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中华民族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在纽约出版。胡适评它为“西方语言最优秀的中国史著”。作者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中文名叫富路德。传教士的家族背景造就了他，相信也是个交织着复杂思绪和情感的包袱。

　　
美国的汉学起步比欧洲较晚，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真正开始，但1943年纽约出版了一部《中华民族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马上赞誉如潮。此书把中国史置于世界史的语境中，特别关注中外物质与文化的交流，胡适评它为“西方语言最优秀的中国史著”，杨联陞亦认为，在西方对中国的综合论述中，它是非常出色的一种，出版后即被译成多国语言。
　　
这70多年来世界历经剧变，中国曾天翻地覆，学术风尚亦几度转向，此书1951、1959、1969版有些修订，从最初的260页增至295页，当代史一章有较多改动，但最后一次重印是2007年，现在虽然已经不再当教科书用了，仍有电子版销售，可谓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足见作者一开始便能够去芜存菁，心平气和地审视中国历史与文化。
　　
此书的作者全名是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中文名是富路德。姓富，是因他父亲叫富善（Chauncey Goodrich 1836—1925），清末到中国传教时，姓Goodrich直译成了富善。
　　
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艾朗诺在80年代到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书，是接替富路德一位远房亲戚的位子，欧美人习惯一个家族姓名传代反复使用，他也叫Chauncey Goodrich，同事白先勇笑着告诉我，这位温文儒雅的老先生人如其名，又good又rich。
　　
富路德为人相信很低调，没听过他有轶事在汉学界流传，我也不认识他，对他的家世倒相当清楚，因为他有一位住在圣塔巴巴拉的侄女多萝西娅·科里尔（Dorothea Smith Coryell），晚年写了两本书:一本只有打字稿，叫《中国爱的呼唤》（Love’s Call to China：The Story of my Grandmother, Sara Clapp Goodrich），讲她的外婆，即富路德的母亲，复印了一本给我;另一本讲她自己和家人在中国的生活，叫《小老鼠人在中国》（Small Mouse Person in China），排印了送亲友，因她年轻时在北京常表演一段“小老鼠上灯台”的舞蹈，被邻里孩子称为“小老鼠人”。

§富路德的祖先是17世纪初在英国受宗教迫害，乘“五月花号”帆船移居美洲的，算是开国望族之一，但世代在麻州西部务农，并不富有；像美国东北一般主流人家，属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公理会在基督新教中是比较温和开明的宗派，每个地方的会众自组教会，自行表决教条和崇拜仪式，以民主方式推选领导及聘任牧师；特别热心办教育，哈佛耶鲁以及在麻州西部的威廉斯学院等都是公理会教会创办的。
　　
富善受了虔诚的母亲的影响，从小立志做传教士，中学毕业做了四年小学教师攒够钱上威廉斯学院,以优异成绩获得学位后，相继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及麻省安道弗学院深造。29岁得公理会支持，带了新婚妻子前往中国，到达不久遇上华北大饥荒，就和几位教士一边赈灾一边传道,同时在教会学院教书，又在通州设立了个公理会神学院。他平时穿中国长袍，因有语言天赋，又特别勤奋，公认是传教士中北京话讲得最好的人，撰有《中英袖珍字典》和《官话特性研究》。
　　
富善信里说他用一本八种语言平行的大《圣经》。美国较好的中学都教授时髦的法文以及拉丁文，因拉丁文是西方的“文言文”，而法文是个外交通用语言。他在大学里肯定修了19世纪的学术语言德文，也许也选过梵文，因梵文被视为印欧语系的老祖宗,若对比较宗教有兴趣，想研究印度教或佛教的话，更要修梵文。他上神学院须修希伯来文、阿拉米语和古希腊文，因基督教《圣经》本来是用这些语言写的。那时《圣经》已有各种中译本，包括数种方言，1981年各宗派感到应有一本大家可共用的语体文版本，富善受过顶尖的语言训练，官话又讲得好，便被推举和著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与《官话课本》的长老会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 1836—1908）一起负责主持此项浩大工程。《和合本新旧约全书》1919年终于出版，正好赶上白话文运动，对推动白话文很有贡献。

《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经25年努力接近完成时，翻译修订小组约1919年摄于北京，后中为富路德的父亲富善。 本文旧图片均由富路德外甥孙女Judy Boyd提供　　

富路德的母亲莎拉（Sara）是美国中部威斯康星州一位公理会牧师的女儿，她的一个姐姐当过教员，婚后就专心顾家了；还有一个姐姐中学毕业就结了婚。莎拉则到石渡口女子学院（Rockford Seminary for Women,是Rockford University的前身）读大学，不想结婚，梦想周游欧洲各国，快毕业时听闻教会需要一位单身女士到中国张家口向妇孺传教，感到自己蒙了“呼唤”，求上帝给她一个征兆证实。后来办社会福利而获诺贝尔奖的简·亚当斯（JaneAddams，1860—1935）曾同在此校读书。一次有个同学不小心把化学品溅在身上着了火，她们两人都在场。亚当斯手足无措，莎拉则马上抓了床被把同学裹住灭了火，过后庆幸自己有能力随机应变，深信这就是上帝给她的征兆。家庭富有的亚当斯本来看不起这所学校，一心想到东部的史密斯学院念医科，无奈父亲不准，经此事也作了反省，检讨自己精神涣散，应该在任何环境下都须正视现实努力上进。1923年，60多岁的亚当斯环球讲演到了北京时，两位老同学终于有机会重聚。
　　
莎拉去中国的决定遭到父母反对，母亲不放心她一个单身女子到没有西方医疗设备的地方居住，父亲则觉得她生性爱交际，不宜到偏远地区，并且相信《圣经》里《启示录》的预言——世界末日——快应验了，不必多此一举。她说服父母的信上说：
　　
“你们反对的理由都在我预料之中。依我收自张家口的信看，那里的人是很可亲的。父亲说我爱与人交往，怕我找不到谈得来的朋友，那么我应该打听在那边服务的传教士究竟有什么人，是否会和他们合得来。如果我去的原因是我在此交不到朋友，郁郁不乐，我到那边也必定郁郁不乐。其实我在这里很快乐……父亲信上说耶稣就要来，不用传教了，我读了不禁失笑。他若有机会和我一起听课，就会知道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就不会把这当为藉口……也许你们不相信我宁愿单身到这异教（heathen）国度。事实上我生性不爱依赖别人，爱独立。男人一般都不喜欢有自己想法的女子，不喜欢受妻子挑战，而要妻子全然信他，才感到自己是大男人；最喜欢女子需要他呵护，以他为主，而不喜欢辩驳他的——除非他乐意让妻子带头，依赖她，以她为荣，这种情形很稀罕，我在这镇上只见过一例……我并不讨厌男人，有些男人我很敬佩，但从不觉得有任何一个与他共同生活会特别快乐的。我坚信上帝造我这样子是有旨意的。”
　　
Heathen常被译为“异教”，其实和现在“邪教”这字眼比较相近，有很重的贬义。莎拉的姐妹说她们最看不惯一些传教士的寒伧相，莎拉就应允她们在中国每晚必定把头发用夹子卷起，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
　　
莎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意念到了中国很快便受挫。来自美国中部小镇的她，不习惯中国街道的喧嚣，到处都是各种不可名状的气味；出门常有一大群乞丐跟着她呼叫：“洋鬼子！洋鬼子！”买东西时须讨价还价，生恐被骗；而中国妇女在教堂里唱圣诗居然是大声喊的，对传教士的一切非常好奇，问她为什么她的头发是卷的，穿什么内衣，把她当为异类，不留心听她传递的信息。中国人让她赞赏的，唯有尊老的态度和穿的绫罗绸缎。令她感到安慰的是自己凭借有限的医药知识治疗了几个中国孩子的小病痛。另外，北京使节人员入时的装束却让她羡慕不已。
　　
我们读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外传记，往往惊骇于当时的人动不动便夭折或早逝——医学没有现在这么昌明，青霉素和抗生素尚未发明，人口密度却已经很稠密了，时疫常卷席而过，妇女死于流产或产褥病更是稀松平常。1879年秋，43岁的富善和刚到达中国的24岁的莎拉相遇时，已经死了两个妻子。莎拉很漂亮，富善一见钟情，称她为“公主”，说因莎拉在希伯来文中是公主的意思。他数月间藉故从通州到了张家口数趟，第二年春便在长城上向她求婚。她犹豫了三天答应了，写信给挚友辩白：“你听到消息没有？我要结婚了。我本来没有这念头，然而实在情不自禁……他那么善良、聪明，而且那么爱我……一个众人尊崇的男士，比我年纪大……生命充满挫折，害他头发胡须都白了，像个诗人，但也很实际……我不要你以为我是为结婚而结婚的。”
　　
莎拉婚后虽然多病，却加紧学中文，路过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和中国人同吃同住让她很惭愧，夫妇俩招待了两位受过高深教育的瑞典人，辞行时富善对客人说：“你们转身招待别的传教士便算谢了我们，机会多得很。”客人说：“我们不会有自己的家的，到了一个地方，有中国人信基督，便到别的地方去。”莎拉说：“可是信基督只是个开始，教他们怎样做基督徒是个缓慢但更重要的任务。”他们回答：“那要中国人自己去摸索了。”莎拉以前讨厌《圣经》说人必须“温柔谦卑”，现醒悟基督徒除了必须坚强外，还需要温柔，学基督宽恕人。通州的中国信徒发起了个反缠脚的会，推选莎拉为会长，这很激励她，对中国人的尊重与日俱增。那时北京城里早已经有公理会教士办的贝满女中，她在通州办了一所富善女子学校。
　　
历经数次流产，莎拉婚后7年终于产了个男孩，但婴儿不到一岁便因痢疾夭折。次年生了个女儿，名为葛丽丝（GraceGoodrichSmith），再生了个后来因糖尿病未成年早逝的女儿，富路德是老四。

葛丽丝出生后，莎拉乳房肿痛不能喂奶，有个叫爱新觉罗全耀东的旗人，是富善最早说服的信徒之一，说他的妻子也生了个孩子，奶很多，足够两个婴儿吃，葛丽丝便吃全耀东太太的奶。莎拉自此视全耀东一家如自己人。富路德1923年在北京举行婚礼时，花童是两个外甥女，穿起小礼服捧戒指的就是全耀东的孙子。

§庚子年，富路德还不到6岁，义和团打到通州来了。富路德晚年向多萝西娅回忆说：
　　
“春天就听闻山东动乱。不久成千的拳民在通州郊外聚集，我们听到团练的声音，有时可以见到他们。有一天我那个十一岁非常爱动物的姐姐葛丽丝，到父亲教书的华北学院途中碰到一位拳民使劲地鞭打一匹马，便训斥他。他大概看到这位黄发小孩说道地的中国话很惊讶，没什么反应。通州的传教士决定到北京避难，请求驻扎在美国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护行，得不到回应。北京公理会的梅子明（WilliamS.Ament）牧师毅然私自找了十五辆骡车，在通州又加了五辆，带我们踏上运皇粮的路奔往北京。母亲仍巴望海军陆战队来救援，饭桌上留了一大盘父亲种的新鲜草莓给他们。
　　
“我们在北京的卫理会教堂住了数天，东交民巷使馆区不远，在这叫‘半围困’时期，照顾我的女仆正帮我穿衣服，和我一起玩惯的通州小朋友Donald Tewksbury突然哭着跑来说：‘快跟我到城墙上看，我们在通州的房子和学校被火烧了！’卫理会教堂沿北京内城城墙而筑，我们爬上去看火烧。我虽小，但也明白这意味什么：就是我父母亲和其他人多年辛苦向美国朋友募款所营造的建筑物、积累的书籍以及其他珍惜物件都付之一炬了。
　　
“外务府派人来说可护送所有的外国人安全到天津，但中国信徒必须留下，意思要我们遗弃跟随我们逃难的男女老少。我多年后才领会母亲和其他传教士那时心灵的挣扎，这些他们远渡重洋来教导和帮助的人，怎忍心让他们落到拳民的手里？听见德国公使被中国士兵杀害，大家便感到官方的话不可信，议决让中国信徒和我们一起存亡，结果一同渡过艰难的58天。
　　
“有一枚能量耗尽了的子弹射到我耳朵上，但仍然烫手，我捧了跑去给母亲看，她紧紧地拥抱我。
　　
“父亲在使馆区里的责任之一是监督屠杀牲口供应肉食，主要是骡和马。幸亏马不少，因为各国的使馆人员都喜欢骑马，并且常举行障碍赛马会。使馆区被围困前有个赛马会刚结束，许多马被领入使馆区内，大多是蒙古小马。父亲有一次带我坐在他膝盖上看，一只只英俊的牲口被领上去让一位士兵用枪击毙。此后我吃马肉便觉得索然无味，即使拌有咖喱和米饭。
　　
“时而子弹纷飞，大人喊我们小孩躲进礼堂，但里面的妈妈们正在扫地，急着继续缝沙袋，吆喝我们出去。我们跑来跑去，累了便到有草席掩护的沟里玩。
　　
“记得突围后母亲和一位来救我们的美国兵聊起来，发现他居然来自她的家乡。又记得看见一位俄国兵见对岸有个中国农民，拿起枪瞄准了把那无辜的人射毙。我若还不懂战争是什么一回事，此刻明白了。
　　
“当初美国公使见教士们带了一群中国信徒进使馆区时，生气地说：‘这些中国人怎么办？带进来和我们一起饿死吗？’但也亏有这些中国信徒帮忙缝沙袋，搬砖头，使馆区才得以抵御了拳民的围攻。”
　　
各国派来的救援兵进了城到处抢劫。富善一家乘船到天津，再渡海到日本，然后到美国住了3年，回到通州时，教堂和学校已得庚子赔款重建。没有被杀害的中国信徒住在一条叫复兴庄的地方。次年富善被聘为协和神学院的院长，他们便搬到北京城去，此校即燕京大学神学院的前身。
　　
在北京，莎拉这“过来人”成了许多年轻传教士倾吐心事的长者，热衷于反缠足与禁鸦片运动，领外交界妇女赞助红十字会，筹办养老院，还和一位笃信佛教的王太太合作，募款建筑亭子给人力车夫避风雨，也曾说服梅兰芳为此义演。
　　

§富路德的大姐葛丽丝比他大5岁，到美国读完大学后回北京，以中国为家。此时用美方庚子赔款余钱创建的清华大学已成立，她嫁了个年纪比她大、到清华教书的美国人ErnestK.Smith，在清华园和赵元任太太杨步伟相熟。丈夫1926年转到燕大教书，她也在燕大教声乐，搬到燕南园与洪业家为邻。1941年美日开战时她恰好在美国探望读大学的子女，便参与“美国之音”汉语广播的项目，自此再没有机会回中国。葛丽丝的长女，即富路德的外甥女——多萝西娅到美国读大学后回北京在燕大教舞蹈，试图把传统武术的姿态和京戏里的台步融进现代舞，也曾把赵元任替徐志摩的诗配了乐的《海韵》编成现代舞。她的丈夫韩蔚尔（NormanHanwell）常有文章在欧美各大报发表，评论中国情势，为躲避日军耳目，把稿件拿到美国使馆随同外交文件寄出去，有时用DavidWeile这笔名发表。他和在燕大教新闻的斯诺（EdgarSnow）同出入红区，两人的文章被人匿名译成中文，1937年上海丁丑编译社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为题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49年重刊，书名改为《美国记者中国红区印象记》。现在国内许多人知道写《西行漫记》的斯诺这个人，早逝的韩蔚尔很少被提及了。

多萝西娅把武术与京剧的姿势融入现代舞，约1939年摄。

　　
美日开战前夕，美日关系已很恶劣，美国国务院一再催促侨民归国；燕大英籍教授林迈可（Michael Lindsay)是韩蔚尔的好友，妻子李效黎也是多萝西娅的学生，劝多萝西娅这年轻寡妇跟他们一起走，经红区到后方；然而她不忍心抛下不肯离开北京的年迈父亲，结果她和父亲一起被送入集中营，半年后遣返美国。
　　
葛丽丝的次女珍妮特（Janet）通过中文考试在燕大读了一年才去哈佛，后来对燕大校友会很热心，80年代读到《洪业传》和我联络上，告诉我洪业的长女向她披露孩提时怎受母亲虐待，于是商务印书馆2013再版《洪业传》时，我附录了一篇 “洪家三代女人的悲剧”；我也因而和她住在圣塔巴巴拉城的姐姐多萝西娅相熟，承蒙她送回忆录，对这不寻常的家族有些了解。有趣的是爱新觉罗全耀东亦有后人在此临海小城定居，曾外孙女张美玫提供给我不少资料。她指出抗日时她的姥爷全绍文——全耀东的儿子，担任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特别助理，日本人盯上了斯诺，全绍文曾保护过他，《西行漫记》中曾提及，可惜将他姓名拼错了。
　　
多萝西娅跟她的外婆一样非常爱漂亮，90多岁进了养老院后有一次我去看她，她道歉说：“哎哟，我还没上口红呢！”在她的心目中，富路德舅舅永远是英俊潇洒的。她去世后我把她两本回忆录复印了，寄给耶鲁大学神学院驻华传教士档案馆保存，请该馆将这两本回忆录同她祖父母的资料放在一起。后来多萝西娅的女儿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一些母亲前夫的文件，问我该怎办。这些文件的来历我是知道的。多萝西娅回忆录中提到：韩蔚尔的文件都在日据时期烧毁了，她1965年左右收到一位耶鲁大学研究生RobertKapp的信，说他看过韩蔚尔的文章，要找些关于八路军将领的事迹，问她韩蔚尔有没有遗稿，她突然记起1939年曾把一个皮箱托给住纽约的舅舅富路德保管，内有韩蔚尔1935至1936写给她的情书，提及红区的情形，此研究生居然在情书里看到他要找的资料。于是我建议多萝西娅的女儿把这些文件捐赠给斯坦福大学，该校的胡佛研究中心以收集中共早期文献著称。
　　

§富路德12岁到山东烟台，在一所为传教士子弟办的学校寄读了4年，同学中有后来很出名的剧作家ThorntonWilder和《时代新闻杂志》的创始人HenryLuce。他中学最后的两年适逢父母有例假，跟随父母到美国念书，入读其父母校威廉斯学院。毕业后从军，因当时美国已参加欧战。不到一年，战事就结束了，他到法国基督教青年会替华工服务，不久回北京在协和医院任职。1925年，富路德前往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第二年即开始同时授课，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1961年退休。曾出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亚洲学会会长。
　　
富路德退休后，邀请曾经和恒慕义（Arthur Hummel）编撰《清代名人传略》的房兆楹与杜联喆夫妇,与他合编《明代名人录》（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富路德因而荣获法国儒莲奖，房兆楹与杜联喆则因而得获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博士。我还记得洪业穿戴整齐高高兴兴地飞到纽约观礼，颇以这两位学生的成就为荣。富路德1981年终于再有机会与他的妻子来到久违的中国访问。
　　
富路德91岁去世后，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东亚图书馆小组通讯（CEALBulletin）上登载了一篇悼文，称虽然他不是图书馆员，但对美国东亚图书馆的发展很有贡献。还称赞他不但自己有许多著作，还乐意成人之美，譬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册讨论化学技术，《纸和印刷》分册则请钱存训写,富路德帮了他很多忙，所以钱存训把书送给三个人，头一个就是他；富路德1949年开始和钱星海英译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两年后钱星海无法继续，富路德孤军独斗把它完成。

富路德与钱星海英译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 （图片提供者：大王）　　

　　
富路德读中文的能力显然不太好，他在烟台上的中学是英国人办的，教学的目的是把孩子们送进牛津或剑桥，中国话连讲都不准讲。富路德第一本书《乾隆时期的文字狱》（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是博士论文改成的，1935年出版，前言里坦承得到袁同礼、马鉴、马准、陈垣、郑振铎、洪业等中国学者的指点。书出后雷海宗和郭斌佳分别在《清华学报》和《武大文哲学季刊》介绍，称许之余也指出他译文当中的不少错误。《中华民族简史》主要依赖西方人研究中国的资料以及华人的英文论者；其中经过层层过滤，但也恰恰因过滤，才能高度概括。也许因作者对中国与西域间物质与文化的交流特别感兴趣，而涉及这时段扎实的现成西文资料格外丰富，魏晋南北朝那一段竟占全书约五分之一。然而好的素描空白的地方虽多，线条若勾画得巧妙，仍可构成一幅令人折服的图像。
　　
富路德生长于一个开明而有浓厚学术气氛的家庭中，长时间思考各种文化如何交集和融汇，才写得出《中华民族简史》这部宏观历史。传教士的家族背景造就了他，但相信也是个交织着各种复杂思绪和情感的包袱，“路德”这名字大概宗教彩色太重了，他报英文姓名时习惯把“路德”略掉，用L.Carrington Goodrich。中文倒没有这个顾虑，因一般中国人见这名字不会想起基督教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反而会觉得“富”姓碍眼，仿佛是种炫耀。网上有时也将富路德作“傅路德”，是否他自己觉得不妥后来中文取用此姓？他一部分书信保存在哥伦布亚大学图书馆里，待考。
　　

文汇学人·学林 2015.5.15

美国早年汉学家富路德的家世

文/陈毓贤（旅美传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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