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 丨陈平原： 博士生导师的责任与边界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华读书报 Author 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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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最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是数学系的张筑生，时间是1982年7月6日。而文科各系大都按部就班，没去抢占那个“最早”。也正因此，北大文科各系颁发博士学位的时间普遍晚于复旦、南大、北师大等兄弟院校。我熟悉的朋友中，好几位是北大文科各系的第一批博士生，如陈来1985年毕业（哲学系），温儒敏和我1987年毕业（中文系），阎步克1988年毕业（历史系）。
中国博士学位制度刚建立时，博士生导师的遴选十分严格，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以后逐渐放开，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起码在北大等名校，博导成了普通的工作岗位。如今各系规定不一样，有长聘制副教授才可以带的，也有预聘制副教授就可以带。应该这么说，今天中国名校的教师招收并指导博士生，已是家常便饭，没什么好吹嘘的了。
即便如此，“博士生导师的责任与边界”也还是需要厘清的。北大举办“2023年新聘任博士生导师论坛”，旨在为全校400余位新聘博士生导师提供了解政策、学习经验、交流思想的平台。此举当然很重要，只是相对于上级领导交代政策、职能部门强调规范，以及各位新聘导师提问请教，我这样的专家经验分享，其实最不可靠。为什么，因一旦涉及自身“在博士生培养中的经验与感悟、心得与体会”，必定是很个人化的。而文科理科工科医科，对论文质量的评价方式，以及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其做法可谓天差地别。
北大2023年新聘任博士生导师论坛
举个例子，我曾花费很大力气，给一位医科出身的大学校长（不是本校的）解释，为何我反对人文学教授与自己在读的博士生联名发表论文，不说其中可能存在猫腻，单是这些论文日后很可能被整合进该生的毕业论文中，你就明白我的担忧。这就是现代巨型的综合大学的复杂性——你以为理所当然的，换一个领域的学者，很可能觉得是天方夜谭。比如，我对以科研经费定级别、以英文论文论英雄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这些都属于人文学者（甚至是中文系教授）的立场，并不具备普遍性（参见《学科升降与人才盛衰——文学教育的当代命运》，《中华读书报》2022年5月25日）。
这么说，难道不同学科在如何指导博士生方面就没有任何共通性？那也不对，还是有些经验与教训值得一提的。我最想跟新聘博士生导师说的，就是下面三句话：第一，愿意为学生花时间；第二，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第三，关爱但不溺爱学生。
先说第一句，什么叫“愿意为学生花时间”。对于受过良好训练且学有专长的教授、副教授来说，指导博士生不是一件难事，难在必须花不少时间。道理并不复杂，就说两件趣事，大家自己体会。
2018年10月，著名作家金庸先生去世，《明报月刊》准备出纪念专号，指定题目要我谈与金庸先生合招博士生的事。当初新浙江大学成立，请查良镛先生出任人文学院院长，既有减少四校合并中人事矛盾的考虑，也是借用其巨大名声，为新浙大造势。金庸先生不熟悉大学情况，对招收博士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且定位不是很准确，因而引来学界一片嘘声。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与其让金庸在历史系招收隋唐史或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不如在中文系招收“历史和文学”方向的博士生。没想到浙大从善如流，与金庸先生一番协商后，真的打出招牌，让他和我合带博士生。教书是一种职业，带博士生也没什么稀奇，只是有些技术性的关卡必须把握。外行人或许很难理解，晚年的金庸，在浙江犹如神一般的存在，一旦大驾光临，马上被政商各界重要人物包围。一般教授（包括我这个合作者），不是想见就能见的；更不要说他亲自指导的学生了。于是我向浙大建议：让这三个博士生以交换生的身份，到北大跟随我一年半载，一来调整研究思路，二来准备论文，三来摆脱媒体的纠缠。没想到此举被有心人解读为不信任浙大以及金庸的学术水平，害得我赶紧后撤（参见《很遗憾，没能补好台》，《明报》2015年8月1日；《重提与金庸先生合招博士生》，《明报月刊》2018年第12期）。以我教书几十年的经验，指导博士生的第一要诀，就是愿意为他/她们花时间。再伟大的导师，也没有本事三言两语就让懵懂的学生长成参天大树——除非那人是天才，或已经是成熟学者。
今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我的《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举办新书发布会，提问环节，有读者问及我的读博经历以及指导研究生细节，人文社剪辑成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推出十天，阅读量35.1万，转发量1.7万，大大出乎我和出版社的意料。还有人专门来电询问，你说你每周都跟自己指导的研究生吃一次饭，是真的吗？我告诉他已经二三十年了，只要在京，就坚持这么做。不过，不是在饭馆，而是在办公室，且各自打饭，主要目的是聊天。在我看来，专业问题，课堂上解决；私下闲聊，不设题目，上天入地，这才叫“熏陶”。学生天资、性情、机遇不同，无法保证每个人都成才；但当老师的，尽最大可能扶正祛邪，助力成长。这里没有一定之规，也不是理论问题，关键在愿不愿意花时间，能否设身处地，体贴但不纵容，跨越代际鸿沟，跟他们一起成长——这么说并非矫情，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与局限；带学生起码使得我心态较为年轻，不怎么固步自封（参见《我的教育理念及实践》，《中华读书报》2023年11月8日）。
《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新书发布会
学生很忙，平日没事，不见得愿意跟你闲聊天；但你最好能提供固定的时间表，比如office hour，或我的午餐聚会，让他们不管是学术问题、生活问题还是心理问题，随时可以找你聊。新聘的博士生导师，正处在学术冲刺阶段，加上很可能“上有老下有小”，自己都忙得四脚朝天。可即便如此，给学生预留请教学问乃至必要的闲聊时间，我以为是当老师的职责。为什么把“必要的闲聊”也算进来，那是因为，今天的学生压力很大，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心理问题。若问题严重，只能寻医就诊；但在最初阶段，好导师是能敏感意识到，且有能力帮助排忧解难的。这也是我跟学生聊天，并不总是很学术的缘故。
第二句话，请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当然，这说法很人文，且立意高远，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接受。朋友告知，每年招收那么多博士生，日后真正成才的，即便是名校，占比也都不大。只有顶尖学校的顶尖学生，才能运用我的指导方针，不给学生出题目，逼着学生自己寻路。这么做，危险系数很大，一是学生若愚笨，实在找不到合适题目，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你看着心里很难受；二是学生感兴趣的选题不在你的视野内，这个时候，作为导师你必须补课，再陪着学生往前硬闯。大部分情况下，导师更愿意出题目拿经费，让学生打下手，那样合作共荣，双方各得其所。工科这么做顺理成章，人文学科也这么做，则很可能导致学生永远长不大，最多克隆小一号的导师。基于北大争创世界一流的理念，我以为逼着学生自己选题更合适。
这么说是有缘由的。二十年前，为纪念中国博士学位制度建立二十周年，我应教育部学位办的约请，撰写了《“好读书”与“求甚解”——我的“读博”经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3年12期），其中有这么一段：今日中国学界，不管是理工医农，还是人文社科，名气越大的博士生导师，越像运筹帷幄的“将军”或“老板”，将众多研究生编入自己的课题组，分派题目，合作攻关。这种工科教授得心应手的操作方式，用到文科，好处是学生上路快，而且旱涝保收；缺点则是可能限制学生才华的发挥，就好像是孙悟空永远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清代大学者戴震说过这么一句惊心动魄的话：“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为什么？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大国手”所具有的无边法力与无上威严，成了其“门下”自我表达以及突围的巨大障碍；而“二国手”“三国手”的“门下”，精神负担小，放得开，故反而可能有大发展。对于真心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者来说，戴震的这句话值得仔细咀嚼。
三年前，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召开的“中国现代学术的精神、制度与文体——陈平原‘学术史三部曲’研读会”上，我做主旨发言，谈及“我之所以进入学术史研究领域，有九十年代初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刺激，但最初其实是缘于王瑶先生指派的任务”（参见《与时代同行的学术史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今年9月22日，在北大文研院组织的“传承”讲述活动中，我讲述《我的北大学缘》，其中说到：“事后想想，作为目光远大的导师，除了引领入门，指引方向，扶上马再送一程，再就是预留一两个很有发展前景的好题目，让学生延续自己的学术思路，完成自己因各种原因而未能达成的使命，也让弟子日后获得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进而走出导师的福荫，也摆脱影响的焦虑。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薪火相传’，才是确凿无疑的。”
王瑶先生
“我的北大学缘”演讲
第三句话，关爱但不溺爱学生，最好保持不远不近、不即不离的关系。什么是良好的师生关系，既不应该是传统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母）”，也不能是世俗的老板与打工仔，这里的分寸到底该怎样拿捏？好学者不一定就是好导师，学业之外，情商其实很重要。我的建议是，不时停下脚步，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立场及角度，观察、思考与判断。一般来说，师长的经济状态较好，即便不是很富裕，起码可专心致志做学问。学生不一样，当他们抱怨收入太少，或前途渺茫时，切忌置之不理，或仅仅讲述“奉献”之类的大道理，应认真倾听，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解决那些对他/她们来说迫在眉睫的难题。请记得，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五斗米确实可能摧毁你的尊严与信仰。
说起来也是很遥远的故事了，2004年，我作为教师代表在北大中文系开学典礼上致辞，提到一件往事：“记得临毕业时，王瑶先生这样开导我：今天我们是师生，好像距离很大，可两百年后，谁还记得这些？都是20世纪中国学者，都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想想也是，诸位今天念文学史、学术史，百年风云，‘弹指一挥间’。在这个意义上，你我既是师生，也是同学，说不定还是竞争对手。”（参见《同一个舞台》，《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日）
这个“既是师生，也是同学，说不定还是竞争对手”的说法，用来描述博士生与年轻导师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相对来说，本科生与老教授很好相处，长辈的关爱与晚辈的崇敬，两条道上跑的车，互不干扰。而博士生与年轻导师之间则容易出问题，因年纪相差不大，教授没那么威严，学生也不见得十分崇拜。更何况，二者之间还隐含着某种竞争态势。好的博士生完全可能给导师带来启迪、冲击乃至巨大压力，这个时候如何相处，对彼此的智商与情商都是严峻考验。因学术地位（包含经费等）的差异，导师处在主动/有利的位置，必须有明确的人我分界，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方面。最近两三年，我仔细观察了好几起类似案例，那就是导师利用人脉及发表便利，剽窃自己指导的研究生成果。这方面，国内外处理方式不同。国外教授一旦被学生举报且坐实，直接解聘，没任何商量余地。目前国内学校大都倾向于和稀泥，内部批评教育，但希望家丑不外扬。这是很大的学术禁忌，每个博士生导师都必须切记。
我想特别提醒的是，有时并非刻意剽窃，而是师生的研究无意中撞车，尤其是关键性史料的发现与阐释，这个时候该如何取舍。我倾向于北大中文系老教授林庚先生三十多年前的说法：出现这种尴尬局面，则老师必须退；理由是，你比他/她资深，占有更多资源，回旋余地也更大（大意如此）。若木未成舟，改为合作，也无不可；但若学生已经完工，作为导师，你不该抢先发表。多一篇论文，在你只是锦上添花，在他/她则可能生死攸关。
1995年林庚先生与作者合影
当导师的，应尽可能关爱学生，但我不欣赏“妈妈导师”或“爸爸导师”。现在的孩子们大都自尊心很强，更注重个人隐私，并不喜欢导师“无微不至”的关怀。有些私事，学生征求意见，你可以帮助出主意；若非如此，不要过多关切。以前长辈表达关爱的言语，比如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女朋友？你为何这么胖/瘦？如今都显得不合时宜，弄不好还会被解读为“挑衅”或“骚扰”。这方面，不同世代的学者理解迥异。另外，国内与国外培养的博士、人文与理工的教授，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与把握，也会有比较大的差别。
考虑到新导师与博士生的年龄差距不大，性格开朗的教授，往往喜欢与学生打成一片。此种介于师友的自我定位，好处是心心相印，彼此关爱，很容易沟通与对话。即便如此，我还是想提醒，师生之间最好有“边界”，导师必须保持一定的威严。若彻底失去距离感，学生会把你的话当耳边风，觉得什么都是可以商量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没大没小”。若形成这种局面，平时没关系，万一面临需做出痛苦抉择、千钧一发之际，导师难以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这是很残酷的教训，须未雨绸缪。
我始终记得读博时导师的话：在北大念书，你就是我的学生，我们之间并不平等。等到你毕业了，我们是同事，那时才完全平等。当初被王瑶先生规训时，心里不是很舒服；可慑于导师的威严，我接受他的劝诫——拒绝“出名要早”，不过分挥霍才华。事后想想，这个策略是对的。今天我也一样，对待在读的博士生，关爱并不怎么挂在脸上，喜怒也不太形于色，目的是保留某种学术威严，以备不时之需。
（本文系作者2023年12月12日在北京大学“2023年新聘任博士生导师论坛”上作为资深博导的“经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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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夏薇
审核：徐舒琦
来源：公众号“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