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海心得#5｜袁毓林：回忆王维贤先生教导我们怎样取法乎上

回忆王维贤先生教导我们怎样取法乎上

下面，先简单说一下王维贤先生是怎样帮我们打牢学术基础的。大家可能知道，王维贤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时，跟随王宪钧教授研究数理逻辑，对于自然语言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学理论有独到的见解。后来，王维贤先生又钻研并掌握了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理论，对于汉语语法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演进也深有研究。碰到这样的导师，对于我们研究生来说无疑是一种天赐的机缘。王先生除了亲自给我们讲授《现代语言学》(一学期，每周2节，跟高年级本科生合上)、《汉语语法专著选读》(一学年，每周3节)、《语法论文选读》 (一学期，每周3节)、《生成语法和语法理论》(一学年，每周3节)之外，还请傅国通老师讲授《语音学基础》(一学期，每周3节)、《方言调查和研究》(一学期，每周3节)，请哲学系邱国权老师讲授《数理逻辑和计算机基础》(一学年，每周3节)，请胡伟民老师讲授专业英语(一学年，每周3节)，用的教材是John Lyons的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1968)。记得我们刚刚入学，王先生就给我们准备了4页打字纸的必读书目，涉及现代汉语 (语法为主)、古代汉语(语法为主)、国外语法理论(英文版)、一般语言学理论(英文版)、 小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我们回到宿舍一数，整个书目列了65本；打三角号的必读书也有35本，其中还包括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呢。 这些课程学下来，这些书读下来， 基本上达到了毕业时王先生对我们的评价：“治学的境界是登堂入室，现在你们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可以说是登堂了；但是，要入室就有待于你们将来更进一步的努力了”。

王维贤先生的这话儿，大概近于俗语：“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问题是怎么修行？难道就没有一点儿门径吗？不是的！其实，在我们刚入学不久，王维贤先生已经给我们指点过迷津了。具体地说，就是王先生已经教导过我们怎样取法乎上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是1984年9月入学的。这一年的暑假中(7月28日-8月12日)， 正好洛杉矶奥运会(第2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召开。中国大陆代表团是首次参加奥运会，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获得15金、8银、9铜，位列奖牌榜第4名)。这种赫赫战果，当时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直到9月份，关于中国健儿奥运佳绩的热度还没有消退。在一次讨论课上，王维贤先生居然若有所思地跟我们说：“体育比赛讲金牌、银牌、 铜牌，语言学研究其实也有这种差别。比方说，朱德熙先生就应该得金牌，我连铜牌也不该得；但是，我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得金牌”。这几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在治学上怎样取法乎上。正如古人说的：“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唐·李世民《帝范》）因此，确立标杆很重要。显然，王先生认准朱德熙先生是汉语语法研究的典范，所以鼓励我们取法朱先生。后来，王先生鼓励我报考朱先生的博士生，还不遗余力地向朱先生推荐；最终，使我能够在朱德熙先生的门下学习。

进了朱门以后，我发现，朱德熙先生跟王维贤先生不太一样。他一般不跟我们学生讲太多的大道理；更多的是跟我们说：“时间是过得很快的，要抓紧时间。三年完成一篇博士论文并不轻松”。朱先生也不太多讲理论或方法之类，而是对好玩儿的语言现象更加感兴趣；并且，他基本上是通过自己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成果，来向我们昭示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的。 这大概就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像我对“的/者”字结构-名词/动词配价-谓词隐含-物性结构-定语小句，等等，一系列的研究，就是希望学习朱先生那种连续、 递进式的学术研究的路子。

因此，可以这么说：王维贤先生重“言教”，给我的影响更多的是理论层面的；朱德熙先生重“身教”，给我的影响更多的是方法层面的。当然，无论哪一个方面，对我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记得1985年前后，延边大学《汉语学习》主编吴葆棠老师去北京约稿，请吕叔湘先生写关于如何培养研究生的文章。吕先生让吴老师去杭州大学找王维贤先生写。由于是吕先生的推荐，王先生就答应了，还跟我们学生们议论了一下该谈哪些方面。但是，王先生最终还是放弃了。他异常清醒地跟我们说：“吕叔湘先生都觉得他不方便写，那我就更没有资格来告诉别人该怎样培养研究生了”。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一转眼，我们这一批当初青涩的研究生都当上了研究生导师。于是，怎样像王维贤先生那样帮助研究生打基础、立标杆，就成了我们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我们决心像王先生一样，热爱教育事业，竭尽心力来培养语言学研究与教学的后备力量。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王先生对我们的培养；也只有这样，才能告慰王先生的在天之灵。

2022年9月 于岭南横琴 澳门大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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