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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汉赋，当之无愧是中国文苑的瑰宝。汉赋，从“蕞尔小邦”而“蔚然大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署名“文士”的文学创作，并以其“散韵结合、专事铺叙”的独特语言形式造就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文类。作为文体名称，汉赋渊源于荀子的《赋》；作为哲学思想与文学体裁，汉赋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被后世称为“汉赋四大家”。清朝大学者焦循评价：“汉之赋周秦所无，故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四百年作者。”
▲四川蓬安相如故城 。（中新社发 汪泽民 摄）
赋兴盛于西汉武、宣两朝，实与当时西汉的宏图及雄张的气象相关。纵览古人对赋的特征的总结，有三种说法比较准确：其一为班固的“多识博物，有可观采”（《汉书·叙传》），说的是赋最擅长描写自然物态；其二为刘勰的“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说的是赋最擅长表现政治文化时势；其三为魏收的“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传》），说的是赋家最具才学，每篇大赋都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在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史上，汉赋无疑属于赋体创作的巅峰之作。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汉武帝对《子虚赋》极为欣赏。司马相如因此受到武帝召见时，却说《子虚赋》写的是诸侯王之事，他要为皇帝上奏新作《天子游猎赋》。这就是收录于《昭明文选》的《上林赋》，也是这位汉大赋奠基者最著名、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其主旨为“明天子之义”。由此可以看出，司马相如之所以被后人称为“赋圣”，不仅在于他对赋体创作作出了草创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汉大赋的崛起反映了当时由藩国区域文学向宫廷统一文学的转变。
近代学者钱穆列举《汉书·严助传》所提到的严助、司马相如、东方朔等，认为这些人“尽长于辞赋，盖皆文学之士也。武帝兼好此数人者，亦在其文学辞赋。故武帝外廷所立博士，虽独尊儒术，而内朝所用之侍从则尽贵辞赋”。也就是说，他们都由藩国汇入了大汉宫廷，以辞赋服务于武帝朝。
南宋文学家程大昌称《上林赋》是“该四海而言之”，说明赋中通过虚构人物展现的客观环境，实属一种朝气蓬勃的君临天下的西汉王朝气象。《天子游猎赋》与当时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汉武帝大一统的政治胸襟完全吻合。这也可视为汉赋由“区域”进入“中央”的文本书写的经典例证。
▲相传为明代绘画大家仇英所作的《上林图》，画卷内容取自司马相如的汉赋名篇《上林赋》。（ 图片来源于网络）
对国土的广阔、物产的丰盛、宫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朝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成为以骋辞宏制为特征的汉大赋创作的重要主题，尤其是“京都”“游猎”“郊祀”等汉代“天子礼”得到了文学化的书写。而这种天子礼所呈现的景象，也是当时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真实情形。
据《汉书·礼乐志》记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其中“赵、代、秦、楚之讴”指各地不同的语言和文体，而“润色鸿业”正是各种文化融汇后神采飞扬的历史呈现。
天子游猎之余，于摩天高台张乐，其中巴渝妙舞、宋蔡名讴、淮南干遮、辽西新咏、荆吴郑卫之声……汇集了诸多地方各民族美轮美奂的乐舞艺术，表现出来的是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大一统的政治气象，让应运而生的汉大赋自然成为天下一统的文化符号。
汉赋“境界极大”（闻一多评《上林赋》）。“凡大必美”，汉赋以“大”为美可归纳为三大特征：结构美、图像美与修辞美。首先是结构美。初接触汉赋作品，先要宏观地了解其整体结构，进而细读文本，再把握其内涵主旨。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两篇姊妹赋，由楚之云梦、齐之东海、天子之上林成篇，引人入胜的细节描绘都在此“结构美”中展开。其次是图像美。如果说诗歌更多音乐美，那么辞赋则更多绘画美，这也源于赋的空间描写方式。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最早提出汉赋是“写物图貌，蔚似雕画”。所谓赋体“雕画”，就是他说的“立赋之大体”的“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这与《西京杂记》所引“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的说法很吻合，并且自然而然地将汉赋的图像美与结构美联系起来了。 最后是修辞美。因为赋体的“体物”特征，赋家修辞着力于形容美；因为赋体的宏大书写，赋家修辞又着力于体势美。比如扬雄《甘泉赋》形容“甘泉宫”之崇高，写道：“列宿乃施于上荣兮，明月才经其柍桭，雷郁律于岩窔兮，电倏忽于墙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长途而下颠。”星星在梁间穿梭，明月挂在檐边，炸雷在房屋中滚动，闪电在墙上辉耀，尤其是鬼魅爬到房屋的一半就坠摔下来……多有趣，又可笑，汉赋修辞可谓极重“夸张”。
▲史诗话剧《千年一梦——汉武大帝》剧照。（中新社发 剧组供图）汉廷尊京都的制度催生了赋体创作的热点题材，包括郊祀、狩猎、都城、宫室、乐舞、百戏等。比如东汉都城赋的兴起，就是制度变迁引发的文学热点。于是有了杜笃《论都赋》、傅毅《反都赋》《洛都赋》、崔骃《反都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创作。班固《西都赋》的“隆上都而观万国”，张衡《东京赋》的“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均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大汉王朝四海一家、和睦众族的政治气象。
汉代赋家所彰显的大一统王朝形象，主要体现在骋词大篇之中。这是由物象、事象的描绘而勾画出的场景，凸显于祭祀宴飨、畋猎弋射、乐舞百戏、宫室建筑等方面，而其直观性呈现又源自赋家的语象所形成的语言图像。中国古代社会礼制的建立，始于周朝。所谓的周公制礼作乐，其中最重要的国家大礼就是《左传》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国家“吉礼”（祭祀）与“军礼”（军事），因此古人说“大汉继周”。这个渊源体现在汉赋创作上，就是对祭祀与畋猎礼的描绘。典型者如张衡《东京赋》中有关天子郊祭祀天的情景再现，从“祀天郊，报地功”的祈福上天写到“肃肃”“穆穆”的仪仗与场景，继而再描写天子出场时祭祀典司及众皇族、大臣等“整法服，正冕带”的情形，以及“树翠羽之高盖”“齐腾骧而沛艾”的气象，既肃穆庄严又热闹非凡。赋中的“祀天郊，报地功”，指祭祀天地；“奉禋祀”则取意《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这既追溯了周朝制度，又是汉代天子祭祀大典的实录，更重要的是赋者通过文学书写，生动展示了汉朝的国家形象。在汉赋对天子礼仪的描写中，最能彰显国家形象的是朝正礼，又称“元会礼”“朝贡礼”。这种礼仪最初源于周朝的诸侯朝天子礼，后来与藩属以及外国使臣“朝见”中国皇帝的礼节相叠合，某种程度上成了场面宏大的外交礼仪。张衡《东京赋》真实地再现了朝会礼为“天下之壮观”的盛大景象。汉赋无论思想性、艺术性还是题材的多样性、开创性，无疑是古典文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体裁之一，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修辞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作为中华文化的符号，汉赋更是具备了永恒的魅力。（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赋学会会长。本文刊发在《中国民族》杂志2022年第2期，内容有删减。）监制｜杨新华
审核｜牛志男
统筹｜刘佳 胡俊
作者｜许结
编辑｜张昀竹 江凌
制作｜寇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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