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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2年5月30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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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为什么精英都爱塔西佗？
蒙田说，“我不知道有哪位（历史）作者能像塔西佗那样在政府事件的叙述中掺进如此之多民风民俗思考和他个人的喜恶”。 这些民风民俗中最突出的就是专制统治下的普遍奴性，这种奴性尤其表现在本该有荣誉心，热爱自由、智识超众的政治精英们身上。塔西佗毫不掩饰对这些政治精英的鄙视。 蒙田还说，塔西佗的著作“与其说是演绎历史，毋宁说是一种评价，其中箴言多于叙述。”这样的评价自然也包含在他对罗马帝制统治下个人反抗的叙述中。 塔西佗记叙了一些有反抗行为的斯多葛派人物——被称为“斯多葛抵抗”，然而他对他们的评价，却难免有为他自己行为曲意辩解的意味。 在《阿古利可拉传》里，塔西佗记叙了暴君图密善时代的抵抗献身者，他惋惜他们的命运，赞叹他们的勇气，但那主要是为了衬托元老院里那些巴结皇帝的软骨头，及其加害献身者的卑鄙行为：落井下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塔西佗并不赞赏殉道者。“有些人专门崇拜藐视权威的人物，但他们应该知道：就是在暴君之下，也有伟大的人物；而温顺服从如果能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话，也自可达到高贵的境地，但许多人却只会以一种毫无利于国家而徒然招取杀身之祸的匹夫之勇来沽名钓誉而已”。
▲古罗马的公共辩论
在塔西佗看来，在暴君统治下默默又有尊严地保存高贵精神的代表就是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 塔西佗在《编年史》里多次提到的暴君尼禄时代的特拉塞亚，公元62年，特拉塞亚在安蒂斯久斯事件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他勇敢地劝说许多元老们要求终止死刑，这是违背暴君尼禄意愿的。 起先赞同特拉塞亚的一些元老们各有各的心思：“一部分人这样做是为了不使皇帝处于招人忌恨的地位；但大部分人却是由于自己这边人多而感到安全，特拉塞亚则是出于他那一向坚定不屈的性格——他也不想放弃这样一个出风头的机会”。最后这一句，是塔西佗为特拉塞亚勇敢行为所做的评注：爱出风头。 公元63年，特拉塞亚又和皇帝尼禄起了冲突，一位名叫科苏提亚努斯·卡皮托的佞臣罗列了特拉塞亚多项罪名，叫尼禄放心，一定会替他好好收拾特拉塞亚，“对于特拉塞亚，你无需亲自写什么指示，交给元老院，让我们来决定吧！” 比起暴虐的君主来，塔西佗更加鄙视那些对皇帝意愿百般顺从，低眉顺眼的元老们。他们随时愿意出卖同僚，贪婪地争夺那些能够大发横财的机会，很少具有健全的判断力或是真正有爱国心。 政治精英们的腐败、虚伪和奴性是塔西佗批评时局的主要内容。那些本该是体制性基础和制度保障的政治精英，却腐化堕落为尼禄那样暴君的帮凶。
他认为。是罗马的精英们为尼禄的暴政创造了条件和提供了保护：“尼禄从元老院的命令中清楚地看到，他的每一件罪行都被说成是崇高德行的典范，因此他作恶的胆量就更大了”。 罗马的精英阶层以逢迎谄媚皇帝为能事，以此获得权力攀升，并非始于暴君时代。这种恶果的种籽，其实在号称盛世中兴的奥古斯都时代就已经播下的了。 明君奥古斯是攫取权力的大师：“首先用慷慨的赏赐笼络军队，用廉价的粮食讨好民众，用和平安乐的生活猎取世人对他的好感。然后再逐步地提高自己的地位，把元老院、高级长官乃至立法的职权都集于一身”。 奥古斯都是统治权术的天才发明者，他知道，独揽大权首先必须控制人民，以此防止人民行动起来。这种控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使用暴力压制（折磨、杀害），还有更加微妙、有效的柔性手段，那就是笼络、收买和讨好。控制人民是任何专制统治的第一个重要权术手段。 专制统治的第二个权术手段，是有效控制国家精英。专制者必须确保让精英层中那些潜在的对手要么害怕他，要么感激他。而且，他还要能利用敌人或法律除掉那些既不害怕他也不感激他的家伙。 奥古斯都统治的时候，“反对他的力量已荡然无存：公然反抗的人或在战场上或在罗马公敌宣告名单的法律制裁下被消灭了；剩下来的贵族则觉得心甘情愿的奴颜婢膝才是升官发财的最便捷的道路；他们既然从革命得到好处，也就宁愿在当前的新秩序之下苟且偷安，不去留恋那会带来危险的旧制度了”。（《编年史》1，3） 专制独裁的另一个手段是放行腐败，当然，这需要避人耳目，以巧妙的名目来进行，不是对所有人，而是对“自己人”。这个手段可以收买死党，同时又牢牢地抓住他们的小辫子。允许腐败可以诱导他们忠心，他们可以因此越来越富有。如果怀疑他们不忠，那么可以指控他们腐败，一下子就把他们收拾了。
▲古罗马贵族的奢靡腐朽
奥古斯特用这些权术手段建立了他要的新秩序，“新秩序在各行省也颇受欢迎。元老院和人民在那里的统治却由于权贵之间的倾轧和官吏们的贪得无厌而得不到信任；法制对于这些弊端也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因为暴力、徇私和作为最后手段的金钱早已把法制搅得一塌糊涂了”。 专制之所以罪恶，并不在于权力由一人掌控，而在于权力没有制衡，无限膨胀。专制者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谁也拿他没有办法，这样的权力很容易恶化为暴政。暴政专制在乎的只是如何维护其统治权力，即使从精神上摧毁整个民族也在所不惜。
塔西佗认为专制最大的灾难性后果是，它残酷打击了整个精英阶层，逼迫他们成为独裁统治的工具。 奥古斯都一手选拔了继承人提比里乌斯（提比略），而这位继承人的统治“是如此污浊的一个时代，当时的谄媚奉承又是如此地卑鄙可耻，以致不仅是国内那些不得不以奴性来掩饰自己的显赫声名的首要人物，就是所有那些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元老，大部分担任过行政长官的元老以及许多普通元老，都争先恐后地提出过分谄媚的、令人作呕的建议”。 他们卖友求荣，倾轧求利、在元老院里提一些琐碎的无聊提案，提比里乌斯利用他们，但又从心底里看不起他们，“人们传说每次在提比里乌斯离开元老院的时候，他总是习惯于用希腊语说，‘多么适于做奴才的人们啊！’看起来，甚至反对人民的自由的这个人，对于他的奴隶的这种摇尾乞怜、低三下四的奴才相都感到腻味了”。 塔西佗对帝国的专制和腐败充满了厌恶，但却并没有反抗的意愿，正如历史学家曼代尔所说，由于塔西佗对专制帝制的厌恶，他似乎让人觉得他还在怀念共和。但这是一种误解。这样看待塔西佗，就像因为曾国藩不满朝政就以为他是反对清廷。
曾国藩在晚清从举人、进士、到翰林，一路飞黄腾达，其京官生涯，十年七迁，傲视群曹。然而，他在诗文中却多有对官场和朝政的失望、不满和颓丧之意。他渴望以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甚至建议改革官员的选拔办法，这是他对清王朝的忠心，而绝非是二心。 专制统治下的精英阶层并非铁板一块，这些高层人士的个人道德操守、人格品质、精神境界是有差别的，虽然不能忽视这些差别，但不能夸大这些差别对制度本身的支持或反对作用。 06 塔西佗现象：制度，还是人性？
从历史上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是塔西佗最受关注的两个时代。不同的时代在对塔西佗的阅读和理解上打上了不同的特殊烙印。 文艺复兴时期，得力于利普修斯的翻译和批注。塔西佗的著作在意大利产生了很大影响。 历史学家唐纳德·德得莱说，“那些意大利独裁者的宫廷都是小型的罗马帝国”，他们也像罗马皇帝一样，“攫取了那种导致绝对腐败的绝对权力。《编年史》的前6卷。被形形色色的欧洲君主奉为权术指导，让他们能够从中汲取欺骗和伪装的经验，在这方面塔西佗是当之无愧的大师”。
德得莱还指出，塔西佗的影响因为马基雅维里的欣赏而得以增强，“马基雅维里本人深入思考了道德与权术的冲突，并在政治中优先考量权术”。 托斯卡纳大公国的科西莫·德·美第奇一再反复阅读塔西佗，教宗保祿三世也非常欣赏塔西佗对权术的透彻了解。非道德的政治权术成为政治人物必备的知识，因为即便他们自己不想用非这些权术来进行统治，他们也需要知道自己的对手可能运用哪些权术来壮大其势力。 黑色塔西佗的理解，大多出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这种需要。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对塔西佗阅读和理解要正面得多，他们对罗马的认识也更为复杂和深化，罗马代表着有限但重要的政治遗产。 例如，孟德斯鸠一方面认识到罗马的遗产扭曲了法国的真实性，一方面又欣赏罗马共和制度令人羡慕的权力自我矫正能力。罗马法是具体的法典，罗马共和是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怀疑法国人可以用罗马法来替代法国自己的法律，他在《波斯人信札》里说，尽管法国人从罗马人那里采用了无数“无用或糟糕的”法律，但他们并没有从罗马人那里采纳作为这些法律的权威基础。 孟德斯鸠要从罗马共和那里获得的是真正有用的教益，他认为，罗马政府能够通过人民的精神，元老院的力量和一些行政官的权威，形成了矫正权力滥用的有效机制，只有从这个角度看，罗马的榜样对于法国立法者才具有政治教益，因为罗马的自由得益于这种自我矫正能力。 罗马在古代和近代历史上都无与伦比，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对权力不断审视的机构，再加上不断地自我反省，不管犯下什么样的错误，都不至于积重难返，并且由于人民对国事的关注，那些错误往往会成为有益的教训”。 塔西佗的历史所描绘和揭示的是，当这样的机制在罗马帝国时代被削弱以至于完全不起作用的时候，自由也随之消失，连富有自由传统的罗马政治精英阶层也蜕变为皇帝权力的附庸、扈从和奴仆。
罗马人对共和国自古以来就怀有光荣感和神情追忆（尽管可能只是一个神话），对陌生的君主政体抱有一种本能的畏惧和反感。 塔西佗对罗马皇帝的专制和腐败，以及对罗马精神传统被破坏深恶痛绝，也不加掩饰地表现出来。但是，他把专制之祸归结为皇帝们放纵自己的欲望，尤其是权力欲望，而不是制度本身。他在历史叙述中涉及种种政治问题或权力因素时，从来没有把恢复共和当作匡正专制的可行选择。 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塔西佗经常被用作反专制的政治武器，在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时，他的许多警句和名言都发挥了革命宣传作用。 法国诗人安德烈·舍尼埃饱含激情地把塔西佗描绘成反专制的旗手，“他的名字让暴君闻之色变！” 罗兰夫人在刑场赴死前夕，在狱中阅读的就是塔西佗，深信法国正在经历提比里乌斯皇帝的恐怖时代。
法国记者德穆兰在他办的刊物《老柯德里耶》第三期上，把塔西佗当作一面明镜，用来照清法国革命时雅各宾党的残忍和恐怖：血腥、肮脏，如同阴沟里的污水。 他说，法国大革命的暴行，在历史上只有塔西佗笔下提比里乌斯的暴政才能与之相比。罗伯斯庇尔闻之震怒，当即命令焚毁这些杂志。
▲法国大革命：底层暴动，法律崩坏 德穆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与罗伯斯庇尔是儿时的朋友，与丹东是亲密的朋友和政治盟友，他们都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有影响力的人物。当公共安全委员会对丹东反对派做出反击时，德穆兰和丹东一起被审判并处决。 法国革命的背叛者拿破仑，则是对塔西佗非常厌恶，“不要对我提那个写小册子的家伙，他专门诋毁和中伤的就是皇帝”。 拿破仑甚至还专门召集学者和专家，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专门撰文攻击塔西佗。但是，事与愿违，拿破仑没能在法国消除塔西佗的影响。两代人之后，作家雨果抨击拿破仑三世的专制，仍然是用塔西佗来做武器。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喜爱塔西佗的是卢梭，他还翻译过塔西佗的作品，由于卢梭的民主思想，这并不奇怪。 但是，主张君主制的伏尔泰非常讨厌塔西佗，他认为塔西佗把人性，甚至是专制暴君的人性，看得过于阴暗、肮脏和险恶——就算是暴君，又怎么能像塔西佗记录的那个尼禄那般残暴、阴险、邪恶，嗜血成性？
在许多欣赏塔西佗的人们看来，邪恶当道和多灾多难时代的人性残缺正是塔西佗所揭示得最深刻的东西。 当人们生活在一个道德腐败、政治失序、欲望无度、民风败坏的时代，眼看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比比皆是，痛感世风日下、人欲横流、寡廉鲜耻，却无能为力，既不能指望制度变革，也无从期待人心归善。这时候，人们阅读塔西佗，就越加能体会他笔下那个千疮百孔的罗马帝国与自己时代是多么贴近。
与后来的专制相比，罗马的那种专制确实还不能说是最邪乎，最令人发指的。法西斯专制不知道要比罗马专制凶残和暴虐多少。这也许正是粉红色塔西佗的现实意义所在。 塔西佗没能让我们看到专制统治下能有什么出路，但他让我们看到这种统治与人性、德行和命运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塔西佗将个人造孽与帝国罪恶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对人性不抱多大的乐观，因为他从历史看到，罗马的堕落除了天下太平和生活安逸之外，还源于人天生的“怯懦”，而且“尽丧元气很容易，而恢复元气的效验却很迟缓”。 堕落使人在道德上变得无精打采，“无精打彩这种现象本身就含有一种神秘的魅力，所以，我们虽然起初憎恶死气沉沉，久而久之，我们却会对它恋恋不舍了”。 人类堕落最致命的原因是人性中的权力欲，不受限制的权力是万恶之源。这样的权力欲望一旦得逞，会彻底扭曲原本就已经很不稳定的人性。
纵容野心和贪欲如顺水行舟般便易，而自我节制则比逆水行舟还难，没有人能够例外。权力的贪欲和满足使人在“胜利时任性胡为，失败时则又不顾一切”。 权力是对人性的最大考验，经受不了，便成为对人性最大的戕害。无节制的权力导致性格的扭曲和习性的变异，加深人性的缺陷，身居高位，特别是“取得皇帝大权的，即使是正直之人，世界也差不多要搞得天翻地覆”；“在胜利的时候，甚至最优秀的统帅都会蜕化”（《历史》，2）。 罪恶的体制必然引导人性恶的无限膨胀，当权者的人性缺失则更是会加剧国家命运的动荡变幻，祸害的不只是他个人，而且更是天下无辜的黎民百姓。一方面，权力的命运如朝露般易逝，“世上万事万物中最不可靠、最易消逝的，莫过于从一种并非以本身的实力为基础的权力而得来的声誉”。
▲周文王：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另一方面，正是这样的权力却能极度恶化国人的道德，诱使人们走上歪道。整个社会变得急功近利、贪婪冷酷，“急于飞黄腾达的心情促使（人们）先是想超过同等身分的人，继而又想超过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最后竟想超过自己的野心：这是许多人致命的弱点，甚至优秀人物也在所难免。他们瞧不起稳步迁升，强求过早地成就功名，但是功名到手之日，也许就是身败名裂之时”。（《编年史》） 塔西佗对权力统治及其与人性、德行和命运关系的观察包含着因深度失望而倍显灰暗的忧虑，但却在提醒人们，那些诱发道德堕落的灾殃有其普遍规律，只要人性不变，这类灾殃便会继续存在，而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灾殃的危害则会十倍百倍地变本加厉。 不仅是塔西佗那些包含政治常识和智慧的警句和名言，他对人性恶的基本认识同样也与我们今天的不道德现实相符。他对待恶的态度无比认真，并引导我们从人性中去寻找恶的根源。无论是制度、政府，还是奸佞、奴才之恶，都可追溯到人性的根源，2000多年来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波兰哲学家、神学家莱谢尔·科拉科夫斯基，亲身经历过20世纪极权统治之后，他说，恶的“根源可能内在于人这个物种的某些永久特征之中”。今天阅读塔西佗的历史，让我们对此有更深切的感受。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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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 塔西佗陷阱与精英政治的崩溃（三）
作者：徐贲
转自：徐贲人文思想启蒙（ID：lq15129267533）
来源：编选自徐贲作品集，首发于腾讯“大家”栏目，标题和图片系编者所加
本文转自：社科同文馆ATS，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