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己未日记》表述，百年前的1919年3月29日晚，在京教育部工作的他，是跟二弟周作人同往琉璃厂“德古斋”选购了东汉延熹元年（158）八月《刘平国刻石》拓本等三枚后，才与沈尹默、沈迈士、钱玄同、刘半农等十位学界同道，于前门车站附近饭店度过有意义的一天的。此后，他又对《刘平国刻石》拓本作了深入考释；在今国家图书馆藏《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中，就保存有他的系统考述与图像摹绘。

鲁迅摹绘辑校的东汉《刘平国刻石》

《刘平国刻石》位于新疆拜城县黑英山乡玉开都维村北约1.5千米博孜克日格（音作：伯什克勒克、博孜克日克）沟口西侧山壁，是为最邻近今中国西部边陲一方（两段）东汉摩崖，内容简述当年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率汉族工匠孟伯山等六人，在山口部位开辟由南疆去往乌孙栈道捷径和修筑工事功绩。因摩崖地处天山山麓，人迹罕至，虽历经千载风霜，始终处于与山石融为一体原始状态，近乎沉睡千七百年也乏人知晓，直到距今百四十年整的清光绪五年（1879）夏秋之交，督办新疆军务的左宗棠委派嵩武军提督张曜挥师平定阿古柏叛乱，为迫使沙俄归还被占北疆伊犁而重新探寻该天山孔道，才于非常偶然情形下发现了该千年金石，随后经随军幕僚、深受海派书画界领袖吴昌硕敬重的“苕上七子”和“湖州六才子”之一施补华率先验证不虚，拓本才经由张、施和之后地方官陆续流播内地金石学界，相关研究一时成为当初中外学术史上显学。

      
按照鲁迅著录拓本间光绪六年随军地方官徐桂丛跋语张曜惠赠云云，他入藏属摩崖发现之初早期善拓，可见鲁迅碑拓鉴藏眼力独到；尽管自光绪七年起已先后有潘祖荫、张之洞、赵于密、叶昌炽、锡纶、汪鋆、郑业斆、缪荃孙、盛昱、李文田、廖平、袁昶、褚德彝、张度、杨岘、罗振玉、樊增祥、徐郙、曾之撰、吴昌硕、李葆恂、杨守敬、王仁俊、沈塘、邓邦述、黄以霖、章钰、金蓉镜、杨锺羲、黄绍箕、程颂万、端方、潘震、田北湖、李晋年、徐树钧、王懿荣、费念慈、陆继辉、吴昌绶、刘继增、徐树铭、萧雄、李慈铭、王瓘、方若、李瑞清、潘飞声、邹安、邓实、徐乃昌、谢彬、王国维、姚茫父、邵章、王小隐、周大烈、王树枏等等众多金石、史地学者和宦游新疆官宦瞩目该碑拓，以《刘平国刻石》引申阐发史学、古文字和中外关系等议题，甚至还出现在曾朴、安文澜、费毓桂三人科考试卷上。
      
继鲁迅后关注《刘平国刻石》学者依然不乏其人，见诸题跋和著述尚有蔡守、吴湖帆、柯莘农、沈兆坤、吴士鑑、马衡、梁启超、陆和九、朱天农、许以栗、毛昌杰、储皖峰、黄文弼、陈修孝、胡小石、黄鸿图、陈承修、郑孝胥、唐景升、吴其昌、郭沫若、欧阳辅、郑文焯、李根源、姚虞琴、朱大可、杨宪益、杨震方、马雍、谢国桢、沙孟海、饶宗颐等。
      
《刘平国刻石》以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表明：早在东汉时期，至少天山南麓地区业已纳入我中原王朝版图并接受管辖和统治，并且当地很可能是南北丝绸之路之间一条重要联络通道。值得注意的是，清末，随着这一全新西域文物的浮现，并以拓本形式流传内地，不仅唤起海内学人长期学术鉴证，同时也引发东西方汉学界广泛行注目礼。特别清末新疆处于对东西方文化列强门户洞开无政府管理状态，海外汉学界甚至较之国人更早介入实地考察、拓制工作而捷足先登，领先一步，民国以前内地学人涉足访碑则几乎为零。在纷至沓来的外国探险家行列中，不乏法、英、日、俄和芬兰等国汉学家身影，他们就仿佛1925年鲁迅《华盖集》中杂文《忽然想到》之六开宗明义讽刺的那样：外国的考古学者们联翩而至了。
      
事实上，《刘平国刻石》被发现，一开始就伴随着清政府抵御英、俄等外部势力干涉、分裂新疆险恶企图，才不期而遇，目击碰撞出探索与发现学术火花的。鉴于新疆为英、俄等老牌殖民帝国争夺、染指中亚势力范围而欲分羹一杯重要枢纽，这时期频繁进出新疆甚至《刘平国刻石》所在地，打着各种旗号从事考察旅行探险队伍，或多或少都带有针对新疆进行政治渗透、军事侵略和文物掠夺意图的先遣队性质。只不过同时来华法国团队由相对纯粹汉学家任领队，日本考察所得也部分转交本国汉学家破译。所以，相对前者而言，法、日两国探险者研究目的较为单纯明晰。当然，他们盗掘、破坏中国文物性质、目的并未就此可改变与减轻，哪怕他们就《刘平国刻石》只求拓本而未加切割，没有像他们对待其他文物般运交华盖，浮槎海外；但这无非限于当年技术、运输条件不具备完取原石使然。只要为实现某种不可告人政治、军事和外交目的，他们依然会不择手段，铤而走险。沙俄就曾于19世纪末，不惜代价把位于帕米尔高原虽字迹漫漶且断成两截，却记载清乾隆廿四年（1759）清兵长途跋涉到此驱逐和卓木叛乱并标识中国主权领土范围象征纪功碑——《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河库尔淖尔碑》，强行劫掠以企图销毁历史证据，肆意篡改历史，不断扩张其领土边界划分向中国纵深伸展。至今，这一被抢劫到原沙俄的乾隆纪功碑原石，尚保存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博物馆内。就《刘平国刻石》而言，各国文化列强一开始似乎尚未意识到其重要性，或觉得它还未达到值得其为此大动干戈的时机，因而一直没将相关动手议题提上议事日程。
      
而在当年中国周遭西方列强对华虎视眈眈的政治军事格局下，尤其沙俄对我西北领土觊觎之心不死的收复伊犁危急关头，地处与俄交界天山南麓《刘平国刻石》被发现，显然增添了中国跟霸权邻国据理力争的斗争底气、勇气与举证信物。加之施补华贶赠拓本对象的内地金石学家，几乎都是在朝主张跟沙俄于西北领土主权上抗争到底，甚至不惜一决雌雄的主战派朝廷命官，因此，他们对《刘平国刻石》研究也格外上心，其成果既代表着学术界观点，更发挥着一定意义的政治导向作用。而在中国学人究问《刘平国刻石》同时，19、20世纪之交，其影响还通过上述涉疆海外探险考察团队对拓本的搜集和实地考察、椎拓，扩散到海外汉学界；这其中以法国和日本的研究开拓最为领先，研究能力与深度最为强劲。

在法国汉学界跟《刘平国刻石》的相关者名单中，保宁无疑属于名列第一的先驱者；虽然他根本不曾对它展开过探讨，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位拓本搜集“二传手”。但正是得益于这位来华法国金石学家的努力，才有了稍后杰出法国汉学家沙畹，作为最早西方学者释读《刘平国刻石》的学术开创之举，以及身为沙畹弟子的另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入疆从事西域考古之旅之际，专程慕名深入实地访碑。所以，我们理应承认保宁是法国金石学界就《刘平国刻石》发现和传播的先行者；而沙畹是就该石研究的启蒙者；伯希和则堪称对该石研究的实践者。

保宁

保宁，译音一作邦宁或博安，全名为夏尔-厄德·保宁（Charles-Eudes Bonin，1865—1929），1898到1900年受法兰西研究院下属碑铭学（一作金石学）与美文学科学院派遣远赴中国西部，开展继其1895年夏首度中国西南和西北考察后（该次滇、川、陇、宁、冀、外蒙古之行不曾入疆，参看王冀青《法国碑铭学院保宁中亚考察队研究》，2018年10月“北京大学丝绸之路文明高峰论坛”参会论文）的又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甘新之旅；正是在此期间的1900年初，保宁继1899年底离开敦煌后按计划经焉耆翻越天山抵达新疆首府乌鲁木齐。

鉴于当时重现于世的《刘平国刻石》广为人知卅个年头，拓本已然成为新疆官场馈赠贵宾高档文化礼品；加之保宁隶属法兰西研究院下属碑铭学院，《刘平国刻石》拓本跟《裴岑碑》和《姜行本纪功碑》这后两种汉唐名碑拓本一样，自然成了他受之无愧的重要礼品。（保宁取得《刘平国刻石》拓本的方式是市场购买还是新疆当局赠送暂不清楚，依照当年外国探险家到新疆都例行会受到清政府地方当局接待甚至慷慨馈赠包括《刘平国刻石》拓本的先例而言，他获得拓本的渠道是当局赠送的可能性更大。）随后包括《刘平国刻石》在内共10通碑铭拓本被保宁收入行囊带回法国，由碑铭学院接受，并委托法兰西学院汉学功底深厚的著名汉学教授爱德华·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鉴定并作考释。所以，严格地说，保宁只是一位设身处地到新疆但并未亲临实地对《刘平国刻石》进行访碑的拓本获赠“快递员”罢了。而他之所以未能成为真正研究者，主要取决于他不通晓汉语，尤其对以中国深厚文史功底为基础的汉学知识匮乏，从而使他对《刘平国刻石》的重要性茫然无知而徒有碑铭学院学者虚名。不过，正如以上我们评价的，作为拓本得以进入法国金石学界视野的可靠信使，保宁接力递送贡献依然值得肯定。
      
继保宁之后国际汉学界率先对《刘平国刻石》拓本加以细致释读的西方学者，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汉学巨擘，被公认为“欧洲汉学泰斗”的资深汉学家沙畹。
      
中国著名史学家傅斯年曾这样赞誉法国知名汉学家沙畹：“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参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这是因为汉学学科尽管初创于19世纪初期，然而局限于中西交通阻塞，法国汉学家们大多无缘来华作实地踏访。这种隔膜情形到沙畹、伯希和时代始有较大改观；被誉为“西方汉学第一人”的沙畹曾两度来华，在华北和中原地区开展考古调查，搜集过大量中国文物和碑帖。且早在1898年，他已在巴黎出版他首部有关中国金石碑铭学著作：《中国两汉时代的石刻》。当保宁出使中国，带回包括在新疆所得《刘平国刻石》在内西域和中亚地区石刻拓本，沙畹又凭借自己渊博的中国和中亚史地知识加以解码，终于在碑铭学院1901年2月8日学术报告会上，发表了他针对包括《刘平国刻石》拓本在内十种中国石刻研究报告；而以《关于保宁考察团考古学成果的报告》为题结案的讲演文本，则发表在《碑铭学院纪要》1901年卷第1期上，其中有关《刘平国刻石》的见解是这样的：
      
中国人抵御突厥族人的斗争史，还与发现于库车的第三块石碑连接在一起。没有任何中国金石学家曾经揭示过这块石碑，而正是保宁先生的拓片，才向我们展示了它的存在。碑铭的文字非常简短，也极为模糊不清，但还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人们可以从铭文中读到一个名叫刘平国（Lieou P’ing-Kouo）的人，他是龟兹（库车）的左将军，铭文的年代是耶稣基督纪元后的158年。我们据此可知，在158年，中国人仍保持着在库车的影响力。我们纪元的91年，功勋卓著的班超(Pan Tch’ao)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确保了这种影响力。

法国汉学家沙畹《中亚汉碑考》（1941年影印本）

      
随后，沙畹又以保宁所获十通碑铭拓本为基础，撰写正式学术报告《根据夏-厄·保宁先生带回的拓片对中亚十通汉文碑铭的考释》（简称《中亚十碑考》）。1902年下半年，包括《刘平国刻石》考释在内的该书已先行由抽印单行本形式问世。而值得提示的是，《中亚十碑考》问世同时，正是作为中国莘莘学子的费毓桂于科考应试卷面大发华夏今不如昔，“然未有兵力之盛，直达欧西……”感慨之际，这一中西文化认知落差现象着实耐人玩味，更发人深思。而沙畹则由于成功考释保宁汉文搜集品，和他在汉学领域一系列成就，于1903年2月20日顺利当选碑铭学院院士。虽然他跟保宁一样同样未曾涉足《刘平国刻石》现场考察；但沙畹在对拓本研究、价值发布方面，依然走在西方汉学家最前列，而且这也并不妨碍他的碑铭学研究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正如同他在汉学研究方法论上最突出贡献，是把历史考证方法引入20世纪汉学研究。这种考证方法来源于19世纪历史和科学主义，十分注重史料和科学考证，并以严谨著称，相当于中国清代“乾嘉学派”倡导的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法的学术流派。
      
沙畹《中亚十碑考》单行本传到越南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后，其弟子伯希和特地为该书撰写了书评。而正是这篇书评，不光标志着他首次关注敦煌莫高窟；同时，也为他日后进行中亚考察期间于1907年深入新疆拜城探访《刘平国刻石》奠定了基础。
      
民国卅年（1941），《中亚十碑考》被易名《中亚汉碑考》在华影印出版，这距其最初问世，已差不多过去近四十年时间了。
 

     
清末日本汉学家对《刘平国刻石》研究，同样伴随日本探险队西域之行获得拓本后展开；只不过法国汉学家所得拓本最初来源可能始于晚清新疆官方馈赠，而日本汉学家获得拓本渠道是本国探险队闻讯亲赴现场考察椎拓而来。
      
当年日本汉学界“京都学派”与沙畹、伯希和为代表法国汉学界“巴黎学派”遥相呼应。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别号湖南）等人更进而提倡师法清学，即按照当年中国学者传统治学方法与观念开展有关中国学问研究。为此，东洋史学者、考古学家富冈铁斋之子富冈谦三明治卅六年（即光绪廿九年，1903）八月廿八日致其挚友杉浦丘园函曰：
      
拜启：……今番别纸奉上的古碑文，前日亦曾略有提及，这回西本愿寺探险队在支那新疆阿克苏发现之物，是支那汉桓帝永寿四年（日本成务天皇八年）之遗物，是距今大约一千七百五十年前之物。西本愿寺尚未解读，赤松连城师嘱咐小生译读并考证，小生也正在进行种种研究。昨日特意将友人内藤湖南君从大阪邀来，二人百般尽力，已解读大致。不通之处，尚有不少，总之，想先摄影，二人一起研究。那样秘密贵重的物品，很难托给普通的写真师，百忙之中多有打扰，实在抱歉！想多多拜托您帮忙。……
      
这通日本学者间通信，可提炼出不少相关《刘平国刻石》学术信息。
      
首先，富冈谦三所得拓本，应是四个多月前同年四月八至十四日，以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为主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员深入《刘平国刻石》所在地访碑，并委托当地居民拓得两处摩崖共计七张拓片而迢迢东渡带回。
      
其次，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高僧赤松连城曾嘱富冈谦三研究大谷探险队捎回的《刘平国刻石》拓本；富冈为此特邀日本汉学界一代龙门，一年前的1902年曾去中国访学，跟中国晚清著名学人沈曾植、王国维、罗振玉等多有过从的京都学派重要创始人内藤湖南，专程从他任职《朝日新闻》社的大阪来京都，合力共同解析拓本文字内容。富冈和内藤彼此就拓本虽已观其大概，但感觉犹有待商榷推敲处。
      
再次，考虑到原拓本珍贵性，不宜反复折叠打开影响品相，不利于保护珍藏，富冈决定委托致信对象杉浦丘园代为助一臂之力。从信末谦恭措辞分析，估计杉浦丘园应是一位擅长写真技艺的高明摄影师。

风云突变，飞沙走石的新疆拜城县东汉《刘平国刻石》所在地山谷口外地貌

      
而通过收录在《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回复富冈便笺，能了解直到同年11月8日，内藤还在就富冈所作《刘平国碑考》涉及书法特征问题，提醒后者注意在适当论述中加以补充，互相探讨时间前后持续两个多月之久，且内藤似乎一直在思考跟《刘平国刻石》相关各种问题（参看朱玉麒《内藤湖南未刊稿〈龟兹左将军刘平国碑考证〉研究》，谨致谢忱）。
      
总之，如果说法国金石学界是以个体汉学家率先破译《刘平国刻石》并以文本结案成果加以刊布而居优先地位的话；那么，全盘接受中国汉文化染濡的日本学人，是以团体协同攻关形式后来居上，并且研究方案更加精细化，更接近中国传统金石学梳理方法，他们在《刘平国刻石》探索方面所下功夫，堪称跟晚清中国金石学人旗鼓相当，并驾齐驱。只不过日本汉学界获得拓本者相当有限，因而研究人员并不如中国本土学者来得多而逊色不少。
      
事实上，正当富冈谦三致函杉浦丘园之前的同年早春二月，晚清金石学家杨守敬针对端方藏《刘平国刻石》拓本作跋时，已提及“光绪辛巳（七年，1881），余在日本，潘文勤（潘祖荫）以此《刘平国碑》寄我。以其字泐，解太甚，约略识为治路之记，未尝详考也。”想必杨守敬早年未曾向日本汉学界透露有关西域发现东汉《刘平国刻石》消息。即便同为光绪廿九年张之洞门人、京师大学堂教授王仁俊，在壮游访学东瀛的二月和五月分别题沈塘（沈塘藏本系光绪廿七年[1901]秋李葆恂承让，见上海图书馆沈氏旧藏本间约光绪廿九年沈塘题跋）和端方藏拓本时，日本汉学界也还因大谷探险队尚未海归或收集西域文物尚未运回日本而对《刘平国刻石》浑然不觉。
      
综上所述，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日本汉学界是通过杨守敬或王仁俊题识才了解《刘平国刻石》的，他们更多可能还是由最初大谷探险队携归西域淘宝所得文物中获得的信息。鉴于该拓本珍贵性与稀缺性，仿佛也促成明治四十二年（宣统元年）和四十四年春大谷探险队第二、三次西域之行时，另两位队员野村荣三郎和吉川小一郎再次直奔现场施行椎拓，共计带回日本约廿份拓本，这是据其日记等记录在案资料盘点的最终数目。

学林（2019.12.13） | 东汉丝路摩崖《刘平国刻石》——在清末的发现与汉学家们的拓本研究

陶喻之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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