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推理小说名家高桥克彦的《写乐杀人事件》，讲了一个为断送学术对手的研究生涯，从而伪造浮世绘鬼才东洲斋写乐画集，并由此引发连环杀人案件的故事。从 作伪者留下来的备忘录中得知，那本画集被故意伪造成明治四十年（1907）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私人印刷品，里面的铅字都是从同时期的书籍中剪下来，在底纸上贴好后直接进行胶版印刷而成。为避免被人发现是胶版印刷品，画集被做成了折页线装本，纸张也被做了旧。至于那些铅字到底是从哪本书或哪些书里剪下来的，到结案时却依然是个谜。

目睹了学术界黑暗的一角，主人公津田良平心灰意冷，从此退出了浮世绘研究圈，在盛冈一家私立中学做起了普通的日本史教师。两年后的某一天，津田偶然在县图书馆查阅吉田东伍编的《大日本地名辞书》（七卷，1899—1907），当翻读“泛论索引卷”前面由当时二十五位名人写的二十五篇序言时，发现柔道名家嘉纳治五郎和教育家市岛谦吉所作序言里的某些话让他有似曾相识之感，原来正是画集序言中的文字。津田继续看其他人写的序言，又找到几段与画集序完全相同的文字，这才最终确定所谓作于明治四十年十二月的画集序，竟然是从刊行于明治四十年十月十三日的《大日本地名辞书》的四篇序言中剪取必要成分巧妙拼接而成的。这是作伪者故意留下来以便于日后公布时可以达到打击学术对手目的的“暗扣”。

《写乐杀人事件》出版于1983年，讲的自然是此前发生的故事。那个时代的日本，还没有互联网。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案件发生在当代，只要津田一开始就对画集序产生怀疑，那么他上网或在电子数据库中逐一检索一下序中的文字，估计很快就能发现《大日本地名辞书》里几人写的序言，从而确定画集必是伪作无疑。也许这么一来，后来的连环杀人案件根本就不会发生了。我虚拟的这种津田利用网上资源和电子数据库进行搜索查证的方法，可以说就是黄一农先生一直在提倡的“e考据”。

黄先生虽然是“e考据”最早的命名者，却好像没有专门谈过我在上面虚拟的这类“e考据”。这类“e考据”的使用范围比较狭窄，其主要功能是查证某些遭到改动的文字的原始出处。所谓“改动”是有很多种的，像改编（比如编书或抄袭时的剪刀浆糊工程）、翻译、引用、用典（包括套话）、印误乃至作伪，都可以说是对原文的某种有意无意的“改动”。假如由于某种原因，我们不清楚眼前的文字是被动过手脚的，就会根据改动后的文字得出错误的结论，比如把改编、翻译、引用或抄袭当成原创，把用典或套话当做纪实，把印误视同不误，把伪作看成真品（比如写乐画集的序言）。然而一旦通过网络资源或电子数据库的检索，找到了被改动文字的原始出处（《大日本地名辞书》的几篇序言），我们就有了校正错误，锁定历史事实的基本条件。

同其他类型的“e考据”不同，我说的这种“e考据”不是归纳性的，因为其重点不在于能否检索出前人研究某个问题时未能注意的稀见材料。比如季羡林研究“大乘上座部”（《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当时能够找到的只有《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和《释迦方志》里的材料。但现在只要在CBETA（中华电子佛典协会）网站上一搜，就会发现一条他没有使用过的《开元释教录》卷九里的材料：“沙门菩提流志，本名达摩流支，唐言法希……南印度人……時有大乘上座部三藏厥号耶舍瞿沙，知其根熟，遂与交论……”更进一步，我们还能在日本《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网站检索出早在1964年日本学者佐佐木教悟已经发表过关于“大乘上座部”的论文，所用材料和所得结论都与季羡林相似，只可惜季没能参考。这种“e考据”就是归纳性的，它能给我们从事的某种专题研究添加新的材料。黄一农、薛龙春等先生用于人脉关系和背景网络研究的“e考据”，应该说基本上也是属于这个类型的。

但我们上边说到的那种“e考据”，却不在于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而是让我们对旧材料产生翻新的理解。这种新理解的产生，全靠考据者个人主观方面勇于怀疑和发现问题的能力，以及搜索技术的灵巧运用。如果主观上发现不了问题，根本想不到有必要到网上或电子数据库中去搜索一下，或者虽然能够发现问题却不善于搜索，那么不论手边的“e资源”是多么丰富，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e时代”之前不善于发现问题的人，到了“e时代”之后也是发现不了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e考据”还是考据，其发起点还是人脑而不是电脑。只不过由于“e资源”的加入，考据中用于证据搜索的时间可以被极大地缩短而已。

在我身边的师友中，艾俊川大概是最早而且也是最自觉地使用上面说到的这种“e考据”的人。他在这方面写的文章，都能解决难题，给人以启发。其中较具代表性而且也是一般人可以看懂的文章，当属发表在博客上的《朱令的<大麦歌>和李敖的<大麦诗>》（blog.sina.com.cn/s/blog_5ce786b50101gjho.html）。2013年5月，十九年前轰动一时的清华女生朱令铊中毒案再次引发公众关注。就在这个时候，网上突然开始狂转一首据说是朱令在高中时根据美国诗人Sara Teasdale（1884—1933）的小诗Like Barley Bending编译的《大麦歌》：

　　大麦俯身偃，海滨有低地，巨风动地来，放歌殊未已。
　　大麦俯身偃，既偃且复起，颠仆不能折，昂扬伤痛里。
　　我生也柔弱，日夜逝如此，直把千古愁，化作灵风曲。

此《歌》一出，无数善良但又轻信的网友无不相信这是朱令的作品，甚至有人认为可以流传千古。但谁又能料到，这首诗连一个月都没能挺下来。5月12日凌晨，艾俊川发出微博表示他也找到一首大麦歌，同时在布衣书局论坛发帖，点出所谓朱令翻译的《大麦歌》其实是改编自李敖青年时期的译作《大麦诗》：

　　麦穗曲身偃，滨海低田瘠，疾风动地来，高歌何能已。
　　麦穗曲身偃，既偃又复起，颠扑不为折，昂然疮痛里。
　　我生亦柔弱，日夜逝如彼，强把万斛愁，化作临风曲。

稍后，艾俊川发出博客文章《朱令的<大麦歌>和李敖的<大麦诗>》。《大麦歌》是改编之作，与原作《大麦诗》几乎每句都不一样，在网上和电子数据库里搜起来并不容易。但是，二者之间毕竟有不少相同的字句，只要选用的搜索词恰当，不半途而废，费点功夫还是可以搜出来的。艾俊川就是在试验了若干搜索词之后才在“读秀”上搜到了李敖的《大麦诗》。作为传统考据学创造性的革新者，艾俊川以一个最生动的事例让大众见识到了“e考据”的力量。

再举一个我遇到的用“e考据”发现改编或改写原文的例子。前不久有个叫刘正的人出过一本《闲话陈寅恪》（与黄鸣合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其中提到他曾在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于1928年出版的《现代支那人名鉴》中找到一个词条，这个词条的主人叫“陈衝恪”：

陈衝恪现年55岁江西南昌人学历：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经历：第一次革命后成了江西省教育司司长，是江西名门陈三立之子，曾加入统一党。

刘正坚持认为，这个“陈衝恪”应该是陈衡恪（陈师曾）、陈寅恪等人之外陈三立的又一个儿子。张求会在他给《闲话陈寅恪》写的书评《这样写陈寅恪，真的可以吗》（《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3-08-11）中已经指出，刘正矜为一大发现的这个“陈衝恪”，应该就是“陈衡恪”一名的印刷错误。因为在台湾影印的田原天南（张文误作“田源天南”）主编的《支那官绅录》（原名《最新支那官绅录》，1918年8月初版）中，所收“陈衡恪”词条与《现代支那人名鉴》里的“陈衝恪”词条（其实也出现在1913年12月出版的《现代支那名士鉴》里，刘正没有引用）在内容上几乎是完全一样的。面对《支那官绅录》里的“陈衡恪”词条，刘正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承认《现代支那人名鉴》里的“陈衝恪”是“陈衡恪”的印刷错误，从而接受张求会的批评，要么就是转而坚持《支那官绅录》里的“陈衡恪”反而是“陈衝恪”的印刷错误。

令人惋惜的是，面对这样有力的证据，刘正在其新作《陈寅恪史事索隐》（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中依然坚持旧说不改（63—80页）。不仅如此，他还提出另一个证据，就是《现代支那人名鉴》“同时收录了陈衝恪和陈衡恪兄弟二人，而且对陈衡恪介绍颇多”，所以在陈衡恪之外一定有一个“陈衝恪”。网友小绿天在布衣书局论坛曾详细罗列《现代支那人名鉴》的各种版本，并讨论各版中陈三立、陈衝恪和陈衡恪的出现情况。原来《现代支那人名鉴》1912年的初版中，只有陈三立和陈衝恪。看来这个“陈衝恪”很早就出现了。到了1924年版中，也是只收陈三立和陈衝恪。但是到了1928年版（有9月本和10月本，但内容相同），人一下子多了起来，除陈三立和陈衝恪之外，又多了陈衡恪和陈隆恪。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对陈衡恪介绍颇多”的词条到底都说了些什么。为方便讨论，我先将原文翻译录出如下：

陈衡恪字师曾别号朽道人江西省修水县人（已故）学历：幼承家学经历：现代支那名画家。气味深醇，丘壑灵奇，落墨迥不犹人。气韵沉郁，魄力雄深，自足俯视诸家，别树一帜。四十四岁卒。其作品为世所尚。

我在网上与小绿天讨论时，因注意到词条中对陈衡恪画风的描述全属传统画论里的套话，当时就产生怀疑，结果在“读秀”上用“丘壑灵奇”等词一搜，发现基本上是抄自秦祖永（咸丰、同治时人）《桐荫论画》对吴渔山（1632—1718）的评论：“心思独运，丘壑灵奇，落墨迥不犹人。想见此老高怀绝俗，独往独来，不肯一笔寄人篱下。观其气韵沈郁，魄力雄杰，自足俯视诸家，另树一帜。”真不知《现代支那人名鉴》里的这个词条，到底该算是陈衡恪的词条呢，还是吴渔山的词条！对陈衡恪的学历，该词条只模模糊糊地交代了一句“幼承家学”，没有交代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留日经历。经历一栏中既称陈衡恪为“名画家”，最后又说“其作品为世所尚”，也等于是重复的废话。由此可见，词条作者对于陈衡恪除其字号、籍贯之外几乎毫无认识，表面上“介绍颇多”，实际上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造成“陈衝恪”和“陈衡恪”同时出现的原因，只能是《现代支那人名鉴》的新版编者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发现旧版中的“陈衝恪”其实就是“陈衡恪”所造成的。用这样一个严重不靠谱的词条去证明陈衡恪之外另有“陈衝恪”，只能是自欺欺人。

专题（2014.10.17）| 当乾嘉学派遇上互联网

高山杉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封面为姬炤华“书中岁月长”藏书票系列之六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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