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古今中西”的场域中实现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承续历史、放眼世界、发展国家的历史担当。在百年奋斗征程中，中国共产党聚焦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审思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趋向，围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和特征，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价值坐标、道路选择、发展内涵、文明创制上，探索出一条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作者：刘占虎

 摘 要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实践中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理解和诠释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框架，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历史观来审思其中国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聚焦中国场域、突出中国主体性的道路自觉，为破解人类社会发展困局提供多元问诊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源自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主导逻辑，核心特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是通向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事业，以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赋予21世纪社会主义以新内涵。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旨在实现中国人民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中国式现代化在“古今中西”场域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西方文明的三重变奏，是在世界多元文明交织共生中进行结构升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人类社会是在矛盾运演和文明迭代升级中实现质性跃迁的。关于“人类将走向何处”的历史叩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指明了未来发展道路。然而，实现人类解放事业的具体道路和走向现代化的具体方式，则留给了时代的在场者。在百年奋斗征程中，中国共产党聚焦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审思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趋向，围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迁和特征，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价值坐标、道路选择、发展内涵、文明创制上探索出一条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一、中国式现代化突出中国主体性的道路自觉

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人类社会从古典传统和中世纪走向近代化（现代化）。马克思基于对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考察，将16世纪以来的“世界”称为“资本主义时代”。肇始于西方工业革命和海洋文明的近代化，借助科技革命和殖民扩张掀起时间序列意义上的“近代化”，推动向多维变奏意义上的“现代化”转变，曾经彼此隔绝的“世界”从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处在这一境遇的中国，在“外诱变迁”中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近代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在“外诱变迁”中开启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变革——“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3]。在民族危亡之际，多方仁人志士探索救国兴国的良方，但都以失败而告终。面对由工业文明主导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国只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可能的出路，即关于中国何处去的“古今中西”问题。现代性是一个复杂且充满歧义的概念，作为表征社会文明的递嬗状态，主要意指现代社会的本质依据。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建构和生成过程。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的力量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乃使现代化成为世界各民族的普遍命运”[4]。在这一趋势之下，一批一批的开明人士和先进分子率先“开眼看世界”，通过师夷长技、师夷制度、师夷文化以融入现代工业文明进程。然而，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和侵略的背景下，跟随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当现代化以西方化为主导逻辑时，现代化叙事往往持有一种“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明救赎姿态。事实上，世界历史生成语境中的西方化、近代化、现代化本身是不同内涵尺度的范畴。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开拓者，当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存的，或者是稳固的‘文明’提供者，是一个向外界传递‘文明’的旗手”[5]。作为外在“环境因素”的殖民扩张战争，不可避免地对后发现代化国家产生世界性的文化和政治影响。资本扩张的海外贸易成为世界“文化联络的最强大手段，商业也通过它获得了世界史的意义”[6]。“西学东渐”中的文化传播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把握时代”打开了窗口，同时也潜藏着特定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殖民主义——早期来华的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所起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姿态”[7]为其坚船利炮开道。究其本质，资本主义国家或西方列强意在把中国作为其殖民附属地，而并非真正接纳中国融入工业文明时代。

道路选择事关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而价值定位是道路选择之根本前提。“在历史上，对立中的运动在主导民族的一切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8]，如何在延续传统与面向现代化的“对立运动”中跳出“非此即彼”和“两难中择其一”的思维困境，势必需要找准时代坐标中的价值定位和发展方向。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求解“中国向何处去”[9]进行了各种尝试，诸种思潮粉墨登场，均无以有效实施。由资本殖民扩张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疑念和忧思。李大钊曾在总结这一问题时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10]学习西方制度文明融入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奉行闭关锁国和延续传统的老路“回不去”，脱离国情实际和改弦更张的邪路“不能走”。由此延伸出来的“中体西用论”，从价值定位上明确了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主体性，意味着中国人民在“古今中西”高度聚合场域中只能探索走出一条“既非复古亦非西化”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近代中国是在“外诱变迁”中以被动的方式卷入现代化进程的，也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在“师夷”的“学徒状态”中逐步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从发展内涵上明确了现代化事业之“何为”和“为何”的内在逻辑。这种来之不易的“主动”是基于自我审视的清醒意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11]这一由来已久的“目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福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12]。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必须以“中国场域”“中国实际”“中国特点”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13]。

在走向世界历史的出场逻辑中，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在发展道路和具体实现方式上的去同质化，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多元化共生发展路向。各国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决定了选择发展道路上的多样性。同样，对特殊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服膺于“环境决定论”，而是重在强调一个国家实现自主发展必须予以考量的条件约束。如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4]基于对时代坐标中民族特点的多维考量，即从思维逻辑上跳出了“两难中择其一”的怪圈，我们明确了中国在全球化境遇中走向现代化只能是“中国式的现代化”[15]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16]。此外，强调现代化的“中国式”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并不是以特殊性来遮蔽人类文明进步的普遍性，而是基于一种理论和主义究竟“为谁所用”的价值自觉和“如何用好”的实践自觉。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意在开创一种多元现代性，而是以多元化的地域性探索为人类“尚未完成”的现代性提供新的问诊方案和出场逻辑，即在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同时，为世界上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提供多元化的道路选择。

长期以来，以“现代化=西方化”的标尺衡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诸多论调，往往持以“西方与非西方”的地域本位主义，而没有从世界历史的普遍性视野审思“西方的意义”和“东方的价值”。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叙事话语，本身内嵌着特定的西方立场和价值逻辑。理论的彻底性与现实对理论的需求度是历史的辩证的统一，理论本身的不彻底性在前置逻辑上阻滞了对现实的真实把握。一些后发国家（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方案引发的重灾区）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之所以遭受严重挫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未能从本国实际出发而盲目照搬他国的发展模式，忽略了客观发展实际对特定理论模式的满足和需要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17]只有扎根本国土壤并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方案才是最可靠和最管用的。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扎根中国”“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18]中国式现代化在内生逻辑上表达了“鞋子合脚”的朴素道理，在对单纯西方化的省思中重构了现代化的叙事结构，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价值、中国内涵、中国智慧等中国元素。

现代化是开放性的事业，需要新的实践智慧来守正拓新。时至今日，走向深度全球化的世界并不太平，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处在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中。在21世纪波谲云诡的形势下，“中国将何处去”的“时代之问”需要继续求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需要迫切解答。诚如“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19]。西方式的现代化理论在推进世界历史形成、创造物质文明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在一定范围内解答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部分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仅引发结构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而且潜藏着其本身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结构性矛盾和问题，集中表现为西方式的现代性危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古今中西”的时代场域中进行的，是在东西方治理资源的比较中生成了体现中国实践逻辑的“地方性知识”，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共在并存”的世界格局中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20]当今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智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突出中国主体性的现代性重撰。

二、中国式现代化源自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主导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探索和推进国家现代化中起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2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这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中国人民的福祉所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和成功，核心密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进程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给中国人民从时代变迁语境“认识世界”和“认知中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一批寻求救国图存之真理的先进分子指明了新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世界人民看清了世界的大势，也帮助中国人民看清了中国的大势”[22]。中国人民在这一变革时代场域中探寻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之路，则是后发国家实现内源性的自我变革，主动探寻“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选择。毛泽东在回顾近代中国变革道路时指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3]这里的“宇宙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观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更能科学把握时代变奏的脉络和未来走向。

百年来历史实践证明：深刻改变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境遇和命运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其先进性、革命性、纯洁性成为时代先锋和民族脊梁。1920年11月，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行动纲领，构成其先进性和革命性的政党旗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理想和最高任务，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政党意志。“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24]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

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历史任务，归根结底就在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境遇，中国的成功实践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的大学问，以总体性的“历史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巨大的真理威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5]。中国共产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26]，并将这一科学理论转化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强大物质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27]经过百年的时代洗礼，进一步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完成“三件历史大事”，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身份遵循。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探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遵循和创新发展。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地域性社会主义贯通21世纪社会主义的内生性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地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8]

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探索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自从中国被卷入到世界历史中以来，正是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的关联，中国的历史发展才为自己决定性地开辟出一条独特的道路”[29]。这条道路即广义上的“中国道路”，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道路，是在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进改革开放“三大历史时期”形成的全部成果的结晶。这条道路的当代形态，主要是指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逻辑而言，中国共产党是这一伟大实践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特”的政党意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30]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新型关系，为正确处理党的全面领导与国家全面治理的辩证关系确立了基本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源自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主导逻辑。具体而言，一是价值定位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跳出了“党政合一”与“党政分开”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发展内容和发展目的上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逻辑。二是能够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规则定位，在现代国家治理上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三是能够有效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协同作用，形成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和治理效能。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使命型政党的历史担当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以科学领导和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进方向。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和发展，“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31]

三、中国式现代化彰显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叙事

历史地看，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率先开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为人类解放事业奠定了物质文明基础。现代资产阶级的产生本身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32]，资本逻辑以强大的内驱力深刻变革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物质生活、交往形式、生活样态，使得曾经在农业文明时代一度辉煌灿烂的中国陷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命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33]朝向人类解放的支配原则是“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深切关注近代中国命运——主要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背景分析中华民族的治理传统、时代境遇和未来走向，寄望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东方。

中国式现代化是接续传统脉搏的现代化。传统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力量和走向未来的历史之镜。中华民族从几千年厚重的文明传统中走来，在资本主义时代寻求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依然需要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予以总体分析。从传统变革的机理来看，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都是促进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重要因素。当然，“传统也许会因为行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迁，然而这种环境变化又是传统所属的社会内部周期性变化的产物”[35]。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战争掀起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外诱变迁”，是特定外部“行动环境”对地域性传统变革的深刻影响。传统不是僵死的固态物，而是需要发展的时代精神加以灌注和革新的文化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在“古今中西”的时空交汇中继承并发展了人类文明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的精华，从历史根脉和未来指向上赋予现代化以新的文明力量，因而是贯通历史、朝向未来、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新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朝向人类解放的现代化。现代化事业需要高位优势的思想引领和制度方案。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以人类解放学为行动指南，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联合体，即“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36]。置于这一价值坐标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基于历史事实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实践自觉和创新发展。恩格斯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37]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既具有普遍性规律，也有特殊性的规定，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科学”的基本判定。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近代“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新纪元的曙光”，让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的被动转为主动，在人类社会进步的价值坐标与近代中国的国情场域的统一性上，探索“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8]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现代化作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向，是时代变革的规律所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现代化增加了全人类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幸福。”[39]就现代化叙事的西方逻辑而言，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尽管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前提和社会基础，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只能导向奴役性的结果。相反，社会主义倡导的是以劳动创造财富并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驾驭资本的消极面，发挥资本的积极力量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40]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41]作为立党之本，将“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42]作为治国理政之本。这一先进性和人民性使中国共产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43]，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国式现代化是通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叙事。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条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任务。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更高的水平，才能使得阶级差别消除。资本主义尽管可以创造丰裕的物质文明，但只是实现了少数人的富裕。作为扬弃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44]。质言之，社会财富“由谁创造”和“归谁所用”是衡量社会制度先进性和社会正义的准绳。资本作为特定的社会关系，具有增殖性、逐利性、物役性的一面，也有整合和优化社会资源助力创造社会财富的一面。批判和运用资本的核心在于以先进社会制度的“人本逻辑”超越“资本逻辑”，以合理的物质变换创造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资本逻辑的多重面相中择取其进步因素，需要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挥资本为人民创造共享社会财富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在批判超功利主义时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45]邓小平也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46]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47]。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资本集中的趋势并没有改变，“东西南北”的贫富差距问题依然严峻。在这一世情之下，“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48]。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站起来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发展和创新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历史性地解决了现有国际标准下的全民脱贫问题，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奋力前进。

四、中国式现代化接续人类文明精华的三重变奏

历史叙事以传统的内在更迭和时代灌注为生命活力。传统不是僵死的故事和定格的过往，而是随着时代不断生长的观念有机体和文化力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49]，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爱好和平的伟大民族，素有“天下为公”“天下一家”“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美好夙愿。现代化事业是革新传统和创造传统的新事业，但不是从传统的断裂处直接迸发出来的新事物。人类进入21世纪，既不是西方文明的一统天下，也不再是东方文明的简单复归，而是需要在多元文明交织共生中“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50]，从而在结构性升级中开创人类社会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继往开来”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51]理解历史和传统，本身也需要一种认知上的方法论的革命。如果说“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52]，那么，从文化传承的历史逻辑上看，一是传承机理上的相对独立性和跨时空性——“传统跟现实根本不应该对立，现实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53]；二是作为回到历史语境进行反思并开启未来的载体——“历史不能割断，只有对历史进行反思，或者跟更古老的文化衔接，社会才能进步”，因为“文化和历史现在交织在一起了，它们形成了一张历时性的（diachronous）网，既同五彩缤纷的过去相联系，又同多元的现在相联系”[54]。对于新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时代主题，主要是在接续传统与迎接未来的时代实践中实现创新性发展。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之中国之一的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55]中西文化传统只有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创造性转化，才能成为支撑人类进步的智慧力量。事实上，“成功的现代化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反相成”[56]——任何民族都不可能走完全抛弃民族文化传统的全盘西化道路——不敢突破传统又不可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启是在“古今中西”的场域中进行的，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础上接续人类文明精华而实现的三重变奏。遵循这一价值定位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继承经过时代萃取出来的人类文明精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自觉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利用人类共有文明成果发展自身，并以中国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57]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58]的新型成果，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西方现代化积极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实际”这一场域实现的创造性发展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是开启新时代的中国道路。人类为生存所做的所有努力，除了生存本身的目的外，还有对人作为高贵存在者之栖息场域的总体建构。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的探索，肇始于轴心时代中西方思想家的独到见解。雅思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59]人类进入21世纪，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生成的内在结构、创造主体、思想逻辑大大不同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时代了。曾经作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60]。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未来开启的新文明道路，在谋求中国人民从精神上被动走向主动和自觉的过程中，正在开启朝向人类自我解放的命运共同体的新格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使命感，既聚焦中国实际以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以世界眼光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审思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治理难题，正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格局开创着人类文明新形态。

总的来看，新兴文明的诞生和成长是在成功地应对时代的持续挑战中出场的。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农业文明时代的最高成就，西方工业文明传统代表着资本时代的发展成就，而以实现人的解放为价值坐标的马克思主义是上承古希腊文明成果、聚焦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朝向人类未来的“历史科学”。这三个传统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对象和思想资源。需要说明的是，这三者不是平行的，而是有着质性差异的层级机构——马克思主义尽管产生在欧洲，但作为世界性大学问在层级结构上属于全人类，是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对于前两者积极要素的赓续和革新，都将需要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坐标，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抽绎和创造性转化。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这一辩证结构的新坐标中接续人类文明精华，以革命性实践实现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三重变奏。

五、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人民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学说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即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的联合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执政之要和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旨在让中国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就“内容”维度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朝向人民美好生活的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建构人民美好生活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的实践主题是由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核心矛盾，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要求。其中除了物质需要还有精神文化需要的内在规定，意味着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需要建设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变化是对当代中国发展阶段在由“量”向“质”转变中的阶段性特征。基于物质文化需要的“富有”是免于贫困的基础，朝向美好生活的“富有”是中国人民实现精神上的被动转为主动的核心，也是从总体维度上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新文明形态，即以“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61]。

中国式现代化是建构人民共有精神家园的现代化。毋庸置疑，科技进步和消费满足能够为人的发展带来全方面的自我确证。吊诡的是，单向度的科技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其生活形态”[62]。以科技为座驾的世界历史不只是“以时间消灭空间”后的非地域性历史，更多地意味着人类在文明意义上的时代进步。人类在悲情中寻求新的出路，同样也是人类作为高贵存在者自身的独特性——“人类朝着改善而努力的收获（结果），只能存在于永远会表现为更多和更好的人类善行之中，也就是存在于人类道德品质的现象之中”[63]。中华民族历来主张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其中就包括对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的追求。无论世界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64]。以交融互鉴原则共建人类精神文化家园，既是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的需要，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道义响应。中国以崭新的面貌立于东方并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同样需要世界以新的眼光认知中国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肩负人类解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初心，也是推进世界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65]。

中国式现代化是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生命共同体构成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着人的对象化活动，也关涉着人类文明的延续。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自然界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66]。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类不得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审思和保存人类自身。“现代科学产生于征服大自然，使之服从于人类需要这一压倒性抱负”[67]，而科学技术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力量，“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68]。工业文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同时，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转型中，“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人类现有秩序的脆弱与缺陷，锤问着人类现有‘文明’的合理性”[69]。不断衍化的现代性危机惊醒人类：保护共有的“地球家园”已成为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70]。社会主义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性扬弃，意味着“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71]。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有机内涵和重要特质，彰显着人类“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72]的实践自觉。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古今中西”的场域中实现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作为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现代化道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承续历史、放眼世界、发展国家的历史担当。作为一种朝向人类未来的发展方案，它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指向，承继中华优秀文化的实践智慧，超越了西方式现代性的潜在困局，以开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案，为正在谋求现代化的国家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为理解现代性的应然逻辑和未来叙事提供了生动案例。

 注释：

[1][3][28][31][40][41][42][5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2][32][33][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33，46，47页。

[4][29]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5]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王佩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16页。

[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47页。

[7]李提摩太：《亲历晚晴四十五年》，李宪堂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导言第1页。

[8][71][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560，560页。

[9]冯契：《智慧的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5页。

[10]《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5页。

[11][17][18][20][30][5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71，29，105，9，9，67页。

[12][19][24][27][64][7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1，63，13，10~11，194，360页。

[13][21][25][26][38][43][48][49][50][6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3，18，65，65，63，33，30，313，313，539页。

[14]《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

[15][16][46][47][5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372，64，328，371页。

[22]谢伏瞻：《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中引领时代前行》，《中国社会科学》，2021第6期。

[2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34][61][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194，209页。

[35][52]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1，译序第1～2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8页。

[39]西里美·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47页。

[4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4页。

[53]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页。

[54]赫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蒋弋为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2页。

[5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1页。

[5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00页。

[59]卡尔·雅思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6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6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4页。

[63]伊曼努尔·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1页。

[67]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0页。

[6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0页。

[69]许斗斗：《“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哲学探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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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共享发展理念的社会主义特质与实践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CKS022）。

 作者简介 

刘占虎，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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