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从1.0到2.0：数据交易机构的实践探究（上）
编者按
今年两会期间“数据”成为被高频提及的词汇之一，多位代表委员围绕数据立法、数据治理、数据发展和数据流通展开热烈讨论。随着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四川省正在积极推进大数据条例立法和数字资产交易中心建设。在此背景下，智慧蓉城研究院研究了数据交易机构的典型代表，以期为四川省、成都市的数据交易机构建设提供思路。
本系列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总结分析数据交易机构从1.0到2.0时代的实践特点、面临困境；下篇重点对比2.0时代数据交易机构的典型代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和上海大数据交易所，并结合四川和成都的发展基础，提出针对性建议。
DEVELOPMENT
一、我国数据交易机构从1.0到2.0的发展历程
早在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正式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以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为代表的1.0时代的大数据交易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2017年，各地建设大数据交易机构进入冷静期和观望期，数据孤岛问题难以解决、数据流通壁垒尚未消除、数据权属尚不明确、数据安全问题丛生，真正能够实现数据交易的大数据交易中心或交易所乏善可陈。2020年以来，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数据交易再度成为热点问题，以上海大数据交易所为代表的数据交易机构进入2.0时代探索期，如图1所示。
ANALYSIS
二、1.0时代与2.0时代数据交易模式的对比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21年底已有30余家政府主导的大数据交易机构，本文通过分析2020年前后设立的、当前还在存续状态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数据交易机构，试图找出1.0和2.0时代下数据交易模式的变化。
（一）
公共服务，明确交易机构导向
（二）
政府公信，助力海量数据汇集
2.0时代的交易机构在公共数据扩大开放、公共数据运营的政策环境下，使得更多高价值公共数据能够进入市场，且随着隐私计算等新技术应用，社会数据在政府公信力背书和公共服务价值导向，也逐步扩大开放。以北京国际数据交易所为例，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已与北京市公共政务资源网、北京金融公共数据专区进行对接，利用金融数据专区对全市公共数据进行运营。
（三）
法律补缺，交易规则逐步完善
在数据交易2.0时代，地方对数据交易有更为大胆的探索。例如，2021年7月，深圳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明确数据交易的客体是“经市场主体合法处理数据形成的数据产品和服务”，而非原始数据；2021年11月，上海发布《上海市数据条例》，明确数据交易主体可以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并对数据交易机构包括服务内容、管理制度、交易活动行为在内的交易规则作出明确规定。
（四）
技术护航，数据交易行稳致远
2.0时代的数据交易机构在1.0基础上实现突破，将隐私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应用于数据交易，以更成熟的技术剥离原始数据所承载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等信息，进一步释放数据深层价值。以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为例，运用隐私计算将数据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成为国内首家基于“数据可用不可见，用途可控可计量”新型交易范式的数据交易所，利用区块链技术在数据确权登记、访问、分析、计算、交易过程中实现上链存储，保障数据的来源可追溯、内容防篡改。
DIFFICULTIES
三、实践困境
虽然数据交易在法律法规、制度机制、技术创新、市场供需等模式创新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但现阶段仍旧存在着诸多问题尚未解决。
一是数据交易客体权属不清。数据确权理论不明、数据产权制度缺位，数据交易过程中权属交割界限难以划分，可交易的数据产品目录或标准尚未建立，承载个人隐私及其他主体合法权益的海量数据价值无法释放，数据壁垒依然存在。
二是数据交易主体适格性不清。对自然人是否可以参加数据交易缺乏上位法支撑，且各地大数据交易机构的数据交易主体参与资格标准不统一；大多数交易机构在投入市场运营的过程中如平台交易流通效率、质量管理方面良莠不齐等问题层出不穷，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营模式。
三是数据交易供需失衡问题。一方面数据供给普遍处于未经脱敏、清洗和分析的原始形态，而数据需求又是针对能够符合具体应用场景且可以合法流通的数据，两者差异造成数据供需不平衡「2」；另一方面，数据交易主体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例如买卖双方对交易客体数据质量不清楚，不同行业之间的数据维度、语义不协同等，双方难以理解及准确获取所需数据信息。
INSPIRATION
四、对策建议
（一）
统筹数据交易机构节点布局
明确政府主导的数据交易机构法律地位，鼓励实施“政府指导、国有控股、市场运营”的运营模式，提高数据交易机构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和活跃度的大数据交易机构。提高数据交易机构的设立标准，对机构设立的资金、人员、交易规则、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上规定相应的审批要求「3」，鼓励具备建设要素市场生态基础的省级（省会城市）集中力量建设一个数据交易机构，逐步构建一个由少量主节点、若干个二级节点构成的全国大数据交易体系。
（二）
完善数据交易制度法规体系
（三）
推动数据交易前沿技术应用发展
（四）
推进数据交易标准化体系建设
【下期预告】《从1.0到2.0：数据交易机构的实践探究（下）》重点对比分析2.0时代数据交易机构的典型代表，并结合本地发展基础，提出针对性建议。
本文作者：钟书丽、张瑶瑶
参考资料：[1]何培育,王潇睿.我国大数据交易平台的现实困境及对策研究[J].现代情报,2017,第37卷(8):98-105，153.
[2]Lihua Huang, Yifan Dou, Yezheng Liu, Jinzhao Wang, Gang Chen, Xiaoyang Zhang, Runyin Wang.Toward a research framework to conceptualize data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The data marketplace perspective,Fundamental Research[J].2021,1(5):586-594.
[3]王琎.数据交易场所的机制构建与法律保障 ——以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为中心[J].江汉论坛,2021,(9):129-137.
[4]茶洪旺,袁航.中国大数据交易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18,(4):89-95.
推荐阅读
2022-03-02
2022-02-15
2022-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