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莫里森： 如何从南亚研究者转型为中亚历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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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莫里森

首先，让我们从您的学术兴趣谈起。在您的牛津大学官网个人介绍中，您将自己描述为“一位研究帝国和殖民战争的历史学家，尤其关注沙俄统治下的中亚地区”。您能否对这一点进行详细说明？您具体从事哪些领域的研究，又是如何对这些研究领域产生学术兴趣？
      
亚历山大·莫里森：我想我对帝国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我学术生涯的开端。一开始，我的研究更侧重于印度而非中亚。这一现象在英国是很普遍的，因为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有着很强的南亚研究传统，南亚语言的学习资源也相对容易获取。因此，我的本科和硕士学位论文都着眼于印度史。我对印度感兴趣的第二方面原因是我曾在印度的中学和大学任教一年。此外，如果追溯到更远的时候，我的祖先，即我祖母的家人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曾住在印度。正是这些因素激发了我的兴趣。
      
我在学校学习俄语的经历则涉及另外一部分家庭历史背景。我的父亲是路透社的驻苏联记者，也是一位苏联研究专家。他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俄语和法语，后任职于路透社。他在苏联工作了7年，并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担任莫斯科分社社长。所以我实际上成长于莫斯科，曾在那里生活了5年。因离开苏联时年纪还太小，我不记得太多事情。但印象中我的父母在家里都讲俄语。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我的父母鼓励我学习俄语。但一开始，我对此是抗拒的。一段时间之后，我意识到俄语是一门有趣的语言。现在我觉得在中学阶段学习俄语是非常幸运的一段经历。
      
当我决定攻读博士学位并投身学术事业时，我最初的研究兴趣是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我当时可以继续从事印度历史的研究，但印度史这一领域实际上非常“拥挤”，诸多成就卓越的学者在此领域耕耘。那么为什么我不去研究俄国殖民主义呢？我掌握俄语，不运用这一技能是很可惜的。我认为俄国最有殖民特征的地区是中亚，那是我一直以来在阅读旅行读物时深受吸引的地方。因此，我决定进行俄国中亚殖民统治与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对比研究，并以此为题撰写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
      
关于这一主题，最初的研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在俄罗斯接触到的人所引发的。他们坚称俄罗斯从未有过殖民政策，所有地区都是自愿加入俄罗斯帝国的。这与英国殖民主义不具可比性，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那么，检验以上说法的一种方式是进行系统的比较，判断二者是否具有相似性。事实上，我发现它们有着相当多的相似之处。显然，俄国的殖民政策也有其独特之处，与英国的殖民政策存在差异，但它们之间的差异绝不会大过英法两国殖民政策的差异。所以以上也是我对这一地区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还有别的原因？

      
亚历山大·莫里森：在上述几方面原因之外，我对殖民战争和军事史的兴趣与我在牛津大学的教职定位也有很大关系。我研究帝国已有较长时间，而近年来逐渐对军事史产生兴趣。对于后者的兴趣实际上是由前者引发，因为俄罗斯在中亚的统治方式基本上是军事统治。当时中亚地区大部分省份由沙皇俄国陆军部管辖，官员大多为俄军军官。虽然这在英国殖民政策中也很普遍，但俄国的军事统治更为体系化。如果你想要了解俄国的殖民政策，你必须要了解俄国的军队构成、制度文化、军官队伍、训练体系和相应的思想意识等等。我即将完成的最新著作名为《俄国对中亚的征服，1814—1907年：关于帝国扩张的研究》（The Russian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1814–1907, A Study in Imperial Expansion）。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军事史。我需要去研究燧发枪、枪支口径、不同火器的使用年份等细节问题。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在牛津大学的教职定位是研究战争和军事史。您可能了解过，在学术体系中，很少有学者获聘的教职定位是中亚历史。美国的大学数量更多、规模更大，所以还能见到有学者以中亚历史教学和研究为职。但是在英国，本科课程很少涉及这一领域。因此我在牛津大学的教职被定位为现代战争史。我在牛津大学为研究生开设军事史课程，同时指导这一领域的博士生。当然，牛津大学的同事们也乐见于我在中亚历史方面的专长和兴趣，因此我能继续在这一领域耕耘。
      
       

正如您的第一部专著《俄国在撒马尔罕的统治，1868—1910年：与英属印度的比 较》（Russian Rule in Samarkand 1868–1910.A Comparison w ith British India）书名所示，您在南亚历史研究方面着力颇多。据我所知，在英美学术体系中，南亚研究与俄国研究有着很大差异。您在从南亚研究者向中亚历史专家转变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什么困难？您如何体会英美学界这两个学术领域之间的差异？
      
亚历山大·莫里森：是的，的确存在一些困难。这两个领域有一些交集，其中一点是，波斯语对于这两个领域而言都是重要的研究语言。无论你想研究的是中亚还是印度的前殖民时代历史，波斯语都是这两个区域的官方语言。尽管也有一些次区域使用其他语言，但波斯语在两个区域内都是最有用的语言，尤其对于书面材料而言。
      
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有着很不同的文化。南亚研究者倾向于左翼，他们常常对东方唯灵论观点感兴趣。这一领域深受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从伯纳德·科 恩（Bernard S.Cohn）到后来的尼古拉斯·德克斯（Nicholas Dirks），他们都是专业的人类学家，在美国的南亚研究领域主导多年。而从事俄国研究的学者往往是冷战时期成长的学者，因此更倾向于右翼。当然，这种划分大致适用于30年前，现在已经过时了。但这一文化层面的分野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以人类学为例，俄国研究学者通常不注重田野调查，因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展开实地调研，也不被允许进入档案馆工作。所谓美国“苏联学”很大程度上是猜测工作。实际上，美国的苏联研究常常是在重复苏联学界所进行的各类研究，并完全依赖于从苏联获得的书面资料。与之相反，南亚研究者则可以实际访问对象地区，对英国殖民时期的行政统治史、财税史、军事史、农业史、社会史等子领域的历史进行大量开创性的研究。我对这些领域都有着很大兴趣。这些研究在60年代至80年代初已经完成。
      
俄罗斯帝国历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转变源自1991年之后原苏联各地档案馆的开放。学者们能够展开他们通常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才能进行的研究工作。这一进展与整个欧美历史学界自70年代以来发生的 “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相结合，促使第一代学者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一代学者中的大部分来自美国。他们有的前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有的前往塔什干，有的前往阿拉木图进行档案研究。他们探讨了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身份和宗教政治、贾迪德运动、伊斯兰改良主义等，而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文化问题。我要说的是，这一时期学者们很少也不愿去关注国家机构史、军事史和外交史，当时欧美学界的潮流并不关注这些议题。在我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时，我很想知道沙俄当局是如何在中亚征税的。但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研究，我只能自己探索。然而，在南亚历史领域，相同的问题可以通过查阅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典著作来了解。这一情况我认为在过去的15到20年间已有所改观，物质层面的历史研究开始复兴。可能是因为苏联历史学界关注的主题几乎都集中在物质层面，上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欧美学界对此有些反应过度。我们希望能打破这一局面，而现在我想我们已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现在有哪些机构还在延续着中亚历史研究的传统？
      
亚历山大·莫里森：因为中亚是一个偏远的地区，人口不多，对其他国家也不是重要的市场，所以很少有专门的中亚研究中心。尽管麦金德曾提出“心脏地带”的说法，但中亚并非世界力量的枢纽。因此，人们倾向于以从俄国或南亚切入（或像我一样兼具两个地区的研究背景）来对其进行研究，而很少有人从一开始便从事专业的中亚研究。同样地，这一情况也在发生改变。现在出现了如美国的詹姆斯·皮克特（James Pickett）和伊恩·坎贝尔（Ian Campbell）这样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在学术生涯伊始便获得了中亚历史专家的指导。
      
同时，像印第安纳大学这样的机构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乌拉尔-阿尔泰研究中心在内的印第安纳大学的相关机构均为冷战时期创立。该中心最初几乎是匈牙利科学院在北美的“前哨”。它聘任并培养了 一 批 语 文 学 家（philologist），而语文学研究的传统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后来，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邀请尤里·布雷格尔（Yuri Bregel）加盟。该中心在语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增设中亚伊斯兰文化研究。尤里·布雷格尔堪称是沙俄时代东方学研究传统的代表人物。在这一学术传统中，许多分支学科领域都要求掌握极为深奥的研究技能，需要通过类似苏菲教团道统（silsila）师承关系才能得到延续。谢赫（Shaykh）对弟子进行指导，弟子从谢赫那里获得智慧并进一步传达给再传弟子。这便是这一学术传统的传承的方式。
      
您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属于这一传统吗？
      
亚历山大·莫里森：我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其实并不属于这一传统。如果一定要说我归属于哪一“道统”，我想答案应该是剑桥大学南亚史学派。我曾得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以 及我的导师大卫·沃什布鲁克（David Washbrook）教 导。这种学术传统对于从事某一类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欧洲的许多科研机构，例如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大学、威尼斯大学，德国的哈雷-维滕贝格大学、波恩大学，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也都保留了这种源自19世纪的学术传统：研究中亚人民必须要通过他们自己的语言、使用他们所生产的一手史料来开展。如果你认可这一点，这就是你所必需的学术训练（语文学训练），否则你将无法阅读任何内容。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抱怨中亚研究的边缘化，但最为重要的不是学者在哪里接受或接受何种训练，而是他们最终产出的学术成果的质量。由于一些学者不了解中亚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他们的一些学术观点并不成立。例如，一些学者基于对伏尔加中下游地区的研究，为穆斯林与俄罗斯国家间的互动建立了模型，然后试图将其直接应用于中亚而不考虑任何存在的差异。我认为这是不成立的。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研究俄罗斯其他地区的学者总是把中亚看作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同质的地区。而那些专门研究中亚历史的学者往往又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学有所成。我认为这是目前存在的困难之一。
      

要想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中亚研究专家，全面掌握该区域的语言，你需要接受极为漫长而高强度的学术训练。只有少数人能够到达这一终点。以我自己为例，俄语是我的主要研究语言，同时我也能阅读波斯语，尽管还读得不够流利。但我不懂察合台语或其他突厥语族的具体语种，这就对我的中亚研究造成了一定限制。此外，主要研究语言为俄语的学者又与主要研究语言为汉语的学者在研究上存在鸿沟，鲜少有人能够贯通这两个领域。这一过程需要数年时间，但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是有限的。这时候我们必须怀念伟大的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他贡献了很多精彩的学术作品，却英年早逝。他花费了漫长的岁月来学习他所从事的研究需要掌握的语言，而最后这一努力因寿命的限制未能产出足够的学术成果。

英年早逝的哈佛大学中亚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
       

您如何评价中亚近代史领域近年来的发展？在您看来，目前英语和俄语学术界有哪些重要的发展趋势？您认为哪些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学术主题？

      
亚历山大·莫里森：我认为这一领域已接近成熟的一个迹象是，现在存在一些真正的学术争议。以德文·德维西（Devin DeWeese）为代表的印第安纳学派和艾迪布·哈立德（Adeeb Khalid）之间就中亚革新派问题（“贾迪德”）有着长期的争论。虽然我认为这在许多方面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它引发了更多争论而非思考。但也可以说这是学界走向成熟的标志。之前我们总是试图探究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等一些基础问题，而现在我们就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产生分歧。争论的根源在于，德维西等学者认为，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过度沉迷于革新派人士刊印的印刷资料而忽视了同时期的钞本文献。后者直到20世纪初对中亚穆斯林来说都更为重要。哈立德等学者则以革新派人士为时代缩影，认为革新派人士与现代民族主义叙事密切相关。这些人是值得研究的，他们可能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但他们是重要的。
      
罗恩·塞拉（Ron Sela）和斯科特·列维（Scott Levi）就18世纪中亚的时代特征也持有不同意见。那时的中亚处于停滞，抑或衰退，还是处于全球化之中？我想重申的是我不认为这是富有成效的争论，因为双方所关注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段。塞拉关注的是1740年代，那时纳迪尔沙的入侵使中亚陷入严重的危机，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列维则认为中亚的社会经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得到恢复，前往俄国进行的商队贸易规模逐渐增长。同时，与清朝贸易的发展导致中国白银大量涌入中亚。浩罕汗国占据地利而逐渐崛起。两种观点并非互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争论是学界走向成熟的标志，即我们已不再像早期的拓荒者一样开展研究。
      
此外，优秀的学术作品将依然出自专业的东方学家之手。今天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如保罗·萨托利（Paolo Sartori）、詹姆斯·皮克特，都曾接受过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训练。同时，我认为中亚研究钞本的收集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我想学界将越来越重视物质层面历史而非文化史的研究。这只是我的猜测，也许不一定正确。我们将看到更多更为细致严谨的中亚经济史研究，这一类研究目前极为匮乏。
      
那您认为这一领域是否存在一些挑战？
      
亚历山大·莫里森：我认为我们需要提防的一个挑战来自所谓的全球史。我是一名全球史怀疑论者。全球史可以有极为深入的研究，但那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首先，好的全球史著作必须有扎实而深入的二手研究文献为基础；其次，研究主题必须是真正意义上全球性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联系是客观存在的，是为当时的人们所认同的，而非后世历史学家强加的联系。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因为大多数全球史学家通常使用英语进行研究和写作，他们往往倾向于关注主要发生于英语世界的现象。我认为一些学者只是以全球史为借口，这样他们在研究世界历史时便不用费心学习各地的古代和现代语言。
      
斯文·贝克特（Sven Bechert）的《棉花帝国》（Empire of Cotton）一书中便有一例说明了这一倾向对中亚研究的危险性。该书与中亚相关的部分写得十分糟糕，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论证所依赖的二手文献是过时的。他认为中亚被征服是由于棉花危机，但他引用的几条论据都与这一论点相矛盾。全书观点围绕全球资本主义展开，认为棉花促成了帝国主义扩张，中亚便是一个例证。他引用了约翰·惠特曼（John Whitman）就1850年代以来中亚棉花问题所写的文章，以及茱莉亚·奥伯特雷斯（Julia Obertreis）的著作。对于被引著作与他的论点之间的相悖之处，他完全采取了无视的态度。如果仔细去阅读《棉花帝国》一书的后记，我们会发现他一共感谢了39位研究助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品质量很难得到保证。因此，中亚研究需要避免成为此类全球史写作的一部分。从事这一类研究的学者往往不了解中亚历史的脉络和史料，他们只是单纯地将中亚纳入全书以使研究显得更为完整。斯科特·列维即将出版的关于布哈拉危机的著作便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斯科特是一位真正的中亚史学者。在他的书中，中亚历史融合于早期的现代全球史。这是由真正了解该区域的人按照中亚研究应有的方式来进行的。我不清楚人们是否也以这种轻慢的态度对待俄罗斯或南亚历史，总之我们需要谨慎地看待全球史研究者对待中亚历史的方式。
      
此外，我认为我们也将看到学界对口述历史有更多的关注。这一趋势受到苏联史研究的影响。如果想要研究苏联后期历史，那我们需要趁亲历者在世期间立刻行动起来。这一点也驱动着很多学者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出于这一原因，你会看到更多的人开始进行苏联中后期历史研究。
      
还有很多挑战一直都存在，例如语言学习的严峻挑战和求职的挑战。正如欧美学界人士所熟知，教职的增减往往与本科生课程有关。所以中亚需要在本科课程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以带动相应领域教职的增加。当然，办法之一是撰写本科生能够真正阅读和理解的历史研究著作。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斯科特·列维撰写的关于浩罕汗国的著作便是我乐于向本科生提供的入门读物。其他的专著对于本科生而言可能有些晦涩而令人生畏。在牛津大学，我可以教授大量的中亚史。这一情况是我在二十年前作为本科生难以想象的。那时我只能在中世纪史课程上撰写一篇关于蒙古人的文章。现在我教授一门关于欧亚帝国的课程。这门课以早期现代全球史的研究为基础。在讲解关于欧亚大陆的课时，我们会讨论清代中国、莫卧儿王朝以及它们与中亚的交流。根据利 伯 曼（Victor Liebermann）的理解，中亚成为了将现代亚洲早期众多伟大的农耕帝国联系在一起的地区。这是一个例子。此外，我也在20世纪欧洲史的教学中引入了一点中亚史的内容。这听上去可能有些非同寻常，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中亚史嵌入到苏联历史中。我正在尝试开设一门关于沙俄边疆地区（包括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俄国革命史课程。这一课程的不寻常之处在于课程的阅读材料主要是俄文。如果有学生希望撰写一篇有关这一主题的课程论文，如果你想开展相关的文本研究，史料文献的英文译本的规模仍然是相对不足的。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学生并不掌握史料的语言文字。不过，我们的处境终究比五到十年前好了很多。我们或许可以在此基础上做更多工作。

采访/校对：施越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记录/翻译：马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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