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故事新编》改名记——以《非攻》《理水》手稿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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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新编》改名记

——以《非攻》《理水》手稿为中心

郜元宝

鲁迅《故事新编》时作时辍，“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足足有十三年。”1《坟》《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这四本鲁迅自编或后人补编的杂文集，所收作品时间跨度也很长，但那是特殊编纂体例所致（或始于留日时期，或始于创作文言小说《怀旧》的民国初年）。另外十三本杂文集时间跨度就很短，少则一年，个别两年。《三闲集》跨度最长，也不过三年。若不算校勘二十三年而生前未能出版的《嵇康集》2，则《故事新编》不仅是鲁迅纯文学创作、也是他所有单本头著作中历时最久的一部。

鲁迅本来就喜欢反复修改作品，但从他所谓“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句话3，只能窥见他修改作品的情形之一斑。鲁迅可能是现当代作家中最勤于修改作品的人了。《故事新编》历时十三年，修改自然更多。尤其在“1934年8月作”《非攻》、1935年底完成《理水》《采薇》《出关》《起死》之后，趁着编订全书的机会，鲁迅在手稿、初刊本或初版本的剪贴稿上面，对全部八篇小说进行了大量修改。

作家修改作品，或大幅度改动构思与布局，或仅止于个别字句。绝大多数情况下，鲁迅对手稿的修改均属后者。他极少改变原作构思与布局，但对字句之微，几乎有无止境的追求，诚如刘勰《文心雕龙·练字》所谓“善为文者，富于千篇，穷于一字”。包括《故事新编》在内的鲁迅大量著作，几乎都存在需要版本校勘和手稿对读的问题。以孙用先生《<鲁迅全集>编校记》、朱正先生《跟鲁迅学改文章》为代表，“鲁研界”对此已有大量专门研究。这项工作今后无疑还会继续下去。

本文谨结合当年由黄源先生保存、捐赠、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故事新编》手稿4，略谈其中不太为人注意或根本不为人所知的一个小问题，即鲁迅不但反复修改《故事新编》各篇的正文，还修改过若干篇的标题。

1

从《新编的故事》到《故事新编》以及酝酿过程中的“速写”    

熟悉《故事新编》创作与编纂的读者都知道，这本书从酝酿到完成，颇费周折。就连“故事新编”这个书名，也有一个反复推敲、逐渐确定的过程。

《故事新编》初版精装本封面

鲁迅1922年11月写《不周山》，计划是一个系列。但写完《不周山》，自己并不十分满意，加上忙于他事，所谓“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5，“古代”部分就暂时搁置了。

等到1926年在厦门大学，因为和高长虹的纠葛，触发鲁迅创作《奔月》，无意中延续了创作《不周山》这一类历史小说的计划（尽管具体笔法并不完全一致）。另一篇《眉间尺》的创作日期至今仍有争议，但不管《眉间尺》最初执笔是早于抑或晚于《奔月》，有一个重要信息值得注意，即1922年前后鲁迅创作系列历史小说的计划，至《眉间尺》终于复活，因为《眉间尺》手稿上增加了副标题“新编的故事之一”。《眉间尺》在1927年4月25日、5月10日《莽原》半月刊上分两次发表，正、副标题也是如此。

这里就牵出另一个问题：或许鲁迅写《奔月》时，继续创作系列历史小说的意图已经复活，只是没有如《眉间尺》那样添上副标题而已。又或许，鲁迅是在《眉间尺》最后定稿于广州之际，才真正意识到应该重新拾起创作《补天》时的计划，这才给《眉间尺》增添了显示为系列作品之一的副标题，而此时《奔月》早已发表，不可能再追加同样的副题了6。究竟如何，尚可继续探讨。

鲁迅杂文集中也有不少打算写成系列，后来不得已才取消原计划，只将已经写出的跟别的文章“杂在一起”，如《夜记》之类7。写完《眉间尺》之后，业已复活的“新编的故事”系列再次搁起，一拖就是六七年。但有两条证据说明在《眉间尺》之后，鲁迅虽然未能紧接着密集地创作“新编的故事”系列，却一直在默默地努力着。

第一条证据，是鲁迅1932年12月14日写《<自选集>自序》时明确交代，1926年他“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荒凉的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这说明最迟在1932年底，鲁迅已放弃《新编的故事》这个系列小说的总名，而决定改用新的名称即《故事新编》了。

但若按《<自选集>自序》的说法，《故事新编》书名的确定乃在厦门，这就跟定稿于广州的《眉间尺》仍用“新编的故事之一”作副标题冲突起来了。看来系列历史小说的新名《故事新编》之确定不会早于1927年4月4日《眉间尺》手稿寄出的前后8，但也不会迟于写《<自选集>自序》的1932年底，大致在这二者之间。

《<自选集>自序》还说，“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顷刻读了的”，这说明鲁迅不仅将计划中的历史小说改名为《故事新编》，还明确告诉读者，尽管当时这个系列只发表了《不周山》《奔月》《眉间尺》三篇，但在他本人看来，已经构成一本独立的“创作”的雏形。收入1933年3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的《奔月》和《眉间尺》（此时已改名为《铸剑》）并非随意零散的“创作”，乃是从已经定名的《故事新编》中选取的。如此郑重其事地介绍一本尚未完成的著作，足见鲁迅继续创作《故事新编》的计划之清晰和意欲完成这部书的决心之坚定。

第二条证据，是1935年12月26日编讫《故事新编》后所写的“序言”，继《<自选集>自序》之后，将《故事新编》的定名工作再次锁定在厦门时期——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

这篇“序言”告诉读者，鲁迅在厦门创作《奔月》《眉间尺》时，就想着要“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鲁迅这段回忆，跟1932年底的《<自选集>自序》一样，都没有考虑到在广州发表《眉间尺》时仍然以“新编的故事之一”为副题的事实。如果厦门时期就已经“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眉间尺》副标题就不会是“新编的故事之一”，而应该是“故事新编之一”。这里面肯定发生了记忆的偏误，但《<自选集>自序》和《故事新编序言》的两段回忆至少说明在鲁迅心目中，《故事新编》定名时间肯定早于1932年底写《<自选集>自序》之时，当然也肯定是在将《眉间尺》投给《莽原》的1927年4月4日之后。换言之，鲁迅是在1927年4月4日至1932年12月14日之间的某个时日，将《新编的故事》改成了《故事新编》。

1927年5月1日，当《眉间尺》在《莽原》上登了一半之后，鲁迅在广州编辑他的系列散文《旧事重提》，并将该书改名为《朝花夕拾》——

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9

是否就在此时，因为一直有做“对子”的“积习”10，鲁迅不仅将《旧事重提》改为《朝花夕拾》，也顺便想到可以将《新编的故事》改为《故事新编》，而与《朝花夕拾》做成一副绝佳的“对子”呢？事实上，1927年《<朝花夕拾>小引》、1932年《<自选集>自序》、1935年《故事新编序言》，都同时提到《朝花夕拾》与《故事新编》，这似乎也透露了两个可以做“对子”的书名在鲁迅心目中具有某种连带关系。

《故事新编序言》还提到，写完《奔月》和《眉间尺》，继续创作历史小说的事“又完全搁起了”，但“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换言之，尽管“完全搁起了”，却并非真的放弃，而是陆续又完成一些“速写”，只是“一向不加整理”而已。“序言”又说，“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可见比起最终完成的《故事新编》，那些不知是否尚存于天壤间的“速写”，应该都具有相当完成度，以至于业已完成的各篇在作者看来“也还是速写居多”，甚至《<出关>的“关”》一开头就说，“我的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如何如何。

上述两条证据首先说明，停顿了六七年之后，鲁迅在“1934年8月作”《非攻》，绝非一时兴起挥笔，乃是早就计划、早就借《<自选集>自序》广而告之、中间不断有一些“速写’”的《故事新编》的创作，继1922年《不周山》、1926年至1927年《奔月》《铸剑》之后，终于进入了第三个紧锣密鼓的阶段。

上述两条证据还解释了，鲁迅出席1935年9月15日由黄源所邀集的宴会，当场答应给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提交一本新书，尤其鲁迅在看到“文生书店”广告说“文学丛刊”第一辑将要在1935年旧历年底全部出齐之后，为何居然能奇迹般地在一个月之内写好《理水》《采薇》《出关》《起死》四篇小说？其实这四篇（包括之前的《非攻》）都并非鲁迅从无到有的临时创作，而是对早就完成的一些“速写’”的加速“整理”。

除《理水》在日记里记下明确完稿日期为“1935年11月29日”，其他三篇具体完成时间，《鲁迅日记》皆无记录，只在各篇末尾统一署上“1935年12月作”。研究者大多相信，这主要是因为鲁迅的天才、勤奋和极其看重他对巴金与读者的承诺，以及对《文学丛刊》同时收录其作品的萧军、周文两位文学青年的大力提携（不愿自己给这套丛书拖后腿），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是跟这四篇都已经有了各自完成度不等的“速写’”有关。1935年底的一气呵成，乃是鲁迅对“一向不加整理”的那些“速写’”最后加以高效率“整理”。

这在鲁迅跟朋友的通信中也透露了不少消息。1935年12月3日致增田涉信说，“目前正以神话作题材写短篇小说”，1935年12月4日致王冶秋信说，“现在在做以神话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须年底才完”，但1935年11月23日致邱遇的信却明确交代，“《故事新编》还只是一些草稿，现在文化生活出版社要给我付印，正在整理，大约明年正二月间，可印成的罢”。在《故事新编》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的私人通信中，鲁迅交叉使用“写”、“做”和“整理”这三个词语，说明《故事新编》最后四篇的竣工，既有“写”和“做”的成分，也有在那些“速写”基础上加以“整理”的成分。

这种情况保证了鲁迅能在极短时间完成《故事新编》，但也令他在既“写”、“做”又“整理”的过程中，很难像他写别的小说时那样“凝神结想，一挥而就”11，而必然会遇到不少需要反复斟酌、不断修改的疑难之点。

2

手稿所见从《扶危》到《非攻》、从《採薇》到《采薇》的篇名修改过程

鲁迅当时还有大量翻译、写作和各种“打杂”的任务，身体又每况愈下，在规定短时间内飞速“整理”这些“速写”，其仓促急迫，可想而知。偏偏鲁迅对自己的写作又极认真，绝不会果真如他开玩笑时所说，看见某些低劣作家也在那里发表，他自己“无论什么都可以闭着眼睛发出去了”12。事实上即使在最后交稿的关口，他还要不断加以修改，于是在《非攻》《理水》《采薇》这三篇的篇名上，就留下了仓促修改、抓住最后机会一锤定音的痕迹。

最早于“1934年8月作”的《非攻》，便是在送交出版之时，在手稿上最后定名的。

现藏于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手稿显示，在《故事新编》“目录”和《非攻》正文首页上，这篇小说原来的标题都被涂改。“非”字是在某个字的基础上涂改而成。“非”字下面的字则全部涂抹，另添上“攻”字。尽管如此，无论“目录”还是《非攻》正文首页的手稿上被涂改的原标题都还依稀可见——乃是“扶危”二字。

鲁迅先是在“扶”字的基础上，巧妙地直接涂改为“非”字，再将“危”字整个涂抹，另添上“攻”字。也就是说，“1934年8月作”的并不是《非攻》，而是《扶危》。

用“扶危”命名这篇小说，是有文本内部的根据的。墨子“老乡”公输盘讥笑墨子“劳形苦心，扶危济急，是贱人的东西，大人们不取的。”借用对手的评断来自嘲或自我评价，这不正是鲁迅行文的惯技吗？用公输盘讥诮墨子的“扶危”二字做这篇小说的标题，可谓恰如其分。

相反，“非攻”二字却始终并不见于小说正文。然而尽管如此，在《故事新编》编讫之后、送印之前，鲁迅还是在手稿上将已经写好一年多的这篇小说的篇名，最后由“扶危”改为“非攻”。何以故？

小说写墨子对弱小的宋国，真可谓是“扶危”。但墨子也清楚，单方面扶起宋国这个危邦是断乎不可的，因为有一个强大的楚国在虎视眈眈，所以他一边安排禽滑离等学生在宋国积极备战，一边主动出击，千里迢迢亲自跑到楚国去“非攻”——以言辞和行动来阻止楚王、公输盘发动对宋国的这场战争。

新的篇名“非攻”二字虽出自《墨子·非攻》，立意却不止于《墨子·非攻》，乃是将《墨子·非攻》和《墨子·公输》这两篇捏合起来，构成鲁迅自己所理解的更加完整的“非攻”。

这样重新定义的“非攻”，既涵盖兼爱、“扶危”的怀抱，以及《墨子·非攻》本来就有的“非战”的思想，还突出了《墨子·公输》里面的积极备战与冒死反抗的精神。

小说开头写子夏的徒弟公孙高问墨子是否“主张非战”，墨子虽然答曰“不错！”其实他知道公孙高是不会懂得“非战”之真义的，所以当公孙高诡辩说“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时，墨子仅答以“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就不再同他啰嗦了。

公孙高以“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来理解战争的合法性，被墨子批评为“做事却要学猪狗”，这正是鲁迅早在1908年《破恶声论》中就抨击过的“兽性爱国”，也是青年鲁迅从托尔斯泰那里借来的“反战”理论，略同于《墨子·非攻》。但鲁迅后来从无数的事实中清楚地意识到，若单独依靠托尔斯泰这套“反战”理论，真正的“反战”是不会成功的——

英国罗素（Russel）法国罗曼罗兰（R.Rolland）反对欧战，大家以为他们了不起，其实幸而他们的话没有实行，否则，德国早已打进英国和法国了；因为德国如不能同时实行非战，是没有办法的。俄国托尔斯泰（Tolstoi）的无抵抗主义之所以不能实行，也是这个原因。他不主张以恶报恶的，他的意思是皇帝叫我们去当兵，我们不去当兵。叫警察去捉，他不去；叫刽子手去杀，他不去杀，大家都不听皇帝的命令，他也没有兴趣；那末做皇帝也无聊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然而如果一部分的人偏听皇帝的话，那就不行。13

因此墨子不仅要跟公输盘、楚王据理力争，还必须冒着被对手杀死的危险，让对手相信自己也并无必胜的把握。其实禽滑离们的积极备战，究竟能否抵御楚国的攻击，墨子本人也并无十分的把握。但根据其所执守的道义和逻辑，墨子并不能因为没有必胜把握，就放弃积极备战与拼死反抗，而仅仅寄希望于自己和楚王、公输盘的口舌之辩。

《铸剑》中“黑色人”帮助懦弱的眉间尺进行复仇，不也是放弃单纯的“扶危济急”，或迂阔的“反战”与“非战”的理论，而直接采取以杀止杀、以战止战的另一种意义上的“非攻”吗？区别在于墨子和公输盘、楚王之间是一场表面平静实则凶险的坐而论道与沙盘推演，“黑色人”、眉间尺与“王”的矛盾之解决，则诉诸三个头颅的鼎中撕咬。

不管“扶危”和“非攻”在语义和语感上有怎样的差别，反正《扶危》作为这篇小说本来的篇名，在鲁迅手稿上至少存在过一年多时间，后来才不再为人所知。

《采薇》手稿第一页标题是《采薇》，但手稿“目录”上却是“採薇”。鲁迅最后将“採”字左面的提手旁用笔圈去，使目录上的标题跟小说本文的标题保持一致。

这就留下悬念：鲁迅最初给《采薇》所定的篇名，究竟是“采薇”，还是“採薇”？手稿“目录”上的“採薇”是原来的篇名，还是一时笔误，写出“采”的一个异体字，尔后又及时加以纠正？

希望今后能找到有力的旁证，解释这个悬念。这里先借许钦文的回忆做一点推测。1926年夏天，许钦文结束他在台州六中的教学工作，回到北京，暂时无事，而即将离京、远赴厦门的鲁迅正陷于异常忙乱中，许钦文就帮助鲁迅，在位于虎坊桥的京华印书局和西三条鲁迅住所之间，来回“实在不止十五次”，取、送《彷徨》的校样，因为鲁迅要在《彷徨》的校对稿上反复修改，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力避俗字而使用“本字”，“因为他早年受了章太炎的影响，‘喫’字不印‘吃’，‘裏’字不印‘里’，也不印‘裡’。——以后为着便于工、农学习，就不再拘于本字，凡俗字笔划少于本字的就用俗字，本字笔划少于俗字的仍用本字。”弃“採”而用“采”，大概也就如许氏所说吧。14

3

 从《治水》到《理水》的篇名修改过程

更有趣的是手稿上所显示的鲁迅对《理水》篇名的修改。

1935年11月29日鲁迅日记：“夜作《治水》讫，八千字。”很早就有论者注意到《治水》是《理水》的原名，在出版之前改名了。但这只是将鲁迅日记和《故事新编》出版时的实际篇名放在一起，推断鲁迅有改名之举，并未涉及来自手稿的证据，也未能进一步探索作者之所以改名的理由。16

也有论者认为，这是“鲁迅在写完的当日，名字记错为《治水》”。单看《故事新编》手稿“目录”，该小说篇名确实是《理水》。但在《理水》本文的手稿上，标题中的“理”字乃由另一字涂改而成。因涂改较彻底，原本为何字，肉眼已难辨认。

可以肯定的是，“理”字左面的斜玉旁和右边的“里”，都经过细心涂改，以至于比下面的“水”字粗大很多。显然，鲁迅给这篇小说最初所起的篇名并非“理水”。

我大胆推测，被涂改为“理”的原来那个字，乃是“治”。这篇小说原来的篇名，确实如鲁迅日记所示，乃是“治水”，而非“理水”。理由有二。

首先“理水”二字并不见于小说正文，“治水”二字却在《理水》正文中出现四次。其他还有三处，“治”和“水”在一句之中，虽然分开，意思却仍是“治水”。具体文句如下——

1.治了九年的水

2.禹来治水，一定不成功

3.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水的吗？

4.“鳏”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的吗？

5.治水的新官都还没有消息

6.这似乎还是照例的治下去

7.所以能够治了水

既然小说正文频繁出现“治水”，却不见“理水”，作者若将这篇小说命名为《治水》，可谓名正言顺。何况“大禹治水”的说法在后世普遍流行，“理水”反显得不够通俗。

周作人在1936年11月7日所撰《关于鲁迅之二》中，就将《理水》误记为“治水”17。他那时绝不会读到鲁迅日记，不可能据鲁迅日记得知《理水》曾拥有“治水”之名。这或许也是中了通俗流行之毒？周作人对小说开头讽刺“鸟头先生”的文字肯定印象深刻，而在明显影射顾颉刚的“鸟头先生”结结巴巴的发言中，不就反复出现过“治水”二字吗？因此周作人的误记，固然受到“大禹治水”的流行说法的影响，但恐怕也是因为他真正看到了小说正文反复出现过“治水”二字。

其次，《理水》手稿中的四次“治水”、三次与治水有关的“治”字的构型，皆不难涂改为“理”字。手稿“治”字左边的三点水旁，鲁迅或写成一点加一竖，或一点加一竖勾，或干脆只是一竖，涂改为“理”字的斜玉旁，毫无难处。“治”字右边的“台”字，其上半部“厶”，鲁迅有时写得较完整，但趋于扁平，有时仅仅写成简单的两点，近乎一横。“台”的下半部“口”，鲁迅或写成较完整的扁“口”，但下面开口，也近乎一横；或写成左右稍有顿笔的大致的一横。无论何种情况，手稿中这七个“治”字，都不难涂改成“理”字。

看来鲁迅1935年11月29日的日记并未“记错”。当晚刚写好一篇小说，马上提笔写日记，怎么就会记错？鲁迅当天写“讫”的“八千字”小说，篇名就是《治水》，而非《理水》。《理水》是在全书编讫、即将送印之时，最后由鲁迅亲笔改定。作为小说篇名的“治水”，其存在时间，较之“扶危”，就短暂得多了。

4

插叙从《眉间尺》到《眉间赤》再到《眉间尺》和《铸剑》的改名过程

说到《鲁迅日记》是否会出现“误记”，不能不再次提到《铸剑》的改名过程。

《铸剑》最初的篇名，很可能并非大家熟知的“眉间尺”，而是“眉间赤”。

《鲁迅日记》1927年4月3日记：“雨。下午浴。作《眉间赤》讫。”这个《眉间赤》也并非“误记”。在目前保存的《铸剑》手稿第一页，标题诚然已改为《眉间尺——新编的故事之一》，但据上引1927年4月3日《鲁迅日记》，手稿第一页很可能是重新写过的。毁弃不理想的原稿，重新写（抄），乃是鲁迅著作手稿或古籍抄校稿绝大多数皆能保持高度整洁的主要原因。在《铸剑》原稿可能被丢弃的第一页上，标题很可能就是《眉间赤》或《眉间赤——新编的故事之一》，因为在公认为《铸剑》重要“出典”之一的《孝子传》中，主人公的名字既作“眉间赤”，又作“眉间尺”，因此鲁迅原稿正标题很可能跟日记一致，就是《眉间赤》。果真如此，则小说《铸剑》篇名的修改过程应该是：《眉间赤》-《眉间尺》-《铸剑》，前后拟用过三个篇名，一共修改过两次。

但根据上文引述鲁迅本人的多次回忆，他在厦门大学时创作的这篇复仇小说，原名确实都是《眉间尺》。鲁迅在厦门大学时的学生陈梦韶后来回忆说，因为当时厦门大学的学生们不明白“眉间尺”的意思，鲁迅还特为解释过18。如果陈梦韶回忆属实，就也佐证了《铸剑》最初篇名确为《眉间尺》，而1927年4月3日完成的手稿一度又作《眉间赤》，并被鲁迅写在当天的日记中，但发表时改为《眉间尺》，最后又定稿为《铸剑》。换言之，《铸剑》篇名的修改过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眉间尺》-《眉间赤》-《眉间尺》-《铸剑》，前后拟用过三个篇名，一共修改过三次。

5

从《治水》改为《理水》的构思动机之管窥

以上插叙《铸剑》的两（三）次改名，足见鲁迅对小说标题的重视。现在再说回《非攻》《理水》的改名。

鲁迅更改《非攻》的篇名，舍弃小说文本中实有的“扶危”，而使用小说文本中并不曾出现的“非攻”，由此涵盖全篇的命意，已如上述。鲁迅更改《理水》篇名，也是舍弃小说中许多人物经常挂在嘴边的“治水”，而使用小说中从未出现的“理水”。如此一来，仅仅出现于小说篇名的孤立的“理水”二字，就与小说正文众多的“治水”赫然相对了。

这或许正暗示着大禹不求人理解的治水策略与治水精神，乃绝异于“鸟头先生”、“治水的官员”等大多数昏庸之辈陈陈相因而绝无成功之望的“治水”之旧惯吧？果如此，则鲁迅确实需要放弃“治水”，另寻一词，作为小说篇名了。

舍“治水”，用“理水”，还有一层因缘，就隐藏于小说正文之中——

然而关于禹爷的新闻，也和珍宝的入京一同多起来了。百姓的檐前，路旁的树下，大家都在谈他的故事；最多的是他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的脚下。

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典出《太平广记》四百六十七卷“水族四”《李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据元代陶崇仪的《辍耕录》，将《李汤》篇“改题”为《古岳渎经》，并确定该文乃唐李公佐“假设之作”，还引用了“禹理水---召集百灵，搜命夔龙---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徙淮阴之龟山足下”这一大段19。小说所谓“禹爷的新闻”，就是根据此段《古岳渎经》的引文敷衍而成，而“理水”二字也就出现于这一段的《古岳渎经》。

鲁迅纂辑《唐宋传奇集》，在“卷三”整篇收入《古岳渎经》，再次断定为“李公佐撰”20。1927年9月完成于广州的《唐宋传奇集》附录《稗边小缀》“第三分”指出，明代胡应麟《笔丛》所引《古岳渎经》与《太平广记》“殊有异同”，并逐条对勘，第一条就是“禹理水作禹治淮水”21。这就很清楚了，“禹理水”出自《太平广记》所录唐代李公佐《古岳渎经》原文，“禹治淮水”则出自明代胡应麟《笔丛》对《古岳渎经》的引用。在鲁迅看来，前者比后者更可靠，所以他特地将“禹治淮水”重新校改为“禹理水”。较之“治水”，鲁迅在心理上更偏爱“理水”，也无怪其然。

鲁迅原稿起初将小说取名为《治水》，应与上述周作人的误记类似。鲁迅创作这篇小说，其理由也会受流俗所谓“大禹治水”的影响。又因小说涉及他所厌恶的顾颉刚对大禹的更令其厌恶的考证，故将小说题曰《治水》，顺便讽刺顾颉刚的抹杀古史，也颇合适。

“治水”二字与顾颉刚的连带关系，很早就见于鲁迅的私人通信——

上海大水，微有所闻，据云法租界深可没膝；但敝里却并无其事，惟前两天连雨，略有积水，雨止即退，殆因地势本高，非吾华神明之胄，于治水另有心得也。盖禹是一个虫，已有明证矣。22

这里不仅对通俗的“治水”说颇多讥诮，还明确涉及顾颉刚“禹是一个虫”的考证。而在此一年之前，鲁迅跟同一位受信者通信时，就已经猛烈讽刺过顾颉刚“禹是虫，故无其人”的说法，甚至开玩笑说“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23一年后的通信有意识地将“治水”二字和顾颉刚捏合起来，几可视为原名“治水”的小说最初的酝酿。

然而这样一来，就造成整篇小说皆是讽刺消极的“治水”，作者正面歌颂大禹的另一层积极的命意势必有所削弱。因此最后关头，鲁迅从他所佩服的李公佐《古岳渎经》中拈出“理水”二字来替换“治水”，就尤其引人瞩目。

在《诗经》《尚书》《老子》《庄子》《山海经》《国语》《战国策》以及《左传》等先秦重要典籍中，涉及“大禹”及其父“鳏”的段落，皆无“治水”二字。检索“中国基本古籍库”，先秦只有《管子》《列子》《慎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提到“治水”二字。换言之，在鲁迅《故事新编》所关注的上古至先秦阶段，“治水”二字并不多见。后世盛称“大禹治水”，主要受《孟子》和《史记》的影响。先秦典籍中并未发现“理水”二字。虽说“理水”字面意思等于“治水”，小说题名“治水”或“理水”，并无高下之分，但在秦汉以后，毕竟“治水”比“理水”更加流行。鲁迅舍弃大家熟悉的“治水”，宁可根据《古岳渎经》而使用冷僻的“理水”，自然有其不得已之处。

这主要因为在小说《理水》的具体语境中，“治水”业已成为“水利局”官员和“鸟头先生”们的口头禅，而冷僻的“理水”在语言运用的历史上还不曾被“治水”的流俗之气所沾染（生卒年不详而曾经活跃于唐元和年间的李公佐《古岳渎经》用“理”不用“治”，是否避唐高宗李治之讳，属于另一个问题，此处不必讨论）。篇名舍“治水”而改用“理水”，同时在小说正文中继续保留七处“治水”的字眼，让读者熟悉的“治水”跟读者不熟悉“理水”赫然相对，这就不仅可以揭露“水利局”大员们的墨守成规、昏庸无能、欺下瞒上、好逸恶劳，讽刺“鸟头先生”等“文化山”“学者们”“放他妈的屁！”，辨察灾民们或奴性入骨或敢于抗争，又可以在讽刺文章之外，给读者吹来一股清新之风，令读者尽管失望于小说《理水》所展现的“官魂”“学魂”“民魂”，却可以看到大禹及其同事们的公而忘私、艰苦卓绝、敢于探索、善于创新的“理水”，因而最终不至于完全被绝望所包围。

6

《故事新编》各篇最后定名均为“动宾结构”

《故事新编》除书名由原来“新编的故事”改换而来，具体八篇小说，居然也有五篇的篇名经过反复斟酌，最后才改定。其中《不周山》改为《补天》已广为人知，《眉间赤》-《眉间尺》-《铸剑》的三种篇名、两次修改，则并不一定为人所周知。《补天》《铸剑》具体改名时间，难以断定。相比而言，更加不太为人所知，或至今根本无人知晓的，是《非攻》的原名为《扶危》，《采薇》可能是《採薇》，《理水》的原名是《治水》。

八篇之中，未曾改过篇名，或者说在现存手稿上看不出是否改过篇名的，只有三篇：《奔月》《出关》《起死》。

鲁迅修改自己作品的力度与广度，由此可见一斑。

从《故事新编》相关篇名的上述修改，也可以大略看出鲁迅在反复斟酌和推敲的过程中所坚持的一个总的思路。

最后确定的八篇篇名都是“动词”+“名词”。除《奔月》《出关》之外，其他六篇篇名即《补天》《理水》《采薇》《铸剑》《起死》都是标准的“动宾结构”，即及物性谓语动词+直接受动宾语名词。“奔月”“出关”之“奔”和“出”皆为不及物性谓语动词，“月”和“关”皆为间接受动宾语名词，“奔向月亮”和“出得关去”属于表示动作方位的另一类型的“动宾结构”。24

《故事新编》各篇篇名不仅都是整齐划一、简洁有力、古朴刚健的二字格，还一律包含强烈的动感。这仿佛呼应着鲁迅早年心仪的摩罗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延续了1925年《青年必读书目》所谓“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也透露着鲁迅逝世前一个多月力疾完成的《“这也是生活”》所描述的缠绵病榻的他对于动作的渴望——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

正是这种对死的反抗，对生的渴求，促使鲁迅在《故事新编》中不避“油滑”，将古今打成一片，让上古的亡灵与今人一起跳跃于纸上。鲁迅感到自信的是，《故事新编》“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其所谓“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褫夺其表面的“静穆”以显出本来的“热烈”，应该首先就表现在《故事新编》各篇充满动感的篇名之上吧。

2021年9月18日初稿

2022年1月7日改定

注  释

1. 《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2），页35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2.  赵英《籍海探珍》，页38，中国文物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3. 《答北斗杂志社问》，《鲁迅全集》（4），页37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4.  黄源1956年9月22日作《忆念鲁迅先生》一文，其中描写鲁迅“谦虚”的一节提到，鲁迅平时随意丢失、毁弃了许多珍贵的手稿，“我只保留了《故事新编》的原稿，这是我向鲁迅先生索取的，后来精装了，现在保存在上海纪念馆里，算是我献给纪念馆的唯一的纪念品。”见黄源著《忆念鲁迅先生》，页17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本文依据的《故事新编》之《目录》和《理水》《采薇》《非攻》的手稿，均为上海纪念馆公开展出的部分原件，涉及其他手稿内容，则依据《鲁迅著作手稿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纪念本2000第1891号。

5.  同注释1.

6. 参见李浩《从<眉间尺>到<铸剑>》（2016年1期《上海鲁迅研究》）、施晓燕《<故事新编>的编定出版及手稿简述》（2017年《上海鲁迅研究·鲁迅手稿研究专辑》）。

7. 参见陈子善《巴金与鲁迅的散文集<夜记>》，《新文学史料》2021年3期。

8.  1927年4月4日《鲁迅日记》“上午寄未名社稿”，就是将前一天日记提到的“作《眉间赤》讫”之《眉间赤》寄给北京的未名社。1927年4月9日致台静农信说，“《莽原》稿子，已于四日寄出一篇，可分两期登”，这自然也是指《眉间赤》。《眉间赤》为何改为《眉间尺》，说见下。

9. 《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2），页235，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10. 《南腔北调集题记》，《鲁迅全集》（4），页427，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11. 《<出关>的“关”》，《鲁迅全集》（6），页538，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12.  《“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6），页445，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13.  《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8），页22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14.  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页67，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15.  刘铭璋《论<理水>——<故事新编>探索之三》，《衡阳师专学报》1985年1期。

16.  施晓燕《<故事新编>的编定出版及手稿简述》，2017年《上海鲁迅研究·鲁迅手稿研究专辑》。

17.  周作人《瓜豆集》，页167，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8.  陈梦韶《写在<铸剑篇一解>后面》，《鲁迅学刊》1981年2期。

19.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9），页88-89，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20.  参见《鲁迅辑录古籍丛编》（2），页71-7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21.  《<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鲁迅全集》（10），页108，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22.  1928年9月19日致章廷谦，《鲁迅全集》（12），页13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23.  1927年8月17日致章廷谦，《鲁迅全集》（12），页6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24.  此处关于“动宾结构”的讨论，多蒙我的同事卢英顺教授的指点。关于“补天”“铸剑”的改名，张蕴艳《<故事新编>手稿中的进化观与博格森创化论的关系——以<补天>为中心的探讨》（《东岳论丛》2020年3期）、张业松《文本细读的意义和可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3期）均有论述。张蕴艳认为《补天》《铸剑》“都是从一个名词到动词的改变，都突出了故事主人公的行动性”，而且“行动的主体有一个角色的改换或扩大的状况”。《补天》改名后，行动主体由共工氏变为女娲，更切合小说实际；《铸剑》改名后，行动（复仇）主体就不止于眉间尺，也包括宴之敖。张业松认为《故事新编》“每篇的标题的构词法都是一致的----像动宾结构”。具体到《铸剑》，就是突出眉间尺父亲、眉间尺、黑色人“接力合作，以各自的生命共同铸造了一把无形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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