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雁南 | 近代跨国精英的社交空间:上海的总会和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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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毅杰 , 赵晓敏 | 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基于2010年和2017年的比较
● 陆芳萍 , 杜玉华 | 国家-社会之外:城市“两新”组织聚集区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超越——以上海陆家嘴金融城为例
摘要
2020/01/15
上海开埠后，西方人引入了一种新型社交方式和社会机构组织形式——总会和俱乐部（club）。总会和俱乐部具有排斥性和约束性的特征，但也在娱乐和休闲之余，因此催生了活跃而多元的社交活动。作为殖民时代的产物，这种社交模式吸引了在华外国人和中国本土精英阶层的参与，但它对于改造中国传统的社交方式，塑造中国社会的城市性和现代性起到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国内关于西方社交机构的专门研究依然稀少。研究近代上海丰富多彩的总会或俱乐部的历史，结合其"半殖民地"的时代性质，可以讨论俱乐部社交活动的影响。同时，对于近代上海总会或俱乐部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当前全球化时代跨国精英群体的社交模式。
关键词：俱乐部；精英；社交机构；半殖民地；上海
作者简介：丁雁南,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一期
目录
一、总会和俱乐部在上海的状态
二、排斥与规范：俱乐部的运作
三、“社交买办”？华人精英与总会和俱乐部
四、二战后总会和俱乐部的管理
五、时代背景下的上海俱乐部研究
上海工部局1921年出版的《上海史》中，有名为“社交生活”(social life)的一章。作者开篇即发问：“在人的生命中，是职业的重要性更高，还是消遣？”乍看起来，这一问把工作和休闲对立起来。不过，在通篇围绕着西人在上海的工商业活动之后，作者实际上是要专门辟出一章用来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社交和休闲。作者指出，“我们发现这个社群有着一种普遍的良好常识：他们试图全力地愉悦自己，正如他们全力地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上海的外国侨民确实做到了在全力工作(work hard)和全力娱乐(play hard)之间找到平衡。这可以从作者娓娓道来的上海各类外侨社会组织的繁荣发达中得到确证。
晚近以来上海研究蔚为大观，乃至于有“上海学”之称。近代上海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有学者涉足，也包括对各类社团的研究。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认为，那些“开埠港口时代的社团”(treaty-port era associations)是当时在上海的中外人物接触和交流的重要地点。不过，正如他所指出的，既有研究多数都是在“中外两分”里选择某一方来研究，从数量来说则是关于中国本土社团的研究更多。另一方面，对于外侨组织的研究往往是关注那些只面向外侨的社团，或是依赖既有的因素如国别或宗教而形成的团体。鉴于此，他以自己的研究展示了在近代上海的舞台上穿梭、联络中外社群的代表性人物是如何塑造了上海的世界性。
与上海史中已经被广泛研究的一般社团不同，总会或俱乐部是一类特殊机构。对于中国来说，它是外来的社会组织；而对于上海来说，它伴随着城市的各个发展阶段。对于总会和俱乐部的研究非常薄弱。究其原因，不排除因其高度私密性和排他性使外人对它们认识不足，进而受材料限制而导致难以开展研究。然而，自1864年英侨上海总会成立，至1955年犹太总会解散离开上海，在近百年时间内，中外精英在上海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关于总会和俱乐部的历史。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语境下，总会和俱乐部也是不少中国本土精英尝试建立新型社会组织的借鉴对象。俱乐部式的社交方式和社会机构组织形式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如今“俱乐部”已经成为一个日常词汇。对这一块研究的缺失，会影响到对于上海城市历史和社会现代性的全面认识。
本文回应和推进华志坚的研究路径，发掘利用相关的直接和间接文献，特别是上海档案馆所藏上海开埠后到20世纪中期有关总会和俱乐部的档案资料。本文将展示总会和俱乐部作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殖民时代一种典型社会机构，在上海这样的半殖民地开埠城市的发展历史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它是当时社会精英阶层重要的社交空间，也是他们实践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一种高级方式。在任何时代，精英群体都具有相对较高的流动性和跨国性。当前研究这一问题，也有助于理解全球化时代跨国精英的社会组织方式。
一、总会和俱乐部在上海的状态
本文中的总会和俱乐部，指的是以英文club为名的一类社会组织。一般认为它在17世纪晚期发源于英国，到19世纪发展较为成熟。它是上层社会所追求的在工作和家庭之外的第三种空间。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有所谓的俱乐部区(clubland)，它位于伦敦西区圣詹姆斯(St. James's)。那里是英国贵族和其他上层人士出入的场所，有很多历史悠久的俱乐部。狭义上，俱乐部仅限于社交性质。俱乐部对于会员的身份有特定的标准，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因而社交俱乐部的会员身份也是社会地位的标志。
上海开埠之后，各类俱乐部随之进入上海。在汉语中，这类以社交为主的俱乐部被称作“总会”，但也有个别有影响的体育俱乐部，如上海跑马总会(Shanghai Race Club)，采用了总会名称。1893年《字林西报》为上海开埠五十周年庆典活动出版纪念册《上海开埠50周年，1843—1893》，其中明确地以“上海的俱乐部区”(Clubland in Shanghai)为标题，介绍了上海总会、斜桥总会(Country Club)、德国总会(Club Concordia)等十多个社交、休闲、运动俱乐部。这可能是最早的对于上海的总会和俱乐部进行整理的文献。
19世纪后期，英国旅沪侨民人数已经逐渐被美、法、日等国家接近乃至超过。不过，大多数的总会和俱乐部仍然是由英国人主导。1909年，上海总会在位于外滩的原址上改建新会所。1911年1月7日，《北华捷报》上的一篇报道提到，“昨天，上海总会新会所的揭幕是这个社交机构历史上一件比里程碑更胜的大事……这个顶级俱乐部依然是公共租界无可匹敌的精化所在”，它“如同是从本国社交圈截来的一部分”。无需赘言，上海的俱乐部会员同伦敦的在身份上有着巨大差异。尽管如此，英国侨民仍然在上海庄重地建立一个俱乐部。这既是俱乐部这种社交文化无远弗届的证据，也是大英帝国侨民对母国的认同和自豪感的体现。
总会或俱乐部向会员或符合规定的客人提供包括餐饮、住宿、娱乐、阅览等服务。与饭店不同的是，俱乐部本身就是一种社交资源，因此并非完全以财富作为准入标准。对于那些因公务而短期居留于上海的派遣人员，或是长居上海的外籍居民来说，加入总会或俱乐部是踏入上海社交圈的第一步。1935年出版的《上海指南》中指出，“有那么多的俱乐部和协会，分属于众多国家，因而造访上海的新人没有理由说无从结交朋辈”。并且，“只需通过适当的引介，新到上海的陌生人也可立即获得临时会员的各类特权”。
卡尔·克劳(Carl Crow)于1935年出版《上海历史彩绘地图》。与开埠之初不同，外滩地区不再以仓库为主。在公共租界东北部以外滩为中心的区域内，有各大银行、海关、工部局、公司和饭店，俱乐部也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外滩有上海总会，福州路上有花旗总会(American Club)，靠近苏州河有共济会(Masonic Club)、基督教青年会、划船俱乐部，等等。不同类型和层次的俱乐部同众多商贸、行政机构毗邻，这一带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作上海的“俱乐部区”。
主流的社交俱乐部以国籍划分，比如法国总会(Circle Sportif Française，或称上海体运总会)、德国总会、花旗总会和日本人俱乐部。其他的较小的国家，如意大利、葡萄牙等也有自己的俱乐部。不过这种划分并非绝对，早期的美国人也是上海总会的常客。除此之外，社交俱乐部也有按族群组织，如犹太总会。或是根据特定的历史情况组织，如白俄和苏俄侨民各自都有自己的俱乐部。上海的世界性在俱乐部会员身份组成上也得到体现。以葡侨俱乐部(Clube Lusitano)为例，一份1947年的报告显示它的会员尽管以葡萄牙人为主，但其他会员则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不同国家或是无国籍人员。
近代上海实际存在的各类社团组织难以全面计数。2009年德约杰维奇(Nenad Djordjevic)出版了《老上海俱乐部和协会》。他从近代上海的档案、报刊等材料中爬梳整理，找到了千余个社团。对于设立在公共租界的各类总会和俱乐部，工部局以颁发执照的形式进行管理。这对于较大规模和较为正式的那些俱乐部来说是有效的。不过，绝大多数的俱乐部存在时间很短，组织也并不规范，在上海的历史上如同流星。尽管如此，它们是构成近代上海繁荣和秩序并存、混乱和活力交融的大都市社会景观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排斥与规范：俱乐部的运作
对于开埠城市来说，西人带来的不仅是令彼时中国人震慑的强大军事和商业文明，也有令人费解的社交观念和行为方式。从开埠早期，中国人就对西方人的社交方式产生了好奇心。具体到外侨在上海的总会，1883年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做了如下描述：
西人于朋友聚集之处，谓之总会。沪上法总会在法大马路，英则在四马路东首。每值安息之期，怒马高车，如云而至。簪裾冠盖，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遥红友，别寻酒国之春；或几倚青奴，共索花间之句。以至围棋蹴鞠，跳跃高歌，任意嬉娱，毫不拘检。惟华人之寓沪上者，虽意兴飞扬，终不能问津而至云。
这段惟妙惟肖的笔记不仅佐证了前引文献中西人在工作之余对于休闲生活的投入，更有意思的是，它透露了作者对于西人总会内部情形的认知及其局限。一方面，弹子室(billiard room)是当时各个总会和俱乐部的标准配置，因而所谓“打弹子以消闲”是非常准确的描述。另一方面，所谓“几倚青奴，共索花间之句”的情形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作者的想象。受维多利亚时代风气的影响，总会和俱乐部的社交是只限男性的。在英、德、美等规范严格的总会中，除了极其个别的庆典场合之外，是不可能出现女性宾客的。
对于当时的上海人来说，更直接的限定则是来自混合着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华人的排斥。外侨在上海的俱乐部限定会员身份，因而事实上隔绝了同本地人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可以被接纳为上海总会的会员，这一点尤其令中国人敏感。但上海总会直至离开中国，始终拒绝中国人成为会员。因而黄式权所述的华人“不能问津”的现象，此后又持续了大半个世纪。
总会的排他性也有社会阶层的维度。上海总会不仅排斥中国人，也排斥中下阶层的英国人。毕可思(Robert Bickers)在给上海工部局警探廷可勒(Mauris Tinkler)所作的传记中，展示了20世纪初英国中下阶层在海外(半)殖民地的遭遇。“上海的那些精英俱乐部远非一个工部局警探的身份或他的薪水所能企望——他无法存够比他一个月工资还要高的入会费——就算他做到了，大概也是被拒之门外”。瑟金特(Harriet Sergeant)提供了另一位英国人警探杜克(Basil Duke)的遭遇。即使他在工作上的表现较之廷可勒要出色得多，但终其在上海的生涯，始终“未曾见过上海总会的内庭”。况且，即使进入了拥有世界上最长吧台的上海总会内部，靠窗的、有阳光和江景的好位置也是高层人士的专属，而一般会员或客人则要待在它处。
在近代上海取得商业上巨大成功的，首推追随英国人而来的犹太商人。他们也通常是所谓的“英国子民”(British subject)。尽管如此，“直到1920和1930年代，上海总会仍然对接纳巴格达犹太人作为会员颇为疑虑，即使这些人已经完全遵从英国绅士的榜样，过着英式生活”。在令上海获得同名绰号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一书中，作者也用第一人称描述了在上海总会的经历：作为非英国人的他需要通过点烈酒来隐藏自己的身份。
尽管上海总会既不是银行，也不是行政中心，更不是军事指挥部，但它却是事实上的英国殖民主义在上海的象征和核心。在大英帝国的政治、商业、军事、文化领域内，社会阶层被用精妙的方式分配着。它体现的是一种帝国内部和外部的“差序格局”。因而，上海总会所执行的社交排斥，必须被放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下来观察和认识。在帝国的日常运作中，种族、民族、文化、经济等众多因素同时在起作用，难于条分缕析出具体的准入条款。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排他性的会员认可(clubbable)。
不过，随着其他国家在上海影响力的增强，总会和俱乐部的排斥性也在缓和。1929年，花旗总会宣布接纳唐绍仪、陈光甫等三人为会员。这一颇具象征性的举动也得到了《纽约时报》的关注。饶有意味的是，这篇报道中也陈述了上海的总会和俱乐部之前排斥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其他群体的原因。中国人从不被接纳到被接纳，这一转变反映的与其说是种族和民族平等观念对西方人的影响，不如说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精英阶层不断“进步”从而获得适当资格的认可。
三、“社交买办”？华人精英与总会和俱乐部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排斥的本土精英群体的应对，包括建立自己的总会和俱乐部。上海知名的江湾跑马厅正是中国商人叶贻铨在受到上海跑马总会排斥后建立的。在其他英国殖民地也有着类似的情况。香港和加尔各答的本土精英，都创办过众多的面向本国人的社交和体育俱乐部。高马可(John Carroll)注意到，与大英帝国控制的其他领土上的本土精英不同，香港的华人精英从未彻底地接受英式的体育和娱乐文化。从帝国中心的视角，像香港这样的地方，是不折不扣的边缘——但同时也是两个帝国、两种文化发生接触的地方。上海也是如此。
近代上海集中了大量的因为职业、出身、教育等因素而熟悉西方的中国人，或是熟悉中国的西方人。上海著名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们，如张嘉璈、陈光甫、唐炳源，都有过留洋经历。相似的经历不仅塑造了他们跨越中西文化隔阂的能力，也带来了认同感。视上海为家园的邝富灼，不仅参与上海国际扶轮社(The Rotary Club)活动，并曾担任其会长。华志坚创造了“社交买办”(compradors of socialbility)的概念来指称在中西社会之间往来联络的人物。有过欧美经验的华人精英，对于总会或者俱乐部并不陌生。他们也试图将总会和俱乐部这种西方社交方式带到上海。
由上海银行公会成员发起的银行俱乐部(The Banker's Club)，成立于1925年4月2日。不过，白吉尔指出，它的核心成员，如张嘉璈、陈光甫、唐炳源等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组成非正式的“午餐俱乐部”(lunch club)。银行俱乐部的组织和纪律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英式俱乐部。1925年4月13日，银行俱乐部举行第三次会议，有19位新会员入会。会议纪要记录了入会流程：首先公开宣读新会员的介绍信，发表俱乐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随后现有会员们依次通过投黑白球的方式无记名投票，决定是否接纳新会员(黑球过一定比例则不通过)。这种投票方式几乎完全是照搬伦敦社交俱乐部的做法。
在近代上海，银行俱乐部是华人俱乐部中制度最规范、影响力最大的，也是存续时间最久的。俱乐部内提供中西式的餐饮，有弹子、手谈等娱乐设施，也有理发和沐浴服务，更重要的是提供包括一间中式风格装修在内的多个休息室。因为俱乐部的高度私密性，会员们在俱乐部的日常生活已经不得而知，只能从史料和档案中爬梳出少量细节。1928年10月16日，陈光甫在他的日记中提到，
“今早十时，白搏九来行与余谈话，余约其往银行公会，因行中人多，不便聚谈也。”
上海银行公会和银行俱乐部位于香港路上的同一栋楼内。而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位于宁波路东段。两处相距不远。换句话说，上述日记记载的内容，实际是陈光甫引导来客，由办公处前往更为私密的场所会谈。他并未提及银行俱乐部，但作为创始人之一，他若前往使用俱乐部应不稀奇。1936年度的银行俱乐部审计报告显示，全年中、西餐室使用人数均超过一万一千人次。除暑期6、7、8三个月淡季，其他月份各餐室用餐人次经常在一千人以上。
另一个中国人的俱乐部是虹桥俱乐部(The Chinese Country Club)，位于虹桥路535号。上海档案馆所藏《发起虹桥俱乐部缘起》一文中提出:
“在高速度氛围之现代都市中，吾人除办公室及家庭而外，宜别有悠闲舒适之俱乐部生活。凡工余、休憩、友朋小叙，适性怡神，有资于此。其有裨于个人修养，有助于治事效率者，实非浅尠。上海人口密集，尘市喧阗，乡村俱乐部之设置尤属需要。战前吾人有沪西别墅俱乐部，擅园林之盛，惜因战事发生，由停顿而解散。”
由此看出，这一乡村俱乐部的设立宗旨与外侨在上海的俱乐部并无二致。不仅如此，从中还可以看出发起者厉树雄等人对于都市生活的压力。俱乐部满足了他们逃离都市，但又并非与之隔绝的愿望。同样因为俱乐部性质以及时代变迁的缘故，该俱乐部实际运行情况不得而知。不过，一位会员的档案透露出了俱乐部生活的“悠闲舒适”。抗战胜利后，许宝骅先后在上海市兴业信托社、德侨管理委员会、越江工程委员会(1946年5月)中任总经理、委员等职。1948年7月10日，许宝骅在虹桥俱乐部签单，他名下消费了苏打水1个单位，鸡尾酒和可口可乐各4个单位，威士忌和啤酒各2个单位，金额总计超过一千一百万元法币。
法国总会是另一个接纳中国人为会员的外国俱乐部。1943年10月16日，法国总会举行中外联欢聚餐会，出席华人会员65人，女会员30人，来宾13人。唐炳源于同年12月10日通过投票成为会员。此后他作为介绍人或和议人，引介了多位商界名流成为会员。法国总会过于受欢迎，以至于要发布告示要求来宾不得将汽车停放在路边，而必须停放在指定地点。华人精英可以在外国俱乐部和本国俱乐部之间自由联络，而即使并非精英，也有可能参与到特定的俱乐部当中去。俱乐部这一社交组织形式被引进和习得，改变了本土的传统社交方式，参与塑造了中国城市社会的现代性。
当然，或许我们有必要对总会和俱乐部给中国城市社交方式带来的改变持更为审慎的态度。一方面，华人精英对于这种新型的社交模式的效仿，并非总是出于倾慕和信服，也有对抗的因素在其中。郑宏泰和黄绍伦曾指出，香港华商总会正是华人精英——也包括不少的亚欧混血儿——在遭遇西方人俱乐部的社会排斥之后而创立的。上海的情况应相去不远。上海跑马总会早期排斥中国人，华商叶贻铨遂在江湾创办江湾跑马厅。另一方面，通过研究上海银行公会，白吉尔指出，不同于一般的想象，“机构之间的互动不但没有排除个人关系的因素，相反，它往往是后者的反映。这一点在中国或许甚于其他任何地方。”对于行业机构是如此，对于建立在社交需求基础上的各类俱乐部恐怕更是如此。无可否认，总会和俱乐部带来了新的社交模式，上海也有与之相应的足够国际化的人。但这批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他们必须在复杂多变的时代中、在中外关系的夹缝里生存。因而，它对于中国本土传统社会力量、传统社会组织的影响确定是有限的。
四、二战后总会和俱乐部的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欧洲强国的传统世界霸权。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要求民族独立自主的趋势更加不可遏制。抗战胜利前后，外侨失去了在上海的治外法权(exlerritoriality)，而正如这个词汇的英文词根所指，他们也失去了在上海那一片属于自己而非中国人管辖的土地。外国人的撤离让众多俱乐部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战败国的设施则被没收。1946年6月27日，上海市临时参议会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拨给海格路(今华山路)454号德侨俱乐部房屋作为会址的议案。
从1946年起，上海市社会局要求各总会、俱乐部进行登记注册。这段时间，涉及总会和俱乐部的治安和劳资纠纷，也由上海市政府管理。1947年6月14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7名宪兵突击了位于赵主教路(今五原路)122号的葡侨俱乐部，搜查涉嫌赌博的人员。这一事件引发了包括葡萄牙驻上海总领事在内的多方向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提出抗议。俱乐部在信件中一再强调葡侨俱乐部历史悠久，是一家正规的社交俱乐部，不会涉及非法赌博。
随着战后国民经济情况的恶化，通货膨胀严重，不仅各俱乐部的会费和月费一路飞涨，上海市政府也曾试图向总会和俱乐部征收消费税。1947年上海市参议会提案，要求“凡在本市区内代售饮食业之俱乐部均应代征筵席税”，并且特别提出“中外俱乐部之出售菜肴者应一律征收筵席税”。从1946年到1948年，相关的登记、调查、上报和征收延续了两年左右时间。不过，征收的过程并不顺利。1948年上海市财政局的报告显示：
“窃查中外各俱乐部，自备厨房，按其性质，属于集体之日常饮食，原则上，自应准予免征。但查核实际情形，其中不无假借名义，或利用机会，期免征课之处。而上项违法案情，取缔既属困难，查获尤觉不易。”
总会和俱乐部仍然是具有高度隐秘性的场所，而出入的又多是具有较高经济、社会地位的人士或者外国人，因而对其征税不仅效率不高，而且面临实际的限制。为此，该局制定了一份免税名单(见表 1)。对于当时的上海市政府来说，这或许也是它对这些俱乐部的特殊性质的一种官方确认。
进入上世纪50年代，少数的几个总会和俱乐部仍然坚持了数年。日益严重的财务问题困扰着它们，而不时发生的外籍管理层同中国员工之间的劳资纠纷成为它们同政府联系的主要内容。1951年，上海总会在用完储备金以便支付解雇员工的薪金后，不得不把会所抵押给麦加利银行并宣布停业。法国总会、斜桥总会和犹太总会也都经历过相似的过程。到1950年代中期，总会或俱乐部作为一种社会机构最终从上海的土地上消失了。
五、时代背景下的上海俱乐部研究
本文展示了迄今为止在上海研究中仍显不足的一个领域。上海有着丰富的俱乐部历史，它们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是西方殖民时代在上海这个“半殖民地”的特殊产物。近代上海的历史显示它不仅能够被中国人接受，也能被引进、习得，并加以发展。更重要的是，它给中国本土的传统社交方式带来了挑战和启发。新的总会或俱乐部的社交方式与传统的公所或同乡会并存，有竞争但并非冲突。由此，近代上海的社会才更加地丰富多元，更像真正的大都市。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研究正在步入一个成熟的阶段。这个时期也是上海开发开放，在世界城市体系中重新崛起，或者用华志坚的说法——“再度来临”——的过程。与此同时，“过去那个‘资本主义’‘中西’混杂的上海，已成为对‘世界’记忆的一部分重新被唤起”。现代主义和未来主义建筑重新塑造了上海的天际线，国际化的城市规划也让上海初步具备了足以匹敌世界城市的基础设施。然而，对于全球化和“全球城市”的理解理应包含物质实体和空间格局之外更多面向。是全球化的人塑造了全球化的城市，而不是相反。“全球城市”中的人的因素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研究。
随着上海的开发、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上海工作和生活。各种俱乐部仍然是外国人在上海开展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如果说近代上海充满争议的繁荣景象对于今天的上海能有所启发和教益的话，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管窥中外精英的社会组织方式，不管其驱动力是殖民主义抑或是全球化。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各类社交、体育、娱乐俱乐部在上海的复兴，而这正是伴随着上海重新进入世界城市行列而发生的。对总会和俱乐部的研究将大大拓展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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