甘肃战事的持久主要是由于清军不得不去攻占数以百计的穆斯林围栅和筑有防御工事的村庄。直到1873年末两省的伊斯兰反叛者才被肃清。但新疆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南疆，维吾尔伊斯兰教地区，已经被入侵者阿古柏控制，他原来是浩罕军队的一位军官，与许多伊斯兰教政权都有广泛的联系；俄国也乘机浑水摸鱼，在1871年军事占领了伊犁地区。日本于1874年春迅速入侵台湾，从而激起了清廷中海防派和塞防派的大争论，结果左宗棠的军事行动不得不拖后一年多的时间。1875年初，左宗棠终于占了上风，开始他的远征。由于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谨慎周密的计划、总计达5100万两的两笔巨额外债，还有获得了足够的克虏伯攻城炮，他的军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任务——多数西方势力包括俄国在内原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伊犁是在1881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的确可以说，是左宗棠的部队保住了这个经过清三代帝王康熙帝、雍正帝和乾隆帝的苦心经营才缔造出的统一多民族帝国。新疆，由于其民族、宗教的异常复杂，一直是行政管理的难题，最终在1884年建省——这一举措可以被认为是行政管理上的汉化。当然，尽管使得千差万别的行政管理机构合理化，将控制权集中到新设立的巡抚督衙门，并继续稳固地、大规模地迁移汉民入疆，但这个面积辽阔的省域还远称不上被汉化了。不过，在行政管理上，新疆被内地化了，即被纳入了中国行省的区划中，这一事实却必定有其精神上和国际法上的效用。由于类似的但更为紧迫的原因，1907年满洲被分设为三个省。清内亚其他地区“内地化”的进程，因为1911-1912年王朝的覆灭而中断了。但当军阀割据时期一结束，国民政府于1928年又开始继续原来的行政管理上的汉化过程：在西藏东部设立西康省；健全青海省；将内蒙古转化为三个省，即热河、察哈尔和绥远。由于国内的虚弱和国外来自俄国、英国和日本的威胁，晚清和民国除了执行行政管理上的汉化方案——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姿态而已，并没有政治和经济实力作后盾——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来保住其重要的民族地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国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和日本那里不断地接受教训，明白对于其周边领土的主权需要有有效的管辖权证明，归根结底则是需要有能力用军事力量保卫它。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中国最终证明她有能力维护其领土的主权，并因而彻底推翻了上个世纪外国对中国作出的政治无能的评价时，这些外国又有人开始非难中国的力量，借以干涉其国内的少数民族事务。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和广西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建立，从理论上逆转了在过去国家虚弱和屈辱的60年里对主要民族地区实施的行政管理上的汉化过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能力、有决心捍卫其领土完整。满族的汉化伴随着清帝国的兴衰，关于其发展阶段和不同方面的讨论十分清楚地表明，汉化和帝国的缔造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的两种力量。清代空前的繁荣和人口增长——的确主要是清初体系上的汉化政策所造成的，包括实施一系列合理的财政改革——这为清卓越的三代统治者缔造和巩固中国历史上这一统一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当1800年后清帝国开始衰败、19世纪50年代王朝的灭亡似乎迫在眉睫时，清廷依靠全体汉族精英的才能和忠心，并采取各种可以想到的汉化形式，包括大规模地向民族地区迁入汉人，来使这个多民族帝国和王朝免于崩溃。19世纪后半期，随着国家危机的日益加剧，满人和汉人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感——都是“中国人”，身处同一条船上，挣扎着航行在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惊涛骇浪中。直到慈禧太后当政的清廷一再明显地表现出它完全没有能力克服自己的惰性，也没有能力“自强”图新，特别是在1894年中国为日本战败、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中国遭受更为深重的屈辱之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发动革命，旨在推翻清廷。总的说来，清代多民族帝国的缔造和其体系上的汉化从不是正相反的两极。罗友枝犯了双重错误，一是由于她的无知，或是不愿意深入地研究整个政策框架中主要的两个支柱之间紧密的相互关系；二是因为她曲解了我多面性的论题，而我的论题清楚地阐明了这两者之间的互补性。“汉化”——该论断是说，进入汉族地区的所有非汉民族最终被汉文化同化——是20世纪汉族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历史的诠释。从历史编纂学来说，她的陈述需要严肃的评定。根据《牛津英语词典》，“sinicize（使汉化）”和“sinicization（汉化）”最初分别出现在1889年9月18日和1895年11月26日的《文艺协会》（Athenaeum）上，都是关于日本的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实际上，中国游牧征服者不可避免地被汉化的观点似乎已经一再被许多杰出的汉学家和语言学家解释说明，如亨利·裕尔爵士（Sir Henry Yule，1820-1889），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0-1916），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1862-1943），特别是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陈垣，一流的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校长，在其研究助手的帮助下，密切关注着法国汉学。我猜测，正是得到了伯希和的启示，他在1935年出版了他关于蒙古统治时期西亚和中亚人汉化的著名研究成果。回顾当时，19世纪30年代甚至没有学者和学生听说过陈垣的书，因为实际上日本军队的前锋距北平仅有200公里，我们所有人都在为此忧心忡忡，而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教化她的草原征服者那不可抗拒的力量中寻找慰藉的时候。我们清华大学的数百人都在仔细思索雷海宗教授（1902-1962）高度自我批评的宏观历史学的观点，王朝时期的中国怎样又是为什么应被称作一个“无兵的文化”，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反复地被欧亚大草原的民族部分地和全部地征服。（注：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似乎总是能够抗拒来自欧亚草原最强大、最野蛮的游牧集团的攻袭带来的压力。）60年后，带着对传统中国文明基本弱点的充分认识，我试图作出以下关于汉化的总结概括：一、虽然伟大的欧洲汉学家和语言学家们总结中的外族征服者汉化的不可避免性的方式，在今天看来，显得有点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但不能就此否定他们将中国文明对比历史上东亚和东北亚的其他文明、依据其取得的成就和内涵的丰富程度所作出的对中国文明的根本力量的总的评价。在过去的百年里国际上对中国的研究，总的来说是肯定而不是驳斥了他们的评价。我们可以在《剑桥中国史》（1978）的总编辑序中找到公正、客观的评论：中国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老的汉学家的观点听起来很陈腐，但真理和近乎真理经常令人觉得陈腐。二、汉化固有的力量似乎根本上源于中国人以人为本的信仰，其核心是祖先崇拜。古代中国人的信仰，是将对生理和社会不灭的关注由“自己”推及“异己”，从根本上不同于古代西方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具有排外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特征。中国很幸运，直到19世纪下半叶的回民大起义，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任何“圣战”。在长期的不同民族间和不同信仰间的接触中，中国人谦逊、没有偏见、心胸宽广，总是给有思想的外族留下良好的影响。传统中国“灵魂”中的“博大”完全能解释为什么汉化通常是自发的而非强迫的。【注：香港大学罗香林教授对两个阿拉伯家族长期汉化过程的个案进行了研究。蒲氏家族可以追溯到900年前，11世纪50年代的北宋时期。罗教授以蒲氏家谱、墓志铭和各种文学作品为基础，并且访问了蒲氏后裔，写成《蒲寿庚研究》一书，远远超过了此前日本学者的研究。这部书后附载了福州的萨氏家族，该家族历史可以上溯到13世纪忽必烈统治时期。这些个案研究，有力地证明了阿拉伯人吸收中国文化和适应典型的中国环境的能力。司律思著《明代甘肃的蒙古人》（1955）（实际论述年代跨至本世纪初），虽然性质不同，但同样很有启发性。其文说明明政府从未付诸武力来强迫同化居住在中国西北、处境窘迫但为数不少的蒙古人，而是依靠长期的自然力促进这一汉化过程。】否则，就难以设想这一事实，1990年中国的人口普查显示生活在其具有战略地位的西北的少数民族仅占中国人口的3%；罗友枝仅专注于清代的那些族群，只能将她的论文引入死胡同。（注：众所周知，除了在新疆和黑龙江的个别地区，1990年登记的980万满族人口中的大多数已经完全地与汉人成为一体了。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中回族有860万人，其中新疆仅有大约60万。而且，有理由相信，现代化将促进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整合过程。那么就难怪罗友枝不得不模糊时间概念，而说她以少数民族为导向的论点“集中在清代的早些时候”。）汉化的力量和说服力部分地是由于虚心地、能动地借用外来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及多方面的物质文化。一个最突出的例证就是，中世纪初期的中国因为佛教而印度化，但自唐代以后佛教最终被汉化了。已被汉化的佛教，其形而上学是宋代理学合成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化，从其更广泛的、合理的意义上来讲，远远超越了民族间关系的狭窄界限，而包含了整个中国文明的演化。四、汉化是一个持续不停的进程，任何关于汉化的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最后必须要设想它的未来。在过去的200年里，汉化的影响力原来活动的范围，已从东亚和东北亚扩展到了全球。在全球，中国文明遭遇西方文明，后者由于科技革命而更为强大。结果，在国际文明间的交流中，中国的角色已从原来的“施予者”变为“接受者”。虽然中国在一百年中现代化的努力是有限的，且为时已晚，但自1978年中国的全力以赴和决心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有预测说，在今后的数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实力将是世界最强的。没有人能准确地预测出到2025年中国会是什么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将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现在到那时，中国的传统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西方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理论及意识形态，自愿地、抑或不自愿地被引入中国，它们将被测试、筛选、消化和吸收，这样才能合理地、很好地适应中国变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要经历汉化的过程。因而，汉化有其长期存在的意义。记住，“汉化”即英文“sinicization”对应的汉文译释是好的，但不完全正确；真正正确的汉文译释应是“华化”，因为汉化的力量早在汉朝建立前的数千年就开始运作了。罗友枝也许更应该有益地开始探索目前汉化在中国历史上的进化作用——既然当代中国忙于重新界定其与西方的文化关系，汉化就与西化和现代化有了新的关系——而不是随便地、舒适地安于时下时髦的“文化批评家”派，机械地用空论代替学识和历史的洞察。本文原载于《亚洲研究杂志》，1998，57（1），123~155页。译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勉励，因篇幅所限，注释从略，欲求详细内容，请查阅原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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