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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录做暗号、录像上留痕：北京前纪检干部的审讯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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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天下说法”公众号
作者：刘虎
【吴老丝按】这是我近年代理的多起职务犯罪中比较奇葩的一起，完全没有犯罪事实却历时近四年一审未判。作为曾做过私募基金合伙人且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我，深知本案根本就不具备行受贿的基本逻辑，监委认定事实的基础都是错误的，却靠各种刑讯方式获取口供。
以这种方式办案，让被调查人承认刺杀特朗普也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这样的案件认定有罪，判决书公布出去，会成为私募圈的笑话，荒唐至极！所以记者报道后面，附了一篇我助理吴昙律师撰写的办案手记。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智洋在2020年12月被留置，官宣落马。2021年4月被大庆市检察院以受贿700万元起诉。但这位国企干部的“斡旋受贿案”迄今三年八个多月了，仍没有做出判决，这在全国刑事案件中极为罕见。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案件呢？01
祸起光大发行的两只私募基金2020年12月4日，黄智洋在光大实业集团的办公室被黑龙江省监委调查人员带走，此后以涉嫌受贿罪被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留置。12月8日，中央纪委监委网站官宣了这个消息。2021年4月16日，大庆市检察院对黄智洋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被告人黄智洋在担任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期间，利用其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朱慧民帮助私营企业主乔相鸣、柳军投资光大实业公司发起的基金项目，从中收受乔相鸣和柳军共计人民币700万元。”“被告人黄智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2024年1月4日，黄智洋案在大庆中院迎来第一次开庭。拖延三年多，原因很可能他自认无罪的坚决态度：自从离开留置点，送往看守所后，他见到主办检察官就说此前笔录是假口供，不真实。结果是，被吓一跳的主办检察官此后近三年间，一次都没有提审黄智洋。2024年6月20日，第二次开庭，黄智洋当庭陈述了他在留置期间办案人员是如何对他威胁、恐吓、引诱、指供并编造假口供，陷他入罪的全过程，满堂震惊。02
笔录上写暗号，录像留下异常画面“2020年12月4日至2021年1月15日，期间43天，调查人员杨X、郭X伟、席X对我威胁、变相体罚，致使我三次胃出血、昏迷、送大庆市中医院抢救，我每天呕吐，身上长满疱疹。”黄智洋自述，调查人员恐吓他要“株连九族”，又说，已经空出来五个监室准备抓他的老婆、儿子、父母等家人，并询问他的兄弟姐妹住在哪里，让黄智洋跪下来求他们。黄智洋被折磨到多次试图自杀。2020年12月30日，调查人员得知黄的父亲在病危状态，告诉黄智洋说：“如果你配合，你父亲快不行了，可以让你和父亲视频，如果不配合，不让视频；如果配合，我们知道闫XX对你不好，可以查他。”大庆市第一和第二看守所。刘虎 摄
根据黄智洋的回忆，2021年1月16日上午，办案人张X对黄智洋说：“我是副组长，我有权决定，我可以封你的社保账户、卖你的房子！”当天晚上，三名办案人员到2号监室让黄智洋说出父母叫什么，儿子叫什么，妻子叫什么，哥嫂叫什么，住在哪里，说要抓他们……办案人拿着打印好的假笔录逼迫黄智洋签字，又说：“你先签个字，你只要配合，你家人就好，你不配合，你家人就失望；你签完字，咱们再商量接下来怎么录像。”黄智洋痛苦地回忆，考虑到家人安全和自己的生命安全，1月17日，他违心在假笔录上签了字。1月18日，张X、刘X举、席X开始逼其配合录口供录像。当黄智洋没有按照17日晚上的笔录说，而是按照真实的情况说，张X拍案而起：“你反了！你不按我们的意思说，你是不是要让你的家人失望啊！我们会让你比朱慧民还惨，让你们黄家比朱家还惨！我们要把你判18年，把你和杀人犯、强奸犯关一起，让你去重刑犯监狱里服刑！在黑龙江我们能协调。你要想让你家人好，你就得配合，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重重压力之下，黄智洋开始背诵假笔录。“对我的有罪录像，均是先彩排，再录像。”从黄智洋被留置，到出现第一份认罪笔录，足足经历了一个半月，其间案卷中没有任何笔录，“原因是，办案人员拿不到理想口供就不录像、不做笔录。”但即便是被逼认罪，黄智洋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抵抗。据其法庭上讲述，2021年1月20日、21日对其彩排后再录像的过程中，他一直呕吐，两次跑到厕所吐血。他感觉自己死不瞑目，就偷偷在喝水的杯子上写上字：“假的、背的、逼的、记的”，录的时候故意一低头一抬头，并把有字的杯子对着录像示意了十几次；当办案人员拿着不真实笔录逼其签字时，他在名字前面写了英文NO（不），同时在自己写的“以上笔录和我说的相符”后面画了连笔问号。在制作1月22日的笔录中，他在写“和我说的相符”时，把“说”字写为“记”字；在制作录音录像时，黄智洋将办案人员提供给他的一张背诵提纲藏了起来。黄智洋说，之所以做出以上记号，他担心自己如果死在里面，冤情永远无法让社会、单位、同事知道。03
“我们50个人（办案）不能百忙活两个月，让我们查你1万元也行”庭审中，黄智洋当庭表示：“某办案人员说是领导定的，在我这儿要查3000万元，判我10年。结果金额一再降，从3000万元到2000万、1000万、500万、100万、50万、10万、5万，最后对我说‘我们50个人（办案）不能白忙活两个月，让我们查你1万元也行’。”黄智洋说，他曾经问办案机关苏X：“为什么要让乔相鸣说我的‘借款有可能还也有可能不还呢？”苏X说“这样才能查你！没有这句话，我们查不了你，领导不给签字”。2021年1月23日晚上，三位办案人告诉他：“今后是大庆市检察院和大庆市法院审你的案子，我们让今后办这个案子的同志检查了笔录，他们都是专家，告诉我们‘如果你不带着乔相鸣、柳军去找朱慧民的话，你就没有间接的利用他的职权，加上这些内容今后好判你的罪，我们觉得司法机关比较专业，他们提的有道理，之前你签的口供不完整，所以笔录里必须加上！”黄智洋说：“如果我不签呢？”这三人就说：“如果不签，就抓你的孩子和家人”，席X威胁：“你的家人安全状况你不考虑了吗？”经过一晚上的威胁、恐吓，黄智洋最终在严格具备完美犯罪要件的笔录上签了字。当黄智洋在假笔录上签完字，席X把写好的《忏悔录》也拿来逼他抄写签字。刘XX和席X对他说：“老黄啊，这个字你一签，我们也听了今后办案人员的意见，你就是打官司打到中央，你也打不赢了，不读个本科8年你是回不来。”这种做假笔录的办法，不仅只用来对付被留置的黄智洋，对两位“行贿人”也被多次带往各类办案点，要求在写好的假笔录上签字，否则就威胁带往黑龙江办案点留置，或查其公司。黄智洋家人称，2021年4月，“行贿人”柳军把监委办案人员从2020年10月至2021年2月如何威胁、恐吓并让他在虚假笔录签字的过程告诉黄智洋家人，同时向他们表达了愧疚心情。在重压之下，“行贿人”不得不违心签署了不实笔录。黄智洋家属对此做了音像取证，并愿意提交给相关部门作为证据。由于种种特殊原因，监委主办的案件，非法证据的排除难度极大，但就该案来说，有极其特殊的金融行业门槛值得深入分析——也就是，帮助他人联系购买对外公开募款的基金产品，是否可以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黄智洋当庭回忆了介入这两只私募基金产品推广的前因后果。2016年8月左右，黄智洋在光大信托工作，时任光大实业资本总经理陈岱青两次找到黄智洋，说实业资本准备发行连连科技和数梦工场两只基金，他们已向其它金融机构和基金公司等打电话、发邮件进行募资，但回复很少，主要原因是早期项目，风险较大，希望他能向他们推荐一些客户资源。04
刑法学专家：帮助购买该基金产品并未谋取不正当利益投资早期项目的PE基金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并非适合全部的投资者，也并不能确保盈利。因此，具体到光大实业资本管理团队发起的这两个基金项目，黄智洋当时是看好的，否则也不会推动朋友购买，并愿意借钱跟投，但绝不可能存在所谓确定性的利润。事实上，这两个项目投入多年至黄智洋被留置时，均未能上市，期间也从未分红，两家企业均连年亏损。庭审后，2024年6月30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兴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光权；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江溯就黄智洋涉嫌受贿罪一案进行研讨，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参加研讨的法学专家经讨论后一致认为：乔相鸣、柳军均是在满足投资条件的前提下，通过正常渠道投资了光大实业发起的私募基金项目。由于私募基金的投资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投资者之间并不存在竞争关系，且案涉私募基金存在并未足额募集到位的情况，不存在挤占他人投资机会的可能。因此，乔相鸣、柳军通过朱慧民投资两支私募基金的行为并未谋取不正当利益。黄智洋居间介绍的行为因而也并未为二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故不构成刑法第388条的受贿罪（斡旋受贿）。“不能把高风险、不确定的投资行为与确定性采购行贿混淆。”黄智洋的辩护人、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吴丹红认为，《起诉书》的指控无论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定性以及指控逻辑方面，均存在错误。吴丹红律师认为，指控完全忽视了私募基金的特点和性质，将具有高风险的、无法确定利益的商业投资行为混淆误认为是具有竞争性质的、能确定获得高额利润的采购行为，这是起诉书最大的逻辑漏洞。认定黄智洋构成受贿罪必须满足三项条件，缺一不可：首先，黄智洋必须是利用其职权、地位的便利条件为乔相鸣、柳军谋利；其次，黄智洋为乔相鸣、柳军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再次，黄智洋确系收取了乔相鸣、柳军给予的款项。但上述三项条件均不具备。首先，黄智洋被指控“帮助乔相鸣、柳军投资光大实业发起的基金项目”。投资私募基金的行为是具有极高商业风险的投资行为，不可能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目前，对私募基金的所有监管规定中都是对私募基金发行者的限制和约束，所有涉嫌的违规、犯罪都是针对发行人、融资者的。对于投资者而言，只需要识别风险，因此对其资产量和收入做了一些限制。由于合格投资者本身稀少、私募基金又具有极高的风险性，募资并不容易，常常出现募集资金无法达到发行备案的资金量。因此，购买私募基金这种投资行为与需要通过“招投标”层层审批等具有竞争性质的行为具有本质区别。光大实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琼证词显示：“光大实业没有制定过关于外部投资方的标准，工作中都是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的要求为标准。“天津宝图投资中心和天津致远泰丰投资中心都是投资人，私募基金项目我们只需要对投资项目做尽职调查，投资人是给我们钱的，我们不用对投资人做尽职调查。”这证明了光大实业从未对投资方设置门槛，从未限制外部投资方出资的比例和上限。也就意味着外部投资者之间没有竞争和限制。而且投资人是给光大钱的，光大没有理由将投资人拒之门外。黄智洋、朱慧民的笔录中都显示当初乔相鸣想投资3000万元，朱慧民要乔相鸣投资1个亿，乔相鸣为此还联系其他投资人一起投资。《光大实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补充决议》显示：天津宏垠基金总规模为6.31 亿元至10.51亿元，但最后只募集到4个多亿，没达到计划规模的最低标准，不得不以贷款补足。05
所谓行贿，系刑讯逼供而来的非法证据如前所述，黄智洋无论庭前会议还是庭审中都明确表示其在监委所做笔录不实，均是办案人员提前打印好材料让其背诵而来。他还强调，是给陈岱青推荐的投资者，而不是给朱慧民。乔相鸣和柳军根本就不是通过黄智洋认识接触的朱慧民。黄智洋在庭审中表示，乔相鸣和柳军是主动要求给黄智洋借款配资，他们知道私募基金的风险高，如果黄智洋敢一起跟投，会增强他们投资的信心，否则，黄智洋介绍了项目，自己都不敢跟投，乔相鸣、柳军凭什么相信黄智洋的介绍？黄智洋回忆，当时，乔相鸣提出可以1：1配资，进行专项投资，并希望黄智洋投资50%押在他的公司，配资50%作为借款，期限5年，年息8%。黄智洋遂用房子抵押贷款加工资350万元，又向亲戚筹集150万元，共500万元分两笔转入致远泰丰，分别签订了《借款协议》两份，其中一份借款为2016年12月12日至2021年12月11日止，另一笔为2017年3月13日至2022年3月12日止。两笔配资均约定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如逾期则支付滞纳金。另一笔借款客户柳军，他投资实业项目也希望黄智洋一起跟投，因黄智洋已无资金投资，柳军表示可以借给黄智洋200万元，年息8%，并要求必须投到他专门成立的专项公司进行控制，资金不得出账户，并跟投到项目基金里，到期还本付息，办理了借款手续。这两笔借款，由于项目周期长，不确定性多，黄智洋计划到期前用卖掉郑州的房子加上工资收入进行偿还。06
“受贿人”被羁押将近四年，“行贿人”至今逍遥法外？黄智洋的家人质疑：乔相鸣、柳军笔录中分别承认行贿1000万元和400万元，乔相鸣同时还犯有职务侵占1000万元，行贿人乔相鸣、柳军的犯罪事实也早已查清，受贿人黄智洋已被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被羁押三年八个多月了，而该两行贿人目前却依然逍遥法外。这是为什么？2021年9月8日，中纪委国家监委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下简称《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深刻把握行贿问题的政治危害，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意见》强调，要坚决查处行贿行为，对查办案件中涉及的行贿人，依法加大查处力度，该立案的坚决予以立案，该处理的坚决作出处理。“而黄案中办案人员执法犯法、故意包庇、放纵重大犯罪嫌疑人，公然和总书记、中纪委的要求背道而驰！他们这样的违法做法，唯一的理由就是用免除对行贿人不处理来换取他们对黄智洋的污蔑！”“大庆市检察院、大庆中院都知道应该行受贿一起查，为什么都不管呢？因为都清楚：这两个行贿人如果说实话了，如果出庭了，黄智洋的案子就办不成了，办案机关想污蔑、陷害黄智洋就做不成了！”该案的程序问题也令人诟病。2021年4月开始，辩护律师就申请调取同步录音录像。2023年10月庭前会议，律师们要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要求传唤关键证人陈岱青出庭，要求通知两个证人出庭质证，要求调查人员出庭，大庆市检察院、大庆中院都不允许。2021年3月4日，黄智洋被从留置点移送去看守所的路上告诉主办检察官聂树平，他的口供都是假的、不真实的。遗憾的是，此后三年多，他就再未见过该检察官。黄智洋的家人表示，“近四年来，我们经历的这一切痛苦和折磨，是用言语无法描述的。黄智洋一直坚持无罪，我们支持他，就算是判最重的刑罚，我们也要无罪申辩下去！”延伸阅读：
吴昙律师撰写的关于该案庭审情况的文章
最近和吴老师参与了几起监委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这几起案件有着惊人的相似，被告人都坚决不认罪、被告人都当庭怒斥监委违法办案、违法逼供。巧合的是，这几起职务犯罪案件都集中在了今年上半年开庭，职务犯罪案件中存在的问题都赤裸裸暴露在公众视野。每次会见被告人，第一句话都是告诉被告人必须如实向律师陈述事实，如果被告人确实存在犯罪事实，辩护人会为被告人争取最轻的量刑，绝对不可能怂恿被告人翻供，如果不存在犯罪事实，辩护人会从事实和证据角度出发，帮被告人还原事实真相。无论是王现敏案、高飞案，还是今天文章中的黄某洋案，被告人都非常坚定地告诉辩护人，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承担怎样的后果，我都要坚持还原事实真相、我相信法律、相信正义！（上述办案手记作者系本人助理吴昙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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