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用了什么底本

霍四通文汇学人 2022-06-13

青年陈望道

陈望道先生是一代学术名家，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国内第一个全文采用白话文的完整译本，被公认为“中文首译本”（以下或简作“首译本”）。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陈望道的翻译并没能参照德文本，而是通过《共产党宣言》的其他语言译本进行的转译。隔了一层，有没有偏离德文本原意？翻译到底参照了哪些底本？多年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翻译学、党史等多个研究领域。不少学者根据对汉译本和日译本的用词对比统计，认为“陈译本依据1906年日文本是不争的事实”。（陈力卫：《〈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由版本的变迁看译词的尖锐化》，《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陈望道的翻译参照了日译本俨然已成定论，但究竟有没有参照英文本、多大程度上参照英文本，学术界却仍存在着不小的分歧。

| 争论的缘起及展开 |

争论首先缘起于陈望道在不同场合的回忆。陈望道晚年曾回忆说是“从日文本转译的，书是戴季陶供给我的。译好后，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设法出版。”（宁树藩、丁淦林整理：《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因为这个回忆没提到英文版，所以有学者据此怀疑甚至否认英文本为翻译底本。如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说：“由于陈望道自己的回忆没有谈到英文版，所以在多大程度上参考了英文版也不清楚。笔者对陈望道翻译时参照了英文版的说法存有疑问。我认为，即使参照了也非常有限。”（石川祯浩：《关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赵英译、童斌校，《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3期） “陈望道的回忆也没有提到英文版，所以他究竟是否参照了英文版，并不明确。”（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但仅仅依据陈望道晚年的一次回忆并不可靠，而且这次回忆经过了访谈者的二次加工，发表于陈望道去世之后，并不一定完全忠实于陈望道的本意。其实，陈望道早先在其他场合曾多次提到英文本。1959年1月，他在一次访谈中就说：“《共产党宣言》是在一九二〇年三、四月间从日文本参照英文本译出的（初版本在张静庐处可能有）。”（陈望道：《党的建立时期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周恩来去世后，陈望道亲自撰写悼念文章，其中写道：“有一次，周总理亲切地问我：《共产党宣言》你是参考哪一国的版本翻译的？我回答说：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英文。”（陈望道：《深切的怀念》，《文汇报》1977年1月15日）这个交谈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因为出自本人的手笔，可信度显然更高。陈望道这么说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或是对先前的说法的纠正和“矫枉过正”。据陈望道学生陈光磊说，陈望道生前曾多次提及这次交谈。陈光磊还曾告诉叶永烈（1990年3月8日），陈望道生前与他谈及，周恩来在五十年代问及《共产党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据英译本翻译。（叶永烈：《红色的起点》，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98页）

其次，争论也涉及到陈望道的教育经历和语言能力。因为陈望道是留日学生，所以过去不少学者因此认为日译本是当然的底本。但殊不知陈望道原本计划留学的目的地是欧美国家而非日本，他的英语也很好。近年学界虽然逐渐认识到这个事实，但仍有学者根据陈望道的教育经历，推测他的日语好过英语，因此日译本在翻译中更为重要：“陈望道的日语水平明显高于英语水平（其早年曾欲留学欧美而补习及进修英语，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行，而是去了日本留学，在日学习四年半左右并获学士学位），加之当时时间紧迫，所以陈望道以日译本为底本的可能性更大。”（方红、王克非：《〈共产党宣言〉中日首个全译本比较研究》，《中国翻译》2014年第6期）这显然有失偏颇。其他也有学者根据陈望道在《深切的怀念》中的表述，赞同英译本为主要底本，但在关于陈望道语言能力的表述上仍然存在错误。如：“文献显示，陈望道的翻译主要依据的是英译本，同时参考了日译本。他译本中大量的英文术语夹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的翻译对英译本的依赖，但就语言能力而言，他的日语能力一定要高出其通过自学而习得的英语水平，因此他在翻译时对日译本的依赖程度显然不能忽略。”（王东风、李宁：《译本的历史记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解读》，《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实际上，陈望道的英语并非通过自学，而是在国内经过系统的正规学习的。陈望道在上海一所补习学校补习英语，后来又入浙江之江大学专攻英语和数学。（邓明以：《陈望道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据陈光磊先生告诉笔者，陈望道的英语极好，和日语一样的流利，很难分出伯仲。他曾在病房里陪护陈望道，老师手不释卷，看的都是英语文献，阅读速度极快。

是否参照英译本的情况，最可靠的依据还得从文本本身挖掘。随着研究的深入，争论也围绕着译文文本本身展开。过去学者仅根据一些对词语的简单统计，凭直观的印象，就草率得出结论。石川祯浩、陈力为等学者实际上就是根据用词的高度一致这些表面现象提出“底本唯日译本”的论点。日本学者大村泉对此结论并不以为然，他指出陈望道译文纠正了日译本存在的多处错误，从而初步得出“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是以日译为蓝本，适当参考了英译而完成的。”（大村泉《〈共产党宣言〉的传播•翻译史概观》，《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6期）

要考察首译本的底本，一定要结合《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和日译本，进行三个译本的共时、对齐分析，否则就容易失之偏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陈望道译本不少名词的后面都用英文做了标注，因此过去有学者以此为据，说明其在翻译中主要参照英译本。如上引王东风、李宁一文就说：“译文中不少名词的后面都用英文做了标注，这是译本所据语言的一个最直接的证据。” 显然，这个结论忽略了日译本中也有英文标注、而且标注的词语高度一致的事实。“因为日译本也有英文标注，存在将日译本中英文注释直接平移到中文译本之可能。”“英文标注的高度一致只能说明，陈望道在翻译中将原来日译本中的英文标注原封不动移到了汉译本中，略去了一些国内知识分子已经熟识不需要再标注的词汇。”（陈红娟：《版本源流与底本甄别：陈望道〈共产党宣言〉文本考辨》，《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3期）

| 英译本重要性不能抹煞 |

只有立足语言的多个层面（从词语、句子结构到段落等，而不是单一的词语层面），对中日英三个译本的语言特征进行综合的比较，才能全面客观地评估英译本作为重要翻译底本的地位。正是基于这种范式的研究，目前学界基本上都认同陈望道的“从日文本参照英文本译出”的说法，“以日译本为底本参照英译本译出”成为党史和翻译学研究共同接受的观点，这是十分可喜的。

英文本在翻译中是极为重要的。日文本有不少漏译的地方，但在中文首译本中都被补出来了。如《共产党宣言》正文第169段（序号参韦正翔《〈共产党宣言〉探究（对照中、德、英、法、俄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的英译和中译比较：

The introduction of these philosophical phrases at the back of the French historical criticisms, they dubbed “Philosophy of Action”, “True Socialism”, “German Science of Socialism”,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Socialism”, and so on. （Samuel Moore英译）

在法兰西历史的评论上面，他们加上些“行为底哲学”“真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底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底哲学的基础”等称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陈望道中文首译本，第43页）

这一段日文本漏译，而陈望道译本将其译出，和第168段合为一段。这充分说明了英文本在陈望道翻译中的重要作用。

漏译的段落在中译本被补出的还有一些，如第193段的英译、日译和中译比较：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 antagonism keeps even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s they find it, does not as yet offer to them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They therefore search after a new social science, after new social laws, that are to create these conditions.

爾後、階級對立の發達は產業の發達と其步を並べたりと雖も、彼等が看取したる經濟上の形勢は、猶ほ未だ平民の解放を望むべき實力を彼等に示さざりき。（幸德秋水、堺利彦1906年日译）

后来阶级对抗，虽然和产业同时发达，按经济的形势，在他们看来，物质上的状况还没有到可以解放劳动阶级的地步。于是他们想找出新的社会科学，新的社会法律，好造出这种状况。（陈望道中文首译本，第49页）

这一段充分说明了中文首译本参考了英文本。第一，the material conditions在日译本中为“經濟上の形勢”（堺利彦、幸德秋水1921年的口语译本改译作“物質的條件”），而陈望道首译本译作“物质上的状况”，显然更为准确。第二，也是更关键的是，英译本第二句话日文本漏译了。（参《幸德秋水选集》第二卷，世界评论社1950年版，第262页）但陈望道译本将其完整译出来。堺利彦、幸德秋水1921年的口语本补译出来作：“ただ何らかの社會的の學問により、社會的の法則によつて、その條件をつくらうと試みた。”

陈望道在翻译过程中，最终也是参照英文本决定译文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文本中的翻译错误之处都一一得到了纠正：

to be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French, German, Italian, Flemish and Danish languages. （Samuel Moore英译）

英，仏，独，伊，Flemish，和蘭の諸語を以て茲に公けにす。（幸德秋水、堺利彦1906年日译）

用英，法，德，意，佛兰德，丹麦各国底语言，公布于世界。（陈望道中文首译本）

日文本中将Danish误译为“和蘭”，而陈望道译为“丹麦”。如果没有参照英文本，不可能会发现并纠正这个错误。日文本错译误译的地方，都一一得到纠正。这在过去的研究有不少都被指出来。如方红、王克非《〈共产党宣言〉中日首个全译本比较研究》：

中译本纠正了日译本中个别英文单词的拼写错误(如:生来的长上“Natural Superiors")，尤其保留了英译本中《哲学的贫困》一书的法语译名"Philosophie de la Misere"，但是该书的汉译名《贫困底哲学》明显受到了日译本的影响，尽管没有照搬日译本中的英文书名"Philosophy of Misery"。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译本是以日译本为底稿、同时也认真地参考了《宣言》的英译本而译出。

更进一步、更细致的文本特征的比较表明，陈望道是同时参照英日两个译本完成首译本翻译的，他力求综合两个译本的优点，很难说日译本和英译本中哪个译本更重要。我们仅举以下一段为例说明：

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公然宣言道：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呵!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练，得到的是全世界。（陈望道中文首译本，第55页）

段落中用了两个第一人称“我们”，这对应于日文本中的两处“吾人”：

共產黨は其主義政見を隱蔽するを陋とす。故に吾人は公々然玆に宣言す、曰く。吾人の目的は一に現時一切の社會組織を顚覆するに依て之を達するを得べし。權力階級をして共產的革命の前に戰慄せしめよ。勞働者の失ふべき所は唯だ鐵鎖のみ。而して其の得る所は全世界なり。

而英译本则采用完全不同的第三人称视角：

The Communists disdain to conceal their views and aims. They openly declare that their ends can be attained only by the forcible overthrow of all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Let the ruling classes tremble at a Communistic revolution. The proletarian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 They have a world to win.

显然，陈译本这里是采用了日文本的译法，使用第一人称“我们”，强化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英译本显得客观，但同时也产生了距离感。而从最后一句看，陈译本译作“他们的锁练”，这又是忠于英译本their chains的，语义上也更精确。对应的日译本是没有修饰语的“鐵鎖”。两位日译者汉文修养很高，此处“鐵鎖” 即“铁链”之意，语出《晋书·王濬传》“铁锁横江”典故：“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晋书》第42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09页）有时写作“铁索”。写作“鐵鎖”谈不上是误译，但字形上容易被误解作“枷锁”，所以陈望道改用了“锁练”。

英文本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某词、某句、某段，而是贯穿着《共产党宣言》全篇翻译的始终。就拿标点符号来说吧，日译本主要使用“、”“。”两种符号（还有少量的圆括号、双引号等），而陈望道译本则采用了和英文本几乎一致的新式标点符号。没有英译本的帮助，这是很难想象的（参霍四通：《〈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标点符号的使用及版本价值》，待刊）。而且不能忽视的是，陈望道知道日文本也是译自于英文本，所以决定选词造句的最终判断标准的也只能是英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主要依据英译本也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共产党宣言幸德秋水译本书影

陈望道首译本书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本）

| 同时参照，美美与共 |

翻译是个复杂的再创作过程，很难对参照哪个底本作量化的估算。“取予时适，去就有方”（汉·马融《长笛赋》），在整个翻译过程中，陈望道都是同时参照英译本和日译本两个底本的。其实已经有不少学者都阐明了这个立场。如王东风、李宁的文章说：“陈望道毕竟是一个学者，为了翻译的准确起见，也为了充分利用他精通日语的特点，他在实际翻译时是把英译本和日本翻译家幸德秋水和堺利彦1906年的日译本《共产党宣言》进行对照之后才慎重下笔的。”根据的是哪种底本，参照的是哪种译本，陈望道确实前后说法不一。这并不奇怪。陈望道之子陈振新的表述中也反映了这点矛盾：一是“我父亲跟我讲了，他是根据《共产党宣言》的日文版，再参照英文版来翻译的。”（韦彦义：《有所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纵横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页）又是“到一九二〇年四月底，陈望道主要根据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再参考日文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陈振新《陈望道与翻译〈共产党宣言〉》，载《〈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中华书局2011年版）之所以不尽一致也很好理解，因为确实很难衡量哪种底本更为重要。

为什么没参照德文本，仍然保证了较高的翻译质量，成为经典名译？这是因为陈望道先生参照的两个底本都是非常优秀的，同时参照，相映生辉，集中了两个译本的长处，做到了“美美与共”。

陈望道先生翻译所依据的英文底本是1888年由恩格斯指定的赛米尔·穆尔(Samuel Moore，1838-1912) 完成的。穆尔译本的特点是其权威性。恩格斯在1867年6月2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我解决了由谁把你的书译成英文的问题：这就是穆尔。他现在的德文水平能够毫不费劲地阅读海涅的作品，并且会很快地熟悉你的风格(价值形式和术语除外，这我必须大力给以帮助)。”(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4页)恩格斯指出：“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 只有一个人能完成这项任务，“就是赛米尔·穆尔”，他在致弗·阿·左尔格的一封信中还补充说：“他也正在做这件工作。第一节的译稿已经在我这里”。 (中央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页、第610页)

陈望道所依据的日文本《共产党宣言》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他们两人是日本最早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家。1904年11月13日，两人在《平民新闻》周刊（第53号）发表了从穆尔的英文本转译的日文《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未译)。1906年3月15日，堺利彦在他主编的《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刊登了《共产党宣言》全译文。当时幸德秋水在美国，由堺利彦以一人之力补译了早先略去未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这就是陈望道首译所参照的日文底本。

日译本的最大特点是严谨。因为考虑到《共产党宣言》是世界性经典作品，两人首先是要确保意思的准确传达，因此在字句上较为拘泥，措辞十分严密；在语言风格上，也使用了当时在翻译西方典籍时常采用的汉文训读体，呈现出和经典相称的庄重风格。因为汉文调的风格生硬，和口语脱节，所以幸德秋水后来说《共产党宣言》译文佶屈聱牙，晦涩难懂，连自己都看不下去，认为这次翻译是一次失败。（幸德秋水《翻訳の苦心》，《幸德秋水集》，改造社1929年版）但这是他谦虚的说法。实际上，日译本中的精彩之处俯拾皆是，可以见出两位译者当时的深思熟虑。如《共产党宣言》中“Bourgeoisie”一词，日本当时和中国一样，都还没有这个阶级。如果用现成的“中等市民”、“资本家”、“富豪”、“绅商”等译法，都难以确切表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谓“Bourgeoisie”之意。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时，经过反复磋商，将其译为“绅士阀”。“绅士”在日语中并不对等于“gentlemen”，其意思是“老爷”，可以代表与工农（日语中称“劳动者”）相对的中产以上阶级。“阀”则和“财阀”“军阀”平行，而且和法语词“Bourgeoisie”中的“oi”音节发音类似，可见是煞费苦心的。其实幸德秋水的大部分作品也都用训读文写成，十分便于中国、朝鲜等东亚国家的读者阅读。

正是因为有这两个优秀底本的互相参照，虽然不是对德文原本的直译，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仍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自1920年8月出版至今，中文首译本已历经了一个世纪的风雨洗礼，但其思想的光辉、语言的魅力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减却丝毫。首译本忠实传达了《共产党宣言》的精义，把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带到了渴盼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为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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