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三河政府在撒谎

燕郊爆炸事件后，灾难本身，没有成为热点，但当地政府阻止央视记者采访成为了热点。

今天，三河市政府的回应来了。

3月13日7时54分，廊坊三河市燕郊镇发生一起爆燃事故。截至13日23时，现场救援工作基本结束。事故共造成7人死亡，27人受伤。受伤人员中14人已出院，其余人员均无生命危险。

事故发生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多家媒体记者迅即赶赴现场采访报道，第一时间发布现场救援信息。特别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新闻媒体记者不顾个人安危，用镜头记录现场实况和救援进展，有效回应了公众关切。我们对记者朋友们的辛勤付出和对救援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在救援初期，现场工作人员与媒体记者一直保持良好互动。随着救援工作深入开展，指挥部专家组经专业检测发现，事故现场仍存天然气泄漏风险，建议所有非救援人员全部撤离到警戒线以外。指挥部本着生命至上原则，要求所有非专业救援人员及附近居民迅速撤离，坚决防止发生次生灾害。现场维护秩序工作人员按照指挥部指令，对包括媒体记者在内的非专业救援人员进行了劝离。期间，对仍坚持在现场采访的记者朋友进行了强行劝离。由于一线工作人员沟通能力不强，方式方法粗暴简单，引发了记者朋友的误解和舆论的质疑，产生了不良社会影响。指挥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严厉批评，随后派员向相关记者朋友多次表达歉意。

我们深刻认识到，保障记者正当采访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工作需要，记者一线采访报道有助于让公众及时了解事实真相。此次事故救援处置工作中，指挥部未能统筹好保障现场安全与保障记者采访需要的关系，致使一些记者在采访中被强行劝离，暴露出我们工作中的短板和不足，我们对此深感自责，对央视等媒体记者表示歉意。

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深刻吸取教训，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积极主动搭建与媒体的沟通平台，切实保障记者采访权利并提供更多便利，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欢迎媒体朋友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

廊坊三河市燕郊镇爆燃事故处置指挥部

2024年3月14日

但这一回应，其实是用谎言对阻拦记者采访的一种辩解。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不管是当时对记者采访的阻拦，还是现在发公告对阻止记者采访进行的辩解，都服从于一个目标，防范舆情。

灾难事件及事件后面的各种细节披露，往往是引发舆情的一个关键点。

表面看，爆炸事件应该是某个商家管控风险不利导致的后果，但没有人知道，如果任由媒体深挖各种背后的细节和问题，这把火是否会烧到当地政府头上。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就是一种不可控的风险。

在过往的历史中，在灾难中挖出各种料导致当地政府无比被动的事，多如牛毛，而这样的事，又往往在舆情中被放大，甚至成为震惊全国的公共事件。

一旦成为舆情，情绪就会霸满舆论场。

比如，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案等事件，都成为舆论中的顶流，历经数月高烧不退，而这些事件，最后都指向了地方政府。

唐山打人案，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一起治安案件。这样的事情，可以说，在中国多如牛毛，哪个地方不是经常发生。

但是，舆情的发展进程，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最后，当事人被处以25年刑期。一个治安案件，最后对当事人处以如此高的惩罚，我认为，原因是，舆论在驱动司法。司法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于爆涨的舆情。

面对这种汹涌的舆情，将舆情从源头阻断，就成为了各个地方政府习惯的手段。

因为一个不小心，官帽子就不保了。在汹涌的舆情下，没有任何人的官帽子是安全的。

唐山打人案事件后，多名官员被撤职。丰县铁链女事件后，当地县委书记也被撤换了。

撤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管控不力，导致了重大舆情。

这是当下地方政府面对灾难时阻止媒体记者采访的关键动机。

在今年1月份发生的新余大火事件中，当地政府连本地记者的采访都阻止了。

作为一名媒体人，老胡对江西发生这么严重的火灾，当地媒体到现在几乎没有官方通报信息之外的任何额外报道感到遗憾。各地的媒体现在在当地发生严重事故时，几乎边缘化了，除了转述官方正式通报，图像资料以及更多报道往往都提供不了，它们往往只能来自目击者和自媒体。

这种处置方式，也导致了另一个结果，那就是官媒也躺平了。

任何事件出现后，官方的蓝底白字的正式通报，就成为了唯一被认可的信息来源。

但这显然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

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主要来源于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干预太多，干预多，就会导致一个结果，任何事件，都有可能把火烧到主政的官员身上。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消防问题、防爆问题，主要是由民间自己进行管理，由当事双方通过法律、契约来约束对方的行动、来处理灾难后的赔偿，那么，政府就无需为灾难承担责任。

一场交通事故，没有人会将这种事件变成舆情，把官员的官帽子烧掉。因为交通事故的双方，是通过法律解决赔偿问题，是通过自我约束解决安全问题。

某一个人开着车发疯了向民众冲过去，这也不过是人形天灾，是一个社会不可避免之风险。

但如果，一切安全问题，都成为管制，都成为法律，都成为政府部门之职责，那么，一旦出现灾难，政府部门就难逃被追责的风险。

干预、管制越来越多的社会，就会让官僚系统随时处于舆论的批评之中。

如若中国的股市，是私人企业办的，那么，股市涨也好跌也好，管理混乱也好，那不过是消费者要考虑的问题，你既然服务不好，我就不到你这里消费了。

但如果什么企业能上市，不能上市，由政府部门进行管制，那么，股市上的各种欺诈事件，政府就脱不了干系。

政府部门干预经济过多，会带来官僚部门的权力利益，同时也让他们处于舆情风险之下。

如果干预与管制持续增加，这种舆情的压力会越来越高，并进一步推升舆论压力。

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就曾经引发过大规模的舆情，现在中国的食品安全管制手段，及政府投入的财政支出，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这就形成了恶性螺旋循环，管制越多，舆情对于官员们来说越可怕，但舆情又进一步地推动管制的增加。

今天，地方政府如此害怕舆情，根源即在此。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向一个方向发展，那就是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对于经济、安全事务的干预，向着让民众自负其责的市场化方向进行改革，而不是不断地增加管制，对一切可能的问题进行事前控制。

不如此，这样的局面，恐怕会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