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本文为刘小枫教授为傅正博士新著《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所作序言。感谢作者授权刊发。

从帝制到共和，中国政制的现代转型经历了艰难曲折的百年历程（1840 - 1949），古老的天安门前竖立起“人民英雄纪念碑”，标志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于大局初定。如今的我们生活在新生的共和时代，虽然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共和经历仍然曲折艰难，毕竟已经进入后共和政治状态。

从英国舰队炮击国门到帝制瓦解，从“真假共和”之争引发内战和外敌趁虚而入，到中共军队将外国舰队逐出长江，从共和国在灰烬中重生到改革开放，儒家思想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今文经学率先突起引领变局，随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成为主流并在“文革”时期贯穿落实，改革开放之后儒家思想又死灰复燃。如今，儒学复兴的学术景观已蔚然可观，不仅论说蜂起，而且内部相互攻讦日炽。就此而言，在后共和时代的政治状态中检讨儒家思想的百年经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不仅具有政治史学意义，而且具有政治哲学意义。

傅正博士的《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篇幅虽小，涉及的问题却不小。在笔者看来，副标题点明了本书的实际主题是“新今文经学与现代革命志士”。“古今之变”这个书名不外乎表明，对儒家而言，“革命”是一个古老语汇，而非现代语汇。晚清以来的现代革命堪称独一无二，仅仅因为这场革命的实质乃“古今之变”。因此，新经学与现代革命志士之关系究竟如何，与今天的我们并非没有直接干系。毕竟，无论从制度还是思想层面上讲，这场伟大的“古今之变”尚未尘埃落定。

回顾并检讨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变局的关系，不可能不谈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本书作者则告诉我们：还应该加上不可能不谈廖平及其弟子蒙文通！倘若如此，我们就得对学界已有的现代儒家思想的历史地图做出重大修正。 

经学有古文与今文之分，本是汉代重建国家秩序时当为哪些经书立学官之争。因秦火而来的经文抄写文字的差异，成为这场政治冲突的导火索。时过境迁，无论从学术上还是政治上讲，古文与今文之分都早已失去意义。廖平在晚清时局中突然旧事重提，而且提出前所未有的判分标准：古文经与今文经之分不在抄写文字和是否立为学官，而在崇旧制（周礼）抑或崇新制（孔子所立之制）。作者提醒我们，这个道理甚至“西汉大儒也不知道”（页21）。把这一经学议题转换成政治议题便意味着，今人必须在损益旧制（帝制）抑或创立新制（民主共和）之间做出选择。难怪刘师培、章太炎一类所谓古文派经学家也赞同廖平的判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赞同廖平的新今文学本身，毋宁说，他们欣赏其中所包含的革命正当性法理。

廖平（1852-1932）

廖平经学的革命品质首先体现在，他并非如人们以为的那样回到汉儒，而是“自创”出一个“新的今古文学说体系”。史学家们迄今仍津津乐道常州学派与晚清新今文学的连带关系，经作者的考察，这其实是个莫须有的史学论题。真实的史学论题毋宁是：既然廖平的今文经学观“恢怪”得出奇且无所依凭，我们就应该问，如此革命性的经学观是怎么来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否得自廖平的启发是现代儒学史上的著名公案，作者却关心另一个问题：身处西南腹地的廖平何以可能会先于身处沿海的康有为发明如此革命性的经学观。

作者首先以“晚清蜀学与经今文学的另一谱系学”为题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并用了三分之一篇幅讲述廖平经学形成的地缘政治背景，以至于思想史研究成了政治史学研究。关于廖平的早年经历，史学家们会津津乐道张之洞慧眼识珠，或王闿运打造尊经学院的问学取向。在作者看来，这些都是不争的史实，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其实是另一史实：

现代列强进逼中国不仅有海路（从沿海到内地），还有陆路（从中亚、南亚经新疆、西藏到内地）。经作者这么一提醒，笔者才恍然明白，身处内陆腹地的廖平为何会具有全球政治地理视野。1898年，廖平刊印其“三变”期的代表作《地球新义》，提出孔子已知全球为九大州、中国为小九州的著名论断（页61 - 66）。凭靠重新解释中国古代经典来建构一套儒家式的全球政治地理观，是廖平经学中的一大亮点。廖平一生学术多变，这一点始终未变。

由于作者没有举例让我们领略廖平儒家式的世界政治地理说高论，笔者不妨引廖平在《地球新义》刊行20年后（1919）发表的一篇论述《诗经·国风》“五帝分运”的文章中的说法，以便读者切实感受一下廖平经学如何“恢怪”得出奇。

廖平文章说，他仍然坚持自己曾凭靠《周礼》中的“赋、比、兴之名”推衍全球政治地理的“九国而三统之说”： 

即便在当时的中国知识人看来，这样的说法也明显穿凿附会得可笑，遑论今天的我们。尽管如此，作者的政治史学笔法提醒我们应该意识到，地理大发现始于16世纪，西欧人直到18世纪才大致形成明确的全球地表知识。[2]德国大学在1874年建立地理系，标志着科学的世界地理观开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争夺全球支配势力范围的工具，麦金德在1904年提出的地缘政治观堪称最好的例证。廖平在1898年提出儒家式的全球政治地理观，缺乏的仅是地理学的实证知识。相比之下，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虽然有实证知识垫底，却缺乏德性。

因此，廖平的“地球新义”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把刚刚得知的地理大发现知识塞进了中国古代经典，而在于他凭此将孔子推为世界教主。

可以看到，《王制》是廖平推衍全球政治地理的“九国而三统之说”的基础。作者恰切地指出，廖平“完全以《王制》为绳准，只有符合《王制》的才配成为‘今文经’”。用廖平自己的说法：“至于今学，则全祖孔子改制之意，只有一派。”（页49）由此我们得知，即便廖平的新今文经学谱系是伪造，也算得上哲人式的立法行为，用实证史学的脑筋来衡量，当然扞格难通。问题在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法国的著名思想史家哈扎德（Paul Hazard，1878–1944）在其名著《欧洲意识的危机》一书序言中曾说，伏尔泰的《论普遍历史》几乎在一夜之间取代了波舒哀的《论普遍历史》： 

廖平把孔子推为世界教主，与其说必然与泰西的基督教迎面相撞，不如说与现代的文明进步史观狭路相逢。因此，作者在“孔子的‘一神化’与文明进化史观”这一标题下讨论廖平的地理观，恰如其分。如今的我们很清楚，无论基督教还是儒家的世界观都面临地理大发现以来形成的文明进化史观的致命挑战。 

廖平的新今文经学显得是绝地挽救儒学的行动，但在作者看来，这似乎无异于儒家传统的自杀。首先，由于“体现孔子‘因革继周’之道的今文经少之又少，反映旧史的大多数经文又‘各就所见立说’”，廖平提出今古文经学的区分标准无异于“撕裂了”体现古三代典章制度的六经的整体性，为后来经学的实证史学化大开方便之门。作者敏锐地推断，民国古史辨派将六经还原为史料，实起自清末今文家（页51，比较页83）。

第二，把儒学打造为一神教，在中国“恰恰推动了历史进步观念的形成”。作者在上篇结束前添加了长篇“附论”，提出中国的现代历史主义实际有“两条路径”。言下之意，本来是要抵制历史主义的新今文学，反倒开出了一条独特的历史主义路径。

笔者感到困惑：按作者的辨识，廖平恰好要通过其确立的新今文经学标准阻断对经学的史学理解，何以可能引导出一种历史主义？

作者没有深究这个问题，他的关注几乎完全被自己所发现的廖平经学的革命性质吸引。在结束对廖平经学的考察时，作者说，虽然廖平与康有为都以尊孔唯尚，但廖平经学更具革命品质。毕竟，康有为凭靠新经学提倡改制，廖平凭靠新经学提倡革命，从而其经学主张更为激进。作者强调，这并非他自己的看法，而是廖平弟子蒙文通的观点： 

显然，作者更为关切这样一个政治史学问题：蒙文通经学观可能比廖平更具有革命品质。情形若真的像作者让我们看到的那样，后共和政治状态中的新儒家们就得小心了：他们自以为在弘扬儒家传统，没准儿恰恰是在破碎儒家传统。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只要是弘扬儒家就没问题，毋宁说，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弘扬以及弘扬儒家传统中的什么。

结束对廖平新今文经学之革命性质的剖析后，作者戏剧突转式地谈起了一个看似与廖平的经学革命并不相干的论题：“本省意识、保路运动与蜀学认同。”由于这一部分的标题是“中等社会的革命”，笔者不禁好奇：廖平及其弟子蒙文通的新今文经学与“中等社会的革命”有什么关系？

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论述，有必要简扼回顾保路运动的来龙去脉。这一运动历时数年，其高潮“成都血案”史称辛亥革命前奏。事情原委大致是这样：1903年9月，清廷推行“新政”搞改革开放，允许民间集资办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公司，各省陆续成立私营铁路公司集资修铁路。清廷没有想到，如此“新政”举措会损害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进而引发民间私营公司与西方列强所谓在华铁路修筑权的利益冲突。换言之，清廷高层对现代政治缺乏基本常识，竟然不知国家主权为何物。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1911）

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绅商首先发起“收回路权”运动，并在1905年成功从美国人手中赎回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修筑权。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是，愚蠢的清廷在1911年春东施效颦成立“责任内阁”后不久（同年5月），随即颁发“上谕”宣布商办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并派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湘鄂川粤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打算把筑路权卖给英美德法四国财团。

湖南人首先起身反抗，在绅商组织下，长沙和株洲出现万人筑路工游行示威，甚至包围巡抚衙门。湖北人随后跟进，绅商组织筑路工与前来强行接收的政府军发生冲突，当场打死政府军20余人。

成都的保路运动出现得稍晚却更持久，组织性也更强，保路同志会成立10天就发展到十万之众。清廷仍然采取愚蠢的高压手段，没想到同盟会早已介入，与地方哥老会联手，把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准备武装反抗。四川总督赵尔丰设计诱捕省谘议局议长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要人，引发数万人包围总督府，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几天之内，成都附近州县保路同志军二十多万人围攻成都。由于行动仓促又缺乏统一指挥，同志军攻打成都十余天未果，不然的话，辛亥革命的发生地就不是武昌了。尽管如此，新共和国开国元帅中，川人占四位，湖南湖北各占两位，绝非偶然。

显然，在作者看来，保路运动是所谓“中等社会的革命”。作者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清廷已经搞改革开放且准备立宪，何以成了自掘坟墓。这明显属于政治史学论题，作者的论析甚至带有历史社会学史学的痕迹：通过考察保路运动与本省意识和蜀学认同的关系，作者希望解释“静悄悄的革命”何以最终引致“孙中山和暴力革命话语的成功”（页95）。

作者让我们看到，所谓“中等社会”这个概念的具体所指有不同的界定，但无论哪种界定都会包含新知识阶层。作者还提醒我们： 

这当然不等于提醒我们，20世纪末东欧的“公民社会”或“公共空间”看起来是在搞“静悄悄的革命”，没准会引致某种“暴力革命话语的成功”。其实，在西欧这样的基督教传统国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新知识阶层的形成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史学课题。要说中国的现代知识阶层的形成有什么独特性，人们恐怕只能说，清廷新政搞改革开放时废除科举过于匆忙，没有迅速建立由国家主导的新型国民学校和高等教育。作者让我们看到，一方面，大量年轻学子蜂拥东渡日本留学，另一方面，国内各地纷纷建立新式学堂，“学生成为了一个游离于政治控制之外的特殊阶层”（页113）。

其实，从今天的经验来看，年轻学子大量出洋留学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执政者是否对国内教育体制有形塑和掌控能力。作者让我们注意到，清末新式学堂模仿海外新学，纷纷增设“历史”“地理”科目。清廷固然多次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但高层官僚缺乏明智的政治意识和应有的政治素质，意在激发爱国意识的教育，反倒成了强化本省意识的催化剂。换言之，清廷并非没有致力于形塑国家教育体制的形成，毋宁说，清廷高层完全不懂得应该如何形塑国民教育。单纯的强制无异于毫无章法，以至于新学成了自掘坟墓的行为。

清廷高层不懂西方又瞎学西方，尤其体现在1907年下谕各省“速设谘议局”，为议会政治做准备。从政治常识上讲，清廷设立的这种“不受督抚节制的地方立法机构，等于给地方精英提供了一个可以对抗中央权威的平台”（页139）。短短几年内，全国出现多起“开国会”的请愿事件。在保路运动中，各省谘议局似乎起了不小的作用，起码成都事件与总督赵尔丰诱捕四川谘议局议长有关。

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论析晚清政府搞新式学堂和开设地方谘议局似乎意在说明，保路运动这样的“中等社会”革命其实是清廷自作自受。笔者却感到，这一论断明显有问题。凭常识也容易看出，即便没搞新式学堂和开设地方谘议局，保路运动照样会发生，因为，这一事件明显是清廷执政者的政治素质差得不可思议所致。毕竟，民间集资修铁路的股东不仅有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据说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因此，保路运动与清政府强行收回路权且不退还或补偿民间集资有关，与清廷的教育改革失败和开设地方谘议局谈不上有直接关系。

作者提到传统国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中间阶层乃至下层民众的参政。换言之，现代国家的建构必然要求中间阶层乃至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共和政制有利于政治体保持最佳的竞争状态。对于增强政治体的强力来说，让国民有政治参与感，比庞大的税收更管用。中间阶层乃至下层民众处于积极的政治状态，政治体更有底气保持强势外交政策。因此，激活“中等社会”的政治活力，绝非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必然崩溃。成都事件之后仅仅几个月，由于武昌新军被紧急调往四川镇压保路军，武昌守备空虚，辛亥革命趁机就来了。如果清廷懂得利用民间自1903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收回路权”运动，凭此力量强化国家主权，未必会有这样的结果。

即便采用了历史社会学的分析范式，想必作者也不至于会忽视这类常识性思考。因此，这一部分的论析意图让笔者感到难以琢磨。读完附论“严复对梁启超的批判：对中等社会的一种反思”，笔者才恍然大悟。作者说，他考察保路运动与清廷的教育改革和开设地方谘议局的关系为的是证明： 

在“中篇”考察的附论中，作者看似要通过严复批评梁启超缺乏明智来证明这一点。因为，在作者看来，“越是大的变革越需要依赖高政治素养的人，而不是让更多本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分享权力”（页187）。因此， 

作者笔下出现了明显的自相矛盾，我们可以问：保路运动乃至辛亥革命是因为事权落在了“毫无政治经验却自以为是的新式知识分子手中”吗？当然不是！情形明明是清廷执政者缺乏最为基本的政治素质和政治才干。然而，完全可以理解，在我国的政治史学研究中，论者显然不便从维持清廷统治的角度展开论述，否则会被视为替封建专制说话。

由此来看，笔者的另一个困惑也迎刃而解。在结束保路运动与清廷的教育改革和开设地方谘议局之关系的考察时，作者提到，廖平不仅积极参与保路运动，而且在辛亥革命后成为四川枢密院长。作者似乎认为，这足以进一步证明，廖平的新今文经学“要旨在革命，而不在改制”（页177）：这时的康有为成了保皇党领袖，“岂足与投身革命的廖平相比”（页175）。

在笔者看来，这同样是明显的似是而非之论。毕竟，即便情形如此，也不等于保路运动直接反映了廖平经学的革命性。我们当然更不能说，由于有了廖平的革命性经学，才有了保路运动这样的革命行动。与这一行动有直接关系的是同盟会，而廖平并非同盟会秘密成员。

作者的曲折笔法暗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廖平具有革命品质的经学究竟写给谁看，或者说，廖平学术在对谁说话？接下来作者就转向了廖平的弟子蒙文通，考察他如何推进廖平经学的革命性。

作者在结束对“中等社会”革命的考察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蒙文通成为经学家和文史家之前和之后，都应该算“中等社会”中的一员。倘若如此，他张扬“素王革命论”可以理解为，既受“革命激荡感染”又对“革命激荡”做出解释，这意味着对自我或自己所处的时代做出解释。“素王革命论”并非蒙文通的发明，而是对廖平和康有为的新今文经学核心要点的推衍，其含义也许不难厘清，但要说清何谓“现代中国的核心政治问题”就难了。

按照作者的辨析，蒙文通的经学比自己的老师更具革命色彩。对蒙文通来说，不仅董仲舒之学是伪今文学，康有为之学也是伪今文学。董子主张改制论，篡改了主张革命的孟子真学；康学一方面主张孟子传公羊微言，一方面又以董氏学说为今文经学要核，可见他不懂孟子（页197）。蒙文通经学的革命品质，尤其见于他凭靠现代民主政治原则否弃古代儒家的政治理想：“《周官》不是理想制度，《孟子》所述的也不是理想制度。”这不仅“否定了清末以来今文家的‘孔子改制说’，更否定了孟子传大同之道”。毕竟，即便在孟子那里，革命也仅仅针对“贵戚之卿”，“与民主革命相去诚不可以道里计”。用蒙文通自己的说法，岂可“持之以致用于今日”（页219，238）。

蒙文通（1894-1968）

蒙文通凭靠现代民主政治观念裁决古典儒学，使得新今文经学的革命矛头指向了儒家自身，与如今我们见到的好些新派儒家差不多。这无异于革儒家自身的命，以至于我们禁不住要问，为何蒙文通的经学观会如此激进？

作者给出了一个颇富政治史学意味的解释：清末立宪和清帝逊位实际已经认可现代的“主权在民”原则，但“二次革命”置换了现代中国确立“主权在民”原则的历史前提。换言之，清帝逊位的意义史无前例，因为这相当于帝制禅让给“主权在民”的共和制。从而，中国政体的现代转型既实现了古今之变，又并非是一场古今之变。毕竟，“主权在民”至少在观念上符合儒家政治传统。但“二次革命”改变了这一历史变局的含义：“主权在民”原则的确立不是君主禅让的结果，而只能是革命的成果。这样一来，“主权在民”的现代原则的确立必然与传统的政治观念发生断裂（页222）。

作者进一步提请我们注意，蒙文通的经学观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自“二次革命”以来，整个中国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日本入侵才使得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达成战时统一。一时间人们觉得，基于国家统一的民主宪政终于有望：“抗战”为民主“建国”提供了历史契机。1938年，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甚至得到中共的认同。

然而，作者敏锐地看到，《抗日建国纲领》实际隐含着致命的内在矛盾，即“建国”与“抗战”的矛盾：抵御外敌的抗战以国家的整全为前提，而时人却企望靠抵御外敌的抗战来达成重建国家的整全：

换言之，为了实现世袭君主制转型为现代式的主权国家，“二次革命”的政治理想让文明中国近乎碎裂，国家也丧失了完整性，否则日本断乎不敢如此肆无忌惮进犯中国。作者揪住这个中国现代转型中的内在矛盾不放，进一步揭示其中所蕴含的问题：抗战以保存华夏文明传统为战时动员口号，而坚持抗战的革命党又以反传统的“革命”起家。如此矛盾的荒谬性尤其体现于“汉奸”现象： 

作者一路追究下去，一步步把政治史学式的提问上升为政治哲学问题，追问作为传统符号的文明中国与作为现代政治单位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悖谬关系：

看来，作者所说的“现代中国的核心政治问题”或“古今之变”的实际含义是：“主权在民”作为现代政制原则本来并不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抵牾，由于“二次革命”人为制造出抵牾，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才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难题。蒙文通的经学观成于军阀混战到抗战初期这段时期，从而内在地带有上述矛盾，或者说，他下意识地致力解决这一矛盾。因此，作者给下篇拟定了这样一个副标题：“蒙文通的革命儒学与现代中国之根由”。似乎，如果张扬古代儒家本来就有“主权在民”的革命论，那么，传统与现代的断裂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革命儒学”这个指号意味着，蒙文通学问的关注重点实际已不是经学本身，而是革命论。作者告诉我们： 

为了消弭现代革命与儒家传统的裂痕，蒙文通致力从儒家典籍中找寻平民革命论的资源，就像如今不少新儒家从儒家典籍中找寻自由民主论的资源。蒙文通之所以尤其看重辕固生，乃因为他把出自平民而登天子位的汉高祖比作汤武，这意味着“革命已经不再是诸侯或贵戚之卿的特权”（页239）。因此，蒙文通比廖平更为自觉地致力搞清“革命”的确切含义。我们必须补充说，这当然指现代意义的“革命”含义。

由此可以理解，蒙文通不仅与康有为划清界线，而且在根本立场上也与其师廖平划清了界线。晚清新今文经学家从廖平、康有为到皮锡瑞，无不看重《王制》，蒙文通却认为，这些前辈未必看到，《王制》“非特取消了乡遂之别，更突破了平民、贵族的绝对界线”（页253）。

换言之，晚清新今文经学家都没有看到，古代儒家已经有平民革命论。蒙文通在《孔子和今文学》一文中如此盛赞陈涉揭竿而起： 

作者在解释这段引文时说，司马迁把陈涉列入“世家”，“体现了汉儒的平民思想，这是先秦儒家不具备的”，因为这意味着汉儒“把‘有德者’的资格彻底平民化了”。作者指出，蒙文通为平民革命提供儒家式正当性证明的最终理据在于：“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由此可以理解，蒙文通凭靠儒家政治思想传统为平民革命提供正当性论证时，突出强调《王制》中所描述的国家权力阶层的选拔方式： 

尽管如此，在蒙文通看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并非汉初儒家的发明，而是汉初今文学家吸取墨家“选天子”和法家“明君权，削世卿”等主张的结果（页256 - 258）。作者让我们看到，为了替平民革命提供正当性论证，蒙文通致力动员诸子百家的资源，而非仅仅是儒家的资源。蒙文通眼中的汉代今文家革命论，不过是诸子百家相关思想精粹的汇集。

问题已经上升到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高度，笔者难免会想到一个问题：“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与平民革命论是一个意思吗？“平民享有了与贵族同样的晋升国家权力阶层的机会”，凭靠的是某个平民身上自然禀有且需要经过修养才得以焕发的政治德性，这意味着“平民”概念还不能与政治德性直接划等号。我们显然不能说，只要是平民就自然而然有晋升国家权力阶层的权利。

廖平出身于贫寒农家，张之洞则称，廖平是他在蜀中所见“天资最高，文笔雄奇拔俗”的志士。如果廖平有革命的权利，那么，这种权利来自其“天资最高，文笔雄奇拔俗”，而非来自他的贫农出身。再说，既然《王制》已经规定国家权力阶层的选拔方式，平民中的天素优异者有了晋升国家权力阶层的机会，何以需要革命，又何来革命法权这样的问题？何况，平民革命与法家的“明君权”岂不矛盾？

但笔者转念一想，情形又未必如此：难道不正是因为“选天子”的理想自周制瓦解以来从未实现过，现代中国革命才获得了正当性？从世界历史角度看，近代西欧的革命诉求源于欧洲君主国的宗教内战，人的自然权利因此成为“主权在民”的实际内涵。与此不同，即便是中欧（如德国）或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革命诉求实际源于世袭君主政体无法应对“主权在民”的新共和政体挑起的国际权力争端。中国传统的世袭君主政体即便老早就通过科举制实现了国家权力阶层的选贤制，依然无法应付险恶的现代国际政治状态。

换言之，废黜世袭君主制的革命具有“现代根由”，而这个“根由”恰好与“选天子”的古代理想相符。这样一来，“古今之变”就成了古今融贯。因此，作者禁不住说， 

为什么可以说“这是一次历史的大进步”？因为，近代西欧的革命法理依据源于人的自然权利，即所谓“天赋人权”，由此引致的革命结果未必是“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谁都清楚，如今的自由民主国家并非依凭德性选总统。相反，中国革命的结果却始终不忘“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古训。

这当然不是蒙文通的看法，毋宁说，作者希望我们从蒙文通的“革命儒学”中进一步思考这样的问题：即便《王制》为平民享有与贵族同样的晋升国家权力阶层的机会提供了法理，也不等于《王制》中的这一法理与现代的“主权在民”原则若合符节。蒙文通是睿智高士，不大可能真的不懂，平民革命与“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革命并不同义。

蒙文通专论今文家革命观的主要文本有两种，即作于1930年代的《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文言文）和作于1960年代的《孔子与今文学》（语体文），内容似乎完全相同。笔者拿不准，作者引用过的《孔子与今文学》中那段赞扬“人民大起义”的话，在《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中是否有过如此直白的表达。

笔者倒是注意到，作者两次提及蒙文通与革命军儒将的私交，似乎并非信笔而至：在台儿庄战役中战死沙场的王铭章将军（1893 - 1938）是四川人，参加保路运动时还不到20岁，但他的文史学识足以与蒙文通共同探讨周秦民族史问题。严立三将军（1892 - 1944）是湖北人，16岁入陆军小学，其文史学识却非比一般。他懂得“学有汉宋之殊，宋儒于性德之奥抒发至矣，惟但有内圣而无外王，则于经世之旨不足”（页195，236）。

这让笔者想到，中共将领中的儒将更多，《朱德诗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陈毅诗稿》（文物出版社，1979）、《叶剑英诗词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就是证明。

看来，作者的曲折笔法隐含着这样一种政治哲学思考：创生新共和的革命与其说是“中等社会”的革命，不如说是中国文明的中坚阶层的革命。这个阶层以德性唯尚，并不从属于任何阶层。因为，这个阶层的形成，端赖于以儒家教育为主体的中国文教不绝若线的养育。平民并非德性的符号，正如知识人甚至儒生也并非德性的符号。荀子说过，儒生也有“俗儒”“烂儒”。

中国文明极高明道中庸的高明之处在于，让无论出生于何种阶层的人都向优良德性看齐。周恩来出身官宦世家，是周敦颐的第33世孙，从小就自觉地以周敦颐为德性楷模，其高祖周元棠在青年时期留下的《海巢书屋诗稿》甚至陪伴他度过晚年的艰难岁月。[4]毛泽东出身富农之家，其诗才因凌云之志而盖世无双，作为王者其文史修养也前无古人。

由此看来，我们与其关注现代中国革命与古代儒家革命论的内在关联，不如关注现代中国革命志士与古代德性论的内在关联。毕竟，这个问题关乎如何在后共和政治状态中保有中国文明的优良德性传统，以免中国文明的中坚阶层整个儿成了自然权利论的信徒——这才是文明自毁的古今之变。

作者在“导言”中提到笔者的旧作《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并谦虚地说，他的这部论著受到笔者旧著的启发。确如作者所说，笔者旧著的主要目的“仍是想在中国传统内部找到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而作者得到的启发是，从中“看到了一条弥缝传统与现代裂痕的道路”（导言，页13）。毕竟，由于时代语境和人世经历的差异，笔者旧著关注的问题与作者所关切的问题有所不同。

1967年五月初的一天，笔者还未满11岁，家父急匆匆跑回家，命我把家里的《朱德诗词集》烧掉。笔者后来才知道，这是“二月逆流”事件的结果。当时，学堂已经停课闹革命，笔者在家无事，烧书时不是一把火烧掉，而是一页页撕下来，读一页烧一页。笔者迄今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新共和开国元帅戎马倥偬，为何与古人一样诗情不断，而且诗笔古雅？

家父命我一同烧掉的还有多卷本《沫若文集》，因为沫若自己宣布，他过去的所有作品都是毒素，当付之一炬。笔者同样读一页烧一页，那时笔者才小学四年级，仅仅对文集中讲的故事感兴趣。笔者迄今还记得的并非是沫若留学日本的经历，而是他在北伐军政治部的经历和前往南昌参加起义途中的历险。长大后每读沫若的文史论著，笔者都会想起这位一代文豪曾有过的革命军旅生涯。

《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没有论及廖平，作者的这部论著让笔者认识到廖平经学的革命品质，这是笔者的最大收获。遗憾的是，作者没有论及廖平的哲学。毕竟，廖平是哲人，其经学是哲学，如蒙文通所说，“廖先生说古文是史学、今文是经学（或哲学），的确是颠扑不破的判断。”（页216）因此，这部论著难免让笔者想到一个问题：蒙文通的经学观是廖平经学的推衍吗？

笔者的直觉恰好相反：蒙文通一再背离宗师。蒙文通认同现代史学的观点，《王制》不是孔子的设计，而是汉初博士的设计，这无异于腰斩了“知圣”论这一廖平经学思想的要核。自二变以来，廖平抨击宋儒凭靠孟子建立的心性之学抹去人的德性差异不遗余力，一以贯之地强调圣人与贤者的德性等差，蒙文通则要打通孟子心性之学与公羊学，因为他相信，“经历了启蒙的智识人不会再去相信那有如上帝般的孔圣人了”（导言，页12）。就此而言，蒙文通的经学观与廖平经学实不可同日而语。

2018年5月23日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1]廖平，《诗说》，潘林校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页72 - 73。

[2]比较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1972），李旭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166 – 180。

[3] Paul Hazard，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éenne：1680 - 1715，Paris，1935 / 2005，页4。

[4]参见周尔鎏，《我的七爸周恩来》，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页11 – 13，19；比较《周恩来青年诗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014。

《古今之变—蜀学今文学与近代革命》

作者：傅正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8-8-1
页数: 304
定价: 58.00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6756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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