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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脾气坏到让人闻风丧胆,极端地和妻子双双自尽!却是最敢说真话的中国人(深度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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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较长,请耐心阅读)
唐代诗人崔颢写过一首
《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此诗境界开阔、自然宏丽,被誉为唐人七律第一。数年后,诗仙李白游历至此。据说兴之所至,也欲赋诗一首。但读罢崔诗后,李白搁笔而去:“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1300年后,一群翻译家,

读罢傅雷译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后,

发出了和李白一样的慨叹:

“再也没人能译出这样的文章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第一句,

许聪这样翻译: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后墙。

韩沪麟这样翻译: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

而傅雷这样翻译: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

哪种译文更有格局气魄,不言自明。

傅雷这翻译,简直可以把纸钉在墙上。



傅雷一生,翻译过33本名著。他的译本,除了人名有点洋味外,文章本身几乎看不出翻译痕迹。“既展现了原作之神,又展现了中文之美。”傅雷有本《国语大辞典》,译到外文成语或俗话时,他一定会在辞典中寻找妥帖的成语俗话来匹配。他还给自己订了规矩:每日进度不超过千字。“这样的一千字,不说字字珠玑,至少每个字都站得住。”译完之后,他还要逐字逐句细细爬梳。“一句话翻得不好,十年都会耿耿于怀。”以至于法国人说:“再也没人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了。”
因为这么“顶真”,傅雷成了一代翻译巨匠。也因为这么“顶真”,傅雷58岁就自杀而亡。


1908年4月7日,

他生于江苏南汇县傅家宅,

(今上海市南汇区航头镇王楼村五组)。

因出生时哭声震天,

族中长者取义《孟子》中,

“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句,

俗谓大发雷霆为之怒,

为他取字“怒安”,名“雷”。

虽然名字中有雷,

但他却是温文儒雅的2号人,

同时2号人善解人意,

的确是做翻译的合适人选。

为使他受到良好教育,

母亲效孟母三迁,

毅然携子离开闭塞的乡下,

搬至素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

这对他的人生,是关键的一步。


而母亲平时对他管教极严,

甚至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


只因为他读书时打了个盹,

母亲就不惜用滚烫的烛油去警醒他。

有次,他逃学了,

那天夜里他睡沉后,

母亲居然用包袱皮把他缠捆起来,

拖出门外,准备将他投入水中,

他大声喊叫引来邻居,才得以获救。

回忆自己的童年,他形容:

只见愁容,不闻笑声。

严苛专制的家庭环境,

养成了他悲观刚烈叛逆的性格。


12岁时,他考入上海南洋中学附小,
因离开了母亲,他被压抑已久的,
少年天性终于得以被释放,
十来岁就难掩他“敢怒敢言”的个性了。


13岁时,他因顽劣被南洋附小逐出,
于是他又考入教会学校上海徐汇公学。
16岁时,因公开反对宗教,
他又再次被校方开除,
后来他又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中。
在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下,
满腔热血的他参加了五卅运动,
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
又差点被捕入狱,
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他回乡。


1926年秋,他考入上海持志大学,
面对国内血雨腥风的政治形势,
加之对国内大学教育的失望,
他产生了留法的念头。
1927年的最后一天,
他告别母亲乘上邮船赴法,
自此翻开了生命中崭新的一页。


1928年,他考入巴黎大学,
除主修文艺理论外,还常到博物馆、
艺术馆揣摩艺术大师们的不朽名作,
他与刘抗、刘海粟夫妇,
法国画家阿尔培·裴那等过从甚密,
留法期间,他还开始了,
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学子峥嵘,浴德自修,
赤子归来,江声浩荡。

1931年,他与刘海粟夫妇结伴回国,
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语。

而他的“坏脾气”和才华一样闻名,
令人“闻风丧胆”。

傅雷和刘海粟

他经常和朋友,因艺术和社会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他的朋友们都说:他为人刚直、固执,里面是方的,外面也是方的。无论做人、做事,不来半分虚假,看不惯的就要说,有意见绝不折中,也不肯随波逐流,总是据理力争,坚持己见,他的“坏脾气”、“狂怒”也就出名了。
画家张弦是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有一次,刘海粟叫张弦到家吃饭,却安排张弦临摹一幅画,自己打麻将去了,中午回来,便在张作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又让张弦到家吃饭,再临一幅画,又署了自己的名字。他看不惯,为张弦打抱不平。
1933年,他毅然提出辞职,他说: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
这就是刚直顶真的傅雷,他的大爱,正是来自于爱真实!
 在天才面前,他极其谦逊,为了让藏于深海的珍珠被世人所知,他却从来不吝赞美,不辞辛劳。杨绛就曾说过:“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熙良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
张爱玲作为新人在文坛上,异军突起,独放异彩,他深深为这位女作家的才华而狂喜,但张爱玲随后发表的,《连环套》却让他感到不满,按捺不住对一个天才作家的关切,他提笔写了篇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然而张爱玲依然“我行我素”,直到30年后,张爱玲才终于承认,自己也对《连环套》的问世大为后悔。  他对黄宾虹的艺术造诣深为佩服,便亲自组织,为黄宾虹这位,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画家开个人画展。由于他的赏识与大力推荐,黄宾虹才广为人知,确立了他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一代宗师的地位。 

说起自己的“坏脾气”,他解释道:
我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因为一部坏作品,因为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都会愤怒得大生其气……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自有一寸的欢喜,他的大爱,正是来自于爱真理!

从国立艺专辞职后,他回到上海,
抗战期间,为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
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
“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
他闭门不出,
把翻译作为抗战的特殊武器。

抗战胜利后,激情满怀的他,
又将视野转向了广阔的社会现实,
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中,
并联系筹建“民主促进会”。

他遗世独立,横而不流,
铁骨铮铮,为国为民,
他的大爱,正是来自于爱祖国!


在家闭门不出的他,不仅专注于翻译,还专注于教育孩子。
顶真的他,对人、对事、对生活一丝不苟,对待自己的孩子,更是严苛。他对两个儿子,傅聪、傅敏的教育是严厉的。每天吃饭,他都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同席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说话时决不能将手抄在衣服的口袋里。他常对孩子们说:“我是你的舵工,责任最大。”

他对孩子是严苛的,但却尊重孩子的兴趣,当他看到傅聪在音乐上极具天分后,傅聪7岁半时,便让他开始学钢琴,可练琴枯燥,傅聪时不时就会偷懒,比如,一边弹奏一边偷看《水浒》。因此屡遭他修理。至今傅聪鼻梁上仍留有一道伤痕,那是由于有一次训斥傅聪时,性情火爆的他火从心头起,顺手抄起了,一个装蚊香的碟子甩了过去,正好砸在傅聪的鼻子上。

而傅聪的个性被他早早地锻炼了出来,在父亲的威严下,傅聪17岁时,已能自觉刻苦,每天练琴七八个小时,就是酷暑天,衣裤湿透也不懈怠。在某种程度上,傅聪也继承了父亲刚烈的个性,1953年一次参赛,他独奏获得三等奖,竟气得把铜牌摔在地上。两年后的1955年,傅聪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夺得了唯一的“玛祖卡”最佳奖,一举震惊世界乐坛,被誉为“钢琴诗人”。

比赛结束后,傅聪要留学波兰。临行前,他对儿子叮嘱道:
“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第二天,他就开始给儿子写信了,就是从这一封信开始,他们父子之间的鸿雁不断。
傅雷家书手稿
他在信中,跟儿子诚挚地道歉:孩子,那次失手,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
跟儿子谈人生:我认为一个人只要真诚,总能打动人的。即使人家一时不了解,日后仍会了解的。
我一生作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
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
跟儿子谈爱情:对终身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抚躬自问,自己又完美到什么程度呢?
跟儿子谈艺术: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
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教育自己的孩子爱国:钟声复起,天已黎明……中国正到了‘复旦’的黎明时期,但愿你做中国的——新中国的——钟声,响遍世界,响遍每个人的心!
他将对儿子的嘱托和关心,密密匝匝地写进信里,用一个父亲的深情和人生经验,帮远在千里之外异国他乡的儿子,解决一些或大或小的烦恼。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不在教训,而在熏陶。
陈丹青曾感慨道:
“我希望今天还能有这样,
通过家书教育孩子的父亲,
还能给孩子这样写信。
问题是就算他能写信,
有没有这么好的见解、这么好的文笔?
人文水准已经整体沦亡了。”

他不仅用万金家书为世人,
留下了教育孩子的宝贵经验,
在翻译上,更是做出了巨大的成就。

不管是炮火连天的战争日子,
还是天灾人祸或是政治动乱的时日,
他都坚持做翻译事业,
不与周围腐朽的世界相妥协,
并且试图用自己的努力去影响它、改造它。



他人格上求真,做起事来,
他的“较真”,亦是别人比不上的。
他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是他一直以来的座右铭。

他十分严谨,在动手翻译前,
总是会把原著看过四五遍,
弄懂弄通了,真正领会了,
其中的神韵、风格,才会开始来翻译。
遇上不懂的地方,
他从不敷衍,从不马虎,
往往先写信向法国友人请教,
搞明白了,才往稿纸上写。
而译完之后,当他感到不满意时,
有时会重译甚至三译。
 
比如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
他就前后译过三次。
从第一次译《高老头》到最后一次改译,
经过了十七年的漫长岁月,
其翻译态度的严谨与执著,令人钦佩。
 


抗日战争前,他还翻译出版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册,
直至1941年,他完成了全部四册,
一百二十万字的翻译。
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他竟又花费了两年时间重译这本名著。
他说:“文字总难一劳永逸,
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
事后仍会发现不妥…...
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
而传神愈感不足…翻译工作,
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较真的他,使他翻译的文字,
不但有原作之魂,
亦有中文之美,可谓字字珠玑。
有人读完他译作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后,

发出这样慨叹:
“再也没人能译出这样的文章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开篇第一句,

许聪这样翻译:
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后墙。
韩沪麟这样翻译:
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
而傅雷这样翻译:
江声浩荡,自屋后升起。
哪种译文更有格局气魄,不言自明。

法国人说:再也没人,
能把我们的名著翻译得如此传神。

《约翰·克里斯多夫》作者,罗曼·罗兰

他的译笔不仅流利畅达,
并且带着火一样的热情,
能够深深地打动中国的读者,
长久以来,《约翰·克里斯多夫》,
不知唤醒了多少即将沉沦的灵魂。
学者王元华说:

在日伪统治下,看不清人生的方向,
不止我一人从书中找到生活的自信,
想必有无数青年也从中,
得到了巨人手臂的援助。
凡是读了这本书的人,
就永远无法把,
克里斯多夫的影子从心中抹去。

他成为了一代翻译大师,
一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翻译界,
尤其是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权威地位。


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
讨论翻译问题,他提了份书面意见,
结果在会上却掀起轩然大波。

他讨论翻译问题,
而讨论翻译问题必须举出实例,
才能说明问题。
他信手就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
他没料到这份意见书,
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
这样一来,他拈出例句,
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
很多人都大骂他狂傲,
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当场气得大哭。

事实是什么,他便说什么,
他内心的“真”,与他做人的“刚”
走到一起,难免就是得罪人。

事后,钱钟书写信“责备”他,
读罢钱钟书之信,他生气了。
可过了一段时间后,他越想越觉得,
自己这事是做得欠妥当,
于是又给钱钟书去信,主动“承认错误”,
他不是狂,是不愿假,
他求的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灵魂,
不徇私,不媚权,
他说:没有真,心就立不住,
心立不住,人就立不住,算不得一个人。

可也是他这颗赤子之心,
在未来,也给他带去了可怕的灾难。


1954年,他以其卓越的翻译成就,
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55年,他当上了政协委员。
他干的十分认真,
写的总结、意见书达18万字,
涉及到文学、音乐、美术、国画、
儿童读物等极其广泛的领域,
为写这些东西,他还做过很多调查。
政协发言有时间规定,
他就不停练习掐时间。



然而1957年,政治风云突变,
上海各大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他。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想保他,
暗示他,检讨时不妨将调子定高点,可他一向直率,从不虚伪矫饰,
他回答得斩钉截铁:没有廉价的检讨。
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
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


而1958年,他又被划为了右派,
当时,在全国文化界,只有他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但被划为右派后,他不被允许出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舍他的才华,去请示中央宣传部,回复是: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必须改名。可他却一口回绝出版社:

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不明不白成了右派,因此要我改名,我不干!
傅雷译稿
出版社没辙,只好内部商定,
一面请他译书,支付稿酬。
一面把译稿压下,待他“摘帽”后出版。
1961年,他终于“被摘帽”。有了右派的教训,至此之后,
他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压缩得更加逼仄,几乎不再出门,然而微薄的收入难以维持生活,身体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人哀伤,因为用眼过度,他的眼神经急剧衰退,甚至有失明的危险。
可尽管他不问世事,却依然无法在那个时代,安然置身于事外。那场可怕的浩劫,轰轰烈烈地来袭了。

在那个年代,文化人自身难保,敢于在领袖面前拍桌子的梁漱溟,也不得不选择了妥协。一向犀利的周作人,也开始写下了肉麻吹捧的日记,
唯独傅雷,坚持自己的刚直,不委曲求全,不说任何违心的话。
1966年8月30日,一群红卫兵冲进他家,领头人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教师、后升上音副院长的李名强,他曾是傅聪的琴友,50年代时,他还是傅家的座上宾,李名强一进门就喝道:“傅雷,你的问题很严重!”他回敬:“你混蛋!”
李名强带领红卫兵一番搜索后,在他家阁楼找到一箱子,箱里有一面嵌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还有一页登有宋美龄相片的褪色画报。这便成了他“反革命”的罪证。他解释说:这箱子是姑妈,多年前托我保管的。别人寄存的东西,我家从来不动。
然而一切无济于事,
他和妻子朱梅馥被罚跪在地,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尽凌辱,斯文扫地、尊严丧尽,他们连续的被批斗了4天3夜。
红卫兵们带着胜利的得意,绝尘而去,他和妻子已经三晚没有合眼,花园被捣翻、地板被撬开,四周贴满了大字报。

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曾被傅雷命名为“疾风迅雨楼”
在他的心底,有着儒家“士”的传统,士可杀,不可辱,至死要忠于灵魂。赴死的念头,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早在被划右时他就曾在家中,与妻子沉默良久,随后欲言又止,内战结束时,他从香港回大陆,发誓“死也要死在故土”,兜中揣着的是一瓶毒药。

没有沉默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但总有死亡的自由吧?

1966年9月2日,他在绝望中毅然选择了后者。朱梅馥看着眼前这个,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样的丈夫,
她知道,此时再多的言语再大的宽容,也无法挽回一切,去拯救他。而她就选择:与他一起赴死,君死,吾也不苟活,她也去意已决!

面对满地的狼藉,朱梅馥对保姆周菊娣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
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那就是体面地死去。

这一年,他58岁,朱梅馥53岁,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用来自血液里的欣赏,跟随丈夫身后,上演了一场浩荡的绝世深爱。
她安静地陪伴着丈夫写遗书,在几页遗书的文字里,看不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半点不满和抱怨。他们只是平静地交代后事。

他们在遗书中三次道歉,为姑母、为三姐、为遗书的托付者朱人秀: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他们还记得家中的保姆,留给她生活费,还在遗书中写明:

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他们甚至还预留好了自己的火葬费:53块3毛。
在对这个世界生无可恋的时候,
他们想着的是不给别人添麻烦,
他们仍然坚守着文明的底线,尽管文明已先于他们被缢死

1966年9月3日,那天凌晨,世人沉睡,恶鬼狰狞。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中国文坛一颗至真至纯的灵魂,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形式,悲壮地告别了那个肮脏的时代。
上午,保姆周菊娣发现,每天都会准时起床的傅雷,今天竟没起,等了一阵后,周菊娣去敲门,无人应。当她推开门时,眼前的惨状令人心如刀割,傅雷夫妇已双双自缢而亡!

人究竟可以高贵到什么程度?!傅雷夫妇在悬梁自尽前,居然还在凳子下面,小心地铺了一层棉被,为的是当他们踢掉凳子的时候,“咣当声”不会吵醒家里的保姆。高贵,原来只不过是一床棉被的厚度。即使周围都被黑暗吞噬,也无法遮蔽人性的光亮!

傅敏收到父母死讯后,没哭,因为,人悲伤到极点时,便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远在海外的傅聪,知道父母死讯后,也是如此,他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个结局。
而之后到了80年代中期,傅聪回京表演,有晚没演出,他坐在宾馆房间里看电视,当看到戏里,一个孩子在四处寻找爸爸,已是中年的他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身后钢窗就是傅雷夫妇自尽之处

1981年,为了纪念父亲,
傅聪、傅敏兄弟俩将留存的家书,
选编出一册交给三联书店出版,
于是《傅雷家书》得以面世,
几十年来畅销不衰,那天晚上,
傅聪拿到《傅雷家书》后,

久久无法入睡,他从不酗酒,可那晚,他喝了整整一瓶……
《傅雷家书》

和许多父亲一样,傅雷严厉、絮叨,
但他的睿智、广阔、深邃,
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
《傅雷家书》里除了生活琐事之外,
去建立自己高尚的情操和思想。如何让一个青年人,
金庸曾这样评价《傅雷家书》:
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
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

傅雷夫妇离世47年归葬上海南汇傅聪忍不住掩面哭泣

许多人都问,傅雷为何会自杀。儿子傅聪说:“父亲经常讲西方的人道主义,在家里慷慨激昂地谈‘死谏’,所谓的‘抬了棺材见皇帝’。这是中国文化特殊的悲剧精神,他一开始就是烈士,这是他的命运。”儿子傅敏说: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
用作家陈村的话说:“这就是他最刚烈的一面,他觉得世道不好,就不跟你们玩儿了,他永远忠于自己。”
 傅雷死后,他“一生的对手”施蛰存感叹: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中国知识分子中间。


他如赤子般严谨治学,
将大量外国作品译介过来,
使巴尔扎克、罗曼•罗兰、
伏尔泰等文学,思想巨人,
立体地站在国人面前,
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

他如赤子般行事做人,
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
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

他如赤子般教导孩子,
打开《傅雷家书》,
就能遇见一位父亲对于孩子的
脉脉温情,朴实无华、真挚感人。
他不仅滋养着他的孩子,
也滋养了世间无数的心灵。


他曾在家书中告诉儿子: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他是一个孤独者,
是世间天真未凿的赤子,
也是世间最高贵的英雄。
正如他的译作《约翰·克里斯多夫》书中,
序言所写:
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时间,
只是永不被黑暗所吞噬;
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劣的情操,
而是永不被卑劣的情操所征服。

他悲壮的离去,
带走了一个时代的温厚与优雅,
却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留下了正直,明媚,高贵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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