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语言学刊》2023年改版，隆重推出“70后学人风采”栏目！本栏目每期介绍4位语言学界的70后（含1970年）学者及其学术贡献，旨在提供展示平台，促进学术交流。

今日特推送首期“70后学人风采”。

首期“70后学人风采”入选学人

陈剑，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代表性学术创新贡献主要有二。（1）古文字考释。考释出了一大批殷周甲骨金文及战国文字中的疑难字词（包括不少重要的常见字），所得结论大多已获学界公认。考释中重视对古文字发展全貌的认识，强调贯通殷墟甲骨文、商周金文和战国秦汉文字研究等各个领域；重视对已识古文字基础形体源流的清理与研究，将各类材料中的有效信息串联在一起，综合运用多种古文字考释手段；重视从语言的角度看问题，既注意将文字系统与其所表示语言中的词汇两个层面区分清楚，又注意对其间关系的揭示。以上所述在方法论上亦对学界影响颇深，推进提高了近二十年来古文字考释工作的“精密化”。代表作是《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线装书局，2007），以及其后发表、现正准备结集为《甲骨金文考释论集续编》的20余篇论文。（2）简帛文献整理与研究。解决了战国竹书尤其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在竹简拼合、编联、分篇和字词考释等方面的不少疑难问题，并在一定意义上为之后新出大量楚地竹书如清华简等的整理与研究，提供了不少范例及方法论上的启示。新缀马王堆汉墓帛书一百余片，纠正了秦汉简帛旧有释文与注释中的不少错误。代表作是《战国竹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以及正准备结集为《秦汉文字论集》的多篇论文。

董秀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代表性学术创新贡献主要有二：（1）搭建了汉语词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探讨了汉语词汇化的类型、机制与规律。词汇化指的是非词形式在历时演变中变为词的现象。由实词构成的短语、包含虚词的句法结构、不构成一个语法单位仅在线性顺序上相邻的词语串都有可能发生词汇化。词汇化是语言形式从理据清晰到理据模糊、从分立到融合的连续渐进的演变过程，不同词语可能具有不同的词汇化程度。词汇化的发生受到句法、语义和语用因素的制约。词汇化现象在语言中普遍存在。汉语中的词汇化受汉语类型特点制约。代表作是《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1）以及《汉语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现象与规律》（学林出版社，2017）。这些观点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和引用，启发了大量相关研究。（2）发掘了汉语词法的特色与规律。从语言类型学视角来看，汉语复合词中存在一些能产的有特色的词法模式。汉语的语素在自由语素和黏着语素之外，还存在一类“半自由语素”，其特征是句法自由、语音依附，在口语中不能作为词来使用，但在书面语中当满足一定韵律条件后又表现出词的特征。汉语中的派生以“表达性派生”（也称“评价性形态”）为主，体现了汉语主观性凸显的特点。代表作是《汉语的词库与词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这些观点有力推进了汉语词法的研究。

詹卫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代表性学术贡献主要有两方面：（1）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需求，从语言工程实践出发，对汉语词类、句法结构、语义结构、构式形义对应模式等一系列语言学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采用“类型范畴+属性特征”描述的复杂特征集策略，以语言知识的消歧能力作为判别语言知识表征中不同策略的优劣取舍标准，语言知识表征体系应兼具提炼语法范畴的高概括度和覆盖语言实例的细颗粒度。面向信息处理的汉语句法语义研究，应以语言知识的形式化表征为基础，最终走向语言知识的数据化表征的大规模语言知识库发展之路。代表作是《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构式的形式与意义表征——语言数据资源建设视野下的构式研究》（载《语言学论丛》第64辑。商务印书馆2022年）；《基于大规模中文树库的汉语句法知识获取研究》（载《语言资讯与语言类型（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2013年）等。（2）构建了一系列语言学知识资源，包括中文配价语义词典、汉语述补结构知识库、汉语构式知识库，汉语句法树库、北大973谓词语义角色标注语料库、中文空间语义信息标注语料库（面向机器语言能力评测）等。语言资源的体系设计兼顾面向计算机和人类语言学习的需要，提供在线访问（http://ccl.pku.edu.cn），配备相应的检索和标注工具，可支持学术研究和应用系统开发

朱冠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创新性学术贡献和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1）在汉语词汇语法史研究领域，提出了充分结合语言诸要素进行综合研究的学术理念，相关案例研究成果或纠正学界多年的错误认识、解决一些积疑问题，或提出新的研究领域和视角。以往研究均以“臣被尚书召问”为例，将汉语长被动句产生的年代定于东汉；《汉语语法史研究中的几个例句辨析》（《中国语文》2013.6）证明此例断句有误，可靠的例子见于《世说新语》。此外，他提出“这”即“是”在口语中的音变形式，并从文字、音韵、语法、方言等多角度加以综合论证，解决了这一困扰学界二百余年的难题；并由此提出应加强初唐至中唐这二百余年时间汉语的研究，不能像过去一样把它当作过渡阶段而忽视。主要成果体现在论文《再谈近指代词“这”的来源》（《中国语文》2019.6）。（2）在佛教汉语研究领域，从语言接触的角度，通过梵汉对勘找出了中古某些词汇语法形式的来源，并分析了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典语对汉语的影响及其影响的机制，其中包括汉语“自己”的形成和汉语受事主语句的发展。代表作有《从中古佛典看“自己”的形成》（《中国语文》2007.5）、《中古佛典与汉语受事主语的发展》（《中国语文》2011.2）等。此外，他提出的佛经翻译中的“移植论”在后来的研究中广为引用。主要成果体现为论文《移植：佛经翻译影响汉语词汇的一种方式》（《语言学论丛》第37辑，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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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讯｜《澳门语言学刊》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