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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杜德俊说，他不会向当事人建议相同的策略。
这是一个近似“豪赌”的选择。选择这个策略，是无路可行下的另辟蹊径。精准、有效，结果固然令人满意，但命运拨弄自有代价。A女士，一位现役军人；她的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这段婚姻跨越身份与财富的阶层距离，也跨越了近三十岁的年龄距离。种种距离的存在，让婚姻美好开端的另一面，投射下理性的色彩：A女士夫妇签署了婚姻协议，约定双方婚后财产各自独立。七年之痒未满，曾经最熟悉的人走向陌路。面对婚后经营产生的数以亿计的财产，那份婚姻协议，成为A女士主张共同财产分割的最大障碍。和杜德俊见面之前，A女士已经拜访过不少律师。她唯一的凭恃，只有法律对军婚的特别保护——能否结束婚姻关系，必须身为军人的女方同意。除此之外，绕不过自己签下的婚姻协议，也拿不出力争的筹码，A女士要达成诉求，在男方坚持下，几近死局。善于倾听，是婚家律师的必备技能之一。倾听不止需要耐心，更需要敏锐的洞察，在一团乱麻中抓住重点。“当事人会说十件二十件事，但对诉讼有价值的可能只有其中一两件，律师要善于发现和总结。”沟通中偶然听到，A女士老公的公司正准备上市，刚刚进入辅导期。杜德俊敏锐地抓住了重点，一个不按惯例出牌的策略形成：在上市前夕发起诉讼，以冻结夫妻共同财产的名义，将其股份冻结百分之五十；“以打促和”，争取谈判的筹码。“法院判决前，因为股份归属有纠纷，会严重影响上市进程。这个代价是对方无法承受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比较了所有方式，只有这条路可能达到目的，除此之外，其他路连可能性都没有。如果愿意相信律师的眼光，相信律师对整个状况的把握，我们就一起赌一把。”A女士同意了这个策略。接下来，等待最佳时机的出现，则是漫长时间的煎熬。男方公司什么时候上市，能否上市，都是未知数。已经破裂的婚姻，名存实亡。一个女人羁绊在这样的等待中，无疑是煎熬。“如果最后这个策略不成功，意味着当事人本可以提前解除婚姻关系，去寻找另一份幸福，却荒废了三年。三年对一个接近三十岁的女性而言，是什么意义？有可能在韶华年纪寻找到匹配的婚姻，一旦错过就可能耽搁这一生；而持续两三年的僵持，很显然还会激怒对方，原本可以获得的一部分财产分割也会一无所有。”2
第一年等过去了。第二年，A女士有些急迫了，不时催促律师能否加快进程。终于第三年，男方公司上市辅导结束，报送材料到相关审核部门。杜德俊通过公开信息了解到男方公司的上市进程动向后，迅速提起诉讼，并进行了诉前财产保全。一石激起千层浪。男方公司是当年当地仅有的三家主板上市公司之一，备受政府重视。证监会也发函要求限期解决被诉前保全的股权争议。面对诉讼程序时间的不可控和上市进程可能中止，各方压力之下，促谈的天平向女方倾斜，A女士争取到了有利的谈判筹码。杜德俊印象深刻：最后一次谈判，是在一间茶楼。从下午五点谈到晚上十一点。“尽管对方提出的条件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结果，我们也动摇过，考虑是否接受。男方离开茶楼前，一直没有松口。当天晚上快凌晨时分，对方发来信息，最终同意了我们原本提出的条件，双方协议离婚，我方撤回保全。”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信任感很重要。“要说服当事人和律师一样等，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当事人对律师没有充分信任，会认为律师在忽悠她。收了律师费，然后就没有反应了，几年都没有反应，我们其实也很煎熬。除了谈判，看似律师做的动作只是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但瞄准这个最佳时机是从两年前开始的。这个过程中，当事人对律师的信任只能源于两个东西：一是大所的品牌，二是沟通过程中所看到的律师对解决问题的用心和把控程度。”“等一个未知的结果，对律师而言，这就是一个案子，办结之后无论结果好坏，都只是一个案子。而对当事人来说却不是，用时间换空间，用青春作为赌注，代价是巨大的。”“在这个案子中，机会本身也很罕见。我亲身感受到当事人心态的变化。如果以现在的认知重新回到当初，即使获得的财产分割不是那样多，我也会建议更果决的方式结束这段婚姻关系，不会再以时间作为赌注。”最宝贵的是时间。“四十岁之后，会感觉到时间对每个人才是最珍贵的。时间可以给你无穷可能性，但时间也毫无疑问地在流失。现在求职有一个‘三十五岁效应’，对女人来说也有一个‘三十四岁效应’。这是我看到的一篇文章提出的观点。不管初婚还是二婚，三十岁左右还有空间可以腾挪，越靠近三十四岁，选择和犹豫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我很赞同这个趋势的判断，和我自己的所见所感也是契合的。”3
已经走过不惑之年的杜德俊，作为婚家专业律师，对婚姻本身的看法也在变化。“每个人都有对婚姻的感受，不像其他案子，案情、结果，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婚姻案可以参考自己的经历，说服自己的理由也是说服别人的理由，每个婚家律师都是婚姻当事人，都是“局中人”。曾经我接触的当事人年龄比我大，现在逐渐接触到的是同龄人，或者年龄比我更小的。”“现在大家对婚姻的保质期都看得比较淡。所谓‘执子之手与之偕老’这种结婚时的美好愿望受到现实很大挑战。这在十几二十年前是不一样的。以前不会因为一两次吵架，就说走，离婚！现在，离婚是一个常见事情。彼此不合适都愿意重新选择。但另一方面，对婚姻也越来越慎重了，这似乎很矛盾：离婚的多了，不婚的也越来越多了。初婚的年龄越来越大，杭州上海已经接近三十岁了。结婚、生子都不再是必需品，大家更自由也更自我了。”2015年，中联重庆办公室组建了婚姻家事中心，专注于婚姻家事领域法律服务。杜德俊是中心设立的倡议者之一。“只要是律师，在朋友圈总会面对两类咨询：一是婚姻问题，二是劳动问题。就法院的统计数据看，每年婚姻家事案件也始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有必要成立这样一个专门部门。”入行之初，杜德俊跟随一位西政婚姻法老教授实习。潜移默化，影响了他的执业选择。婚姻家事领域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婚姻案件的一个特殊性在于，没有直接证据。夫妻双方相互坦诚的内容，是真正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是在法庭上你否认，我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就是一种明明知道却无法证明的无奈。比如说分居还是没分居，夫妻二人最清楚，但要证明分居，如果一方不认可，另一方很难举证。还有出轨，不承认也很难证明，虽然我们谈话中你承认了，但没录音，很难证明。这种委屈很常见。”婚姻关系破裂时的种种无奈太多，作为婚家律师，自然要操心更多。“家长里短，没有对错，甚至没有是非。我前天去调解了一个离婚案子。立场不同人生观不同看到的是不同结果，你认为错误观点的另一面不一定是正确。对律师而言，消耗精力会更多。与当事人沟通时，言简意赅的可能一两个小时；愿意倾述的，甚至把律师当作情绪宣泄对象的，可能就是一个上午或者下午，或者三天两头找来。婚家案子的当事人很多细节无法对身边人言，只能对律师说。我常常讲，婚家律师要成为当事人情绪宣泄的‘垃圾桶’。要在婚家领域持久从业，就要更有倾听的能力和耐心，要让当事人把话说出来。”-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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