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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济学的人更自私吗?

人神共奋 人神共奋 2023-03-01

首发于“人神共奋(ID:tongyipaocha)”微信公众号

每周二原创:职场学习类干货

利他即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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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经济学中的“恶魔”


把人的“自私”作为理论公设的,莫过于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几乎都在为人类的“自私”行为辩护:


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


于是,有人开始研究,学经济的人会不会更自私?



果然,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Y Bauman和E Rose调取了华盛顿大学8000多名学生对社会项目捐赠的管理数据,并与他们所选修的课程进行对照,发现经济系的学生捐款数量明显少于其他专业的学生。


除了现实数据之外,还有一些实验也得出类似的结果,比如让学生想象店家多找了自己100块钱,经济系的学生选择返还的概率更低。(请别急着下结论,此实验还有后续彩蛋)。


如何理解这个结果呢,是选择经济系的学生本身就比较自私?还是这个专业赋予他们更自私的思考方式?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是后者,是经济学把人给“教坏了”。通过捐款数据与选修课程的联系发现,如果高中已经选修过经济学的课程,捐款概率一开始就会很低,而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选修了经济学课程后,捐款概率也会明显降低。


到底经济学在我们的大脑植入了什么“邪恶”的理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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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即自私?


古典经济学的大厦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判断之上——稀缺性和理性人假设,类似欧式几何的几大公设。


稀缺性:人类面临的资源是有限的,而需求是无限的,人们必须在不同的选择之间进行权衡和决策。


理性人假设:人们做出决策时,会根据他的利益和偏好,比较成本、收益、机会成本、风险,做出最优选择。


古典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建立在这两个基石之上,学习者会更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满足“稀缺性”的要求,更在意这笔钱最后有没有被滥用,这无疑降低了你捐款的积极性。


不光是更“自私”,经济学家们常常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比如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适用房不应该建卫生间。


逻辑是没问题的,经济适用房是竞争性的稀缺资源,富人当然比穷人更在乎有没有卫生间,减少了竞争,穷人就更有可能得到经济适用房。


但这么做明显既不符合情理,也不会有好效果——有钱人拿到经适房可以租出去。这理论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此类观点对“人们利弊权衡”的理解过于狭隘。


以“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心”为例,如果人的行动都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那么人为什么会有无私帮助他人的“利他”行为——而且这还不是一时性起,而是极为常见的行为?


如何理解“自私”和“利他”,这就需要引入心理学家的研究。


心理学研究者发现,当捐献者提供一些糖果、蜡烛之类的小礼物时,人们就会捐出更多的钱,其实他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也不会去买。


由此产生了解释利他行为的一个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利他行为者在决定是否提供帮助时,与正常的消费一样,同样要考虑付出与收获是否值得。只不过,此时他们考虑的并不是外在的物质回报,而是内在精神上的满足感。


除此之外,利他行为还有避免“内疚感”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教材都喜欢用林肯的一则轶事:

有一次,亚伯拉罕·林肯在马车上和另一名乘客讨论起利他主义这个哲学问题。林肯认为,自私能引发所有的善行。


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母猪的哀嚎——她的小猪掉进一片水塘快要被淹死了。林肯让马车停下来,他跳下车跑去,把小猪救了上来。他回到马车后,同伴问道:“嗯,亚伯,刚才的小事中,自私在哪儿呢?”


“爱德华,这正是自私的本质!如果我刚才径直走过,扔下痛苦的在担心其孩子的母猪不管,我就一整天不会得到心灵的宁静。我刚才救小猪只不过是为了安心。你难道不明白吗?”


一项实验证明了内疚感对于利他行为的影响,研究者向参与实验的大学生提出一个有可能说谎的问题,再请求他们帮助做一些表格,结果显示,之前没有撒谎的人,平均提供帮助的时间为2分钟,而撒谎者之后提供帮助的时间为63分钟——显然是为了缓解内疚感和弥补自我形象。


研究者继续思考,像内疚感这一类负面的情绪,是否都会增加人们的利他行为呢?


结论并不总是如此,只有指向他人不幸遭遇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才会提高利他行为出现的概率,像愤怒、极度的悲伤,这些过于指向自己处境的消极情绪,反而会减少利他行为。


这两种心态的区别在于,他人的痛苦遭遇会唤醒某些记忆——过去因为没有帮助别人而产生的“内疚感”,而自己的痛苦则不会。


所以研究还发现,对于儿童来说,将他们置于消极情绪,同样是降低了利他行为。


这也验证了经济学的基础,自私是人的天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一部分从追求物质回报发展到追求精神自我回报,从而发展出利他行为。


利他行为是施与者和接受者同时受益,和正常的商品交换没有本质的区别,符合经济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解释——每个人通过自身的自利行为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最大的福祉。


如果利他是一种更高级的自私,那么,开头说的学经济的大学生捐款少,会不会只是暂时的现象呢?


研究者继续深挖数据后发现,学了古典经济学的人,捐款概率会降到最低,而之后再学“现代派”的行为经济学后,捐款概率又会升高。


为什么行为经济学可以提升人们的捐款行为呢?因为它挑战的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个基石:理性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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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对自私的理解


任何一种观点理论发展到极致,就容易引发反思,“古典经济学”也不例外。 


古典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完全基于利弊进行决策,经济学原理的第一课总是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开始讲起;可行为经济学认为,人最多是“有限理性”,常常会做出不明智的选择,所以天底下“免费的午餐”还真不少。


“理性人”假设人们在做出经济决策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进行理性计算,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后悔自己“一时糊涂”了。


如果是“理性人”,我们的偏好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利益风险是可准确衡量的,但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就不会认可五星级酒店的矿泉水卖得比超市贵十倍,不会得拖延症,不会认为炒股能赚大钱,不会在打折时头脑发热买永远不会穿的衣服。


经济学的困境在于,理性人假设太重要了,理性的行为才能预测,才可以解释经济现象,如果人总是一时性起地做某事,那经济学的结论还可信吗?


不过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的“非理性行为”也是可以预测的,卡尼曼提出的“认知偏差”就是一种“可预测的非理性”,是大脑中的思维定势。


比如“利他行为”,是因为人类社会有一个普遍存在的“互惠规范”,别人帮助了我,我就应该给予回报,而不管这种帮助是不是我需要的。


所以那些请求你捐款的人,总是先给你一点小礼物。虽然你得到的和付出的完全不相称,并且你也知道它们不相称,但你仍然会这么做,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稳定存在的“认知偏差”。


互惠规范在几乎所有时代和所有社会形态都存在,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作者的解释是:人类之所以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是因为他们能够共同协作,互相帮助。这就形成了之后的利他行为和互惠原则。



为人们的“非理性行为”定量,这就是经济学进入“行为经济学阶段”后的变化,在大众看来更“人性化”了,理论也开始“感性”起来,随之而来,人们的捐款概率也上升了——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经济学,应该符合人性的基本设定。于是有人重新做了那个学经济的大学生的实验,却得到了一个“光明”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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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是为了什么?


经济学家蒂莫西·泰勒在2014年报告了一项实验,研究者将装满现金的信封假装遗失在课堂中,以观察学生是否会拾金不昧。结果,经济学学生归还的比率显著高于其他专业学生。


好像跟前面的某个实验结果冲突?再仔细看看不同之处,那项实验是让学生想象“店家多找了自己100块钱”。


也就是说,学过的经济学思维方式要求自己“趋利避害”,但在实际发生时,他们仍然会遵循内心的道德原则。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下“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后,怕后世的人会误解他,又写了一本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把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看成最重要的人性,书中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是为了什么?

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

归根结底,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爱和认同。


从“非理性”到“理性”再回归“有限理性”,从“追求自己的利益”,到得到“他人的爱”,他们对“人性”、对“乐于助人”、对“理性”的认知,都经历了一个大循环,最终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自我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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