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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分别是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艾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及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他们是田野实验经济学这个新兴热门领域的创始人，他们大力推广的随机对照实验方法（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在很多领域都能获得应用，尤其在治理贫困的研究和实践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左至右：阿比吉特·班纳吉、艾丝特·迪弗洛及迈克尔·克雷默

早在2003年，班纳吉与迪弗洛就在MIT大学建设了贫困行为实验室，哈佛大学的克雷默则是他们重要的合作者。以这个实验室为基地，他们在世界各地开展田野实验研究，掀起一阵学术风潮，在顶尖学报上发表了数量惊人的论文。同时，他们对于穷人的研究也在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成为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迪弗洛在2010年获得了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班纳吉与迪弗洛合作的《贫困经济学》（中译为《贫穷的本质》）也成为了畅销书，获得了当年的高盛年度商业图书奖。
      
自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颁给实验经济学以后，实验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中的热门学科，诺奖也已经多次颁发给实验经济学家。而今年的诺奖，旨在肯定班纳吉等人在田野实验和政策检验方面的工作。他们将田野实验运用到发展经济学领域，研究穷人行为模式的细节，从而复兴了发展经济学。他们的大量研究告诉人们，在发展领域，关注政策执行的细节至关重要。
      
贫困问题已经困扰经济学家几十年。贫困至今仍然大规模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有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对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收效甚微，甚至起到相反的效果。有两派经济学家为此争论了多年，也没有取得多少共识。班纳吉等认为，过去对于贫困的研究专注于宏观框架、基本制度等方面，而对于穷人的行为理解太少。最终就导致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劳而无功。
      
穷人的行为模式往往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班纳吉发现，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在没有强迫或者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会做出明智的或者符合经济理性的选择。穷人看起来总是不断做出错误的选择，好像他们并不在乎一样，而这些选择使得他们陷入贫困陷阱无法脱身。实际上，因为他们的生活状态很差，理性能力受到约束，几乎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存在什么长期的考虑，满足当下的欲望就足够好了。这就是贫困的真相，也是美国主导的扶贫政策几乎都无效的原因。
      
就以食物为例。全世界处于“饥饿”水平的人群多达10亿，他们每天食物不足，营养不良，儿童受影响尤其大，成年人也因为营养不足而难以维持正常的劳动。但是，班纳吉等的研究又发现，食品消费只占农村极度贫困人口总消费的36%至79%。最底层人群并没有将极有限的收入都用于食物，提高全家人的身体健康。哪怕是印度最贫困村子里的村民，也会把总收入的15%用于宗教和节日庆祝。这是很多发展经济学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过去有一些经济援助采用直接给钱的方式，希望藉此提高贫困人群的营养。但是班纳吉等在摩洛哥的研究发现，营养不良的穷人在获得一笔意外资金之后，并没有将资金用于购买食物、提高全家人的营养水平，而是去买了电视机。研究者询问人们做出这种选择的理由。人们的回应很直接，孩子从小到大都没看过电视，现在有这个机会，当然首先满足孩子们的多年心愿。至于通过提高营养水平积累人力资本，最终赚更多的钱帮助家庭脱贫，他们想都没想过。
      
又早有学者建议，对于食物的补贴不应直接给钱，而应该补贴主食的价格。但是一些地区的田野实验发现，补贴主食后，人们对于主食的消费反而降低了。因为穷人把多出来的钱用于购买虾和肉这些较为昂贵的食材。穷人家庭平时很少能吃肉，有钱以后不是想着平稳地提高家庭的营养，而是先买肉吃个痛快。这再一次证明，对于那些非常贫困的家庭而言，如果有一些钱，他们也会优先选择味道更好的能量，而非更多的能量。
      
穷人的这些行为与华尔街投资者的行为有着天壤之别。社会干预发生的实际情景通常极其复杂，其中会涉及大量影响效果的因素。而且环境一旦发生变化，这些影响因素又很容易就消失不见。班纳吉等曾在论文中表示，因果关系若想生效，通常需要周围环境满足极为具体的经济、文化或社会结构条件。而以改变世界为目标的发展经济学家也需要深刻地认识这些穷人的行为机制，才能针对性地设计干预政策。目前来看，检验政策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最好方法，就是所谓的随机对照实验方法。
      
随机对照实验在医学中早已被广泛使用。医生将病症相似的病人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给予某种新药，另一组给予安慰剂，保持现状不变。一定时间后，将实验组病人的状况与对照组相比较，就能得出新药疗效的结果。而在发展经济学的随机对照实验中，研究人员同样随机地将某地区的村庄分为两组，一组参与者指定为实验组，给予某种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另一组保持不变。一定时间以后，将实验组参与者的行为结果与对照组参与者的行为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如此一来，就能了解某种扶贫政策在这个地区所能产生的效果。
      
人的行为非常复杂，可能受到环境、制度、宗教、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随机对照实验的好处在于，选择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地理上非常接近，其他潜在相关的制度、宗教、文化等因素也比较相近。实验方法有效地排除了外部干扰，从而能够比较明确地识别政策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关联。
      
当然，对于田野实验“外部有效性”的质疑一直存在。即很多经济学家怀疑，非洲某地获得的实验结果，搬到印度，是否仍然成立？班纳吉等坦率地承认，一次实验并不能回答一个政策或一个计划是否具有可行性。但他们尝试着做更多的实验，选取不同的地点或者不同的干预因素来进行实验。班纳吉与迪弗洛的实验室与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广泛合作，在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开展了数百个田野实验研究项目。
      
这些项目并不完全成功。但是无论成败，它们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一项干预政策不能普遍成立，那么田野实验至少为世界银行节约了大笔资金，避免浪费。而如果一项干预政策在各种不同环境下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它就能为发展经济学家制定政策指明方向。
      
所以，班纳吉、迪弗洛和克雷默的研究工作，在学术界和实践扶贫的社会工作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开展了大量脚踏实地的研究，掀起注重细节、注重实践的新式研究风气，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指出新的突破方向。虽然经济学界仍有不少人对他们的研究方法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没有构建出系统性的理论框架，甚至嘲笑他们不可能完全解决贫困问题，但是，他们的研究确实增进了我们对于贫困以及贫困所衍生出来诸多问题的理解。这些分散却重要的知识就配得上一个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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