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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萍:再论肩水金关汉简中地名“角得”的用字

黄艳萍 汉字文明 2023-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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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肩水金关汉简中地名

“角得”的用字*

黄艳萍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原载《汉字汉语研究》2022年第4期)




提 要 “觻得”是西北屯戍汉简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地名,肩水金关汉简中“觻得”常写作“角得”“乐得”或者“禄得”,前人研究认为“角”和“乐”是“觻”字的省减,有的也认为“角得”和“乐得”是新莽时期“觻得”的改称。我们认为“角”和“乐”从用字的角度来看,或许不是单纯的构件省减,因“角”和“乐”在语音上与“觻”字均可以通假,进而在书写时只写“觻”字左边或者右边的构件代替“觻”字,属于新莽时期肩水金关地区特有的用字习惯。

关键词 肩水金关汉简 地名 角得 乐得  通假字




肩水金关汉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是近年来出版的重要简牍文献资料。根据简牍中的纪年简记载,这批简文大约书写于汉武帝晚期至东汉初期。简文中大量的屯戍人员籍贯信息是汉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宝贵资料。

“觻得”是张掖郡下辖的十县之一,王莽时期曾将其改名为“官式”。《汉书·地理志》:“觻得,千金渠西至东涫入泽中。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官式。”肩水金关汉简中“觻得”又写作“角得”“乐得”或“禄得”,与之发掘地点相邻的地湾汉简中有2简写作“角得”,其他西北屯戍汉简未见这三种写法。

此前,已有两位学者讨论过“角得”和“乐得”写法问题。孔德从、张俊民(2013)认为“‘觻’字在书写时不易写就,所以在简牍上我们常可看到仅半个字的‘角’或‘乐’,以代表‘觻’字。”即认为“角”和“乐”是“觻”字的构件省写。李建雄(2017)认为“角得”“乐得”是西汉张掖郡治觻得县在王莽时期地名改易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待商榷。



1. 肩水金关汉简中的“角得”和“乐得”


我们在“西北屯戍汉简语料库”中穷尽性地梳理了“觻得”县的相关记载,其中写作“觻得”的简文529枚,写作“角得”的简文12枚,写作“乐得”的简文4枚。“觻得”是西北屯戍汉简里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县名,据简文记载“觻得”下辖乡里94个,也是已公布的西北屯戍汉简中所辖乡里数最多的县,由此也可知,“觻得”在当时所辖区域也是比较大的。张掖郡觻得县是连接居延地区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因此在简文里出现频率非常高。但“角得”“乐得”作为地名,仅出现在肩水金关汉简和地湾汉简中,“角得”的用例有:

(1)南书二封合檄一  其一封居延城司诣大守府八月□  一封许辅诣角得   合檄他候诣肩水八月(72EJD:71A)

(2)□遝一  一封张掖大守章诣   二封邯郸昌诣他  一封遝一角得长□(72EJD:372)

(3)三月一日北书十一封  一封张掖大守章诣居延都尉二月乙巳起   一封张掖长史行大守事诣居延都尉二月己酉起•□□兑恩□   九封肩水都尉诣三官官三封其三诏书□□  ◇   一封角得丞印诣广地(73EJT31:114A)

(4)一封张掖水长诣肩水候官  一封角得丞印诣居延   ◇  一封张掖临谷候印(73EJT31:114B)

(5)角得千秋里王放年亖十五(73EJF3:314)

(6)延累山里赵彭僦人角得博庠里王成(73EJF3:558)

(7)觻得角得得得(73EJT8:105A)

(8)六月乙巳角得长   到如律令(73EJT37:282)

(9)葆俱之角得对大司空史愿(73EJT37:537)

(10)角得长印   啬夫钦白(73EJT37:968B)

(11)金城隧卒角得千秋(86EDT4:5)

(12)肩水候史张普   甲  六月庚午有劾缺  七月乙未角得除徦佐南里公乘徐業年廿三代张普未得七月乙未尽十二月积五月四日奉用钱三千(86EDT5H:29)

第(1)至(4)例是邮书传递记录,例(3)(4)中的“角得丞印”是邮书上的封泥印文记录,例(2)和(8)中的“角得長□”残缺一字,应是“角得长印”,例(10)中亦有“角得长印”,可旁证例(2)缺字,肩水金关汉简中73EJT9:391简、73EJT23:131简、73EJT37:1071简、73EJT37:1484B简都书有“觻得长印”,因此“角得长印”即为“觻得长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例(7)是枚习字简,根据该简原文字形来看,整理释文 “觻”字有误,该字对应的简文图版字形为“角”字。

(13)错田表是常安善居里李钦年三十大车一两  表是宰之印作者乐得广昌里张钱年三十 用牛二头  十二月庚子入(73EJF1:30+28)

(14)河南阳武乐成里纪岑年三十八  乐得  作者酒泉平牛里任匡年二十  十一月壬戌北啬夫出  十二月三日南  丞印  大车一两用牛二头黑劳犗八岁其一黄齿十一(73EJF3:178A)

(15)如律令敢言之  十月庚戌乐得行宰事守马丞(73EJF3:254)

(16)雒阳宜岁里张放年三十五字高   作者乐得广昌里韩况□  狱丞印  牛车一两用牛二头(73EJT24:248)

第(13)(14)(16)例为屯戍人员出入名籍,第(15)例简文残损,可能是出入传。“乐得广昌里”,肩水金关汉简73EJT23:661简,73EJT37:1413简有“觻得广昌里”与其对应,因此“乐得”也应该是“觻得”的异文。另外,在西北屯戍汉简中“角得”和“乐得”只作地名,未见其他用法。因此“角得”和“乐得”都是“觻得”的异文。

李建雄先生认为“像73EJT37:282简‘角得长印’这样的官印印文,也出现‘角得’称谓,足见‘角得’不是‘觻得’的误写或者简写,并认为‘角得’、‘乐得’是王莽改易觻得县名的结果”,这一说法值得商榷。

首先,西北简牍上印文大多为书写者誊抄,并非直接钤印,且印文誊抄时常有错漏。上述例子中“角得丞印”和“角得长印”都是邮书上的封泥印文誊写。印文写作“角得”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原印文就写作“角得丞印”,第二种可能是原印文写作“觻得丞印”,书手抄写成“角得丞印”。西北屯戍汉简中写作“觻得丞印”的简有13枚,写作“角得丞印”的简1枚;简文中写作“觻得长印”的简文5枚,写作“角得长印”3枚,都属于对原件上印文的誊抄。现存封泥、印章文献中未见“觻得”官印,也未见“角得”和“乐得”写法的官印,因此简文中的印文不足以证明“角得”是官印上的正式写法,而且简牍上抄写的印文与印章上实际的印文常常不尽相同。

西北屯戍汉简中约778枚简牍上书有印文,其中524枚书写的是官印,这些简牍上的印文大部分是邮书收文记录,一部分是检、函封收文记录,实物封缄用印,出入名籍封印,以及书檄用印等,简牍上记载的印文均为书手誊抄,并非直接钤印,封泥上钤印均在邮书或函封等开启时已经破坏,保存下来的极少。简牍中印文誊抄较为随意,书写也常有错漏。具体表现为:

一是文字省写,六字印省写作四字印、五字印,如“张掖肩水侯印”省作“张掖肩侯印”,“张掖广地侯印”省作“广地侯印”等;二是印文抄写顺序倒乱,“福禄狱丞印”抄写作“禄福狱丞印”,“甲渠塞尉印”抄写作“渠甲塞尉印”;三是印文抄写时常有同印异字情况,如居延简中的“雍丞之印”,中“雍”应为“雍州”。《封泥汇编》《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中收录了几枚关于雍州的官印,“雍”在印章上多写作“雝”,二字是异体字关系,“雍丞之印”印章封泥上写作“雝丞之印”。因此,誊抄在简牍上的印文,并不一定是原官印本来的用字。

其次,传世文献中不见“觻得”改称作“角得”或“乐得”。上述这些用例中都没有明确的纪年,但是从用字习惯来看,简文中的“三十”“亖十五”“行宰事”“宰之印”“常安”等文字具有新莽时期用字特征,将例(5)、例(13)、例(14)、例(15)、例(16)简判定为新莽时期简应该是可以的,其他几枚简的书写年代无法确定。但仅凭简文用字特征和印文书写来判断“角得”“乐得”属于新莽改称是不合理的。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觻得,莽曰官式”,即“觻得”在新莽时期只有改称“官式”的记录。觻得位于今天的甘肃张掖市西北。胡三省注本《资治通鉴》:“彦昭,张掖人也。”胡注曰:“张掖,故匈奴浑邪王地,汉武帝开置张掖郡及觻得县。应劭曰:张国臂掖,故曰张掖。觻得,郡所治,匈奴王号也。晋改觻得为永平。后魏置张掖郡。隋开皇十七年,改永平为酒泉,大业初改为张掖县。其地自西魏以来,为甘州治所,取州甘峻山为名。觻,音禄。”史籍里尚未见别的改称,因此我们认为“角得”“乐得”并非王莽时期改易名称,而应该只是用字有别。

第三,“角”“乐”和“觻”字不是单纯的省减关系。肩水金关汉简的书写者众多,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书写水平千差万别,生动地呈现了汉代百姓的书写习惯和用字习惯。就书写习惯而言,增省是最为突出的书写现象。肩水金关汉简乃至整个西北屯戍汉简,简牍文字上都呈现出笔画增省较为随意的现象,增加或减省一两笔的情况十分常见。如:73EJT10:120A简中的人名“廷”字写作,构件“壬”增加横笔。73EJT37:85简“肩水候官至”中的“至”字写作,增加点笔等。笔画减省的字,例如73EJT37:529简中“卅井塞尉”的“塞”字简文写作,至少省写了两竖笔;73EJT37:1109简中的“雒”的构件“隹”省写第二个竖笔写作;73EJT23:928简两个表示“奉钱”的“奉”分别写作,第二个即省竖笔等。虽然简文文字笔画减省十分突出,但综观整个西北屯戍汉简,以构件为单位的减省却不多见,简文所见构件省减有两例,分别是:“殺”省构件“殳”草省作(T23:464);“親”省构件“见”作(EPT10:56),这两个省减的字形都被现代简化汉字继承。

肩水金关汉简的用字情况也较为复杂,异体字、古今字、假借字、通假字等用字现象都较为普遍。就书写习惯而言,笔画增省是最为常见的,但以构件为单位的省减并不常见,将一个合体字按构件分解为两个字,且音义用法与该合体字完全相同的情况更是罕见,个西北屯戍汉简中,仅见“觻”字分解为“角”和“乐”这一例,因此,我们认为“角”和“乐”从用字的角度来看,或许不是单纯的构件省减,而应该是“角”和“乐”在语音上与“觻”字均可以通假,进而在书写时省写左边或者右边的构件。



2. “角得”“乐得”及简文中的地名通假字例释


简文中“觻得”除写作“角得”和“乐得”之外,还写作“禄得”,也仅出现在肩水金关汉简中,示例如下:

(17)八月己卯禄得行宰事守马丞 行马丞事守徒丞众移过所如律令/掾齐史并(73EJF3:328B)

(18)月十一月具记都仓置牛车皆毋它已北尊以即日发去有属证居/者言居延谷仓出入百十二石耳•禄得遣史蜚廉卿送卒□肩水以今月二/……屠李君及诸君凡六人车数十百两禄得吏民为(73EJF3:336+324)

(19)禄得都里大夫周贤年五十八长七尺二寸黑色(73EJT37:920)

(20)禄得千秋里大夫鲁遂年五十长七尺二寸黑色(73EJT37:995)

根据“禄得千秋里”和“禄得都里”在肩水金关汉简中有相对应的“觻得千秋里”前文已提及,居延汉简336.35简、居延新简EPT52.523A简、肩水金关汉简73EJT15:10简,以及73EJT37:759简中都有“觻得都里”记载,“禄得”应该也是“觻得”的异文。

“觻得”作为地名时“觻”字的读音。《汉书·地理志》颜师古引孟康曰“觻音鹿”。师古曰孟音是也。《唐书·志第二十》“张掖故匈奴昆邪王地,属汉武开置张掖郡,及觻音禄,觻得县”。《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觻,音禄”。《汉语大字典》:“《广韵》卢谷切,入屋来,屋部。古县名,在今甘肃张掖县西北。”《甘肃通志》:“觻得故城,孟康曰觻音鹿,按《汉书》觻作鱳,又作轹徳。”作“轹徳”时大概是“觻得”的通假,“觻”《故训汇纂》:“音lì,《广韵》,即击切,入锡来。药部。”(宗福邦等,2007:3925)

“觻得”作为地名时在传世文献中用“禄”或者“鹿”等音近的字注音。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禄”上古音来母屋部,“觻”上古音来母药部,二字声母相同,韵部相邻可旁转相通,所以“禄”通“觻”字。另外,《甘肃通志》中记载“觻”作“鱳”或“轹”,它们也是音近通假字关系。西北汉简中“觻”的构件“角”讹混作“鱼”的情况很常见。“轹”上古音属乐母药部,与“觻”字相通。

“角得”的“角”字音“禄”,《史记·留侯世家》“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四人,四皓也,谓东园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孔安国《祕记》里作“禄里”。《正字通》:“兽角也,象形,古岳切,魏志鲜卑传端牛角为弓,世谓之角端。按,角端即角顓本兽名,角音禄。”因此,传世文献里“角”有“禄”这个读音,“禄”通“觻”,则“角”作“禄”音时是“觻”的通假字。“乐得”的“乐”字是“觻”字的声符,据《汉字古音手册》“乐”上古音是来母药部,与“觻”可通假。

肩水金关汉简中“觻得”的三个异文“角得”“乐得”“禄得”,除73EJF3:328A/B简的明确地书有“天凤五年八月”纪年外,其他简牍都没有纪年,但根据简文中特殊数字“三十”“亖十五”,特殊称谓“行宰事”“常安”等词语来看,是具有新莽时期特有的用字习惯的,上述引例中的大多数的简牍应该是属于新莽时期的,“角得”“乐得”“禄得”三种写法又不见于其他时期,因此,这三种写法应该是新莽时期特有的用字习惯,它们不属于改称,也不是单纯的构件省简,更多可能是新莽时期肩水金关地区特殊的用字习惯的一种体现。

简文中类似的地名通假字还很多,比如“乐涫”《汉书·地理志》写作“乐涫”,属酒泉郡下属县,新莽时期改称“乐亭”。《秦汉印章封泥文字编》引《印典》有“乐涫印”(赵平安等,2020:1138),西北汉简中这一地名有四种写法,写作“乐涫”在肩水金关汉简出现了1次,“泺涫”在简文中出现了7次,分布于《居延汉简》《居延新简》《悬泉汉简》《肩水金关汉简》;“乐官”简文里出现了6次,分布于《居延新简》《悬泉汉简》《肩水金关汉简》;“泺官”这一写法只在《肩水金关汉简》中出现了1次。“乐”是“泺”字的声符,上古音同属来母药部,“泺”通“乐”。“官”是“涫”的声符,二字在上古同属见母元部,二者也是通假字关系。

简文中河南郡下的“荥阳”又写作“荧阳”或“营阳”。《汉书·地理志》记载“荥阳,卞水、冯池皆在西南”,“荥阳”秦置,秦称“三川郡”,汉称“河南郡”。《汉书地理志汇释》引王先谦曰“荥当作荧”,同时又以汉代封泥和金石刻辞表明均作“荧阳”(周振鹤,2006:90),证《汉书·地理志》里写作“荥阳”有误。《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和《封泥汇编》各收录了一枚西汉时期的“荧阳丞印”封泥;《秦汉印章封泥文字编》引用《印典》的两枚印文写作“荧阳丞印”(赵平安等,2020:919)。《故训汇纂》“荧阳”“荧泽”古皆作“荧”,不作“荥”,今皆作“荥”(宗福邦等,2007:2425)。吴振武(1999:86)认为:“从这些古书的成书年代看,书中的‘荥阳’之‘荥’写作‘荧’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从时代更早的战国古印资料来看,‘荥阳’之‘荥’原本就写作‘荥’,则是毋容怀疑的。”施谢捷(2006:119)认为:“‘荥阳’之得名与’荥泽’有关,‘荥’本来就写作从水的‘荥’,秦汉以后或作从火的‘荧’属于同音借字。”西北屯戍汉简中写作“荥阳”的15次,其中《居延汉简》1次,《肩水金关汉简》14次。写作“荧阳”的30次,其中《居延汉简》6次,《肩水金关汉简》24次。写作“营阳”的2次,均出自《肩水金关汉简》。“荧”和“荥”上古音均是匣母耕部,同音通假。“营”上古音是喻母耕部,“营”在上古是喻母三等,喻三归匣,“营”通“荥”声韵相同通假。

“雒阳”写作“落阳”。据《汉书·地理志》雒阳属河南郡,新莽时期改称“宜阳”,西北屯戍汉简中“雒阳”出现了69次,“落阳”只在《肩水金关汉简》中出现了1次。《秦汉印章封泥文字编》中收录“雒阳令印”“雒阳宫丞”“雒阳武库”等官印(赵平安等,2020:321),均写作“雒阳”。“雒”和“落”上古音都是来母铎部,同音通假。

“缑氏”写作“絇氏”,《汉书·地理志》记载“缑氏”为河南郡下属县,新莽时期改称“中亭”。中引用《古封泥汇编》有“缑氏令印”(赵平安等,2020:1142),西北屯戍汉简中写作“缑氏”的有15次,其中《居延汉简》2次,《肩水金关汉简》13次。“絇氏”只在《肩水金关汉简》中出现1次,“絇”和“缑”上古音同是见母侯部,同音通假。

此外,西北屯戍汉简还将河南郡的“偃师”写作“匽师”,魏郡的“繁阳”写作“蘩阳”,“梁国”写成“粱国”,以及“魏郡”写作“巍郡”,都是同音通假。



3. 结语


综上,虽然肩水金关汉简及其他西北屯戍汉简的书写习惯是其文字考证时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字笔画省减、讹变、混同、错别字等现象较为普遍,但从地名用字的角得而言,我们认为诸如“角得”和“乐得”等类地名简单地理解为构件的省减还是有待商榷的,或许从通假字的角度去认识更加合理一些。

3.1 简文中地名通假字的类型


西北屯戍汉简中通假字也是常见的用字现象,简文中地名通假字关系中的本字和借字间的关系如下:

从对应关系上来说:以一个本字对应一个借字为主,偶见一个本字对应多个借字。如“觻得”的“觻”字对应了“角”“乐”“禄”三个借字。

从字形结构上来说:借字是本字的声符。如“觻得”和“乐得”中的“乐”字是“觻”字的声符;“聊城”与“聊成”,“成”是“城”的声符;也有本字是借字的声符情况,如“屋闌”与“屋蘭”,本字“闌”是借字“蘭”的声符。“繁阳”与“蘩阳”,本字“繁”是借字“蘩”的声符。二是本字与借字有相同的声符。如“河池”与“何池”,均以“可”作声符。

从语音上来说:多为同音通假关系如“屋闌”的“闌”通假作“蘭”;“河池”的“河”写作“何”;“雒阳”的“雒”写作“落”;“偃师”的“偃”写作“匽”;“繁阳”的“繁”写作“蘩”等。河南郡下的“缑氏”县,简文又写作“絇氏”(73EJT37:132),“絇”和“缑”上古音同是见母侯部,同音通假。

3.2 西汉中晚期地名通假字产生的原因


秦汉时期是汉字形体变革的转折时期,隶变从发生到完成使汉字形体走向了今文字阶段。赵平安(1994):“通假字的剧增大约在战国秦汉时期,战国楚简、帛书里就有不少通假字,到以后的秦汉简帛中,通假字的规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认为秦汉时期通假字增加的原因是“形声字的大幅度增加”和“古文字的隶变”。西北屯戍汉简是汉代屯戍人员的用字实录,简文中异体字、通假字、古今字等用字现象突出,通假字是其主要的用字现象。我们认为简文中地名通假字大量使用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以简代繁的求易心理。整体来看,通假字与被通假字形体关系还是以求相对简单的字形为主,但也有个别通假字的形体比被通假字形体更复杂,如“繁阳”的“繁”通“蘩”。通假字有趋简倾向。简文释读时,我们不能把有的本是通假字关系简单的理解为汉字构件的省减,比如“觻得”的“觻”字写作“角”或“乐”时,本质上还是通假字关系。年号“居摄”在简文中常写作“居聑”,很多人也理解为“聑”是“摄”的构件简省,实际上据《广韵》记载,“摄”上古音在书纽叶部,“聑”上古音在端纽叶部,二字为韵部相同,声纽为准旁纽可相通。构件省减具有很强的偶然性,而通假字的以简代繁现象则具有普遍性,我们在“西北屯戍汉简数据库”中发现,简文中的通假字都具有高复现率。

二是宽容的文字书写风气,通假字的大量使用不造成交流障碍。雷黎明(2019):“马圈湾汉简通假字增加了秦汉简帛文献中通假字的单字量。但单纯从其文献内部来看,马圈湾汉简通假字单字量较少,总使用量更少。马圈湾汉简虽出土发现于西北边塞,由下层官吏书成,但与先秦战国楚简文献相比,通假字的单字量、使用量大为降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文字使用已趋于规范。”马圈湾汉简的通假字使用率与整个西北屯戍汉简中的通假字使用度应该是一致的,通假字在总文献字数中所占比重较低。通假字的普遍使用应是当时社会用字习惯的反映,人们对通假字的接受度较高,行文中通假字使用也较为常见,因此通假字的使用并不会阻碍人们的书面交流。


注释: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北屯戍汉简分类集成及简册复原研究》(19CZS00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特此感谢!

①为了行文方便,简文引用时不分段。


参考文献: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主编)2011-2016《肩水金关汉简》(壹—伍),中西书局。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主编)2017《地湾汉简》,中西书局。

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编)2019《悬泉汉简》(壹),中西书局。

郭锡良(编著)1986《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简牍整理小组(主编)2014-2017《居延汉简》,(台北)“中研院史语所”。

孔德从、张俊民 2013《汉简释读过程中存在的几类问题字》,《敦煌研究》第6期。

李建雄 2017《简帛材料中的历史地理信息研究——从张掖郡觻得县的称谓变化说起》,《档案》第7期。

雷黎明 2019《敦煌马圈湾汉简通假字系统量化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

施谢捷 2006《古玺汇考》,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黄德宽教授。

唐作藩(编著)2013《上古音手册》(增订本),中华书局。

张德芳(主編)2016《居延新简集释》,甘肃文化出版社。

赵平安 1994《秦汉简帛通假字的文字学研究》,《河北大学学报》第4期。

赵平安等 2020《秦汉印章封泥文字编》,中西书局。

吴幼潜(编)1964《封泥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吴振武 1999《释三方收藏在日本的中国古代官印》,《中国文字》第24期,艺文印书馆。

周晓陆(编)2010《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中华书局。

周振鹤 2006《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

宗福邦等(主编)2007《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


END

(本文据作者原稿推送,引用请据正式出版物)


编辑 | 李茵茵

审核 | 周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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