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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之恶:一个普通人是如何秒变“恶魔”的?

人神共奋 人神共奋 2023-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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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实验与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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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变成恶魔,只需要几秒钟


又一个网暴致自杀的悲剧,很多人不禁想问,这些躲在黑暗角落里的,到底是怎样的恶魔啊?


他们当然都是平常人,也许就是你每天打招呼的笑呵呵的邻居、一起喝过酒的不擅言辞的同学、共同执行过任务的普普通通的同事。


普通人是怎么瞬间变成恶魔的呢?


很多读者应该听说过“米尔格伦实验”——一个关于“服从权威”的著名心理学实验。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伦教授(下图的E)让一位志愿者假扮“学生”(L)的角色,骗一群受试者(T)说,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让这些受试者(T)问这位“学生”一系列问题。如果答错了,受试者就按下电击按钮(实际上并没有电击),在隔壁的“学生”(L)假装发出惨叫,痛苦求饶。



实验还要求,在“学生”每次答错后,受试者都要加大电击力度。


这个实验模拟了一种情境:如果你能保证自己不受惩罚,同时又有“权威者”的鼓励,你是否会突破良知的底线,做一些不道德的事?


这个实验的结论非常遗憾,暴露了人性最黑暗最复杂的部分。


一开始,大部分受试者都不忍心这么做,但实验指导人员不停地鼓励他们,保证他们不会因此受到惩罚。最终竟有三分之二的受测试者在听到对方痛苦求饶、甚至假装昏迷后,仍然继续按下了更强的电击按钮。


不过,不同的人在实验中还是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拒绝这种不人道的实验;另有一些人在迈过人性的那道黑暗门槛之后,突然沉浸在这个残酷的“游戏”中——他并不知道这是假的。


实验引发了巨大的伦理争议,以至于米尔格伦无法进行后续实验,但实验所代表的意义,又吸引着更多的心理学、社会学家设计了更多类似的实验,希望知道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更可能服从权威去做坏事呢?


注:这篇文章初稿发于2018年,在经历了不同寻常的5年后,我对文章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再加上周发酵的“网暴致死”悲剧(当然,米尔格伦实验与网暴的原因并不一样),我有了重新写一遍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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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易变成恶魔的性格


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劳伦特·贝格召集了80名测试者重复了“米尔格伦实验”,不同的是这80人事先做了“大五人格分析”,并按他们最突出的性格分为五组:


“大五人格理论”是一种性格分析方法,它将人的性格分为五类:



结果显示:在“权威者”向他们布置电击“学生”任务时,其中“有责任感的同事(尽责性或严谨性)”和“有亲和力的同事(宜人性)”这两组测试者,更容易服从命令;而“开放性、外向性、情绪性”与“服从权威”无关。


比较容易理解的是“宜人性(agreeableness)”,因为它的六个子维度中,就包括了“服从(compliance)”。


但是,以“宜人性”为主性格的人,其他几个子维度(信任、坦诚、利他、谦逊、同理心)和“服从”会相互影响,比如:他们会本能地避免破坏大家默认的规则(信任、谦逊),或者避免令他人不安(利他、同理心),或者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信任、坦诚)、或者满足社会期待(谦逊、同理心),从而选择“服从”,特别是“服从权威者”。


翻看记录“文革”和 “反‘右派’”斗争的回忆资料,那些被“打倒的人”常常会惊讶地发现:那些平时与人为善的同事,大多不会违背“上面”的意愿,什么违心的话都敢说,什么脏水都敢泼;反倒是那些平时跟谁都处不来的“刺头”,就算不会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至少也不愿意说谎。



以“宜人性”为主性格者,常常会以别人或社会的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米尔格伦实验”的受试者事后被问及为什么会同意这么做时,他们常常会“无师自通”的认为,既然这是一项科学实验,那一定是有社会意义的,我不是在做恶,我是在履行一个神圣的科学使命。


如果说“有亲和力的同事”屈从于权威,是因为他们太在乎别人的期望,那么,“认真尽责的同事”屈从于权威,刚好相反,是因为他们太在乎自己的职责。


“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是指我们控制、管理和调节自身冲动的方式。以“尽责性”为主性格特征的人,往往具有相当强的成就动机,并有很强的自我管理能力,对秩序和规范有强烈的偏好,常常显得刻板不够灵活。


这个性格描述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日本和德国的民族性,“认真的日本人”和“严谨的德国人”不正是人们普遍的印象吗?


举个很“日本人”的例子,在1936年的“二二六叛乱”中,一群政变的青年军官冲进反对扩军的大臣高桥是清的官邸,将其乱刀砍死。临走前,这些凶徒竟彬彬有礼地向惊魂未定的高桥妻儿老小鞠躬道歉:“真是打扰了。”


日本人的性格中,“宜人性”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时刻注意不要影响他人,与他人保持一致,等等。看起来是美德,但与“尽责性”相结合,就变成了名著《菊与刀》对“日本耻感文化”的分析,日本人干了坏事之后的三种心理反应:


情况一:干坏事了,可大家都不知道,那就不必自寻烦恼;

情况二:干坏事了,大家也知道了,但都认为没有错,那就不需要道歉;

情况三:干坏事了,大家也知道了,而且认为是错的,可耻啊,赶紧去切腹吧。


“服从”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石之一,“按规则办事”是网络舆论最“政治正确”的声音。但是,如果权威者以“服从”为由,要求大家做坏事,或者整个社会舆论无形的压力,“要求”人们“以暴易暴”,此时,“对权威的服从”、“向大众舆论看齐”,很可能成为恶行的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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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网暴成瘾”者


另一些心理学家也重新组织了类似实验,并对其中一些变量进行了分析:


当受试者只下口令,不需要自己按下按钮时,服从的比例上升到9成;相反,当“学生”与受试者在同一个房间,受试者能亲眼看到“学生”的惨状时,服从的比例立刻下降到不足四成。


这个实验部分解释了网暴行为,为什么网络暴力的占比和激烈程度,远远高于真实社会生活?



有媒体匿名采访过那些有网络暴力行为的人,发现其中有一些人属于长期“网暴成瘾”者,每天固定寻找某些类型的话题,发泄内心的阴暗,并有强烈的“反侦察”意识,有大量ID,不断更换IP。


这些人的特点:

1、与受害者无接触,没有物理性质的暴力伤害,减轻内心的负罪感

2、门槛低,随时随地进行

3、匿名性,易躲避惩罚

4、自诩“正义代言者”


假设网民中,有网络暴力倾向的人占比只有0.1%,但由于正常人评论互动率只有0.1~0.5%,而这一类人只要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张口喷粪的概率就是100%,而且还会持续关注讨论,最终,他们的评论占比在一些易被攻击的话题中,就会上升到一半以上。


可能有人认为网暴与“米尔格伦实验”不同,并没有权威要求你服从,实际上,那些容易被网暴的事件,往往有两个特征:


1、针对更容易被污名化的网络弱势群体

2、容易被人占据舆论高地,用正义感掩盖暴力内核


这一类长期网暴者,虽然没有权威要求他们这么做,但他们自诩“正义代言者”,内心总有一个声音让他们相信,立场比真相更重要,自己这么做才是正义的,不会受到社会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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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之恶


后来人们翻阅实验记录,发现米尔格伦的实验设计流程也影响结果,实验规定,受试者一旦开始就不能中途退出,所以在“学生”的惨叫中,很多受试者很快把电压升到最高,并不是因为喜欢作恶,而是想尽快结束这个噩梦。



所以后来的很多实验改变了流程,分析“权威者”在其中的作用:


  • 如果“权威者”中途离场,而助手又表现出不情愿的神态,服从的比例会骤降到二成;

  • 如果受试者看不到“权威者”,只是在电话里接受实验,那服从比例同样不足二成,而且受试者试图欺骗“权威者”,只是假装按按钮;

  • 如果测试地点变成商务楼,而不是大学或政府的研究机构,服从比例会下降到五成;


这说明,大部分人都是“假服从”,既无法反抗权威者,又无法忍受内心良知的折磨。


与这一系列米尔格伦实验相对应的,是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是她报道纳粹恶魔阿道夫·艾希曼审判后总结的一个名词。


所谓“平庸之恶”,即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


通常,我们理解的恶,都是那种处心积虑、老谋深算,或者丧心病狂、恶贯满盈的状态,但生活中大部分的“恶”,体现的是平庸性,往往源自不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不反思行为的过程,不在乎行为的结果,不假思考地接受权威者、身边舆论的要求,是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


所以,那些与邪恶相对应的道德意义上的“善”,并不难,大部分人都能做到,大部分人都是“道德之善”与“平庸之恶”的混合体。


真正的“善”,是与“平庸之恶”对立的善,往往需要有深度思考,有极大的勇气,才是最难得的。


批判网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网暴毕竟跨越了“道德之善”的边界,但真正需要反思的是造成网暴的舆论土壤,这些网暴者为什么觉得某一些话题是可尽情网暴的?为什么觉得某一些话题只需要选对立场就可以信口雌黄?


这些思考,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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