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叶成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
地理大发现是现代化的起点和近代世界史的开端。从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到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近三百年间，西欧地区与东欧、中东以及东方世界的差距 逐渐拉大，而西欧内部原本实力相近的国家间也出现了梯度和分流。英国开始成为全 球性霸权，机械化大生产、产权与预算制度以及高效和负责任的政府是其领先于其他 国家的重要标志。此前的研究表明，大西洋贸易带来的外部冲击对西欧国家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一方面，大西洋贸易引起了国家内部阶级力量的消长，外部冲击、初始制度 和国际竞争决定了西欧各国制度变迁的方向;1另一方面，制度变迁、国家能力和初始 地理禀赋又决定了西欧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成败兴衰。2我们将 1492—1699 年间西欧国家现代化视作“第一波现代化”，将 1700—1789 年 间西欧国家现代化视作介于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的“第一波半现代化”，而将从法国 大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现代化视作“第二波现代化”。我们对第一波现 代化、第一波半现代化和第二波现代化的定义和区分基于如下理由:第一波和第一波 半现代化的研究都只限于西欧国家，而第二波现代化则开始扩展至西欧之外的拉美、 中东欧以及东亚;对第一波和第一波半现代化的区分则是由于在第一波现代化中，不 同国家的制度选择的优劣尚不明显，但是在 1700 年英国的优势确立后，孰优孰劣已经 分明，因而使得在第一波中失败的国家有了效仿的榜样。1700年爆发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是从第一波现代化到第一波半现代化的转折 和过渡。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七年战争期间，国际竞争深刻地改变了第一波现代 化中的核心机制。海军与制度的优势让英国在海外扩张中节节胜利，相比之下，欧洲 君主国则在屡战屡败之际面临空前危机。殖民地逐渐丢失后，法国和西班牙来自大西 洋贸易的财政红利被消耗殆尽，而战争带来的巨额债务进一步耗尽了国家财政。拉丁 欧洲的君主国不约而同地寻求改革以渡过财政危机，因而财政危机代替美洲金银的外 部冲击成为现代化的前提与背景。随着教权的没落和启蒙运动的兴起，先进的政治、经济理念通过思想家们的著作在各国上流社会流传。英国作为现代化的典范开始让 君主国的统治集团意识到了差距所在，他们开始学习和借鉴英国和其他强国的经验来 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学习他国的长处就意味着改革，改革成为启蒙时代的主题曲。第一波半现代化研究同样还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过去的研究通常关注亚洲和 欧洲之间的分流，将西欧乃至欧洲作为整体来研究。1 第一波半现代化的理论意义在 于发现和强调 18 世纪西欧内部业已形成的差距和梯度:英国开始成为霸权国，法国和 西班牙则试图通过改革追赶英国，普鲁士、奥地利等新兴国家开始通过改革模仿英国 和法国的政治制度，试图缩小同主要大国之间的差距。尽管历史情境各不相同，但是 启蒙时代欧洲国家改革成败的经验却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这正是第一波半现代化研 究的现实意义所在。尤其是法国，在当时属于相对发达的工业化大国且较少受到外界 直接干涉，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繁荣之后走向崩溃，相对完整的改革过程为我们研究改 革的逻辑提供了典型的案例，其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于仍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了更加深入地讨论与剖析改革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本文首先聚焦于法国和西班牙，以此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本文以下内容分为 6 个部分。第二部分评述了各个学科对 18 世纪法国和西班牙 改革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改革的理论框架。为了便于阐述，第三、第四和第五 部分将分别阐述法国和西班牙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财政改革中的核心机制与辅助机 制。第六部分则进一步总结各类因素如何通过核心机制和辅助机制决定了法国和西 班牙的不同命运。最后，文章通过分析改革失败的历史经验，总结启蒙时代西欧改革 所面临的困境与悖论，并以史为鉴，提出它对现实问题所蕴含的启示。改革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理解国家作为一个系统的特性有助于对 改革的理解。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各个部分紧密结合在一起，又受到其他部 分的影响。马里奥·邦奇(Mario Bunge)认为，准确地描述一个系统至少需要囊括4个方面:组成(composition)、结构(structure)、环境(environment) 和机制(mecha⁃ nism)。2 国家的组成包括统治集团的构成和阶级构成;结构则由物质和观念结构组成，主要包含初始制度和观念;环境包括国际环境、经济形势和殖民地等改革所面临的 外部环境;机制则为改革的具体过程。前人对 18 世纪法国和西班牙改革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前三个方面。首先，早期的研究侧重于强调国家的组成对改革失败的影响。对于国家组成部分 的讨论集中于两个方面，即认为统治集团与被统治者的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是 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认为是阶级力量消长导致法国革命，法 国资产阶级的勤奋使得财产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他们要求获得与自己的人数相称的权 力，提出统治者应当是自己的代理人。1 巴林顿·摩尔( Barrington Moore) 认为旧制度下 贵族对王室的依附和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所引发的阶级冲突最终导致了法国的失败。2 许多研究开始意识到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乔治斯·勒费布尔( Georges Lefeb⁃ vre) 在其对于法国革命的经典论述中认为，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了一种更准确反映出 新的经济力量分配关系的制度，同时他也意识到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同样是导致法国崩 溃的重要原因。为了区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他将法国革 命分为贵族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民众革命和农民革命 4 个阶段来融合这两种解释。3 艾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学派仍然延续了对阶级组成的分 析，但是他质疑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认为摧毁封建主义的是农民而非资产阶级。4其次，部分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结构性因素，它既包括物质因素如初始制度或 国家能力，也包含观念因素如思想启蒙。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从初始制度的视角反思法国革命，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国民议会的构成。5 威 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和塞缪尔·芬纳(Samuel Finer)则意识到了启蒙思想 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勾结成为消解旧制度的主要因素。前者侧重于论述思想的作 用，后者则更加细致地阐述欧洲君主实行开明专制中的障碍，并且开创性地采取了 “全样本”研究，涉及了 18 世纪末欧洲的全部改革。6 托克维尔(Tocqueville)富有洞见 地观察到，法国大革命是中集权、社会矛盾和贵族反动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看到了启蒙思想的力量。托克维尔的论述中已经隐含了机制性的解释:中集权制加剧 了法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改革则增加了统治集团的脆弱性，最终导致了旧制度的灭亡。1再次，部分社会科学家开始探讨改革失败更深层次的原因，研究经济形势、国际竞 争和殖民地等外部环境对改革失败的影响。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看到了 国际竞争的长期影响，提出持续的国际竞争导致了专制的初始制度和国家越来越依赖 于贵族和资本家，最终造成改革失败。2 西达·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 则侧重于国 际竞争的短期影响，认为战争带来了财政危机，当国王希望增加财政收入时，就会试图 提高税收，但是由于国内的贵族结合程度较高，就会同贵族僵持不下，最终使得农村地 区的危机蔓延成为政治革命。3 杰克·戈德斯通( Jack Goldstone) 的研究进一步丰富 了对外部环境的讨论，认为 18 世纪末人口压力带来的冲击作用于国家的社会结构，由 于国家的税收体制和精英招录机制是脆弱的，从而在人口压力之下导致了失败。4 斯坦利·斯坦(Stanley Stein)和芭芭拉·斯坦(Barbara Stein)在对 18 世纪西班牙的考察中发现，殖民地同样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殖民地财富推迟了西班牙的改革，而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又促使西班牙依靠特权阶级来维护国内的稳定，最终由于特权阶级的阻 挠导致了改革未能取得足够多的成效。5最后，当代的一些历史学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已经试图给出一个综合性的解 释。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在《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给出了关于法国革 命的综合性解释。他认为财政危机、政府治理和反对派的阻挠最终导致各个阶级纷纷 登上历史舞台。6 在另一本著作中，他还提到启蒙运动、殖民地的丧失等因素给法国 改革带来的影响。7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总结出经济形势、殖 民地贸易、对外战争和各种内部因素造成了法国改革的失败，但他仍然没有明晰这些 因素之间的关系。8
上述研究给出了一定的解释，但还是很少涉及描述系统所需要的第四个要素——机制。尽管历史学家和部分社会科学家开始试图综合前人研究中的各种因素，在他们 精心安排的叙事和过程追踪中已隐含了机制性的解释，但是尚未明晰其中的核心机制 和辅助机制。除此之外，过去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部分研究缺乏案例 比较分析，仅以单案例研究为主，而一些研究中通常也存在一定的偏见。比如，认为王 位继承战争之后的西班牙已经不再重要，从而忽略了 18 世纪西班牙的发展。大革命 的惨烈让后世的研究者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法国，如勒费布尔和埃特曼都将大革命视 作重大事件，而不去考察为什么西班牙的改革没有导致类似的革命。其次，许多研究 使用了不够恰当的跨越时空的案例比较，违背了“ 密尔方法” 中案例比较的“ 最大相似 原则”。1 由于缺乏有效的变量控制，时空差异会降低其因果解释的可信度。如戈德斯通和摩尔将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进行比较，斯考切波则将其同俄国和中国革命相比 较，甚至还有学者将法国革命同美国独立战争进行比较。1 本文将以此为基础，借助 于新的分析框架，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给出一种“因素+机制”的系统性解释。七年 战争以降，英国获得了制海权，逐步蚕食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海外殖民地。工业革 命、启蒙运动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得西欧的旧制度逐渐迈入了风雨飘摇的黄昏。西 欧旧制度下的政治精英们开始意识到英国制度的优势，改革势在必行。除英国与荷 兰已在一定程度上完成现代化以外，欧洲其他各国仍然都处于制度建设的探索阶 段。法国、西班牙、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瑞典等国的君主们都主动通过“开明专 制”下的变革来谋求富国强兵，但是除了普鲁士之外，多数国家改革的成效都非常 有限。
在诸多案例中，本文选取了法国和西班牙两国进行比较，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文章选择这两个案例基于如下理由:首先，解释成功的案例相对简单，只需解释国家 做到了什么，具备了什么条件;而解释失败则相对困难，需要在复杂的过程中厘清变 量，通过过程追踪来回答问题。其次，在改革失败的国家中，法国和西班牙是最接近 成功的，瑞典和葡萄牙在改革尚未得到足够推行时，支持改革的君主就已经被暗杀 或者病逝。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都大力支持改革，并在改革初期取得了一定成 就，但最终仍然失败。最后，法国和西班牙同属建国时间相对较长的殖民大国，而且 都属于波旁王朝，七年战争后都丢失了殖民地和出现财政危机，因而两国具有较强 的相似性。相比之下，当时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则都属于建国时间较短的国家。法国 和西班牙的条件相似度较高，但是最终结局却又不同，因而在案例比较分析中更加 符合密尔方法中的最大相似性原则。本文的目的在于给出一个关于法国和西班牙 改革失败的机制性解释，进一步发展和融合前人的研究来解释 18 世纪法国和西班 牙改革的失败。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借助于一个“因素+机制”的分析框架，通过 区分核心因素和辅助因素在核心机制与辅助机制中所起到的作用，从而容纳更多的 变量与竞争性解释。改革意味着至少部分改变旧制度，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国家在国内乃至国际政治中 最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因而我们借助于战略分析的框架来寻找导致改革成功或者失 败的机制，将国家的改革大战略分为 4 个阶段，即政策的评估、决策、动员和执行。2
本文以此为框架来把握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厘清不同的因素和机制在每个 阶段的作用。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是对改革进行总体评估，即君主和他的决策圈对 国际环境和国内现状进行大致的了解，例如国家所拥有的外交资源、战略资源、国 家能力、国内的利益集团以及现行制度所存在的弊端等。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则是 决策，即君主下定改革的决心之后，签署和推行新的政策，制定改革方案，修正过去 制度中不合理的内容。决策过程中君主是处理信息的中心，君主及其大臣们需要 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诉求，权衡利弊后决定在改革过程中需要依靠或者打压哪些 团体和阶层。同时，各个利益集团如贵族、教士、资产阶级、民众都会试图用各种方 式来影响决策的过程。改革的第三个阶段是社会动员，即国家通过调动国内的人 力、物力资源推动改革，通常需要的是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官僚机构的支持。动员阶 段的难点在于清除改革的阻力，改革必然触及利益集团，改革者所推行的行政如果 无法满足大部分人的利益诉求，那么就难以保证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来推动改革。改革的第四个阶段是政策的执行，即需要国家的各个机构来落实新政，代理人对政 策的歪曲、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外部环境的影响等都会在这个阶段对政策的实 施效果产生影响。对于 4 个阶段的区分有助于我们对改革的理解，但相较于早期现代化的研究，由 于存在观念传播和主动效仿的行为，在第一波半现代化中的影响因素更多，机制更为 复杂，几乎很难用单一的机制来简单解释。过去的研究往往将经济、政治以及财政等 领域的现代化混为一谈，这并不利于给出机制性的解释。因此，本文通过区分政治、经 济和财政三个领域来简化问题，从而对第一波半现代化中法国和西班牙的改革失败给 出一个“因素+机制”的解释。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并不认为三个领域的改革是完全独 立的，但这种区分有利于给出更为细致和精确的解释。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国和西班牙 在政治、经济和财政改革三个领域的改革进行比较，回答如下问题:两国推行了什么样 的改革措施? 哪些因素和机制导致了两国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 同样是改革失败，为 什么两国的结局又截然不同？在 18 世纪最初的五六十年中，法国和西班牙在国际竞争中经历了惨痛的失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是法国和西班牙衰落的重要标志:西班牙帝国失去了对直布罗陀 海峡的控制，丢失了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和欧洲大陆的领土，沦为二流国家;法国在《乌得勒支条约》中失去了三十年战争以来新获得的领土，并逐步丧失了制海权。18 世纪 下半叶，西班牙和法国都经历了最高权力的更迭，这在当时意味着政治转型的时机已 经来临。权力斗争的结果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而制度变迁的方向决定国家的兴 衰。1 改革意味着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王室要推行改革就需要通过政治改革实现集权。因此政治改革是其他领域改革的基础，如果统治者无法重新凝聚过去被特权 阶级蚕食的权力，那么经济和财政改革就无法启动。七年战争的惨败和启蒙运动的兴起让法国思想界意识到英国宪制制度的优越性 和权力制衡的必要性。法国的精英们开始表露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英国的感 觉，并着手研究赶上的办法，这点在伏尔泰、孟德斯鸠的作品中都得到充分体现。2 战争打击了王室权威，也动摇了精英对旧制度的信心，就连路易十六也宣称“ 需要一个 比英国更为英国化的法国” 。3 法国进行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打击特权阶级和 重组官僚机构来加强中集权，从而为其他领域的改革提供权力基础。在决策的过程中，实现中集权最核心的问题是处理好同贵族和教会的关系。法 国强大的贵族是改革的主要阻力。路易十四去世后，法国的大贵族对绝对主义王权发 动复辟。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Philippe II， Duke of Orléans， Philippe Charles) 通过与高等法院达成交易，恢复了路易十四时期被取缔的“ 谏诤行事” 。4 尽 管路易十五亲政后恢复了绝对主义象征的内阁制，但在绝对主义国家的形式下，大贵 族的统治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特权阶级。整个贵族阶级严守过去的法令，虽然他们只有 25 万人左右，但是却享受免税权，独霸官僚、司法、教会和军队等各界的职位。5 法国 王室希望建立一个崭新的、取消中间机构的君主政体。6 王室开始往外省派遣监察 官，他们给各省带去了巴黎集中统一的意志，试图剥夺地方显贵们的权力。历任财 政大臣希望通过其他机构来替代高等法院的作用，但成立新的省级大会的尝试很快 因遭到贵族和王室的反对而搁置。因为在省三级会议中，资产阶级要求彻底改变财 政制度和进行选举，这个条件是王室无法答应的，地方法院因为害怕被架空而同样 反对。对于教会则不同，法国王室更倾向于采取利用和拉拢的政策。早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就已经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官僚体系，强势的高卢主义传统使得王权 已经对教会取得了压倒性优势，教会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已经被王室所“收编”。王 室试图通过控制和收买教权来加强中集权。国王通过普通教士委员，进一步确认 了主教控制普通教士的权力，并且将教会的人事任命权纳入手中。作为交换条件， 国王为教会提供保护伞。不再受最高法院管制让主教们有巨大利益可图，他们以放 弃中世纪式的统治为代价，通过与王室的妥协更加务实地融入现行体制中，享受国 王提供的庇护，以较低的代价避免教会资产被王室吞并，在社会政治等级中寻到新 的平衡点。1政治改革在动员过程中激起了社会各界不同的反应。建立绝对君主制意味着国 王可以直接通过官僚机构渗透到国家的各个角落，王室所要依靠的新兴的官僚集团是 最大的受益者和支持者，他们通常都来自中下级贵族，而反对者的声音则更加强大。首先，法国的大贵族通过启蒙运动传播民主思想，希望通过制度变迁来限制王权，建立 贵族统治的立宪制度。巴黎高等法院是抵制改革的主要堡垒。1743 年，路易十五亲 政后也曾试图加强集权，通过立法改革剥夺了高等法院的立法权，但是路易十六继位 后，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又重新召集了高等法院。2 法国其他高等法院受了巴黎高等法 院的怂恿，宣布彼此采取一致行动，并且要求法国所有高等法院构成一个团体，它们和 本省的监察官或军事指挥官发生冲突，并企图阻止新税的征收。3 其次，思想启蒙并 不利于王室推行中集权。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法国民众对于王权的痛恨要高于特 权，民众和舆论多数情况下站在高等法院一边，认为高等法院是制衡国王的最后一道 屏障。4 最后，愿意与王权合作的教会在不断衰落，但它们维护特权的决心却没有改 变。一方面，法国的高等法院通过打击教会来削弱王权;另一方面，教会和王室之间同 样是合作与斗争并存，教士仍然是唯一拥有话语讲坛的阶层，教堂本身就是一个集会 和发表演说的场所，当王权威胁到教会的主要利益时，它们可以通过舆论向王室施加 压力。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中，贵族与王室关系进一步僵化最终导致了政权稳定性的减 弱。法国的贵族固然已不再动用武力，但它通过对抗宫廷和诉诸舆论来抵制和破坏国 王的权威，佩剑贵族一马当先，购买官职的司法行政官吏则随声附和，因为国王派往各省的巡按使正力图从他们手中夺走地方政务。1 而改革派内部却并不团结，权力斗争 和宫廷阴谋加剧了改革的困难，高等法院的极力反对、改革派之间的相互倾轧以及王 后对改革派的敌视使得改革派大臣的任期很短。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是改 革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为了财务大臣的职位极力促成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的倒台;德布里安(étienne Charles de Loménie de Brienne)也不反对改革，但 同样为了职位而成为卡洛讷( Charles Alexandre de Calonne) 的政敌。2 因此改革派与 特权阶级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特权阶级拒绝向国王和改革派妥协，历任财政大臣都 在与高等法院的较量中失败。1786 年，卡洛讷试图召开显贵会议来绕开高等法院， 但是出席会议的贵族代表拒绝一切改革，王室要推行改革只能寻求召开三级会议。1788 年后，王权与穿袍贵族之间的矛盾越发不可调节，国王流放了部分法官却最终 又迫于压力将其召回。地方贵族和教士同样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法国各地的游行与 暴动得到了特权阶级的怂恿和默许。军队和官僚体系同样认同他们特权阶级的身 份，官员的懈怠引发了大面积的行政混乱和军事崩溃，对军官们不愿意镇压反抗的 预期进一步加剧了危机。3 最终孤立无援的王室被迫召开三级会议，但是三级会议 无助于解决法国的核心问题，反而将第三等级逐渐推上历史舞台，引发了此后的大革命。1759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六世(Fernando VI)去世，卡洛斯三世(Carlos III)继 承王位。七年战争的失败及英国对哈瓦那和菲律宾的占领震惊了西班牙朝野，西班牙 清楚地意识到它的盟友法国已经不再是欧洲第一强国。4 西班牙的行政制度仍未完 全实现政教分离，波旁王朝入驻马德里后，西班牙才开始学习法国的中集权制，路易 十四时期的国家体制和统治文化成为西班牙的典范。启蒙运动增加了西班牙人的爱 国主义和对公共福祉的关切，西班牙的精英们呼吁在社会各个层面增强国家能力。5 卡洛斯三世上台之后不久就启动了西班牙的政治改革，政改的决策要从贵族和教会两 个层面进行讨论。
尽管波旁王朝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削弱了贵族精英对西班牙的影响，但高级贵族 (Grandeza)仍然拥有大量的土地，具有对庄园的司法管辖权和对地方法院的影响力， 并占据军队和政府的重要部门，如外交官和殖民地总督。1 由于西班牙的王权不够强 大，针对贵族的政治改革是非常谨慎的。卡洛斯三世说:“我不抛弃任何人，也不会有 人抛弃我”，除了少数在那不勒斯的部下外，他更加倾向于任用马德里的旧臣。2 首 先，他保留了费迪南六世时期的大部分内阁大臣，唯一的改变就是将财务大臣替换成 了改革派的埃斯基拉切(Esquilache)。卡洛斯三世不翻旧账，鼓励公务员们不断创新， 他培养出了一群忠诚有为的官僚，但也意味着难以彻底改变体制本身。其次，为了削 减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旧贵族的影响，卡洛斯三世大量提拔了中下层的贵族( Hidalgos) 进入官僚机构、学院和教会。他提拔了许多出身并不显赫的官员，并且开始从不重要 的部门甚至非政府部门选拔官员进入核心决策圈。这些中下层贵族对大公和贵族非 常不满，卡洛斯三世通过任命这些官员来加强中集权，试图借此防止传统贵族分享 中央权力。3 再次，西班牙恢复了监督官( Intendant) 制度。监督官作为王室代表具有 很大权力，负责监督征税和管理地方司法，同时还具备制定经济政策和维护公共安全 秩序的职能。4 最后，西班牙的政治改革中最主要的败笔则是埃斯基拉切为加强集权 所实施的对公共秩序的整顿。在埃斯基拉切的推动下，西班牙开始整顿公共秩序，禁 止西班牙传统服饰长披肩，因为这种服饰便于藏匿武器，并使得警察难以辨认罪犯，因 而让官员随身携带大剪刀以剪去违反者的衣服尺寸。5王室的政治改革试图架空高级贵族，削减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引发了贵族们的不 满。禁止传统服饰的新政激怒了民众，1766 年粮食危机爆发后，在贵族和教会的怂恿 下，民众在复活节发动骚乱。卡洛斯三世被迫逃离马德里，经谈判最终废弃了埃斯基 拉切时期过于严苛的法令。但骚乱也带给西班牙王室削弱教会和加强王权的契机。虽然 18 世纪西班牙的启蒙主义和王权至上主义都强调政教分离，但绝不意味着要把 教会排除出公共生活，因此西班牙的王室虽然和教会区分了职能，但国家与教会之间仍然是互助与合作的关系。1 天主教中的耶稣会更是支持罗马教廷，反对王权至上。当耶稣会被认为参与了马德里骚乱后，卡洛斯三世通过支持詹森派来打击耶稣会以及 同它关系密切的学院派，同詹森派、支持王权的主教以及憎恨耶稣会的奥古斯丁修会 会士(Augustinian)结成联盟，很快就于 1767 年在西班牙及其殖民地驱逐了耶稣会 士。2 耶稣会士逃亡教皇国之后，佛罗里达布兰卡( Floridablanca) 通过采用外交手段 说服罗马教皇解散了耶稣会。3强大的利益集团使得王室改革难以有效实施。卡洛斯三世是 18 世纪波旁王朝少 有的贤君，但迫于贵族压力，在改革之初便没有制定激进的目标。缺乏足够的国家能 力让西班牙王室在遇到阻力之后就只能选择妥协，因此改革注定难以走太远。由于没 有改革整个体系，新政的效果非常有限，新任命的官员没有保护平民反而受权贵的影 响而腐化或者被边缘化。4 尽管学院派遭到打压，学院中的教授仍然可以通过歪曲政 策和怠工来抵消改革的影响，抵制新课程的推行。5 到 18 世纪 80 年代，改革设计者 坦努西(Tanucci)试图打击领主的司法权，但是此时已经得不到任何支持。相比教会， 贵族的特权受到的损害要小得多。但是卡洛斯三世想要废除宗教裁判所的努力也没 有成功，据说他曾感慨道:“ 西班牙人想要这样，我不妨顺其自然。” 6在本土加强集权遭到抵制之后，西班牙开始将改革的注意力转向殖民地，卡洛斯 三世任命加尔维斯(Galvez)为殖民地总督在殖民地推行新政。西班牙开始在殖民地 建立常备军，同时在加勒比海地区修建要塞，以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7 然而殖民地的 改革在加强皇室权威的同时，也增加了不平等，封闭了克里奥尔人( Creole，即早期在殖民 地出生的西班牙人后裔)在当地政府中获得职位的通道。加尔维斯和当时波旁王朝的改 革者都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并不认可新西班牙是卡斯提尔( Castile) 王国管辖的领土的 一部分，更不认同过去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概念。8 殖民地的改革增强了王室对殖民地的 控制力，为此后的经济和财政改革打下权力基础，但也意味着与殖民地精英的矛盾加剧。
战争失败和思想启蒙促使法国和西班牙进行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是其他改革的 前提，法国和西班牙都希望通过加强中集权和削弱特权阶级来获得深化改革所必须 的权力，同样都遭到特权阶级的激烈反抗，特权阶级在无法与中央正面对抗时，便动员 民间力量反制，借此阻挠中央政府的改革。总体来看，法国的政治改革比西班牙的更 为激进，阻力也更大。西班牙的渐进式改革带来的变动很小，很少在根本上触及特权 阶级的利益，因而西班牙王室在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上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但是即便 如此，西班牙仍然很快将政治改革转向殖民地。
18 世纪西欧国家的经济水平开始出现分流。18 世纪初法国与西班牙同英国的差距尚 不大，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 1250 国际元，法国为 910 而西班牙为 853 国际 元，但是到 19 世纪初时，英国的人均 GDP 已经是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 1.5 倍以上。1 18 世 纪中期工业革命爆发后，英国的技术已经明显领先于各国。它既是各国学习和效仿的 楷模，也是备受竞争者羡慕和担忧的经济霸主，所有的国家都来观察、访问和努力学习 英国。2 七年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法国和西班牙的经济困难。法国在战争中失去了大 部分海外殖民地，法国在大西洋沿岸的商业被打断，尤其是中转贸易和棉花制造业，这 些都是法国发展最快的部门，从而成为法国经济的转折点。3 西班牙经济在 18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负增长，人均 GDP 比 50 年代下降了约 2.6%。4 在危机和鲜明的反差 之下，法国和西班牙从 18 世纪中期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法国的经济改革始于 18 世纪 70 年代，经济自由化是改革的主题曲，这也意味着 要改变路易十四时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的重商主义 路线。最初倡导自由化的是以杜尔哥为代表的重农主义学派，他们深受英国发展模式 的影响，认为通过自由开放的经济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增强法国的核心竞争力。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财政大臣杜尔哥制定了最初的经济改革的新政。他提出了 著名的六条法令(Six Edicts)，其中最重要的三条政策是推动国内自由市场的改革。首先是取消各种行业协会。法国在 1749 年对劳工的立法中规定了工人对师傅的从属 地位，但尽管法律规定禁止工人成立联盟，工人仍时常可以通过在餐馆或者咖啡馆的 聚会来组织活动，要求提高工资。5 杜尔哥的自由化政策既禁止了行会对工人的控 制，也禁止工人集会，试图将社会“原子化”来实现政府强力管制下的“自由”。其次是打击垄断公司，取消特许经营权。受到特许权的限制，企业家、手工业者和工人没有足 够的自由创新的空间。工人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垄断公司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格来 雇佣他们。1 杜尔哥指责垄断公司通过限制市场准入减少了贸易机会，导致高价格、 低质量产品的泛滥，他呼吁应该要让任何人都有平等参与贸易的机会。2 最后是实现 谷物自由贸易流通，取消政府的价格管制，这也是最具争议的一条法令。杜尔哥试图 通过贸易自由化来打破垄断，借助市场力量稳定粮食价格。另外三条则是为了减轻当 时税赋最重的农民的负担:取消监察官强迫农民修筑道路的劳役，代之以有报酬的劳 役;降低农业税;限制政府机构及其开支。3杜尔哥的经济改革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支持。法令公布不久，巴黎高等法院就直接 拒绝登记，但是在路易十六的支持之下仍然可以通过“御临法院”来强行注册。免除 劳役的措施遭到贵族和教士的反对，这些特权阶级还控制了地方法院，他们要坚决捍 卫旧制度下的特权。4 禁止行业协会的法令损害了各行业师傅们的利益，因为他们失 去了对工人的控制。尽管摆脱行业协会让工人得到了实惠，但由于法令禁止工人结 社，他们失去了同资本家和行业协会的议价能力，因而其利益仍旧很难得到保障。最 初普通市民为废除特许公司感到欣喜，自发上街狂欢庆祝。放开管制则更是经济改革 中最具负面效应的政策，由于 18 世纪后期法国的谷物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拥有土地 的家庭越来越少，并且国王也无法阻止农民家庭成员对土地的分割，以至于土地太小 而无法养活整个家庭，越来越多的家庭被迫到市场上去购买土地，1766—1792 年间法 国几乎每两年就会爆发一次粮食危机。5 在粮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政府取消管制导 致了粮价暴涨。大众不但没有欢迎改革，反而强烈要求应该按照传统模式对经济进行 管理，使之不至于失控。6 民众在特权阶级的煽动下发动暴动，尽管杜尔哥动用强力 手段镇压了骚乱，但骚乱使他失去了特权阶级和民众的支持，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路易十六被迫在 1776 年解除他的职务，内克尔上台后先后恢复了价格管控和行会的 特权。在国内改革受挫之后，改革者试图开放对外贸易来倒逼改革。1783 年，内克尔的 继任者卡洛讷上台。卡洛讷部分沿袭了杜尔哥的政策，废除内部关税壁垒，统一国家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卡洛讷在 1784 年实施开放市场，希望可以一石二鸟:一方面通 过对走私贸易征税解决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借助市场压力强制革新。1 开放市场虽然 让出口部门受益，尤其是让拥有大庄园生产葡萄酒的大贵族获利，但是新兴工业部门 却因此受到巨大冲击，解决法国大量就业的纺织业首当其冲，因为工业革命后英国机 械化生产的成本低于法国。1786 年签订的《英法商约》造成了法国国内广泛的失业: 仅 1787 年就有 18 万人失业，到 1789 年已有 50 万工人丧失生计，并毁掉了 1 万家商 业公司。2 大量的失业和 1788 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加剧了普通民众的不满，经济改革 失败为大革命提供了社会基础。西班牙的经济改革比法国更早，始于 18 世纪 60 年代。英法两国的经济学著作开 始出现西班牙语译本，尽管宗教裁判所禁止这类启蒙著作，但上流社会仍然可以通过 走私图书等途径获得这些著作。启蒙思想深刻地影响改革派高官，例如皇室会议主席 阿兰达(Aranda)就是伏尔泰的好友，皇室会议的成员坎波玛内斯(Campomanes)和弗 罗里达布兰卡则深受法国重农主义和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在顾问和幕僚的推动下， 卡洛斯三世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着手经济改革，希望借此增强王室的军事和政治力 量，洗刷七年战争的耻辱。在决策阶段，西班牙的经济改革主要从工商业和农业两个方面进行。西班牙对 于工商业的基本政策是鼓励自由市场。早期西班牙各地尤其是马德里的行业协会 控制和垄断着整个产业，西班牙同样颁布法令取消各行会的垄断权代之以自由贸 易。3 卡洛斯三世通过降低税率来鼓励工商业发展，将马德里的销售税( Alcabala) 总 体降低 2%，又分别将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和卡斯蒂利亚(Castilla)的销售税从 14% 降至 8%和 5%。4 同时，西班牙通过实行保护性的关税、补贴和王室的直接投资来促 进国内工业发展，并取消对从事工商业的歧视来增强人们对这类行业的尊重。农业 政策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农民，废除中世纪遗留下的贵族特权。中世纪的法律允 许贵族在农民的土地上任意放牧，农民的产权无法得到保护。1766—1767 年，在坎 波玛内斯和弗罗里达布兰卡的倡导下，西班牙终于立法保护农民的财产权。5 此外，卡洛斯三世通过兴修道路来降低西班牙内部的交易成本，鼓励外国移民去开垦西南 部荒芜的土地，并要求市政府将其名下未耕种的公有土地以最低的实际地租承租给 农民。1 与法国一样，西班牙经济改革中争议最大的是谷物贸易自由化改革。西班 牙谷物贸易的传统是由中央制定而由地方政府实施的价格管控政策，教会和贵族占 有了绝大多数土地，他们经常囤积粮食高价出售。为此西班牙在 1765 年废除了价 格管控，允许谷物自由流通和交易，并规定部分地方政府需要在粮食短缺时提供必 要的供应。2西班牙的新经济政策在动员和实施过程中受到了贵族和教会的敌视。改革威胁 到了教会的财产，贵族也预感到埃斯基拉切的新政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垄断粮食贸 易的五大商会也极力反对改革。经济改革在具体执行中偏离了埃斯基拉切等人最初 的预期。当地有权势的人控制了市政府并且同地方法院结成同盟，他们侵吞政府的谷 仓和公共资金，并以低价格获得地方政府的土地。地方政府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责 任心，在储备粮食时没有采取逐步买入的策略，反而在粮食短缺时大规模买进，这既推 高了粮食的价格又造成谷仓的巨额损失。为减少损失，地方政府又禁止外地的低价粮 食进入，从而进一步推高了价格。3 同法国一样，西班牙在 18 世纪末也面临着人口持 续增长和粮食供不应求的问题。开放谷物自由贸易之后，西班牙国内出现了对面包价 格上涨的普遍焦虑。4 在粮食持续欠收的影响下，小麦价格在 1761—1765 年间上涨 了 60%。5 改革激怒了贫困的食物消费者，民众对卡洛斯三世大失所望，在耶稣会的 煽动与贵族的暗中支持下，马德里爆发大规模骚乱。卡洛斯三世最终被迫恢复价格管 制，并将财务大臣埃斯基拉切撤职。
本土的改革遇到阻力后，卡洛斯三世将改革转向殖民地。殖民地经济改革的目的 是增强对殖民地的控制，并借助于殖民地经济来促进宗主国的发展。因而西班牙在殖 民地的自由贸易政策并非英国式的自由放任，更接近重商主义。一方面，西班牙消除 了加的斯(Cadiz)在大西洋贸易中的垄断行为。过去西班牙的大西洋贸易都要经过西 班牙南部港口加的斯，以便于对货物进出口征收重税。这造成了巨大的贸易损失，也 导致了走私猖獗。1765 年，商业自由化的改革打破了加的斯的垄断并开放至 8 个港口;1778 年，西班牙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全废除了加的斯的垄断地位，试图重新确保西 班牙对殖民地贸易的控制。1 另一方面，西班牙王室加强了对殖民地的垄断与剥削。为 了保护宗主国的纺织业，西班牙规定所有销往殖民地的纺织物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2 西班牙在殖民地的经济来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最多的是国家对以烟草为主的特许垄 断经营，约占总收入的 1 / 3;矿业税和贸易税收入相近，两者总共约占总收入的 1 / 4。3 在过去特许垄断组织的基础上，西班牙进一步拓宽了王室的特权，从 1766 年起不准再 建私营烟场，到 1775 年，墨西哥销售雪茄烟和香烟的商店已由王室经营的专卖处所取 代。4 除了烟草之外，西班牙还实行对水银、火药和盐等商品的垄断。大部分的垄断 收入没有被用于当地的发展，而是被运往马德里。
西班牙王室在改革中夺取了贵族和特许商人过去在大西洋贸易中的特权，通过将 大西洋贸易国家化来增强王室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因此西班牙在美洲的贸易额开始 超越其他欧洲国家，在 20 多年时间内增长了 7 倍。5 卡洛斯三世在殖民地的经济改革重新增加了财政收入，然而西班牙经济并没有恢复活力，因为它过度依赖于皇室垄 断和贸易保护。1 改革本身仅仅从王室而非殖民地的利益出发，因此攫取型的经济制 度反而恶化了殖民地经济，加剧了其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
法国和西班牙经济改革的目的是破除贵族的经济特权，通过市场化改革增强国内 经济的竞争力。然而，经济改革时常被特权阶级抵制和歪曲，而当时的经济环境已不 利于改革，开放市场反而导致市场失灵。因为只有在谷物供应充足时，贸易自由化才 有助于破除垄断，通过减少交易成本来减轻人民的负担。但 18 世纪末，西欧人口增长 造成了农产品相对短缺，在供给不足时放开经济管制，既因为破除垄断得罪了特权阶 级，又因为价格上涨得罪了普通民众。经济改革受挫后，法国和西班牙走向两条不同 的道路。法国选择开放国际贸易，试图以开放倒逼改革，但法国经济已经处于下行期 且缺乏竞争力，因此很快在同英国廉价商品的竞争中面临困境。而拥有广袤殖民地的 西班牙则选择加强对殖民地的垄断和控制，通过攫取殖民地财富来促进国内经济发 展，这便成为 19 世纪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开端。18 世纪中后期，军事技术变革、常备军制度的建立和通货膨胀等诸多因素让政府的军事支出急剧上升，频繁的对外战争让法国和西班牙再度面临财政危机。过去两国 所依赖的财政手段逐渐失效，通胀导致生活必需品越发昂贵，税赋已经不能再高，因为 如果负担过重，就会引发百姓接连不断的抗议。旧制度本身的局限也影响到了国家的 征税能力，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国民享受的自由越多，便越可征较重的赋税。而专制 国家是不能够增加赋税的，因为奴役已经到了极点而不能再增加。”1财政问题已经影 响到国家稳定和对外战略，它是一系列改革的核心和君主最为关心的问题。七年战争期间，法国每年要支付 3700 万里弗的军费，路易十五通过举债而非增税 的方式来支付这笔庞大的费用，这导致法国国债从 1753 年的 1.36 亿里弗升至 1764 年的 2.35 亿里弗。2 法国的税率增加数次之后已经无法提高。1756 年，法国的税收 增加了 1 / 20，升至 10%，以便为七年战争筹集军费，1760 年又增加了一次。3 由于战 争所引发的财政危机和各地高等法院的抵制，法国在 1770—1774 年间已经濒临破产。改革开始之初，法国的收入只有 2.13 亿里弗而支出却达到 2.35 亿里弗。4 路易十六 时期的历次改革都主要由财政大臣来推动，分别是杜尔哥的改革(1774—1776 年)、内 克尔的改革(1777—1781 年)、卡洛讷的改革(1783—1787 年) 和布里安的改革 (1787—1788 年)。路易十六时期四任财政大臣的改革措施可以总结为开源节流，即减少支出和增加 收入。首先，减少支出对于政府来说相对容易，因为在程序和法律上面临的阻力较小。杜尔哥通过削减预算和铲除腐败无能的官员，在 1775 年就减少了 6000 万里弗的支 出，并把国债利息从 870 万里弗降低到 300 万里弗。政府信用因而大大恢复，使得他 能以 4%的利率从荷兰银行家手中获得 6000 万里弗的贷款，来偿清高利率(7%— 12%)的债务。5 内克尔同样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削减了个人抚恤金，将这部分成 本从每年 3520 万里弗降低到 2800 万里弗，并将支付给王室的预算也减少了 200 万至 250 万里弗。6 同时，内克尔通过财政国有化来减少支出。由于法国公共信贷体系不 发达，政府的会计官员可以通过从民间集资转借给政府，从而赚取利息差价，这极大提 高了政府借贷的成本。因而内克尔通过将所有的短期贷款集中化来避免官员对空闲资金的投机倒把，从而降低了贷款成本。其次，增加收入的手段包括借贷和向特权阶 级征税。借款所受的阻力较小相对容易通过，因为它在短期内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 益。内克尔担任财务大臣期间，积极发挥其银行家的特长，通过大举借债在短时间内 增加政府的收入来支持战争。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以后，内克尔筹集大笔金额支援美国 独立，最终法国在战争中的费用高达 10 亿里弗。1 尽管这一系列措施能够在短期内 缓解危机，避免政府破产，但要解决财政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增加政府的常规收入， 由于民众的负担已不能更重，只能向统治阶级内部征税，因此这便成为财政改革的 难点。在财政改革的动员过程中，征税的目标主要是教会和贵族。法国的教会虽然被免 除了直接税，但是仍要定期向国王缴纳“自愿捐赠”。在王室遇到财政危机时，教会通 常愿意以捐赠的形式来支持财政，到 1780 年时教会已经为王室负债 1.4 亿里弗。但 是教会并非任由王权处置的群体，一方面，教会因承担着在意识形态上支持正统秩序 的任务而在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另一方面，教会是法国行动最为一致的组织，每隔 5 年就要召开教士会议。一旦王权试图损害教会隐匿财政和免税的特权，例如 1780 年 政府试图再次评估教会财产和对教会领主征税时，教会就会奋起反击，甚至会煽动民 众或者利用“ 自愿捐赠” 进行政治讹诈。2 法国的贵族则分为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两 者逐渐在路易十五时期通过与王权的对抗联合起来。3 佩剑贵族没有政治权力，但是 在纳税上享有自己的特权，依靠自己的特权以及与地方当局的关系，能逃避沉重的赋 税。穿袍贵族占据了各大法院，高等法院反对征收收入税，以宪法为依据认为，“新增 税收必须得到纳税人的同意”，拒不接受国王关于公正地重组直接税的主张。4 高等 法院提出要“保卫当时的社会免遭财政饥渴的政府的侵夺”，它们并不是仅仅以此为 借口来维护贵族的利益，而是真心诚意地保护全民的利益，因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5在政策实施阶段，我们仍然从三个方面来看执行的效果。首先是针对特权阶级的 增税政策。法国试图对贵族新增的税收包括农业税、租税和个人所得税，特权阶级仍 然有足够的方法去应对。对于农业税，贵族领主可以通过对租金的调整将其转嫁给农 民;对于租税则通过影响税评人员和购买豁免权来规避;对于所得税则通过少报瞒报来逃税，例如皇族每年应当缴纳 240 万里弗的所得税，但实际上仅仅缴纳了 18.8 万里 弗。1 其次是内克尔的借贷政策。内克尔为了支持战争而过度举债，花费高达 10 亿 里弗，尽管信贷扩张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但长期来看却让财政急剧恶化，再度濒临 破产。最后，削减支出所节约的收入对庞大的战争开支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它所造成 的紧缩在短期内却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困难。削减支出又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普遍不 满:王室开支减少造成王后对内克尔的不满，官员工资下降引发了普遍的懈怠，金融资 本家则因被断财路而仇恨改革者，改革派空前孤立。1781 年，内克尔公布了法国政府 的财政预算，由于该报表透露了巨额的王室赏赐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公愤，这便触及了 统治集团的底线，内克尔被迫辞职。由于特权阶级对改革者的敌视和财政改革本身存 在的副作用，财政改革几乎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不满，历次财政改革都以失败告终， 路易十六只能通过召开三级会议来解决财政危机。由于卡洛斯三世积极推进了军事现代化和战争的巨额支出，军费开支急剧上升， 占了总支出的 1 / 4 以上，其中一半以上的军费都被用于建设海军。2 尽管西班牙可以 通过殖民地的收入来改善政府收支，但仍然不足以支持西班牙的军事现代化和战争的 开支，因而需要通过改革财政体制来筹集资金。西班牙的财政体系比法国更为复杂， 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形成复杂的税收转移网络，它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在宗主国区 域内的征税，其次是各殖民地间的财政互补，最后是殖民地向母国的汇款。3西班牙的财政改革主要集中于第一和第三个层面。首先，西班牙通过打击教会来 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西班牙的教会和王权有着几个世纪的共生与合作，这使得西班 牙的政教分离比欧洲的任何国家都要困难。教会财源主要有三个:一是什一税，二是 通过遗赠和购买方式所积累的土地所带来的收入，三是向外界尤其是政府提供的贷款 利息收入。政府财政依赖教会的贷款，自然对教会敬畏三分。随着教会资产的不断膨 胀，教会的免税特权既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损害王室的权威。到 18 世纪 50 年 代，西班牙教会已攫取了近 15%的国民收入，牧师的收入是非神职人员的 5 倍。4 改 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削弱教会的财税特权，王室在 1761 年接管了教会主要的税收项目，清退了许多试图逃税的牧师，并对教会的土地征税，尽管税率只有普通税的一半。同 时卡洛斯三世要求教会“自愿”捐款，并向各修道院索取它们全部收益的 8%。1 其次， 西班牙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在西欧国家中，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为保卫 母国提供兵力和对财政收入有贡献，其他国家最多只能用殖民地所征收的税收来维持 费用，在战时则根本无法维持支出。2 卡洛斯三世通过往殖民地派遣监察官和实施严 格的军事管控进一步攫取殖民地的财富，并向荷兰出售从殖民地获得的黄金以及在殖 民地出售皇家彩票来筹措资金。此外，西班牙同样实施减少行政开支和发行偿付利息 的政府债券来改善财政收支。但西班牙政府的信用好于法国，当西班牙的债券跌至票 面价值的 70%至 80%之间时，西班牙在 1782 年创设了第一家银行——圣卡洛斯银行 以票面额赎回债券来恢复国家财政信用。3西班牙的财政改革完全是由传统贵族所推动的，目的在于增加王室收入。殖民 地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也存在诸多掠夺性政策，例如各类垄断专卖 权和关税收入，因而加剧了土生白人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在本土的改革中，改革 者在经历了 1766 年的骚乱后对民众并不信任，他们只希望在精英牢牢控制的社会 中，拥有高效且顺从的农民和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在改革中受益不多，因此对于改 革也不积极;民众对改革持强烈反对态度，因为改革所需要的成本大部分都先成了 民众的负担，而改革的目标又过于分散，最终大部分改革项目因缺乏足够的资金支 持而虎头蛇尾。改革实施后，西班牙从殖民地获得的财富大幅上升。18 世纪 60 年代，西班牙年 均从殖民地获得 312 万比索，到 90 年代就高达 906 万比索。1750—1770 年间西班牙 从美洲输入的银币占铸币总量的 27%，1770—1790 年间则达到了 40%。5 西班牙未能 将通过改革获得的资金用于国内建设，反而将大部分从新西班牙获得的资金用于支付 利息和扩军。西班牙海军的吨位从 1765 年的 12.4 万吨增加到 1790 年的 25.3 万吨， 增长近一倍，相比之下，法国的增幅为 85%，英国仅为 25%。6 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西班牙每年军费涨幅高达 37%，由于来自殖民地的收入被切断，西班牙出现财政危 机。1 西班牙本土的改革虽然相较法国更为温和，但财政改革同时得罪民众和特权阶 级，却又未有显著成效，最终在 18 世纪 90 年代被废止。在殖民地的改革中，当地人不 但没有从改革中获益，反而被西班牙对殖民地的强力控制和对资源的掠夺所激怒，开 始寻求脱离西班牙的统治。
战争成本急剧增加对旧制度的财政体系形成冲击，旧制度下的改革已经陷入两难 困境:若任由事态恶化，巨额的利息就会导致财政危机，危及旧制度，而财政改革所激 发的民众与贵族的反抗同样会威胁到旧制度的生存。西班牙和法国都选择了后者，但 西班牙对殖民地的掠夺和转嫁使其财政危机并不如法国迫切，因而在本土的财政改革 也相对温和。法国的改革除了借债之外几乎都是以得罪民众和统治集团内部为代价 的，因此在集团内部激起强烈反抗，使得政府在濒临破产时被迫召开三级会议;而西班 牙的改革力度相对较小，更多地通过对殖民地的控制来弥补财政缺陷，虽然没有触动 本土贵族利益，但却引发了殖民地精英和民众的反抗，最终为 19 世纪初新西班牙的独 立运动埋下伏笔。六、波旁王朝的改革之殇:一个“ 因素+机制” 的解释国际竞争和启蒙运动促使法国和西班牙在政治、经济和财政三个领域进行改 革。在政治改革中，法国通过动员官僚机构和召开省三级会议等方式打击和削弱贵 族的力量，激起了以高等法院为代表的贵族的强烈反抗;西班牙政治改革的力度要 小得多，王室扶植中下层贵族来对抗学院派为代表的高级贵族。在经济改革中，法 国和西班牙都采取了贸易自由主义的政策，对内破除垄断和壁垒，对外开放外贸和 殖民地，但是受人口和经济周期的影响，经济自由化造成物价飞涨，西班牙的民众被 动员起来反对新政，而法国的民众则在骚乱后进一步要求政治权利。在财政改革 中，西班牙通过没收教会资产和掠夺殖民地来应对财政危机，激化了殖民地与宗主 国的矛盾;而法国试图取消贵族特权遭到贵族集团的一致反对，导致王室在统治集 团内部空前孤立。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改革失败如何导致了法国和西班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 运。本部分将结合此前讨论的三个领域和各个变量的作用来给出一个“因素+机制” 的解释。如图 4 所示，改革经历了评估、决策、动员和执行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本 身即为改革的核心机制，而殖民地、国际竞争、社会结构、国家能力和思想启蒙这些 变量(因素)通过辅助机制作用于战略行为的不同阶段，最终造成了改革结果的差 异。本文借助于“因素+机制”的解释来深化对改革四个阶段中核心因素、辅助因素、 核心机制和辅助机制的理解。第一，国际竞争主要影响改革的评估阶段，造成波旁 王室的财政危机，迫使其进行改革。因此国际竞争是改革的前提变量，而财政危机可以理解为这一辅助机制中的中介变量。第二，启蒙运动在政治、经济和财政理念 上提供了新的思想，在决策阶段为改革指明方向。但思想的作用并非决定性的，而 应当理解为辅助因素，即思想启蒙推动了改革的进程。第三，在动员阶段，国家能力 对改革力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殖民地因素则通过辅助机制来影响改革的力度。由于法国缺乏殖民地来转嫁矛盾令其政策选择更少，因而执行改革更为坚决。西班 牙则不然，正如当时西班牙的一位官员所说，“ 西班牙未来的和平建立在忽视殖民地 的利益之上，而法国缺乏这种优势”。1 第四，由于社会结构趋于利益固化，改革在执 行过程中时常受到特权阶级和民众的反对，不利于改革的外部环境又加速了改革的 失败。而外部的经济环境则通过辅助机制降低改革的经济绩效加剧了改革的失败。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对改革失败的分析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社会结构和国家能力 这两个核心变量。从利益固化的角度来看，旧制度的专制形态往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早期国家 建设时间较久的国家，特权阶级的势力已经深刻嵌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盘根错节的体 系让它们成为维系旧制度不可或缺的力量，损害它们利益的改革就难以有效实施。法 国和西班牙都是传统的帝国，具有非常强大的特权阶级，利益固化非常严重。西班牙 的教会和贵族仍然控制着国家的主要部门。菲利普五世为了加强中集权大力支持 教会的发展，西班牙的教士数量达到 16 万，并且鼓励宗教裁判所的活动。整个国家都 掌握在教会和贵族手中，他们控制着国家高级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任命权，同时控制着 国家的土地和财政。2 西班牙的高层官员则主要来自三所大学——阿尔卡拉( Alcalá) 大学、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和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大学，它们的学生主要 来自贵族和上流社会，很少来自中产阶级。3 法国的利益固化问题同样严重。法国的 社会结构已经从 17 世纪的王室、佩剑贵族、穿袍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三角转变为 18 世 纪的王室、中产阶级改革者、特权维护者的三角关系。4 1717 年以后，包税人、收税人、 大司库、承租人及其他高级会计师们共同形成了数量庞大的贵族，他们与支配阶级结 合在一起的程度相当高，以至于国王无法召开反对他们的司法会议。5 利益集团形成 对君主制度的制约，法国的路易十四在政府完成了消灭一切竞争权力后，又不给予体制以全部权力，让国家的一些高级阶层——教士、贵族和最高法院保持了足够的独立 性，使其可以对抗国王的意旨，阻碍官僚机构的工作。1从国家能力角度来看，法国比西班牙具有更强的国家能力。法国的王权在消除 潜在敌手、提高自身的强制力以及管制从臣民那里提取的资源等方面非常成功，并 且成功地吸纳和打破了那些在 17 世纪早期仍拥有自主军事力量与独立庇护网的王 公贵族和领主。2 法国高等法院的权力到达顶峰是在 1750—1760 年间，在莫普 (Maupeou)打击了高等法院之后，法官们在路易十六时期的权力较弱，各类增税的 法令相对容易通过。3 相比之下，西班牙保留了许多中世纪色彩的制度，其官僚体制 效率也远不如法国。王室敕令对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和态度缺乏作用，国王缺乏忠诚 的代理人网络来推行法律。4 西班牙广阔的殖民地分散了统治者的精力，马德里距 离殖民地过远，无法依赖中央军对其进行有效控制。18 世纪后期，宗主国与殖民地 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英美法等国又加快了对其殖民地的渗透，西班牙的国家能力 被进一步削弱。因此法国的国家机器能够更强地动员起来，从中央到各级行省，从 城市到农村都更顺利地实行新政;而西班牙最初的改革只能依靠与贵族和教会的部 分妥协而非高效的官僚机构来推动，就意味着改革措施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 领域。
结合上述变量，图 4 给出了法国和西班牙两种不同结局的机制性解释。法国强有 力的国家能力起到了重要的动员作用，但是却因为社会内部的利益固化，同时激化了 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一方面，王室因为削减特权和打击贵族削弱了自身 的统治能力，这反而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法国“最完全地丢 掉了能对封建制度起保护作用或为它服务的一切，却没有改去自身中那些会伤害人的 东西......贵族在丧失其古老的政治权利后已不再治理和领导居民，然而却还保留金钱 上的豁免和利益，这便使得他们的特权显得如此不可理解”。5 另一方面，改革加剧了 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王权的衰落使得贵族的挑战更加肆无忌惮，官商勾结使得资 产阶级也开始支持贵族的反动，君主制的革新者想以牺牲特权来加强专制主义，法国力图推行普鲁士或者俄罗斯式的绝对专制，但却遇到了中欧国家所未曾有的阻 力。1 所谓的贵族反动并非是要反对政府恢复到路易十四时期的绝对主义，而是为了 抵制政府过于激进的财政政策，1771 年以后，代表它们的高等法院之所以支持召开三 级会议是因为它们发现已经无法用过去的方式来捍卫自身利益。2 最终，绝对主义国 家的覆灭直接与其封建结构僵化有关，君主政体无力向它代表的阶级征税，而国家与 贵族之间的僵硬关系最终加速了它们的共同灭亡。3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 的同时爆发毁灭了旧制度。高等法院坚持在税制改革之前必须召开三级会议，在灾 难性的欠收和广泛失业的惨境中，路易十六被迫召开三级会议，贵族、资产阶级、市 民和农民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大革命的到来最终埋葬了旧制度。相比之下，西班牙 王室的改革力度较弱，而且有广阔的殖民地作为缓冲，绝大多数的改革都没有触及 贵族最根本的封建特权。由于没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推行强有力的改革，改革的力度 尚未造成封建结构的完全僵化，特权阶级内部也不会有推翻王权的决心，因此西班 牙的改革虽然在天灾人祸中失败，但是退回原点时仍能维持政局的稳定。在法国大 革命之后，佛罗里达布兰卡就意识到改革的风险，最终停止了各项改革。西班牙在本土和殖民地的改革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西班牙依靠其军事实力在殖民地相对具 有更强的国家能力，可以大胆地在殖民地打击当地贵族和教士，相对容易地进行政 治、经济和财政改革，但这类改革明显僵化了殖民地精英和王室派遣监督官之间的 关系。因此当西班牙在拿破仑战争中被严重削弱后，墨西哥率先在 1810 年爆发独 立战争，此后中美洲地区纷纷在 19 世纪 20 年代脱离西班牙，传统的殖民帝国最终 分崩离析。法国和西班牙的结局代表了改革失败的两种不同结果，法国和西班牙的政治、经 济和财政改革仍然可以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最后我们借此察看改革的内在悖论，并进一步给出补充性解释。在政治改革中，开明君主面临着启蒙与集权的悖论。上文已经提到，政治改革是其他领域改革的基础，改革之初王室需要集权来动员国家机器，但集权本身却不符合 启蒙精神。首先，尽管启蒙时代的“开明专制”不同于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式的王 权至上，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基础仍然与启蒙精神相悖。并且，在最初实施中集权 时，无论是精英还是民众都无法判断王室集权的意图，无法了解王室究竟是希望推动 改革还是回到绝对王权。其次，法国和西班牙试图通过中集权效仿英国，希望学习 英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效率来维系旧制度，但这些效率又只有在代议制民主的环境 下才能够实现。再次，王室需要的启蒙与贵族和民众眼中的启蒙是不同的:国王的启 蒙是以王权至上为基础，确立君主的权威的同时破除贵族的特权，让贵族和民众更为 平等;贵族的启蒙则是希望借助于宪制限制王权，在贵族制下拥有较高生产率且顺从 的民众;民众的启蒙则是希望拥有更加广泛的平等和政治权力。最后，启蒙与集权之 间的矛盾造成了社会的撕裂。以法国为例，面对王室所推动的“反特权”的改革，贵族 以“反专制”的形式进行抵制。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坚持历史先例，司法行政官则维 持职业传统，法律界人士和哲学家援引自然权和理性思辨，他们共同主张用法律限制 王权。1 显贵和高等法院迎合了国民对一个过时且缺乏权威的制度的不满，2在反对 专制的口号之下，贵族、高级牧师、城市资产阶级和市民都联合在一起。3 高等法院和权贵们利用了启蒙中的口号来阻碍中集权下的改革，这就堵死了旧制度下改革的最 后途径。据此我们得到启示一:改革的可操作空间非常小，开明君主制下的改革只能 在增加自由和加强集权两个互相矛盾的目标中间进行权衡，短期内通过中集权推动 制度变迁，中长期则需要通过分权来维持和深化改革。因此，在改革初期，改革者需要 在集权的同时给民众和精英以足够的分权的预期。在经济改革中，改革面临着时机与绩效的悖论。政府在经济繁荣时期并不愿意 改革，甚至不会有改革的意识，在经济绩效不佳时，政府才会被迫改革，但改革本身 又对绩效非常敏感，这就必然使得改革充满风险。首先，繁荣本身就是对制度的肯 定，国家在强盛时通常缺乏改革的意愿。17 世纪后半叶的法国便是如此，即便是伏 尔泰这样的启蒙思想家，对路易十四的时代仍旧充满了溢美之词。1 其次，推动改革 需要大政府，但大政府时常导致民众对政府过高的期望。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大家 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唯有政府采纳确保公共秩序...... 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2当经济改 革在短期内无法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时，最初因寄予厚望而产生的改革共识会迅速 破灭，从而导致改革的支持者减少。再次，政府通常在逆境中才愿意推动改革，但改 革的合法性却对绩效非常敏感。西班牙和法国在意识到要改革时，经济已经处于下 行期，同时还面临人口压力和通货膨胀，这个时候开放市场、收缩财政的改革所面临 的风险远高于繁荣时期。最后，即使改革取得部分成绩，也未必能得到更多支持，甚 至会打击政府的威望。因为改革否定了过去，改革消除部分流弊却使人更加容易察 觉到尚有其他流弊的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 更加敏锐。3 据此我们得到启示二:改革面临的窗口期非常短，经济过好或者过差时 都无法推动改革，改革需要在经济开始出现一定危机但问题尚且不严重时才有可能 成功。在财政改革中，改革面临着财政和维稳之间的悖论。政府要维持政权稳定需要足 够多的财政，但是财政改革会让政府更加孤立，反过来不利于政局的稳定。财政改革 的措施无非是开源节流，无论是减少支出还是对特权阶级征税，都意味着政府要与特 权阶级发生冲突。在路易十六的财政改革中，政府是为了行使专制的权力，特权阶级 则是为了避免捐税的负担。但是双方都只想保留旧制度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当政府打出反特权的口号要求平等纳税时，特权阶级对政府进行还击，要求政治自由，取消专 制权力。1 不仅如此，统治集团内部仍然隐含着多种削弱、歪曲和无视王室法令的机 制，特权阶级可以用各种方式维护自身利益:用消极怠工降低行政效率，通过影响绩效 否定改革的合法性;转嫁和抵消新政中损害自身利益的内容，如贵族的免税权被取消 后，会提高地租把税收转嫁给农民;通过宫廷阴谋打击王室的威望，如法国王室的声誉 就一直受到各种小道消息的玷污。2 财政改革的影响面极广，即使仅仅对特权阶级征 税也会以各种渠道转嫁给农民和市民，这就意味着对特权阶级征税同样会导致失去民 众的支持。当政府未能珍惜通过得罪许多群体才获得的收入时，如将收入用于无效益 的项目或者战争，财政改革就可能将财政危机进一步升级为社会危机。据此我们得到 启示三:财政改革通常意味着统治者至少部分需要从统治集团内部获取新的财政来 源。改革的试错机会并不多，新增的财政收入是以削弱原先的统治联盟为代价的，故 而需要谨慎和有针对性地使用每一笔财政收入。最后，基于上述三个层面，改革还面临国内改革与国际竞争之间的悖论。改革者 需要必要的威望来维持和深化改革，而改革时期的绩效未必常尽如人意，因此改革者 时常面临通过对外出击来获得威望的诱惑，然而外部冲突加剧又通常不利于改革。第 一，国际竞争造成过强的国家主义不利于政治改革。国家主义造成同仇敌忾的国内气 氛冲淡了改革的议题，也分散了领导者对于改革的关注。例如法国和西班牙的军官仍 然以贵族为主，战争会导致贵族的地位上升，从而不利于中集权和推动改革。第二， 对外竞争造成重商主义倾向不利于经济改革。当时作为成功典范的英国是依靠市场 经济，通过分工细化提高生产效率，而重商主义则强调加强垄断、做大做强来参与国际 竞争，这便可能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降低国内的经济活力。法国对于商业自由 化一直存在较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认为自由商业的精神容易使人拥有过多的自利倾 向而不利于公共利益。3 西班牙希望通过国家垄断来增强竞争力则加剧了其对掌握 垄断行业的特权阶级的依赖。第三，对外竞争所造成的财政负担不利于财政改革。短 期来看，法国和西班牙在 18 世纪的多数战争都没有收益，即使在北美独立战争中获 胜，由于战争恶化了国家财政仍然得不偿失，更遑论七年战争这样的惨败。长期来看， 战争造成的巨额债务让法国和西班牙时常依赖卖官鬻爵和向特权阶级借款等方式来缓解财政，这导致财政收支的长期恶化，也加深了王室对特权阶级的依赖，从而增加了 改革的难度。据此我们得到启示四:改革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外部冲突会阻碍改革 进程乃至扭曲改革的方向。改革者需要意识到对内和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在改革的 攻坚阶段需要避免在国际竞争中投入过多资源，更多地采取守势和外交手段维护国家 利益。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改革的约束条件非常多——政策空间小、时机短、试错 机会少，并且还需要权衡内政与外交，因此改革成功是非常困难的，而失败则非常容 易。所以不难理解在 18 世纪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中，改革往往成功者寥寥而失败者甚 众。本文通过对两个案例进行剖析和过程追踪，给出了法国和西班牙改革失败的机制 性解释，其意义在于理解历史上相似的改革措施可能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了解特 定情况下哪些改革措施可能是无效的以及这些措施可能存在的风险，从而减少改革过 程中的弯路。但受到样本量的限制，本文无法给出关于改革失败的普遍性解释。而更 为普遍性的机制只有通过对样本和时空范围的拓展才有可能找到，但对法国和西班牙 这两个经典案例的研究可以成为更宏大的理论框架的基础。
本文来源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注释从略，部分文字经过了编辑、调整，限于编者精力，正文文字间留有一些空格，还有不少注释数字没有删除，敬请谅解。欲求全文请查阅原刊。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不守此规矩的公众号，请勿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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