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学研究

其他

写本学论著推介|刘光裕、陈静:《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

据《后汉书·孝和帝纪》载,邓绥由贵人册封为皇后的时间是永元十四年(102)六月;3.《后汉书·贾逵传》:(章帝于建初元年)“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
2023年4月14日
其他

郝雪麗、莫曉霞:《楊樹達日記》所見楊樹達與郭晉稀師友風誼

本文原載:伏俊璉主編《寫本學研究》第二輯,商務印書館,2022年,第198-217頁。作者簡介:郝雪麗,女,圖書館學博士,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博士後,研究方向爲古典文獻學、敦煌寫本學;莫曉霞,女,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爲圖書館史、古典文獻學。摘
2023年3月8日
其他

伏俊琏:抗战时期一篇学术论文写本的考证

本文原载:伏俊琏主编《写本学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92-197页。作者简介:伏俊琏,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项目编号:16ZDA175)。摘要:检得20世纪40年代初“国立西北大学试卷”麻纸上抄写的《殷代焚田说》论文,根据笔迹判定出自徐褐夫,徐先生曾任西北大学教授,学术研究范围涉及国际共运史、中国文学史、欧洲史、考古学等领域。胡厚宣发表于1944年的《殷代焚田说》一文,与试卷抄本为同一篇文章。本文推断,20世纪40年代初,徐褐夫的学术兴趣转向先秦史,他看到胡厚宣的文章后,便用保存前几年的试卷纸抄录了下来。这件论文写本抄录得比较整齐,没有修改的痕迹,排除手稿本的可能,应当是誊抄本。关键词:徐褐夫;胡厚宣;殷代焚田说多年前,我在旧书摊得到《考古学零简》(“东方文库”第71种,1923年)和《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东方文库”第72种,1923年)两种书,扉页有徐褐夫(1903-1978)的题字,当为徐先生藏书。《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为陈垣(1880-1971)的著作。《考古学零简》为论文集,收有罗振玉(1866-1940)《莫高窟石室秘录》、王国维(1877-1927)《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日本关野贞(1868-1935)《后汉画像石说》、孙毓修(1871-1922)《唐写本公牍契约考》、傅运森(1872-1953)《元西域宗王致法兰西王书考》、高劳(1873-1933)《永历太妃遣使于罗马教皇考》、抗父(1877-1929)《最近二十年中国旧学之进步》等七篇文章,作者都是民国初期的学术巨擘。书中还夹有两篇论文写本。第一篇写在“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试卷”的绵纸上,共三页,没有大题,小标题是:一、释田,二、农事考。第二篇写在“国立西北大学试卷”的麻纸上,天头有蓝色椭圆“国立西北大学”图章,论文题目是《殷代焚田说》。两篇论文都不署作者,根据笔迹,我曾推断是徐褐夫先生的大作(见图)。今移录《殷代焚田说》于后,并加以解说。
2023年1月12日
其他

宗鳴安:稀見商承祚手寫本《古器物銘釋》初讀

本文原載:伏俊璉主編《寫本學研究》第二輯,商務印書館,2022年,第183-191頁。作者簡介:宗鳴安,西安市文史館館員。摘要:商承祚先生1927年手寫油印本的《古器物銘釋》一書傳世極少見,其中內容,先生已發表的著作中也未見收錄。《古器物銘釋》具有的較高的學術價值,其研究方法或資借鑑,也可以瞭解手寫油印本的版本學價值。關鍵詞:商承祚;古器物銘釋;手寫油印本二〇二一年仲春,日本東京神田町的書友寄來一冊線裝本舊書。書有半寸厚,四邊剪裁得很規整,線裝縫製地也很專業,“四眼五段”,這是中國古書最標準的裝幀形式了。書的封面上,沒有題字,不知書名。翻過扉頁便見正文,手寫體,豎排版,仿古書形式,書口上部有書名,下部有頁碼。初看以為是墨稿,細觀方知是手寫蠟紙油印本。首行有書名,題為:《古器物銘釋》。下端署作者名為“商承祚”。商承祚(1902--1991),中國現代著名的甲骨文學者、金石學家。字錫永,號契齋,廣東番禺人。二十歲時於天津拜羅振玉先生為師,
2022年12月23日
其他

冷江山:敦煌文學寫本的裝幀形態

本文原載:伏俊璉主編《寫本學研究》第二輯,商務印書館,2022年,第57-71頁。作者簡介:冷江山,文學博士,貴州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摘要:敦煌文學寫本的裝幀形制主要有卷軸裝、冊頁裝和單頁裝三類,有著鮮明的民間實用寫本的特征。其卷軸裝大多數部件不全,有軸者甚少,以保存文獻和充分利用紙張爲目的的拼接卷往往而是。從敦煌文學冊頁寫本的裝幀實例可推知,所謂粘頁裝和蝴蝶裝應該是同一裝幀形制在寫本和印本兩個不同時代的前後相繼的寫本形態,而縫綴裝和綫裝也有著較爲明顯的差異,敦煌文學寫本中用綫繩連綴的多爲縫綴裝,類似後世綫裝的裝幀形制常常只是一種修補加固散亂冊頁的補充手段。敦煌文學寫本中由一頁或半頁紙抄寫的單頁裝與敦煌文學的儀式應用有著較爲密切的關係。關鍵詞:敦煌
2022年8月28日
其他

伏俊璉主編《寫本學研究》(第二輯)出版

主編:伏俊璉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定價:98.00元ISBN:978-7-100-20853-6卷首語寫本是與印本(或刻本)相對的概念,指由手寫而非印刷製成的文本。我們熟悉的簡牘帛書、敦煌寫本,以及古埃及的莎草紙手稿、古印度的貝葉寫經、歐洲中世紀的手抄本等,都可被稱為“寫本”。在印刷術流行之前,各類文本都是寫本的形式,學術界稱之為寫本時代。中國的寫本時代大約是北宋之前:從殷商到兩晉之交,主要是簡牘寫本時代,其後主要是紙寫本時代。簡牘寫本時期,文字的載體還有甲骨、金石和縑帛。甲骨文和金石文字是有特殊用途的,甲骨文主要是卜辭,是人向神的請求和神給人的啟示;金石文字是主要是紀念功德,祭祀的時候告成功於祖先或神靈。作為特殊的非社會流通的文本載體,它們與簡牘寫本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帛書是典型的寫本,但帛書主要用於典藏,加之縑帛價錢昂貴,非一般社會人群所能使用,我們見到的實物很少。因此,從殷商到東漢,主要是簡牘時期,東漢到東晉,是簡紙並用時期。從簡牘寫本到紙寫本,這是一個歷史的飛躍。不僅僅是書寫的材質不同,更重要的是對書寫者的心理影響不一樣。一枚一枚的簡牘,對作家的創作有拘限,即使編聯而成的簡本,一道一道豎的空隙,兩道或三道橫的編繩,縱橫經緯,對創作者或書寫者至少會造成“慎重下筆”的心理障礙。紙寫本與此大不相同。西晉傅咸《紙賦》這要寫:“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為此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若乃六親乖方,離群索居。鱗鴻附便,援筆飛書。寫情於萬里,精思於一隅。”紙的卷舒隨意、伸屈自如,可以使文人有更開闊的平臺在作品中發揮創造力,在伸展自如的載體上表現自己對美的追求,輕巧便利的紙箋更易於傳達情感、遞送美的關懷,所以東晉南朝的文人特別青睞花箋,書法也進入了唯美主義境地。一件寫本可以分為內容和物質形態兩個方面:寫本的內容,主要包括寫本上的各種文本或雜抄,不同文本間的關係,寫本正面和背面的關係,寫本的二次或多次加工情況,寫本的斷裂與綴合,寫本的書寫狀況、抄寫格式、抄寫體例、各種識別字號、字體、印記、簽押、款縫、題記等,還有對抄寫時間、抄寫者和寫本來源的探討,即寫本為何人何時所抄、抄於何地,使用或發出者屬於何地、何人或何機構等。寫本內容最重要的是寫本上各種文本內容的挖掘、校勘以及名稱、年代和性質的考證,俗語詞、俗字、異文的研究等。寫本的物質形態,指寫本的發現、出土地、出土時的擺放情況,以及寫本的裝幀形制、規格,包括對簡牘以及紙的製作、加工過程、材料來源的研究,毛筆、硬筆和墨等書寫工具的研究。我國學術的傳統,主要著眼於寫本內容,甚至只顧及文本內容,對其物質形態關注較少。比如傳統的金石學,更多的是考證文字,也兼及器皿的形制,而對於器物的出土地、出土時擺放位置等,幾乎不予理睬。十九世紀以來,隨著西方考古學等學科的傳入,我國學者才開始重視寫本的出土情況、形制等特徵。比如1900年敦煌藏經洞發現後,大量寫本流散全世界各地。當帝國主義的文化探險家、考古學家在西域和敦煌大肆盜取漢簡、敦煌寫經的時候,得到消息的中國學者只是表示憤慨,扼腕歎息。有人提議應當去敦煌實地考察一下,但想到數千里的路程,交通不便,大漠風塵,竟無人成行。當法國學者伯希和帶著部分敦煌寫本來到北京展示,京師的學者一看,大飽眼福,連夜抄錄考證,但仍然不能激發他們實地考察的行動。1914年,王國維先生發表《簡牘簡署考》,對簡牘的形制進行了系統的研究,這是里程碑式的著作。而對敦煌紙寫本形制的研究,主要是西方學者的成果。這可能與中國人的民族性有關,坊間傳說由於錢锺書先生崇高的學術成就,在西方文化界也影響頗大。有位英國女士打電話說非常喜歡他寫的文章,想到家中拜見他。錢锺書先生在電話中說:“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不錯,又何必要認識那只下蛋的母雞呢?”這位英國女士和錢锺書先生,正好代表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一個寫本,西方學者想知道它的來源,它的出土地,中國學者只關注寫本上面的文字。西方寫本學中很重視寫本的物質形態,形成了專門的學科“實物寫本學”,西名“codicology”或“archaeology
2022年8月7日
其他

伏俊琏、周奉真主编 《甘肃文化史》出版

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学》,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35页。③《独秀文存》第二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08页。《甘肃文化史》伏俊琏、周奉真
2022年5月22日
其他

廣訪博咨達道義 搜求餘光通古今——趙逵夫《隴南金石校錄》文化價值論析

本文原載:伏俊璉主編《寫本學研究》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198-207頁。作者簡介:蒲向明,文學碩士,隴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絲綢之路陝甘川毗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旅遊開發及其生態保護研究”(項目號:17BGL213)和隴南市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隴南民俗文化生態區田野調查及研究”(項目號:17LNSK03)。摘要:趙逵夫先生主編的《隴南金石校錄》是第一部以當今隴南市為取材範圍的金石學研究著作。該著不僅彌補了前人金石文獻收錄之不足,而且填補了今隴南市相關歷史文獻的空白,對隴南留住鄉愁、延續文化根脉意義重大。書中所錄反映隴南政治、經濟、軍事、交通等方面的碑刻題記,全面而成體系,歷史文化價值無可替代。該著對張維、馮國瑞以來特殊歷史時期隴南金石碑刻文獻輯錄尤為看重。其中所收拓片或原物照片,除文獻價值大外,其中字體美觀方面的編選原則和所得實效,也為研究中國書法演變和書法藝術發展史提供了重要資料。關鍵詞:趙逵夫;《隴南金石校錄》;文化價值在不同地域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和歷史文化遺存中,有很多文獻未見於其他載記,金石題刻和碑銘文獻於此意義重大,係重要一類。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卷12《序志》指出,對於傳統未載文獻要“廣訪博咨,流離困瘵,方資腐帛於顛牆之下,求餘光於灰塵之中,劘滅者多,故有所闕,猶愈於遺忘焉”“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而後旌賢能”①。日本學者山内四郎認為常璩此說特別適用於金石碑銘文獻的整理②,國內學者則認為常璩所論“民之榮瘁,國之汙隆,於茲系焉”,所以金石題刻文獻素為歷代研治史學者所珍視③。趙逵夫先生新近主編出版了《隴南金石校錄》一書④,其學術追求真正達到了“廣訪博咨,流離困瘵”的境界,而具備的文化價值無疑是“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旌賢能”。我們認為,《隴南金石校錄》是研究隴南史學、文學、文字學、書法、經學、宗教學等學科的第一手碑銘題刻文獻資料。從金石史的角度看,隴南金石輯入著作,當從北宋始。歐陽修《集古錄》稱《西狹頌》為“李會碑”,論及其語言文字之表達,是關注《西狹頌》文學因素的最早記錄⑤。自嘉祐年間起,碑刻考據學作為金石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分支而迅速崛起,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問。從宋代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起,下及清代顧炎武《金石文字記》、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王昶《金石萃編》、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等著作,金石學大盛。到乾嘉時期,各學術領域逐漸發展成熟,形成以考據為主要治學方式的“乾嘉學派”——着意從古書上尋找疑難問題進行考據,多以金石證經史,以解決難題為榮。因此,成就了清代金石學的高峰時期,隴南武都人邢澍就是其中的一位金石學大家。隴南市地處甘肅省東南端,係甘肅、陝西、四川三省交匯之地,素有“秦隴鎖鑰,隴蜀咽喉”之稱,歷史上一直是西北連通西南重要的交通要地和樞紐,故吉金、貞石遺存較多,內容豐富,可以說包羅萬象,為金石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自五代以降,隨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向東向南的偏移,隴南遠離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而變得僻遠落後,這種情況也恰好為保留古代文化提供了一種歷史機遇。宋元以來,隴南更加落伍,文化窳敗,人才匱乏,如此豐富的古代文化遺存並沒有引起學者們的廣泛關注。雖前有清乾嘉學者武都邢澍所著《寰宇訪碑錄》《金石文字辯異》《金石劄記》等學術價值相當高的金石學著作,後有民國臨洮張維輯錄的《隴右金石錄》《隴右金石續錄》等,但涉及今隴南地區的金石題刻材料只有1003件,所收有關現在隴南一區八縣的金石文獻就更加寥寥,只有156件,占不到全書的16%,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隴南金石校錄》的出版,使隴南金石文獻輯存更加集中、齊全、規整、準確,在學術史上展現一個新局面,達到一個新高度。二趙逵夫先生年逾古稀之時,在其研究生崔階等鼎力相助下隆重推出的《隴南金石校錄》,收錄宏富,校注詳審,體制宏大,充分體現了一代學人嚴謹審慎的學術追求。全書有總目,也有四册的分目,凡例共有八目,包括“收錄範圍”說明六則、“原文底本”說明三則、“編排體例”說明八則、“標題”說明六則、“作者”說明四則、“錄文原則”說明四則、“校記”說明六則、“說明”之說明二則、“拓片與照片”說明一則。編撰體例優渥,可謂匠心獨運。其校注條目達7000餘條,大約是張維著作所收有關隴南金石文獻的45倍,不僅彌補了前人金石文獻收錄之不足,而且填補了今隴南市相關歷史文獻的空白。趙先生籍隸隴南,長期關注家鄉的文化傳承與發展,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破四舊”,目睹了隴南各地“學大寨”“修梯田”期間出土的大量碑刻材料被人為損毀的情形後,他以學者的歷史責任,持續整理、研究并傳承隴南地方文化,廣泛搜集,科學規劃,精心校注,成就了這部大著。該著首要的文化價值在於保全了隴南的歷史文化記憶。隴南是人文初祖伏羲誕生地,又是早期秦文化發祥地,而秦人又是中國石刻文獻最早的踐行者之一。秦人詛咒楚國的《詛楚文》,據郭沫若研究是秦惠文王後元十三年(前312)的秦人石刻作品;陝西鳳翔發現的歌頌秦國國君狩獵盛況的石鼓文,就是春秋戰國之際的石刻文獻。而漢代上祿縣人仇靖等創制的《西狹頌》摩崖石刻,更是享譽海內外。20世紀90年代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的發現,填補了先秦文化研究的一些空白。在魏晉南北朝以前很長時間裏,隴南是氐族、羌族集中活動的核心地帶,所以隴南也成了中國歷史上碑碣石刻遺存最豐富的地域之一。《隴南金石校錄》彙集文化資源,保留了隴南獨有的歷史文化記憶。同時,該著還為隴南留住了鄉愁,留住了文化的根脉。一通通經歷了千百年風雨侵蝕而保留下來的古代題刻,甚至一幅幅金石拓片,都能引發人們對歷史上隴南發生的一幕幕往事的回顧。該著吸納乾嘉學派“存目、跋尾、錄文、摹圖、摹字、義例、分地、分代、通纂、綜論”等一整套系統的研究體例和方法,把所收集的現今甘肅隴南行政區域内上起商代、下逮民國的金石文獻,按照拓片或原物照片、金器銘文、碑刻三部分分組。在時間順序上,按照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北宋與遼、南宋與金、元、明、清、民國的順序排列,并在每一種文獻後面附有校記,包含出土時間、地點、形制、收藏地、著錄等信息;在空間順序上,嚴格按照現今的隴南一區八縣行政區劃,由北到南排列,不僅地理概念清晰完整,而且這一空間順序與隴南從上古開始形成的由北向南的民族遷徙走向和文化傳播走向基本相吻合,能最大限度地體現文脉走向。三《隴南金石校錄》承載著隴南碑刻自身的文獻價值和文化厚度。書中反映古代經濟政治內容的刻石文獻,最能說明問題。隴南地處古蜀道即後來的茶馬古道上,蜀道既是早期氐羌南北交通的通道,也是西北與西南交通的關隘,還是隴蜀茶馬古道與絲綢之路重要的連接地帶。宋元以後又是茶馬交易的主要市場,藏、羌等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以馬易茶,而中原王朝則在隴南一帶取得戰馬及官府用馬,《隴南金石校錄》對此提供了很好的資證。比如修路通商和疏通水路的最早記載是漢代的《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徽縣《新開白水路記》《興州江運記》《江河紀略》、徽縣火鑽鎮明代嘉靖十九年(1540)《新修巡茶察院行臺記》、康縣明代《察院明文》殘碑等有關道路開鑿與維修、茶馬貿易管理和禁絕私人販運茶馬的公告等,都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文化厚度。《同知哈石公遺愛記》則詳細記載了元代“西康郡”的6個軍政組織機構、每個機構的職位設置以及任職人員姓名等,是瞭解元代政治機構的第一手資料。該書所錄反映政風建設、民生狀態等的碑刻題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如清代碑刻《新建官衙碑》、宋代《兩縣二八分科後記》記載了為百姓平均貢賦之事。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鹽井碑記》、清光緒二年(1876)《頌太尊公祖大人惠商德政碑》(現存武都)、道光八年(1828)《重修藥王廟碑記》(現存兩當縣),特別是清康熙四年(1665)《徽州刊奉總督部院白永革十大害碑記》(現存徽縣),列出了永革徽州(轄徽縣、兩當二縣)官吏節日強收禮金及“義官之害”“書手之害”“募夫之害”“牌頭之害”“機兵之害”“鹽引之害”“紅票之害”“出陳之害”“永米之害”等十大害。清光緒十三年(1887)康縣《嚴禁派錢告示碑記》、光緒三十三年(1907)徽縣《抽油資諭示碑》等,顯現了碑刻文字自身的文獻價值。此外,文縣《重修養濟院記》等,有關於清代社會弱勢人群的問題。該書所錄碑碣石刻文,有關於古代軍事活動的各種記載。隴南又地處蜀門,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被譽為“關隴鎖鑰”,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東漢以後,氐羌對地方政權威脅甚巨,當時地方官大多由武將擔任。現存成縣的東漢章帝元和二年(85)摩崖石刻《西狹颂·漢將題刻》等,就反映了東漢時期隴南一帶的地方官員大都由軍人充任的事實。兩宋年間,隴南成了“秦蜀門户”,戰略位置越發重要了,遺留下來的吴家軍抗金的碑碣石刻文獻更加豐富,徽縣、成縣、西和、禮縣等地都有碑刻遺存。該書所錄還有關於文化教育、鄉賢名宦、婦女事迹、寺院古迹等內容的記載。文化教育方面,如宋代慶曆五年(1045)《成州學記》是隴南區域內有關學校內容的最早金石記錄;明代徽縣《增修徽山書院記》記載了隴南最早的書院,文縣《江公創建社學碑記》提及“社學”的重要性,《創建義學記》等文提及“義學”乃教育普及之始,《徽山試院記》記載了設立試院以方便士子考試的經過;清代西和縣《漾源書院出入款項碑記》詳細記載了書院用款的具體專案及其標準,是一份瞭解舊書院收支情況的最原始資料。關於鄉賢名宦,《邑侯黃公德政去思碑記》《大理寺左少卿崇祀鄉賢對溪何公墓道碑》《王兌山先生教澤碑記》《宋太宜人劉氏之墓碑》等所記之人,無論男女,都可視為各自時代的楷模。關於宗教風俗的記載,如禮縣《南山妙勝廨院碑》載唐朝貞觀二十三年賜額“昭玄院”“天水湖”,證明該院是隴南最早受封的寺院;明代武都馬之騎、徽州馬負圖各自撰寫的《重修禮拜寺碑記》,是武都和徽縣創建清真寺的最早記載;宋元時期的《祥淵廟勅碑》《宣靈王廟碑》等記載了朝廷勅封神靈之事。另外,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林茂先書寫的萬象洞題名,是遊武都萬象洞最早的記錄;《仇池碑記》《遊天池記》《遊明月山記》等分別介紹西和仇池、文縣天池、康縣明月山等的人文地理環境。除此之外,《隴南金石校錄》所錄還有反映文學和藝術方面的文字,如晁說之《成州同穀縣杜工部祠堂記》結合修建杜公祠評論唐宋詩壇,具有文學批評的性質。《宋故左中散大夫王公儀神道碑并序》所載王公儀等智破婦人被頭上釘釘而亡的冤案情節,被演繹寫入公案小說⑥。綜上,《隴南金石校錄》所錄遺存隴南各地的碑刻題記,為後人保留了研究隴南歷史文化豐富而又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反映了隴南在歷史各個階段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宗教和民生狀態,不僅反映了隴南古代經濟的狀況,也展現了隴南古代一些地方官員的政聲作為和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四《隴南金石校錄》在補史之闕、糾史悠謬方面的價值顯著。碑刻文字往往不厭其詳地載記一些不見於史籍或見於史籍而語焉不詳的原始狀況、真實事例,甚或頗具史料價值的細節,因此往往比一些正史更接地氣,從而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明代荊銳《重修千戶所記》(據江景瑞《文縣誌》輯入)⑦,涉及到了歷史上隴南“土官”“流官”“番夷之患”等,可以補史之闕。漢元鼎六年(前111)十月,漢武帝在擊破南越後,派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發兵十萬,乘勝進兵平定西南夷,中郎將郭昌、衛廣等攻滅氐王,在隴西郡東南白馬氐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設置了武都郡⑧,下轄六縣三道。武都郡屬於“初郡”,漢武帝規定對“初郡”的百姓不徵稅,僅由土官負責徵集一定數量的布及其他方物按時進貢朝廷即可。“初郡”官吏的俸食及車馬用具,也由就近郡縣供給。在機構設置和行政管理上不同於內地縣,朝廷委派太守、令、長等“流官”掌治郡縣外,實行內部自治,朝廷封拜一批各部原有的君長王侯等氐族豪酋渠帥充任王、侯、邑長,按照氐羌舊俗治理百姓。“流官”有任期,而“土官”則終身任職,還可以世襲。流官治其土,土官治其民,但“流官”不得干涉當地民族風俗習慣。對此,《隴南金石校錄》第四册《重修千戶所記》(第1649-1650頁)有詳細描述,為我們瞭解白馬人在明清時期的土官管理制度提供了翔實資料。南宋淳熙二年(1175)《宋拱衛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誌銘》(現存成縣),記錄了田成(字希聖)的從戎生涯。宋宣和末年田成征過方臘,金人南犯時收復隆德府等,此後又單騎撞敵營,詔安農民起義軍丁進等,這對研究《說岳全傳》《水滸後傳》等小說的情節背景、研究兩宋時期的軍事和社會生活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唐乾元二年(759)《漢源縣令廳壁記》反映的是安史之亂發生後唐玄宗入蜀,唐肅宗於至德元年(756)在朔方靈武繼位,上祿縣改為漢源縣(今西和縣)的史實。現在許多人認為唐代的成州就在成縣,實際上早期的成州就設在西和。這些碑刻,對瞭解西和縣在唐代的行政區劃設置,特別是成州從西和徙置成縣等史實,起到了補充史料的作用。唐開元二年(714)《新路頌並序》摩崖石刻,於交通史意義重大。《新路頌并序》摩崖今存可識文字約200字,比較詳細地記載了漢陽郡太守趙承奉旨修築南龍門谷棧道,歷時十年竣工的史實。對於隴南西和縣石峽鎮一個重要隘口——坦途關,長期以來多有“壇土關”“潭土關”“坦土關”等歧說。《隴南金石校錄》所收碑刻明確寫作“坦途關”,坦途關是唐代隴蜀茶馬古道上的重要隘口,今址在西和縣石峽鎮雙石寺西崖南壁。有學者認為,《新路頌并序》中所謂的“我太守趙公”,疑或“漢陽太守趙承”,其任成州刺史并開鑿新路,當在唐開元九年(721)至開元十二年(724)前後,距杜甫隴右之行早了38年,杜甫所行之路就是唐開元中趙承所開新路⑨。新路頌摩崖所在的西和縣石峽鎮坦途關雙十寺北崖棧道,直至晚清依然存在。五《隴南金石校錄》對張維、馮國瑞以來特殊歷史時期隴南金石碑刻文獻輯錄尤為看重。以抗戰史為例,該書錄民國三十二年的《禮縣忠烈祠記》碑石文如下:蝦夷構釁,半壁沉淪,我舉國同胞,罔不懍於攘夷之大義為雪恥之要圖。吾禮雖僻處後方,未罹塗炭,然後氣之所蔚,彌久彌新,用能慷慨從戎,捐軀報國,貢獻於抗戰者綦偉。嘗稽簿籍,禮邑共有人口十七萬,歷年應徵入伍者,達一萬五千餘人,幾及十分之一。離桑梓,別父母,冒寒暑,犯鋒刃,蹈萬死於不顧,以爭國家民族之生存,因而裹革沙場者,數百十人與茲矣!今者光明日溥,勝利日臨,我先烈既已捐軀以奠宏基於前,我志士必能接踵以達成功於後。瞻望來日,當更有無限可歌可泣之事實,以光輝簡編,照耀宇宙。觀其前仆後繼之情形,彌足彰正氣之流露。⑩中國抗戰史主要寫抗戰重大事件,而對民間抗戰,特別是大後方民間同仇敵愾、支援抗戰的事情記述極略。由此碑記可知,從抗戰爆發至日寇投降,隴南子弟如何共赴國難,家鄉父老如何慷慨支援,已是何等顯而易見?僅禮縣一縣應徵入伍、投身抗戰的兵員,幾乎達到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戰死疆場和失蹤者不計其數。在民族危亡之時,各縣也都將抗戰陣亡將士入祀忠烈祠,并勒石立碑紀念。然而,因歷史推進中許多人為的原因,大多數碑石已不復存在,文字也隨之漫滅,而《禮縣忠烈祠記》經《隴南金石校錄》收輯而完整地保留了下來,歷史貢獻不言而喻。《隴南金石校錄》對這種特殊歷史時期的金石文獻輯存,也為印證一些寫本歷史文獻提供了佐證。其實,隴南各縣為抗戰做出的貢獻,大抵與禮縣一樣。比如只有十一萬多人的西和縣,應徵入伍參加抗戰的就有五千六百多人,入祀忠烈祠的只有十七人,遺憾的是碑文不存。新近在西和縣發現的一二八上海抗戰爆發後,西和籍上校團副李啟瑞委託在蘭州的同鄉、戰友李謹叔捎給家裡的一封家信(已缺頁)就寫道:暴日侵我疆土,辱我國權,欺我民族,……凡為熱血者孰忍坐視而袖手旁觀而不恨哉?近又以大軍攻我上海,但我駐滬之十九路軍與之抗戰,累戰累勝,已近半月,日奴連日猛攻,終被敗退,死傷無數,而十九路軍之奮勇……(枕)戈待命。使命一到,東下抗日,倘馬革裹屍,代遞家音;萬一幸生,再為敘談。專此拜託,并祝文安!⑪此信可與《禮縣忠烈祠記》彼此印證、相映成輝,是反映隴南特殊歷史時期的抗戰史實重要實物與文獻資料。再如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破四舊”和“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時期的記載,《隴南金石校錄》依據現有條件盡可能搜補、輯入今存金石文。《宕昌史話》載:“(宕昌)‘老爺墳’,從清初到民國(末),每代土司、夫人均葬於此。凡葬此者皆有墓碑,‘文化大革命’前有40通,行成‘小碑林’,後經‘文革’中期破壞,現僅存4通。”⑫《宕昌縣志》第五編“文物古迹”部分載:“(解放初)
2022年4月11日
其他

張存良:北大漢簡《蒼頡篇》釋文商兌

本文原載:伏俊璉主編《寫本學研究》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106-124頁。作者簡介:張存良,歷史學博士,西華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員。項目基金: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百年来新出土漢簡《蒼頡篇》文献整理与综合研究”(項目號:20BTQ031)階段性研究成果。目
2022年3月11日
其他

周海锋:嶽麓秦簡《尉郡卒令》初探

㉘《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吏民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自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乘)公卒車,古曰公乘也。”
2021年11月25日
其他

馮婧:歐洲實物寫本學簡論

Gilissen,他的研究涉及實物寫本學的諸多方面,近乎在這個領域的每一個角落都留下了足迹。他於1977年出版的《實物寫本學導論:對於册子本構造和中世紀寫本頁面佈局的研究》(Prolégomènes
2021年6月23日
其他

周海锋:秦律令的制定与编纂

嚣园、宣深有斗食啬夫、史各一人,毋与相杂,稍稟月食者卖□息子。所以为秏□物及它(简0639)当卖买者┖,令相监,毋(无)律令。议:令嚣园、宣深啬夫若史相杂监,坐,如监令史,它有等比(简0680)。㉝
2021年2月3日
其他

胡耀飛:關於黃巢之死的歷史書寫 ——從英藏敦煌S.2589號文書出發的探討

本文原载:沙武田主編《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3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2月,第224-237頁。作者简介:胡耀飛,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摘要:黃巢之死在傳世史料和敦煌文獻中,各有不同的記載。其中在傳世史料中,黃巢被(自己或他人)所殺。在英藏敦煌S.2589號文書中,則是“被尚讓煞却”。根據對傳世史料的逐條分析,可以將這些材料劃分為歷史事實、傳聞之辭兩類。而敦煌文書中的這段材料,則屬於傳聞之辭,因為當時西北地區陷於地方獨立勢力和部族的戰亂,其對內地的情報容有偏差。關鍵詞:黃巢;歷史書寫;S.2589號前言黃巢之死宣告了長達十年的王黃之亂的結束,但關於黃巢之死這一事件本身,不僅傳世文獻記載了一些相關傳說,學界也有許多不同看法①。不過相對來說,諸家觀點所使用的材料,並不太多。傳世史料外,學者多提及英藏敦煌S.2589號文書。除了黃巢之死,這件文書還涉及到另一位黃巢集團重要成員尚讓的下落。對此文書的相關研究,2009年前的可參見《英藏法藏敦煌遺書研究按號索引》。②不過對於敦煌學者來說,其價值在於所揭示的中和四年河西地區回鶻、嗢末等部族的動向,而不甚關注其中第14、15行所示黃巢之死的相關內容。而關注黃巢之死的學者,雖然注意到了這件文書,卻又僅僅截取第14、15行的記載加以論證,不顧這件文書的其他內容及所揭示的時空背景。③因此,需要把這兩方面加以綜合考察,方能得到更詳細的信息。故筆者不揣淺陋,僅結合傳世文獻與英藏敦煌S.2589號文書,擬對黃巢之死的歷史書寫再作梳理,以求教於方家。一
2021年1月16日
自由知乎 自由微博
其他

伏俊琏《敦煌文学总论》(修订本)出版

本书着重从文献学的角度讲敦煌文学,例如对敦煌文学写卷的基本情况、敦煌文学的基本内容、研究状况讲得多一些。我们认为,敦煌文学的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仪式性,所以本书强调敦煌文学的仪式性和表演性。
2019年7月15日
其他

伏俊琏:先秦两汉时期的看图讲诵与变文的源头

钟离春对曰:“无有。特窃慕大王之美义耳。”王曰:“虽然,何喜?”良久曰:“窃尝喜隐。”宣王曰:“隐固寡人之所愿也,试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见。宣王大惊,立发隐书而读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
2019年7月11日
其他

“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项目组读书会回顾

2016年11月16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成功立项。项目首席专家伏俊琏教授认为:本项目的进行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个重大课题,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支研究队伍,在建立“中国写本学”这一新兴学科方面做出贡献,使我校成为国内研究“写本学”的重镇之一。秉承这一理念,伏教授广泛征求文学院教师意见,积极吸收青年教师和相关专业研究生自愿加入项目组。由于课题组成员大多没有接触过敦煌写本研究,伏俊琏教授利用周末开展读书会的形式,组织项目组成员一起学习讨论,而校外成员也通过视频连线等形式积极参与。项目组读书会逐渐形成常例。▲伏俊琏教授在读书会上就“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价值、研究思路和方法等向大家进行详细介绍▲伏俊琏教授对《5-11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編年與綜合研究凡例》(初稿)加以说明,并选取具体写本为大家做示范性讲解▲校外项目组成员冷江山、喻忠杰、郑骥等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读书会▲子课题负责人杨小平教授组织大家讨论▲郭洪义老师为大家培训文字识读、切字、抠字、造字等知识以及相关工具书、网站的使用▲文学院教师张存良、方新蓉、邵小龙、朱利华、郭洪义、李薛妃、宋婷、吴继刚参加读书会▲聚精会神的项目组同学▲师生一起讨论写本缀合
2017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