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纸币（上海财经大学博物馆馆藏）金圆券的市场价值已不复存在，但人民币要真正站稳脚跟，还面临一个最强劲的对手，那就是解放前就已在市面上广泛流通使用的

智利诗人聂鲁达曾回忆：我整年从市场到市场，因为墨西哥就存在于市场之上。而现在我们知道，墨西哥五彩缤纷的贸易传统中还曾经有过中国源流。在国外，华人华侨聚居的地方往往被称作“唐人街”（Chinatown），这个音义兼备的称呼是从19世纪北美流传下来的，即几乎同一时期西语国家的“中国城”（Barrio

这是一件在市场上无人问津的日本汉字书法条幅。它笔法稚拙、纸裱简陋，不但遭逢水祸，还曾有蠹虫穿过——所有廉价字画的特征都在此聚首，我只花了28元就把它买到。或许，这亲民的价格不全因为品相，还要归功于书者仅是一位无人在意的八岁女童。条幅款识云“乙亥一月试毫

《旧唐书·文苑传》将杜甫归入“天宝末诗人”，仅记其安史之乱后的事迹，已然为后世读者对杜甫生命史的认知定下大致基调。但对生于712年的杜甫而言，他是不折不扣的玄宗朝同龄人，他的历史形象与实际人生间存在明显的偏差。探寻杜甫早年的生命史，需要回到杜甫及其家庭、家族之中，而杜甫在他的诗里，也确实为我们留下了无处不在的各种“暗号”。诗圣杜甫的名字，对于每个中国人都不陌生。我们在孩童时期就被“两个黄鹂”启蒙，长大一些后又在课堂上诵读过“国破山河在”，知晓《石壕吏》和《秋兴八首》。时光变迁，代际嬗替，在无数读者的心中，生出了一个颠沛流离的病叟形象，却也与真实的杜甫逐渐远去。人们崇尚他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但又对这个高度脸谱化的历史人物倍感疏离。推开自宋以降浩繁的卷帙，我们恍忽间发现，对于杜甫的真实人生，我们其实所知有限。“千家注杜”的盛况之下，是对杜甫生命史的忽视。这个生命史，并不仅仅指杜甫本人的生命历程，还包括他所看到的历史景象，以及他所关涉的历史暗流。而其中最为含混的，则是杜甫前四十四年的人生。

1877年8月10日是一个星期五，周末前夜，大清驻伦敦公使郭嵩焘应伦敦一位贵夫人之邀，前往其家出席一场家庭社交舞会。使馆译员张德彝随行，回来把当晚的见闻写入日记，其中有关西洋社交舞会、交际舞的经纬记述非常详细，几有两千字的篇幅，其中以下的一段细节尤其珍罕：光绪三年七月初二日，亥正，随郭星使同李湘浦乘车往赴伊朴赛夫人家跳舞会。男女有数百人，看至子正回寓。按：英俗跳舞会分为二等，有用请帖者，有卖票者……跳舞单及作乐单，有备有不备者。按：跳舞单，系一小花折，如册页，上系小铅笔，横印跳舞名目，每人一页，男女对约，同跳第几班，乃对书名姓，届时自来携手同舞。乐单则系厚纸一张，宽半尺，长八九寸，先印何会、某年月日，再则乐共若干节，每节作何乐。末印住址及某乐班。入者亦每人一张……其俗跳种甚多，不习者不知其式，今姑记其名。如城中跳舞会所跳舞者，曰戛大力，曰蓝色尔，曰瓦拉自，曰扑拉喀。在乡间跳舞会，因地阔屋宽，又加当贝、扣的连及斯尔洛之尔得勾倭蕾三种。至喀来兜年、麻租喀及御前戛大力等，皆非上等所取。（《随使英俄记》）张德彝提到的舞曲名目，已引起音乐史专家的研究兴致：上海音乐学院的陈聆群教授为了写作中国近代音乐史，广泛汇集史料，曾经对此节文字做了疏释（见《洋务人士笔下的西方音乐》）。他对（1）“瓦拉自”=

泰勒·斯威夫特是现代音乐产业的象征，也是千禧文化与政治历史的化身。也许在平台化的时代里，真正的准社会关系已不是在泰勒与粉丝之间，而是在粉丝群体之中，存在一种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更富有责任、规训及情感共鸣的关系。发光的霉霉！图片来源自网络一个年轻的明星值得一场学术研讨会吗？她的演唱会被测出2.3级地震，首演城市以她的名字命名，演唱会摄制成的电影上映也能大卖。她被称为“行走的GDP，分分钟可以造福一国经济”，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甚至公开“喊话”，希望她能把演唱会开到自己的国家和城市——泰勒·斯威夫特，这位1989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流行歌手，形成的“泰勒效应”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超过了单纯流行歌手所带来的经济及文化影响。《时代》周刊称她实现了一种核聚变：“将艺术与商业结合在一起，释放出历史性的能量。”那么，为什么是泰勒？2024年2月11至13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举行了一场泰勒·斯威夫特学术研讨会，来自全世界78所高校的130名学者，横跨60个学科分支，一起回答这个问题。具体而言，会上不仅有比较传统的明星文化和粉丝文化课题，更有交叉学科的有趣课题，如泰勒与哥特文化、与网络信息安全、与城市规划等。这些议题体现出泰勒作为流行文化符号对于世界的意义，而单一人物能让各个门类的研究者同聚一堂，也足见这个符号的丰富性。平台化时代的准社会关系《滚石》杂志资深撰稿人、纽约大学兼职讲师布兰特妮·斯巴诺斯在12日的开幕演讲中总结了泰勒成功的几个重要因素：其独特的女性敏感性、对音乐历史的追溯及对粉丝群体的重视。尽管早年坊间一直对泰勒以真实恋情为创作素材争议不断，但如闺蜜私语的歌词却能让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粉丝产生共鸣，找到自己的青春记忆。同时，泰勒对于美国乡村音乐发展的关心也使得她的作品拥有更多属于本土的质感和岁月的沉淀。斯巴诺斯认为：“泰勒是现代音乐产业的象征，也是千禧文化与政治历史的化身。”2022年，她设计了一门关于泰勒的音乐之路的课程，在纽约大学一经公开便获得广泛关注。“正是在设计这门课程的过程中，我发现泰勒的职业道路与美国近二十年的发展与变迁有许多巧合和重叠。通过泰勒，学生能成为更具有批判性的听众，听到她旋律与歌词之外的故事。”正如斯巴诺斯所说，除了泰勒本身作为流行文化符号的明星价值，她所产生的全球效应也与她的粉丝也息息相关。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乔治利亚·卡洛对泰勒的粉丝群体进行了数年的研究。在其主题演讲中，卡洛先从传统的粉丝经济学角度、准社会关系及参与式文化去分析“泰勒效应”中所产生的商业化粉丝群体——即高度参与到泰勒的商业道路之中的粉丝。卡洛用“你的百万富翁好友——泰勒”作为开端，举例说明了泰勒作为一个品牌如何通过她感性的歌曲营造与听众的准社会关系，一种类似“最熟悉的陌生人”的虚拟亲密感。在传统的媒介与社会学分析中，准社会关系通常被认为是单向且即时性的。然而在当下平台化的流媒体时代，“泰勒”作为一个营销品牌需要建立与粉丝的互惠关系，从而保持稳定且可持续发展的商业道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及泰勒的管理团队“Taylor

“我是跟整个的上海的90年代错过了。”陈建华说起电视剧《繁花》里的时代金曲，没有那么感同身受。但是，这时候的他正在大洋彼岸穿越回《繁花》的前史之一，周瘦鹃的世界，鸳鸯蝴蝶派以及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大众媒介。再后来，2013年他回到上海，正逢小说《繁花》面世，里面引用了他半个世纪前文青年代的诗句：“梦中的美景如昙花一现，随之于流水倏忽地消失，萎残的花瓣散落着余馨，与腐土发出郁热的气息。”唯美的风格贯穿陈建华的书写，即便是论文也能读出未被规训的诗人之心。而他处理的人物之众——从朱熹、汤显祖到陈寅恪、茅盾、周瘦鹃、陆小曼、张爱玲，话题跨度之大——如书名所示：《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帝制末与世纪末》《古今与跨界》《文以载车》，诗文集《去年夏天在纽约》《乱世萨克斯风》《灵氛回响》《凌波微语》《午后的繁花》……都体现了杂食者的丰富自由。不久前他推出《摩登图释》（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2024年又将有论说王国维的文集出版（商务印书馆，即出）。陈建华先后获得复旦大学、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师从章培恒、李欧梵，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他回到复旦古籍所后，接棒导师创立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专业。近日，《文汇学人》采访了陈建华教授，请他谈谈现代文化的视觉面向及摩登上海的新旧之间。“海纳百川”本身有一种讲求实际的文化取向文汇报：您在《摩登图释》中用12个词串讲“上海摩登”的报刊图像，帮助大家了解现代女性的由来。百多年前，上海的都市现代景观兴起之际，女性是否其中最直观的表现者？陈建华：这本书主要是通过图像来讲故事，里边有比较多的线索：语言、图像、时尚，或者是上海，但女性的确是一个比较贯穿的主题，因为不光像“西方美人”“丝厂女工”，还有其他像“时尚”“时装”“时髦”“摩登”等大部分词条，都跟女性有关。至于是不是一个直接的表现者，这里就牵涉到，谁在表现？过去，女性在文艺中多是被呈现的客体，到了近代上海，则发生了改变。这本书的图像取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上海的都市媒介：报纸、杂志、电影等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个很有名的提法“想象的共同体”，说近代报纸小说的出现建构了一个民族的想象共同体。而近代上海的媒介，就把女性作为构成这个想象共同体的成员。比方说我书里第一个条目“西方美人”，是来自《点石斋画报》。这份创办于1880年代的画报对西方女子的生活习俗、观念多有介绍，像自由结婚、接吻，还有女律师等等职业女性，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都属海外奇谈。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媒介本身处于一个全球流通的网络中，这些内容其实暗含了对中国妇女的未来的一种想象。张志瀛，恰斯送行，《点石斋画报》，1889“恰斯”即kiss，今译“接吻”。《恰斯送行》题词说法国有两兄弟将远行，家人送行，嫂子与小叔子、媳妇与公公均以接吻作别，“又闻亲嘴之法，须喋喋有声，西语谓之恰斯”，使人如闻其声。女性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参与的过程，其中包含、体现了女性与家国的联系。有趣的是这一时期许多漫画家会把女性描绘得比较强悍，男子比较弱势，这就跟目标读者是女性有关，女性作为读者算是一种间接的参与。当然画师里也有女性，作家也有女性，这就是一个直接的参与。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杂志，比如说《玲珑》，反而是要塑造一种比较淑女型的、准备做良家妇女的女性，这种区别也很有意思。文汇报：“摩登”这个词也很有味。您在书里提到，它最早的来源并不是“modern”？陈建华：“摩登”是从1920年代末开始流行的，起因却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剧。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摩登伽”一词源于佛经，指游民，跟我们现在说的摩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尚小云在演出时把自己的造型弄得非常洋化，而且广告里说他是跳“英格兰女儿”舞。“摩登”这个词，后来很快就被跟英语的modern连接起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日本的“摩登女”等等都融合进来。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上海的一种杂交的文化，所以它的流行有其内在的逻辑。尚小云《摩登伽女》戏装，《晨报星期画报》，1927这个词跟19世纪后期沪语的“时髦”一词，也有某种连接。“摩登”和同为modern义但使用更为频繁的“近代”“现代”有很大不同。施蛰存先生编的《现代杂志》，是一个属于精英文学的杂志。而“时髦”“摩登”是在地的，带着地气，跟城市生活直接相关。在用词上，是不同的受众。非常有意思的是，现在我们讲上海是觉得摩登已经不够了，更流行的是“魔都”，一个1920年代日本人创造的词。上世纪末以来，在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下，上海的城市建筑形成了一种新的天际线，使上海迅速成为一个全球城市，一个全新的模范，确实是有点魔幻的。摩登跟魔都好像有现代/后现代的区别。文汇报：您早年研究革命、研究茅盾，90年代才开始接触鸳鸯蝴蝶派，然后发现所谓旧派文人跟五四诸公，其实都是要奔向现代性，只是手段不同。您个人如何理解海派与海派文化呢？陈建华：共和也好，革命也好，或者海派的摩登也好，它们作为关键词，都代表着某一方面。我在研究的时候比较强调我们有多把尺子，实际上这牵涉到现代文化的整体性问题，无论革命、通俗、摩登，都应该放到一个整体中去看。现在的通俗文学研究，甚至新文学研究，都有很多新的面向。所谓新旧之间的边界有时候是流动的，不太清晰的。周瘦鹃所代表的鸳鸯蝴蝶派以及上海的大众媒介，相比新文学，更多受了英美文化的影响。这跟上海这座城市的经济基础有关，是比较接近上海这样一个市民化、中产化的城市的文化。如何看待这些与革命宏大叙事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海派的海纳百川，可以说本身有一种讲求实际的文化取向。我希望我的书能打开一些新的窗口，让更多人看到其中的物质生活和城市景观层面，更倾向于情感的层面。现在对硬件方面已经说得很多，对于这些软件的方面，还有待深入。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

“因为懂得太多，人从自然界的秩序中跌落下来。他不得已建造了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世界，它的名字就叫文化。”——扬·阿斯曼《古埃及人的死亡镜像和死亡仪式》德国著名埃及学家和文化学家扬·阿斯曼于2024年2月19日去世，作为他的学生，我在这里写几段介绍他的学术经历和成就的文字，以表达我对他的培育之恩的感激和敬意。卓尔不群的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冯其庸（1924年2月3日—2017年1月22日）父亲走了已过七载，这七年来我不断穿梭于北京和维也纳之间，处理着他走后留下的各种事宜。父亲走后，母亲、姐姐和我共同商量，将父亲的藏书捐赠给他曾经工作过的中国人民大学，以泽被后学。从2021年12月16日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帮助下，我和图书馆的工作小组历时一个月整理了父亲留下的近三万册书籍，2023年7月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四位同学的帮助下整理了家藏古籍和再造善本约七百余种，并将整理出的近一万六千册书籍和全部古籍捐赠给了人民大学图书馆，同时将余下的一万两千册书籍捐赠给了无锡冯其庸学术馆。看着一册册老书从书柜中被取出，其中不乏从我有记忆起就陈列在书架上的，它们被盖上父亲的藏书印编辑入书目，一册册装箱运走；看着在暮色下空荡荡的书柜，心绪如五味杂陈，那些书籍如影随形，似乎在空旷的书柜中低低地吟唱，叙述着它们各自的故事，刹那间许多有关书籍的记忆碎片在不经意间重新徘徊于脑海，自然而然地列队成行，像电影画面般一帧桢浮现在眼前……冯其庸先生的书房吾父冯其庸嗜书如命，爱书如己。我打记事起，就印象深刻。小学入学第一天，发了新课本，回家的第一项功课便是包书皮，而这一功课，记忆中是父亲教我完成的。小学二年级时父亲给我介绍的第一种课外读物，就是汉语成语典故。那是一套暗红、墨绿两册竖开本的小册子，记不清是哪家出版社的读物，好像是文物出版社，封底是个墨色龙戏珠的汉瓦图案，对每个收录的成语典故都做了简单精准的解释，并赋予生动的插图，活灵活现，令人仿佛身临其境，使年幼的我学会不少成语典故并领会其中道理，我至今对里面的许多插图还记忆犹新。

“但是我强烈怀疑有一个更简单、更有力的故事。”沃尔弗拉姆说，“像数学物理一样简单”。计算机是怎么学会写作的呢？最近，前微软工程师、如今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比较文学的丹尼斯·伊·特南（Dennis

“后人逛文学之街，只注意霓虹灯下的大橱窗，源流、起伏、正变都被忽略了。欣赏者固无妨，研究者就不可，历史家就更不能这样。”在老一辈学人中，程千帆是具有非常明确的方法论意识的学者之一。他也是一个极富个性的学者。程先生的个性与理念，也都体现在他写给门生故旧、亲朋好友的书信中。《程千帆全集》第四辑（凤凰出版社，2023），收录《闲堂书简》《闲堂日记》《治学小言》《古诗讲录》《逸稿》以及《学术年表》。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刊布《闲堂书简》，此次出版增补350封。书简（书札、书信等）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人际沟通方式，在电脑普遍应用之前，一般都是手写，即使已经开始使用电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些老辈也仍然保持着手写的习惯。这些书信，由书写者寄往四面八方，除非有意录副，不大容易再重新搜集起来。但世界上的很多事都有机缘。2001年，在先师程千帆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师母陶芸先生动念向门生故旧、亲朋好友征集程先生的书信，其后的二十多年里，经过几代人的接力，程先生近六十年间写的书信（目前了解最早写于1942年，最晚写于2000年），不断被搜集到南京，最后形成致242人（单位），计1563封的规模，成《闲堂书简》，作为新版《程千帆全集》的一个部分，在纪念程千帆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日子里，由凤凰出版社于2023年推出。

据《法兰克福汇报》，当地时间2月19日周一早晨，著名埃及学家、文化历史学家扬·阿斯曼久病后去世，享年85岁。讣告中说，曾有历史学家将韦伯时代德国尤其海德堡的精神科学誉为可与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媲美的人文主义盛景。而在阿斯曼夫妇的著作中，海德堡文化仍然栩栩如生。《时代周报》说，扬·阿斯曼不是大声鼓呼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或社会学家，不是君特·格拉斯或哈贝马斯，而是一个温和感性、喜欢打蝴蝶领结的埃及学家。两德统一后，他提供了一个开创性的方案，此后德国在这个方案的指导下前进，历任德国总统的讲话如果不提这个方案都难说完整——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决定性地塑造甚至改变了1989年以来德国的文化和思想格局，也是1945年后少数进入全球流通的德国人文科学思想。2015年，阿斯曼夫妇曾到访中国。《文汇学人》刊登了他们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由金寿福教授翻译。今日重刊，纪念扬·阿斯曼教授。◆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生命是否特殊？注定将死的活物，相较于无生命气息的物质，是否真的有精气存乎其中？19世纪，随着现代化学的发展，科学界达成共识，认为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由相同的物质组成，并无本质区别。然而仍有科学家坚信二者的不同（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密西西比大学历史学教授莱维特（Theresa

梁由之“渔阳鼙鼓动地来”：东北亚格局的变迁如何识别希腊神话的2万多个神新中国第一个元旦发生了哪些大事明清江南戏曲理论家及其贡献顾农

上海是一座社科界群星璀璨、名家辈出的城市。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自2004年起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的学术贡献奖，颁发给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被视为上海哲社理论界的“终身成就奖”。至今已有38位学术大家获此殊荣：张仲礼、蒋学模、刘放桐、王元化、蔡尚思、王养冲、张薰华、雍文远、贾植芳、王运熙、钱谷融、徐中玉、裘锡圭、章培恒、袁恩桢、洪远朋、陈其人、王水照、汤志钧、伍柏麟、姚锡棠、陆谷孙、张斌、邹逸麟、夏禹龙、许宝华、王邦佐、王家范、郑克鲁、章振邦、曹沛霖、陈伯海、邓伟志、叶澜、孙关宏、周振鹤、朱威烈、朱瑞熙。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代表着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折射着当代学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今日介绍2016年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位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张斌、邹逸麟、夏禹龙、许宝华。

上海是一座社科界群星璀璨、名家辈出的城市。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自2004年起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的学术贡献奖，颁发给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被视为上海哲社理论界的“终身成就奖”。至今已有38位学术大家获此殊荣：张仲礼、蒋学模、刘放桐、王元化、蔡尚思、王养冲、张薰华、雍文远、贾植芳、王运熙、钱谷融、徐中玉、裘锡圭、章培恒、袁恩桢、洪远朋、陈其人、王水照、汤志钧、伍柏麟、姚锡棠、陆谷孙、张斌、邹逸麟、夏禹龙、许宝华、王邦佐、王家范、郑克鲁、章振邦、曹沛霖、陈伯海、邓伟志、叶澜、孙关宏、周振鹤、朱威烈、朱瑞熙。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代表着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折射着当代学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2014年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位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分别为：汤志钧、伍柏麟、姚锡棠、陆谷孙。

上海是一座社科界群星璀璨、名家辈出的城市。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自2004年起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的学术贡献奖，颁发给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被视为上海哲社理论界的“终身成就奖”。至今已有38位学术大家获此殊荣：张仲礼、蒋学模、刘放桐、王元化、蔡尚思、王养冲、张薰华、雍文远、贾植芳、王运熙、钱谷融、徐中玉、裘锡圭、章培恒、袁恩桢、洪远朋、陈其人、王水照、汤志钧、伍柏麟、姚锡棠、陆谷孙、张斌、邹逸麟、夏禹龙、许宝华、王邦佐、王家范、郑克鲁、章振邦、曹沛霖、陈伯海、邓伟志、叶澜、孙关宏、周振鹤、朱威烈、朱瑞熙。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代表着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折射着当代学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2014年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位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分别为：汤志钧、伍柏麟、姚锡棠、陆谷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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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一座社科界群星璀璨、名家辈出的城市。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自2004年起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的学术贡献奖，颁发给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被视为上海哲社理论界的“终身成就奖”。至今已有38位学术大家获此殊荣：张仲礼、蒋学模、刘放桐、王元化、蔡尚思、王养冲、张薰华、雍文远、贾植芳、王运熙、钱谷融、徐中玉、裘锡圭、章培恒、袁恩桢、洪远朋、陈其人、王水照、汤志钧、伍柏麟、姚锡棠、陆谷孙、张斌、邹逸麟、夏禹龙、许宝华、王邦佐、王家范、郑克鲁、章振邦、曹沛霖、陈伯海、邓伟志、叶澜、孙关宏、周振鹤、朱威烈、朱瑞熙。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代表着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折射着当代学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今日介绍2012年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位学术贡献奖获得者——王水照、陈其人、洪远朋。

上海是一座社科界群星璀璨、名家辈出的城市。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自2004年起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的学术贡献奖，颁发给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被视为上海哲社理论界的“终身成就奖”。至今已有38位学术大家获此殊荣：张仲礼、蒋学模、刘放桐、王元化、蔡尚思、王养冲、张薰华、雍文远、贾植芳、王运熙、钱谷融、徐中玉、裘锡圭、章培恒、袁恩桢、洪远朋、陈其人、王水照、汤志钧、伍柏麟、姚锡棠、陆谷孙、张斌、邹逸麟、夏禹龙、许宝华、王邦佐、王家范、郑克鲁、章振邦、曹沛霖、陈伯海、邓伟志、叶澜、孙关宏、周振鹤、朱威烈、朱瑞熙。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代表着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折射着当代学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今日介绍2010年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位学术贡献奖获得者——裘锡圭、章培恒、袁恩桢。学术至大

上海是一座社科界群星璀璨、名家辈出的城市。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自2004年起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的学术贡献奖，颁发给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被视为上海哲社理论界的“终身成就奖”。至今已有38位学术大家获此殊荣：张仲礼、蒋学模、刘放桐、王元化、蔡尚思、王养冲、张薰华、雍文远、贾植芳、王运熙、钱谷融、徐中玉、裘锡圭、章培恒、袁恩桢、洪远朋、陈其人、王水照、汤志钧、伍柏麟、姚锡棠、陆谷孙、张斌、邹逸麟、夏禹龙、许宝华、王邦佐、王家范、郑克鲁、章振邦、曹沛霖、陈伯海、邓伟志、叶澜、孙关宏、周振鹤、朱威烈、朱瑞熙。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代表着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折射着当代学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今日介绍2006年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位学术贡献奖获得者——王养冲、蔡尚思、王元化。人文上海

上海是一座社科界群星璀璨、名家辈出的城市。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自2004年起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的学术贡献奖，颁发给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上海学者，被视为上海哲社理论界的“终身成就奖”。至今已有38位学术大家获此殊荣：张仲礼、蒋学模、刘放桐、王元化、蔡尚思、王养冲、张薰华、雍文远、贾植芳、王运熙、钱谷融、徐中玉、裘锡圭、章培恒、袁恩桢、洪远朋、陈其人、王水照、汤志钧、伍柏麟、姚锡棠、陆谷孙、张斌、邹逸麟、夏禹龙、许宝华、王邦佐、王家范、郑克鲁、章振邦、曹沛霖、陈伯海、邓伟志、叶澜、孙关宏、周振鹤、朱威烈、朱瑞熙。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代表着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折射着当代学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使命担当。今日介绍2004年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位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张仲礼、蒋学模、刘放桐。

作为缪斯女神的“宣告者”，品达有如“雄鹰”向着天界飞翔，亦如“雄鹰”向着大地俯冲。诗人的飞翔，不仅穿越世间的混沌与蒙昧，进入“真理之域”——那神性昭彰的创生与永恒之域，而且终将返回人间，用颂赞的歌声将“真理之域”的神性注入世间万物而成其大美。诗人正是如此实现他的天职，让凡人领会神的启示。诗歌是飞翔的话语，诗人是飞翔的生灵。对此，古希腊人深有体会。最早的荷马史诗已频现“有翼飞翔的话语”这一著名短语，它并非用来形容日常言语，而是说转化成史诗的话语有如插上了翅膀，从说话人口中飞迸而出；诗歌话语进而又被比作箭矢，一语中的地飞向靶心。此外，诗歌话语不仅自己有翼飞翔，还能为其颂赞的对象插上荣光的翅膀，让他“在无垠的大海和广袤的大地上轻易展翅高飞”（特奥格尼斯）。既然诗歌话语和诗歌赞颂的对象都能插上翅膀，那么诗人自己更是有翼飞翔的生灵了。诗人的飞翔，可以是轻盈袅娜的，贴着地面低飞曼舞，也可以是气贯长虹的，扶摇而上直入云霄。于是，便有诗人自比为在花丛里穿梭采蜜的蜜蜂（西蒙尼德斯），也有诗人自比为炎炎夏日欢唱于枝头的鸣蝉（阿尔基洛科斯、萨福）。更有诗人以鸟类自喻。赫西奥德《劳作与时日》讲述“老鹰与夜莺”的寓言，被“老鹰”称作“歌手”的夜莺，乃是歌声婉转的诗人自况。经常与夜莺相提并论的还有燕子，这位春天的使者也颇得诗人的青睐（阿那克瑞翁、西蒙尼德斯）。另一种歌声悠扬的鸟类天鹅，虽不如在后世那般声名卓著，有时也会被诗人用来自比（阿尔克曼、普拉提纳斯）。然而，最令人惊异的比喻，是那并不歌唱却展翅高飞的雄鹰。诗人自比为雄鹰并以此傲视群伦者，莫过于品达（约公元前518—约前438）。他的《奥林匹亚凯歌》第二首（第86—88行）有言：智慧的是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则喧哗吵闹，总是喋喋不休，仿佛一对乌鸦对着宙斯的神鸟徒然聒噪。品达胸像，Steve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王文楚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月25日逝世，享年90岁。王文楚出生于1933年，浙江南浔人，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次年起便在谭其骧直接指导下从事《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图工作。此后，对于复旦史地所承担的整理点校工作，“基本无役不予”，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早期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从“二十四史”的《宋史》部分、新旧两《唐书》，到《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再到《肇域志》《大清一统志》，王文楚的一生与“大部头”紧紧相连。而在承担繁重的集体项目之余，王文楚还在历史交通地理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至今仍为该领域研究之基石。谭其骧曾称赞王文楚“治学平实严谨，绝不虚构粉饰，无一语无根据，无一论不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是一位纯正的朴学家”。综合自：文汇报、复旦新闻网戚心茹

或许是纯属巧合，但我更相信是有意为之，谋定而后动。甲辰龙年前夕的2024年1月，英语词汇宝库《牛津英语词典》（OED）出现了明显的动静，时隔多年之后再次把目光转向中国。英语里的“中国龙”由蛰伏中苏醒，睁眼起身，准备升腾。史上第一次，Chinese

著名历史学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先生，因病于2024年1月24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戴逸出生于1926年，原名戴秉衡，江苏常熟人。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后留校任教。1972年，戴逸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小组拨归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人大复校后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戴逸是中国清史学界领军人物，著有《中国近代史稿》《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40多部著作。2002年，我国《清史》纂修工程正式启动，戴逸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3年，戴逸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8年2月，《清史》三稿基本完成。今日推送本报驻京记者江胜信的《戴逸：专骛清史

歌德首倡“世界文学”，今天，又出现了“世界电影”一词。在歌德这里，世界文学是一种行为，有学者指出，此即他喜用的“精神贸易”——办刊物、翻译、对外交流，开展国际文学活动。而今天大学系科里的“世界文学”，则特指意图跳脱英语语言与国族范式的人文研究。同理，“世界电影”一词也旨在关照欧美之外的电影文化创造。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教授玛莎·萨拉兹金娜（Masha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在去年上海书展上推出的《唐五代诗全编》试读本杜牧卷的扉页，印有复旦大学资深教授陈尚君手写的这句自题。1月12日，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唐五代诗全编》再推试读本戴叔伦、许浑和陈陶卷。目前，这部超1200卷，逾1500万字，收入诗人近4000名，诗55000余首的巨著已全部写定、编定，近期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白蛇传故事，目前有较充分的证据显示，可能是世界性蛇女故事的一个中国化版本。民间文学家丁乃通在其文章《高僧与蛇女——东西方“白蛇传”型故事比较研究》中对此做过详细的考证。丁乃通深入考察了白蛇传故事与欧亚拉弥亚（Lamia）故事的相似性，有理有据地反驳了“各自独立起源说”，以严谨扎实的分析得出了东西方两种故事“同出一源”的观点。丁乃通认为，它们来自同一个原型故事，这一原型故事大约产生于公元元年前几个世纪的印度北部或中亚地区，后来这一原型故事经宗教信徒之手，被改编成一个说教故事，这一宗教说教故事随后向西方和东方传播，成了后世欧洲的拉弥亚故事和中国的白蛇传故事。丁乃通

《高等教育纪事报》近日邀请几位知名学者聊聊2023年读过最精彩的学术类图书。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推荐吧！玛莎·努斯鲍姆（芝加哥大学法学与伦理学教授）：

江南气温回暖，到杭州的第二天，我们就往径山寺。这是一直想去的山寺，一是因为苏东坡三次游此山，写有十多首诗，令人着迷；二是因为此寺庙是日本临济宗的祖庭，历史上前后有一百二十位日本僧人，到过此山，令人好奇；三是因为，南宋时期，径山寺被誉为江南佛寺“五山十刹”之首，八毁十四修，劫火重生，令人景仰。但要说径山寺最大的贡献，我以为是来自唐末的洪諲法师，这就跟江南文化的核心发生了重要的联系。相传吴越王钱镠，早慧，十二岁访径山洪諲法师，受其鼓励而读《春秋》。二十一岁应募从军，向法师辞行，法师“执其手，屏左右谓曰：‘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以佛法为主……’”景福二年(893)，钱镠封为镇海军节度使，上奏唐昭宗赐洪諲为“法济大师”。钱镠遗训文穆王：“吾昔自径山法济示吾霸业，自此发迹，建国立功，故吾常厚顾此山焉。他日，汝等无废吾志。”果然，后来钱弘俶为了天下和平与安宁，保民销兵，纳土归宋，“居人生不识干戈，父老至今思保障”，这也跟洪諲法师的嘱托与钱氏的佛教慈悲信守，隐潜有精神上的联系。径山寺非常高，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在这么一座很高的山上。朋友开车送我们到景区的停车场，然后我们自己乘坐接驳进山的大巴，穿过一两个洁净明亮的村庄，好几公里，然后再从山脚经盘山路上山。十多分钟后到达山腰的村庄，又有一停车场，有卡口禁私家车。路更窄更陡了，又往盘山路上去了差不多十分钟，才来到山顶的径山寺，简直就是掩映在高山密林中一大片庙宇！一路上，越往山上走，积雪越多越厚。在阳光明亮的冬日里，积雪的古寺，反而有种温暖。进山门的一杯禅茶，味淡如水，反而有亲切感。岁尾进山烧香的人多，但并不觉熙攘，梅花未动意先香，风光一时新的气息，正扑面而来。后来我就提了一个问题给豆豆：为什么古人要在这么深这么高的山上，修建寺庙？豆豆说，山高，清净。我说对呀，这只是第一个原因。出家人离开红尘万丈的城市，寻求一个清净没有烦恼的所在。有没有注意到，径山寺与一般寺院不同之处，是它的山门风水，视线极为开展。你看众人进入山大门的前面，要经过一个长长的凌空步道，那里可见天目山群峰青霭浓淡的层峦叠嶂，在云天阔远处起伏绵延，正是好一个超越的所在。然而第二个原因也很重要。这里牵涉到古代人和现代人一个很大的不同。你看这个寺庙，想想唐代大历某年，那个二十四岁的昆山青年法钦，浪游江南，遇樵人问路，就毅然在这里结庵而居，遗址在今天山顶石刻为“喝石”的那个地方。后来的一大丛林，就渐渐生长，在这么深这么高的山上，僧人们要下山去取得一点食物都是相当艰难的。然而如果没有这个苦，就没有他们生活的意义。须知，古人看来，生命来到世间，并不是为了享受的，而现代人来到世间，正是为了享受；现代人看重的是权利，追求的是快乐原则，而古人看重的是尽心，追求的原则是修行，他们看来，生命与生命最终的不同，在于有没有修行，有没有从当中得到果报。看起来古人找苦吃，现代人找乐子，人各有志，但是在其中人的性情之厚薄不同。其实即使是现代人，在生命的高阶位上，也与古人精神相通。古时的那些僧人，是在修行当中、在艰苦当中去得到生命的意义，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去完成人生的目的。“溪城六月水云蒸，飞蚊猛捷如花鹰。羡师方丈冰雪冷，兰膏不动长明灯”，东坡的《送渊师归径山》，正是表彰了修行三十年的澄慧禅师的苦行人格。另外一首《再游径山》“平生未省出艰险，两足惯曾行荦确”，“从来白足傲死生，不怕黄巾把刀槊”，也是从尘世人生的对照中，从困厄与险境，见出修行人生命的分量。从吃斋面的大堂走出来，有好大一堆残雪，旁边牌子上题有两句禅诗：“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这是宋朝径山寺的老住持宗杲禅师写的。前面还有两句：“桶底脱时大地阔，命根断处碧潭清”，分明正是讲古人修行的证果，“大地阔”，就是任何东西都不在修行人的快乐谱系之中，就是以修行本身为目的的超越。而“红炉雪”是禅宗的著名公案，以瞬间的雪花扑到红泥火炉上，喻心灵的顿悟；红炉雪也是冬天里的温暖意象，修行的人正是以自己心灵的暖意，点一盏灯，在长夜中给人生以意义。登上最高山顶，有一处露天的观音像，香火座前，我们为远方生病中的母亲/祖母祈福，每人点了三支香，也为即将过去的2023年和即将到来的2024年祈福。下山时想想有些不可思议。这是不是美学家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虽然，我们来径山寺本来并没有这个目的，不是刻意地要去祈福，只是为了看东坡游过的山看过的寺，然而也许不是刻意的求取，才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我们来这山。这样才是像东坡那样的随缘，才是对天命的真实的顺从。于是这冬日之行本身，已是新春的福报了。

明末祁彪佳于会稽造寓山园，园竣，主人题有四十九景，计有水明廊、读易居、呼虹幌、让鸥池、踏香堤、浮影台、听止桥、沁月泉、溪山草阁、茶坞、冷云石、友石榭、太古亭、小斜川、松径、樱桃林、选胜亭、虎角庵、袖海、瓶隐、孤峰玉女台、芙蓉渡、回波屿、妙赏亭、小峦雉、志归斋、天瓢、笛亭、酣漱廊、烂柯山房、约室、铁芝峰、寓山草堂、通霞台、远阁、柳陌、豳圃、抱瓮小憩、丰庄、梅坡、海翁梁、试莺馆、归云寄、即花舍、宛转环、远山堂、四负堂、八求楼等。另有友人蒋安然、柳集玄主导的十六景命名，分内景、外景各八。内景有远阁新晴、通台夕照、清泉沁月、峭石冷云、小径松涛、虚堂竹雨、平畴麦浪、曲沼荷香；外景有柯寺钟声、镜湖帆影、长堤杨柳、古岸芙蓉、隔浦菱歌、孤村渔火、三山霁雪、百雉朝霞。这两种题名的方式，后者一律四言，前者则字数随意，可二言，可三言，可四言。而且后者四言的命名方式，据祁彪佳《寓山十六景词》词集序中的说法，是“友人仿西湖南浦之制，更次第为一十六景，前八为内景，后八为外景”。下文将说明，这显然是因自五代至北宋以后出现的“八景”的题咏。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总结八景的四字标题的构结方式为“前半两个字主要规定场所和地点，后半两个字主要规定季节与时间段”。而祁彪佳的题名则或者出自对地理形势的考量，如芙蓉渡、梅坡、远阁；或者出自功能的考量，如友石榭、妙赏亭、读易居；或者由该景之胜而引喻古人诗文，如水明廊、小斜川；或者重造古人诗文之意境，如溪山草阁、回波屿。明

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对传播中华文明、发展中华文化贡献重大，故有“文房四宝”之誉。在文房四宝中，砚位居末席，只是笔、墨、纸三宝不易流存，而砚质地坚实，出土与传世的古砚有相当数量，故成为文房四宝中的研究重点。砚亦称为研，汉末刘熙《释名》曰：“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指出砚是研墨的工具。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一套用以陶器彩绘的研磨器具，是砚的前身，而迄今所知最早的砚是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石砚，共有两方，为不太规则的圆饼形，用鹅卵石加工制成。从此，拉开了2000多年古砚发展的序幕。砚的早期形态

袁同礼生于1895年，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第一部英文甲班，同班同学有傅斯年、沈雁冰、毛子水等。他是北平图书馆的主要奠基人，毕生尽瘁图书馆事业，为目录学权威学者。1937年10月，袁同礼随北平图书馆迁至长沙，1938年1月以北平图书馆馆长职务兼任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馆长。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由北平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南开大学图书馆联合组成。这时，陈梦家亦应召来到长沙临大任教，原本在北平即有往来的袁、陈两人，从此接触多了起来。1938年4月，长沙临大迁往昆明，陈梦家随校至昆明，袁同礼随北平图书馆亦迁至昆明。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袁同礼以北平图书馆馆长兼任西南联大图书馆馆长。此时的陈梦家初入各学科专家如云的西南联大，自知必须努力才能立足于这气势浩大的学术之林，他在授课之余，每天利用大量的时间研究古史和考古学，尤其在甲骨学、青铜器研究方面颇下功夫。为了便于研究，他需要大量的有关图书，在昆明这个地方，图书资源缺乏，除了向同事借阅，就靠联大图书馆数量不多的图书。每当听说图书馆来了与其专业研究有关的图书，他总会马上去借阅，每次去都要向年长几岁的、学识渊博的袁馆长请教。袁馆长也很喜欢与这位好学的青年教师交流，一来二去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一次，袁同礼与陈梦家说起迁至昆明的北平图书馆现存一批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搜集到的流散到欧美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照片，拟汇编为《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以方便专家学者研究之用。袁同礼说的这个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是1928年由蔡元培主持的国民政府大学院根据国内古物屡遭盗掘破坏，大量珍贵古物被盗流散国外的现状而成立的文物保护机构。委员会共有委员20名，除蔡元培外，还有张继、高鲁、马衡、刘复、陈寅恪、徐炳昶、张静江、易培基、袁复礼、胡适、傅斯年、翁文灏、李四光、沈兼士、李济之、李宗侗、李石曾、朱家骅、顾颉刚，囊括了各学科的专家学者。1934年，行政院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原来隶属教育部的古物保管委员会被裁撤，新成立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由傅雷、叶恭绰、李济、董作宾、蒋复璁、傅斯年、黄文弼、卢锡荣、邹楚石、朱希祖、滕固、马衡、徐炳昶等人组成。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除了宣传、呼吁、制止盗卖古物，还利用出访欧美的机会关注、考察流散国外的中国古物，一旦发现高价值的中国古物，总会想方设法拍照、记录特征等，把资料带回国内存档备查。陈梦家接触殷周铜器研究这门学问，是他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读古文字学时开始的。1937年春，已在燕大任助教的陈梦家跟随闻一多到安阳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学界名流组织的殷墟现场探访考察。这是陈梦家第一次亲眼得见考古发掘现场，也是他第一次目睹和摩挲殷周铜器。自此他对殷周铜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袁同礼通过与陈梦家这一时期的接触，发现他对青铜器一类的图书资料极为关注，便询问他有无兴趣汇编这部《海外中国铜器图录》，陈梦家当即表示可以完成这项工作。正是这次汇编《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为陈梦家日后旅居海外期间集中心力搜集流散于美欧之中国铜器奠定了基础。陈梦家是一个在学术上极端刻苦、不惜气力的人，这一点在当时的学术界是公认的。此次接受北平图书馆的重托编纂《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更是有充分的体现。自1939年至1940年4月初，陈梦家除了教学之外，夜以继日地工作，编纂工作大体完成。袁同礼对陈梦家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4月下旬，他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沟通、协商后，签订了以下出版契约：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甲方）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乙方）兹因甲方介绍印行陈梦家所编《中国海外铜器图录》并定印三百部。双方合议订立条件如下：（一）《中国海外铜器图录》书本版式计高十三寸四分之一，阔八英寸四分之三；文字约排成三十二页，单宣纸铅印，图片约一百零七页，双层宣纸，双面珂罗版各订一册。（二）本书售价暂订每部国币三十元，甲方允定印三百部，定印费售价六折计算即每部实收国币十八元，定印三百部共计国币五千四百元，于定约时一次汇交乙方上海发行所，倘在乙方分馆交款，甲方照市补贴汇水，所有定印部数均在上海或在香港交付。（三）甲方定印之部数，不计版税外，其他售出部分，乙方均按售价付版税百分之十。（四）本书由乙方与著作人陈梦家君另定租赁版权契约，所有版税径付陈梦家君。中华民国廿九年四月廿五日
北平图书馆

今天的人们每天手触键盘，已经忘记了执笔摩挲的感受，也失去了记下事物的非凡乐趣。做笔记是可以令人热狂的爱好。象征主义大诗人保罗·瓦莱里对做笔记的投入就一点不比诗歌少。他每天一早起来便开始写笔记，长达半个世纪，足足攒成261本。他认为，“把这些时间奉献给精神生活后，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就可以尽情犯傻了”。笔记本的名下，囊括一个庞大的集群。在十三世纪末的佛罗伦萨，纸质而非羊皮做的价廉又牢靠的笔记本被用作分类账，刺激了复式簿记法的发展，对商业与国际贸易的繁荣不可或缺，于文艺复兴也是功莫大焉。这时候笔记本也出现在画家手中，也就是速写本——这些便携的空白本让他们能够反复描摹周围环境，发展出更写实的技巧。在意大利，还有摘抄经文、发表感想的笔记rapiaria，以及记录食谱、歌谱、祷文和个人信息的大杂烩zibaldoni，这种笔记方便向朋友展示，也可传给亲友们续编。当然也有走火风险——有一本zibaldoni上，很可能是原作者的兄弟在旁边补写道：“请注意，你伶牙俐齿，满嘴谎言，跟个无赖没两样，你就是个神经病话痨。”近日，英国出版商、作家罗兰·艾伦在新著《笔记本：纸上思考的历史》（2023）中探索日记、速写本、笔记本、分类账和航海日志等等空白本子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继而塑造了未来世界。罗兰·艾伦《笔记本：纸上思考的历史》（2023）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达·芬奇。他每天都在涂鸦、制图，留下数千页的手稿。他画下了波浪、气泡、漩涡，还列了一张词汇表，记录67个讲水流动的词。他在速写本上设计了泵、阀门、熔炉、研磨机，细致描摹了下巴、椎骨、脚骨。他探索几何、解剖学、力学、色彩。他还想象了预制的移动房屋和飞行器。他留下的这些笔记手稿充满无限可能，充满快乐和梦想。达·芬奇的人类胚胎研究手稿，约1510年在艾伦的书中，可以看到达尔文在小巧的袖珍本上发展他的进化论，眼见着阿加莎·克里斯蒂在一片潦草的练习本上策划百起谋杀案，还能了解到旅行作家布鲁斯·查特文如何在无意中促成了知名笔记本品牌Moleskine的诞生。笔记本上留下了我们的直接观察、第一手重点信息，以及活生生的经验。艾伦认为，它是我们最可靠、也最全能的创造性思维工具，看似简陋的纸笔仍然是处理和保留信息的最佳载体，在这个数字超载的时代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可惜的是，今天许多学校的课程开始淡化手写。据研究，在纸上动笔这一行为有避免抑郁、抗击多动症等功效。可感可触的体验，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种“具身认知”，也是当今世界快要失落的拼图。这大概是低科技、慢生活有利于身心的又一个例子。书中还有一章，题为“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向重症监护室的丹麦护士致敬。护士们每天写患者日记，这些因疾病而自我意识受损的人们的每一处身体变化和每一次进步，都被详细记录。而关注、关怀、手写——艾伦相信，这就是爱。❒编辑：温弟猜你喜欢伽禾

Desset）和同事们发表了《破译线性埃兰文字》一文，宣告这种古老表音文字的破译。银器上的线性埃兰文铭文资料图片

山药在今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食物，但在北宋以前，它只是荒山野岭间的一种野草，人类对它的记载也仅限于少量医书。直到北宋早中期的某一段时间里，“山药”这个词才频繁出现在御医们的笔下。而惊现于士大夫眼中则始于一次“宰相带货”，山药的知名度也因此迅速提升。在文人士大夫圈子里，山药甚至成为一种雅物，种植山药、送山药礼、喝山药酒、吃山药点心都成为雅事。南都山药礼山药作为礼物在文人之间常被赠与，被誉为“铁面御史”的赵抃(biàn,1008—1084)曾郑重地写过一封感谢信，感谢对方赠送的山药，并回赠了对方礼物。此信文字如下：抃启：辱诲示。以南都山药分惠，曷胜珍感。介还布谢崖略，不宣。抃顿首。知郡公明大夫坐前，即刻。（海柑四十颗，容易为献。皇恐皇恐！）［宋］赵抃《山药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信的大意是：承蒙您给我写信，还送南都山药给我，真是不胜感激。特委托来人帮我表示感谢。（送上海柑四十颗，请您收下，不成敬意。）从《山药帖》的笔迹来看，这位“铁面御史”丝毫没有凌厉之气，反而用笔温润收敛，礼仪与章法互为表里，形象地体现出赵抃铁面仁心的性格。《山药帖》的收件人是宰相李迪的儿子李柬之(996—1073)，也是一位口碑很好的清望大臣。那李柬之送给赵抃的“南都山药”到底是什么宝贝呢？南都，即宋代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都山药”曾频繁出现于北宋士大夫们的生活中，这与一个人有关—蔡挺(1014—1079)。蔡挺是赵抃的同学，曾官至枢密副使，他老家就是南都的。蔡挺对家乡的山药甚是珍爱，不仅喜欢吃，还拿来做成山药酒，而且常将山药酒和山药苗作为礼物赠送给同僚好友，还告诉他们怎么种，所以种植山药、吃山药、泡山药酒就成为文人士大夫们的一个娱乐和砌磋项目。宰相王珪就喝过蔡挺泡制的山药酒，并说这酒很好喝。王安石曾向蔡挺请教山药的种植方法，蔡挺不仅详细告知，还送了几十株山药苗给他。蔡挺在甘肃任职时，曾将南都山药带去种植，王安石就很感慨，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回家乡种山药呢？南都山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宋人文献中没有相关记载，不过，现在的河南商丘仍然是有名的山药种植基地。山药有不同的品种，但据说最有药用价值、堪比人参的是河南温县的垆土铁棍山药，这种山药个头细长弯曲，表皮有锈斑，类似铁棍，因而得名。宋代山药的变迁在宋代，由于国家的统一、漕运的发达、各地转运使的设置，以及官员的不断轮岗，全国各地的物资以前所未有的丰饶之势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一些世世代代都不曾见过的同科植物也开始汇聚在一起。由于来自不同地域，它们的名称五花八门，长相也或同或异，这就为后代人凭史料文字进行识别和区分带来了很大难度。很多名称在方言的基础上历经千年流变，已经很难精准明确其所指。所以同一种东西可能有多个名称，而同一个名称所指的很可能不是同一个对象，这种令人懵圈的事情在今天仍时有发生，更何况追溯千年之前的某个名物了。比如植物学中的薯蓣科，经现代研究发现其在中国就有近50个品种，要再说起它们的方言叫法，恐怕只会让人觉得“傻傻分不清”了。但是把这些名称各异的东西拎在一起一看，不过都是一堆长相略有区别的薯类。宋代的“山药”就是一个隐藏了诸多陷阱的名称。从其名字判断，或许是古人在生活经验的积累中逐步发现了这种植物的药用价值，进而才称其为“药”。但如果某段文献里出现了“山药”这个词，千万不要轻易断定它就是咱们现在食用的山药，因为它有可能只是“山中草药”的简称，也有可能是地瓜的一种。而今人通常所说的山药在宋代也常被称为山芋、土薯、蓣药等。虽然这些薯类的名与实之间比较混乱，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北宋时期，山药比红薯的地位和价值高多了，这主要是因为山药具有特殊的药用价值，进而有了更高的文化价值，而且在北宋中期以前山药基本都是野生的，不易得到。在古代的医书中，山药是一味具有补肾、提升阳气、抗衰老等功效的中药。但由于宋代以前的医书数量有限，能接触到这一信息的人非常少，加之山药是地域性的野生植物，并不常见，所以知之者较少。到北宋初期承平时代，朝廷下令由御医收集天下医书，并重新校对、刊刻和发行，许多药材和药方才逐渐为人所知晓，山药这种药材也开始频繁进入世人视野。［明］文俶《金石昆虫草木状》中所绘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山药、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山药、明州（今浙江宁波）山药、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山药除了药用之外，山药还能裹腹耐饥，多被僧道两家所食用，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多居山野，容易挖到山药。宋初有一个名叫种放的人，他早年在长安一带隐居时，就经常效仿修道人士，身着道服，背一把古琴，拎一壶酒，沿溪水溯游，饿了就挖山药充饥。另外，他们修炼时对饮食有诸多限制，比如辟谷时就不能食五谷，更不能吃荤，此时山药就可以用来维系生命，完成修炼。所以在医书和佛道人士的共同推动下，当时的野生山药几乎等同于人参。就在北宋朝廷对古代医书进行大规模整理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宰相吕夷简在中书省的第一办公厅里种植了一株山药，引来不少人的围观和唱和。吕夷简在皇宫里种山药，这大约可以算得上是宋代版的“宰相带货”了，这次“带货”引爆了士人圈，从此之后，山药便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迁徒”与繁殖。（图130）东坡先生的山药点心养生专家苏轼对山药也颇有研究，他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分享给了北宋有名的画家文同。文同是苏轼的远房表哥，在苏轼的鼓动下，他也开始留意山药。文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川任职，而苏轼恰好是四川人，所以他就告诉文同，四川唐福（今四川眉山市仁寿县附近）山上的山药品质最好。文同还真的去看了，那座山是红色的，所以他怀疑山土中有丹砂。丹砂是道教修炼丹药的一种原材料，因而文同就觉得这山上很有可能长着仙草。［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宋朝虽然版图不及唐朝，但其所控京杭大运河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在它的带动下，南方大大小小的水系也如雨后春笋般生机勃发。在南来北往的船只中，运载了各地特产，东西南北的物种便在宋代得到了特别的繁荣。山上确实有野生山药，其品质为西南第一。它们有的长在岩石上，有三尺多长，像壮汉的手臂；有的长在山洞口，像是仙人的手掌，这也正应验了文同对于仙草的猜测。当地老百姓一到冬天农闲时，就会上山挖山药来卖。虽然野山药挖起来很辛苦，但售价都不贵，基本给钱就卖。由于苏轼介绍过吃山药的好处，所以文同就经常买这里的山药吃。吃了两年之后，他感觉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从文同的叙述来看，唐福的山药与现代流行的细长型铁棍山药外形差距很大。那些长得像仙人手掌的山药，与湖北一带的佛手山药颇为类似。苏轼吃山药的方法不限于配药和做山药酒，有时也随意煮来吃。他有一句较出名的诗“铜炉烧柏子，石鼎煮山药”，宋人一般用石鼎煮茶，看来苏轼在无聊寂寞的夜晚里，也会往石鼎里丢一节山药煮来吃。在苏轼的食谱中，山药有时还会用来做点心。比如他在送别曾巩的弟弟曾肇时，席间的下酒物除了螃蟹、水果之外，还有山药，这山药很有可能是一款精心制作的甜品。从1030年代被宰相“供奉”于皇宫，到1100年代成为文人雅集时的常见甜品，山药用70年时间完成了从山野到餐桌的大规模迁移与“扩张”，是中国的食物在宋代得到大规模繁荣的一个实例。选摘自：更多相关阅读盛益民

Collection）成了博德利图书馆的重要特藏藏品，也使得该馆成为中国研究学者的圣地。“伟氏藏书”中大约有100多种吴语文献，其中又有一半左右是全球孤藏，具有无与伦比的学术价值。

互文性在时下的文学研究中渐成为炙手可热的词，每见学者在论著中使用，但往往将文学作品的某种相似即古人所谓“相似而非相袭者”（陆深《诗话》）视为互文性，这是不符合互文性概念原义的。互文性指的是文本间的关系，如果不能证明两个文本确实存在影响或模仿关系，那么两者的相似或只是偶然雷同，这不是互文性。互文性取决于写作中意识到其他文本存在而采取的态度。模仿固然产生一种互文关系，规避同样也是一种互文，我曾著文阐论，名之为隐性互文。保罗·麦卡特尼在2000年出版的《披头士选集》中谈到，“约翰·列侬和我一起写了《她爱你》这首歌曲。当时有一首Bobby

梁由之“渔阳鼙鼓动地来”：东北亚格局的变迁如何识别希腊神话的2万多个神新中国第一个元旦发生了哪些大事明清江南戏曲理论家及其贡献顾农

博采众家之长的大罗新糕点文/王立民1920年，为了迎接大罗新开业卖“洋”点心，开设了大罗香食品厂。当时哈尔滨除秋林外，没有几家像样的点心铺。那时最有名的是天津的点心，同记便派人到天津去请手艺人。食品厂的招牌是“大罗香”，即荟萃制造东西南北各种风格美味的食品。当时天津做点心的，仅有两位最著名，同记便用高薪请来了其中的一位，这位师傅姓常，带有20名徒弟，同记还破天荒地给徒工每月发10元钱工资。大罗香食品厂做出的蛋糕从早到晚都保持一个颜色。这种蛋糕的投料比例是鸡蛋15斤，糖12斤，面粉8斤。此外还有青梅糕、一品糕、大油糕、夹心卷糕、苏合力、苏达饼干等数十种糕点。同记的糕点由于投料讲究，成色好，所以优质优价，每斤比别处高2—3分钱。为了拓宽经营，又从天津请来一位专做糖心松花蛋的庄师傅，这种松花蛋切开之后呈现出美丽的松枝花纹。庄师傅与另一位做冰糖的师傅竞技带徒，为同记培训后备力量。后来听说从苏联回国了一位专做水点心的手艺人叫张玉亭，原是北京古北口人，他在莫斯科待了五六年，学了一手做水点心的技术。同记马上托人把他请来。当时能做水点心的只有秋林和大罗香两家。在人才济济，糕点花样不断，倍受欢迎的基础上，派人去全国各地取经，博采众家之长。“大罗新月饼”就是集全国各地月饼之精华，并充分利用我省盛产蜂蜜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以研制而成的具有独特风味的名牌食品。大罗新月饼用料精良，工艺考究。以白面蒸熟、香油和面做皮，蜂蜜和馅，制成的月饼隔年不硬，越放越酥。据当年一位老店员说：“当年过八月节，同记、大罗新约400余名职、店员，每天晚上包2—3小时的月饼，我们有意留下两盒，等第二年又卖月饼时，把它拿出来让大家品尝，结果竟比新月饼还酥。”大罗新月饼广告同记为迎合人们过“中秋节”的传统风俗习惯，赶制月饼应景上市。其大罗香食品厂从农历五月初开始生产各种月饼（这种月饼出炉晾干后，一块一块地装入纸袋，然后装入特制木箱，在木箱周围用纸条固定，以免搬运发货时碰坏酥皮），到农历七月十五，派人到外地贴广告。画面是艺术家张若喧画的一位没牙的老太太，吃着月饼说：“我就爱吃大罗新月饼。”从八月初应市，同记、大罗新400余名店员，每天晚上包两小时，仍是供不应求，其销售量占全市总销量的800以上。据老鼎丰已退休的郝经理讲：“当时不到30万人口的哈尔滨，大罗新月饼年销50—60万斤，而老鼎丰只销15万斤左右。”真是名贯全市，行销东北三省，北销讷河，东销绥芬河，西销满洲里，南销四平、长春、奉天、大石桥等地，长春的振兴和等大商店均销售大罗新月饼。据胜利卫生院的邵大夫说：“当年我在世一堂住地方，柜上每年都提前购买大罗新月饼。”《哈尔滨同记工厂名牌产品的形成》老仁义蒸饺文/佟继章我祖籍是河北省河间，回族。1912年，伯祖父佟玉新在哈尔滨道外俗称“八杂市”的南六道街里的西顺街105号，买了四间倒闭的娼妓馆房，每间5米，打开间壁共计20米，伯父就用这20米房子开了回民饺子馆。八杂市半个多世纪以来，老仁义馆蒸饺盛名不衰，风味不变，其关键就在于严格的选料和高超的制作技术。我伯祖父选肉有一个标准和要求：购肉一定要选四至六岁口的小乳牛肉，而且选购部位也很讲究，只要肋条上脑、腰窝、尾根、前去一刀的脖头，哈拉巴、紫盖、腱子和牛油不要。由于多年实践，他有独特的选肉本领，一搭眼，就能看出哪块是乳牛肉，哪块是老牛肉，哪块是公牛肉，哪块是母牛肉，还能够根据气味辨别出是吃草的牛肉，还是吃饲料的牛肉，根据牛肉丝纹粗细，分辨出菜牛和役牛。因此，他选购的肉都合乎做饺子馅的标准。包饺子的面粉，只要双合盛砂子面或成泰义的特优砂子面，这两种面成色好，白而透明，筋力大。包饺子用的菜，全部要本地山东菜，这种菜质软而甜。老仁义馆终年用的菜，全部购买道外太古六道街张桂林的优质山东白菜。主要调料香油，指定购买小磨香油，每天十斤。隔日油不要，要现磨出的。酱油专门要同兴南酱园的特制酱油。炒牛肚原料，我伯祖父不因为只经营一种炒菜而马马虎虎，要求购买色白新鲜、壁厚肥大的牛肚。这种原料不许上市场去购买，因为市场保证不了质量。买牛肚专到四合永下水厂进货，每天平均百斤左右，最多不得超过150斤。由于四合永下水厂经理白子玉是回族人，与我伯父是至交好友，所以优质牛肚供应无误。老仁义馆为了保证风味独特，货真价实，每天进料都是有限量的，不论牛肉和牛肚都是在百斤左右，卖完后就落幌闭店。我们有一套口诀：“标准选料，过日扔掉，定额进肉，卖完拉倒，今日肉次，闭店停灶，优质保量，供好主道。”老仁义馆牛肉蒸饺的和馅技术也不同一般，伯祖父既顺应季节时令，又严格按照配方的比例进行和馅。在春冬两季和饺馅时，把剁好的肉馅用净好的料水澥一下，使得肉更加软嫩，之后再对料，对菜和馅，因为这两季牛多吃饲料、豆饼等，牛肥，肉含水量少。夏秋两季和馅时，剁好的肉馅就不用水澥了，如果照样用水澥肉质就会被破坏，发澥发柴，和成馅就不会香了。因为这两季的牛多放牧在室外，天天吃鲜嫩的青草，肉的含水量大，如再用水澥就画蛇添足了。老仁义馆的和面法也与众不同。面必须先用开水烫好，然后再掺干面搓，直搓到软硬适度。揪的饺剂子大小要一样，擀饺子皮厚薄要一样，而且要求快，饺边要捏好，不得露馅破肚。我伯祖父不仅自己严格遵守，而且要求伙计也很严格，和馅和面他都要亲自检查，凡是不合格的他都要亲自重做。他要求煞过的白菜能捏成团，放在手心用力一吹，菜团能散开，才算达到标准。有一次，我叔叔佟书琴把没有煞好的白菜和到肉馅里去了。当时被我伯祖父发现，很是恼火，当即把饺馅倒掉了。他一边重和馅一边对大家说：“不能靠哄弄人发家，你哄弄别人，别人就要哄弄你了！要货真价实，信誉要守，风味要保。”老仁义馆的牛肉蒸饺上屉也有讲究，一般店家是摞几层屉蒸，我们就只蒸一屉，不许摞两屉，每屉按一定距离只装一百个饺子，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出屉时要双手拿饺边轻轻提动后，再一个个往盘中拣，整齐端正，趁热送给顾客。一屉出锅关键在于火候，老仁义馆讲究“三分制七分火”，灶要三天一套，煤必须用抚顺块煤。老仁义馆是以风味取胜，也以服务周到见长。老仁义馆的蒸饺不是蒸好了等客，而是客来了现做，一般都得等到5—10分钟，虽然这些顾客都是到“八杂市”来玩的，等着吃饺子总是腻味的。我伯祖父买了好多小报、小人书、趣味杂志等，顾客一来，问好吃啥后，就把茶水端上，把小报小人书送上供顾客选看，这样排除了顾客的烦劲。等要上蒸饺时，跑堂的把手巾把喷上香水，送给顾客擦脸擦手，然后把热腾腾的牛肉蒸饺端上。为了达到这个标准，伯祖父选了一位全能跑堂的。在我们老仁义馆时间最长的跑堂就是魏子贤了，他一人能顶十人，饭堂的一切事都由他一人完成。先把顾客迎进门，安排好座位，沏上茶，送上书报，算好账，然后唱着报给后屋灶上，再擦好桌面，摆好盘碗筷，热好酒，饺子出屉时，先送上手巾把，再端上饺子和酒菜。这个人能接待几十个客人，一次问清，一次结账，分文不差，又快又准，顾客相当满意。由于服务热情周到，顾客等几分钟也愿意，吃了还想来吃，回头客越来越多，老仁义馆的生意越来越好。“仁义”字号不是我伯祖父自己起的，开始时饺子馆只挂一个蓝幌，标明是清真，并没有什么字号。但是，在经营中广大顾客公认买卖公道、仁义、不掺假、不骗人。有一天，一位老者登门拜访我伯祖父，要为饺子馆起个字号，当时我伯祖父非常高兴，请他题，摆好笔墨，老人展开纸只写了两个字“仁义”。从此，我们馆就叫仁义馆。《老仁义馆的牛肉蒸饺》久负盛名的哈尔滨灌肠文/吴洪涛哈尔滨灌肠工厂，创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它是哈尔滨著名的老字号，也是东北地区享有盛名的欧式肉制品厂。它生产的各种欧式灌肠、火腿、卷肉、烤奶猪、熏鱼等产品，工艺精湛，质量上乘，色形美观，味道纯正，早在20世纪初就已受到驻哈外国使节、在哈外侨和国内广大消费者的赞誉，现更是誉满全国、蜚声中外。1896年6月3日，《中俄密约》签订后，帝俄获得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权。1897年中东铁路工程开工后，许多俄国人涌到哈尔滨的秦家岗建商店、工厂，修建住房，中东铁路领导机构也在这里大兴土木。1900年帝俄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大批帝俄军队驻进哈尔滨。由于铁路没有建成，军队给养供应不上，特别是肉食更为短缺。这一现象被从海参崴来哈寻觅发财机会的俄籍波兰人特洛穆义西耶尼科夫看准，认为是个发财时机。于是，他从海参崴招来十几名制作欧式肉食品的中国技师和工人，他认为中国人勤劳、忠诚、好管理，对自己发财有利；同时向中东路工程局申请在秦家岗上坡建一座带有门市的俄式板夹泥房，面积约有200平方米，并购置一些灌肠机器。1901年，以“前店后厂”的形式开始营业，取名为“戛斯特洛诺穆灌肠工厂”。灌肠车间开业后由于产品质量好，又是独家经营，当时产品供不应求，特别是军队需要量大，这个厂就昼夜加班生产来满足市场需要，一年就获利近10万卢布。另外由于秦家岗发展较快，铁路局办公大楼竣工，大批官员和技术人员搬迁到秦家岗。尼古拉教堂建成后，不仅神职人员居住此地，广大信徒也涌向这里，秋林公司也从香坊搬迁到这里，并建起营业大楼，秦家岗成了中东铁路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的繁荣给这个厂带来了巨大利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帝国主义各国武装干涉苏俄革命，1918年哈尔滨成了协约国干涉军的转运站，许多干涉军驻扎哈尔滨等待开往苏俄。这一国际形势给这个厂带来好机遇，销售额直线上升，生产量逐日上升，促使这个厂迅速发展，获得更多更高的利润。到20年代，就在原地建起砖造二楼400平方米，店容店貌焕然一新，仍为前店后厂。前店为带酒柜的大商店，经营范围扩大一倍，除销售本厂生产的欧式肉制品外，还经营各种面包、世界名酒、香烟、饮料、罐头、乳制品、腌渍制品、各种副食及其他食杂商品等。厂店从业人员增加到40多人（工厂30多人，酒店10多人），同时建立了铺规。组织机构为特洛穆义西耶尼科夫任经理，账房任俄国人“巴戛斯”（会计）1人，工厂任“麻西”（领工）1人，又由海参崴用高薪聘请来高级灌肠技师傅书义（此人后来去绥化自己开设东亚灌肠工厂而辞职），接任的是海参崴同来的技师王宝运。商店大掌柜孙文山、二掌柜孙显廷。全厂除经理、会计外全部任用中国人，肉制品日产量也提高到1000多市斤。到了20年代以后，哈尔滨逐渐出现一批大大小小的灌肠厂、铺，这个厂为了提高竞争能力，始终保持欧式传统配方，保质保量保信誉，历经沧桑，经久不衰。这个厂有了名气后，帝俄在哈尔滨的上层人物，中东铁路局局长霍尔瓦特、白俄临时政府的首脑人物等都派人常来厂购买各种欧式产品，就连帝俄财政大臣维特来哈尔滨视察中东铁路时所吃的肉制品，均由此厂供应。各种大型宴会都离不开这个厂的烤乳猪、馅鸡、馅鸭、馅鹅等产品。驻哈尔滨领事馆人员也是这里常客。从此这个厂不仅誉满哈尔滨，而且驰名国内外。1940年，由于特洛穆义西耶尼科夫患脑膜炎不能工作，由大掌柜和二掌柜孙文山、孙显廷合伙加上几个技工入股，以伪币4万元把这个厂兑过来，由于戛斯特洛诺穆工厂牌子亮，信誉高，在接兑初期，为了利用其声誉没有更名，只把经理人改为孙文山。新采用一名中国账房先生，原有的俄侨巴戛斯留做帮账，原来使用的俄式大账本、大算盘、一切规章制度都没变，人员也全部留用。经理孙文山除负责整个企业经营管理外还兼管进货，跑屠宰场等业务。副经理孙显廷主抓前店后厂的销售和大酒柜的服务。王宝运技师仍为“麻西”。接兑后企业全部骨干都变成股东和有身份股的份子掌柜的，为自己干活，都非常守职尽责，兢兢业业，改变过去专为外国人服务的狭隘经营方向，面向中外顾客敞开服务，视顾客为“上帝”，也多生产受哈尔滨广大中国人欢迎的“力道斯”“阿怀尼”等欧式香肠。销售批发也改变了以前只供应几家外国人开设的大酒店、大商店和部分白俄贵族家庭，不论中外酒家、商店商亭、食杂店、冷饮店、酒吧间、饭馆等零售网点，一律销售。货多送货到门，货少取送结合，扩大了销售面，增加了销售量，促进了生产，日产量上升到2000多斤，比过去增加一倍多。前店也敞开面向中、外顾客，零售额也上升，为企业增加了利润。《久负盛名的哈尔滨灌肠厂》摘选自：书名：老哈尔滨（民国趣读·老城记）作者：韩淑芳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12-01更多相关阅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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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我在北京的日子长，旧北京是无奇不有的地方。在清华教书的人大部分住在学校，也有一些因种种理由住在城里，我就是住在城里的。下面我先提“食”或“吃馆子”来谈谈。早期馆子不太多，可是有能同时开出几十甚至百多桌酒席的。隆福寺街就有这样一家馆子，名字忘了。前门外大栅栏也有一家。隆福寺的那一家，我在那里吃过饭，不特别好。小馆子却有特别好的，例如前门外的恩承居，再往南一些的春华楼。还有很特别的正阳楼，它是小馆子，但是螃蟹上市时，它似乎有一种优先甚至垄断权，无论如何最好的螃蟹就到它那一馆子去了。还有一种是小官僚家庭，家里的太太或者姨太太，能够做一些很特别的菜，如果你认识或你的朋友认识这一家庭，你可以在他家请客。谭家菜就是这样出名的。最后，还有单枪匹马的厨师。林宗孟先生遇难后，他家的厨师失业了。知道他的人还是不少，还是可以请他做菜。胡适就请他做过菜，地点在北海董事会堂。我在座，很好吃。这位厨师后来一定回福建去了。中国菜世界第一，这是毫无问题的。中国菜中很可能是北京菜或在北京的山东菜第一。广东菜、四川菜、福建菜都是各有专长，而又各自成体系的中国菜，能与北京菜比美。别的地方的菜虽有专长的，可是不成体系，只是独特的菜而已。例如湖南菜中有谭延闿先生的“鸡油冬笋泥”，油少泥多特别好吃。这只是独特的菜而已。湖南的腊肉好吃，并且相当靠得住的好吃，但是我们也不能开出湖南的腊肉席来。所谓“席”，就是请客的主人就当时所请的客，特别是主要的客所考虑到的、最好能起招待作用的一桌菜。席在从前是分等级的。所谓“满汉全席”可能是最高的，余生也晚，没有看见过。除此外，最高的是烧烤席，主菜是烤得焦黄的、无头的、无内脏的、无尾的、一尺左右长的小猪。这个菜的的确确的好吃，可现在又的的确确的不能提倡，这显然是极端的浪费物资。现在主要的席看来是鱼翅席，在50年代或60年代我所参加过的国宴，差不多都是鱼翅席。在湖南，从前还有次等的席，如海参席、蛏干席。我小的时候没有吃过鱼翅，我最讨厌海参，可是话要说回来，北京出名一时的谭家菜中主要之一是焖成溶质的海参，蛏干还不坏。北京馆子里似乎不分什么席，而是用钱来衡量，有一时期八块钱是最低的。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他好美食，混了一生，落下“混世魔王”的诨号。金岳霖认为湖南菜中谭延闿的“鸡油冬笋泥”，油少泥多，特别好吃。图为谭延闿的书法。关于中国菜，有两点我要提出谈谈。首先，它一直是各地方的菜，一个很自然的发展趋势是仍然各自发展下去。我看这是好事，应该鼓励。另一点是现在还没有的，要有意识地创造地比较可以代表全国的中国菜。这不只是汉族的菜而已，而且包括少数民族的特别好菜。有一次，我记得是周扬同志安排的，我们在民族文化宫吃了一大碟烤羊肉，真是美味呀！在外国时，我特别喜欢到土耳其馆子去吃那里的烤羊肉，喝他们特有的浓咖啡。没想到在文化宫又吃到了那样好的烤羊肉。这里说的只是新疆维吾尔族的好菜之一而已，别的民族一定也有他们的好菜，我们也可以加以推广。这样人民大会堂的厨师，天长日久之后，在招待各国元首或其他领导人的时候，就能展出真正代表中国的中国菜。回忆录中提到饮食的地方很多，下面还有。这是有理由的，古人曾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本文不提男女，一是因为男女是神圣的事情，不能随意谈；涉及别人，并且异性，也不应随意谈。饮食是大家所关心的，也是大家所经常谈论的。我第一次出国（那时叫“出洋”）后，也和其他的青年一样感觉到洋饭难吃，星期六晚上总要到中国饭馆去“过瘾”。可是，吃洋饭不到半年，好些人都长胖了。这就是说味不行，营养还是好的。其实，当然也不只是营养而已，英、法、德、意、美的伙食都有专长。比较起来法国最突出，在巴黎，我只提我的两次经验。一次是在法国总统府附近的海味馆。在那里我第一次尝到大龙虾的美味，那一次也是所吃到的最大而又嫩的大龙虾。以后我一有机会就吃龙虾，可是没有一次可以和那次比美。另一次是在圣米歇尔广场吃到马塞的特别菜，名字写不出来，声音读如“布呀贝斯”，这个菜可与四川的鱼头豆腐比美。德国菜似乎无特长，最可靠的是烤鹅。这个菜到处都有，也到处都可口。英国的早饭很好。有一家很特别的烤牛肉店，客人要牛肉，堂倌就推出一车整个牛来，要你挑选你所要的那些部分的肉。那个馆子的烤牛肉特别好吃。可是，英国人把蔬菜或青菜埋葬在“煮”这一手术中，青菜的好味都没有了。摘选自：

法国某诗人曾云“吾甚爱野趣横生之园”[1]。此语恰好表明西方园林与中国园林之区别，皆因后者全然摈弃山野丛林之气。中国园林实非某一整体之开敞空间，而由廊道与墙垣分隔，成若干庭院。主导景观并成观者视觉之焦点者，为建筑而非植物。中国园林中，建筑如此赏心悦目，鲜活成趣，令人轻松愉悦，即便无有花卉树木，依然成为园林。此在日本尤为真切。京都龙安寺园内，完全摒绝植物，只现石、砂，以及一道夯捣土墙。该园借用紧接边界外之茂密树林，以资弥补，保持高雅。西方园林截然相异，其地景远甚建筑，以致建筑有如孤岛置汪洋中。林木、花卉及喷泉，相较别庄与凉亭，彼此关系更为紧密。模拟建筑以塑形，遵从轴线以布局。认真研究中国园林之英国学者，威廉·

临近岁杪，姗姗寄来三本书。除她自己的《烟火三十六味》，另两本都是其父刘统教授的著作:一为2021年港版《寻路》，刘统夫人车华玲老师代为签名；一为刚刚出炉的遗著沪版《转折》，钤印两枚。书比人长寿，情谊在赓续。忽然想起，刘老师去世，倏忽间将满一年。往事点点滴滴，涌上心头。我当敲点文字，纪念这位交往十年的师友。其人刘统1951年9月1日生于北京，老三届初中生。父母都是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编辑。他的童年生活，平静快乐，无忧无虑。1962年，因家庭出身问题，父母被下放到河北省石家庄市，父亲在河北师范大学，母亲在一家中学，当了教师。刘统写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家经历了噩梦般的劫难。母亲被红卫兵打死，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我成了“黑五类狗崽子”，被赶出校门，1969年到街道小厂当工人。在风雨如晦动辄得咎的岁月，刘统不敢有社会交往，一头闷在家里找些书看。他本对文学更有兴趣，但这类书都被抄走，只剩下《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著作，还有旧版《辞源》等工具书。他沉浸其中，看了又看。不经意间，埋下了做学问的种子。他还利用工余时间，克服不少困难，学会了弹钢琴。1977年恢复高考时，刘统是一个已有八年工龄的三级车工。他从时代的变迁，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当年参加考试，成绩过线却未被录取。主要是拨乱反正之始，百废待兴，受家庭“历史不清楚”影响所致。第二年，形势进一步好转，国家开始招收研究生。他性格内敛，心气却甚高，索性一步到位，费了一番周折，终于顺利考取章太炎晚年弟子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教授的硕士研究生，研治魏晋南北朝史。刘统说：“在‘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中，我是最后一个入学的。”他的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机。同时深切体悟到，国家的道路与家庭和个人的命运，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他由衷赞同改革开放，以此。刘统1981年在山东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其间，娶妻生女。1985年，他考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师从谭其骧教授。三年后毕业，获博士学位。有幸成为两位当代史学名家的入室弟子，奠定了刘统平生做人做学问的底色。博士毕业时，他已经37岁。大学十年寒窗，遑论出版著作，他甚至“没有发表一篇像样的东西”。这种非凡的定性和耐力，当然事出有因。刘统回忆说：王仲荦教授曾经指导我:良工不示人以璞，不要急于求成，40岁以后再发表文章。我记得，顾诚教授对弟子，亦有类似训示。大师所见略同。1988年至2003年，刘统博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研究员、研究员。在北京西山工作15年，1996年获授大校军衔。刘统入伍入京，标志着他的研究方向将发生重大变化。原因无他，随军是解决妻女北京户口的唯一途径。他的改行，得到谭其骧教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这让他卸下包袱，没有负累，得到“巨大的鼓舞”。工作之初，风华正茂振翅欲飞的刘统少校和茅海建少校，在同一间办公室，桌对桌面对面。2004年，刘统申请提前退休，又回到上海。同年4月起，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直至病故。生命最后的十余年，他选择了上海，也迎来了成果迭出的高光时刻。2021年中，刘统发现患结肠癌，做了两次手术。与病魔搏斗18个月后，终告不支，去年12月21日，不幸殁于成都，享年71岁。今年2月12日上午，夫人车华玲和女儿刘姗姗，将他安葬于苏州西山岛名流陵园。一代军史大家，未得其年，未尽其才，长眠于山清水秀的太湖之滨。其书刘统出手很晚，起点则很高。他写的书，多与党史尤其是军史相关。我作为资深党史、军史爱好者，林彪研究者，最初与他结缘，当然还是书为媒。具体而言，是读到他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之后。他接着又写了同一系列的另两本：《华东解放战争纪实》和《中原解放战争纪实》。《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由东方出版社1997年8月出首版，未曾见到。我在罗湖书城买到的，是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甫出的新版。差不多同时，又买到他的《北上》。两书联袂面世，入我手经我眼，惊才绝艳，对作者心生好感和敬意。就此初知刘统。2017年，刘统这三本“纪实”和军科院两位同事同一系列的另三本书，合辑为“解放战争”系列丛书，他任总策划，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统一包装出版，作为建军90周年献礼之作。书出来后，他第一时间寄了全套给我。在我看来，刘统已经出版的诸多著作中，《北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可视为其代表作。对这本书，他也特别珍爱，怀有不一般的感情。《北上》描述的是红军长征途中红一、红四两大方面军懋功会师至西安事变爆发、西路军失败、张国焘出走这段史实，聚焦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涉及不少高度敏感又聚讼纷纭的课题：导致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那份“密电”，究竟有没有？张国焘“分裂中央”，具体有哪些事实？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与和平解决，是他方策动还是少帅独断专行？西路军是奉行中央指令还是坚持走“张国焘路线”？……凡此种种，书中竭尽所能，多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这需要宏阔的视野，执中持平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的史料资源，敏锐的眼光和辨识能力，恰如其分的边际感和分寸感，专著的结构本领和人物故事的叙述才能。刘统原创性作品尤其是《北上》，兼具“史德、史识、史才”，严谨平允言必有据，生动有趣细节丰盈，不仅传扬一时，而且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北上》初稿，写成于1993年，胡宝国是第一个读者。他拿回北大通宵阅读，认为很有价值。这让刘统增加了半路改行的自信。出版却很不顺利，颇费周折。几经修改，仍出不来。他山大的女同学江淳，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当家，出手相助，付出很大努力，终于在2004年5月正式出版。这已经是第四稿。有次刘统来深圳，我带初版《北上》请他题签。他写道：第一本书，几经磨难删节。由之兄见笑。刘统他当面对我详尽述说了此书的出版故事，真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2017年4月，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外的办公室，刘统签题持赠了《北上》略予增订后的新版。新版2016年9月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首印两万册，当年卖出三万册。这是刘统由一个书斋型学者逐渐走向社会和市场，被越来越多的人和出版机构关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以后几年，刘统进入丰收季。出了好些书，得了大大小小一堆奖，主持的国家级研究项目也顺利结项，获得多方赞誉。兹不赘述。刘统晚年写作，“尽一切可能搜集资料”之余，特别注重现场考察，所谓眼见为实。这使其平生所学得到很好的融合，著作在翔实厚重之余，显得具体生动摇曳多姿，富有现场感。各花入各眼，有得必有失，当然也不乏保留和批评意见。如新出遗著《转折》，豆瓣迄今仅见的一条评论是：“往通俗读物方向靠得用力稍猛。”他与我我与刘老师初见，是2013年盛夏，在杭州，牵线人是著名党史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韩钢教授。此后见面，要么深圳，要么上海。我们时或通个电话，发封邮件，微信上也有交流。不算稀疏，也并不密切。话头投合所见略同，也不乏坦率的争辩和严正的评骘。他后来出的书，皆有签题惠赠；我亦投桃报李。他还复印过几种罕见书籍赠我。私下交流，几乎无话不谈，能聊私房话，关系介于师友之间。他说我熟悉他的书和笔法，很懂他。有回我们聊到状元宰相帝师常熟翁同龢的一副诗联：文章真处性情见，谈笑深时风雨来。会心而笑。作为票友，我策划出版过他的三本书：《决战华东》《决战东北》和《历史的真面目》，皆有加印，前者已出过两版。刘统著作多为专著，后者是他的第一本文集，将由北京三联书店再版。我约过他一本专写打败仗的书，如红军时期的赣州之战、湘江之战；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平之战、大同-集宁之战、南麻-临朐之战、西府陇东战役等，一定别具一格很有意思。他认为这个选题极具新意，跃跃欲试。考虑了好久，回电说暂时无法弄：一是手头几个项目尚未结项，未便从头开始另起炉灶；二是当时军科院图书馆资料业已封存，查找不便，做起来捉襟见肘；以后有机会再说吧。电话那头，似可见其悻悻然的神态。2014年11月13、14、15日，苗棣、刘统、骆玉明过访深圳。接连三天，二人转酒会，相当少见，分外开心，至今难忘。他有次来深圳，心情不错，愿意多见些朋友。我于是呼朋引类，约了好几位中年中产又好读书的朋友，在香蜜湖餐叙。我让刘老师多带几本新书，又让朋友们尽量携带书架上的刘著来求签名。那晚，大家喝了两瓶茅台和一支红酒，尽一夕之欢。不怎么喝酒的刘统也痛痛快快，干了一杯又一杯，放言无忌，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脸上显露出极为少见的欢快和舒展。有次他在外地开班讲授《资治通鉴》，忽然来电说：学员基本是中年金融业高管，却在课间看见有两人携带商务精装新版《汪曾祺自选集》阅读。那么厚的书，还无独有偶！他强调说。我当然听得出来，略感意外之余，他是为我高兴。这是我做的首本汪老著作，当然也有赠送他。所谓万事开头难，耳闻目睹，敏慧如他，见微知著，已知该书必定叫好又叫座。开心之余，不忘即时知会我分享快乐。2017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在主会场做《决战华东》分享会（上图）。本定我客串主持，他自行邀请一位对谈嘉宾。没想到临时他说：“不用另外请人，你对军史内行，又了解我和我的书，就你当嘉宾，请小艾客串主持好了。”小艾指辽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回顾丛书》出版统筹艾明秋女士。于是就这么办了，效果倒也挺好。时间到了，读者们还意犹未尽不肯离场。2017年4月，本文作者和刘统（右）在其闵行校区办公室合影2020年末，他告别闵行，搬到交大徐汇校区，有了一间独立办公室兼书房，邀我过去做客。那次我先到常德、长沙，再去苏州、常熟和南京，却因封控临时加码，担心多所不便，未去上海。2021年3月，收到一箱“顺丰”，发自上海。这是他最后一次寄书给我。刘统一贯注意形象，我曾笑谓其“军容整肃”。他的头发，乌黑发亮。他后来告诉我：那是染的。2022年5月，疫情封控后很少发朋友圈的刘老师忽然以理发为题发了条圈，两张照片，都是头像，满头白发，一脸病容，蓬头垢面，一反常态。当时感觉，有点吃惊，不理解。现在回想，那时他已经病重，半年多后就走了。他也许是以这种特殊方式，隐晦地跟朋友们打个招呼，甚至告别。一向健康开朗、尚有不少未竟写作出版计划的刘老师不幸病故，令人扼腕哀痛。他没能等到社会重新放开,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他内心最在意业已发愤完成的两部作品，亦止于所南心史。天苍地茫，念之怃然。盖相如病肺，经月而难痊；昌谷呕心，临终而始悔者也。犹复丹铅狼藉，几案纷披，手不能书，画之以指。此则杜鹃欲化，犹振哀音；鸷鸟将亡，冀留劲羽；遗弃一世之务，流连身后之名者焉。得闻噩耗时，我恰巧在读洪北江为处置黄仲则后事写给毕秋帆的《出关与毕侍郎笺》。看到上面一段，临风怀远，泪不能禁。此文收梢之际，油然想起《己亥杂诗》之136，定公写道：万卷书生飒爽来，梦中喜极故人回。湖山旷劫三吴地，何日重生此霸才？

在讨论唐朝宽松的政治氛围时，我们引过《长恨歌》的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句诗点出了诗人指出安史之乱发生的一个重要乃至关键的原因，即君王沉湎女色，惰于朝政。这一讲我们则选取“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作为历史眼。渔阳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为什么安史叛军能从此起兵，横扫河北，直达两京，迫使玄宗西逃，惊破了他沉湎于其中的《霓裳羽衣曲》呢？其历史大背景就是东北亚地区格局的变迁，即清代学者赵翼所指的“地气之变”。一

​徐渭与《南词叙录》​明代晚期是个性解放、挣脱束缚的桎梏时期，也是明代文学蓄势腾起、即将迈入全盛阶段的重大转折。徐渭，就在这一历史时期，以敏锐的心灵、具有叛逆性格的深刻思想，得时代风气，活跃于历史潮流之浪尖。在文学艺术的各项领域都留下了自己的著作。徐渭从小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吏的家庭，天资聪颖，会剑术、骑马，擅长音乐，尤好戏曲。他研习诗文、绘画、书法，学习过王阳明的“心学”。在徐渭的人生中，嘉靖间的抗倭、入幕是他最重要的两件事。生活中的十五六年坎坷动荡时期，对他以后的思想和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徐渭的成长与明代浙江的经济、文化以及当时绍兴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年轻时的徐渭与绍兴的一些知名文人、士绅结成人称“越中十子”的文社，多是豪放不羁、狂傲倔强的名士。徐渭称这些人“生而以奇惊一世”。在艺术上，徐渭有很高的造诣及成就。他一生著述众多，成果丰硕，有《徐文长全集》、《徐文长佚稿》、《四声猿》、《南词叙录》、《文长杂记》、《笔玄要旨》等，以及大量的书画作品。徐渭的戏曲成就，主要体现在杂剧合集《四声猿》和理论专著《南词叙录》。明代戏剧大师汤显祖曾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明代澄道人《四声猿·引》称《四声猿》“为明曲第一”。而《南词叙录》是徐渭在戏曲理论上的重大成就，是徐渭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从绍兴到福建顺昌搜集南戏的有关资料后写成的。当时正直北曲衰落、南曲兴盛的转变时期。所以徐渭顺应戏曲发展的历史需要，总结、推广南戏。《南词叙录》记录了宋元南戏六十种，明初戏文四十七种，保存了有关南戏渊源、各种地方戏声腔、角色和常用俚语等史料，具有非常珍贵的价值。在这部著名的论著中，徐渭对于南戏的源流和发展，南戏的声律，南戏的风格特色，以及南戏的代表作家和作品，都有不少精辟独到的论述。此书强调了本色论，反对时文气，重视民间的音乐文艺。对戏曲理论的基本问题、戏曲的改革提出了见解。徐渭对南戏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满腔热情的肯定。在《南词叙录》中，他愤愤不平地写：“有人酷信北曲，至以伎女南歌为犯禁，愚哉是子！北曲岂诚唐、宋名家之遗？不过出于边鄙裔夷之伪造耳。夷、狄之音可唱，中国村坊之音独不可唱？”对于在南戏基础上发展新兴起来的昆曲，他说：“今昆山以笛、管、笙、琵按节而唱南曲者，字虽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亦吴俗敏妙之事。或者非之，以为妄作，请问【点绛唇】、【新水令】是何圣人著作？”为昆腔艺术扫清了舆论上的障碍。在《南词叙录》的最后，徐渭特意附录了宋元南戏旧篇六十五种，明代南戏四十八种，两项合计达一百一十三种，充分显示了南戏发展的成就。而在对南戏肯定的基础上徐渭并不排斥北曲，他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飞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这不同于南曲的“纤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也”。徐渭认为南曲和北曲在艺术成就上也各有千秋。因而他不分南北，不持偏见，对于南曲和北曲的作家作品，完全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态度。李渔与《闲情偶记》​戏曲从元明发展至清初，出现了新的历史高潮。戏曲理论家李渔正处在这一时期。明崇祯十六年（1643），李渔来到金华，成为许缴彩的慕宾。清顺治三年（1646），清兵攻下浙东，他避兵山中。经过了战乱，李渔在《避兵行》中说：“下地上天路俱绝，舍生取义心才决。不如坐待千年劫，自凭三尺英雄铁。先刃山妻后刃妾，衔须伏剑名犹烈。”这使后来移居杭州的李渔的思想日益隐晦不露，将主要精力用于戏曲小说的创作。早在顺治后期，李渔已成为颇有影响的戏曲家和小说家，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之后李渔周游各地，如他在《闲情偶记》中自称“五湖四海九游其八，游海内郡治百五十六，所未至者仅十之二三”。他走过一地，就游览当地的名胜风景，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李渔一生创作成果颇丰。戏曲传奇有《比目鱼》、《怜香伴》、《奈何天》、《凤求凰》、《风筝误》、《蜃中楼》、《玉搔头》、《意中缘》、《慎鸾交》、《巧团圆》等，合称《笠翁十种曲》；诗文集有《一家言》，词集《耐歌》，小说《无声戏》、《十二楼》等，史论作品《古今史略》，以及随笔鸿著《闲情偶记》等，后人合为《一家言全集》。李渔所著《闲情偶记》除词曲、演习等部外，还有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等等，对古代的养生、园林、饮食、服饰、中医等都有专门论述。但其最大的贡献，是为古代戏曲艺术构建起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戏曲理论的集大成者。明末清初，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不良倾向，这需要戏曲理论家予以批评，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李渔和以前的剧评家只重辞藻的鉴赏不同，强调戏曲的地位，把戏曲当作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进行整体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闲情偶寄》的词曲部、演戏部等的论述之中。首先，他对戏曲创作中的结构、语言、声律、表演艺术、导演艺术等问题都作了详尽的论述。他在《词曲部·结构第一》里明确指出：“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李渔也是中国戏曲理论史上第一个认为“结构第一”的人。他也强调“心术”问题，认为剧作者应当“心术”端正。同时，他提出“密针线”、“减头绪”、“戒荒唐”、“审虚实”等主张。“密针线”，即要求剧情前后照应、安排紧密；“减头绪”，即要求剧本“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反对剧本主题不明，头绪繁多，人物过多；“戒荒唐”，就是要求剧本编写“能设身处地”，符合“人情物理”，不能充斥“荒唐怪异”的内容；“审虚实”主要是提出了艺术的集中概括和典型化问题，要求在刻画表现人物时，选取和提炼情节，而不可堆砌事件。其次，戏曲语言要“贵浅显”、“忌填塞”、“重机趣”、“戒浮泛”。他说：“曲文之词采，与诗文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诗文之词采，贵曲雅而贱粗俗，宜蕴藉而忌分明。”“重机趣”则是在剧情转折衔接之处，注意上下前后“血脉相连”；“戒浮泛”是要求语言要努力符合角色达到个性化，不同类型的生、旦、净、丑应有各自不同的语言。他还认为“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有最得意之曲文，即当有最得意之宾白”。将宾白与曲词提到了同样重要的地位。他还主张戏曲必须有创新，但不能胡乱创新。“非新不传”、“非奇不传”的戏曲观，自始至终贯彻在他的戏曲创作实践之中。最后李渔对戏曲的表演艺术和导演艺术做了深入的分析，从戏曲的选剧本、选角色到排演、表演，音律、科诨到舞台布置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洪昇与《长生殿》​洪昇，出生于书香门第，世宦之家，却一生漂泊坎坷。康熙二十七年，洪昇将剧本《沉香亭》改编而成的《舞霓裳》进一步修改，定名为《长生殿》。初次上演就广受观众们赞赏，“爱其文者喜其词，知其音者赏其律”，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康熙四十三年，他乘船经桐乡乌镇时，因酒醉失足落水身亡。王蓍在《挽洪昇思》中云：“家从破后常为客，名到成时转累身。归老湖山思闭户，何期七尺付沉沦。”正是洪昇坎坷潦倒生涯的概括。洪昇尤其擅长戏曲创作，所著传奇和杂剧主要《长生殿》、《回文锦》、《回龙记》、《闹高唐》、《长虹桥》、《四婵娟》等十余种。现仅存《长生殿》和《四婵娟》。而《长生殿》是令洪昇称誉艺坛，被尊为艺坛泰斗的传世之作。​《长生殿》是洪昇费时十余载写成的作品，描写了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全剧共五十出，更有“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情节。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故事的有唐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白朴的《梧桐雨》、明吴世美的《惊鸿记》等。洪昇在前人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他深化了李、杨之间的爱情主题，歌颂了爱情的忠贞不渝，彻底摆脱了“红颜祸水”、“女色亡国”的传统观念，升华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剧作开头便揭示了其中心思想：“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笑人间，儿女怅缘悭，无情耳。”又将传说与历史紧密结合，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和贪官奸臣的丑恶，是作者对历史兴亡的感慨。如剧作开头所写：“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描写了唐明皇过渡沉湎于个人情感的荒唐昏庸行为。剧中的《贿权》、《进果》、《合围》、《刺逆》等，构成了风云变化、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所谓：“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长生殿》有它艺术上的独到之处，戏剧结构有张有弛、跌宕起伏，音律声腔严谨和谐、优美生动，心理描写细腻真切，人物宾白个性鲜明。在表现手法上，更是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虚实穿插，浑然一体。据传，洪昇在写《长生殿》是一边唱词，一边用手打着节拍，时日一长竟在桌上拍出了明显的指印。又请来颇懂音律的徐灵昭为他审音协律，逐字推敲。“协助洪昇订正音律，点定板眼。使该传奇在选曲布局、借宫、集曲各方面取得新的成就”。《长生殿》有一个通体的结构，精到的构思，宏观的格局。《螾卢曲谈》中记载：“长生殿全部传奇，共五十折。曲牌通体不重复。而前一折之宫调，与后一折之宫调，前一折之主要角色与后一折主要角色，决不重复。”它将宫调、角色、剧情一一注明。摘选自：​书名：江南音乐史作者：杨和平

​◎《人民日报》历史上的第一个元旦社论◎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纷纷题词祝贺◎黄炎培的新体诗——《1949年除夕》◎北京中山公园、北海公园5万群众大联欢◎上海8大戏院同时献映《新中国诞生》◎重庆10万群众大游行，观者如堵，途为之塞◎民族工业家畅谈“鲜明的对照”◎京汉、粤汉铁路中断了12年的联运恢复通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国歌为开始曲◎英文版《人民中国》创刊◎毛泽东为《人民海军》题词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1950年1月1日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迎接1950年元旦》的社论，这是《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表的第一个元旦社论。自此以后，每年元旦，《人民日报》都要发表一篇社论，把新一年的中心任务昭示全党全国。社论指出：“1949年，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胜利，而在1950年，则将全部完成并巩固这个胜利。”并提出了1950年的战斗与生产任务：第一，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敌人，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第二，厉行生产节约，动员全体人民以最大的努力恢复生产。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农业生产比1949年增产粮食100亿斤、棉花470万担。工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生产得到初步的恢复。在生产节约的总目标下，大力提倡爱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反对浪费。第三，准备进行或着手进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第四，继续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继续加强中国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大团结。1950年，各地必须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按期召开代表会议，把它变成一种经常的制度，使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组织上更加巩固和完备。在这四个任务当中，两项属于民主革命内容——解放全中国和土改，一项是发展生产，一项是民主建政。到这年年底，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系列事件，不管多么复杂，还真就是围绕这几项任务展开的。为了隆重庆祝新中国的第一个元旦，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的题词在1月1日见报了。朱德的题词是：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刘少奇的题词是：1949年是中国人民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困难最大的一年。1950年就要在基本上克服我们的困难与巩固我们的胜利。同胞们！同志们！为克服我们的困难与巩固我们历史性的胜利而战斗啊！李济深的题词是：一切为着人民。张澜的题词是：人民维新。这四位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题词是：人民胜利万岁。欢庆新年的活动在前一天就开始了。各民主党派12月30日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除夕联欢晚会。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在会上充满感情地朗诵了他的新诗——《1949年除夕》：火炬煌煌，金鼓锵锵，她秧歌，你皮黄，让我新诗独唱。说什么，“蒋家王朝陈家党”，呸！到今朝，只有人民力量。别忘！别忘！十五年前，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北京市政府在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举行新年联欢，5万多人喜气洋洋地参加了集体游艺、舞蹈、曲艺、越野登高、冰上运动会等活动。上海全市8大戏院同时献映《新中国诞生》的纪录片，数以千计的工人、学生、妇女化装歌舞拜年队出现在全市各街区，他们首先向驻军贺年，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列队回拜。重庆10万人元旦大游行，庆祝重庆、成都和大西南解放，行程30余里，观者如堵，途为之塞。北京的民族工业家在辞旧迎新之际，面对新旧社会鲜明的对照，不禁感慨万端：一年前今日，正是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城里和城郊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的民族工业，本已濒于破产的边缘，再加上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各私营工厂相继被迫停工，很多工厂的机器、厂房遭焚毁，原料也被抢掠一空。慈型铁工厂在北平私营工厂里算是最大的一家了，总经理宋化如说：“去年新年简直是一个死年，生产完全停顿了，翻砂厂房变成了马号，锅炉上拴着战马，工人只剩了8个人。”而今年元旦，这个厂的工人已达到16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月，生产日见发展，他们给华北水利推进社制造水车，为铁道部铸造锅炉。这些生产任务已经占到总生产的四分之三。宋化如感叹道：“今年我们能把一个被反动军队破坏不堪的厂子发展到这个样子，回想起来，恍如隔世，工人的力量真伟大啊！今年新年我们要好好庆祝。”大华窑业公司是京津唯一的制造瓷器工厂。总经理陈荫棠说：“去年过年，厂子被军队糟蹋得一塌糊涂，窑被破坏了，碗板子、木架子都被匪军当柴火烧了，厂房里喂上牲畜，缺这个，少那个，根本不像一个工厂了。那时我们的经济状况别说开工了，连买咸菜的钱都没有！北平解放了，人民政府两次对我们贷款扶持，大华才有了今天的生产规模。”大华窑业公司职工由80多人增加到210人，新建房屋44间，增添机器3台、窑1座，设备日臻完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0个月里共出货250万个，比1948年全年生产量增加了4倍多。欢庆胜利，自然不会忘记人民解放军。诗人钱小山《满江红·1950年元旦劳军献词》以诗化的语言表达了人民的此种心境：解放军来，听到处鼓鼙声歇。有士女壶浆迎候，几番热烈。雨洗烟尘千里路，夜严刁斗中天月。好男儿服务为人民，情何切。旧耻辱，从头雪。反动派，从今灭。看乾坤整顿，金瓯无缺。独立旗飘民主国，自由花发英雄血。庆和平岁首共称觞，瞻京阙。其中的“独立旗飘民主国，自由花发英雄血”两句，为人们所称颂。1950年元旦这一天发生的国家大事还有几件。一件是中共中央就注意处理藏民部落及寺院发出指示。刘少奇代中央起草的在给西北局、西南局及贺龙的电报中说，处理原则应该是向各少数民族极力表示好感，多和他们发生关系，不侵害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不论他们是上层或下层，是僧侣或平民。他们要求发给的保护文件应由军区、军政委员会或省政府发给，或由以上机关奉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发给。他们要求派代表来北京，请西北局或西南局弄清情况并提出意见后即可送他们来京。他们的民兵要求联络，可与其联络并指定他们在本地维持治安的任务，但不要送枪给他们，不要故意扩大他们的组织。他们给毛主席来信来电致贺，均请你们以奉毛主席命答复他们，或代毛主席起草复电报主席后答复他们，而不应不理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只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而不知道其他的人，故他们的来信来电，均须答复，不可不答复。此前，西北局报告中央说，松潘、理番、懋功、荗州等地藏民部落及寺院给毛泽东的信和电报，要求发给保护他们的文书，他们的民兵要求与人民政府联络，一起消灭国民党。所以电报指出：此类少数民族事务，必须细心地注意处理，否则，他们必对我们增加疑惧。但中央离他们很远，且不了解情况，不便处理他们的问题，故他们的一切问题应由西北局及西南局处理。电报表明，中央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问题取慎重稳进的态度。一件是京汉、粤汉两大铁路全线通车。1950年元旦，京汉、粤汉铁路全线通车。新华社为此发表评论说：“京汉、粤汉两大铁路在元旦全线通车。这是中国大陆完全统一的象征，也是新中国建设事业伟大前途的象征。”“京汉、粤汉两路的通车，使中国由北方国境线上的满洲里至国境南端的广州，可以由铁路交通直达，并使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各大行政区的铁路线连成一片。这对于加强南北物资的交流和政治军事文化的联系，对于克服国家的战后困难，推进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都有极大的意义。“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用国歌为开始曲。这一天有两个刊物创刊。一个是英文版《人民中国》半月刊杂志创刊。该刊由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后来的中国外文局）主办，是第一本全面介绍新中国内政和人民生活的对外宣传刊物，下半年增发俄文版。创刊号发表毛泽东《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以及世界工联副主席托列达诺《我看到了新中国——为〈人民中国〉创刊而作》。1958年3月，改刊名为《北京周报》。该报一直是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另一个是《人民海军》创刊。该刊起初是作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刊物。创刊号上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及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的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朱德的题词是：“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建设一支人民的海军。”摘选自：书名：辉煌年代：国史丛书（全12册）作者：刘国新

​北京的庙会起源于辽代，元、明两代时庙会进一步兴起。北京的庙会有的是一年一度，有的一个月内就有数天，会期除固定的，还有不定天数的。如清末时的庙会会期，每月逢九、十、一、二是隆福寺，逢三是土地庙，逢五、六是白塔寺，逢七、八是护国寺。再加上正月初一开庙的东岳庙和大钟寺，初二的财神庙，十七、十八的白云观，三月初三的蟠桃宫等。北京的庙会之所以得以流传，是因为它的存在适应了社会的需求，可谓是独特的地方产物。昔日的北京庙会，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一是以进香敬神为主的庙会。就是每逢祭日，庙中的主持人开庙，让信仰佛道的信徒入庙进香。这种庙会是以进香敬神为主。虽然也有娱乐与做买卖的商业活动，但只是附属的。这些庙寺多是在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开庙。如吕祖阁的庙会，就属于这种形式。二是借佛游春形式的庙会。这种庙会以游乐为主，宗教与商业为次要的活动，参加游乐的人以妇女为主。昔日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九的白云观庙会，三月初三的蟠桃宫庙会，都属于这种形式。三是在庙中及庙外街巷，设立定期集市，进行交易形式的庙会。商业贸易是庙会的中心内容，宗教活动只留遗迹或荡然无存。如东城的隆福寺、西城的护国寺，每月都要举行数次的庙会。四是虽然用庙会之名，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庙的范围，完全以交易为主，娱乐及宗教活动根本不复存在了，如昔日的花市。它本来是从火神庙会发展而来，但火神庙会早已停止了，于是交易活动便移至庙外的街上进行。都城隍庙庙会是北京最早的，也是最热闹的庙会之一。城隍神是由《礼记》天子八蜡中的水庸神演变而来的，水庸神是管沟渠的，凡城都有护城河，水庸神也就成了城市保护神了。城隍神之名，最初见于《北齐书》。南北朝时期城隍庙尚局限于南方的一些地区，唐代中期以后，逐渐普遍，进入宋代，全国的各府、州、县城都建有城隍庙，并列入祀典。城隍神最烜赫的时期是明代。朱元璋建国后，想利用城隍神能鉴察民之善恶，行善者得福，作恶者受惩罚，来震慑臣民，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朱元璋在1369年大封京城和天下城隍，城隍即所谓镇守。各府有都城隍庙一座，其属下各县有城隍庙一座。北京城内有二县，各有城隍庙。明代冯应京在《月令广义》中说北京的城隍先是文天祥，后为杨椒山。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在明代，都城隍的庙会在当时是最大、最隆重的庙会。明代刘侗所著的《帝京景物略》记载：城隍庙市，月朔、望，廿五日，东弼教坊，西逮庙墀庑，列肆三里。图籍令日古今，彝鼎之曰商周，氍镜之曰秦汉，书画之曰唐宋，珠宝象玉珍错绫缎之曰滇粤闽楚吴越者，集市族族，行而观者云，贸迁者三，渴乎庙者一。详尽地记载了庙会出售钟鼎、书画、玉器、文玩的兴旺景象。明人笔记《谈经》中说：庙市则起自刑部街之东弼教坊下，绕北，延至都城隍庙，绵亘十里。从“列肆三里”和“绵亘十里”，足以说明庙会规模之大。都城隍庙庙会农历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开市之日商贩云集，不仅人们日常所用之物无所不有，还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名特产品，如苏绣、蜀锦、绫罗绸缎、笔墨宣纸等以及普天之下的各种奇珍异宝。如商周之彝鼎、奏汉之匜镜、唐宋之书画、名窑瓷器、珠宝、象牙、玉器、珊瑚树等，盈架悬陈，琳琅满目。客商不仅来自国内四面八方，还有国外的，曾有这样的记载：碧眼胡商，漂洋香客，腰缠百万，列肆高谈。清代每年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十，开庙10天。据《燕都游览志》记载：庙市者，以市于城西之都城隍庙而名也，西至庙，东至刑部街，至三里许，大略与灯市同。每月以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较多灯市一日耳。一年一度的灯市，可轰动九城，能与灯市相比的都城隍庙庙会，其盛况可想而知了。初一这天，宛平县的城隍出巡，至都城隍庙相会见。城隍出巡，气势很大，仪仗威严，铜锣开道，肃静回避牌，旌旗伞扇，全份执事。以八人肩舆抬着城隍爷，轿前后有舍身还愿者，扮成判官、鬼卒，或披戴枷锁，扮作罪犯，慢慢跟行。还有各种香会相随，如秧歌、高跷、五虎棍之类，边走边表演，锣鼓喧天，谓之献神，沿途观者如潮。宛平县城隍驾到时，都城隍庙亦以旌旗执事，香会文场相迎。届时几档子甚至数十档子香会相聚一起，各自表演拿手绝技，把走会活动推向了高峰。进庙会后，举行隆重的仪式，上香焚表，祈祷城隍爷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善男信女进香者，不计其数。光绪初年，都城隍庙毁于大火。殿堂皆成废墟，光绪末年，仅修复三间正殿，以便春秋祭享，香火还是很盛，而且有为各种原因而许愿、还愿的。有的人把胳膊肘下边扎穿，拴上提炉来朝拜。有的男孩则把自己身价“降低一等”，穿上红衣红裤，浓施粉黛，梳上两个小抓髻，扮成女孩，一步一拜或三步一拜的来还愿进香。除了每月三天的庙会外，每年农历五月十一还由太常寺官员在此举行祭祀城隍的盛大活动。届时，香客游人络绎不绝，小商贩云集此地，高声叫卖，热闹非凡。白云观坐落在北京西，距西便门仅一里地。素有“天下第一观”之称。其前身为唐开元时所建的天长观，金朝泰和时，更名为太极宫。元太祖时又更名为长春宫，道人丘处机于此主持北方道教。待丘处机辞世后，其弟子清和道士又于宫的东侧建一道观，名为白云，以此地供奉丘处机遗骨，后来长春宫渐渐变成了废墟。白云观占地面积宽广，宫观巍峨，庙前有牌楼，走入山门左钟右鼓，殿有五进，第四进殿为丘祖殿，丘处机像前有一用木疙瘩雕成的大钵，钵外刻有乾隆所题的诗，钵内可容五斗米。据说在清代，只要观里缺粮，道人即可持钵到宫中，皇帝必然要赐钱粮。白云观在每年的正月初一至十九开放庙会，为期十八天半，十九下午关闭庙门。当年人们参加庙会，一般都会沿着宣武门外的护城河西行，过铁桥出便门。沿途有达官显贵的大鞍车、轿子。平民们有骑着临时租赁来的小毛驴的，也有坐牲畜拉着的敞车的。当年，骑驴、坐敞车逛庙是老北京人最大的乐事之一。当年的白云观坐落在西便门西边的一个大土坡上，四外都是圹野。庙会期间，从老远就可以看到一对高大的旗杆，挂着黄龙旗，上面书写着：“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圣号。庙的东侧，摊贩云集，除了卖北京地方风味小吃外，多系售卖应节耍货，如大糖葫芦、风车、空竹、噗噗登儿、红纸片鱼、金银纸的元宝、绒花等。广场的西部是茶棚，有的很讲究。新席起脊，四面镶有红蝙蝠图案的玻璃窗，内设金漆八仙桌数张，铺着洁白的桌布，上面摆了干鲜果品，板凳上罩有绣花套。棚内设火池，可以取暖。还有些串棚唱竹板书，莲花落的，且走且唱，向茶客们要钱。茶棚的西下坡是大车道，辟为跑马场。庙会之日，每天下午有跑车赛马之举。庙会期间，庙内有两项传统的活动，就是摸石猴和打金钱眼，是最为热闹的。香客和人们还没有进山门就要先去摸石猴。原来白云观山门呈拱形，门的内圈系以一弧形石雕为饰，石雕右下方有一石猴浮雕。传说，人们摸了它可以却病、避邪。因此，时间一久，石猴几乎都要被磨平了。进了山门，第一层院子有座石桥，名为：“窝风桥”。据说，早年有个僧人，因与道家斗法，自名“西风和尚”，为取“西风吹散白云飞”之义，在白云观以西建了一庙，名为“西风寺”。于是邱真人即在观内修了一座窝风桥，以破其计。窝风桥下无水，桥洞中危襟端坐一鹤发童颜的道士，闭目合睛，身披极厚的衲衣。在其头前脑后，各悬一硬纸做的大钱，钱孔内挂一铜铃。人们在桥畔换取铜板来打这个“金钱眼”。谓打中者一年诸事顺遂，平安吉利。白云观庙会是结合道教节日的祭祀活动进行的。正月初八是“顺星”，即祭星。这天，香客们朝拜星神，以求一年平安吉庆。星神殿内供着金、木、水、火、土、太阳、太阴、罗侯、计都以及二十八宿等星神像。每尊像前设有牌位，上书干支、属相、年岁。香客们根据自己的属相、年岁，去给自己的“流年照命星”烧香礼拜，敬献香资，还可以求签，以卜吉凶。俗说：“男怕罗侯，女怕计都。”如当年为罗侯、计都星“照命”，均属不吉，必须少出门，少说话，少管闲事，以免招灾惹祸。顺星日，白云观历来有舍大馒头之举。据说，这主要是玉器行、梨园界和其他一些绅商各界诸善信人士出资举办的。因道教全真派主张“三教圆融”，故舍馒头的对象不拘僧道，以出家人为准。只要是道装、僧装，不问真假，均可领到一个约一斤重的大馒头，去早了可以领双份，去晚了则领不到。晚间庙里还有祭星大典，星神殿燃灯108盏，两旁列有二十八宿和七星灯盏。由方丈率全体道士披法衣，鸣钟击鼓，唪诵《玉枢经》。正月初九为玉皇大帝诞辰，白云观照例有祝诞仪式，道士们要诵经礼忏，祝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山门鼎盛，香火绵延，道侣芬芳，道法兴隆。是日玉皇殿香火最盛。有的信善人士印了佛、道两教的善书，连同写有“念诵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如同念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的黄纸条，一并送给香客。正月十三至十七为“灯节”，白云观有夜庙，举行大型灯会，殿外墙壁上高悬纱灯。灯上绘有《封神榜》、《精忠传》、《西游记》等故事，吸引着人们驻足观赏。正月十八夜，有“会神仙”之举。传说正月十九系邱真人生日，十八夜里至十九凌晨，仙人或化作缙绅，或化作乞丐，下界来超度有缘者，遇到神仙者则“延年却病”。是时，有的善男信女争相布施，宿于观中，有的则露宿于星神殿后边的广场上。道士们也都彻夜不眠，静坐于观前的松林或山门前，期待着与神仙结缘。因此，赶档子的饭摊、小吃摊、茶摊、茶棚也多参加“会神仙”，通宵营业，与香客们互道：“您多虔诚”。“宴邱会”也叫“燕九会”，在正月十九上午举行。香客游人摩肩接踵，邱祖殿香火极盛，庙内有盛大法会。庙外四周除有出售各种玩物、小吃的摊贩之外，还有扭秧歌、踩高跷、耍狮子、龙灯、跑旱船的、赛马射箭的、作樗蒲戏的，人们对此称为“耍燕九”。三月初三的蟠桃宫庙会，别有一番情趣。蟠桃宫庙会，北京人也管它叫娘娘宫庙会，这是因为宫内主要是供奉着两位娘娘，每年农历三月初一至初三为庙会期。相传，农历“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生日，是开蟠桃会的日子。曾有这样描述蟠桃宫庙会的盛况：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沿河一带风微起，十丈红尘匠地飏。传说中的西王母原是我国西部一个原始部落的保护神，她有两个法宝，一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丹，二是吃了能延年益寿的仙桃，即蟠桃。神话传说中的嫦娥，就是偷吃了丈夫后羿弄来的西王母仙丹后飞上月宫的。此后，在一些志怪小说中，又把西王母说成是福寿之神。旧时北京求子“拴娃娃”者众多，人们手腕缠红绳，到蟠桃宫东配殿，献上香资后拴住一个殿前摆放的泥娃娃带回家，与子结缘，以求来年添子女。古时以三月第一个巳日为“上巳”，汉代定为节日。《后汉书·礼仪志上》记载：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后又增加了临水宴宾、踏青的内容。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三，后代沿袭，遂成汉族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清代，仕女们多在东便门内的堤柳之阴，走马射箭。实际上这是古代踏青之俗的继续。由于庙会之时正值暮春时节，因此气候宜人，所以在这里能看到各种杂耍，并能品尝到应时的各种小吃。妙峰山位于京西门头沟境内，妙峰山庙会始于明代，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至十八，妙峰山开山半月余。在庙会期间，各地的人们采用各种方式赶往妙峰山，有骑马、骑驴的，坐轿、步行的。但见各条上山的古香道上，人如长龙，好不壮观。到了夜间，只见进香人的灯笼形成了一条条灯光闪烁的河，流光溢彩。各种茶棚善会，沿香道而列，为香客们提供各种义务服务。最热闹的地方，要属妙峰山金顶娘娘庙，虔诚的善男信女们把成捆的高香仍进香池之中。还有背鞍的、滚砖的、镯镣的、插耳箭的、悬灯的。为了表达对老娘娘的一颗虔诚之心，有的自身施虐，有的从山下开始，一步一跪一磕头，直到到达山顶。妙峰山始终以香火和香会之盛著称。沿香道，有文武香会为善男信女们提供服务。文会又称善会，主要负责庙会当中的服务性工作，包括饮、食、住、行等方面的服务，以及为香会提供足够的必要物资。这些文会以“行善”为宗旨，为娘娘庙庙会的顺利举行提供了后勤保障和安全卫生服务。武会又称花会，以表演技艺“酬神”为宗旨。源自于古代的“社火”，是民间技艺的一种表演形式，可以分为“井字里”和“井字外”两种。井字里武会走会的先后顺序是开路、五虎棍、秧歌、中幡、太狮、双石头、石锁、杠子、花坛、吵子、杠箱、天平、太平。井字外的会档种类更多，如太平鼓、龙灯、旱船、跑驴、霸王鞭、流星、假人摔跤、飞刀、舞索、竹马、猪八戒背媳妇等，为妙峰山娘娘庙的庙会注入了很多新奇的元素。吕祖阁是明代所建的庙宇，地处前门与宣武门之间的西半壁街。吕祖阁庙会，就是以进香敬神为主要形式的庙会。这座庙是为纪念吕洞宾而建的，据说吕洞宾乃唐代长安人。由于他两次考取进士都未中，年岁已过花甲，于是便不再求其功名，开始了浪迹天涯的生活。后来吕洞宾得道，成了世传的八仙之一。吕祖阁不大，殿仅两层，庙内供奉着吕洞宾塑像一尊，其像仙态逼真。每月初一、十五开庙两天，香火一直都很旺盛。进香者中有男有女，他们来这里进香多是为了求签或者是求药的。求签的人，希望借签以卜所求之事的吉凶。而求药的人，则大多都是自身或家人久病不愈，想将希望寄托在这里的炉药上。其实，这哪里是药，只不过是香灰而已。北京药王庙出名的有4座，即南北药王庙和东西药王庙。药王庙中供奉的神，有伏羲、神农、黄帝，还有一些朝代的名医，如唐代的韦慈藏、孙思邈以及扁鹊、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等人。由于这些人在庶民百姓中都有一定的威望，因此长期以来得到人民的敬仰，他们的塑像才被请进了庙里，为人们所供奉。在4座药王庙中，以崇文门外的南药王庙为最大，香火也最为旺盛，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开庙两次。此外，农历四月二十八为药王的生日，不仅要开庙，而且还在庙中的戏台上演戏。戏台上有块匾额，上面写有“道济群生”4个大字。据记载，这座庙为明代武清侯李诚铭施舍所建。庙中殿宇宏伟，塑像怪诞，比如伏羲的塑像为麒麟头，龙嘴，龟牙，长毛。神农则被塑成龙脸、牛颊的怪模样，使人望而生畏。庙的后楼，建于康熙年间，登楼便可眺望天坛。庙之内外绿树成荫，长垣一周将整个庙宇围绕，实为宁静之所。每当开庙之日，善男信女须一大早来这里焚香敬神。中午过后，这里又恢复了往常的宁静。来这里进香的人，有的是祈祷药王消灾除病的，有的是药界中人，他们来此是祈求药王赐给他们买卖兴隆，万事亨通。昔日，北京的同仁堂、西鹤年堂、永安堂、乾元堂、东安堂等药铺，每逢初一、十五和腊月三十的晚上，都要派伙计到药王庙进香。同仁堂还经常在农历四月二十八药王生日的这天，在药王庙宴请同界的知名人士，并聘请名角唱戏，热闹非凡。除了南药王庙外，在旧鼓楼大街北口，西绦胡同东口处有座北药王庙，庙内曾存有清代洪承畴碑两通。西药王庙在地安门外，什刹海西，庙中原有碑石一通，到了清代乾隆年间，那碑就只剩下碑座了，碑身早已无影无踪，这是因为碑身上的文字叙述了此庙为明代奸臣魏忠贤所建的缘故。西药王庙地处什刹海滨，沿堤傍柳，鸥波鱼藻，别有一番情趣。此庙同样是每逢初一、十五和药王生日时开庙。坐落在东直门内大街路北的东药王庙，其规模较小，仅有一层殿，因此，北京人呼之为小药王庙。庙内异常清静。这些庙宇，每逢开庙之日，都是以接纳善男信女的香火为主。虽然这些庙宇在开庙之日，也有不少的商贩设摊，但卖的一般都是一些妇女的零用之物而已。花市庙会集中于花市大街之上，从花市大街西口一直延至东口，花市大街路北有两座庙宇，一是火神庙，一是灶君庙。起先，火神庙前每月逢四有庙会，晚清时香火中断，于是庙会就变成了集市。集市上以卖各种绒花、绢花、纸花为主，还有各类鲜花的。土地庙也叫都土地庙，在宣武门外下斜街路西，庙的规模不大，但庙会的规模不小。只有座北朝南的三间正殿和几间配殿以及一些附属用房，山门向东。下斜街过去叫土地庙斜街，再早叫槐树斜街。每月逢三有庙市，以商业活动为主。《光绪顺天府志》记载：都土地庙在土地庙斜街，旧为老君堂，明万历四十三年重修，有明神宗御制碑。每旬之三有庙市，游人杂沓，与护国、隆福两寺并称胜。护国寺、隆福寺是北京名刹，号称“东西二庙”，庙会十分热闹，能与二寺“并称胜”，足见土地庙庙会在当时是很繁盛的。土地庙地方很小，商贩货摊和文艺演出场地多在庙的四周，春秋旺季摊位可摆到广安门大街上。各庙会既有共同之处，但因环境等多种因素不同，又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土地庙地处南城之西，其周围居住的多是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往西不远出广安门就是农村，以种蔬菜为主。往南出右安门数里，即著名的花乡，丰台十八村。丰台的鲜花早已誉满京师，这一带农民家家种花，以此为业。早年春天到丰台去观赏牡丹、芍药者途中络绎不绝，花间人头攒动，盛极一时。清初人潘荣陛著《帝京岁时纪胜》：“京都花木之盛，惟丰台芍药甲于天下。……今右安门外十里草桥，唐时有万福寺，寺废而桥存，明天启间，建碧霞元君庙其北，土近泉宜花，居人以种花为业。”土地庙周围多是普通城市劳动人民和菜农、花农，为适应这种情况，在土地庙庙会上，很少看到珍宝翠钻、文玩字画等有钱人喜好东西。而多是一般市民使用的日用器皿，锅碗瓢盆，藤竹木制家具，中小农具，种籽秧苗，手工业工人使用的工具，原料等。在庙会上既可买又可卖，既有零售，又有批发，经营方式极为灵活。土地庙与花乡是毗邻，因此土地庙庙会上的鲜花，远胜其他各庙会。每届庙会期丰台十八村的花农，用大车拉，用担子挑，把鲜花送到庙会上摆摊出售。花的种类很多，有美化庭院的玉兰、海棠、石榴、丁香等大型花木，供盆栽的木本有茉莉、绣球、玫瑰、月季等，草本就多的无法计数。供赏叶的有文竹、橡皮树等，供赏果的有金桔、佛手等。整棵花木之外，也有供插瓶、簪鬓的切花。应时上市，一年四季不断。冬天卖鲜花，都装在特制的大荆条筐里，筐有盖，内壁糊上厚厚的一层绵纸，三九天，筐上还盖上棉被。土地庙庙会鲜花摊的盛况，鲜花的品种又多又鲜，而且还不乏一些的奇花异草。《六街花事》记载：丰台种花人，都中目为花儿匠。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以车载杂草至槐树斜街市之。桃有白者，梨有红者，杏有千叶者，索价恒浮十倍，日昳则虽不得善价亦售矣。桃花本来是红的，梨花本来是白的，能培植出白桃花红梨花这样珍品异种，当然就“索价恒浮十倍”了，物以稀为贵嘛！即使是这样的奇花，在天晚了也不得降价出手。花农们心里清楚，等花谢了就更没人买了。品种很多，姹紫嫣红，五彩缤纷，非常招人喜爱，买花的人很多。元代张宪玉世事笥集大都即事诗，有“小海春如画，斜街晓卖花”之句。清代康熙时诗人查慎行就住在槐树斜街，与土地庙很近，不但逛过土地庙，还买过花。一次诗人买了两盆梅花和水仙，而且对这两盆花很喜爱，特别作了两首七言绝句来纪念这个事情。土地庙的庙会上还有一种商品特别多，这就是鸡毛掸子。旧时，老百姓用它们打扫卫生，还是室内不可缺少的摆设。尤其是春节前，鸡毛掸子是各家各户不可缺少的工具。在土地庙庙会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商贩摆摊的位置一般大致是这样的，在庙里院内，多是花素布匹、日用小百货、针头线脑、木梳发网、鞋里鞋面和花样子等。山门外以南以北是鲜花摊，街对面是卖锅、碗、瓢、盆、笸箩、簸箕和鸡毛掸子。下斜街南口及广安门大街西侧是卖小农具以及棚铺搭棚、扎花障用的各种规格的芦席、芦苇、粗细竹竿、麻绳、弯针等，有供笼屉铺制作笼屉用的小片圆形芦席、柳木箩圈料、籐条等，有供纸扎铺用的秫秸杆等，还有供人们日常生产需要用的镐把、锹把、扁担、荆筐等。庙西的空地上，则是进行文艺活动的场地，拉洋片的、耍傀儡子的、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变戏法的，也颇为热闹。白塔寺在北京阜成门内大街路北。白塔寺是因白塔而得名的寺院，这座白塔坐落在阜成门内大街，始建于元代，原名大圣寿万安寺。1457年奉敕重建，赐额妙应寺，因此塔通体皆白，因而人们常又称之为白塔寺。白塔寺庙会形成于清末，由于当时政局的不稳定，寺内的香火一直都不旺，为了生计，寺里的僧人开始出租部分寺产，由于租赁者行业五花八门，三百六十行会聚于此，使得白塔寺这块风水宝地逐渐成为了京城的闹市。庙会初期为农历每月逢五、逢六开市，后来改为逢三、四、五、六开市，就这样，庙会由每月的6天，增加到了每月的12天。庙会期间，寺庙的山门前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住在郊区的人们早早地就来到这里，为的是占据一个好的摊位，出售自己的家禽和农副产品。北京风味传统小吃的摊位更是一个挨着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卖年糕的、卖豆汁的、卖油茶的，叫卖声不绝于耳。阵阵香味扑鼻而来，叫人食欲大开。庙内头院东侧，有卖山货的、卖针头线脑的，还有卖小百货、布匹成衣的。但最受人们欢迎的是当时的一种木碗。据记载：白塔寺的木碗花草，土地庙的木器、竹器皆属特有。庙会西侧南半段以食品摊为主，北半段和塔院地方宽敞，是搭台唱戏的最佳场所，曾经有许多民间艺人在此说书唱戏。张秀峰唱的滑稽大鼓《刘公案》、阿阔群说的评书《小五义》、杨树林唱的乐亭大鼓《杨家将》、《呼家将》，都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颇能叫座。此外，还有些佚名艺人在此拉洋片、表演双簧、说相声，更为热闹的庙会增加了不少色彩。塔院内的地方不大，虽然也有些买卖东西的小摊位，但这里几乎成了医卜星相之流人物活动的天下，这些人打扮得非僧非道，却招引了不少人们的驻足观看，一些善男信女来到这里，占卜未来，祈祷好运。塔院的北墙外是鸟市。这里卖的主要有鸽子、鹌鹑、狗等家禽和家畜。鸟笼子的品种很多，样式也讲究，好像摆放整齐的一件件工艺品。秋天，大量的蛐蛐、蝈蝈等秋虫纷纷上市，蛐蛐罐又成了抢手的商品。一般的蛐蛐罐不上釉，呈圆形，上品以澄泥制成，盖上有花纹，很是精致。这些东西不但有它的实用性，而且由于制作讲究，工艺复杂，很多都已成为精美的艺术品。护国寺位于北京西城西四牌楼之北，护国寺街西口内路北。护国寺原叫崇国寺，最早是元代丞相脱克脱的故宅，寺内曾有脱克脱夫妇的塑像和舍利塔两座。每月逢七、八日便是庙会。庙会上的摊，名目繁多，有绸缎、布匹、衣饰、瓷器、古玩字画、扇子、炊具、医药、食品、花木、测字算卦、卖艺、杂耍等。清代，护国寺庙会相当兴盛，据说这是因为北京清代居民结构一向有“西贵”之说，也就是多数旗人宅门在西城。所以，他们的日用所需，多取于庙会。后来，护国寺庙会也日趋衰落，而东城的隆福寺便更加兴盛了。护国寺庙会上货摊多，货物齐，在这里不仅买货，还可以听听相声，看看杂耍，吃、穿、用、玩应有尽有。护国寺庙会上的玉器摊很盛。北京是数代帝都，很多技艺高超的工匠都集中在北京，使得北京成为玉器的产地，庙会期间，达官显贵多爱逛玉器摊。饽饽铺和扇子铺在庙会上也是个大行业。老北京人曾将糕点俗称为饽饽，回民也将糕点称为饽饽铺。扇子有便宜的蒲扇，中档的羽毛扇，高档的折扇和团扇。有的折扇和团扇上不仅雕花刻纹，还镶嵌珠宝玉石，扇面上有画师作画，大家题字，往往一把扇子就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隆福寺坐落在东四北大街西，隆福寺庙始建于1425年的明代，清雍正元年重修。殿内穹窿上的藻井，属于明、清两代建筑中最精美、最巧妙的孤例。隆福寺曾是朝廷的香火院之一，所以一建成便香火很旺，成为京师著名的大庙会，向有“诸市之冠”的称呼。据《大清一统志》载：隆福寺，逢每月之九、十有庙市，百货骈阗，古玩字画，风味小吃，花鸟鱼虫，为诸市之冠。清代，农历每月逢一、二、九、十开庙，每月开庙是12天或13天。每逢庙期，人流如海，士女云集。上至在附近王府居住的贵族、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人，下至贫苦市民和近郊农民都不约而同地到此赶庙。在庙会上，人们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品，吃到各种北京地方风味小吃，还可以观看北京的民间戏曲。据清代《北京竹枝词》说，全盛时期“一日能消百万钱”。清嘉庆时期的《草珠一串》记载：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销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说明当时隆福寺庙会繁荣的光景。而真正的繁荣是在清末时期，1901年隆福寺庙宇毁于火。庙中的喇嘛将地皮按块租给摊商，收取地皮费，名为香钱。那时，庙会已改为逢每月一、二、九、十开市。这个处在内城中心区，居民密集，最大的隆福寺庙会与西城护国寺庙会东西对应，被称为东庙与西庙，形成城区两大杂品市场。经营品种上至绸缎布匹，下至花鸟鱼虫，无所不有，当然小吃品种更是遍布庙会各个角落。但多数小吃摊商，还是集中在庙会西侧，这里有残存西配殿，一些卖茶汤、油炒面、豆汁、杏仁茶等流食的小坐商在此还设有座位。可别小看这些小坐商、摊商、推车和担担者，其中不乏精工细致，饶有风味品种。如扒糕、灌肠、炸丸子、羊霜肠、爆羊肚、驴打滚、吊炉烧饼、馄饨等，实属上乘的佳品，不少人们会特意到庙会吃上一盘豌豆黄、灌肠，以饱口福。隆福寺庙会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它包括庙内的各种商摊，庙前正对山门的神路街，庙门左右的东西隆福寺街，神路街南口前的猪市大街。庙内商摊可分为三路。由正门进去的中路上有卖布匹、丝绸的摊子，卖古玩的摊子和各种杂耍卖艺的场子，还有卖茶汤、豆汁、扒糕、灌肠和馄饨等的小吃摊。庙内的东西路以卖杂货的摊子为主，其中最具艺术特点的是卖身穿戏装人物造像的摊子。在庙外的街上，也是商摊云集。在神路街西侧，以及出南口向右拐的猪市大街上是卖鸟的，向左拐的猪市大街上，有不少专卖历代遗物的旧货摊。在隆福寺街上，其东以卖鲜花和古书的为多，西边则有卖茶的茶馆。在旧京城的众多庙会中，唯有厂甸的庙会，不以庙为名，每年只在春节才有一次，却是规模最大、京味最浓、最闻名遐迩和脍炙人口的。历史上的厂甸庙会北起和平门，南抵梁家园，西到南北柳巷，东至延寿寺街。以新华街、海王村、火神庙、吕祖祠为核心地带，又以“厂东门”即琉璃厂东街为主。元代朝廷在此设窑烧制琉璃瓦，故名琉璃厂厂甸。一般的庙会大都是以庙宇的名称命名，厂甸庙会的庙宇有三座，即火神庙、吕祖祠和土地祠，这三座庙宇都是明朝建造，由于这三座庙宇相距很近，而且都在农历正月，佛事兴盛，人群和商贩摊位连在了一起，所以称为厂甸庙会。由于厂甸庙会离中心最近，是京城各阶层男女老幼农历新年争相光顾的场所。据乾隆年间的《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每于正月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光绪年间《厂甸记》中说：平时空旷，人迹罕至；至正月则倾城士女、如荼如云、车载手挽，络绎于途。厂甸庙会的兴起，是在清乾隆年间，后始终兴盛。早年，厂甸庙会是有宗教活动的，香火很盛，烧香祈福，求签问卜的善男信女们和化缘求布施的道士们都云集此处。上元节时，庙内还有喷着火焰的火判，供人观赏。厂甸庙会一直是以展销文玩、书画称著的贸易集市，琉璃厂一带的古玩商，生意特别兴隆。由于清政权覆亡后，八旗王公及官宦世家的公子哥儿们，常常将所珍藏的古玩拿出来，卖给这里的古玩铺。而一些新贵和财东为了附庸风雅，也常购买一些古玩字画。因此给厂甸的古玩行业创造了发财的好机会，使之呈现畸形繁华。后来，一到庙会期间，人们就高搭席棚，广陈名人字画、书帖、金石、珠宝玉器、雕漆珐琅、象牙雕刻、陶瓷、古铜以及仿古工艺品，满目琳琅，美不胜收。庙会期间，人们会在平地上开辟一片作为茶社，经营者在平地上用杉搞、木板搭起三尺高的平台，四周按上现成的红、绿油漆的木栏杆。台上设高桌，上铺白布，入口处有踏步三四阶可登。卖茶的伙计立在栏杆边，大声地向下面拥挤的游人招呼生意。茶社四周，有北京地方风味小吃，如年糕、炸糕、元宵、茶汤、油茶、豆汁、灌肠、面茶、豆腐脑、炒肝、馄饨等，生意十分兴隆。厂甸庙会还以卖应节儿童吃食玩物而闻名，厂甸和各大庙会通见的一些耍货，如琉璃喇叭、扑扑登儿、大风车、大糖葫芦等，早就流行于市了。厂甸是儿童玩具的浩瀚海洋，杂陈两道的摊子上摆满了形形色色的耍货，如空竹、地轴儿、江米人、吹糖人、泥人、泥模子、猴戏、鬃人、手推蝴蝶车、大鞍车、铁皮罐头盒做成的鸡啄米、竹木刀枪、鬼脸、戏剧花脸、胡子、小泥鸟登枝、纸蝴蝶、九连环、竹蛇、彩绘蛋壳、蜡鸭子、蜡金鱼、蜡瓜果、玻璃葡萄、玻璃瓜果梨桃、各种料器飞禽走兽、布娃、布老虎、西洋景、转花筒、氢气球、金鱼缸、袖箭、弹弓、高粱秆或砖料做的楼台殿阁，以及各种花炮、灯笼，应有尽有。江米人是面塑的一种，用小麦粉、糯米粉混合揉成面团，在面团中掺入各色颜料将面团揉匀，捏制而成的一种色彩绚丽、艺术造型多样的艺术品，主要用作祭祀、观赏、娱乐之用。每逢年节，大大小小的庙会、集市上，总少不了艺人们捏制江米人的身影。他们用粗糙、满是老茧的双手，瞬间创造出了生动逼真、神采飞扬的各种神话人物、祥瑞动物形象。据说，在远古时期，地处黄河流域的鲁西南灾祸连年，人们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便集会举行祭天敬祖仪式，同时杀猪、牛、羊等牲畜作为供品。后来，人们祭天敬祖不再用猪牛等牲畜，而改用面捏制、蒸制而成的猪牛等形象，后来供品中又增加了瓜果、蔬菜等各种样式的蒸馍。为求逼真的效果，还在供品表面涂各种颜色。后来，艺人们直接在和好的面团里揉入颜料，制成各种彩色面团，然后进行捏塑，捏制的形象也由最早的猪牛羊等动物，扩展到神话人物、历史人物、传说故事、祥禽瑞兽等各种题材。北京鬃人始创于清朝末年，是受皮影戏和京剧影响而产生的，人物造型的身高一般约9厘米至16厘米，设计巧妙、制作精细。数个鬃人组成一组戏剧人物，按京戏中的生、旦、净、末、丑，放置于铜盘中，只要轻轻敲打铜盘的边，靠猪鬃的弹力，盘中的人物便会舞动起来，再配上京剧的唱腔，就如同真人在舞台上演出，展现了古典文学和戏曲艺术的魅力。所以，老北京人也称它为“铜盘人”或“盘中好戏”。或者干脆叫它“铜茶盘子戏”。在周围的小胡同里，还买卖有各种风筝，有两三丈长的大蜈蚣，大龙井鱼、大花蝴蝶、大沙雁、黑锅底、瘦腿子等，均做工精细，色泽鲜艳，挂满墙壁，任人选购。摘选自​更多相关阅读《繁花》里阿宝炒的股票是如何在上海起步的《翻身》《大地》与当代美国汉学

在2011年之前，人们除非读到樊樊山的《〈丹青诀〉电影歌》，否则很难知道齐白石有伊藤为雄这样一位日本友人。但2011年，齐白石写给伊藤为雄的六十余封书信，出现在嘉德拍卖公司和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的秋季拍卖会上，书信中透露出的信息，让我们认识了伊藤为雄其人，也藉以了解齐白石向日本售画的情景。齐白石作品真正遇到知音，是从1922年在日本参加第二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开始的。此后他的画作风行日本，被大量收藏，但是通过何种途径、何人中介，一直不太清楚，《白石老人自传》中也基本没有道及。现在来看，伊藤为雄就是一位重要的中间人。伊藤为雄是横滨正金银行在中国分行的职员，先后在北京、大连、烟台分行任职。他既是齐白石绘画的爱好者、收藏者，又经常介绍日本人来购买白石画作。他还帮助齐白石办理一些生活中的琐事，被白石视为忘年的朋友。​1934年齐白石题赠伊藤为雄照片，2011年嘉德秋拍民国二十三年（甲戌，1934），伊藤为雄从北平调任大连，齐白石题赠照片为别，说：“伊藤仁弟乃余画事知己也，今欲之大连，来借山馆作别。余与相往还十又四年矣，赠此伤如之何。甲戌七月，小兄白石璜。”流露出深深的惜别之情。由此上溯十四年，是民国十年（1921），那时齐白石尚未在日本得名。最后的通信有民国二十七年（1938）9月的，二人交往至少持续了十八年。齐白石和伊藤为雄两人经常互相拜访，齐白石画好了画，会亲自给伊藤送过去，新年的时候去贺年，并赠送家乡特产的麻菌。伊藤则为白石做了很多杂事，如帮他在正金银行办理存取款业务，为胡宝珠生产代请接生者，代买刀、木履、日本产“巧锁”，有应酬时为他陪客或拒客，等等。艺事方面，齐白石几次向伊藤赠画，如赠端节图、赠画牛，又直言不讳地为伊藤鉴定所买古今字画。如曾鉴定一画册，说：“白石今年七十又一矣，经看古人之画，不计几千万纸，若论真本，万中无一。承问此册，伪本中之最丑者。”白石七十一岁，是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惟所看画册不知是谁的作品。又曾看八大一画：“八大山人之画，未必真，若价廉，留之可矣，较他伪本可观也。”还曾鉴定吴昌硕和陈半丁两位同时人的作品，结果有真有假：“老缶之画，当作真看”，“承送来芙蓉画一幅，伪本也。不能应命，请使人取归。若有半丁真迹，余补添虫子可矣”。齐白石鉴古之论不多见，此寥寥数语，弥足珍贵。齐白石也为伊藤鉴定自己的作品：“二画，皆非余画也。吾弟喜在琉璃厂收买画件，谚云，图贱买老牛。牛虽老，不能耕田，还是一牛，喜买假画，画假，一文不值矣。”末书“伊藤仁弟鉴言”，可谓语重心长了。齐白石致伊藤为雄的信，更多内容涉及画作交易。伊藤向齐白石订购了大量画作，其中一些题写上款，应是自己收藏的，不题款的也许拿去转卖。从信中看，伊藤订画，动辄五六张、十几张，有一次多达二十二张。他致送的画润，多的一笔有一百九十二元。可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伊藤为雄是齐白石画作重要的买家。1967年，日本求龙堂出版杉村勇造所编《画人·齐白石》，内收画作有多幅题写“伊藤先生”上款，当即伊藤为雄所藏。​1925年齐白石为伊藤为雄作《岱庙图》,

偶然注意到最近几种电视节目中，出现了寒春、阳早夫妇的影像。作为1949年之前来华并赴解放区支援中国革命的美国人，寒春、阳早夫妇的生平履历——尤其是寒春的履历中——出现过当年美国政府实施的“曼哈顿计划”，此外，还出现过费米、杨振宁等与寒春离开美国之前有过交集的人物的名字。其实一直到现在，对于寒春（Jo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